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毒品多少死刑

  进入80年代后,毒品种植、走私和吸食等逐渐在非洲蔓延。尼日利亚种植大麻、走私和吸食毒品等非法活动日益猖獗,该国还成了非洲至欧美毒品走私的重要中转站之一。针对这种情况,从1994年起,尼日利亚政府采取措施,加大打击毒品犯罪活动力度,具体的措施是: 首先,加强缉毒力量,扩大缉毒范围。1994年尼日利亚对国家缉毒署进行整顿,以严明的军纪管理执行缉毒任务的准军事部队,并把缉毒署的任务区域从1989年初的6个细分为目前的20个,并提出“不使任何一个村庄受到毒虫侵害”的任务目标;此外,国家缉毒署加强对执法队伍的人员培训,提高执行任务能力。

  其次,加强立法,以法治毒。尼日处亚在法律上授予缉毒署搜查、拘捕毒贩的独立权力。政府1995年颁布的《反洗钱法》规定,任何人只要其财富涉及毒品都将受到严厉查处;在国外因贩毒被遣送回国者也将依法受到严惩。尼日利亚毒品犯罪最高可定为终生监禁。

  第三,加强扫毒力度,力求标本兼治。大麻是在尼日利亚泛滥的主要毒品,大麻的种植面积也不断扩大。针对这种情况,缉毒署在加强边境、边防口岸缉毒的同时,也把摧毁大麻种植作为打击毒品的首要任务来抓。1997年尼日利亚缉毒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烧毁毒草行动”。共捣毁大麻种植场870处,收缴烧毁大麻133万公斤,逮捕非法种植人员231人。

  第四,尼日利亚国家缉毒署加强同联合国有关机构、国际刑警组织等国际组织以及各国在禁毒方面的合作,共同打击国际毒品犯罪。

  据尼日利亚缉毒署统计,从1990年至1997年,尼日利亚共抓获5660名毒犯,查获毒品共88923公斤。

  马来西亚政府今年提出力争在25年内使该国成为一个没有毒品的国家的目标。该国在禁毒方面主要采取了“双管齐下”的策略,即在努力控制吸毒的同时设法减少毒品的来源。

  控制吸毒,首先是加强了禁毒宣传,使全体国民认清毒品的危害性。马亚西亚还把防范毒品的重点放在青少年身上,教育他们远离毒品。所有中小学校都对在校学生大力进行防范毒品方面的教育。政府部门还印制《认识毒品,向毒品宣战》的宣传手册分发给全国8000多所学校,并要求校长和行政官员必读,力争在15年内使全国在校人员与毒品绝缘。

  第二是设立反毒、戒毒等方面咨询机构。马来西亚在全国各地80多个县市内设立了服务中心,为社会提供反毒、戒毒等方面的咨询和辅导,并为自愿戒毒者提供服务。这些机构还通过举办展览会、座谈会等方式来提高人们对毒品危害的认识。

  在减少毒品来源方面,第一是政府加大了禁毒拨款。马来西亚政府决定在第7个五年计划内(1996至2000年)拨款7300万林吉特(约3.9林吉特合1美元)作为执行各种禁毒计划方面的费用。

  第二是增加缉毒人员。马来西亚警方在该国与泰国之间的边境地区和海上增加了缉毒人员,大力打击毒品走私活动。

  第三是立法。马来西亚政府在1983和1985年曾先后两次制定过有关禁毒的法令。该法令规定,对任何拥有15克海洛因或40克可卡因的毒贩一经查获就处以死刑。

  第四是设立禁毒专门机构。马亚西亚政府于1996年成立了由马哈蒂尔总理挂帅的国家毒品理事会,作为最高反毒决策机构来制定肃毒政策。为协调有关禁毒政策的实施和执法行动,该理事会还设立了一个由内政部主管的国家毒品处。

  墨西哥政府为控制毒品泛滥,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大规模扫毒斗争,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政府采取的措施有:

  1、墨西哥政府加强了立法,健全的法制为增强扫毒力度提供了有效的武器。总统塞迪略自1994年底上台执政后,即把扫毒列为政府工作的首要任务之一,制订了“1995-2000国家缉毒大纲”,具体指导、协调全国的扫毒斗争。塞迪略政府先后颁布了“有组织犯罪法”、“预防和惩处洗钱特别法”、“预防非法使用化学药物特别法”等有关法律。

  2、政府改组整顿缉毒机构。1996年7月,墨西哥成立了“国家公安署”,全面负责协调全国的缉毒工作。随后又建立了“危害健康罪特别检察院”,“反洗钱别动队”,“金融情报处”等扫毒机构,分管药检、侦破和审理等工作。

  3、墨西哥积极开展以“让毒品离开生活”为主题的全国扫毒宣传运动,提高全民对毒品危害的认识,自觉抵制毒品。

  4、墨西哥政府加强了同联合国、美洲国家组织等国际组织的联系。自1980年以来,在尊重国家主权、保证领土完整的前提下,墨西哥同美国签署了“墨美扫毒合作协议”,“引渡条约”,“司法互助条约”和“关于交换金融机构货币交易情报、打击违法活动的互助合作协定”。1996年3月,墨美两国总统决定成立“控制毒品高级联络小组”,保持高层接触,促进缉毒合作。1997年5月,两国总统又签署了“墨美缉毒联合声明”,两国的双边扫毒合作得到进一步加强。墨西哥还同拉美和加勒比各国签署了21项缉毒合作协定。

  从1994年到1998年3月,墨西哥先后重创5大贩毒集团,一批大毒枭相继被捕并绳之以法。在此期间,有关部门还逮捕贩毒分子近4万人,摧毁毒品作物14.6万公顷,查缴各类毒品16万吨,缴获用于贩毒的武器和交通工具上万件。此外,缉毒部门还和财政部门密切配合,查处贩毒“洗钱”案47起,收缴赃款共计6.2亿美元。

  巴基斯坦目前是世界上受毒品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吸毒人数高达数百万,贩毒和吸毒人数的急剧增加。面对这一形势,巴基斯坦近年来对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境地区的毒品生产和走私活动严加缉查,采取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

  首先,严厉打击毒品走私。巴成立了全国性的禁毒委员会,组建了由军方、警方和海关参与的“禁毒部队”,打击毒品走私。1998年禁毒部队在巴基斯坦靠近阿富汗的边境城市白沙瓦已破获多起重大毒品走私案,逮捕了几十名毒贩,缴获毒品10余吨。

  其次,采取强制性手段铲除本国境内种植的罂粟。巴境内罂粟种植区主要集中在经济较落后的西北边境省份和与阿富汗交界的地区。经过努力,罂粟种植面积从80年代中期的8万英亩(1英亩约合0.4公顷)减少到1997年的大约3000英亩。

  第三,巴基斯坦重视与联合国及其他一些国际组织合作,支持和帮助这些地区的居民发展农业生产,以保障他们的经济收入。

  第四,加大舆论宣传力度提高国民禁毒意识。同时,加强戒毒工作。巴基斯坦全国现已建有近200家戒毒所。一些规模较大的医院也设立了戒毒服务中心。政府还鼓励非政府组织和家庭积极参与戒毒工作,并不定期地组织戒毒研讨会,交流经验。

  由于毒品不断涌入,阿根廷渐渐成为南美主要毒品消费国之一。吸毒,尤其是青少年吸毒成为阿根廷严重的社会问题。针对这一问题,阿根廷政府实行教育为主、使全社会认识毒品、自觉抵制毒品的政策。阿根廷政府推行的宣传教育计划,针对性强,有的适用于全社会,有的针对不同社会阶层,有的专用于学校,有的适合于家庭,有的针对瘾君子,有针对各类反毒工作人员的,各不相同。

  阿根廷政府1992年设立了一个禁毒宣传教育机构,直属国家禁毒国务秘书处,并在全国建立了300多个分支机构,形成了覆盖面宽广的宣传教育网络,专门宣传毒品危害,提供戒毒咨询,培训工作人员,贯彻国家禁毒计划。

  政府还对反毒人员进行严格培训。要求缉毒人员必须学习毒品生产、储存、贩运和销售等方面的知识,以便更加有力地打击犯罪分子。要求司法人员必须以法律为武器,做好防毒禁毒工作。要求宣传人员既要掌握有关毒品的专业知识,又要具备良好的思想素质,做到严于律己,以身作则。

  这几年,阿根廷陆续推出了名为“团结起来,建设无毒的阿根廷”、“为生命而战”、“以教育促预防”等数十项计划,在全国开展广泛的反毒品宣传教育。据统计,参与上述活动的工作人员达500万人次,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

  阿根廷还积极支持私人机构从事反毒宣传活动。目前阿根廷有300多家私人机构致力于反毒活动。它们配合政府,独立举行有关防毒、禁毒、扫毒的研讨会、展览和街头演出,长年不断。各种媒体也进行广泛宣传。

  预防为主,教育当先的政策,使得阿根廷开始形成全民抵制毒品的社会环境。

  缅甸政府近年来采取了多种措施,禁止种植罂粟,打击毒品犯罪。缅甸政府制定了双管齐下的战略。一是把禁毒作为政府工作的重要任务来抓,二是通过提高边远山区少数民族的生活水平,逐步消除罂栗种植。

  缅甸政府加大了打击毒品犯罪的力度。据官方公布的材料,1997年缅甸军警和海关共缴获海洛因1400多公斤,鸦片近8000公斤,兴奋剂500多万片,捣毁33个海洛因提炼厂,铲除秘密种植的罂栗10352公顷。司法机关查处了3864起毒品案,对5361名犯罪分子追究了法律责任。据缅甸官方报纸最近报道,缅甸1998年头4个月又缴获毒品2600公斤,捣毁11个海洛因提炼厂。

  在打击毒品问题上,缅甸十分重视国际合作,已与联合国、邻国和其它有关国家签订了双边或多边禁毒合作协议。美国也在1998年恢复了中断几年的对缅甸的禁毒援助。

  缅甸非常重视边远山区少数民族的“替代罂栗工程”,努力使少数民族在经济上摆脱对种植罂栗的依赖,使其改种其它经济作物,或获得其它谋生手段。缅甸掸邦的孟腊地区已于1997年4月正式向世界宣布成为“无鸦片区”,果敢、瓦邦地区的“无鸦片区”工程也正在实施中。

  越共中央政治局1996年11月在一份文件中强调,毒品犯罪活动“危害社会安定,败坏传统道德,毁灭家庭幸福,贻祸子孙后代,关乎民族存亡”,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把禁毒作为一项经常性的任务,采取特殊措施立即制止青少年吸毒贩毒,彻底铲除毒品种植,大力缉查毒品的生产、买卖、运输和使用。越南政府成立了由一名副总理牵头的国家禁毒委员会,协调和指导各项禁毒措施的落实。

  越南一些边远贫穷山区的少数民族素有种植罂粟、大麻的陋习。近年来,各级政府帮助当地群众改变经济结构,制止毒品种植。北部安沛省从1992年到1997年已累计铲除罂粟2500多公顷,并将这些土地改种水稻、玉米、果树和药材等作物。

  越南公安、边防、海关等协同作战,破获了多起跨国贩毒大案,缴获大量海洛因、鸦片,摧毁了一些跨国贩毒的秘密通道。

  越南政府逐步完善立法,严惩毒犯。1997年5月,越南国会修改刑法,确定了13项毒品犯罪行为,其中包括种植毒品作物、非法生产、储存、运输、买卖和使用毒品、强制或引诱他人非法使用毒品等。修改后的刑法加重了对毒品犯罪的量刑。凡涉及1公斤鸦片或100克海洛因或可卡因的毒品犯罪即可判处死刑。1997年,越南法庭已对25名毒品犯罪首恶分子判处死刑,对19名毒犯判处无期徒刑。

  越南还大力加强关于戒毒的宣传教育。根据越南党和政府的部署,各级工青妇群众组织、工厂、学校以及大众传媒都经常性地进行禁毒、戒毒的宣传教育工作,以便使广大人民群众加深了解毒品对家庭、社会和个人的严重危害。教育部门正在研究早日将关于禁毒防毒的教育内容列入大中小学和幼儿园的基本课程。政府已建立了50多个戒毒中心,还大力提倡通过家庭和社区,加强对吸毒者的管理、教育和监督。

  哥斯达黎加不是毒品生产国,但因地缘关系已成为国际贩毒集团的毒品转运站。为了控制毒品泛滥,哥斯达黎加采取多种措施,加大了打击毒品走私的力度。

  首先,加强边境地区的堵截。哥斯达黎加的毒品主要来自哥伦比亚和巴拿马,然后运往危地马拉、墨西哥、美国和欧洲。哥斯达黎加当局在边界地区,特别是在帕索卡诺阿斯通道增加警力,加强来往车辆的检查,以防止毒品入境,截断毒品流通渠道。1997年,仅在哥巴边境地区就没收了毒品6吨。

  其次,哥斯达黎加政府在缉毒行动中加强同其它国家的合作。哥斯达黎加与美国、哥伦比亚、巴拿马、墨西哥和危地马拉等国多次进行合作,互通情报。

  第三,哥斯达黎加政府培训警察,提高缉毒能力。为了更快和更准确地找出毒品,哥斯达黎加一方面在国内培训警察,另一方面选派一些警察到其它国家去学习,以便掌握更先进的缉毒技术。由于警察缉毒能力的提高,大大减少了贩毒分子蒙混过关的机会,仅1997年警方就查缴了12辆暗藏着大量毒品的货车。

  第四,哥斯达黎加在国内开展禁毒宣传教育,提高国民与毒品斗争的意识。哥斯达黎加政府还利用新闻媒体大量报道缉毒成果,鼓励人民反毒斗争士气。同时,在学校宣传毒品的危害,告诫青少年要远离毒品。

  巴西政府今年已采取了一系列反毒措施,加大禁毒力度。政府计划把本年度用于扫毒的450万美元预算追加到900万美元。卡多佐总统5月5日签署法令,确定每年的6月26日为“全国反毒日”,与联合国规定的“国际禁毒日”同为一天。为落实联合国反毒特别会议精神,卡多佐6月19日签署发令,决定设立全国禁毒委员会和全国禁毒秘书处,由总统本人直接领导,负责协调司法部、联邦警察局、卫生部和教育部等十几个政府机构的禁毒工作,并负责收集有关毒品走私的信息和制定反毒斗争的相关政策。

  巴西国会已经立法,授权本国空军可以击落任何侵入当地领空的不明身份的飞机。此外,政府还将对全国1700家有能力生产化学试剂的企业进行监控,严防其产品作为生产毒品的原料。

  政府特别重视在全社会推广禁毒教育。今年的工作重点是加强宣传,使得每位公民、每个家庭、每家企业都认识到自身在禁毒斗争中的价值和作用,让防毒、拒毒的观念深入人心。巴西各家电视台每天还在新闻联播和其他节目中,多次播放吸毒者毒瘾发作后的惨状,用活生生的例子告诫人们,吸毒就等于走向死亡。

  首都巴西利亚所在的巴西利亚联邦区反毒委员会将今年定为该区的“防止青少年吸毒年”。该委员会在中小学生中大量散发禁毒小册子,并在各个学校任命了1000名学生,作为防止吸毒的督察员。巴西各大医院均设有戒毒病房,并对儿童实行免费戒毒。

  坚决肃毒是泰国政府的一贯政策。在肃毒问题上,泰国政府采取的措施是肃清毒源和减少毒品需求的措施。

  肃清毒源。泰国政府自60年代末就开始整治北部主要毒源地区。首先清剿贩毒武装,摧毁毒品加工厂,铲除罂粟,同时大力推行山地开发计划。泰国政府派专业人员到泰北地区推广先进耕作技术,兴修水利,提高农业产量,帮助当地人改变种植罂粟的恶习,改种其它经济作物如咖啡、茶、烟草、果树等。安非他明和其他新毒品在泰国出现后,泰国政府修改法律,把安非他明类兴奋剂列入毒品,对制造和贩卖安非他明类兴奋剂的罪犯的处罚,上限定为死刑。

  在减少毒品需求方面,泰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多种形式的肃毒宣传活动,并加强了强制戒毒措施,泰国全国各地设立了200多个戒毒中心,对毒品使用者采取强制封闭式戒毒。 泰国政府的整治措施取得成效,泰北地区的罂粟种植面积已逐步减少。大片种植罂粟的现象已不复存在,只有深山中偶尔发现有零星小片的种植,毒品加工厂也随之销声匿迹。

  为了打击毒品犯罪,菲律宾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菲政府在1994年恢复了死刑。前总统拉莫斯把“加强宣传、预防、执法、司法改革和戒毒”作为政府禁毒的方针。新总统埃斯特拉达也把打击毒品犯罪作为执政后的工作重点之一。菲政府、军方和警方、各宗教团体和民间组织都加入了禁毒行列。

  菲律宾近年来还加强了禁毒的国际合作,特别是与东盟国家的合作,与多国签署了禁毒协议,加入了国际公约,并主办打击跨国犯毒的国际会议等。

  伊朗因毗邻世界重要毒品生产基地“金新月”而使它处于世界缉毒战线的前沿。伊朗每年用于打击毒品走私活动的资金为4亿美元。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的19年中,伊朗共缴获1260多吨毒品,有2356名军人为缉毒献身。

  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发动了一场根除毒品的运动,颁布了一项禁止种植罂粟的法令。1989年1月,为加大反毒力度,伊朗议会批准了严厉的禁毒法,规定任何携带30克以上海洛因或5000克以上鸦片的人都将被处以极刑。

  伊朗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缉毒活动,采取了“围追堵截”等一系列措施。首先,加强对伊东部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交界地带的控制,在边境地区或开辟沟渠、或设立岗哨、或架设铁丝网,以阻止毒品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走私进入伊朗境内。伊朗已在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交界的地段修筑了600公里的围墙。伊朗安全部队还不断开展清剿活动,在交通要道设立关卡,实行严格检查,查缴已进入伊朗境内的毒品。据伊朗缉毒总部透露,伊朗近年来平均每年查缴160吨毒品。 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反毒品宣传也是伊朗政府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政府通过各种新闻媒体鼓励群众揭发、举报毒品走私活动。仅1997年,伊朗政府就为此向电台和电视台等宣传机构拨专款50亿里亚尔(约合166万美元)。同时,政府在全国各地设立戒毒所,帮助吸毒者弃毒从良。1997年全国戒毒中心已达17所。

  伊政府还加强同阿富汗、巴基斯坦以及国际组织的合作,共同打击毒品走私活动。1995年1月,伊朗同巴基斯坦签署了一项协议,决定在此后3年里共同建立边境哨所,提高双方反毒机构的预警能力和交换边境地区有关毒品走私活动的信息。

  伊朗近年来缴获的毒品数量逐年增加。据报道,1993年伊朗共缴获各种毒品95吨,1994年增加到135吨,1997年则高达195吨。自1989年颁布禁毒法以来,伊朗已处决了4000多名毒贩。

  德国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有严重吸毒问题的人口比例较小。德国每1000人中有1.8人消费数量“成问题”的非法麻醉品,而欧洲其他国家最多的达6.9人。欧盟居民平均有0.2―0.3%的人对海洛因有瘾。德国为0.15%左右,相当于12万人。

  德国联邦政府的麻醉品政策集中反映在国家反麻醉品计划之中。这个计划由联邦、各州以及主管麻醉品工作的各组织拟就,于1990年6月在一次专门会议上通过。计划强调指出,麻醉品政策有三根支柱:预防和宣传教育;治疗和戒毒;与毒品犯罪作斗争。在一切领域禁毒是联邦政府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个原则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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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在中国的发展史是怎样的

毒品在近代中国的流毒,与外国帝国主义密不可分。帝国主义向中国倾销毒品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

鸦片是西方列强打开中国中世纪大门的敲门砖。18世纪末,英国为了平衡三角贸易,违反人道,向中国走私鸦片。由此导致中国烟患泛滥。自18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确立鸦片政策到1839年鸦片战争爆发前,以英国为主的殖民者共向中国输入638119箱鸦片,掠夺了6亿多银元,到1917年英国名义上停止对华输出鸦片止,外国共向中国推销、走私的鸦片、吗啡、海洛因和红丸等毒品,折合鸦片共约7023119箱,由此从中国掠走了价值银元。这如同天文数字般的鸦片,不仅毒害了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还从中国夺走了远比商业利润、战争赔款多得多的财富。

从1800年到鸦片战争前夕,外国共向中国输入鸦片达638119箱,价值6.01亿银元。战后,鸦片走私迅速得以恢复,并很快超过战前的数量。到1880年。印度鸦片的出口量达到10万箱,估计有80%以上流入中国,若加上波斯等其他国家的鸦片走私,输入中国的鸦片已接近10万担。此后,输入中国的印度鸦片每年维持在5-6万箱之间。1907年,在中国人民和国际舆论的压力下,英国被迫与清朝政府签订禁烟条约,每年递减一成,到1917年禁绝。但到20年代后,中国军阀混战,毒品再度泛滥。外国的毒品也再度大举侵入中国。除了印度、土耳其等国的鸦片每年仍有大量走私进入以外,日本等国还组织吗啡、海洛因等烈性毒品的走私。这样,尽管海关统计中的鸦片贸易已经消失,但实际上毒品的输入比昔日有过之而无不及。如1923年,仅印度烟土入华就达140万磅,土耳其鸦片达120万磅,波斯土达160万磅。据估计,1926年输入中国的鸦片为40吨,实际数字还远不止此。到30年代初,输入中国的鸦片、吗啡、海洛因等毒品折算成鸦片每年约达10万担,即500万公斤。抗战结束后,外国鸦片的走私有所减少,但在上海等地,仍有大宗的毒品走私进入。外国毒品的输入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停止。这一痛苦、耻辱的历史,中国人是永远不应该忘记的。

中国人追求享受的风气 *** 了毒品的泛滥。当时的中国存在着一个优裕的等闲阶层,他们借助毒品来享乐、纵欲。以鸦片为例,他们并不满足一般的一榻横陈,而是形成了“鸦片文化”。鸦片必要云南出产的麻栗坝精品,烟膏必是潮州帮调制的冷笼佳膏,还须掺入珍珠粉、野山参之类。连烟具也极其讲究,枪有宝石枪、虾须枪、象牙枪、沉香枪,灯有太原灯、琉璃灯、宝石灯。他们不仅把吸毒作为一种悠然的享受,作为浮糜生活的一方面,而且还是比富斗阔、显示等第的方式。媒人说媒,以日吸几钱烟膏为衡量家财的标准,遇红白喜事,以排出多少张烟榻为场面大小。在中国这样一个官本位的国度里,统治阶层对毒品的追求,对下层社会具有强烈的示范效应和导向作用。

客观上,鸦片比较适合东方人的性格与口味。与大麻类、可卡类毒品的兴奋作用截然不同,鸦片类毒品的特征是使激动得到镇定,让紧张变得放松,把分散加以集中,使人的心智达到无烦恼,无忧虑的解脱,宁静和平衡,仿佛可以远离人世的喧嚣、竞争、厮杀与骚动,进入一种无忧无虑的超脱境界。鸦片的这一特性与中国人的哲学与性格较为合拍。自古以来,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老庄消极避世的思想可谓深入人心,庄周的梦蝶与鸦片所造成的意境。在社会功能上是十分吻合的。因此,许多中国人把鸦片当作了不可缺少的消遣物,可以不吃白粮吃黑粮,除了它的成瘾性外,是因为鸦片能最大程度上满足避世、安静、

鸦片在晚清、民国这个衰世的流行与泛滥,还与中国所处的时代与地位有关。中国人自古以来信仰中华中心主义,数千年来,武威四布、疆域辽阔、物产丰盈,巩固了这种华夷思想。但鸦片战争后,中国一败再败于西方列强,接踵而至的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使他们陷入痛苦的深渊,但又寻不到摆脱落后的出路。于是,这种绝望、无奈的心态与鸦片一拍即合,整个统治阶级如鸵鸟般把头埋入黑甜的鸦片里,让它来麻醉肉体与灵魂。

除上述主要原因外,我们还需要从社会生活环境、民族精神等方面深入探析毒品屡禁不止的原因。今天,正在奔向现代化的中国人,需要跳出狭隘的文化视角,需要站得更高更远,透过历史去思考与反省。有无深刻的历史反省力,将关系到一个民族真正的前途。一个伟大的民族只有对她所经历的苦难和挫折、历史的阴暗面和社会的病态问题进行深刻反省之后,才可能战胜自身的弱点与惰性,从而超越自我,勇敢地走向未来、走向新的辉煌。

林则徐,福建候官人。早年家境贫寒,受过良好的教育。嘉庆十六年赐进士。在为官40年中,他“经世自励”,廉洁奉公;又重视水利事业,救灾赈民。他最大的功绩是领导了中国历史上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指挥了抗英斗争,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的尊严,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民族英雄和爱国者。同时,他编译《四洲志》等外文书籍、资料,开创了中国近代学习和研究西方的风气,是中国近代维新思想的先驱。

当时鸦片问题渐成为政治性争论问题之一。道光十六年(1836年),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倡“驰禁论”,请准民间贩卖吸食,使鸦片走私合法化;道光十八年(1838年),鸿炉寺卿黄爵滋提出“严禁论”,以重治吸食为先。林则徐曾向朝廷上奏,请求严禁鸦片。未等皇上批示,就开始在全省厉行禁烟,收缴烟土、烟膏与烟具,并配制“断瘾药丸”,供人戒烟,成效卓著。随后又一道奏折,力陈烟禁特别是杜绝鸦片来源的重要性和禁烟方略,并针对反对派的驳斥强调说:“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举棋不定的道光帝认识到严禁鸦片的迫切性、必要性和可能性,于是,被迫接受严禁主张,决定禁烟。十一月十五日(12月31日),道光皇帝特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粤查办禁烟。

入广州之前.林则徐先弄清广州受鸦片毒害情况,查找各家烟馆,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于道光十九年正月〔1839年3月〕抵广州,于二月初四(3月19日),林则徐会同邓延桢等传讯十三行洋商,责令转交谕帖,命外国鸦片贩子限期缴烟,并具结保证今后永不夹带鸦片,他还严正声明:“若鸦片一日不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但外商拒绝交出,经过坚决的斗争,挫败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和鸦片贩子,收缴全部鸦片近2万箱,约237万余斤。于四月二十二日(6月3日)在虎门海滩上当众销毁。这就是闻名世界的虎门销烟,林则徐领导禁烟运动的胜利,是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史上第一个伟大胜利,这一壮举,维护了民族的尊严和利益,增长了中国人民的斗志。

我国每年的禁毒日都安排到6月3日,因为历史上这一天中国开始了最早

(1)这场中国最早的禁毒运动是虎门销烟。

它成为1840年鸦片战争的导火线。(2)①在清朝,鸦片的大量输入导致白银外流,造成清政府的财政危机;银价上涨,造成“银贵钱贱”;同时腐蚀统治机构,清政府更加腐败;鸦片毒害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给社会带来不安定因素,也严重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

正因为鸦片直接影响到清政府的统治所以道光帝才派林则徐禁烟。②在现今社会,鸦片的吸食同样会导致人精神萎靡;道德沦丧,社会犯罪率上升;文化沉沦;政府官员的腐化堕落;军队战斗力的下降;经济的滑坡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所以,我们要遵纪守法,远离毒品。(3)标语只要宣传禁毒思想即可,例如:“牢记百年教训,远离毒品诱惑。”

人们知道,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在小亚细亚及地中海东部山区发现了野生罂粟,青铜时代后期(约公元前1500年)传入埃及,公元初传入印度,6—7世纪传入中国。

从很早时候开始,人们就把罂粟视为一种治疗疾病的药品,因而便有意识地进行少量的种植生产。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才会有鸦片的出现。作为一种商品,它既有使用价值也具有经济价值;作为一种药品,它既有医疗使用的价值,同时也具有一定的麻醉、积蓄毒素乃至造成依赖、病魔的作用。

众所周知,一个半世纪前的鸦片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耻辱和灾难。使中国社会的性质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鸦片作为一种工具,既有经济上的商品作用,又有精神上的腐蚀作用。是否可以这样来认识它:正是把它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时起,或者说,鸦片脱离单纯的医药作用时起,它就变成了毒品。同样,其他的各种 *** 品。也无一例外。

让我们重温一下史籍的记载:“鸦片由罂粟之汁液提炼制成,原来产于小亚细亚一带,印度等地。十七、十八世纪时,葡萄牙人和荷兰人把鸦片从土耳其运到中国,数量不多。一七六七年前,从印度运来的鸦片,每年不过两百篇(每篇一百三十三磅,合一百斤或一百二十斤)……一七五七年英国占领印度鸦片产地孟加拉以后,输入中国的鸦片逐渐增加……一八三八年至一八三九年,由印度孟加拉输往中国的鸦片就达一万四千六百四十二箱。……”

根据上述记载,可以看出:第一、由于大量鸦片输入中国……又从1821年至184O年,中国白银外流有一亿元以上,每年平均流出白银 500万元,相当于清朝政府每年总收入的10%。第二、鸦片大量流入中国,严重地阻碍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第三、鸦片的毒害,摧残了人们的精神和体质,造成社会生产力的萎缩。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充实英国国库……”

有粗略的统计数字表明:全世界的“瘾君子”共约600O万人 (包括隐性吸毒人员在内则在2亿人以上),其中至少有500 万人注射毒品。按照国际刑警组织肃毒组组长李斯维在1994年底透露的说法,1994年全世界进行的毒品交易额达到了6500—700O亿美元,利润额高达400O亿美元,为该年仅次于军火贸易的第二位。其中,海洛因的利润为2000亿美元;可卡因为1000亿美元,大麻等其他毒品的利润为1000亿美元。

毒品在中国泛滥成灾后,禁烟便成了中国政府治政的中心任务之一。

在我国历史上有三次大的禁烟运动。1729年,雍正皇帝颁布了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禁烟法令。

由此便揭开了人类史上禁烟运动的序幕。1839年,林则徐任禁烟钦差大臣,发动了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禁烟运动,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虎门销烟。

清末民初,中国政府又发动了第二次禁烟运动。这场运动分前后两期,前期是晚清新政为了挽救垂亡的政权而发动的禁烟运动,后期是民初政府为了除旧布新,巩固新生的制度而发动的禁烟运动。

这场运动前后经历了十年,它的最大成果就是在外交上阻止了英国的印度鸦片的合法进口。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仅仅3年时间,中国共产党就一举扫除了贻害中国200年的烟毒。

在这场规模空前的禁毒运动中,查实以种植、贩运、销售毒品为业的人员369705名,其中51627名被依法处理,800名罪大恶极的罪犯被判处死刑;缴获鸦片类毒品339万两,制毒机械5716套,用于武装贩毒的枪支882件。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有效地制止了罂粟种植,并通过自行戒除和 强制戒除的办法,帮助上千万烟民戒除了烟瘾。

1953年,中国总理兼外长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已经消灭了前人未能消灭的陋习。” 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整整30年的时间,我国毒品问题出现了一个由滥到治的相对稳定期。

如何看待形成这一现象的特定历史和社会原因呢? 其一,200年来饱受鸦片之害的中国人民对毒品有着切肤之痛,所以禁烟禁毒运动得到了广大群众最强有力的支持。 其二,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把禁毒禁烟运动作为一项重大的社会改革,将它与土地改革等重大社会变革结合在一起。

这种彻底禁绝毒品的决心和切实可行的有效措施是从根本上铲除毒魔的重要保障。 其三,建国后的30年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军事威胁 和经济封锁,使中国内部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在断绝了国人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同时,也断绝了毒品从境外偷运入境的渠道。

其四,在50年代至70年代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下,连农民的自留地都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种植罂粟更是不可想象,这也就从根本上杜绝了境内生产毒品的源头。 其五,这段时期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了阻碍,导致人民群众 生活水平难以提高,长期处于一日三餐求温饱的状态,对于昂贵的毒品,根本没有能力购买,从而使毒品失去了市场。

可以说,任何奇迹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都是时代的产物。 1979年毗邻我国西南边陲的世界第一大毒源——“金三角”的毒枭利用我国对外开放,国门打开之机,建立了一条新的贩毒通道:缅甸——云南——广州——香港。

此后,中国警方不仅发现过境毒品,而且同时发现种植、贩卖、吸食毒品的现象也愈演愈烈。 在警方一轮又一轮打击毒品犯罪的同时,中国权力机关也将立法的目光投向了禁毒。

1979年7月1日,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该法171条明确规定了制造、贩卖、运输毒品罪。 1983年,在全国举行的“严打”斗争中,毒品犯罪30年来 首次被列入了重点。

同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对刑法第171条的补充规定:制造、贩卖、运输毒品情节特别严重者,可判处无期徒刑直至死刑。 1990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正式出台,明确规定:走私贩卖制造海洛因50克、鸦片1000克以上,依情节可判处无期徒刑直至死刑。

1987年、1988年国务院分别公布了《 *** 品管理办法》和《 *** 管理办法》。我国是最早签署和批准1988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 *** 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的国家之一。

1995年1月12日国务院发布了《强制戒毒办法》,这一重要法规的颁布实施,对依法戒毒、遏制毒品消费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由于受外因和内因两方面的影响,我国毒品违法犯罪活动形势十分严峻,禁毒斗争面临新的挑战。

从外部环境看,世界三大毒源地除了位于南美洲秘鲁、玻利维亚和哥伦比亚三国交界处的“银三角”外,其余两个都临近我国。世界毒品泛滥严重影响我国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我周边地区毒情十分严重。

在西南境外,位于泰国、缅甸、老挝交界处的世界最大的毒源地“金三角”重心逐渐北移,紧靠我境的缅北、老北、越北地区制贩毒活动继续发展。缅北成为“金三角”核心毒区, 去年种植罂粟达126万亩,可产鸦片1860吨,占整个“金三角” 地区的85%左右。

这里至少有28个海洛因加工厂,每年可加工海洛因150多吨,向我渗透日益加剧。1998年,仅云南省查破毒品案件9239起,缴获海洛因等精制毒品5286.6千克,分别比去年同期上升34.8%和29.8%。

我国吸毒人员消耗的海洛因90%来自缅北。同时,缅北又出现了11个“冰”毒加工厂,生产规模呈扩大趋势, *** 了我国易制毒化学品走私出境的犯罪活动。

而在西北境外,位于巴基斯坦、伊朗、阿富汗交界处的“金新月”毒源地对我构成新的威胁。东北境外制贩毒活动猖獗。

东南沿海境外的“冰”毒制品也不断流入我境。境外毒品正对我形成“南北夹击、四面包围,多头入境、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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