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住宝山呼玛新村的李先生最近碰到一件烦心事，平时服服帖帖的乖女儿居然与他叫板，要取消实行三年之久的分数“K线监管”制。理由是老爸违反了刚在市人大常委会全票通过的《上海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条例中有不准依次为成绩排名、不准侵犯个人隐私等内容。

　　李先生的女儿今年在某重点高中读高三，成绩居年级中上水平，但状态不太稳定，按照李先生的话说，“女儿成绩历来有点搭进搭出，‘魂灵生进’可以名列班级前三，脑子搭错时落到三十名也会的”。李先生自己也是老师，为此经过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了一个高招―――借用股票分析的“K线图”，来监管女儿的学习。

　　女儿当时才读高一，一来凭着当时从普通初中跳龙门考上重点高中的一股自信和激情，二来有碍于父亲“原则问题不让步”的威严，她不敢怒也不敢言，只得默认。

　　据李同学所言，三年来她吃足了这分数“K线监管”的苦头。父亲分数“K线监管”名目繁多，有历届高考一本二本（各高校）录取分数“K线图”，有李同学在校历次考试成绩（期中期末）“K线图”。为了收集有关数据，父亲可谓乐此不疲，借书买书，上网查询，不怕碰壁到学校老师处索取。她说父亲对她的关爱确实令她很感动，但明白无误的“K线”让她始终胆战心惊，唯恐考砸。即使父亲不骂，她也惶惶不安，不知“火山”何时爆发。

　　11月26日那天，她和同学得知了《上海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在市人大常委会全票通过的消息，当晚回到家里，她就拿出报纸，要求父亲严格执行《上海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取消实行了三年之久的分数“K线监管”制。理由是，老爸的行为违反了不准依次为成绩排名、不准侵犯个人隐私等条例规定。

　　对此，李先生当然不同意，他认为学校不准依次排名、不准侵犯个人隐私，不等于我家长不能做，我是监护人。这是科学管理、数据说话，只供家庭参考，不存在什么侵犯隐私；再则你已是年满18周岁的成年人，不属于此《条例》保护范围。

　　女儿针锋相对，认为家法应该服从国法，没有征得她本人同意，就是侵犯隐私。当然，李同学在父亲的“坚持原则”下再次服输。（记者杨志洪）

　　“假洋品牌”与初次获赔

　　据工商登记资料显示，成立于2002年的施恩公司注册资本金1.55亿元，法定代表人张利钿，股东分别为雅士利集团公司、美国施恩国际有限公司、施恩营养品国际(新加坡)公司。

　　作为施恩的股东之一，美国施恩国际有限公司授权施恩公司在内地使用“施恩”商标。美国施恩国际有限公司由华人“FRANKLIN”于2007年在美国得克萨斯州注册登记成立，所在地为一个普通的私人住宅。方舟子曾发博文，追查到“FRANKLIN”在2000年6月和11月在加州注册两家名字里含有“施恩”字样的公司，均已解散，在同一地址还有十几家小公司。

　　而中国奶业协会前任常务理事王丁棉随后对多家媒体表示，施恩的法人代表张利钿与雅士利的法人代表张利桐是兄弟关系，而美国施恩不过是雅士利到美国注册的一个空壳公司。郭利在庭审中则表示，他通过美国相关部门和众多朋友调查得知上述资料。去年6月9日，郭利接受《每日经济新闻》采访的报道推出，全国一片哗然。

　　郭利在庭审中说，是媒体主动联系他的，但在郭利父母撰写的申诉材料中有如下描述―――“6月初，因厂商在赔偿问题上不予配合，郭利向媒体曝光‘施恩牌’奶粉三聚氰胺含量超标的问题以及其投资方美国施恩国际有限公司实为美国注册的空壳公司，在美国没有任何生产设施。”

　　第二天，施恩发表声明反击，“我司多次与该消费者(郭利)沟通，要求其退回手中剩余的2008年9月14日之前生产的旧日期产品，但对方拒绝退还。同时我司多次要求对该消费者小孩进行复检，消费者以多种理由拒绝进行复检，并向我司索要高额精神赔偿费50万元。”

　　公众谴责施恩的“假洋身份”，这让施恩困扰不已。正当施恩每天都忙于应付各路媒体采访时，郭利的索赔终于有了重大突破。

　　6月13日，施恩公司与郭利达成私下和解协议，同意向小涵及其监护人郭利支付40万元。和解协议中写道，“甲方(施恩公司)愿意就乙方(小涵)及其家庭因长期食用含三聚氰胺婴幼儿奶粉而导致健康受到伤害的问题进行补偿”。而在和解协议附录，郭利亲笔所写的“事件说明”中，“双方均达成谅解并妥善解决。不再追诉并放弃赔偿要求。”

　　协议中并未说明这40万是以什么名义赔偿的，郭利随后在庭审中表示，这只是部分精神赔偿款。而孩子的人身保险、自己的误工费等均不包含在其中，这也为后来郭利的再次索赔埋下了伏笔。

　　除了与郭利私下解决问题，施恩也在努力修补公众形象。2009年6月15日，施恩公司董事会发布道歉声明，称施恩公司、包括施恩品牌完全由华人拥有。在更早的一份声明中，施恩表示目前市场上销售的施恩奶粉，全部都是2008年9月14日以后生产的产品，符合国家对三聚氰胺的相关规定。

　　官方此时也作出表态，肯定施恩的身份和质量。广东省工商局消费者权益保护处负责人在接受《南方日报》的采访时(6月23日见报)说，“从主体资格上看施恩没有问题”。该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施恩未对其有美国投资背景进行过宣传，“假洋鬼子一说是被嫁接了概念。”广州市质监局也曾回应此事，指出自毒奶粉事件爆发以来，广州已加强对施恩奶粉进行检验和抽查，没有发现三聚氰胺问题。

　　维权节目后的“钓鱼”疑云

　　2009年6月25日，北京电视台青少年频道播出了《一个男人，如何让施恩奶粉低头》，该节目介绍了郭利维权的过程。施恩公司北区总监段庚惠说，“公司当即派我再次找郭利谈上次签协议之事”。②

　　拿到赔偿后，为什么还要旧事重提？郭利的父母认为，郭利是为了向社会公开毒奶粉真相。“施恩公司虽做了部分赔偿，但远不足弥补其含毒产品给消费者带来的伤害，更多的消费者尚未得到实质赔偿，他希望自己持续的维权行动可以唤醒企业良知，对此进行公开说明，并为受害的孩子们带来一些补偿希望。”但施恩和雅士利的各负责人均在证词中认为，郭利是想继续再利用媒体制造负面报道。

　　从签订和解协议直到6月29日，双方不曾再接触。但29日当天，形势逆转，犹如一场悬疑电影，事件以双轨的形式在秘密行进，双方都无法预见对方手中还有什么王牌。郭利在那一天向施恩和雅士利索赔300万，而雅士利连夜写报案材料向潮安县警方报案，表示遭到郭利的勒索。此案从民事索赔变为刑事勒索，双方身份对调，施恩反成受害单位。

　　当天下午，郭利从国外出差回来，接到段庚惠的电话。③段庚惠在电话里反复对郭利说：“有什么要求，或者有什么条件都可以讲出来”，“你有别的要求呢，我们都可以谈”。

　　“我觉得没有什么可谈的”，郭利一开始回答。寒暄一番后，他转变了口气，“你这么一说，我得考虑考虑”，“或者有什么新的情况要谈一下？那么，我觉得您如果愿意听，就谈一下吧。”双方约好晚上在北京翠宫酒店见面。

　　在与郭利见面之前，段庚惠下午先见了郭妻高红的朋友张琳。段庚惠说，“有个自称高红的朋友张琳主动联系我，并告诉我，高红说女儿已经没什么事了，高红不想再找厂家。”在录音里，张琳建议施恩，“你们为什么不起诉他敲诈？这样至少能让他平息，稍微平息下来，而且让大家知道，噢，原来他是在瞎说！”

　　郭利与段庚惠、雅士利集团公司外事总监陈某辉晚上约在翠宫酒店见面，雅士利提供了这次会面的秘密录音。在双方谈判开始之前，有一段试音没被洗去，在庭审上也曾被播放，内容是数名来自雅士利和施恩公司的工作人员在车上的对话，这也是张燕生律师引做雅士利罪意引诱的主要证据之一：

　　“希望你们凯旋而归！我给你们壮胆来了啊！

　　好好好，一定要把他逮住！把他弄住！

　　把他赶跑，X他妈的！”

　　这段对话结束后，众男子进入翠宫酒店，开始了与郭利的谈判。

　　在当晚的面谈中，郭利又提出赔款要求，理由是高红及其家人对赔偿的处理不满意，高红因此流产，要求施恩赔偿误工费、女儿的终身医疗及人寿保险金、健康保证金共计300万元。段庚惠随即要求郭利将该300万索赔要求写成书面的申请书。次日上午，雅士利拿着6月29日的录音和书面申请书在潮安报案。

　　雅士利在报案材料中称：“郭利拿到40万元后，尝到了甜头，变本加厉……再次向我集团公司索要300万元的无理、违法要求，否则将再次制造舆论，利用媒体对我司进行负面报道，使我司损失更加惨重”。

　　一张摄于圣诞节的合影里，小涵穿着红色的小裙子，被抱在大人手上。她身边围绕着她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身后还有一棵大大的圣诞树。但案发后此情此景不再，高红在没有任何先兆之下，带着小涵躲着郭家，提供了不利于丈夫的供词。郭家两位老人百思不得其解。

　　高红曾告诉张琳，反对郭利在取得40万赔偿后还再次向雅士利索赔300万，自己不参与其中。在张琳的追问下，她还说，郭利曾经为汽车质量问题成功向4A店索赔数万元，“尝到了甜头”。④而高红本人也在随后向雅士利集团提供书面声明表示，自己做的人工流产与郭利的索赔无任何关联，反对郭利的做法。

　　郭利的岳母陶某在证词中说，她认为郭利是在利用孩子向厂家要钱，其真正目的不是为孩子争取权益，如果还要索赔，自己坚决反对。

　　郭建廷和辛宏自郭利被抓后就再也没见过孙女，也与高红及其娘家失去联系。他们认为，出事前两夫妻感情还是不错的，不知道高红为什么会做出对郭利不利的供词。而郭利则在庭上暗示“她有病，我原谅她。”

　　从2009年7月1日至2009年7月22日郭利被捕为止，施恩、雅士利公司谈了19次，其中面谈4次，而这些会面双方均偷偷录了音。

　　7月初，雅士力要求郭利书写并且签署了一份300万元赔付款的申请书，郭利在申请书中强调之前的40万元是“先行赔付款”。在此期间，郭利还给雅士利总裁张利钿打了电话，表示如不满足要求，他将联系联合国、世卫组织等，进一步扩大升级事件。⑤但张律师表示，郭利是从施恩方获知张利钿的电话，是施恩要求其向张利钿说明情况。

　　7月22日，郭利在杭州出差期间被潮安县警察带走，送检的奶粉以及检验报告原本也被带走。据同行的郭母辛宏回忆，郭利是应施恩的要求在杭州进行最后一次谈判，施恩表示会在此次交付赔款，强调让郭利带上相关证明材料与奶粉样品，在确认赔付后，要对它们进行销毁。而郭利不再追究，并对媒体公布，施恩是个负责任的企业。

　　郭利被捕后三个月，世界上最大的私人资本公司之一凯雷投资集团联合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向雅士利注资。复星集团表示，雅士利的上市是必经之路。早在2008年三聚氰胺乳业危机之前，雅士利就完成了上市辅导期，进入了上市申报阶段。而直接由郭利引发的“假洋品牌”事件，无疑令雅士利的声誉受损。

　　判决书中也提到，雅士利和施恩是独立的两个企业。但为什么案件是在雅士利所在的潮安县开审，而不是施恩所在地广州？

　　据雅士利官方网站资料，雅士利集团1983年成立于潮安县庵埠镇，是当地最大型的食品生产企业。施恩就身份问题发出道歉声明的同天(2009年6月15日)，张利钿公开表示，雅士利集团预计今年产值可达40亿元以上。

　　11月20日，郭利涉嫌勒索一案在潮安县法院一审开庭，张燕生律师表示，自己是在开庭前一周才接到开庭通知，因审阅材料和卷宗的时间不够，本想申请延迟开庭，但被法院拒绝。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潮安法院刑庭审判员告诉记者，“此案水很深，涉及行业内部利益纠纷，我们只是基层法院，做好我们该做的事情就可以了。”

　　预谋勒索VS引诱敲诈

　　关于消费者索赔行为有无边界，而索赔的金额多少才在合法范围之内，类似的争议已经在华硕黄静案由来已久。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刑法室副主任刘仁文说，在这些“消费者维权变敲诈”案件中，商家有过错在先，消费者索赔是合法的。商家构成违约或者侵权后，赔偿多少，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赔多少双方可以协商，谈不拢可以通过诉讼解决”。消费者就算拿到新闻媒体曝光来要挟，也是正当的。

　　可此案与黄静案相比，有两点不同：一是企业存在引诱消费者勒索的嫌疑，二是奶粉并非个体消费品，一袋奶粉有问题，可能牵涉整个批次的奶粉质量。

　　检方指控郭利有预谋的勒索，而郭利方则指责施恩和雅士利钓鱼。同一份证据，在双方的解读中出现完全不一样的意思。

　　比如6月29日，郭利与段庚惠的电话通话，张燕生认为段屡次追问郭利还有没有要求，是对郭利进行一种引诱。但控方认为，结合郭利此前接受媒体采访等行为来看，郭利在此次通话中已经“主动流露出主观上有此意图”。法院最后也认定，施恩与郭利联系，只是为郭索要300万提供了机会，并没有制造他的犯意。

　　“在法庭辩论中，双方都会取有利的角度解读证据”，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叶林认为，“是否诱使别人犯罪，这到底是通过某几句话看出来，还是必须看整个对话过程，这个很难说。但如果企业真的存在诱供意图，那么以这种方式取证，控告消费者勒索是不妥的。”

　　此外，法院认为，郭利的勒索罪名之所以成立，原因之一是郭利在不再存在合法请求权的情况下，事先预谋并虚构其亲属对赔偿不满意等借口提出300万的“索赔”要求。所谓“不再存在合法请求权”是指，郭利在和解协议里答应“不再追诉并放弃赔偿要求”。

　　判决书里对于“索赔”“赔偿”等相关字眼都打上了引号，被法院认可的字眼是―――补偿。张燕生说，施恩方一直不愿意承认是因为自己的奶粉有问题才引发了这起案件。“为什么第一次不声不响地赔了40万之后，郭利的合法请求权就丧失了？从民事的角度来说，即使双方签订了合约，一方反悔也是可以提出申诉的，怎么判就交由法院决定。最重要的是，在本案中，第二次索赔完全是雅士利主动提出的，不是郭利主动。”

　　张燕生对于法院的判决，还存有这样一个疑问：“如果法院认为此前40万协议有效，等于间接承认了本身就是民事问题。为什么再次索赔就变成了刑事责任？”

　　潮安县人民法院今年1月8日作出一审判决，事隔九天，潮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迅速作出了维持原判的二审判决，其间并没有通知郭利的家人和辩护律师。在一审庭审上，郭利曾明确表示要张燕生继续代理此案二审，但在二审判决书下来以后，潮州中院的法官告诉张燕生，郭利放弃了请二审律师的权利。

　　据郭利的家人表示，二审法官在宣判前与郭利进行了一次“谈话”，但郭利并不知道这已经进入了二审程序，还一直等着张燕生与其联系。“我们向二审法官询问为什么不向郭利交待他的辩护权利时，他支支吾吾说不出来。”目前，郭利的家人已经将申诉材料寄往潮州中院，等待着回音。

　　①据郭利案发前所写的《中国受害消费者为使用含毒(三聚氰胺)婴幼儿奶粉的要求解决和赔偿经过》

　　②段庚惠在此案中提供的证词

　　③据施恩公司提供的录音整理

　　④张琳提供了自己与高红在北京“上海人家”餐厅的对话录音，录音时间是施恩报案当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