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中国戏曲研究获得了长足的进展，自王国维、吴梅以来，学者辈出，各方面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但学术研究没有止境，还有很多问题值得研究，很多领域有待开拓。戏曲选本研究就是其中一个方面。中国文学选本的传统源远流长。戏曲选本是古代文学选本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古代戏曲一种重要的传播形式。它不但与戏曲文学史，而且与戏曲传播接受史、戏曲理论史、戏曲文化史的深入研究都大有关系。以前学术界对戏曲选本虽已有所研究，如郑振铎先生在1927年就写过《中国戏曲的选本》的论文，但总的来说，多为单项研究和散论，而没有将戏曲选本作为一个整体，全面系统地加以研究。因此朱崇志确定《中国古代戏曲选本研究》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具有开拓意义。
　　在中国文学研究史上，人们对戏曲选本的关注，与对诗、词、文诸选本关注的程度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戏曲选本数量浩繁而散佚严重，情况复杂而缺少清理，这些都给研究工作增加了难度。朱崇志花费了极大精力，对古代戏曲选本作了～个全面的摸底。在此基础上进行细致分析，整理出了"戏曲选本收录杂剧之概况"、"戏曲选本收录戏文之概况"、"戏曲选本收录传奇之概况"、"中国古代戏曲选本叙录"四种很有分量的资料，不仅本身具有重要的价值，而且为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朱崇志不仅具有扎实的文献功底，而且具有较好的理论水平。表现在这篇博士论文中，就是能够以理论驾驭材料，进行有深度的理论探讨。对于戏曲选本的界定，曾经有过多种说法，认识并不一致。论文的 "绪论"对戏曲选本作了这样的界定："这里所谈及的戏曲选本，是指戏曲选家根据一定的意图、依据一定的编选原则和编选体例，在浩如烟海的古代戏曲作品中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单剧、单出或单曲汇聚而成的作品集。在外在形式上，戏曲选本表现为剧选、出选、曲选三种形态；而在内层价值上，它则分别具有清读、清唱、表演的功能。"这一界定，兼顾了内容、形式与内层价值，在前辈学者界定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可以说更规范、更清楚了，而且这一界定贯彻论文始终，体现出一种逻辑上的严密性。
　　论文对戏曲选本的研究，分"源流论"、"文本论"、"思想论"、"文献论"四个层面来进行。对戏曲选本的源流，划分出萌生、成熟、转型三个时期。萌生期始于民间，成熟期文人介入、提升，经过文人文化层的渗透、整理，转型期又以崭新的面貌重新回到民间。对戏曲选本的文本，分杂剧、戏文、传奇三种类型加以讨论，对于后二者的界限，作了细致的辨析。对于戏曲选本所蕴含的戏曲思想，分戏曲发生观、戏曲特征观、戏曲功能观三方面加以讨论。戏曲发生观主要集中于戏曲源流追溯和南北曲体认同两个问题。戏曲特征观则是针对诗词与曲、散曲与剧曲、传奇与杂剧、曲辞与音律这四种关系的辨异和争论。戏曲功能观，概括出"风化"、"娱情"、"像心"三种认识，可谓独具慧眼。对戏曲选本的文献价值，分辑佚、校勘两方面加以讨论，列举具体例证，排比对照，深细人微。"余论"更引而伸之，指出戏曲具有"文"与"演"两个主体因素，但戏曲选本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的双重游离性：既不能作为纯粹意义上的文本，又无法直接称之为表演实录。这是戏曲选本的本体属性，也是它往往被忽略的主要原因。这也是一个创见，可以说是画龙点睛之笔。总之，朱崇志在进行以上探讨的时候，不仅依据选例、选目、选文，而且从序跋中发现蕴含理论精华的吉光片羽，加以伸论发挥，思辩活跃，新见叠出。
　　朱崇志来自弦歌雅诵、英贤不绝的邹鲁之邦。他原在曲阜师范大学，师从徐振贵教授攻读硕士学位，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学位论文是《元代杂剧情感结构论》。后来他来到华东师范大学，得到齐森华教授、谭帆教授等老师的精心指导。来自山东的朱崇志，和来自江苏的谭坤、来自广东的田根胜，与我共同研讨学术三年，相互切磋，其乐融融。经过艰苦努力，他的博士论文终于圆满完成，答辩委员会成员陈伯海教授(主席)、蒋凡教授、叶长海教授、齐森华教授、谭帆教授，评阅专家蒋星煜教授、黄霖教授、吴新雷教授、俞为民教授、朱恒夫教授给予了很多鼓励和好评。现在论文就要正式出版，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得到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正，这对朱崇志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也是继续进行学术研究的一个很好的开端。崇志少年英锐，好学上进，在学术研究中取得更大的成绩，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中国古代选本传统源远流长。有关先秦时期"孔子删诗"的传说即已传达了朦胧的选本意识，真正文学意义上的选本则自梁昭明太子萧统的《文选》始，嗣后七百余年，文学创作繁兴，文学选本随之大量涌现，但文学体裁始终拘于诗文一隅。直至元代，戏曲勃兴，戏曲选本的出现才随之成为可能。总体而言，悠久的选本传统是戏曲选本产生的文化基因，戏曲文学的发展繁荣、戏曲表演的广泛和频繁则是其文化生成的内在前提，而书坊刊刻的兴盛与接受群体的多样化又为它提供了必要的客观条件。纵观元、明、清三代，戏曲选本作为古代文学选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形式、内容、选家观念和审美意识方面显示出与其他体裁选本迥异的特色，从而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关于戏曲选本，学者们曾经多次加以讨论，影响较大的是郑振铎的论述。他说：
　　所谓"戏曲的选本"，便是指《纳书楹》、《缀白裘》一类选录一部戏曲的完全一出或一出以上之书而言。像《雍熙乐府》，像《九官大成谱》、像《太和正音谱》，那都是以一个曲调为单位而不是以一出为单位而选录的，那不是戏曲的选本。
　　这一界定的立论基础是清中晚期乃至近现代戏曲舞台盛行折子戏的表演实际，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综合考察古代戏曲的整体特征，它则具有偏狭的一面。具体而言，有以下两点值得我们注意：
　　(一) 戏曲的文学性质是叙事，属于叙事文学。它同小说一样，都是以叙述故事情节、塑造人物形象、描绘世态人情为基本意旨。因此，单剧与单篇小说具有同等意义，单篇小说的选集如《清平山堂话本》、《三言二拍》等均可视为小说选本且为主要的小说选本样式，单剧的汇集自然也应赋予同样的文学意味。所以，概凡《元曲选》、《六十种曲》之类非作家个人作品的结集而是由他人编选的合集皆应视为戏曲选本。
　　(二)戏曲的艺术特质在于表演，古代社会的等级阶层制度和不同娱乐方式决定了戏曲表演的多样性。首先，有用于御前承应的曲文。杨恩寿《词余丛话》载："明神宗时，选近侍二百名，在玉熙宫学习官戏，岁时升座，则承应之。各有院本，如《盛世新声》、《雍熙乐府》、《词林摘艳》等。"
　　(1)可见此类曲选是作为"官戏"之"院本"的，虽然它们都是以宫调曲牌而非单剧单出为编选体例，但其作为戏曲选本的地位是一目了然的。其次，贵族士绅、文人士大夫素常亲友宴集也常有戏曲表演助兴，有清唱(单一唱曲)和戏唱(戏曲演出)两种形式，即所谓"坐花醉月，买笑追欢"(《吴敝萃雅自叙》)。这一习惯始于明正德后，顾启元《客座赘语》云："......(延客之习)至正德、嘉靖间，乃有设乐及劳厨人之事矣。"嘉靖隆庆后，士大夫家班逐渐兴盛，用于此类场合的戏曲选本也随之涌现。除上举三大曲选外，又有以剧为序、单录曲文的《群音类选》、注韵点板的《词林逸响》等多种类型。第三，戏曲表演的生命力在民间，都市娱乐演出和乡村娱神赛会是古代戏曲表演的主要形式，故用于民间戏曲观摩演出的选本最多。如《大明天下春》、《乐府万象新》等。此类选本贴近民间演出实况，较多保留了当时表演的真实面貌。
　　因此，这里所谈及的戏曲选本，是指戏曲选家根据一定的意图、依据一定的编选原则和编选体例，在浩如烟海的古代戏曲作品中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单剧、单出或单曲汇聚而成的作品集。在外在形式上，戏曲选本表现为剧选、出选、曲选三种形态；而在内层价值上，它则分别具有清读、清唱、表演的功能。
　　戏曲选本的文献保存包括书目著录和文本流传两个方面。
　　戏曲文学在传统的目录学著作中毫无地位，最早的戏曲目录仅见于闲笔杂记。宋元间人周密所记《官本杂剧段数》附于其《武林旧事》、元明闻人陶宗仪也在《南村辍耕录》中附载《院本名目》。戏曲专题目录自钟嗣成《录鬼簿》始，但专题目录详载戏曲剧本名目而不涉选本，《曲品》、《远山堂曲品》、《远山堂剧品》等皆如此。这或许有以下原因：一，专题目录较为关注作家作品的载录和评价，无暇顾及刊印和传播；二，选本是对作品的筛选和节录．既已载明作品，无须再介绍选本；三，选本多由书坊或下层文人出于商业目的编就，戏曲批评者不屑论及。因此，选本的著录多见于求全求细的各类官私修目录中。
　　现存最早著录戏曲选本的是明初杨士奇等撰的《文渊阁书目》，其卷十"月"字号第二厨书目中收有"《戏曲大全》一部一册"和"《风月锦囊》一部一册"。既称"大全"，自然是戏曲集，单从其名字和数量推测，或许即为"戏之曲"集而非剧集，《风月锦囊》经研究认为可能就是现存嘉靖刻本戏曲选集《风月(全家)锦囊》的前身)。(据杨士奇在正统六年(1441)所写《文渊阁书目题本》介绍，此二书乃永乐十九年从南京取至北京，编人书目纯为"打点"，故未遭到弃掷的命运，成化二十二年 (1486)钱溥撰《秘阁书目》据之照录，列入"大明诗选"类，已注意到其选本的性质。
　　嘉靖万历年间，著录频率较高的选本首推三大曲选：《盛世瓶声》、《词林摘艳》、《雍熙乐府》。周弘祖《古今书刻》且有都察院和隆福寺刻印三书的记载，可见其在宫廷官绅阶层的影响。单出选本仅有二家记载，《晁氏宝文堂书目》于"子杂类"录《风月锦囊》，《徐氏家藏书目》于"传奇类"录《乐府珊珊集)--卷。剧选则未见著录。
　　明末清初除照录三大曲集外，所载剧选明显增多。《奕庆藏书楼书目》录有"《元剧百种》"(即《元曲选》)、"《古今名剧选》"(包括《柳枝集》和《酹江集》)和"《名剧汇》"72种(今未传，或仅为剧本汇合之称)；《澹生堂藏书目》"馀集类·艳诗-附词曲"目下有"《古今杂剧》十二册二十卷"和"《名家杂剧》十六册十六卷"(皆未传)；毛晋所撰《汲古阁校刻书目》载"《六十种曲》六帙"等。另外，《钱遵王藏书目》卷十"曲谱类"录有"《南音三籁》二卷"。《奕庆藏书楼书目》"子之十·乐府家一·评谱"条下有"《南音三籁》四卷"。
　　综观明季以至清初的目录学著作，戏曲选本始终处于被漠视的地位，这主要是因为戏曲本身的类属具有不确定性。传统的目录分类学显然不能确认戏曲的文学性质，才会出现将其或人诗类，或人子类，叉或编人词曲类的状况，戏曲选本自然也居无定所；同时，这一现象也说明，目录学家较多关注戏曲作品本身，而尚未对戏曲选本产生兴趣。
　　戏曲选本远比书目著录为多，据不完全统计，剧选尚存约30种，出选尚存50余种。其中，明代选本所占比例明显较大：剧选约有近20种，出选则约40余种。从这一数字比例来看，明代"词山曲海"之称确不为过。特别是万历年间，传奇创作、戏曲表演都已进入发展阶段，选本也随之大量涌现，现存明代选本大多产生于这一时期。而清代由于一则花部勃兴，传奇又流于文人自抒；二则个人结集虽多而传播范围较狭；三则其时书坊已不再冀此求利，所以戏曲选本编印较少；同时，清代乾嘉之后戏曲舞台多以折子戏为主，而其时戏曲表演时间既久，旧有戏情曲辞流传已广．况且《缀白裘》之类大型戏曲选本已将常见剧出一概收入，所以理应多见的单出选本也所印无几。
　　明清两代，对于戏曲选本的研究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专论，如王骥德《曲律·杂论上》专门谈到《元曲选》，对其文献来源、本貌及文学品位均有所述及。第二是附论，多见于各种选本的序言，如李开先《改定元贤传奇》序中对于别本选集的讨论；有的则见于选本内容。明清时选本研究集中关注的一点是保存文献原貌的程度和所收作品的文学品位。近代戏曲史家和研究者对剧选颇为留心，王国维《戏曲散论》一书曾述及《雍熙乐府》、《元曲选》、《杂剧十段锦》、《元刊杂剧三十种》、《盛明杂剧》初集等诸选本；姚华《蕞漪室曲话》曾考校《六十种曲》；吴梅的论述更多。近代研究的重点亦仅限于所选剧之本事、版本及选本的编选、流传状况。单出选本由于多留存于民间或流失于域外，研究者较少顾及，只有郑振铎、胡适在总体研究和《缀白裘》等专书研究上有所发明，并涉及到了舞台表演。当代戏曲研究猬兴，戏曲选本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除少量专著如孙崇涛《风月锦囊考释》外，多为单项研究和散论。研究内容则有所扩大。剧文本事、版本流传、舞台表演、戏曲流派以及选本批评均有涉及。1998年中国古典戏曲专题研讨会上，吴敢提出戏曲选本研究应成为戏曲学科中的专项研究。戏曲选本的独立价值日益凸显，它的整体研究成为戏曲论者瞩目的新领域。但直到目前，戏曲选本研究的内容尚待深入，研究方法仍需更新，研究视角也有待扩大和调整。因此，戏曲选本仍是一个有待开发的研究领域。
　　戏曲选本作为独立存在的文学现象，具有文学、文献和传播三方面的研究价值。
　　戏曲选本的文学价值，首先是指人选戏曲部分的文学欣赏性。一般而言。收入选本的作品在曲文、情节、人物刻画和表演方面都具有独到的魅力。文人选的选本尤其如此，所谓"语语琼琚，字字瑶琨，譬则天庭宝树，一枝一千，皆奇珍异宝之菁华也"(《乐府玉树英·乐府玉树引》)。通过欣赏戏曲选本，古典戏曲的文学精蕴自可一览而尽。其次，选本的文学价值还体现于戏曲选本所具有的文学思想性。一方面，选家对入选作品的编选过程即已包孕了对于作家作品的评价，剧目的选或不选、剧出的选多还是选少、剧曲的择选还是全选，编选体例的曲白组合、序次标准等，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选家的戏曲观念和价值评判原则。从《盛世新声》的曲牌为序、《群音类选》的依剧为序到《缀白裘》的依出为序，反映了戏曲意识从曲到剧、从音乐到表演的发展脉络；而从单收曲文、曲白结合到白多曲少，则表现了文学性和表演性的不同审美取向。另一方面，相当数量的选本通过序、跋和正文评注传达了一定的戏曲理论和审美观念。一般而言，序跋除对编选体例和原则有所说明外，还包括追溯曲源、论戏曲功能、论南北曲等，有的还涉及戏曲题材的分类(《(改定元贤传奇)后序》)、戏曲表演的特点(《息机子元人杂剧选序》)以及尚真的戏曲审美观(《吴散萃雅题词》、《叉题词》)，值得一提的是，《顾曲斋元人杂剧选》之《玉阳仙史序》注意到了选本的传统："然三百篇之有尼父也，骚之有紫阳也，五言之有《选》也。律之有高裸氏诸家也，词之有《草堂》也。非恃传者，恃传之者也。"充分肯定了选本的价值。这都是戏曲理论研究者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
　　戏曲选本的文献价值体现于古代戏曲作品的辑佚和校勘两个方面。由于种种原因，古代戏曲创作与现存作品的比例极不协调．大量作品散佚无踪，只在戏曲选本中保存了吉光片羽。因此，整理选本中的佚作成为古籍文献庞大而必需的工作。目前，已有部分专著体现了这一努力．如《宋元戏文辑佚》、《元杂剧钩沉》等。简单而言，古代戏曲作品的佚失有佚剧、佚曲、佚出三种形式。佚剧之多自不必论。佚曲多是出于文本的磨损，如《节孝记》第十二出《白衣送酒》中有二曲残缺，为[节节高](生)、合、[前腔]、合前，而《群音类选》所收此出则完整无损，据其可补。佚出也不在少数，《金貂记》现存明刊本共缺七出，而《群音类选》、《尧天乐》、《大明天下春》等则可补其四出。现存古代戏曲作品由于时代久远、坊刻粗滥等原因，往往存在着缺失错漏的缺陷，选择戏曲选本中刻印精细、忠实于原作的部分用以校勘，弥补缺憾于万一，同样是戏曲研究的重要内容。勘校有同剧之不同版本对勘、选本问对勘两种形态。通过对勘，一方面，可以描绘出不同声腔中同一剧目的不同形态并进而深究各声腔的特色，明代青阳腔独具的滚调即通过这一方式在民间选本中得到发现；另一方面，不同作者的同名剧作可以得到分辨，演述狄仁杰事迹的《望云记》在明代分别有金怀玉、程文修之作，选本《群音类选》收有二出，郭英德所著《明清传奇综录》谓为金作，《中国曲学大辞典》则云出于程手，对勘后则可知绝非金作；此外，校勘还可纠正研究者的失误，选本《大明天下春》卷四收有《宜童传报》、《托梦返魂》二出，卷中栏外标《绞绡记》，述贾云华还魂事，而《海外孤本晚明戏剧选集三种》所作目录则归之于《鲛绡记》．与魏必简、沈琼英事相混，唯对勘可知其非。随着文献的进一步发现，在整体上进行细致全面的辑佚校勘工作已经成为戏曲研究刻不容缓的任务。
　　戏曲选本之所以具有传播方面的研究价值，主要是因为它的传播方式的双重性。中国古代戏曲的基本传播方式有两种。一是舞台演出。作家惨淡经营的作品文本，经演员以场上表演为标准施以二度创作，将之展现于观众面前。它的特点是瞬间性、互异性和变更性。二是文本传播，即以刊印的方式流布人间。它则具有凝固性、类同性的特点。文本传播有全本刊印单行或作者全本结集印行的方式，但也有选编剧出、合成一帙的方式。二者的迥异处在于，选本往往同剧本的演出密切相关，常能保留表演的曲白甚至身段。因此，选本能够弥补舞台传播难以留存的遗憾。就这一点而言，选本传播是舞台传播与文本传播的有机结合，在戏曲传播方面具有特殊的研究价值。在某种意义上，戏曲选本即为戏曲舞台传播实况的文字载体。所以，郑振铎说："我们在这些选本中，便可以看出近三百年来，'最流行于剧场上的剧本，究竟有多少种，究竟是什么性质的东西'，更可以知道'究竟某一种传奇中最常为伶人演唱者是那几出'。"一般而言，媒介传播的过程包括六个基本部分：谁--说什么--对谁说--怎么说--有什么效果，而在整个过程中都贯穿着"为什么" 这一问题。从这一角度出发，戏曲选本的编印、刊刻、接受群体和传播地域等都成为戏曲选本传播研究的重要内容。
　　鲁迅曾作出这样的评论："凡选本，往往能比所选各家的全集或选家自己的文集更流行，更有作用。册数不多，而包罗诸作，固然也是一个原因，但还在近则由选者的地位，远则凭古人之威灵，读者想从～个有名的选家，窥见许多有名的作品。"精炼地概括了选本的特色、影响和接受心理．戏曲选本同样如此。而戏曲选本的研究也因而成为戏曲研究领域无法回避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