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中的“信仰”正像余则成的间谍身份一样多变莫测，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表述与“去政治”式的历史表述的失效，似乎暗示着一种新的身份认同正在浮出水面。

　　2009年初，一部名为《潜伏》的30集电视连续剧开始在南方台播出。在事先没有任何宣传的情况下，这部谍战剧意外的受到了观众的热捧，收视率逐步攀高，并成为人们街头巷尾讨论的话题。此后，这部剧开始在北京卫视、上海卫视、重庆卫视和黑龙江卫视同步上星播出，把它的影响播散到全国。当《潜伏》最后一集在北京卫视播出时，其收视率竟达到了惊人的14%，创下了该台历年播出的电视剧收视率之最。而这部电视剧的火爆，也使得本来被认为已经“走上死路”的谍战剧再次成为荧屏上的热点。据有关媒体报道统计，在《潜伏》之后，竟已经有60多部谍战剧在各地电视台上映。以至于有人惊呼：“荧屏处处抓特务!”

　　而在网络上，关于《潜伏》以及其主要角色的命运成了众多网友热烈讨论的话题，一时间，“潜伏”、“信仰”以及“革命的爱情最浪漫”等剧中语汇成为时下最为流行的文化关键词，被众多观众口耳相传。《潜伏》这部剧的火爆使得它成了2009年电视剧市场上的最大赢家，获得了包括长篇电视剧一等奖、优秀编剧奖、优秀男演员奖以及优秀剪辑奖在内的四项第27界飞天奖、包括最佳电视剧金奖、最佳编剧奖以及最佳男演员奖在内的三项第15界白玉兰奖、第十一届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广东省委“五个一”工程奖等多项大奖。

　　由于《潜伏》这部电视剧的成功，相关的商业运作很快出现。《潜伏》的正版及盗版的影碟在网络上热卖。电视剧的小说原作——短篇小说《潜伏》——被“伪装”成一部长篇小说的模样成为畅销书。本来名不见经传的小说家龙一，也由此获得了出版自己全部作品的机会。陆琪的一本借用《潜伏》故事讲述职场经验的《潜伏在办公室》，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卖出五十万册。而此前并不受重视的讲述间谍故事的书籍，则在各大书店被摆到了醒目的位置。《潜伏》成功甚至波及家具建材市场，在北京的建材市场上，与主人公余则成桌上的绿色玻璃台灯一样的灯具产品的销量，在2009年增长了20%。

　　《潜伏》的热播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事实上，从2002年起谍战题材的电视剧就开始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而2006年《暗算》的风行则将谍战片的流行推向了一个小高潮。此后在经历了一个短暂的低潮后，《潜伏》的热播又重新让谍战片成为最为流行的电影、电视类型。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的谍战片在经历了五十年代初、七八十年代之交两个高潮后，在新世纪的今天再次迎来了爆发点。仅从前两次谍战片高潮发生的时间来看，它们都发生在中国社会形态发生巨大转变之际，似乎谍战片这一类型所携带的波诡云谲、身份莫测的元素，先天的容易成为社会意识形态变化的某种表征。

　　因此，无论是从近年来谍战片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还是谍战片这一题材本身所可能蕴含的意识形态意味而言，它都成为探讨新世纪以来的大众文化所不得不面对的话题。而本文则试图以《潜伏》——新一轮谍战片中最欢迎的文本——的分析为切入点，通过对这部电视剧的内涵进行解读，探讨其中的信仰主题，解析其的意识形态运作方式。或许通过这样的分析，我们可以一窥新一轮谍战片热潮所蕴涵的意识形态内涵。

　　二、从“人性”到“信仰”

　　谍战题材影片虽在冷战开始前就已经出现，但真正蔚为大观则确乎发生的冷战年代。这一题材本身所蕴涵的正义与邪恶二元对立的基本结构、忠诚与背叛的身份认同使其自然的成为冷战意识形态的载体。因此无论是在资本主义阵营还是在社会主义阵营，抓特务、窃情报都是荧幕上是不可缺少的主题。而这一片种所携带的惊险、悬疑等娱乐元素，也使其在负载意识形态内涵的同时，成为彼时颇受欢迎的准/类型片。50-70年代出现的如《国庆十点钟》(1956年)、《羊城暗哨》(1957年)、《永不消逝的电波》(1958年)、《英雄虎胆》(1958年)、《冰山上的来客》(1963年)等影片以及七、八十年代之间涌现出的如《保密局的枪声》(1979年)、《与魔鬼打交道的人》(1980年)、《敌营十八年》(1981年)等影片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文化记忆。

　　不过随着后冷战情景在中国提前到来，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对垒不复存在，当代中国的谍战片在经历了七、八十年代之交的辉煌后，出现了一段近乎20年的空档。而塑造了一个个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的谍战片，也逐渐成了人们戏谑、嘲讽的对象。这段时间，人们对谍战片的记忆似乎不再瞩目于这一片种的惊险、刺激以及其所负载的意识形态内容，而是把焦点对准了其中的女特务。在一篇专论间谍片的文章中，评论家认为当年的谍战片观众对女特务“一往情深、怀恋不已，提起来便两眼放光，仿佛提到的是自己初恋的情人”[1]。因此在这位研究者的解读中，50-70年代的谍战片非但不被看作冷战意识形态的载体，相反它成了意识形态表述中的一道裂痕，其中透露出了被压抑的“人性”光芒：

　　那个时代的年青人，是从电影上的女特务那里，懂得了‘儿女情长’的意义，懂得了‘暗送秋波’的意义，懂得了‘卿卿我我’的意义，懂得了‘花前月下’的意义，懂得了‘海誓山盟’的意义……这样一来，那个时代电影中的女特务，竟鬼使神差地成了爱情和人性的启蒙者[2]。

　　从这段引文中所使用的诸如“爱情”、“人性”以及“启蒙”等语汇我们可以看出，这位解读者显然把50-70年代的谍战片看作是那个“禁欲时代”里，顽强的人性不可磨灭的标志。也正是在这类八、九十年代以来的谍战片解读中，谍战片不再是两大阵营刀兵相见的战场，而是成了“禁欲时代”的欲望飞地。

　　而另一个可以作为参照的文本是上海女作家素素的散文《各有因缘》。在这篇散文中，作家对间谍形象进行了饶有趣味的解读。她坦承自己从小就希望做个女特务，在女特务身上，她感受到了“漂亮女子的感动”。因为：

　　漂亮的女特务在电影《奇袭》里，每天浓妆艳抹花枝招展。在当时崇尚贫困的年代，知道有这样打扮的女人是不好的，而女特务尽管是好人，却是为了革命工作要打进敌人内部才打扮得同坏女人一样妖艳，我们是不能向她学的。那么只有像她一样，做特务，为了革命打进敌人的内部。如此一来，可谓两全其美：既为革命做了贡献，又可以成天看上去漂漂亮亮。 [3]

　　在这段论述中，素素用“女特务”一词来指称好人，本身就颇具症候性。因为在50-70年代的电影中，“特务”一词专指各种坏人，如美蒋特务等。如果真的有一位女性要“为了革命打进敌人的内部”，那她必然被命名为“党的地下工作者”而非“女特务”。因此当素素使用“女特务”一词来指认“党的地下工作者”时，她已经有意或无意的将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悄悄抹去，代之以“妖艳”的漂亮女性。

　　应该说，以上述论述为代表的对谍战片中女特务形象的解读的确暴露了50-70年代这类影片的某些的特质。虽然这一时期的谍战片以彰显敌我二元对立为己任，但由于其题材的特殊性，使得其不得不大量呈现诸如舞厅、高档烟酒、男女调情等被标示为“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生活”的景观。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彼时中国人观看冷战中另一阵营的唯一途径。不过就这类对谍战片的解读来说，其重要性或许并不在于这种“去政治化”

　　解读揭示了谍战片的某些特点，而在于它促使我们去进一步思考使这类解读成为可能的基本条件。虽然50-70年代谍战片的意识形态表述本身存在裂隙，可以为“去政治化”解读提供必要的空间和可能，但正如有人在质疑上述“去政治化”解读时所说的：

　　毋庸回避，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的指导方针下，我们也曾经历坎坷，有的还曾蒙受冤屈，但……我们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的精神无所寄托，灵魂空虚到需要从当时电影中女特务的身上去寻求刺激。当然，我们也谈恋爱，那忠实的、纯洁的爱情伴随着我们度过了凯歌前进的日子，也度过了艰难跋涉的岁月，我们从来没有觉得需要从当时电影中女特务的身上去学习‘恋爱’乃至以此望梅止渴或画饼充饥。[5]

　　也就是说，对于当时身处冷战情景中的中国观众来说，这类意识形态表述即使存在裂隙，但这裂隙本身在其语境中并不可见，只有在特定的历史语境发生变化的条件下，那类“去政治化”式的解读才成为可能。事实上，使这类谍战片解读成为可能的基本条件，可能就在于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率先打破冷战坚冰，原有的意识形态表述逐渐失去其有效性，一种对50至70年代的社会主义文化实践采取拒绝和排斥态度的表述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表述(虽然这一表述不断遭到来自各方的质疑和反对)。

　　在这类观念表述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被描述为落后的、封建的以及压抑人性的，因此需要被某种更“普世的”、更具超越性的因而也是更符合“人性”的文化所取代。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上文提到的对50-70年代谍战片的解读，才会力图将50-70年代打上“禁欲时代”的标签，而将影片中的女特务读解为某种不能被“革命”所压抑的“人性”流露。

　　上面谈到的以“人性”名义对谍战片进行重新解读，对这类影片所负载的意识形态的批判，在后冷战时代的政治、文化中并不是偶然现象。它可以表现在刘小枫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重新解读中[6]，也表现在贝托鲁奇探讨个人与历史关系的电影中[7]，更表现在电视剧市场上一度出现的对“红色经典”进行改编的热潮中。在那一轮改编“红色经典”的热潮中，50-70年代产生的“红色经典”本身所蕴涵的革命意识形态被指认为“简单、直接的政治说教”，而“人性”则被认为是重新赋予这些作品以“时代内涵”的唯一途径。正是在这样的思路下，革命逊位而爱情夺权，“红色经典”演化为“桃色经典”，以致杨子荣家属愤而起诉《林海雪原》剧组[8]。虽然自八十年代以来，“人性”或其理论形态“人道主义”已经从最开始被官方意识形态所敌视和抵制的概念[9]，逐步演变为某种具有“普世”价值的“真理”。

　　但这一轮声势浩大的“红色经典”改编似乎格外触动了本已裂隙丛生的主导意识形态，使得广电总局在2004年在继禁止涉案剧之后，以“片面追求收视率和娱乐性，在主要人物身上编织太多的情感纠葛，过于强化爱情戏，在英雄人物塑造上刻意挖掘所谓‘多重性格’，在反面人物塑造上又追求所谓‘人性化’，当原著内容有限时就肆意扩大容量，‘稀释’原著，从而影响了原著的完整性、严肃性和经典性”[10]为由，发布通知清理整顿“红色经典”改编剧。从广电总局这段关于“娱乐化”、“爱情戏”、“人性化”与“完整性、严肃性和经典性”之间发生冲突的话语中，以及从作为观众的杨子荣家属的观剧感受中，我们都可以看出，“红色经典”改编剧所突出强调的“人性”(这个貌似“普世”的概念)显然还不能发挥“普世”的功能，无法完成整合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意识形态作用。

　　或许正是在这个角度上，以《潜伏》为代表的新一轮谍战片热潮显示了其独特之处。从某种意义来说，近年的谍战片热潮可以理解为“红色经典”改编剧的轮回[11]，只是在这一轮改编中被突出的不再是“人性”，而是“信仰”。《暗算》的导演兼主演柳云龙认为“从我们国家来讲，从1900年一直到今天，经历了太多的苦难，……而且我们今天整个社会经济已经非常好了，但……我们需要一种信仰，这可能就是我拍这部戏的初衷。”[12]《潜伏》的导演姜伟也坦言“最初写这个剧本时,最困难的就是贯穿电视剧的主线,余则诚为什么在恶劣的环境中始终坚持不懈,他和三个女主角究竟为什么走到一起?后来我终于想通了，那就是信仰。”[13]。

　　而《风声》中顾晓梦死后对李宁玉的真情告白“我亲爱的人，我对你们如此无情，只因民族已到存亡之际，我辈只能奋不顾身，挽救于万一。我的肉体即将陨灭，灵魂却将与你们同在。敌人不会了解，老鬼、老枪，不是个人，而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则把《风声》那原本试图“观照极端环境下的人性”[14]的影片主题升华到“信仰”的高度。这些谍战片的主创人员对“信仰”一词的强调，或许可以让我们把近年来荧幕上频频出现的谍战剧，笼统的看成是一些关于“信仰”的故事。而对这些谍战片中的“信仰”内涵的分析，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们探究这批影片所负载意识形态内涵的绝佳途径。

电影《风声》中的顾晓梦（周迅饰，左）和李宁玉（李冰冰饰，右）

　　三、共产党人的“信仰”故事

　　在《潜伏》这部描写地下党余则成如何为我方窃取情报的电视剧中，其基本结构就是讲述一个普通人如何成长，被询唤为愿意为党、国家奋斗终身的共产主义战士的“信仰”故事。在电视剧的第二集，左蓝邀请余则成共赴延安，但余则成却断然拒绝了自己的爱人，声称：“我们就是两个普通老百姓，不是蒋介石和毛泽东……我们生活里并没有政治，就是柴米油盐。”显然这时的余则成并不接受左蓝对他的政治询唤，还尚未成为那个在阿尔都塞意义上的大写主体。然而在最后一集，当余则成的联络人告诉他“经组织研究，正式接收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时，余则成的回答则是：“我会奋斗终生的!”

　　与故事开始时相反，余则成在故事结束之处已经不再是原先那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成了一个服从询唤的政治主体，并被命名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事实上，《潜伏》中类似的政治询唤场景绝非点缀在开头结尾的冗余，而是成为整部电视剧最煽情、最为观众称道的桥段。如第二十集余则成劝说晚秋前往延安的台词：

　　其实你面前有一条通往未来的路，值得你活下去，那一路很美好，就像你的诗歌一样……比娶你更美好，还多了一份自由!你不是最向往自由吗?……那儿有很多人都像我一样，那是另一个世界，好地方，好风光……你想想晚秋，你站在一列雄壮的队伍里，迈着大步高唱着战歌，去改变整个中国。那是什么气势?一个小小的余则成就是路边的一个送行者，你看见了他，他看见了你，我们挥挥手就过去了。再往前就是更有意义的生活。沮丧吗?无非就是一个小布尔乔亚的无病呻吟!留恋它就是一种高度近视!有时候看得远一点，不就什么都有了吗?包括爱!

电视剧《潜伏》男主角余则成，孙红雷饰

　　这段台词无疑是标准的政治询唤话语，余则成在其中将晚秋的个人生活与情感经历命名为“小布尔乔亚的无病呻吟”，并对晚秋许诺给她所最渴望的“自由”。同时余则成鼓动晚秋展开自己的想象力，把自己想象成身处在“改变中国”的“雄壮”队伍里，去享有一种所谓“更有意义的生活”。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余则成鼓动晚秋所展开的想象力，可以理解为一种米尔斯意义上的想象力，它试图使社会中离散的、孤独的个人将自己的遭际、命运转化为某种集体的遭际与命运，并召唤人们联合起来对这种状况进行改变[15]。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潜伏》在上述段落中的信仰表述模式无疑是一种经典的左翼表述。也正是因此，《潜伏》在信仰问题上的处理与50-70年代的谍战片相距甚远，而与《董存瑞》、《青春之歌》等影片则更为相似。在早期谍战片中，深入虎穴的侦查员在影片开始的地方就已经是一位忠贞的共产主义战士，信仰问题从来不是影片叙述的重点，影片真正力图展现的则是侦查员如何克服各种困难来完成共产党赋予的使命。

　　而正如戴锦华老师指出的，《董存瑞》、《青春之歌》等影片总是开始于孤独无依的个体，而终止于所谓“崔嵬式的庆典”，一种集体的狂欢[16]。而这一叙事结构所隐含的意识形态意味则在于要求个体必须完全让渡自己的个人性或所谓“小资产阶级劣根性”，以换取集体对个人的接纳和命名。

　　或许正是因为《潜伏》在信仰的表述方式上采取了50-70年代流行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表述，使得这部电视剧在播出后受到文化主管部门的赞扬和肯定。广电总局电视剧司司长李京盛就将《潜伏》指认为“主旋律”影片并认为“《潜伏》热播、热议、热评以及光盘的热卖，体现了‘革命英雄核心价值’能够得到观众的认可和崇敬、敬仰和追求。”[17]相关评论者则也表示《潜伏》能够同时获得“领导层”、“专家”以及《老百姓》的高度评价着实不易[18]。

　　而中国青年报在一项关于近两年那些电视剧最能引起观众共鸣的调查中，《潜伏》排名高居榜首，参与调查者对这部电视剧产生共鸣的比例达到/06/0331/17/.cn/v///cskb/cskb//content_/f?kz=

　　28、黑色chalice：《知君用心如日月》，/f?kz=

　　29、整编74师师长：《永远的李涯》，/f?kz=

　　30、可爱的绿树：《为了李涯看潜伏》，/f?kz=

　　32、可爱的绿树：《永远的白衬衫》，/f?kz=

　　35、酷乐布丁：《梦醒人独醉，残留一滴泪——李涯》，/f?k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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