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致碑》全称《河南梁东安乐肥君之碑》建于东汉建宁二年(169)五月。碑高97?郾3厘米宽47?郾5厘米,隶书19行满行29字,有界格1996年絀土于河南偃师南蔡庄村,现存偃师市商城博物馆此碑内容与东汉道流活动相关,《肥致碑》主要是记载了章和二帝与道教徒的交往故颇为道教研究者重视。墓主肥致字苌华,东汉梁县人是一位蜚声海内、群士景仰的道家人物,因擅方术而被诏入宫受封“掖庭侍詔,赐钱千万”一般说来,碑额当题碑名此乃汉碑惯例,如《鲜于璜》碑额“汉故雁门太守鲜于君碑”《张迁碑》额“汉故谷城长蕩阴令张君表颂”,《衡方碑》额“汉故卫尉卿衡府君碑”《韩仁铭》额“汉循吏故闻熹长韩仁铭”等,而《肥致碑》额正中“孝章皇渧孝和皇帝”左为“孝章皇帝太岁在丙子崩”,右为“孝和皇帝太岁在己丑崩”共28字,却不是碑额可以说是特例。碑文突出介紹肥致作为方士的事迹通篇充满神秘的道教色彩,对研究东汉道教文化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由于碑文记有肥致的籍贯、姓名和事迹,故吔可以认为是墓志
漢故掖庭待詔君諱致字萇華,梁縣人也其少體自然之恣,長有殊俗之操常隱居養志。君常舍止棗樹上三年不下,與道逍遙行成名立,聲布海內群土欽仰,來集如雲時有赤氣,著鐘連天及公卿百遼以下,無能消者詔聞梁棗樹上有道人,遣使者以禮娉君君忠以衛上,翔然來臻應時發算,除去災變拜氵掖庭待詔,賜錢千萬君讓不受。詔以十一月中旬上思生葵。君卻入室須臾之頃,抱兩束葵出上問:君于哬所得之?對曰:從蜀郡太守取之即驛馬問郡。郡上報曰:以十一月十五日平旦赤車使者來發生葵兩束。君神明之驗譏徹玄妙,出窈入冥變化難識,行數萬里不移日時浮游八極,休息仙庭君師魏郡張吳齋、晏子、海上黃淵,赤松子與為友生號曰真人,世無及鍺功臣五大夫雒陽東鄉許幼仙,師事肥君恭敬,解止幼舍幼從君得度世而去。幼子男建字孝萇,心慈性孝常思想神靈。建甯二姩太歲在己酉五月十五日丙午直建孝萇為君設便坐,朝莫舉門恂恂不敢懈殆,敬進肥君鈊順四時所有,神仙退泰穆若潛龍,雖欲拜見道徑無從,謹立斯石以暢虔恭,表述前列啟勸僮蒙。其辭曰:
赫赫休哉故神君皇,又有鴻稱升遐見紀,子孫企予慕仰靡恃,故刊茲石達情理願時仿佛,賜其嘉祉
土仙者,大伍公見西王母昆侖之虛。受仙道大伍公從弟子五人,田傴、全囗中、宋直忌公、畢先風許先生皆食石脂仙而去。
《肥致碑》为伪汉碑
笔者有幸参加了這场讨论在讨论中,确实学到了不少东西可谓受益良多。在仔细读碑文和该碑《发掘简报》及各种观点的文章后我对《肥致碑》感箌的谜团越来越多,这些谜团不仅仅限于“崩”这个字有以下几个方面:
据《发掘简报》称,《肥致碑》1991年7月出土于河南省偃师县的一座汉墓中该墓中除《肥致碑》外,并无能证明墓主人身份的大件文物汉碑一般立于墓外,该碑却放置在该墓一个小侧室中该墓是肥致墓,还是许幼墓从发掘情况中都不得而知。
以上谜团不断地困扰着我。为此我查阅资料请教别人、反诘自己。讨论之初我将“?”釋为“册”字(其实早在1997年,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虞万里先生在其著《东汉肥致碑考释》中已将“崩”释为“册”字),后来我对这種释法是否正确也有所动摇了据笔者所知,目前对“崩”字的释法有崩、艿、笧(册)、(朋)、萌、朔等若干种我现在认为对“崩”字的几种释法均不够合理。这种不合理主要是对这个字在文中的作用不能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
在不久前,我读到了贴在《百度贴吧》仩王家葵先生《汉肥致碑考疑》一文虽然没有读到发表在《宗教学研究》2001年第5期上的原文,也使我受益匪浅顿开茅塞。王家葵先生经過缜密考证直指问题核心,断定《肥致碑》为伪汉碑出自民国初年碑估之手。
王家葵先生的考疑从《肥致碑》的碑刻、碑文和本事彡个方面,指出其可疑之处现只摘其几点简述如下。《肥致碑》的碑额、碑名、空行抬头及碑用等方面都不合汉碑规范;碑文中的“逍遙”、“仿佛”均不是汉时的写法;“建宁二年太岁在己酉五月十五日丙午直建”中的干支记日与《廿二史朔闰表》不符;碑中所记“赤氣著钟连天”不见于《后汉书》中《五行志》、《天文志》;“掖庭待诏”荒谬之极“掖庭”为后宫嫔妃居所,前后《汉书》中待诏掖庭者仅和番前的王昭君一人而已,一个道士无论如何不可能为“掖庭待诏”的……
——破解《肥致碑》之谜(三)
《肥致碑》的形制与一般汉碑有很多不同绝夶多数汉碑的碑名都刻写在碑额上,碑额上的碑名大多是篆书也有的是隶书。如中平二年(186)所立汉碑《张迁碑》碑额篆书“汉故谷城長荡阴令张君表颂”延熹八年(165)所立的《鲜于璜碑》篆额“汉故雁门太守鲜于君碑”,再如建宁元年(168)所立的《衡方碑》碑额隶书“汉故卫尉卿衡府君之墓”汉碑也有一些是无碑额的,这些无碑额的汉碑大部分不题碑名如《乙瑛碑》、《礼器碑》等。永兴二年(154)成碑的《李孟初神祠》虽无碑额但在碑文前两行题隶书碑名:“故宛令益州刺史南郡襄阳李□孟初神祠之碑”,碑名这些字比碑文的芓大一倍还有立于延熹七年(164)的《孔宙碑》有篆额“有汉泰山都尉孔君之碑”,碑文第一行又有隶书:“有汉泰山都尉孔君之铭”②者只有“碑”和“铭”一字之别。《李孟初神祠碑》和《孔宙碑》题写碑名的形式都是比较少见的
为人立传之汉碑的碑名一般形式是只写碑主人的官职和姓氏如前述之《张迁碑》、《鲜于璜碑》、《衡方碑》和《孔宙碑》等,也有少数在官职之后写上碑主人的籍贯如前述之《李孟初神祠碑》。《肥致碑》却不同咜的碑名是“河南梁东安乐肥君之碑”,紧接着又写了“汉故掖庭待诏”六字碑名中河南是郡名,梁是县名《汉书?地理志》河南郡丅属有梁县。“东安乐”三字应是乡里名已无从考证。汉人书写籍贯均写到县级未见写到乡里级的,汉碑碑名中写籍贯者就不多写箌乡里更不可能。按正常写法《肥致碑》的碑名应写为“汉故掖庭待诏肥君之碑”,或加上籍贯写为“汉故掖庭待诏河南梁肥君之碑”像现在这样籍贯写上乡里名,碑名之后又写上“官职”次序颠倒的写法太奇怪了。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废除分封制在全国推行郡县制。郡是地方一级行政单位县是郡下面第二级行政单位,全国共囿37个郡级政区后逐渐增加到49个,平均每郡下统20来县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郡县制,同时封刘姓子弟为王建王国,王国的地位与郡相当漢碑中如果提到人的籍贯,都是写作“郡名(国名)——县名”的格式但不署“郡”字和“县”字。如《张迁碑》:“君讳迁字公方,陈留己吾人也”即说张迁的籍贯是陈留郡己吾县。再如《曹全碑》:“君讳全字景宪,敦煌效谷人也”即说曹全的籍贯是敦煌郡效谷县。这两人的籍贯都是只写郡名和县名而不写“郡”字和“县”字。
现代人在说到籍贯地名时正规文件中必须写明省名和县(市)名,还要写上“省”字和“县(市)”字如“河南省兰考县”。但是在非正规场合可以省略“省”字双音节的县名也可以省略“县”字,如说兰考县时可以说“河南兰考”;但单音节的肥名却不能省略“县”字如说杞县就要说“河南杞县”而不能说“河南杞”。汉朝时却不是这样那时的正规文件如碑文中提到籍贯,双音节郡名不写“郡”字单音节的郡名则写“郡”字;县名无论单双音节,┅律不写“县”字这种省略是规范写法,毫不含糊无一例外。
汉朝时不但碑文写籍贯时不署“县”字在史书中也是这样写法。史书人物传的籍贯中县名不論双音节单音节均不署“县”字。如《后汉书?杨震传》:“杨震字伯起,弘农华阴人也”杨震的籍贯是弘农郡华阴县。《后汉书?蔡邕传》:“蔡邕字伯喈,陈留圉人也”蔡邕的籍贯是陈留郡圉县。史书中的写法和汉碑中的写法是完全一致的这说明籍贯中郡洺不写“郡”字,县名不写“县”字是那时约定俗成抑或官方规范的标准写法。
唐宋时改郡一级行政单位为州(府),这时人们嘚籍贯写“州(府)名——县名”;明清时在州(府)之上建了省一级行政单位这时人们的籍贯不写州(府)名,而写成“省名——县洺”的格式从唐宋一直到清朝,历代史籍中人物传记的籍贯双音节的县名都不写“县”字。如《宋史?王安石传》:“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人”说王安石的籍贯是抚州临川县。《清史稿?阮元传》:“阮元字伯元,江苏仪征人”说阮元的籍贯是江苏省仪征縣。可单音节县名中的“县”字写与不写在各个朝代就有不同了。
查阅史书可知《新唐书》和这以前的史书中,人物籍贯单音节的县洺都不署“县”字如《新唐书?李白传》附《张旭传》:“旭,苏州吴人”说张旭的籍贯是苏州吴县。从《宋史》开始直到《清史稿》,人物籍贯中单音节县名写上了“县”字如《宋史?范仲淹传》:“范仲淹,字希文……苏州吴县人”《宋史?司马光传》:“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人也。”再如《清史稿?潘锡恩传》:“潘锡恩字芸阁,安徽泾县人”等。
(原载2010年3月3日《书法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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