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母异父的兄弟,母亲离世后,这个兄弟有权继承异常吗,详细请阅以下情况,求解答!

《婚姻法》第29条规定:“由兄、姐抚养长大的有负担能力的弟、妹,对于缺泛生活来源的兄、姐,有抚养的义务。”1984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6条规定:“由兄、姐抚养长大的有负担能力的弟、妹,对丧失劳动能力、孤独无依的兄、姐,有抚养义务。”一定范围内的亲属是否具有抚养义务应根据条件而定,父母子女之间、夫妻之间的抚养通常是无条件的,祖孙之间、兄弟姐妹之间的相互抚养则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弟、妹对兄、姐的抚养要具备以下条件:
1)弟、妹有负担能力;
2)弟、妹是由兄、姐抚养长大;一般是指弟、妹在未成年时,因父母死亡或者父母无力抚养而由兄、姐抚养长大成人。
3)兄、姐缺泛劳动能力又缺泛生活来源。主要是指兄、姐年老体弱,缺泛劳动能力;兄、姐患有严重疾病缺泛劳动能力;兄、姐无配偶、无子女或其他赡养人,或者配偶、子女先于他们死亡或者无力赡养;兄、姐没有退休金或养老金又没有储蓄和其他经济来源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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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情同兄弟姐妹、有时客串“心理医生”、有时扮演“法律讲师”……一名优秀的调解员,经常以不同角色出现在各个矛盾纠纷的调解现场,成为百姓心中的“解语花”。在过去这大半年里,拱墅区米市巷街道米市社区调解员钟雪勤当起了“家长”,牵手一户特殊家庭,为有着智力缺陷又遭遇飞来横祸的三兄弟解决了一件又一件棘手的麻烦事儿……

米市社区三官弄有一户很特殊的家庭:家里只有三兄弟,55岁的王强是老大,智力三级残疾;老二王成虽然能够自理生活,但因基础病严重身体较弱;最小的老三王伟也已51岁,智力四级残疾。三兄弟早年丧父,母亲在7年前离世,除了与他们父亲同母异父的小叔隔两三个月来看他们一次,三兄弟再无人看顾。王成为了有口饭吃,总喜欢干些偷鸡摸狗的事情,经常被抓;老大、老三则靠着补助金等勉强度日。

谁知屋漏偏逢连夜雨,船破又遇打头风。一场车祸,让三兄弟原本就困难的日子雪上加霜。2021年年底,王强骑电瓶车出门,被一辆闯红灯的小轿车撞倒,当场送医。王强住院后,70岁的小叔表示自己没有能力也没有精力照顾他,遂以“侄儿是智力残疾”为由找到社区要求救助。老人找到社区时,情绪十分激动,米市巷司法所立马派驻调解员钟雪勤前去安抚,同时安排值班律师一同介入此事。钟雪勤了解到,王强的伤势十分严重,如果不截掉受伤的小腿,很可能会因感染有生命危险。然而,以这户家庭目前的情况,根本无力支付手术费用。于是,钟雪勤和社区工作人员一起,前前后后一共跑了8趟医院,和医院反复沟通王强一家的特殊情况。最终,医院同意先行垫付手术费用。经过截肢手术,王强的命总算是保住了。

和事佬上阵 当起“一家之长”

医疗费用由谁来出、与交通肇事方的责任怎么分、兄弟三人以后的生活如何保障……随之而来的一系列问题都亟待解决。钟雪勤搓了搓手,决定当起这“一家之长”,逐一解决问题。

钟雪勤主动与肇事方、交警方取得联系,值班律师根据交警的事故责任认定书代为拟定了调解协议,再由三兄弟的小叔出面签字确认。但由于车险保险需要先行垫付医疗费用,有了医院出具的发票才能处置,车祸赔偿款也因此迟迟没有到位。“医院再催也没有办法,我没有那么多钱!再说了,万一报销不回来呢?”三兄弟的小叔拒绝了垫付方案。钟雪勤只得另寻他路,与民政部门联系后,发现王强是一家民政福利企业的员工,每月能领到1300元左右工资,因此无法纳入低保范围。经过一个星期的多方寻找,钟雪勤找到了这家企业后勤留守工作人员的电话号码,经询问得知,企业早已停工。因为是福利企业,员工工资以政府出资支付为主,根本没有能力支付医疗费。事情又进入了死胡同。想来想去,钟雪勤只能硬着头皮再次联系上三兄弟的小叔,询问三兄弟是否还有其他亲属。小叔回答说:“没了,他们妈妈去世后,没人管他们了,连他们妈妈在银行的存款也没办法取出来。”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钟雪勤觉得,这笔存款就是个突破口,“这是母亲留给他们的遗产啊,能取出来的话,就能解燃眉之急了”。

在社区民警和当值律师的帮助下,钟雪勤终于查询到了这笔遗产的下落,一共有57000元,刚好能够支付王强的医疗费用。但是,存款的所有人已经不在人世,要取钱也是一波三折。钟雪勤多次跑银行、派出所以及民政部门咨询,了解到以三兄弟目前的状况,需要先确定监护人才能遗产继承。那么,谁来当三兄弟的监护人?问题又回到了三兄弟唯一的亲属——小叔身上。“我自己都七老八十了,怎么当他们的监护人?”对于钟雪勤提出的新方案,三兄弟的小叔一开始明确拒绝,要求社区派人去照顾三兄弟,认为政府应该为重点帮困人员托底。为此,钟雪勤和律师多次上门“亲情喊话”:“政府托底毕竟是最后一步,三兄弟各有各的缺陷已经十分可怜,在这世上只剩下你这么一个亲人,亲情始终是无法替代的啊!”小叔的态度逐渐转变。一个多月的沟通终于奏效,小叔点头同意做三兄弟的监护人。今年5月,三兄弟的小叔在律师的帮助下签署了司法确认书,并在调解员、社区、派出所的见证下,在法院确定了老大和老三的合法监护人身份。老二王成也签字同意先动用母亲的遗产来救治大哥。一番操作下来,手术费用顺利结清。

王强出院后,钟雪勤再次联系上肇事方和保险公司,提交了相关的票据。随后,保险公司将40万赔偿款转账到位。身为三兄弟的监护人,小叔代为保管这笔钱。案子结了,事情还没了。为了三兄弟的后续生活,钟雪勤又开始询问走访,终于找到了一家合适的康复医院,王强每个月领到的工资支付住院费用后还能余一些。

近日,经监护人小叔同意后,钟雪勤为王强办理了长期住院手续。老二王成自理能力尚可,可以独立生活,社区平时帮忙看顾一二。老三王伟搬去与小叔一起居住,父母留给三兄弟的房子拿来出租,租金用以支付三兄弟的日常生活费。就这样,三兄弟的生活都有了着落。“家长”钟雪勤也长长舒了口气。

(来源: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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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醒年代》的刷屏让陈延年、陈乔年走进公众的视野,他们是陈独秀先生的两子,为了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一部影视剧让两位革命志士的形象鲜活而饱满,与现实不同的是,剧中的延年、乔年与父亲的遗憾得以圆满,编剧弥补了陈独秀先生一生的遗憾。

“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是那一代革命人对家国最深沉的浪漫。

陈延年、陈乔年是陈独秀最大的两个孩子,他们亲眼看着自己的父亲为革命事业奔波。

在外人眼中值得敬重的陈先生,兄弟二人对他是又爱又恨。幼年的两兄弟上过旧学堂,接触过新知识,父亲时常在外奔波,他们二人与温柔的母亲朝夕相处,也正是因此他们后来才无法接受自己的父亲背叛了母亲与小姨重新组建了家庭。

1915年,兄弟俩离开了生活多年的故乡,来到了纸醉金迷的大上海,当时他们与父亲的矛盾日益加深,陈独秀希望兄弟俩独立,而兄弟俩为了争一口气也不愿意接受父亲的帮助。

在他们的眼里父亲犹如一个伪君子,他背叛家庭还满口空话。初到上海的两兄弟,干过粗活累活儿,见过了世间冷暖。即使就着白水下馒头,他们也不愿意与父亲多加来往。

后来两兄弟先后到北京、上海求学,与父亲渐行渐远,直到他们兄弟二人被害身亡,与父亲都没能好好促膝长谈承欢膝下。

1919年,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兄弟俩双双赴法,并在法国实现了自己的思想转变,接受并坚定维护马克思主义。

在他人眼中的延年、乔年两兄弟,不讲究吃穿,不爱好玩乐,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恨不得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革命事业中去。

1927年,上海爆发反革命政变,残忍的国民党将无数能人志士诱捕,并对他们的施以极刑,希望从他们的口中套取党的情报,延年为救同伴不幸被捕。

铁骨铮铮的共产党男儿,并不惧怕这些残忍的手段,并在敌人要求其下跪时,坚决不跪,惹怒行刑官被折磨致死。蒋介石还下令,不允许人来收尸,尸体都投入黄浦江。

曾跟哥哥相依为命的乔年此时与妻儿同在上海,听到哥哥牺牲的消息时悲痛不已,秘密联络同志追随哥哥的脚步继续革命。

本是隐姓埋名默默潜伏,没想到被叛徒告密,无奈暴露。在哥哥遇害后的一年,乔年也被敌人折磨致死,留下一句“让子孙后代享受千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时年26岁。

陈家二子都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了革命,在青年人最好的年岁,相继牺牲。《觉醒年代》中,他们二人的回头让观众饱受震撼,对革命者的崇敬油然而生。

小弟陈松年接连处理了两个哥哥的后事,却还要瞒着母亲和奶奶,伪造哥哥们的笔迹写信寄往老家。

家中奶奶最先察觉问题,秘密让陈玉莹前往上海,得知兄弟二人的死讯,陈玉莹也一病不起,短短几天就丢了性命。

陈松年一时间失去了两个哥哥和一个长姐,回到老家在奶奶的面前长跪不起,后来奶奶也不堪打击离世。

乔年遗孀史静仪曾与他育有一子,名唤陈红五,乔年被害时还有一个遗腹子,史静仪生下她后取名陈鸿。

没想到命运弄人,时局动荡史静仪一介女流在上海难有立足之地,儿子也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不幸患病去世,至此陈乔年烈士只留下一个女儿陈鸿。

由于时局原因,史静仪不得不隐姓埋名,又苦于无法陈述陈鸿的身世,她只身前往莫斯科求学,只好将女儿托付给上海互济会代为抚养,就这样陈乔年的女儿在战争中遗失,直到其母去世都未能找到她的下落。

当时的形势所迫,同志们互不知道对方的身份,皆是用化名交流,女儿托付给他人的时候又太小,各项特征皆不明显,找起来十分困难,史静仪临终前最大的遗憾就是未能找到她与陈乔年的女儿。

苗玉是安徽无为县人,她曾经经历过两个家庭,据她的养母所说,八个月前的她在苗家生活,她也理所当然认为自己是苗家女儿。

后来到陈家,她的养父家境富庶,是当地的大户人家,可后来时局动荡家境衰败,她只好跟随祖母外出流浪靠着乡里乡亲接济为生。

她小小年纪就会务农,帮别人家放牛求得一处能遮风避雨住所,农忙的时候就帮忙收粮食,历经生活的磨难。

她的祖母作为少有知道她来历的老人,在临终之时告诉她,她不是苗家的孩子,其实她的父母是上海人。得知这一消息的苗玉并没有选择离开祖母,而是等祖母离世才动了去上海寻亲的念头。

没想到养父告诉他,之前被抓也是因为帮她寻亲,希望她不要再蹚浑水,放弃寻亲。知道的线索少,且曾经为养父招来牢狱之灾,善良的苗玉还是放弃了大张旗鼓寻亲的念头。

1944年,16岁的苗玉偶然得贵人相助,她加入了新四军,并且从最累的活儿干起,因为她脑瓜子灵又好学,很快就当上了班长。

但此时的她,寻找亲生父母的计划已经偷偷进行了数年,靠着悄悄打听和四处走访,苗玉猜测自己的父母很可能都已经离世。

在新四军的生活充实又充满乐趣,她也不知道,冥冥之中老天让她重新走上了父亲的道路。

1948年苗玉加入华野10兵团后又辗转上海、福建,为救国救民出力流汗,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她回到福建工作,好在当时引导她跟随党的指导员也在福建,她与指导员常常联系,时常探望。

在这里她又有了新生活和旧朋友,但依然没有放弃寻找自己身份。终于,曾经收养她的苗家人来信,说要告诉她当初领养她的过程。

得知这一消息的苗玉一夜没睡,并在当天就买好了票回家。看着躺在床上的苗母,苗玉终于知道了被隐藏多年自己的身世。

当时的苗母在上海打工,因自己失去了一个女儿,当时有位孔先生与她商议给她钱并把女婴送她抚养,每月还会定时给她寄抚养费,苗母欣然答应。却没想到,女婴接回了家中却没等来抚养费。

后来,苗玉突发恶疾,迫于无奈只好把她再次送人。苗玉也得知了她的真实姓名,她本姓陈,单字一个鸿。

已经过去多年,仅凭两个知道姓氏的寄养人和一个名字,寻亲的难度太大,更何况她的双亲可能早已不在人世。

好在当时编纂党史的工作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苗玉托朋友问上海市委组织部负责编纂党史的同志们,并向他们提供了现有的线索,希望他们能帮忙找一找有没有符合的烈士,曾寄养过子女。

很快上海方面寄来一份报纸,正是当时陈鸿还在世的亲人刊登的寻亲新闻。

无论是从名字还是年龄,以及寄养的地点都与苗玉的情况符合,苗玉很可能就是陈独秀的孙女。

起初得知这一消息的苗家众人十分震惊,即使种种情况都符合,苗玉强压找到亲人的喜悦,找来朋友汤洪潮请他帮助查证。

然而受限于当时的条件,又已经过去几十年,查证起来困难重重。好在媒体的帮助下,几经辗转,史静仪与后一任丈夫所生的儿女李文和李湘生联系上了苗玉,1994年李文来到福州与苗玉相见,这是苗玉第一次与真正意义上的亲人相见。

当时乔年、延年的弟弟陈松年已经去世,但他的儿女还在,陈长璞三次来福州看望苗玉,亲如一家。

她告诉苗玉,陈松年为了找陈鸿亦是奔波了几十年,不停向组织写信、口头反应,好在如今终于找到了陈鸿,也算做儿子的帮父亲了了心愿。

陈鸿的晚年可以算得上得偿所愿,能得党组织关心,有幸福美满的家庭,还有亲人互相关照,实现了自己多年以来找到亲生父母的愿望。

曾经有记者采访过苗玉,说他虽然找到了亲人,得以认祖归宗,但组织却并没有公开她的身份,她会感到遗憾吗?

没想到这个老太太相当乐观,并且还非常高兴。她说道,曾经的我走过跟父亲一样的道路,我们都为国家奋斗过,如今得党照拂颇多,而且也顺利找到了亲人,形式上的东西并没有那么重要。

她曾颠沛流离多年,未能享受过一天童年生活,但她对生活却常常感恩,作为陈乔年革命烈士的后代,她替父亲看了这景秀山河,也像父亲一样为祖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如今她得到的一切,她非常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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