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蓝字“凤凰WEEKLY“，星标★或置顶公众号

在日本黑社会，没人不知道汪楠的名字。他是日本最凶恶的华人准暴力团“怒罗权”的创始人。日本警视厅将该团体定义为“威胁治安的反社会势力”，其他暴力团也一度对其闻风丧胆。

从东京新宿乘地铁三十分钟来到船堀站，这里远不及新宿站繁华。步行十五分钟，到达一处独栋两层住宅。一楼的灰色外墙墙皮掉了大半，隔着二层的落地窗，能看到房内堆满杂物。

白色大门向外推开，47岁的汪楠笑着迎了上来，眼角浮现几条鱼尾纹，瘦高个子很是精神。他穿蓝色衬衫外搭亮黄色毛衣、浅灰色牛仔裤配上2020奥运标志的运动鞋。

在日本黑社会，没有人不知道汪楠的名字。他是日本准暴力团“怒罗权”的创始人。这是一个主要由日本战败后被抛弃在中国的遗孤后代（二代或三代）组成的黑帮团体。日本警视厅将该团体定义为“威胁治安的反社会势力”，其他暴力团也一度对其闻风丧胆。

“怒罗权”总与盗窃、诈骗、毒品、杀人等字眼一同出现在新闻上，但组织成员的故事却鲜少被曝光。“因为不了解，所以更恐怖。”早在十年前，日本作家小野登志郎在纪实文学《龙宫城》中描述了这一群体，后被文春文库改名为《怒罗权》再次出版。2019年，汪楠为了宣传其最近成立的非营利组织（NPO）——“回归到书”，头一次走到台前讲述自己的经历和“怒罗权”的秘辛，包括日本放送协会（NHK）在内的主流日媒还为他拍摄了纪录片。

房内寒气逼人，汪楠一边抱怨着最近房子总是停电，一边打开了白炽灯，还特意去便利店买来热咖啡。然后，他点燃一支烟，用略带东北口音的普通话讲起自己的前半生。“我打得越来越兴奋，最后举起一把日本刀砍掉那个人的手臂。即使这样，我的怒气并未平息。我让小弟摁着他，想直接砍掉他的头，日本刀都钝了……”他不动声色地讲起这些，夹着烟望向天花板，回忆起那些惊心动魄的时光。

14年岁之前，汪楠在中国东北的书香门第长大，过着贵族般的生活。他的爷爷是吉林省汪清县大地主家的儿子，爷爷奶奶都从昔日伪满洲国最高学府——伪满洲建国大学毕业；叔叔留学英国获得金融博士归来；三个姑姑分别从事心电科医生、建筑设计、法官等职业。他的父亲之前是一名外科医生，随后从政当了市长。

在普通人还用粮票换粗粮的年代，汪家便能吃上大米、玉米和猪肉了。他去看望“上山下乡”的父亲时，才第一次吃到粗粮窝头。当时一个小学校只有五份报纸，他却能在家读报、看外文杂志。小时候新学期开学，汪楠能用上新华书店的全新参考书和字典。

1984年，汪楠在中国就读的最后一所学校，已经有了玻璃黑板和电脑。他的家里还有一部神秘的“红色电话”，保全一家在混乱时期免遭迫害。

汪楠骨子里或多或少遗传了父亲的“帮派”基因。他的父亲曾组织过当地帮派“一棵松”，人数不过百人，但都是一水的知识分子。在汪楠的印象中，一棵松的成员们会在一个很小的房间里印刷报纸，然后分发给群众或贴在墙上。混乱时期结束后，父亲不再参与政治，亲手解散了一棵松。

小学期间，汪楠共经历了十二次转学，几乎都因为参与打架。据他说，为了不让班里被视作差生的同学们受欺负，汪楠和高年级的学生打过架，顶撞过老师，还号召大家逃课抵抗。

父母婚姻的破裂成为改变他命运的一环。在汪楠的记忆里，父母离婚后自己的精神状态一直不好，甚至得了过食症，被起外号叫“二胖子”。家长采取的治疗方法就是把他关起来不给吃的。一日三餐外，他把两盆洗脸水也喝光了。后来汪楠被判给了父亲，姐姐跟了母亲。“我小时候的记忆里，总是在走丢。后来姐姐告诉我，因为我总是离家出走找妈妈，最后被警察送回来。”

后来汪楠的家里出现了一位日本阿姨，成了他的后妈，还带着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住进汪家。她是抗日战争中日本侵略者的后代，被留在中国而成为遗孤。日本遗孤中的大部分在上世纪80年代踏上寻亲之路，陆续回到日本。小学五年级，父亲第一次向他提及送他去日本的事。

“我对日本没有概念，没有好也没有坏。”汪楠说，小时候总会翻阅家里包括日文在内的外文杂志，虽然看不懂，但杂志里的图片让他了解到外面的世界。 “一开始当然不同意。我不想离开母亲，不想离开当时的伙伴。”

在全家人的轮番思想工作下，1986年，汪楠和姐姐稀里糊涂地同意去日本了。出国前，两人一起前往北京办护照。当时的中国对出国人数有着严格限制，一般是两人共用一本护照。

姐弟俩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到了真正的天安门。除了首都之旅，全家十几口人还陪同姐弟俩游历长江，漫步苏杭，最后前往上海。汪楠只记得爷爷奶奶当时满足了他的所有要求，尽买些好吃好喝的，“后来想想，原来那是一场离别”。再后来，姐弟俩从上海登上一艘更大的客货两用船，随后在海上漂了五十多个小时。汪楠恍惚中感到自己周围全是海，等再次醒来，船已抵达日本神户港。

“周围一切特别干净，好像被吸尘器吸过一样。”他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家乡、不同于上海的城市。踏上日本国土的那一刻是1986年4月14日，恰好是他14岁的生日。

青春期的汪楠写下了不少文章，表达离开故土的心境，第一篇便是《我的故乡》。“我出生在中国东北，那里有我熟悉的一切。最使我难忘的，是我的家和成长的学校。”他回忆道，“每当放学回家，远远看见熟悉的窗口那粉红的光，那是幸福的颜色，那是妈妈在等我。”文章最后写道：“我故乡贫穷且落后，跟日本相比更明显，但我爱她——我需要她，她也需要我！”

同年5月，汪楠入读东京江户川区的葛西中学，入学后他写下了《日本的印象》一文：“日本给我的印象是一个物质文明很高的国家。在公路上看到很多中国看不到的汽车，在新宿还参观了一栋52层的大楼。当我从瞭望台上望向地面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灯火连成一片，比天上的星星还多。”

他也坦言，最初是带着恨意来到日本的。“父亲也许是感到时代的艰辛才来的，但一家人来了以后受了很多苦。”

加入“住吉会”，成立“怒罗权”

汪楠在日本上学的日子，满打满算也就三个月。上学第一天，他见到了同样来自中国的60名遗孤二代。其中最大的已经19岁了，但仍被分在学校初中部，从日语五十音图学起。

他记住的第一个日语单词是“傻瓜”，那是日本学生嘲笑他时用的词。当时周围的日本学生和老师都不了解中国，更不了解遗孤的历史。日本学生对他们这群人的霸凌事件每天都在发生。内向的女生受欺负后会在厕所躲上一天，她们无力反击又不知如何发泄，只好在女厕所的墙上密密麻麻写出心中的委屈。

“那是一种绝望。被父母带来日本后，他们原来的户口被注销了。”汪楠说，当时朋友中有两人自杀，其中一人溺水身亡。那是他头一次接触死亡这一概念。“我一直以为他是因为不会日语无法求救，才溺水身亡的。但等二十多岁时才想明白，即使不会说日语，也应该是可以呼救的。”

很多遗孤二代都因中文名字屡受欺负，只好改成日文名。但他的老师盐田却说：“你们有着两个国家的文化，不需要当中国人，也不需要当日本人。”这席话，让汪楠至今都留用自己的中文名。

班里同样背景的男生们当时分成两派，一派是讨好日本学生的和平派，另一派则是像汪楠这样的使用武力解决问题的人。

为了保护自己上下学不受欺负，汪楠加入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帮派——“龙的末裔（传人）”，由8个18岁的男生和4个14岁的男生组成。“我们平日里会一起行动，到安全的地方再解散。日本学生打不过我们，就找校外的暴走族在放学后堵我们。”据他说，日本学生拿起棍棒，他也拿起棍棒；日本学生拿起刀捅向他们，他也开始随身带刀。

学校附近的一台公用电话成了周围遗孤后代们的求救电话。“分散在其他区域的只有孤零零几个人，他们只要打电话求救，我们就去打抱不平。”“龙的末裔”将此称为“长征”——他们从周围的学校走起，逐渐学会看公园地图，夜里向更远的学校进发，青春期男孩子的暴力欲望得到充分满足。

1980年代末的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逼近泡沫崩溃的边缘。据说日本暴走族集团的成员总数在1982年达到4万多人的高峰，随后逐年下降。这些人口里喊着“爱国”，却成天打架斗殴、无所事事。汪楠依然记得与其交过手的暴走族的名字：“当时有叫白龙的，也有使用英文字母ICBM的，还有一个人叫米，旗子上画着英国米字旗，后来才知道，他们的集合地点是在一家米店门口。”

汪楠上学期间写的最后一篇文章叫做《野营的意义》，之后就再也没去上学了。这一篇文章的字迹远不如前几篇工整。文章记录了1986年7月17日三天野营的经历：“我们交了很多中国的和日本的朋友，大家一起唱歌，一起吃饭。”

他真正开始学日语，是和日本女孩子学的。“女孩子说的日语有点娘，每次带着杀气去打架，结果我说出的日语却毫无气势。”这时他和伙伴们离开家，夏天住公园，冬天住厕所。最常住的公园是离学校几公里的恐龙公园。

“恐龙公园的滑梯下面有一个洞，我们就把捡来的纸壳和旧被子铺上。这里也成为后来‘怒罗权’英文名dragon的由来。”汪楠一边在本子上写下这个词，一边忍不住笑出声来：“当时日语太差，经常把错的dragon日文假名写在墙上，很丢脸。”

真正成立“怒罗权”，是在汪楠加入日本第二大指定暴力团、关东地区最大黑社会组织“住吉会”之后。当时他被一名韩国籍组长吸纳入会，平日工作是去附近收保护费，把闹事的客人和来捣乱的其他黑帮势力赶走。韩国组长最常说的话是：“韩国人老在日本受欺负，不得不加入黑社会。黑道人永远到不了白道上了。”

“怒罗权”的名字也是与汪楠同组的一个22岁日本组员起的——“怒”凝聚了对打压者的“愤怒”，“罗”意味着“团结”的力量，“权”代表着“权利”，意在表达要愤怒抗争、团结一致、申张权利。该团体最初只有12名成员，后来壮大到四五十人。其旗号标志使用了中国国旗，上面写有“怒罗权”和“东京”，下面黑体字写着“在日华人暴走联合”。

一次恶性事件给汪楠带来牢狱之灾。当时一名26岁的日本男子偷钱时被汪楠发现，结果被他砍掉手臂。不久这个男子被抓，“住吉会”亦受到牵连，遭到警方突袭。

“那一天就像电影里演的一样。”汪楠回忆说，十几名警察冲进屋来，其他成员立刻关门，拉起防弹装置。“我知道他们是冲我来的，我把房里的一整包枪支弹药从窗户扔了下去。刚从四楼跳下去，警察就冲进了房间。”

结果汪楠遭到警方通缉，他开始四处逃亡，最远还去了北海道。后经韩国组长的老婆劝说，他选择了自首。因未满20岁，他进入日本少年院（注：对犯罪少年实施改造教育之处）接受教育。

在少年院的一年时光，汪楠不但完成了中学学业，还反复读了日文版的鲁迅小说《阿Q正传》。“我觉得自己就是阿Q，常常被欺负，然后去欺负更弱的人。没什么能耐，欺软怕硬，喜欢使用精神胜利法进行自我安慰,或者即刻忘却。”

另一本让他获得共鸣的书是日本著名小说家村上龙的《近似无限透明的蓝色》，书中青年暗冷颓败的生活如逐渐腐烂在水槽中的苹果，与滋生的蛆虫为伍，鼻息间是令人麻木的腐臭味。堕落的生活中，主人公表面放荡，内心却很孤独。汪楠觉得自己经历着与主人公类似的青春。“我虽然成立了‘怒罗权’，朋友那么多，但内心一直觉得自己在荒野中，孤孤单单。”

汪楠也曾思考过，“我的人生怎么会这样？从书香门第大家庭中的一分子到在日本杀人放火的黑道中人。”走出少年院后他试着上工地找活儿干，但最终还是按捺不住，回到了黑社会。

回到“怒罗权”后，他制定了三大“帮规”：第一，不收中国妓女的保护费；第二，不能卖毒品和吸毒；第三，有日本组员在场要说日语。因为“怒罗权”好打抱不平，也吸纳了不少日本的拥簇者，队伍一下子壮大起来，1990年初达到鼎盛时期，达到800多名成员。那时与“怒罗权”齐名的另一个黑帮是关东联合会。虽然后者已经解散，不少成员仍在业界发挥着影响力。

这一时期，打着“怒罗权”旗号的违法犯罪活动频繁发生，引发日本社会的关注。1989年，千叶县的“怒罗权”组织打群架事件造成大量人员伤亡；1994年为了飙车，32名“怒罗权”成员因盗窃摩托车被捕；1997年由于盗窃自动售货机中的现金，“怒罗权”成员及其他遗孤后代共10人被捕；1999年千叶县、东京都发生120起抢劫案件，与此相关的47名“怒罗权”成员被捕。

1989年5月28日发生在千叶县浦安市的斗殴案，是当时轰动一时的暴力事件，致一人死亡，数人重伤。

当时包括汪楠在内的5名“怒罗权”成员和3名日本女子分别乘坐四辆改造过的摩托车到达斗殴现场。一到现场，他们就被50多名手持铁管、金属球棒的人围住，这些人来自另一帮派“市川幽灵”。随着铁管、金属球棒、啤酒瓶交替打来，汪楠予以还击并杀出一条路来。困局之下，同伴摸出裤腰上的匕首，冲着来者刺了过去，导致对方一人死亡。

汪楠原以为，该行为会被认定为是正当防卫，但警察却以杀人罪逮捕了他的同伴。于是，汪楠和四五名同僚袭击了江东区警察署，他们投掷火焰瓶，还用火点燃了警用摩托车。

当时日本黑社会有着“共存共荣”的说法。日本人的事，日本帮派来处理；中国人的事，日本帮派绝不插手。“怒罗权”曾多次与日本最大指定暴力团山口组交手，双方均有人员死伤。最终的解决办法是山口组给钱，让“怒罗权”到总部赔礼，结束纷争。

1997年7月，日本警方在接受《朝日新闻》采访时说：“与其他少年犯罪团伙相比，‘怒罗权’组织结构严密，对成员约束力强，背叛者会受到组织的严厉惩罚。”

与日本本土黑帮过招外，“怒罗权”还经常与其他外国黑帮过招。这些组织中，伊朗、韩国的势力相对较大。据汪楠介绍，“伊朗黑帮人数最多，主要以贩毒为生，韩国黑帮经营赌博机，菲律宾妓女比较多，巴西黑帮多是日裔移民后代，他们也有和遗孤类似的认知困惑。”

汪楠初到日本的1980年代，正好是外国人大量涌入的时期。自那之后，由于经济不景气，这些人的工作机会也随之减少。上世纪90年代初，在东京的佐佐木公园和上野公园，一些伊朗人会秘密贩卖一些兴奋剂、可卡因、大麻等违禁药品。近年来，日本警方还从伊朗贩毒者手中没收过枪支弹药。

曾在日本战后复兴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在日韩国人，不仅在生意上大有作为，在黑社会中的势力也不容小视。由于不少日本人存在“厌韩”情绪，大多数在日韩国人过得较为清贫，那些获得成功的生意人周围总会有黑帮的保护。他们通过高利贷积累财力，并在通货膨胀的高速增长期进入赌博机乃至房地产行业。“很多韩国人通过赌博机发了财，其中一部分人便是与黑道合作。”汪楠说。

入狱的“生意”和出狱的“事业”

2000年，汪楠因涉嫌盗窃等罪再度被捕，涉及犯罪资金总额过亿。汪楠本以为经历几年牢狱之灾就可了结，但由于法院判定其“研发”的犯罪手段会给社会造成威胁，因此从重判罚，让他自2001年起在岐阜监狱服刑13年。直到最终审判，汪楠都没有认罪。“我没向社会认错，也没向警察和法官认错。对于是非对错，我需要以后慢慢想，这个答案也只需要自己知道。”

“在监狱里通常是不许笑的，板着脸才可能不被欺负，但我从来不管这些规矩。”在监狱里，他逐步与黑帮划清界限，并开始偿还过去欠的债务。“江湖的东西一分一厘也不能拿走，拿走这些钱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汪楠还在监狱里做起“生意”，例如找人清理犯人在外的私人物品，给犯人家属带些东西，或者帮他们购买狱外的东西。阅读成为他每日最大的消遣。“一早醒来，左边成人杂志，右边世界政治。在监狱读书，知道了外部的想法，减少了对社会的不信任感。”

2014年6月，汪楠13年的服刑终告结束。出狱后，他成立了NPO“回归到书”，标志是一只青蛙打开一本书，主要业务是给在监狱的犯人提供读物。“在监狱里，死在狱中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能活着出来才是所有人的愿望。体力劳动时，犯人们都喜欢用木头或水泥做青蛙玩偶。日语中青蛙的发音还有一个意思，那就是回归。”他如此解释。

据他说，青蛙的眼睛是空白的，因为“要把眼睛留给别人画”。“我想为监狱里的人提供色彩，他们的生活需要颜色、感情和喜怒哀乐。”

如今汪楠的家里有7000多册等待寄出的书。他身旁的书架上摆放着编好号码的《现在拯救地球》《趣味百科》《社会福祉》等书籍，最下面一排是印有美女写真的成人杂志。“要成人杂志的人最多，我会特意准备这些书。有的监狱只要封面不露点就行。”

汪楠每年会为25所监狱的350名犯人寄书，其中300人是免费寄送。“犯人在监狱干一个月的活儿才挣500日元左右，而一本新书要几千日元，我们只能到处找二手书。”他因此发动周围的人也行动起来。采访当晚，正好有一对埼玉县的夫妇来送书。

收到书的犯人会给汪楠写信表达感谢，有时还会写下自己的经历：“我24岁因欲望与诱惑，犯下抢劫杀人的大罪。由于被判无期徒刑，我开始了长时间的服刑生活。我没有梦想、没有希望，只想着怎么能让自己开心……”每一封信汪楠都会亲笔回复：“虽然麻烦，但这非常重要。希望能让这些人开启第二次人生。”

“我现在虽然没什么钱了，但过得很充实。”汪楠说，他所运营的NPO每年运作需要200万日元，其中外界捐款150万，剩下的50万则靠着新婚妻子的资助。直到现在，汪楠都未加入日本籍，因此无法享有稳定的工作。

2019年8月24日，汪楠在一个不到30人的小教堂举行了婚礼。他特意发了一条朋友圈：“终于有人跟我结婚了。47岁是初婚，虽然不知道世人是怎么想的，但相比于喜悦我也有困惑……明天我将在老刘刀削面举办派对，请附近的人一定来参加。”

有了家庭之后，汪楠接下来的目标是在五年内解散“怒罗权”，虽然这并不容易。“眼看着‘怒罗权’从一个自发性互助团体变成一个犯罪集团，现在培养出来的人都靠着收保护费挣钱，甚至犯罪。我们这些老成员一直想解散它，但受到了很大阻力，黑道和警察都不想让我解散它。”

如今，日本的黑社会也迈入了老龄化。日本山口组内部刊物《山口组新报》曾写道：“比泄露情报更严重的是漏尿”，“每次见孩子，我的钱包都会哭泣”，“年纪大了，医生的诊断很准确”。据日本警视厅统计，截至2015年，日本暴力团中50岁以上成员超过四成。而汪楠所经历的世代，或许是日本黑帮史上最为鼎盛的日子了。

“准暴力团”：“准暴力团”相当于中国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山口组那种可以称之为“组”的叫“暴力团”是正式的“黑社会”。然而由于“准暴力团”不受日本《暴力团对策法》的控制，常被“暴力团”当枪使，其危险程度不输于真正的黑社会。

*【版权声明】本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归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独家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更多精彩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一个深耕重磅热点资讯、优质深度报道、资讯痛点的平台。

原标题：《日本华人黑帮大哥的江湖：从遗孤后代到准暴力团创始人》

争相目睹进入雪域高原的英雄们

西藏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

根据西藏的历史和现实情况

决定采取和平解放的方针

在某些外国势力的支持下

第十八军先遣部队抵达甘孜

第18军向西藏地方武装发起进攻

不怕牺牲的战士们强行渡江

仍然记得解放军进村时的场景

“解放军刚来的时候我八岁

不像以前的藏军对老百姓又打又骂

我第一次吃米饭就是在军营里”

它不仅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

和平解放西藏的坚实基础

派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

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签订了

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

《十七条协议》明确规定

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

严格执行《十七条协议》

为受苦受难的藏族同胞们

治病、救灾、盖房、修渠、开荒

有3000多人捐躯高原

解放军用简单的工具修路

军纪严明的解放军“不吃地方”

通过坑洼的土路运粮进藏

并组织队伍在当地开垦农田

‘看看这上面能长庄稼吗？’

结果马上就动手搭帐篷”

飘扬在拉萨街头的五星红旗

当红旗在布达拉宫前飘扬

从苦难奔向幸福的重大一步

“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

冬天气温低至零下四五十度

农奴流浪儿在街上同野狗住在一起

每当有人给野狗投去糌粑

旧西藏，农奴流浪儿与野狗争食

偷吃了一小碗灶房的糌粑

命令她继续用左胳膊劳动

如果今天去参观布达拉宫

还能在其脚下看到一间“雪监狱”

那是农奴主对农奴动用私刑的地方

若被投入其中名为“蝎子洞”的地牢

一次可以捆住“五人十腿”

饿极只得去啃食梁柱木屑

占人口95%的农奴和奴隶

没有生产资料和人身自由

遭受着沉重的赋税、乌拉差役

废除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

废除对三大领主的人身依附

西藏人民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共产党带领农民翻身解放的故事

听着农民从被剥削到自由的转变

格桑一天到晚仍是提心掉胆

生怕被原来的农奴主发现

巴桑觉得收获最大的一点

“之前脑子里面就是命中注定论

脑子里的禁锢就解开了”

对农奴制度的恐惧和担心

“西藏民主改革第一村”

林芝布久乡嘎玛村的土登

给我们划分了土地、牲畜

农奴终于翻身作了主人”

甚至高铁也开进了雪域高原

官办藏医机构和私人诊所

居民人均寿命由1951年的35.5岁

62.8万贫困人口已全部脱贫

74个贫困县区全部摘帽

金色的阳光照耀布达拉宫

谱写人类历史上壮丽的篇章

校　　审丨孙小千、鞠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