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上海滩富商曹胜美一家六口登上客轮，准备举家迁回老家。

曹胜美原名曹河仁，出生于福建省福清县一户败落的大户人家。其爷爷曹公望曾是福清首富，家业最盛时，站在福清的高山上，触目所及全是他家的产业。但到了父亲那一辈，家产已经被败光，他只好在舅舅的帮助下，东渡日本去当学徒。

在日本当了3年学徒后，曹河仁靠做布匹生意发了财，1936年奉母命回家娶亲。第二年，他准备携妻返日时，恰逢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开始全面抗战。曹河仁便放弃了赴日的念头，留在了上海滩，用在日本赚下的巨款开了家夜总会，并入股了知名的永安百货。

上海滩的花花日子过了10年后，风云又变。1947年，国民政府风雨飘摇，明眼人都看得出，上海早晚会被共产党解放。曹河仁便买了一条货轮，装上所有家产运回老家，自己则携家人另搭客轮回闽。

此时，他的妻子陈惠珍怀里抱着一个刚满周岁的小孩，名叫“小印度”。之所以叫这个名，是因为那时上海滩租界的巡捕多为印度人，有时候大人给小孩穿上小巡捕衣服，看着就像个印度人，就称为“小印度”。

曹河仁一家回到福清后，左等右等，运家产的货船还不到。过了几天，噩耗传来：货船被风浪打翻，万贯家财都沉到海底去了。

就这样，曹家一下子从上海滩巨贾，再次被打回原形。

好在陈惠珍随身还携带着一些当初出嫁时的金银首饰，卖掉后勉强够换回一块宅基地，盖起了两层小楼。

不巧的是，楼快盖好时，国民党溃军经过福清，把盖房的工人抓了壮丁。工人的家属怪罪于主家，天天跑来哭闹，要求赔人赔钱。曹河仁不胜其扰，就一个人跑回上海去了，把老婆和孩子留在乡下。

曹河仁在上海一直待到1956年，才终于回到福清。作为一个前资本家，他在新中国的上海自身难保，就算是赚到一点钱，以当时的邮路之不便，也常常无法及时寄回家里。

所以，陈惠珍一人拉扯着六个孩子，在农村过得无比艰难，经常一天只能吃两顿清汤寡水的饭。

大家闺秀出身的陈惠珍，特别爱面子。当孩子们饿得哇哇叫时，她会关起门来，带着他们吹口琴，唱歌，玩游戏。然后告诉孩子们：“不要告诉别人我们一天只吃两餐，不然别人会瞧不起你。如果出门，要抬头微笑，不要说肚子饿，要有骨气，有志气。”

1954年，当年抱在怀里的“小印度”，虚岁已经9岁，因为交不起5毛钱的学费，一直没有去上学，甚至连名字都没有，还是被叫做“小印度”。后来还是村里的先生出面，说学费晚一点交没关系，学一定要上。

先生给“小印度”起了一个名字，这孩子才正式有了大名：曹德旺。

曹德旺生来是个调皮鬼，在教室里根本坐不住，一天到晚捣蛋，隔三差五被老师告状。每当这时，陈惠珍只好一个劲地赔礼道歉。

小学上了两年以后，曹德旺的爸爸从上海回到了福清。

对于10岁的曹德旺来说，父亲的回来，又好又不好。

好处在于，他的人生终于不再是父爱缺失的状态。父亲经常一边喝着酒吃着花生米，跟他讲过去经商的种种事情，在他脑子里灌输了基本的商业意识。

有一次，曹河仁让曹德旺列举所有含有“心”字的词语。曹德旺列了“用心、真心、决心、恒心、怜悯心”等。

曹河仁说：“你有多少心，就能办多少事……等你悟到这个道理时，爸爸或者已经不在人世了。”

这些话，深深印在了曹德旺的脑海里。

而不好处在于，这位父亲对待这个调皮孩子实在是过于威严。

自父亲回来后，再有老师或左邻右舍来告状，曹德旺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命途多舛、脾气暴躁的父亲，从来都是不容分说，拿起皮带就打。曹德旺有时被打得怀疑自己不是曹河仁的亲生儿子，甚至多次想离家出走。

母亲无法阻止父亲，只能一边含着泪给儿子的伤处抹蛇油，一边劝慰说：“被爸爸打，哭是可以的，但是不要顶嘴，更不要还手或逃跑，因为他是你的亲爸爸。”

尽管隔三差五就挨一顿揍，曹德旺依然本性不改。

小学三年级时，体育老师揪着他的耳朵在全班同学面前训话，曹德旺直接跳起来打了老师一记耳光。倍感屈辱的老师，坚决要求开除曹德旺。不过陈惠珍和校长关系比较好，又多方求情，才没有开除。

初一那年，因为偷偷下河游泳，曹德旺被教导主任开大会批评。他愤愤不平地在书包里装了石头，想用石头去砸教导主任。

跟踪到厕所，看到主任在蹲坑，曹德旺临时改了主意，不用石头砸了，改为爬上围墙，站在墙上，朝教导主任兜头呲了一泡尿。

教导主任找到家里来告状，陈惠珍只能点头哈腰地连连道歉。后来，学校又一次没有给处分，但曹德旺闯下这么大的祸事，也不敢再到学校去了。

就这样，13岁的曹德旺辍学在家，成为一名放牛娃。

放牛娃，换个词叫“牧童”。在中国古诗词里，牧童代表着一种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但曹德旺的放牛生涯，显然并不十分开心。他只做了一年就离开了村子。

在若干年后的自传《心若菩提》中，曹德旺写道：“放牛的日子……让我在幼小的年纪就体验了成人世界的险恶与底层百姓受欺凌的滋味。”

他没有写到受欺凌的细节，只不过，在一次采访中，他曾说起：“我小的时候，离开村子是被人家打出去的。”

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曹家本来就一贫如洗，父母又都不会干农活，日子比别人又更为艰难一些。

陈惠珍饿得得了浮肿病，并从此落下了病根，老年以后的生活都是在病床上度过。

好在曹家大儿子、曹德旺的哥哥曹德淦很争气。从小就乖巧听话，热爱学习的他，17岁时当上了公社中学的代课老师。

他带的班上有个学生的家长是农场场长，他便求场长给弟弟找了一个轻巧活，每天赚5毛钱。

但这种好日子也没能持续多久。

曹德旺因为趁水库放水时偷偷截水捞鱼，被农场的人抓住关了起来。在当时，这可是“薅社会主义羊毛”的重罪，虽然曹德旺从窗户爬出去逃回了家，但显然在农场也待不住了。

没办法，他只好回家跟着父亲去做生意。

那一年，曹德旺15岁。

说是做生意，其实是贩私烟。曹河仁种田不会，但是做买卖是一把好手，只是当时抓投机倒把很严，一不小心就要被逮住游街示众。

为了避免被抓，曹河仁便想到让曹德旺背着上学的书包运烟。由于曹德旺小时候营养缺乏，15岁还看着跟个十二三岁的孩子似的，没有人会去查他的书包。

从曹家所在的高山公社，到进货的福州城，要走100多公里翻山越岭的土路，来回一趟要三天。不管严寒还是酷暑，瘦小的曹德旺，骑着载重单车奔波在这条路上。有一回病得太重，差点死在中途。

私烟生意做了一两年后，当地开始严查。为了不被“割资本主义尾巴”，曹河仁与曹德旺改为卖水果。

水果的进货地在福清县城，路途虽然缩短为50公里，但是重量是烟丝的10倍，而且由于水果不耐存，必须当天来回。

所以，曹德旺的工作，变成了每天载着300多斤的货物，奔波于高山公社到福清县的山路上。

为了赶在早上6点前到达水果批发市场，曹德旺每天凌晨两点就要起床。17岁正是嗜睡的年纪，每天又劳累，哪里起得来。

陈惠珍承担了每天叫曹德旺起床的任务。她虽然不忍心，但又不得不狠心喊醒儿子。所以曹德旺每当费力地睁开眼睛时，第一眼看到的，总是母亲默默滴下的眼泪。这幅画面，一直到曹德旺六七十岁时，依然会常常在他的心中闪现。

这样的日子整整过了4年，曹德旺从一个半大小子熬成了二十来岁的青年。

也许是看不过儿子那么辛苦，也许是贪恋贩烟丝的利润，曹河仁在4年后又回头做起了烟丝生意。结果不到一年，他们就被抓住了，烟丝全部收缴，自行车也被没收。

没了交通工具，生意也没法再做，曹德旺倒是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

当时，陈惠珍正生着病，她和曹河仁商量，想让曹德旺早点结婚，找个媳妇来服侍自己。她看中了娘家村子里的一个姑娘。

曹德旺根本就没见过那个姑娘，更重要的是，当时他已经和另一个女孩在谈恋爱。

但是他喜欢的那个女孩没有被母亲看中，母亲执意要他娶没见过的那个。

曹德旺心想，即使他和恋人结了婚，依母亲的大小姐脾气，加上常年生病的暴躁，家里肯定一天到晚吵翻天。

最终，曹德旺和喜欢的女孩分了手，和那位自己从未见过的姑娘结了婚。

结婚当天的晚上，曹德旺和这位名叫陈凤英的姑娘说：我不会欺负你，你也别欺负我，我们和平相处。

陈凤英是一个大字不识，老实巴交的姑娘，曹德旺说什么就是什么。日后在他们几十年的婚姻里，一直都是这样。

成家那年，曹德旺22岁。

父亲的烟摊被收，让他开始思考自己未来到底要走什么路。他认为，父亲做的事，由于政府不认可，就没有前途可言。他要做，就要做政府允许的事情，而且不能再小打小闹，要做就做大生意。

当时，福清有很多人种白木耳去卖，这是政府允许的事情。曹德旺把老婆的嫁妆卖掉，又借了一些钱，凑够几百块本钱，开始种植白木耳。

与其他人不同的是，曹德旺种出白木耳以后，不在遍地竞争者的福建卖，而是搭火车跑到了江西鹰潭，卖出了更高的价钱。

第一次蹚出路子后，第二次，他就不再自己种，而是开始收购村民种的白木耳，运到江西再卖，干了一年多，曹德旺手上有了3000块钱——要知道，那可是1970年！

当时仍处于文革时期，尽管白木耳在福建是政府允许的，但是跨省贩卖，仍然属于投机倒把。少量卖一些还不容易被查到，要做大，就一定会被查。

正好有一个公社干部想和曹德旺合伙。俩人商定，干部不用出钱，占部分干股，如果有什么需要政府开的手续，都由这位干部来处理。

得到这个保证，曹德旺放心地把3000块钱全部收购了白木耳，又找村民赊购了很多，说好卖掉以后回来就付钱，整整装了好几个大包，一路吭哧吭哧地拖到鹰潭。

结果，一出火车站，就被值班的民兵扣下了。曹德旺一路跟着求情，民兵告知他：投机倒把是不允许的。除非你能从政府办手续，证明这是集体的，才能领走。

曹德旺心急火燎地赶回老家，连家门都顾不上进，先去找合伙的干部，说货被扣了，请赶紧开证明。结果，那个干部一听真出了事，害怕担责，说什么也不愿意去开证明。

曹德旺自己损失的3000块虽然心疼，但是更不好办的是那些赊购的木耳怎么办？他只好挨家挨户去找村民解释，说好等有了钱就马上付。

等疲惫不堪地回到家，另一个村干部在家里等着，说县里的水利工程，你一直都没有参加，已经欠了很多工了，要么去工地补上，要么出钱请别人帮你顶工。

曹德旺身无分文，还欠了一屁股债，只好答应去工地干活。

此时，他和老婆已经有了第一个孩子，本来是急需用钱的时候，但白木耳事件就像几十年前父亲遇到的沉船事件一样，一下子让家庭再次陷入困顿。春节将至，他们家连过年的钱都没有。曹德旺成天以泪洗面，几乎把一辈子的眼泪都流干了。

好不容易捱过春节，他把老婆孩子送到岳母家，对岳母说：“我要出去赚钱，老婆孩子就交给您了。如果赚不到钱，我就不回来了，您让凤英改嫁吧。”

岳母生气地让他不要说这种话，说“我相信你将来会有出息的，暂时困难要忍着。”

曹德旺在工地干了一个多月的活。恰好工地的教导员是他们家的老相识，在听说了曹德旺的事情后，主动提出可以帮他开白木耳的证明。

这真是喜从天降，曹德旺赶紧拿着证明跑到鹰潭，要回了卖白木耳的钱，把欠村民的债还清了。

本来他还可以接着做生意，但经过这一番折腾，他有心灰意冷之感。回来后，他又到了工地接着干活。

教导员给他分派了一个美差，先是当炊事员，后来当食堂的采购员，过了两年“又风光又开心”的日子，直到工程结束，施工队解散，他才改行。

曹德旺先是找关系进了莆田市一家农场做果苗技术员，一个月拿40多块钱的工资，后来机缘巧合认识了福州连江县一个农场的王场长，被挖去当推销员。

他认识王场长的过程颇具传奇色彩，也充分显示了曹德旺式的为人处世风格。

当时，他还在莆田的农场干活。某一个夏日午后，他正在大树下休息，碰到一个人来讨水喝。

曹德旺是个热心人，他怕这人喝了生水拉肚子，便特地跑到自己宿舍，把泡好的凉茶拿出来给对方喝。由于聊天聊得投机，他干脆又留对方吃饭、喝酒和住宿。

那人就是王场长。经过一下午和一晚上的共处，俩人成为无话不说的好朋友。这也是曹德旺一生中第一个好兄弟。

也许是因为见识到曹德旺的能力，也许是因为感念曹德旺的热情，王场长在临别时，特地向曹德旺发出邀约，让他去自己的农场当果苗推销员。

曹德旺刚开始还没当回事。过了半年后，王场长专程跑到莆田找曹德旺，无论如何要他辞工去自己农场。

当时正值春节，曹德旺先回了一趟家。到家才发现，王场长此前已经来过他家，把他家和父母家过年要用的鸡鸭鱼肉酒等年货都置办齐了。

这两桩事，让曹德旺非常感动，大年初五，他就到王场长的农场去工作了。

曹德旺第一年的工作没有什么建树，但王场长还是给他发了1万块钱的工资。要知道，那时候还是1973年，连“万元户”这个词都要等好几年后才会出现。

曹德旺又感动又愧疚，发誓要好好干活，报答王场长。于是第二年，他拼了命地到处推销农场的果苗，到年底，居然赚了3万多的提成。第三年再接再厉，又赚了3万多。

到了1975年底，曹德旺除去生活上的花销，还攒下来6万元的积蓄。那时候，人们有钱不兴存银行，曹德旺把6万块钱都铺在床底下。10元一张的票子，厚厚地铺了一床脚。

此时，曹德旺的“能人”名声，已经远远地传了出去。1976年春节，有另一个农场的人开出优厚条件来挖曹德旺，并夸奖他是“苗木界的一把手”。

从对方的表述中，曹德旺惊觉自己盛名在外，这引起了他的极度警惕。

他心想：“这还了得，我的情况，福清人都知道了，钱赚太多，是要拿去枪毙的。”

在这种恐惧之下，曹德旺当即决定离开苗木界。过完年，他就向王场长辞了职。

曹德旺的下一个动作，是准备开工厂。

1976年春，他在明溪县一个农场跑业务时，由于天降大雨，他被滞留在那里。

当时的农场有很多因各种“错误”被送来劳动教养的知识分子。曹德旺和其中两个人喝酒聊天之下，碰撞出做水表玻璃的想法。

那个年代，私人要办一家工厂是不可能的，只能依靠政府。

当时曹德旺需要解决四个主要问题：一是说服公社领导同意办厂；二是筹集20万元的开办资金；三是拿到办厂所需的10亩土地；四是解决两个知识分子的户口问题。

曹德旺凭着这些年做推销员练就的口才和攒下的关系，好不容易解决了上面的问题。这年10月，在政府的主导下，高山异型玻璃厂开始筹建。

不过，筹建处的班子搭起来后，曹德旺发现里面没有自己的位置。政府派人当了厂长，两位知识分子各有各的用处，只有曹德旺可有可无。

最后，在两位知识分子的坚持之下，曹德旺被聘为厂里的采购员。这个职位没有编制，只是临时工，除了雇佣工资以外，一切其他福利皆无。

不过，采购员这个职位给曹德旺打开了一片全新的天地。

在那个年代，物资不是自由流通，而是要凭指标。采购员的主要职责，就是到处去搞物资指标，这就非常考验人的关系和手段了，这正是曹德旺的强项。

为了搞到玻璃厂需要的各种指标，曹德旺每天泡在福州的温泉澡堂，和全省各单位的采购员们聚会、交换信息和串换指标。

曹德旺把藏在床底下的钱都拿出来搞关系，每天在澡堂请人抽烟喝茶吃东西，很快就和大家混熟了。

到后来，就没有曹德旺拿不到的指标，甚至别的大单位搞不定的，都会来找他帮忙。如福建省物资厅困扰了好几年的指标问题，就是曹德旺出马帮忙解决的。

帮省物资厅跑指标时，曹德旺以物资厅采购员的身份常驻上海，又认识了全国各地的采购员们。最后，他这个小小的公社玻璃厂采购员，竟成为了国内物资界呼风唤雨的“大腕”。

曹德旺完全可以离开玻璃厂。凭他搞指标的能力，哪怕只是倒卖指标，都能随时赚一大笔钱。但此时，他在香港的一个亲戚又建议他去香港，说是可以帮他搞定身份问题。

曹德旺很想去香港，毕竟对于当时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灯红酒绿的香港具有无比的吸引力。但是一贯顺从的张凤英，却怎么都不愿意去，甚至不惜以死相逼。

曹德旺无法决策，只好求助于上天。他到福清的石竹山去求签问佛，主要问两件事：一是要不要去香港；二是要不要离开玻璃厂。

求签的结果是：如果去香港，就会家破人亡；如果留在玻璃厂，则会“虎啸凤鸣不觉奇”。

曹德旺笃信不疑，便留了下来。

在曹德旺混得风生水起的同时，高山异型玻璃厂却一直陷在困境。工厂从筹备到建设，整整用了三年，才开始试生产。又由于技术不过关，生产出来的产品，一直不合格，最后还是曹德旺出马，从上海耀华玻璃厂请来了厉害的工程师，才解决了技术问题，开始正常生产。

生产的问题解决了，但是管理不善，销售不力，高山厂依然是连年亏损。到1983年初，厂里前后换了6个厂长，始终未能扭转亏势，眼看着就要倒闭。

公社找到曹德旺，想让他来承包工厂。

曹德旺其实一直都在等待这个机会。他向公社提出，可以承包，条件是工厂的经营管理要由他说了算。他可以每年给公社上交6万元利润。

对公社而言，不光可以甩掉一个包袱，还能每年白得6万元，自然是千肯万肯。于是，曹德旺找了4个合伙人，把玻璃厂承包了下来。

这是1983年，曹德旺37岁。

当了承包厂长后，曹德旺用了两招，让厂子扭亏为盈。

第一招是打破大锅饭，把工人的工资由固定制改为绩效制，生产效率一下子提高了几倍。

第二招是改变行业标准。

如果说第一招还好理解，第二招，就有点超出普通人的想象力了。

当时，曹德旺发现销售时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客户往往以不符合标准为由拒收，需要销售员去拉关系送礼，才能卖出去。

再仔细一查，发现“不符合标准”的原因，是国家不同部门之间采用了不同的标准。他们的生产是按照建材部制定的标准，这个标准较为宽松。但是当时的一机部采用的是另一个更为严格的标准。如果客户用一机部的标准来卡曹德旺的产品，一卡一个准。

曹德旺决定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他单枪匹马杀向北京，直接找到一机部仪表局有关人员，获得了政策支持；又跑到上海找到具体负责标准落实的上海热工所，搞定了所长。

在曹德旺的一番运作下，当年热工所主办的全行业会议上，曹德旺也参加并上台发言。最后由所长宣布：以后各部门使用高山异型玻璃厂生产的玻璃，不要打开盖子抽检，厚薄公差按建材部标准执行。

搬掉了这个拦路虎之后，高山厂的水表玻璃如水银泻地一般流向了全国。高峰时，全国每年220万只水表，其中200万只用的是高山厂生产的玻璃。

曹德旺承包玻璃厂仅仅一年，就将其从一个亏损的小厂，转变为大赚22万元的香饽饽。

除去上交政府以及分给其他合伙人的，曹德旺个人净赚6万元。同时，他还被评为福州市劳动模范，并选为福清县政协常委。

事业眼看着有了起色，曹德旺摩拳擦掌，想大干一场。

结果，几个合伙人说：上头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我们把钱分了算，承包就不搞了。

曹德旺苦口婆心，都没能劝回几个小富即安的合伙人。

现在只剩他一个人了，包还是不包，成了一个问题。

没有头绪之下，曹德旺再次求助上天。他跑到石竹山求了一签，签文曰：“中原群鹿可追寻，不问东方问何方？回首过来日又午，寒蝉唧唧笑空归。”

解签的老和尚告诉他，这是一支好签。如果留在玻璃厂干，事业大有可为。如果离开去干别的，就会寒蝉笑空归。

曹德旺定下心来，决定继续干。不过，他不想再采用承包制，而是想改为一种新的模式：“合资制”。

合资制与承包制的主要区别是：承包只是按业绩分成，合资却要在工厂占股份。

曹德旺没有主动出击，而是等着政府来找他。反正现在的高山厂已经离不开曹德旺。

在他的拿捏之下，镇上（高山公社已经改名为高山镇）和县里同意了高山厂合资事宜，镇政府还答应为他担保，由他向银行贷款作为入股资金。

于是，高山异型玻璃厂改制为合资企业。原厂资产折为17.5万，由政府控制，占股50%；个人股东筹资17.5万，占股50%。其中，个人股东的50%中，曹德旺占大头，另外找了三个合伙人占小头。

值得一提的是，在合资的过程中，曹德旺个人分文未掏。他以房子作为抵押，镇政府出面担保，从银行借了8万，又从南平市政府借了3万（据他自传所言，南平市政府为了感谢他在搞指标时做出的贡献，主动借给他3万元），以11万的总出资额，成为最大个人股东。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信息是：曹德旺的哥哥曹德淦，此时已经在省里当到处级干部。至于曹德旺入股高山厂的过程中，哥哥的背景起到多大作用，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1984年中，曹德旺去南平出差，政府接待他去武夷山游玩。路上他给母亲买了一支拐杖，这让开车的司机很紧张，郑重地提醒他，千万要放好拐杖，不要把车玻璃给碰碎了。

司机说：“万一破了，你可赔不起。”

曹德旺大为好奇，心想车玻璃那么贵重吗？司机告诉他，一片就价值几千块。

曹德旺马上就动了心思：那高山厂能不能造汽车玻璃？

说干就干！他立马跑到上海，找到之前认识的耀华玻璃厂副厂长石宏藏，说自己想做汽车玻璃。

上海耀华是全国玻璃行业的知名企业，是一个万人大厂。而曹德旺叫石副厂长为“石头”，可以想见两人的关系。

石宏藏说，正好耀华有一套要被淘汰的旧图纸，可以2万块钱卖给你，并且给你提供技术支持。

技术问题解决了，曹德旺回到高山镇，说服镇政府同意厂子做改造升级，又说服银行提供50万元贷款支持，把水表玻璃厂改建为汽车玻璃厂。

他广泛的关系网也发挥了巨大作用。福州客车厂派出了总工程师帮助做分包方案，空八军后勤部安排战士春节加班加点加工设备……

从拿到图纸，到第一片汽车玻璃出炉，曹德旺仅用了8个月。

汽车玻璃造出来后，曹德旺的事业成功就已经注定。当时，一片玻璃造出来的成本只要几十元，而卖出去就能卖一千多元。

曹德旺开的，岂止是个玻璃厂，简直就是个印钞厂。

曹家在时隔三代之后，再一次有望成为福清首富。

但世上的事情就是这样：当你赚钱多了，各种是非就会跟着到来。

1986年，全国开始农村整党整风活动。曹德旺的玻璃厂被整党办查处，账本被查封。人们都传言，曹德旺有严重经济问题。

有人把整党办要查处的问题通风报信给了曹德旺。曹德旺直接跑到县委，找到县委书记当面对质。

曹德旺对县委书记说：“听说您要抓我，是不是等查清楚再抓。至今没有一个人讲过我的不是，背后却准备抓人，这就是共产党所做的事吗？”

书记说：“你要为今天的话负责。我给你一个对质的机会。”

在随后县委组织召开的对质会上，曹德旺逐一驳斥了针对他调查的四个问题。整整讲了三个小时，然后怒火三丈地一拍桌子，一竖中指，大骂“他妈的”，扬长而去。

对质的结果是：县委充分肯定曹德旺的工作，要求高山镇把账本还给工厂。

后来，高山镇告状的人又告到福州市委，依然没有告倒曹德旺。最后告状信汇总到省里。

当时省里主抓农村整党整风工作的部门是省农委。告状信都集中在省农委办公室主任的手上。

这位办公室主任，名叫曹德淦。

据曹德旺的自传《心如菩提》写道：曹德淦收到这些告状信后，只是一封封拆开整理好，送给省农委主任呈阅，未作任何解释。

当然，曹德淦、曹德旺，这两个名字的相似性，已经不需要作任何解释。

为了慎重，农委主任亲自到福清去了解情况。回到省里后，主任对曹德淦说：“你弟弟的事，我亲自去调查了，他是清白的。”

然后说：“以后，再有这样信，就不要再送到我这里了。”

于是，省里的事到此了结。据说高山镇的人依然不放弃，一直告到了中纪委。

告的结果是，市委书记和县委书记都很生气，后果很严重：高山镇的党政班子被调整，相关人员都被下放到乡里去任职了。

到1986年底，高山玻璃厂产值近600万元，利税超百万。

曹德旺又主导了厂子再次改制，成为中外合资的福耀公司。

这个合资公司，股本金625万，股东除了曹德旺、上海耀华和地方政府外，还有香港、美国的公司，以及省外贸公司和来自北京的国企中汽华联，阵容堪称豪华。

其背景有多牛呢？仅举一例：代表中汽华联在福耀担任董事的人，名叫刘虎生。刘虎生的父亲刘伯坚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干部，是周恩来、陈云等人的亲密战友。刘伯坚牺牲后，刘虎生是周陈等人看着长大的。在北京，人们对刘虎生的称呼是：“刘老”。

我们不知道曹德旺是怎么搭上这些线的。但是这些线的存在，证明了曹德旺以及福耀在政界的人脉实力。这些在日后福耀的发展中，无疑会发挥重要的作用；也让曹德旺在处理与一些地方官员的关系时，更加有底气。

一个事件可作为最佳的例证。

1988年，福建省举办了一个国际龙舟邀请赛，活动放在福清县举行。

时任福建省体委领导找到曹德旺，请福耀赞助这次活动5万元，并承诺赛事命名为“福耀杯”，且由曹德旺上台给冠军颁奖。

曹德旺欣然答应，并和体委签订了赞助合同。

不过，后来这位领导又找了另一个外资企业，拉到了60万港币的赞助。于是就决定取消福耀的冠名，曹德旺改为颁发第四名的纪念奖。

曹德旺大怒，说让出冠军杯可以，但是体委必须还钱付息，登报道歉。体委自然不会这样做，还是请曹德旺去颁奖。

到了比赛那天，曹德旺准备派传达室的门卫去颁奖，将主办方羞辱一番。

不过主办方专程派车，拿着大红请柬来请曹德旺。

曹德旺问：“我颁什么奖？”

对方回答：“冠军杯。”

于是曹德旺便去了。但是到现场一看，省人大主任、副省长都在，赞助60万的外商也在，自己排在第四个。显然还是颁纪念奖。

他不动声色地坐着和副省长聊天。等前三名颁完之后，他上了台。

当获得第四名的澳大利亚队队长满脸笑容地准备从曹德旺手中接过纪念奖杯时，曹德旺直接把奖杯扔到水库里，然后就在台上和体委领导对骂，满口“他妈的”。

最后是省电视台的记者朋友硬把曹德旺拉走才收场。

由于这是国际赛事，有省领导和外宾在场，曹的行为影响极其恶劣。很多人都传言曹德旺闹赛场，摔奖杯，要被判刑十几年。

省委书记和省长专门开会处理此事，最后的结果是，让曹德旺写个检讨就完事。

曹德旺在检讨中写道：我错在两个方面：一是发奖杯那天我不该去；二是我错以为身为福耀的总经理，应该以维护公司利益为天职……

曹德旺敢这么干，除了有深厚背景和性格脾气使然，他的工作业绩也让他有这个底气。

成立合资公司后，曹德旺引进外国先进设备，带领技术人员出国培训，使福耀的设备和技术实力达到国际水平，每40秒就能造出一片汽车玻璃，成本50元，售价高达1500元，赚起钱来比印钞机还要疯狂。

事业突飞猛进之时，曹德旺的心灵却变得迷茫。

早在80年代初，他就经历过一次婚姻危机。

1968年结婚时，他和妻子婚前都没见过面，也谈不上什么爱情。

十年后，他在明溪县遇到了一个女人，深陷情网。对方也是有家庭、有孩子的人，但是两人爱得死去活来。用曹德旺的话说：“那是真正的相爱……我们都很投入，彼此觉得找到了一生的知音。”

那个年代还很保守，但他们俩的婚外情轰轰烈烈，闹得众所周知。

曹德旺给老婆写信，说自己另有所爱，要求离婚。陈凤英不识字，信是曹德旺的妹妹念给她听的。

等曹德旺回到家后，陈凤英对他说：“我知道我配不上你，知道你是会走掉的，你要是真走了，那么把房子和三个孩子留下来给我。”

面对陈凤英毫无反抗的态度，曹德旺陷入了纠结。

日后他回忆道：“一面是我的结发妻子，她为我默默地奉献了这么多年，吃了那么多苦，纯朴善良，永远无条件地信任我；另一面是我的红颜知己，我们有刻骨铭心的感情，有共同语言。我真的很苦闷，不知道以后的路应该怎样走。”

不知为何，这一回，曹德旺没有去拜佛求签，而是自己去做了一个社会调查。他调查了一百个家庭，然后发现：没有一个家庭是绝对幸福的。哪怕外面看起来再完美，内里也都是争吵不断，互相不满意。

他心想，既然没有绝对幸福的家庭，换了又如何呢？

最后，他割舍了爱情，回归了家庭。

若干年后，不管是面对记者的采访，还是个人的自述，曹德旺都对这段历程毫无隐瞒。如此公开谈自己的婚外情，恐怕是中国知名企业家里唯一的一个。

感情上的迷茫过去十年后，曹德旺又遇到了事业上的迷茫。

1990年左右，福耀公司突飞猛进，前途一片光明。但是曹德旺感到了厌倦。

他看了一本弘一法师李叔同的传记后，有一股要投身空门的强烈冲动。

他心想，出家的生活是“山寺日高僧未起，算来名利不如闲”，而自己每天要工作16个小时，如此辛苦，所为何来？

越想越不值，干脆出家算了。

但曹德旺毕竟没有李叔同的决绝。家里人来劝，朋友来劝，政府官员来劝，曹德旺终究没能下定决心。

最后的解决办法，仍然是求签。

石竹山的老和尚告诉他，你有佛报，却无佛缘。好好办企业吧，以后别想出家的事了。

于是，曹德旺就绝了出家的念想。

1990年，在一位新加坡银行家的鼓动之下，曹德旺起了上市的念头。

那时中国的资本市场才刚刚开始。经过一番运作，福耀成为福建省上市的试点单位。1991年，福耀正式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以1.5元/股的价格，发行了1600万股。

本来，由于福耀在快速发展，这些股票非常好卖。但是过了两三个月以后，社会上开始有各种流言，说福耀的股票上不了市，曹德旺圈了钱要逃到国外云云。

流言越传越广，前期买了股票的人，纷纷要求退股。

曹德旺每天被退股的电话轰炸得不厌其烦，便咬牙以个人名义回购股票。由于当时股价已经从1.5元涨到2.5元，曹德旺买回400万股，花了约一千万，这些钱都是高息借来的。

有了这笔利滚利的债务，曹德旺如坐针毡，恨不得越快上市越好。

他直接去北京找到福耀董事刘老。刘老亲自带着他去找了国家体改委主管的官员，体改委的主管官员又带着他去找具体经办人，并且交代说：

“刘老是这家公司的董事，他叫你受理。”

可想而知，在如此关系之下，福耀的上市以最快速度得到国家体改委的批准。

1993年6月，福耀正式登录A股，开盘价为44.44元。

从发行股票到股票上市，仅仅过了一年而已，曹德旺手上拥有的股票，就升值了二十多倍。还掉所有债务后，他还进账两个亿。

上市当天，曹德旺人还在上海，就打电话给妹妹曹华，让她尽快帮他把手头的股票套现。

一个月后，曹德旺拿到了移民香港的单程证。

上面这两个动作，足以让人浮想联翩。有心的人难免怀疑，这么着急套现和拿香港的身份，背后是有什么考虑呢？

而再往后的一些动作，更是让人迷惑。

1994年，曹德旺把福耀42%的股份和福耀旗下万达汽车玻璃公司51%的股份卖给了法国企业圣戈班，使圣戈班成为福耀的大股东和真正话事人。

在股份卖给圣戈班的同时，曹德旺开始办理移民美国的手续。

若干年后的一次采访中，曹德旺直言不讳地说：“老板移民，就是怕政府追究嘛。”

直到2005年，他才正式放弃美国绿卡，只持有香港身份。在上面同一个采访中，接着那一句话的后一句是“不管政府怎么处理，我都接受。”

不知道他所指的，究竟是什么。

圣戈班接手福耀后，曹德旺名义上是福耀集团和万达汽车玻璃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但是圣戈班在董事会占有多数席位，任何重大决策，都需要由圣戈班批准。曹德旺实际上失去了重要事项的决策权。

原本鼻孔朝天，谁都不服的曹德旺，放下了全部自尊，忍气吞声地每一个项目都用中、英、法三种文字向圣戈班请示。但是，三年过去，请示的文件摞了半米高，一件都没有获得批准。

他意识到，对于位列世界五百强的圣戈班而言，福耀只不过是其在全球三百多家子公司中不起眼的一家而已。在圣戈班的版图中，福耀的全部任务，就是做好中国市场。

而曹德旺老想着去开拓国际市场，做大做强，对圣戈班而言，这无疑是去抢夺其他子公司的地盘，制造内部矛盾。冲突可想而知。

而圣戈班接手了福耀，实际上也等于抓了一个烫手山芋。

福耀原本每年都有巨额利润，说来也怪，自从卖给圣戈班以后，就连年亏损，股价一路下跌，三年过去，亏掉了30%。

后来，曹德旺和圣戈班重新谈判，原价买回了圣戈班手里的股票。所以到1999年，曹德旺重新成为福耀的大股东。

与圣戈班共事的三年，对曹德旺意义重大，除了学习到圣戈班的诸多先进技术和理念外，更重要的是让他完成了对跨国大公司的祛魅。

经过近距离观察，曹德旺发现所谓的世界五百强企业，也不过如此，总部派过来的高管，水平一塌糊涂。这让福耀日后的出海，比别人多了一份从容和自信。

福耀的出海始于1994年。当时，曹德旺在美国买了一块地，建了一个仓库，成立了福耀美国GGI公司。

GGI的运作方式，是从福耀中国总部进口玻璃，然后从美国仓库分发给美国的经销商。但是做了三年，连年亏损，亏掉一千多万。用曹德旺的话来说，是“亏哭了”。

后来，他找了一家咨询公司来把脉。咨询公司一看，发现曹德旺采用的分销模式不适合美国市场，于是建议关闭美国仓库，改为直销，由福清总部直接向美国客户发货。

这一招让GGI立马起死回生，一年就把前面三年亏的钱赚回来了。

这让曹德旺充分领会到，什么叫“知识就是力量”。

正当福耀在美国混得风生水起时，2001年1月，小布什接替克林顿，成为美国新一任总统。

上台伊始，小布什政府就改变了克林顿后期对华友好的格调，中美关系趋向全面紧张。

2月，中国多家玻璃企业遭遇了美国的反倾销诉讼，福耀是被重点狙击的对象。稍后，加拿大也随之跟进，也发起了针对福耀的反倾销诉讼。

这一场景，与今天美国对付华为或字节跳动，何其相似——当然，当时的情况，没有现在这么极端。

与一般的企业会觉得“麻烦大了”不同，曹德旺居然感觉很兴奋。

他第一时间积极应诉，不惜花费一亿多元的律师费，先后打赢了对加拿大和美国的两个反倾销官司，还把美国商务部给告倒了。

其中，对加拿大的官司，是中国入世以后第一个打赢的反倾销官司。对美国商务部的官司，是中国企业第一次状告该部门并打赢的官司。

日后说起来，曹德旺得意地说，“（跟美国商务部打官司）这种事是我最喜欢干的事情。”

“他美国人拳头大，就可以欺负我哪？我就把事情捅大，让全世界来评评理！就是倾家荡产，我也跟他干！”

因为赢得对美国政府的官司，曹德旺在当时很是享受了一把民族英雄的待遇。

希望这一点，对今天的华为和字节跳动，能有所启发。

正是在赢得对美国商务部诉讼的那一年，曹德旺放弃了美国绿卡，回归了中国国籍（持中国香港身份证）。

那一年，他想明白了一件事，自己已经不再是1995年以前，那个为了养家糊口而努力的小老板，而是已经变成在中国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他身上有了更多的责任。

他把事业追求升级为，“做一片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玻璃。”

福耀逐渐成长为一个世界级的企业。在汽车玻璃领域，它已经是当仁不让的全球第一。其利润比世界上所有其他汽车玻璃企业加起来还要多。

这种成长除了要归功于曹德旺的胆魄、管理能力和对技术的追求以外，还要归功于他超强的预见性。

2006年底的一天，曹德旺在汽车收音机里听到新闻，说贸易摩擦不断加强，人民币汇率可能会自由汇兑。他马上判断未来两年形势要变。

到了公司，曹德旺马上开始部署：第一，所有在建项目抓紧扫尾；第二，停止一切扩张性的再投资；第三，立即清理应收账款；第四，减少产品库存和材料库存；第五，关闭可能产生亏损的企业；第六，请咨询公司，帮助推动精益管理。

其中，关闭四条刚建好的孵化线的决定，最为艰难。这个决定，将直接损失二十亿。公司的高管激烈反对，但曹德旺坚持要关，说关了可以把根留住，不关会尸骨无存。

2007年1月1日，召开员工大会，曹德旺在会上讲：冬天要来了，我们要自救。

整个2007年上半年，福耀全力准备过冬。下半年，美国次债危机爆发；第二年，全球陷入金融危机，美国汽车企业集体陷入困局，中国很多企业也遭遇重大打击。

而福耀由于准备充足，虽然利润短暂有所下滑，但很快又涨回去了。

时间匆匆过了10年，2017的股市又一片繁荣。在香港的一个经济研讨会上，大多数企业家和学者对经济持乐观态度，独有曹德旺提出：盛宴即将结束，未来两年做好防冻准备，冬天要来了。

他提前把借银行的所有钱都还掉，将财务报表上的银行贷款直接归零。于是，在2019和2020的凛冽寒风中，当很多企业遭遇困境时，福耀却岿然不动。

这份预见能力，不能不叫人惊叹。

2009年2月，曹德旺向外宣布，他将捐出个人持有的福耀集团股票7亿股，成立“河仁慈善基金会”。这些股票，占他所持福耀集团股份总数的70％。

这是中国企业家首次做出如此大手笔的捐赠。虽然后来比例太高触发了要约收购条款而被迫缩水，但是真正落实的捐赠数额，也高达35.49亿人民币（按过户日市值计算），这已经足以让曹德旺成为当时的“首善”。

这个捐赠的时间点，非常耐人寻味。因为就在2008年，他的哥哥曹德淦正式从福建省副省长的位子上退休。一些有心之人将这两桩事联系在一起，认为曹德旺是因为失去靠山，才不得不捐出大部分财产以求安全。

但对于曹德旺来说，做慈善是由来已久的事情。从1983年，他捐给自己读书的小学2000元买桌椅以来，到现在，他的捐款总额已经超过120亿人民币。

值得一提的是，这120亿，几乎都是他以个人或家族的名义捐赠的，而不是动用公司的资金。

曹德旺认为，创业是做事，慈善是学做人。慈善不是自己去施舍别人，而是在修做人的规矩。

他说：看到乞丐讨钱，你说“给你”，这个不叫做慈善。应该蹲下来，说我口袋里也没多少钱，拿五块给你，希望你不嫌弃。这才叫做慈善。

今年，曹德旺已经74岁。

他在财富上的成就，早已超越自己的祖上。

在中国，每四辆汽车，有三辆用的都是福耀的玻璃。在海外，这个比例也超过四分之一。福耀这个名字，已经成为中国制造的代表。

他在美国建立的工厂，一反之前中国人向美国人学习技术、管理经验和企业文化的做法，而是把中国的技术、管理经验和企业文化传到美国去。

美国人心里酸溜溜地拍出《美国工厂》，还拿了奥斯卡最佳纪录奖。而对中国人来说，从实业报国的角度，称曹德旺为英雄，亦不为过。

在早期的媒体报道里，曹德旺出身贫寒农户，完全白手起家，不依靠任何背景，做成了福耀帝国。

而稍后的媒体文章里，又总有人拿他祖上的富有和哥哥的背景来说事，认为他的成功另有内幕。

梳理完曹德旺的过往，我们会发现，这两种描述都不准确。

他的成功，有家庭的传承，有父母的言传身教，有哥哥及其他有权有势者的帮助，也有其本人能力超群的作用。

他本来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我们很难用一种东西去定义他。

他从小调皮捣蛋，初一就辍学，但是却自学成才，爱书成痴。

他曾经毫无顾忌地出轨，但却和结发妻子白头到老，把公司和股份都记在她的名下。

他贪杯、贪吃，身型肥胖，似乎完全没有自制力，却风雨无阻地每天早上4点半起床，照着手电筒去打高尔夫，然后总是第一个到公司，70多岁高龄还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他管理公司极端讲究数字化，管理自己的人生却总是通过求签算卦；笃信佛教，却戒不了贪嗔痴。

你很难用某一个标签去定义他。贴在他身上的任何一个标签，都是错的。

也许，这种复杂，才是真实的人，才是真实的企业家，才是真实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