篇一：人世间故事征文高中

来自同村发小的真情表露，勾起了多少儿时的记忆啊！

我出生在黄河岸边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山村，偏僻而又贫瘠，有深沉浑厚的黄土地，有曲曲折折的沟沟坎坎，有漫山遍野的绿柳桃红，有朴实无华的窑洞土炕。落日余晖下，是母亲与土窑的交相辉映，是父亲荷锄而归与人隐约的欢声笑语……

家乡的窑洞，是故乡的一大特色，坐落在晋陕交界的黄土高坡上，背靠大山，与陕西隔河相对，星星点点的窑洞分布在山腰间。我家的两孔窑洞，位于山坡下一个小山坳里，如果不是山坳的杂草丛生挡住了视线，放学的路上，便能远远地看见，但我知道，家就在那里。门前那棵饱经沧桑而经久不衰的老槐树，春去秋来，寒来暑往，坚定地矗立在那里，不惧风雨，无畏日晒，默默地守护着窑洞的一切。

我家世代为农，父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一辈子与黄土为伴，与锄头作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父亲忠厚老实，承其父业，把种地作为毕生追求的事业，一生都在春播、夏种、秋收、冬藏中度过。但是父亲粗糙的手不仅拿得了锄头，也握得了笔杆。父亲写得一手好字，潇洒飘逸，每年的春联，都是父亲亲自创作，然后拿着毛笔一挥而成。农闲时，村里总有人找父亲代笔写信，村委会的一些文字工作也由父亲代为承担。而且父亲是村里的会计，小时候经常看到父亲拿着一堆厚厚的账本，手指在算盘上拨弄来拨弄去，发出整齐而清脆的噼啪声，现在磨得发亮的算盘已经成为家里的老物件，每当拿出来，父亲总会得意洋洋地给我们演示一番。村里人有时跟父亲打趣道：“你这么有文化，当农民真是屈才了！”二十多年过去了，父亲早已和这片土地融为一体，鸡鸣即起，扛起锄头，轻盈的脚步丝毫看不出昨日的疲惫，远去的背影，轻松而稳健，乐观而坚定。

与父亲的倔强截然相反，母亲温良贤惠，宽厚仁慈。小时候，家里不宽裕，一家人共同挤在一张土炕上，半夜醒来，常常看见母亲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纳鞋底、织毛衣、做针线。冬天下雪了，上学的路崎岖不平，于是母亲在前面扫雪，我们跟在后面，沙……沙……沙……看着她凌乱不堪的头发和单薄的身躯，我的眼里湿湿的，心里暖暖的。小时候调皮，我和老二经常打架，总是惹得父亲为之恼火，这时母亲就会用她温暖的怀抱和柔和的话语扫除一切阴霾。母亲的爱像涓涓细流，沁人心田；父亲的爱像身后的大山，坚实可靠。他们相濡以沫，共同撑起我们这个小家。

我家姐妹四个，我排行老三，这在当时重男轻女的农村，很不受欢迎，没有儿子，成为父母一辈子的遗憾。小时候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四个女儿，能有啥出息，长大了随便找个人嫁了就行。”但是父母告诉我们“不蒸馒头也要争口气”，“只要你们愿意读书，就是砸锅卖铁也供！读到哪，供到哪！”但我心里明白，这是父母的一个痛点。因为家里贫穷，供不起四个孩子同时读大学，为了减轻负担，两个姐姐主动要求读了中专，希望早点毕业扛起家庭重担，把上大学的机会留给了我和妹妹。因此，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就埋下了一颗种子，我要出人头地，走出大山，为父母争光。

漫漫求学之路，虽然艰辛，但谨记“不蒸馒头争口气”。小学村里条件简陋，只有一间教室，一个老师轮流给三个年级上课，虽然上课秩序混乱，但是小学的记忆是欢乐的。初中去了镇上读书，当时的学校在南山寺庙里，学校里住着和尚，读书声、撞钟声、念经声交织在一起。由于路途较远，被迫住校，自己携带干粮和小米（去了学校换成饭票），条件很苦，十几个孩子挤在一张不大的炕上，半夜上个厕所回来便没了地方，三餐是稀饭配干馍馍，尽管每个礼拜父母会给五块钱的零花钱，但是等周末的时候，五块还是五块，一分都舍不得花。父母总抱怨说，“该吃就吃，不要节省，你们只管读书，其他的啥也不用操心。”但我知道，每一分钱都是父母的血汗钱。为了让我们专心读书，父母几乎不让我们下地干活，每次看到满身泥土，灰头土脸的父亲下地回来，我心里就暗暗下定决心，必须加倍努力，才对得起他们的付出。在父母的期盼和自己的努力下，我一路向前，过五关斩六将，不论是寄人篱下的卑微还是独自在外租房的心酸，不论是炼狱般高考熔炉的洗礼，还是考研路上的重重难关，抑或公考征程上的层层障碍，都化为我前进道路上的动力，赋予我勇往直前的勇气和力量，成为我一生宝贵的精神财富。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转眼间，父母已由青丝到白发，皱纹也悄悄爬满了额头，我也由女孩变为人母，离开了父母的怀抱，独自翱翔。但不管我走得多远，飞得多高，父母依然是我最坚强的精神后盾，那个小小的窑洞依然是我最温暖的港湾，那片黄土依然是我最深的牵挂。

多少次梦回故乡，静坐在自家门外的石板凳上，看着黄河静静淌过山湾，润入田地，青绿的河水静得让人忘记她的存在，每当星空夜下，微风拂过，吮吸过那水汽的孩子，都知道，她还在那儿。

篇二：人世间故事征文高中

我家老屋门前的一棵榆树，生长了快30年了，却只有碗口粗细。虽然现在已是人去屋空，但是每次回到团里，我都要去老屋看看。抚摸着榆树粗糙的树干，我的心里总是会泛起阵阵涟漪，感慨时光的流逝，感慨生长的艰难。

打小起，在我的心里，最崇敬的树就有榆树，究其原因，就是她的顽强、遒劲。所以，我中学时就给自己起了个笔名：榆杨，一是因为喜欢这两种树，二是暗合我的姓氏（鲜）笔画拆分之谐音。

论外形，榆树是不能和白杨树相提并论的，她没有白杨树的高大笔直；论味道，她没有沙枣花的香气袭人。但这丝毫影响不了我喜欢她的热情。因为她自有她的古朴和踏实，就像我故乡的老邻居，一个个皮肤黝黑，外表粗糙，却是那么亲切，憨厚中透着真诚。最为可贵的是，他们不挑环境，随遇而安。在艰难困苦的年代，她帮助很多人渡过了难关。春天的榆钱是沾着雨露的美味。夏天榆树叶子捋下来吃虽然有些苦，同样也能果腹。到了最后，粗糙的榆树皮磨成粉，也能捱过一个个饥饿的日子。穷尽一生，倾其所有。这一点，和伟大的母亲何其相似。我想，如果把榆树比做母亲树，一点也不为过。

记得小时候，我的家在距离伊宁市10多公里外的一个山沟里，父母和一群煤矿工人一起，用很原始的方法在煤矿里挖煤，工作艰苦而危险。后来据说是煤矿挖到了透水层，无法继续了，这个叫做六十一团煤矿的单位便整体搬迁回了远在80多公里外的团辖地域。由于没有更好的安置地可选，团里便划了一块荒无人烟、遍地石头疙瘩的戈壁滩，算作是安身立命之处。于是六十一团便多了一个叫做园林二连的番号。那一年是1979年，我刚上小学。

既然是叫做园林二连，自然不能徒有虚名。作为老革命的连队干部，父亲和大家一起，冒着炎炎烈日打土块、盖房子。然后是植树造林，开荒造田。包括母亲，还有和母亲一样的女人们，她们挥汗如雨的样子，我敢肯定今天的“女汉子”见了也会自愧不如。一晃40多年过去了，父辈们的汗水浇灌出来的戈壁滩变成了“花果山”，成片的果园充满生机，春天是一片花海，夏秋果实累累。园林二连也成了全团最富的连队，作为军垦二绿色作文网代的“保疆”“卫国”们都开上了崭新的私家车，住进了漂亮的楼房。

那些当年栽种的老榆树，枝繁叶茂地守护在果园周围。

或许正是由于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在新疆很多地方便有了榆树的传奇，伊犁更是不胜枚举。记得很小的时候，六十一团的团部大街上就有三棵相依相偎的大榆树，可谓高耸入云、遮天蔽日。最大的那棵，三四个人才能合抱。据有文化的老人说，这是左宗棠当年收复伊犁时栽种的。夏天的时候，借着它们的阴凉，人们聚集过来，竟成了一个袖珍的集贸市场，瓜果蔬菜，冰棍冷饮，应有尽有。久而久之，大榆树又成了地标，六十一团的人区分方向，以大榆树为参照，住在十连的人会给外人介绍说，过了大榆树往东，一直走，就到我们连了。而房建队的则会很自豪地告诉你，到了大榆树，就到我们家了。可见，大榆树在六十一团人的心中是多么重要。可惜，由于年老体衰，加之缺少管护，上世纪末，三棵大榆树相继枯死，最终成为人们心中永远的记忆。

因为有着根深蒂固、材质坚硬、枝叶丰满、抗旱耐涝的特征，新疆的蒙古族、锡伯族和哈萨克族人，也都视榆树为神灵。很多地方都能看到系满了红丝带的古老榆树，饱含着人们祈福上天庇佑和对亲人的美好祝福。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修建212省道的过程中，过雅马渡大桥后，路中央有棵巨大的榆树，传说是哈萨克族人的救命树，树上系满了五颜六色的布条。为了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筑路工人没有将它砍去，而是留在了路中央。路到此处，一分为二，然后合二为一，继续前行。后来因为连续出现交通事故，伊犁巩留县政府多方征集民意之后，移走了这棵具有传奇色彩的古树。

去年夏天，父亲去世了，埋在旱田山。怕父亲太孤独，哥哥在野外选了棵榆树栽在坟前。怕牲畜啃食，又用细长的树枝扎捆包了一圈；怕干旱，抽空就用车拉几桶水去浇灌。父亲去世一周年的时候，我们看到榆树枝繁叶茂，甚至比有水源的树还要繁茂。哥哥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我从未听他表达过对榆树的溢美之词，但是我想，既然他选中了榆树去陪伴父亲，在他的心里一定有着和我一样喜爱榆树的理由。这就是骨肉亲情的心有灵犀吧！

篇三：人世间故事征文高中

在我的记忆中，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十二团（现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七十一团）可谓是人丁兴旺。每个连队都办有学校，其中，四连学校教学质量和管理都是最优的，学生最多时有近400名。

那时候学校条件艰苦，教室里红砖铺地，坑洼不平，学生上课坐的长条凳吱吱作响。尽管如此，校园里却是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白杨挺拔、鸟语花香、书声琅琅。刚恢复高考时，学校里考上了好几个中专生，吃上了商品粮，在连队很是轰动。

记得那时，父亲对我期望很高，可我学习不够用功，没能考上高中，让他很难过。父亲说：“不好好上学那就劳动吧！”就这样，高中落榜的我，报名参加了连队支农队。

难忘我的打工生涯，说是打工，其实就是待业时在连队稻场、大田劳动的那段时光。

夏收时节，连队的稻场上歌声嘹亮、人声鼎沸，我头顶火辣辣的太阳，光脚站在晒得烫人的麦堆上，抡着十多斤重的大方铁锨与队友们汗流浃背地装麻包。一天要装三四百条，把一座座小山式小麦，装成了一条条排列整齐的麻包阵。往团部送粮的大卡车挂着拖斗跑个不停，开车的司机们个个牛气十足。车一停，我和队友们喊着号子，光着膀子，扛起一百多公斤重的麻包，踩着木跳板挪步式的往大卡车上装粮，豆大的汗水滴满了跳板，有好几次被散落在跳板上的麦粒滑倒。顾不上矫情、喊疼，又咬着牙爬起来接着干，最多的一天能装几十车，直到日落西山。一天下来，整个人累得虚脱了似的，不少队友打了退堂鼓。母亲和父亲看着又黑又瘦的我也十分心疼，劝我别干了。可我不想放弃，那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一个夏天下来，我的身板壮实了许多，领了几百块钱的工钱。这在当时可是好大的一笔收入呢。

到了秋天收获的季节，我又忙碌起来。连队一万多亩地，有七八千亩种的是玉米。一望无际的条田里堆满了一堆堆等待拉运回稻场的玉米。每天天蒙蒙亮，连队的大喇叭就响起了连长呼喊的上工号子。没工夫赖床，揉醒眼睛，穿上棉衣，一路小跑跑到连队俱乐部门前集合。在纷乱的人群中，快速找到去条田拉粮的拖拉机，跳上车斗，在坑坑洼洼的机耕道上，在连队阿姨们的惊呼声中，向着条田驶去。

到了条田，我们两人一组轮流站在不停跳动的车斗上，把几百条麻袋均匀地码放在每个玉米堆上。连队的阿姨们手中不停地装着麻袋，一会工夫就走出了好远。装车时，我与队友们脚踩着地里厚厚的寒霜，在泥泞的玉米秸秆行间，在拖拉机不紧不慢的行驶中，小跑着把一袋袋装好的麻袋用力甩上车。装着玉米的麻袋能在车上垒起20多层，在通往稻场的路上，远远看去就好像是一座移动的堡垒。

那时，我和队友们天不亮就下地，天黑透了才收工，一天工钱10元钱。每天夜晚回家，手脚冻得通红，经常出现撕裂的伤口，一碰水，钻心地疼。

有一次，我们正劳动着，天就下起了大雪，汗水和着雪水，浑身湿哒哒的。大家就在地里用玉米秸秆生起了一堆篝火取暖，烤烤湿透的手套和鞋子，吃着各自家里带的干粮。那一刻，我忽然有了一种“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伤感。眺望着远处连绵的雪山，不自觉地流泪了。

后来，看着同学们一个个考上大学，我羡慕极了，又重新拿起了书本，走进了农广校的校门。看到我开始学习了，开拖拉机上山拉煤的父亲打心眼里高兴。下班后再忙再累，也要为我炒上一盘我爱吃的番茄炒鸡蛋。在父亲的鼓励和支持下，我先后自学完成了高中和部分大学的语文课程，还开始尝试写一写文章，向报社投稿，成了一名文艺青年。

记忆最深刻的是时任十二团教育科科长杨锡庆先生对我的关心和帮助。听说连队有一位爱学习的小青年，杨科长特意找我去谈心，嘘寒问暖，在之后的学习道路上给予我很多指导和帮助。

难忘十二团宣传科的郭老师对我的悉心指导。郭老师是一位转业军人，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干练，在部队、团场写出了一篇篇令人称赞的好文章。得知我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小文章，郭老师非常高兴，托人捎信让我到团部宣传科帮我改稿。收到郭老师的来信，我激动地一夜难眠，第二天一大早，便骑着自行车带着手稿，去团部宣传科见了郭老师，听他为我上了一堂“写作课”。

郭老师还经常赠给我《新闻与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