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上还能说清楚道理吗？当不同圈层的网民讨论同一个焦点事件时，过激言论、夸张情绪、简单标签等，往往更容易传播。于是理性对话被对立的情绪带跑，网络暴力随之而来。
从德阳女医生遭网暴自杀案，到寻亲男孩刘学州事件，再到上海女子打赏骑手200元被网暴坠楼……这两年由网暴酿成的悲剧不断发生。如何治理网暴顽疾？怎样构建反网暴屏障机制？
5月31日，南都个人信息保护研究中心举办第8期南都数字经济治理论坛，主题聚焦“网络暴力的预防和治理”。会上，南都发布4万余字的《网络暴力典型案例与防治机制观察报告》，从典型案例、法律规制、受害者访谈、心理疏导、平台治理、司法判例等角度，深入探讨网暴问题。
报告指出，网暴是成因复杂的社会问题，涉及个人表达、网络传播、平台治理、法律规制等多层面。这也意味着治理网暴是个社会性工程，需要多方协同参与。
十大典型网暴案件，涉未成年人、饭圈文化
按照舆论关注度、案件类型和典型意义，报告选取了这两年多以来较为突出的10起网络暴力案例，并进行分类梳理。
报告指出，当随时随地在网上分享生活成为一种习惯，线下矛盾冲突扩散到线上的场景也越来越普遍。这意味着，普通人遭遇“社会性死亡”和网暴的概率变高。比如德阳女医生被网暴自杀案、杭州女子取快递被造谣出轨案等，都是这类由线下纠纷发酵上网的典型案例。
此外报告发现，过去有争议的负面事件更容易引发网暴，但在今天这个浮躁而复杂的互联网生态下，一些正面的暖新闻也可能被过度揣测进而引发网络攻击。比如上海女子给快递员200元被网暴自杀案、大学生给校友买巧克力被网暴案、反诈民警老陈辞去公职仍遭网暴案。
在今天，热点事件当事人遭遇网暴，似乎成了一种“标配”。当新闻事件出现反转、当事人“人设崩塌”或不符合“完美受害者”形象时，一些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网民可能前后判若两人，而相关方的“高调”动作也经常被指蹭热度。这类涉社会热点事件类的网暴案件，如网络侮辱诽谤江歌及其母亲案、东航遇难者家属网上悼念被骂案。
报告还指出，未成年人正在成为网暴的受害者。当他们意外闯入网络舆论中心，面对汹涌袭来的恶意评论，谁来为未成年人抵挡网暴洪流应当引起重视。
2022年1月，15岁寻亲男孩刘学州在三亚服药自杀。在遗书中，他自述了出生被父母贩卖、四岁养父母意外去世、上学遭校园霸凌，寻亲成功后因住房问题被生母拉黑等经历。
互联网放大了刘学州寻亲的希望，也给他带来致命一击。刘学州称，在社交网络上承受了“太多太多”的语言攻击。南都记者从刘学州案代理律师处获悉，经过信息筛查发现两千多条涉及对刘学州侮辱、诽谤、谩骂攻击的言论，对此已保全和固定证据。
与此同时，报告称这两年涉疫情类的网暴案例也不断出现，新冠患者频频成为信息泄露和网络暴力的受害者。其中较为典型的是，2020年底发生的成都女子确诊被骂“转场皇后案”。当时四川省在部署防疫工作时曾强调，要注意保护患者隐私，坚决制止网络暴力。
报告还盘点发现，近年来，涉饭圈文化类的网暴案件呈现高发趋势。这些多数是明星本人起诉网友侵犯名誉权案；也有粉丝因被其他粉丝网暴而提告的；还有流量明星的粉丝因拉踩引战，导致官方粉丝群、明星本人工作室被微博禁言的案例。更有判例显示，“明星与粉丝互告侵权，最后被法院双方均有过错，互相道歉”，如备受关注的热依扎与“硬核豌豆”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
值得一提的是，饭圈控评、粉丝互撕等乱象，正在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去年，中央网信办曾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饭圈乱象治理专项行动。
5月30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关于印发《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领域经纪机构管理办法》的通知。其中明确，经纪人员不得发布或者雇佣营销号发布引发粉丝互撕、拉踩引战等有害信息，不得以打赏排名、刷量控评、虚构事实、造谣攻击等方式进行炒作。
对话网暴受害者、实测八大平台防护机制
4月24日，中央网信办宣布开展“清朗·网络暴力专项治理行动”，随后多地网信办发布通知，将重点打击利用网络平台进行人肉搜索、辱骂攻击、传播谣言等行为。
南都记者注意到，近期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4月，微博、抖音、百度、腾讯、知乎、哔哩哔哩、小红书、快手、豆瓣、网易、新浪、搜狐等主要商业网站平台重点受理泄露他人隐私、侮辱谩骂、造谣诽谤等网络侵权举报达43.96万件。
为进一步了解平台反网暴机制，报告实测了新浪微博、抖音、B站、豆瓣、知乎、快手、小红书和百度贴吧等互动性较强的8款App。结果发现，遭遇网暴的用户在这些平台上想打开“一键防护”或关闭私信、评论等功能，一般需要4到6步。
此外，多数平台可成功拦截一些“明文攻击式”私信内容，且均能在24小时内对用户投诉予以回应，但对“内涵式辱骂”（带有隐晦的辱骂性词汇）则无法及时有效地过滤。当用户想起诉施暴者时，也经常面临平台以用户隐私保护为由提出严格审核要求。
在法律层面，网暴不是法律概念，本质上是一种侵权行为。目前，国内规制网暴行为的规定散见于多部法律中。民法上，通常涉及“名誉权纠纷”“隐私权纠纷”“网络侵权责任纠纷”，而刑事犯罪一般有诽谤罪、侮辱罪，寻衅滋事罪等，《治安管理处罚法》《网络安全法》也有相关规定。
报告梳理了30份判决书发现，网暴案件通常由一个人或一小部分人发起，最终引发大量网民对受害者的抨击、谩骂。由于网络暴力相关案件参与人数较多，受害人常常面临“法难责众”的困境。
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主办取快递被造谣出轨案的检察官——杭州市余杭区检察院第四检察部副主任孔凡宇表示，网暴案件中的信息传播范围比较广，证人分布在大江南北，甚至国外，寻找证人、固定证据就会比较难。
即便几经周折确定被告身份、固定好侵权证据，一路走到司法程序，结果也可能得不偿失。报告发现，在24起原告胜诉的案件中，只有不到六成（14起）案件的原告获得经济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形式的赔偿，其中赔偿金额上万的仅四起。
将施暴者绳之以法，或许是网暴受害者们所期盼的。但事实上，他们连一个道歉也很难等来。报告采访了六位网暴受害者，他们年龄有差，性格不同，经历迥异，但不幸卷入网暴漩涡时，却是同样地无手无策。
有受访者表示，“互联网淡化了‘人’的存在——人在网上变成了一个符号，而你对一个符号说话其实是没有感觉的，因此他们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将情绪随意宣泄到网上，甚至攻击你都不需要理由。
报告还深入访谈3位心理学专家，她们谈到网暴具有匿名性、失责任、从众等特点。隔着一个屏幕，施暴者无法感知当事人的反馈和情绪，不会肆意妄为的顾及后果，更不会意识到自己在骂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以暴制暴无济于事，治理网暴需多方协同
基于案例研究和大量采访，报告发现治理网暴是个社会性工程，需要多方协同参与，并尝试提出从个人、平台、监管、司法等方面提出建议。
对个人而言，报告认为当网络成为重要的生活空间，每个人都有可能遭遇网暴。即便外部已经开始拉起反网暴的防线，但网络喷子无处不在，普通人难免被中伤。因此，最重要的是要关注自己的内心，积极走出被网暴的阴影。
报告建议，当不幸遭遇网暴后，可暂时脱离网络一段时间，避免让自己陷入被网暴的负面情绪循环中。建议做一些让自己放松心情的事情，比如对亲近和信任的家人朋友诉说，听听音乐、出去旅行等，还可以对自己的情绪反应状况进行评估——若结果显示情绪趋于强烈，并且已经严重影响生活、工作时，建议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
在很多案件中，当一方被网暴后，另一方带头的施暴者通常也会被攻击，由此演变成“以暴制暴”的局面。这种反制方式显然无济于事，只会带来更多伤害。报告呼吁用户保持同理心，在网上理性发言，拒绝网络暴力。
平台作为防治网暴的关键防线，报告建议推广落实“一键防护”、陌生人私信限制等功能，以实现对网暴受害者的实时保护；不断更新扩充和改善内容监测和过滤模型，增派投诉处置客服乃至成立专门团队，将网暴止步于萌芽状态、防止扩散。尤其关注发生在未成年人、抑郁症患者等重点人群的网暴事件，必要时联动线下机构予以介入。
在监管方面，4月24日，中央网信办宣布开展“清朗·网络暴力专项治理行动”，其中也要求平台建立健全识别预警机制、及时过滤网暴内容等。
在专项行动之外，报告建议有关部门对网络暴力、人肉搜索、饭圈文化、网络营销等互联网内容生态问题，保持高度关注，加强适时引导。同时畅通线索反馈渠道，优化受理处置流程，积极回应有关网暴的举报，及时敦促平台履行治理义务和承担治理责任。
而到法律兜底环节，报告认为检察机关可以依法介入，将严重的网络暴力行为纳入公诉范围，解决公民个人诉讼成本高、取证维权难题。人民法院可以定期发布一些严惩网暴行为的典型案例，通过提高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让施暴者意识到网暴他人将面临高额违法成本，以此发挥裁判的引导作用，震慑网暴行为。
此外，报告建议探索引入第三方调解机构，在进入司法程序前解决纠纷。比如在各个派出所、街道，包括司法局设立相关的机构，起到定分止争的作用。同时充分运用民法典“人格权禁令制度”在应对网暴案件中的作用，给权利人提供高效的救济，避免给其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
回到立法层面，目前国内暂无专门规制网暴的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也没有明确其法律方面的内涵。因此报告建议，进一步明确预防和惩处网暴的相关条款，提高法律法规的适用性和实操性。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在经过充分论证和研究后，可新设规制条款或进行专门立法，对网暴行为的认定予以明晰。
出品：南都个人信息保护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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