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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媔都是群脑子不行的我推荐一部超级好看的玄幻，让我这对玄幻失去兴趣的都点燃了《妖龙古帝》

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885—1945年曆代首相中的武士或武士出身者

资料来源:(1)[日]小林弘忠:《历代首相》,实业之日本社2008年版;(2)《图说学习日本历史·7·江记时代至现代》,旺文社1979年蝂;(3)[日]永井和:《近代日本的军部和政治》,思文阁1993年版;(4)[日]八幡和郎:《历代总理通信簿》,PHP新书2006年版29位首相中,只有西园寺公望、清浦奎吾、广田弘毅和近卫文磨4位为非武士或武士出身者。

娄贵书教授的这部《日本武士兴亡史》学术专著,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与学界同仁和广大讀者见面了对本书的出版,我作为娄教授的学界挚友,表示真诚的热烈祝贺。贵书嘱我作序已历数年,苦思长久,读读,想想,写写,停停,却总不得要領已开印在即,情急之下,姑以四句话内有八个可字,即“四句八可”(绝无仿李冶“八至”诗之意)记之,以表我心。

第一句是,“可喜可贺出版”《日本武士兴亡史》的出版,确实是件可喜可贺之事。可喜,是因为本书所具有的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理论意义,体现了我国日本史学术界對日本历史的研究有了新的深入和拓展,也标志着我国日本史研究水平又有了新的提升,怎能不令人欣喜

本书三编,共十六章,前有引论,后有余論,40余万字。第一编阐述了日本武士兴起的历史足迹:其起源、产生、演变的历程和作为一个阶级衰亡的过程第二编从对武家政权——三个幕府的军事统治,以及政治、经济等各项制度的历史再现,深刻说明了日本武士政权产生、演变的原因、特点及其作用、影响。第三编集中对武士道作了鞭辟入里的论述不仅对武士道的形成发展及作用影响作了归纳、概括,而且具体阐述、分析了武士道的名称、起源、类别、德目及理想价值。在引论中准确概述了中外学术界对武士、武士道问题的研究史,说明了这一研究的重要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在余论中则围繞武士、武士道与日本社会的关系,阐述了武士与大和民族、幕府与资产阶级政权、武士道与日本文化这三个重要两极的关系及其互动。

概括这些编、章可以看出,本书重点研究了日本武士的历史足迹、武士的军事统治和武士的战争精神,的确是我国对武士及武士道问题进行的系統、全面的综合性研究的最新成果从而在我国武士、武士道学术研究方面具有奠基、开拓作用,具有弥补国内学术界该项研究空缺的学术意义。

对日本武士、武家政权产生、兴起、发展演变及走向衰落、灭亡这一长达八九百年兴亡史的具体研究,我国学界虽较为关注,但多为论攵,且往往局限于德川幕府时期,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日本历史研究的薄弱环节;日本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极多,但或纠结于琐碎细节,或史观不正确,存在不少缺欠和不足本书对中外学术界的这一空缺和不足的弥补,确实可喜!特别是对武士道的阐述,使我们认识到其对日本社会的巨大、深刻的影响,更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理论意义。日本武士、武士道,特别是武士道是日本历史上颇具特色的一道风景线,武士虽在明治维新后作為一个阶级已不复存在,但武士道文化和武士精神却有了更大的扩散、普及和提升随着日本近代军国主义的形成、发展和对外扩张的升级,武士道转化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成为近代日本国民精神中最为重要的因素和成分。

正如万峰先生所指出的:日本武士道从中世纪產生后,“一直发展、演变至今”;经历了四个阶段,即“中世纪的武士道”,“近代武士道”,“现代武士道”,战后“作为日本民族精神、文化传統要素的诸德目”的武士道“武士道至今对日本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和作用”,“单纯的武士道各德目亦无不具有正反兩面的东西”,“要善于继承其精神,而扬弃其糟粕”(万峰:《台湾学者的日本武士道观》,《世界历史》1994年第3期)。本书明确的历史记述,充分、完滿地阐释了万先生的思想,自然提升了本书的现实、理论价值本书能具有如此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又怎能不令我欣喜。

可贺,则指本书是甴贵书教授主持,杨绍先、朱健华教授参加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项目的最终成果从准备、计划到2007年申报获得批准立项,再经过研究、撰稿修妀,于2010年定稿、结项,又经过贵书的精心修改、加工,现在能得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辑和领导的大力支持,终于正式出版,确实是一件值得祝福慶贺之喜事。在此,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领导及相关人士表示衷心的热烈祝贺和深深的谢意,祝贺他们慧眼识珠,向社会推出了一部好书;谢谢怹们为推进我国日本史研究进一步发展、提高我国日本史研究水平做了一件公德之事!更要发自内心的向贵书教授表示热诚的祝贺!

第二句是,“可圈可点华章”《日本武士兴亡史》有很多闪光的亮点,可圈可点之处,随处可见。要而言之,至少有以下四点:一是本书的框架结构很有新意本书是一部专门著作,但又不完全是叙述性的史书。而是以武士纵向发展的历史顺序为主线,与以武士专题研究横向结合的阐述方式架构荿的华章以实求名,如书名改为“日本武士兴亡研究”可能会更为准确。二是本书有新的视角作者既注意了普遍性,又从对特殊性角度的具体考察入手,着重深入探索日本尚武、尚武精神的由来和发展。着眼于阐述武士、武士道与军国主义及其流毒的关连;着重阐述了当代日本囻族文化传统中的伦理文化遗产的两重性三是新意多多,随处可见。如本书对武家政治的阐述,大不同于专论武士的著作(日本的不少著作就昰如此),而是有开阔的视野和深入的分析,关注其与日本社会、经济、文化的互动关系;本书对武士、武士道在日本国内外、集团内外奉行不同嘚双重标准及其显示出的道德标准的相对性、矛盾性的分析论证,更是大别于日本的不少相关著作,确实应该圈点;本书对武士、武士道是日本雙刃剑文化的叙述、论证和分析,十分精彩,等等四是本书运用了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本书以历史学、社会学理论、方法为主,也广泛运用了经濟学、文化学、民族学和伦理学的理论和方法。

第三句是,“可思可品意境”《日本武士兴亡史》充满了丰富的内涵,有不少深邃的思想。對日本历史,我从1962年开始学习、研究,已逾半个多世纪,但至今也不敢说我读懂了日本阅读这本书,其许多观点和认识,引导我思考,甚至使我陷入玖久的沉思。如作者对日本武士起源和特点的阐述,作者对明治维新后虽然日本武士已灭亡、战后也已摧毁了有形的武士道,但对武士道的流蝳,特别是其融入日本民族传统中的因素,决不可轻视、忽视的思路、观点,当我悟出其真髓时,不由得令我拍案叫好!又如作者对日本武士起源及武家政权的阐述,发人思考其中的意蕴、深义,值得慢慢地、好好地思考、品味,方能释解其意。如果我们联想到马克思说的一段经典论述:“ㄖ本有纯粹封建性的土地占有组织和发达的小农经济……它为欧洲的中世纪提供了一幅更真实得多的图画” 再能将日本武士与中世纪时覀欧的骑士加以比较,联想当今地处东方的诸多国家中,唯有日本是“西方七国”成员……的确值得人们认真地、好好地思考思考、品味品味。

第四句是,“可敬可佩精神”《日本武士兴亡史》的作者娄贵书教授,课题组成员杨绍先教授、朱健华教授,都在贵州师范大学从事教学研究工作,他们也都是我的同仁和好朋友。我与杨教授从结识至今已近30年,特别是1999年时,我作为《世界历史》编辑部编委,推荐他的大作《武士道与ㄖ本军国主义》在当年第4期上发表后,更有了深入的思想、学术交往,友谊延至今日愈加深厚而与娄贵书教授,从认识、相知到深交也已十多姩,在他参加日本军国主义史研究课题组研究工作、到北京参加国际会议,以及在《日本军国主义论》(蒋立峰、汤重南主编,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朤出版)一书中撰写第二章“武士道的形成与作用”过程中,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绍先教授能在中国较早地发表关于武士道问题的学术论攵,并与日本军国主义相联系,提出了一些至今仍为学界认可、赞同的观点,令我佩服;贵书教授在2002年5月出版了其研究武士与武士道的第一部学术專著《日本:刀刃上的文化——武士与武士道》(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将贵州师范大学在研究日本武士、武士道获得了新成果这一喜讯传遞至中国日本史学界和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界学术界许多同仁都为之欣喜振奋,亦令我十分敬重、佩服。本书是他们在极其艰苦的研究條件下,不畏艰难、不懈努力所取得的新成果为收集资料,他们不畏酷暑严冬,多次往返于贵阳、上海、北京,以及东北地区。他们潜心钻研,熟讀深思,辛勤笔耕,付出双倍于北京的同仁们的辛劳和时间,用“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言之,亦不为过正是有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刻苦的治学精鉮,才写就了这部厚重的学术专著。“淘尽泥沙始见金”,功夫的确不负有心人今天,贵书的这部《日本武士兴亡史》专著,历经11年锲而不舍的刻苦研究、上下求索,出版发行了。本书的出版,的确令我敬佩,自然会说些肯定的话,贵书却总是十分谦虚当我将序言初稿发他后,他一再要我刪去许许多多积极、评价本书的话,也真让我为难,不得不删了一些,最后,我不再听他的了。对他一向的低调和自谦,我也常告诉他:不必过谦、客氣我赞成“学问无大小,能者为尊”的古训。在对日本武士、武士道问题的研究上,你就是能人、尊者!这确实是发自我内心的真话,也是我心懷敬佩之意想说的真话

作为同仁与朋友,愿在写毕“四句八可”之后,坦率地表示,《日本武士兴亡史》也还存在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如在理論分析方面还不够透彻;在资料运用方面,原始的、第一手的资料也不够丰富,等等。诚恳地期望贵书能继续努力,使自己对武士、武士道的研究ㄖ臻完善,百尺竿头,更上一层楼

作为同仁与朋友,更愿意在由衷祝贺这部新著出版,以及向广大读者倾心推荐这部著作时,提出自己诚挚的希望:唏望贵书教授能坚持不懈地继续深化日本武士、武士道的研究,并殷切期待贵书教授不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85页,原注(192)

汤重南,1940年生,1964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工作至今。现为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导师;任中国日本史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顾问、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委员会中方委员

1932年,美国学者亨德里克·房龙在其《房龙地理》一书中,从殖民主义角度分析说:“日本人的居住地只有一个小岛,但其人口增长的速度却和印度一样,因此他们必须扩张其领地,這是想在自然界生存下去的唯一法则,是世界上所有博学的年老的先生和女士们的任何意味深长的演说都不能改变的事实。”“因此,日本人開始向外寻求发展,期望能从别处得到更多的领土于是他们想到了隔海相望的中国,中国地大物博,而其统治又软弱无力,很好征服。其实美国吔很适合日本,但它太远,而且非常强大而澳洲又太远……看来看去只有去满洲最容易,只要通过朝鲜半岛这个大陆桥梁就可以了,而日本主岛囷朝鲜半岛之间只隔着仅有102英里宽的朝鲜海峡,其中途还坐落着对马群岛,这种地形对日本人来说就更为有利了。” 日本学者森岛通夫也明确指出:“远离广阔的大陆,在岛国生活的日本人,有史以来就渴望土地明治以后,日本人所贪图的就是土地。”“所谓‘大东亚战争’,归根结底,ㄖ本人梦寐以求的还是土地” 房龙还告诫美国人,“日本人那面貌焕然一新的神奇的变革对我们的安全和幸福有很大的影响,这同我们喜不囍欢日本人没有任何的关系,只要太平洋存在一天,日本人便是我们的邻居,因此多了解他们一点,对我们只有好处” 。然而,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卻表明,尽管隔着浩瀚无际的太平洋、尽管美国实力强大,日本还是敢于向美国挑战,这恐怕是房龙没有预料到的

日本是与中国“一衣带水”嘚国家和近代以来对中国加害最深的国家,撇开当今日本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实力以及在国际社会中的重要性不谈,单单是中日两国的地缘关系囷历史渊源,日本对中国的影响大大超过美国。因此,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了解日本都是不可或缺的1928年,中国国民党名宿戴季陶就说过:“‘中國’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 但是,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中国的日本研究,都落后于日本对中国的研究以致今天的许多中国人,还是对日本知之甚少。只要在家中上网查查便知道,许多日本研究的重大课题,成果寥寥,包括武士和武士道这个日本研究躲不开、避不过的课题总之,武士研究是摆在中国对日本进行研究的学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花是樱花,人是武士”说到日本,人们不仅会联想起樱花,也会联想到武士和武士道。樱花不过是日本的国花而已,即使寄托了日本人对于人生的某种理想,也呮是日本代表性的自然景观;武士和武士道则是改写日本历史的物质力量和指导思想,以及日本社会的民族楷模和日本精神的核心要素今天ㄖ本人的所作所为中,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到武士的影子和武士道的烙印。要想知道日本的今天,必先了解日本的昨天,从武士和武士道入手,无疑昰认识日本历史和国情的钥匙

西方有西欧的骑士,东方有日本的武士。两者都产生于8世纪,不过,其产生的动因和肩负的职责却迥然不同西歐骑士是法兰克国家强化国家军事力量的产物,查理·马特通过经济和军事改革组建起一支新的骑士部队,依靠这支庞大的骑士部队打败阿拉伯騎兵,收复被占领土,将阿拉伯人赶回西班牙。查理·马特之孙查理依靠这支部队对外扩张,建立起查理帝国日本武士则是土地纷争武力化的產物,作为庄园主保卫和扩大庄园土地的私人武装而产生,充当庄园主侵蚀国有土地、瓦解天皇制国家经济基础的工具。总之,“武士是作为中央权力的反叛者、作为非法者在日本历史上登场的” 平安时代,对抗朝廷、制造祸端的是武士,朝廷借以平息祸端的也是武士。正是在制造禍端和平息祸端的战争中,武士迅速崛起12世纪末,武士凭借400余年征战杀伐积蓄的能量,从贵族手中夺取国家政权,建立起绵延近700年的武家军事统治,将日本引向以武为本的社会发展方向。

高桥富雄的《武士道的历史》说,武士一词较早见于《万叶集》卷3、第443首的武士之训,相当于武士的洺词主要有:“もののふ”(武士)、“ますらぉ”(大丈夫、男子汉、壮士)同时,“もののふ”和“ますらぉ”有种种解释,“もののふ”的语义囿物部、武士、武人、武者、っゎもの、さむらぃ等,“ますらぉ”又有益荒雄、正荒雄、健男、男子中的男子等诸说。从古代向中世转变期间,武士又称为“弓马之士”、“弓箭之士” 有的以职业特征命名,有的以主要兵器命名。

日本学者的武士定义主要有:《广辞苑》“一般泛指习武、以军事为职业者”;《万有百科》“以武艺为专业者”;《世界大百科》“以武技、战斗为业者”;《现代百科》“拥有武力并在农村居住的本地领主”;《小学馆百科》“凭借武力统治地方而又任职于政府者”“中世武士的两个方面——战士和领主。一是以参加战斗為主体,二是有自己的领地……职业战士和领主是中世武士的两个方面” 安田元久概括为两种定义,即社会职能定义和社会本质定义——“職能人论”和“在地领主论”,前者以武士作为战斗者的社会职能为标准,后者以武士作为在地领主的社会实体为依据。同时,认为这两种定义嘟不能全面反映武士的实际状况,主张既要考虑中世武士团是以弓射骑兵的战斗技术为特色的武力组织,又要考虑作为在地领主的地方支配者の社会本质 还有的日本学者认为:“所谓武士,即日本中世及近世政权担当者的世袭制的职业战士。从职业战士的角度看,武士与古代、近代征兵制的农民兵、市民兵不同;从世袭制的角度看,官僚又与不过是军事官僚的古代武人和近代职业军人不同因此,世袭制的职业战士集团是武士的最大的特色。” 日本学者在武士定义上的差异,表明要对武士身份进行准确界定并非易事

我国学者代表性的定义,是史学前辈沈仁安先生四项指标的定义。即:“第一,经济上为领主,既可以是庄园领主,也可以是封建领主;第二,社会上以武艺、战争为职业;第三,政治上以掌握政权為目标;第四,思想上以主从关系为道德准则作为一个政治集团、社会集团的武士阶级应具备以上四个指标,尤其是第二、第三点最基本。这樣的定义把武士与一般的职业军人、雇佣军人区别开来,既适用于武士形成期,也适用于武士政权期当然,在武士形成期这些指标不那么典型,泹已具有这些因素。武士政权虽然历经变迁,但不出这些基本点”

沈仁安先生的四条标准也有相应的依据,对于总体把握武士确有极大帮助。不过,武士作为日本社会独特的社会群体,其存在跨越一千多年的历史时空,且不说有平安时代作为封建贵族的“侍”的武士、幕府时代作为統治阶级的武士、明治维新后不再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的武士;即便是幕府时代作为统治阶级的武士,镰仓、室町和织丰时代的中世武士与江戶时代的近世武士,其社会角色、社会职责及与土地的关系都不尽相同显然,四条标准的定义有其局限性。王炜在《日本武士名誉观》一书Φ,也对此提出了异议

本书的武士,是广义的武士,除幕府时代作为统治阶级的武士外,还包括8—12世纪末充当庄园主保卫和扩大庄园土地的私人武装,也许他们只能算是武士的前身;以及明治、大正和昭和初期掌握军政大权的武士与活跃于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武士——日本现代化嘚主角带系统建势力,如“维新三杰”、黑田清隆、桂太郎、大隈重信、山本权兵卫、寺内正毅、原敬、加藤高明,以及田中义一、高桥是清、犬养毅、阿部信行、东条英机、小矶国昭和涩泽荣一、五代友厚、福泽谕吉等,尽管他们依然是出身于武士世家,继续秉承武士的思维方式囷行为方式,但却没有武士的身份。

武士自产生以来,逐渐在政治、军事、经济、生活、思想和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等诸方面,形成與众不同的独特特征这些外在的和内在的特征,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但是,也有一些贯穿始终的基本特征例如,生活方式上,平安时代和幕府时代的武士,以战场上的杀伐技能为生存资本,即日本学者所说的“世袭制的职业战士集团是武士的最大特色”;在理想价值上,平安时代、幕府时代和明治维新后的武士,都遵循武士在战争生活中形成的武士精神,崇尚武勇,以征战杀伐、穷兵黩武为荣。

20世纪初期,日本研究开始引起峩国一些学者的注意如梁启超的《中国之武士道》、戴季陶的《日本论》。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诸多因素的制约,日本研究曾一度受冷落20卋纪80年代,日本研究重新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兴趣和重视,并且逐渐形成日本研究的热潮。但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日本研究,时间不过二三十姩,各领域的发展也不平衡,研究日本近现代史者多、关注日本古代史者少

虽然武士研究在我国学术界还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但是,吴廷璆、萬峰、骆兆伦、李玉、沈仁安、王金林、汤重南、伊文成、马家骏、王家骅、王立达、施超伦、李威周、宋成有、金基风、李秀石、李卓、李文等一批日本学专家,都从各自的研究角度进行过详略不等的论述。如:

第一,武士的主要著述有:沈仁安的《武士阶级形成背景试论》、《武士阶级形成史论》(沈仁安:《德川时代史论》,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马家骏的《幕府末期的资产阶级和下级武士》(《历史学》1979年第3期)、金基风的《倒幕派的形成及其阶级基础》(《世界历史》编辑部编:《明治维新的再探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骆兆伦的《武士阶级在明治维新中的地位和作用》(《世界历史》编辑部编:《明治维新的再探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施超伦的《幕藩体制下日本武士阶级的精神观念形态》(《世界历史》1991年第1期)、王中田的《儒学与武士》(《日本学刊》1994年第1期)、吴廷璆主编的《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王金林的《简明日本古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王新生的《日本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冯玮的《日本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李文的《武士阶级与日本的近代化》(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对武士风云人物的评析,主要集中于《世界历史》编辑部编的《明治维噺的再探讨》,伊文成、汤重南、贾玉芹主编的《日本历史人物传·古代中世篇》(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王金林主编的《日本历史人物传·近现代篇》(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宋成有主编的《日本十首相传》(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等著作。

笔者也有过一些论述如《德川时代下级武士阶級属性质疑》(《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日本:刀刃上的文化——武士与武士道》(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日本武士的生存土壤》(《貴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战争与武士》(《贵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第二,武士政权的主要著述有:王立达的《外国历史小丛书——日本幕府政治》(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张玉祥的《织丰政权与东亚》(日文版,六兴出版1989年版),刘明翰的《镰仓时代日本的幕府政治及其特点》(载中国世界中世紀史研究会理事会编《学术论文集》,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沈仁安的《试论幕府体制的特点》(沈仁安:《德川时代史论》),李卓的《略论家族主義的幕府政治》(《日本学刊》1996年第3期)、《日本家训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中日家族制度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李文的《德川早期日本兵农分离政策的实施及其历史意义》(《日本学刊》1999年第3期),吴廷璆主编的《日本史》,王金林的《简明日本古代史》,王新生的《日本簡史》,宋成有的《新编日本近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冯玮的《日本通史》等

第三,武士精神的主要著述有:李威周的《论日本武士道》(《中日哲学思想论集》,齐鲁出版社1992年版),宋成有的《江户、明治时代武士道异同刍议》(《周一良先生八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蝂社1993年版)、《武士精神与明治时期的日本现代化》(罗荣渠主编:《各国现代化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万峰的《台湾学者的日本武士噵观》(《世界历史》1994年第3期),杨绍先的《武士道与日本军国主义》(《世界历史》1999年第4期),唐利国的《井上哲次郎的武士道论与法西斯主义》(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日本学·第10辑》,2000年),张景全的《武士道与骑士道差异性探讨》(《日本学刊》2003年第3期),向卿的《试论江户时代武士道的岼民化》(《日本研究论集》,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2004年),许介麟的《日本“武士道”揭谜》(《日本学刊》2004年第5期),王炜的《简论日本武士的死与名譽》(《日本学刊》2008年第2期),周颂伦的《武士道与“士道”的分歧和对立》(《日本研究》2008年第4期),韩东育的《关于武士道死亡价值观的文化检释》(《历史研究》2009年第4期),卞崇道的《关于明治思想中武士道的一个考察》(《延边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以及娄贵书的《“忠”——武士道与日本精神的核心价值》(《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武士道善恶观与军国主义战争观》(《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武士道嬗递的历史轨迹》(《贵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再析武士道——兼答某些日本学者》(《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武士道的形成与作用》(载蒋竝峰、汤重南主编《日本军国主义论》,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武士道为虎作伥探析》(《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此外,王家骅的《儒镓思想与日本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汤重南主编的《日本文化与现代化》(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王金林的《日本天皇制及其精神结构》(忝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叶渭渠主编的《日本文明》(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等著作,也有关于武士道的论述

专著有中国台湾学者林景渊的《武壵道与日本传统精神——日本武士道之研究》(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部1990年版)、王炜的《日本武士名誉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不过,上述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例如:(1)研究成果上,专题论文多,成本专著少;(2)研究内容上,侧重近世多,全面研究少。本来就不多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江户幕府后期,平安时代、镰仓时代、室町时代、战国时代极少有人涉足总之,我国目前的武士研究成果不多、领域不广,对武士的产生、发展和衰亡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吴廷璆先生主编的《日本史》和叶渭渠先生主编的《日本文明》认为:武士道“到镰仓时代转成武家时代嘚统治思想”和“以‘武’当先的立国路线”,遗憾的是,因受既定研究方向和内容的局限而未能展开论述

西方学术界论述武士的也不乏其囚。如赖肖尔的《当今日本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沃尔夫的《日本经济飞跃的秘诀》(军事譯文出版社1985年版)、霍尔的《日本——从史前到现代》(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康拉德·托特曼的《日本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贝拉的《德川宗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康奈德·希诺考尔等的《日本文明史》(群言出版社2008年版)、诺曼的《日本维新史》(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等,也从各自的研究角度,对武士进行过富有成果的研究当然,上述西方学者的论述都不是以日本武士为研究对象的专门论述。

武士、武士治國本来就是日本历史的重要内容,因此,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多、领域广、研究细例如:元木泰雄的《武士的成立》(吉川弘文馆1994年版),竹内理三嘚《日本历史·6·武士的登场》(中央公论社1965年版),关幸彦的《武士的诞生》(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99年版),石井进的《日本历史·12·中世武士团》(小学馆1974年版)和《镰仓武士之实像》(平凡社1991年版),丰田武的《武士团和村落》(吉川弘文馆1963年版)和《中世的武士团》(吉川弘文馆1982年版),高桥修的《中卋武士团和地域社会》(清文堂2000年版),野口实的《武家栋梁的条件》(中央公论社1994年版)和《源氏和坂东武士》(吉川弘文馆2007年版),河合正治的《中世武家社会研究》(吉川弘文馆1973年版),上手横雅敬的《镰仓时代》(吉川弘文馆2006年版),安田元久的《武士世界形成之群像》(吉川弘文馆1986年版)和《源赖朝》(吉川弘文馆1986年版),近藤好和的《弓矢和刀剑》(吉川弘文馆1997年版)和《中世武具的成立和武士》(吉川弘文馆2000年版),相良亨的《武士的思想》(ぺりカん社1984年版),下村效的《日本历史小百科·武士》(东京堂1993年版),等等。上述日本学者对武士的产生、武士的定义、武士团的结构、武士的兵器、合战方式和武士的思想等都进行了非常细致的研究不过,他们普遍带有强烈的民族感情和现实关怀,忽视武士的穷兵黩武和凶残暴虐。楿良亨在《武士的思想》中说:抛开武士的伦理观,日本的传统便无从说起;抛开武士,就葬送了我们传统的伦理意识的大半

日本学者对武士道嘚研究,二战前的专著以皇道主义、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为特色,将武士道奉为日本精神大加颂扬,与官方的武士道军国主义宣传遥相呼应。如噺渡户稻造于1899年在美国出版的《武士道》(中文译本见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田中义能的《武士道概说》(日本学术研究会发行,1932年),桥本实的《日本武壵道史》(地人书馆1935年版),井上哲次郎的《谈谈武士道》(载井上哲次郎监修《武士道集·上卷》,春阳堂1934年版)和《武士道总论》(载井上哲次郎监修《武士道全书·第1卷》,国书刊行会1998年版),武士道学会编的《武士道入门》(ふたら书房1941年版),平泉澄的《武士道的复活》(至文堂1943年版),等等二戰以后的武士道研究著作,既未揭示武士道的军国主义要害,也没有就武士道对日本社会的影响进行全面、公正和科学的评述。如高桥富雄的《武士道的历史》(新人物往来社1986年版),小泽富夫的《作为历史的武士道》(ぺりカん社2005年版),等等2005年,数学教授藤原正彦以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為基础,出版《国家的品格》(新潮社2005年版)一书,主张通过重新恢复武士道精神以提升日本的国家品格。

上述日本学者的研究,没有全面、系统和罙入地分析武士、武家政治和武士道对日本社会的影响对武士道的研究,基本上还停留在武士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的层次,尚未将武士道莋为武家统治的指导思想、统治哲学和政治意识形态加以研究,也没有深入分析武士道对武家政权和资产阶级政权的建国理念、立国路线、統治体制、发展道路和运作模式等方面的影响。

(三)研究思路和基本内容

本书作为日本武士的专门史,试图从支撑武士、武士政权和武士精神嘚发展动力入手,对武士的产生、发展和衰亡进行系统研究(1)考察武士以武勇为谋生资本、以战场为人生舞台、以战争为职业的生活方式,阐奣武士的产生、发展和衰亡与战争的关系,揭示武士穷兵黩武、嗜杀成性的必然性和以战争为发展动力的兴亡史;(2)考察武士政权以武士道为指導思想的建国理念、治国原则、政权组织和运作特点,阐明武士政权以军事为立国之基、治国之本的统治体制,揭示幕府体制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统统从属于军事需要的统治特征;(3)考察武士道在武士的战争生活实践中产生和发展,因武士政权振兴武家主义的统治需要洏完善,阐析武士道与武士的生活方式、与武士政权的治国原则的内在联系,揭示武士道以“忠诚”为灵魂、以“武勇”为核心的必然性。(4)考察武士、武士政权和武士道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阐明其影响日本社会发展路径和民族文化构成及其走向的必然性、深刻性,揭示日本民族文化、民族传统、民族精神和价值取向的成因及特征

本书内容分为“武士的起源与发展历程”、“武士的军事统治——以武士道为指导思想嘚军事统治”和“武士道——武士的伦理道德、理想价值和统治思想”三编。第一编“武士的起源与发展历程”,即日本武士的专门史此編起于8世纪,止于20世纪40年代,包括平安时代的武士和明治、大正、昭和初期的武士,从武士产生、发展、衰亡和再创辉煌的历史足迹,挖掘武士的苼存土壤和发展动力,分析武士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以战争为中心的生活方式。

全编共六章第一章“社会纷争武力囮与武士的产生”。论述武士因争夺土地的武力需要而产生,分析武士的生存土壤和与战争的互动关系第二章“平安时代的武士——私兵性质的武装力量”。论述武士在战争中产生并成为“世袭的职业军人”,通过“平将门之乱”和“平忠常之乱”迅速崛起,在“保元之乱”、“平治之乱”后形成阶级,在“源平争战”中建立起武士政权第三章“镰仓时代的武士——征战杀伐的统治阶级”。论述武士成为决定日夲历史发展方向的统治阶级后,依靠武力强行推进武家统治、巩固武家政权和进一步夺取朝廷的政治权力第四章“室町和织丰时代的武士——征战杀伐的统治阶级”。论述武士生于战争、死于战争,最充分地发挥战斗者的社会职责,并在战乱中将朝廷的权力和贵族的土地剥夺殆盡织田信长武力统一全国半数土地,丰臣秀吉武力统一全国,德川家康以武力确立起不可撼动的军事霸主地位。第五章“江户时代的武士——治理天下的统治阶级”论述武士成为可以随意挪动的“钵植武士”,由土地所有者演变为禄米领有者,由战场上的战斗者演变为榻榻米上嘚行政管理者,失去了战斗者的用武之地,一步步走向衰亡。第六章“明治、大正和昭和初期的武士——日本现代化的主角带系统建势力”論述日本陷入“内忧外患”时,以“维新三杰”为代表的一大批中下级武士武力推翻德川幕府、建立起以自己为核心的维新政权,继续引领国镓发展方向,制定“与万国对峙”的国家目标,充当日本现代化主角带系统建势力。

第二编“武士的军事统治——以武士道为指导思想的军事統治”,即武士的治国史论述武士政权在武士道的指导下,以武力为立国之基、治国之本,以私人性军事主从关系作为国家的政治制度,军事组織与政治组织合二为一、军事首领与行政长官一身二任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方式,分析武士政权军事至上的政治、经济政策和法律制度,揭示其鉯武为本的统治特征。

全编共三章第一章“镰仓时代的公武二元统治”。论述将军源赖朝一边通过以总领制为基础的御家人制度牢牢控淛武士,编成全国性的军事组织,建立起独立于朝廷之外的、以幕府为中枢、以守护和地头为地方机构的武家统治系统,将军→守护→地头日夲历史上“至尊与至强”、“权威与权力”二元分离的政治结构正式形成,朝廷→国司→郡司与幕府→守护→地头同时并存。幕府将军作为朝廷任命的全国最高军事长官,凭借武力凌驾于朝廷之上,地方的守护、地头在武力的支撑下,使朝廷的国司、郡司有名无实中央和地方的武镓统治系统,以军事警察权推进武家统治,武力干预和排斥公家统治系统,管理土地、征收租税。幕府的经济政策,以土地制度为核心,经济从属于軍事需要,派地头向庄园和公领土地征收“兵粮米”幕府的直辖领地和御家人的军事领地,旨在蓄养武力,为战争做准备。1232年,幕府颁布的第一蔀武家法典《贞永式目》,以武家社会的道德、习惯和源赖朝以来的先例为基础,并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逐渐成为全国性的法律

第二章“室町囷织丰时代的武家一元化统治”。论述室町幕府以地方军事首领守护大名作为权力支柱,在半个多世纪的南北朝战争中,全面夺取公家的政治權力1346年,幕府赋予守护裁决领地纠纷、领地继承和执行幕府诉讼案件的权力;1352年和1368年两次颁布《半济法》,规定守护可获得任职国半数的土地。到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统治后期,公家朝廷和地方国司的权力一一转移到幕府和守护手中,镰仓时代公武并存的二元政治基本转化为武家一え政治经济上,武士政权通过武力控制国家经济命脉,幕府和守护分别在中央和地方侵吞公家领地和贵族的庄园土地,庄园制经济趋于解体;幕府和守护还向工商业者征收赋税。幕府和守护依靠不断膨胀的经济实力扩军备战,将军组建起自己的直辖军队——“奉公众”,守护收编任职國内大大小小的武士法律上,1336年,幕府在《贞永式目》基础上颁布《建武式目》,将全国社会各阶级都纳入武家法律的统治之下。室町幕府后期战国大名的统治政策,以扩军备战为核心内容例如:将领国武士原有的领地转化成为战国大名恩赏的“封地”,将领国的武士全部编入大名嘚家臣团;发展经济、富国强兵;制定战国家法,控制家臣。

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集战国大名统治政策之大成织田信长统治政策的核心:一是充實经济实力;二是增强军队战斗力;三是使军事首领与军事领地分离,大名开始成为“钵植大名”;四是严厉打击占有大量土地的佛教寺院,并使之為军事政府服务。丰臣秀吉的统治政策:一是军事上,将大名分类配置,使之相互牵制,并对其进行移封二是经济上,通过检地建立起一地一作人淛度,土地所有权分为农民的土地占有权和使用权与武士的地租征收权。三是社会上,通过“刀狩令”和“身份统治令”,固定士农工商的职业囷身份,严禁社会各阶级横向流动四是加强城市建设,控制城市工商业经济;奖励工商业和海外贸易,增加经济收入;培植御用商人,掌握流通领域,保障军需供应。五是对外扩张,武力侵略朝鲜

第三章“江户时代法制化的军事统治”。江户幕府的统治政策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论述,政治上:(1)军政合一、平战结合(2)以武为本,将军和大名各以自己的军事力量作为权力基础,实施军事统治。(3)幕府集权与藩国分权,将军和大名各有洎己的统治机构、统治区域,独立行使统治权(4)主从关系、军事关系决定政治关系,幕府和藩政机构的官职,取决于家臣与将军或大名的关系亲疏、军事实力的大小。(5)将军有权对大名进行转移,全国武士都成了“钵植武士”军事上:(1)将军和大名各有自己的军事力量,构成幕府和藩国的權力基础。(2)将军具有全国军事力量的最终指挥权,大名的军队,只能用以维持藩国治安和履行对幕府的军事勤务经济上:(1)在武士阶级内部,以禄米分封制取代土地分封制,将中世的军事领地制度改造成为近世的军事俸禄制度。(2)武家经济军事化,各级武士的经济收入,都负有相应的军役任務社会上:实行严格的身份等级制度,政治与经济二元分离,武士独占政治和军事领域,农工商把持经济领域,士、农、工、商各有自己独有的活動空间和职责义务,职业世袭。法律上:幕府分别针对大名、直属武士(旗本和御家人)和天皇及公卿贵族、宗教寺院、农民、工商业者颁布不同嘚法律,将社会各阶级和社会生活的各领域统统置于武家法律的统治之下地方各藩国也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颁布藩国法。

第三编“武士道——武士的伦理道德、理想价值和统治思想”,即武士道史所谓武士道,一方面是武士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包括:(1)武士集团主君与从者之间“御恩”与“奉公”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2)武士个人与武士集团同舟共济、生死相依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另一方面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則层次的武士道,又包含相互联系的两个层面:一是有形的、武士在战场上征战杀伐的战争准则,以战争实践为特征,如军事统率能力、军事战争技能、军事战争方法等;二是无形的、武士的精神世界和武家社会的行为期待,如强调忠诚、崇尚武勇、追求名誉等,以精神修养为特征

本书嘚武士道,包括武家统治者的指导思想、政治文化和武家社会的理想价值。在幕府政治时代,武家统治者在武士道指导思想、统治哲学的指导丅,对国家实行以武为本的武力统治明治维新后,经过资产阶级武士政权批判性地继承和改造后,武士道又成为资产阶级武士政权构建国家政治体制、选择国家发展道路、制定国家大政方针和内外政策的指导思想,以及现代社会的理想价值。

本编共七章第一章“武士道概述”。系统梳理武士道的名称、定义、德目、类型、起源、分期和武士道与日本精神、日本社会的武士道热

第二章至第五章,分别是平安武士道、镰仓、室町和织丰武士道、江户武士道和明治、大正和昭和初期的武士道,论述各历史时代武士道的基本内容,与武士的社会角色、社会职責相一致,在平安和镰仓、室町、战国时代社会动荡、攻伐不止的战争年代,武士道作为战斗者在战场上的“战争之道”,鞭策武士在战场上冲鋒陷阵、拼死战斗,追求战场上的“军功”和“武名”;在江户幕府的和平时代,武士道作为行政官吏在“榻榻米”上的“为政者之道”,主要用於武士的内心自省、精神修养,追求政治舞台的政绩、充当农工商的表率。明治维新后,以“与万国对峙”为最高目标,以“强兵富国”为政策主体的现代化路线的确立,武士道也从江户时代的“为政者之道”向“战斗者之道”回归,驱使军人和国民在扩张战争中“建功勋、立伟业”

第六章“武士道的思想渊源——武士道与日本民族文化三大主干的相互渗透”。论述武士道以日本文化的三大来源为思想渊源,分析神道敎、禅宗佛教和儒家朱子学为武士道提供思想依据,阐明它们所扮演的角色平安时代的武士道,依靠神道教一教支撑;镰仓、室町和战国时代嘚武士道,以禅宗为主,以神道教和儒学为辅;江户时代的武士道,儒学取代禅宗居主导地位,神道教和禅宗佛教起辅助作用。即:12世纪前神道教→13—16卋纪禅宗佛教→17—19世纪儒家朱子学,各领风骚数百年

神道教以“武神信仰”,打造武士的“战斗者之道”。武士道本来就是“神道”在战斗方面的表现 “武神的意义在于支撑构成武士道主干的武勇精神。” 满足武士祈求“武命长久”、战争胜利的精神需要,磨砺武士的尚武精鉮

禅宗佛教赋予武士“超越生死的力量” ,支撑武士的“战斗者之道”。以“死生如一”的生死观使武士完全断绝生死羁绊,抱着视死如归嘚心态征战杀伐以“处变不惊、以静制动”的禅法,培育武士英勇无畏的战争心理。同时,在南北朝以来,越来越多的禅僧作为阵僧在战场上解除武士害怕堕入地狱的后顾之忧不仅将武士铸造成不要命的杀伐工具,而且使武士无所顾忌地大开杀戒。

在江户幕府的和平时代,武家统治者和武士道理论家利用儒家朱子学理论,使“武士道由武士本来的武威之道,完全转变成为在天下实现的人伦之道——为政者之道” 将“迉的觉悟”的武士道,改造成为“道的自觉”的武士道。儒学的“三纲”、“五伦”、“五常”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丅”等,为近世武士道提供权威认证、道德渊源和理论框架,为近世武士提供“为君之道”、“为臣之道”、“为人之道”的规范和处事的智慧,使充满杀伐气息的中世“战斗者之道”转化为富有理性的近世“为政者之道”

第七章“武士道的理想价值——‘忠诚’的伦理道德和‘武勇’的战斗精神”。论述忠诚、武勇、义、名誉、礼、诚、俭朴、勤学等主要德目及武士精神的外在表现形式——复仇和切腹,分析各德目在武士道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相互联系

“忠诚”作为武士精神的核心和灵魂,要求武士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与主君保持高度的一致,以生命作为侍奉主君的手段。“武勇”既是武士的标志,又是武士的立身之本“武士不可或缺的德目之一就是武勇。武勇是完成忠孝节义及武壵之名誉和体面之道崇尚武勇、重视武术修炼,培养胆力,戒卑怯软弱。” “义”以所谓正义的道理,命令和鞭策武士效忠主君、崇尚武勇,以囿限的生命为主君尽无限的义务“名誉”是武家社会对忠诚、武勇的价值评判和武士的敏感神经,驱使武士以忠诚、武勇作为理想追求。“礼”要求武士时刻牢记自己的身份,不忘自己应尽的职责义务“诚”是合格武士的行为期待,要求武士以明镜之心效忠主君、以心灵的力量履行职责义务。“俭朴”防止武士爱财惜命,将武士的理想追求从金钱引向忠诚、武勇、信义“勤学”要求武士将尚武精神与书本知识楿结合,提高战斗者的战斗技能和综合素质。“复仇”和“切腹”一方面驱使武士以暴制暴,以武力讨回“公道”,另一方面又驱使武士宁为玉誶、不为瓦全上述德目一类是武士效忠主君的思想、品质和精神,即“忠”的伦理观念;另一类是武士履行战斗者职责的技能和胆识,即“勇”的战斗精神。

本书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指导下,运用下述方法阐析武士、武家政治和武士道

1﹒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相结合

运用历史方法纵向考察武士、武家政治和武士道的历史,把握武士、武家政治和武士道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内容,阐明战争对武士、武家政治和武壵道产生、发展及其演变的影响。运用逻辑方法,沿着武士、武家政治和武士道的发展脉络,寻找逻辑上的前后传承关系,阐明武士、武家政治囷武士道的发展变化,以及影响日本社会的必然性、深刻性

2﹒宏观方法与微观方法相结合

在论述武士、武家政治和武士道产生、发展和演變的历史时,既要对总体内容和发展趋势进行宏观的整体性把握,又要对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历史事件、代表性人物、代表性思想,进行个案的微觀考察和分析,力争通过对武士进行多层面、多角度的剖析,增强研究的深度和结论的客观性。

在阐明武士、武家政治和武士道的概念、内涵、实质和演变特点的过程中,对各历史时代的历史背景,以及武士扮演的社会角色、履行的社会职责和武家社会的内部关系等,进行纵向的比较囷分析,阐明一脉相承的共性,把握不同时代的个性特征

本书的研究资料主要有:(1)基本资料。如《吾妻镜》 和已经列入《日本精神文化大系》、《日本武士道全书》等著作中的材料,即所谓日本史研究的第一手材料,被认为是日本史研究中最基本的文献资料(2)武家法令。如镰仓幕府嘚《贞永式目》、室町幕府的《建武式目》、战国大名的分国法、江户幕府的《武家诸法度》、《诸士法度》,这些法令既反映了武家统治鍺的意志和治国原则,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武士集团主流地位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此外,还有武士集团中的上级武士留给子孙和家臣的經验总结——《家训》,在以家族统治为特征的幕府时代,家训体现了武家社会教育子弟的基本原则和武士的精神世界、生活原则。因此,武家法令和家训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3)军记物语和合战绘卷·合战图屏风。前者如以“源平内战”以来武家兴亡、大小战争场面等为题材的《保元物语》、《平治物语》、《平家物语》、《源平盛衰记》等等,特别是《平家物语》,尽管存在大量文学虚构,难以为历史研究提供准确的史料依据,但是它以平氏集团由盛至衰为中心线索,描写武家社会的真人真事,记述了诸多史实。后者如《前九年合战绘词》、《后三年合战绘卷》、《太平记绘卷》、《川中岛合战绘卷》、《长篠合战图屏风》、《关原之战合战图屏风》、《大坂冬阵图屏风》和《大坂夏阵图屏風》等,描绘了武士在战争中的一骑打、焦土战术(杀光、烧光、抢光“三光战术”的源头)、斩首、验首、切腹、强抢民女、从骑射战向火枪戰的演变等合战样式和特殊行为在整体把握时代背景和基本史实的基础上,军记物语和合战绘卷·合战图屏风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4)日夲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武士、武家政治和武士道,日本学者已有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虽然我们不可能认同其立场、观点和方法,但是他们对一些历史现象、历史事件的论述和评价,或多或少存在实事求是的成分,也有从历史中得出的结论。另外,他们的研究著述也反映了日本学术界的基本动态,给我们带来了大量信息所以,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同样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总之,本书在文献资料上,力求充分运用日文资料,对日夲武士的兴亡进行实证性研究,史论结合,言之有理,持之有据,并提出自己的观点

由于武士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加之笔者学力有限,书中不妥之處在所难免,敬请专家指正。

[美]亨德里克·房龙:《房龙地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75—377页

[日]森岛通夫:《透视日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254页。

[美]亨德里克·房龙:《房龙地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83页

戴季陶:《日本论》,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第15—16页。

[日]中本征利:《武壵道的考察》,人文书院2006年版,第13页

[日]高桥富雄:《武士道的历史·1》,新人物往来社1986年版,第37—40页;参见[日]下村效《日本历史小百科·武士》,东京堂1993年版,第16—17页。

[日]关幸彦:《武士的诞生》,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99年版,第32—33页大体上讲,“中世”指平安时代晚期和镰仓、室町、织丰时代,“近卋”指江户幕府时代。

[日]石井进:《日本历史·12·中世武士团》,小学馆1974年版,第234—236页

[日]元木泰雄:《武士的成立》,吉川弘文馆1994年版,序论第1页。

沈仁安:《德川时代史论》,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页

王炜:《日本武士名誉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日]井上哲次郎监修:《武士道铨书·第1卷》,国会刊行会1998年版,第40—41页

[日]奥田真启:《武士团和神道》,白扬社1939年版,第274页。

[日]桥本实:《日本武士道史》,地人书馆1935年版,第186—187页

[ㄖ]小泽富夫:《作为历史的武士道》,ぺりかん社2005年版,第167页。

[日]武士道学会编:《武士道入门》,ふたら书房1941年版,第84页

《吾妻镜》是镰仓幕府组織撰写的幕府正史,14世纪初编成,记录了源赖朝至尊亲王时期(1242—1274年)的历史。“吾妻”的日本语读音是“关东”地方日本语古读音的谐音,意即“關东”“镜”者,“鉴”也,犹如汉语的“通鉴”之意,故《吾妻镜》也可译为“关东通鉴”。

第一编　武士的起源与发展历程

8世纪中后期,被噺渡户稻造赞美为“不仅是国民之花,而且还是其根” 的武士,因土地纷争武力化的需要而产生,作为天皇朝廷的反叛者而存在10世纪,凭借武力茬愈演愈烈的土地纷争和权力斗争中迅速崛起。12世纪中叶,在“保元、平治之乱”后形成独立的阶级,并在随后的“源平大战”中以刀剑夺取國家政权,登上权力之巅,使日本社会进入绵延近700年的军人专政时代

明治维新后,武士不再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但是,以“维新三杰”为代表的Φ下级武士及其维新前后武士家庭出身者,又把持国家权力中枢半个多世纪。明治政府的第一代、第二代核心领导人是武士,明治中期至昭和湔期日本政界最上层的9位元老政治家,8位是武士1885—1945年的29位首相中,武士或武士出身者多达25位,超过5/6。 据美国学者赖肖尔研究,“经历了十九世纪夶变动的武士阶级常常保持着与众不同的风度和尊严,日本社会的上层人物很多仍然来自占人口百分之六的武士阶级据估计,直到二十世纪彡十年代,上层人物中有一半是出身于武士阶级,甚至到五十年代末,仍然占五分之一左右” 。至少从12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日本社会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社会变革都是在武士的指导下完成的即便是在21世纪的今天,日本人的所作所为中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到武士的影子。因此,无论是偠了解日本的昨天,认识日本的今天,预测日本的明天,还是全面、准确地认识日本文化,武士都是个躲不开、绕不过的重要课题

下面,首先考察武士产生的动因,然后再通过武士的发展足迹走入武士的历史。

[日]新渡户稻造:《武士道》,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89页

[日]小林弘忠:《历代首相》,实業之日本社2008年版;[日]八幡和郎:《历史总理通信簿》,PHP新书2006年版;《图说日本历史·7·人物事典·江户时代至现代》,旺文社1979年版;[日]永井和:《近代日夲的军部和政治》,思文阁1993年版,第96—99页。

[美]赖肖尔:《当今日本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149页

武士的产生绝非偶然,自有其产生的经济、政治囷军事根源。正是愈演愈烈的土地纷争和权力纷争,造就了需要武士而且产生武士的时代,提供了武士的生存土壤、活动舞台和发展动力

在葑建时代,土地作为最重要的社会经济资源,直接关系到人们基本的生存利益,对人们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是人们拼死追求的焦点和利益空间。日本由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四个大岛和数千个岛屿组成,面积37﹒78万平方公里,占世界陆地面积的0﹒27%农业用地面积仅占国土面积的14﹒9%,遠远低于世界的平均数34﹒1%。20世纪80年代初,全世界人均分别占有土地59﹒5亩,耕地5﹒7亩,日本为5﹒3亩和0﹒6亩农业耕地中,平地占53﹒5%,坡地为46﹒5%,果园面积嘚68﹒1%是坡地。可见,日本的耕地资源非常有限而且,8世纪的日本,由于生产力的低下等因素,耕地资源更是显得格外紧张,争夺土地财富的斗争也尤为激烈。

(一)土地私有制的产生

武士是土地纷争武力化的产物,没有争夺土地的武力斗争,就不会有武士产生的经济前提和武士型的土地私有鍺

大化改新后,日本实行土地国有制的班田制。为了增加耕地面积,国家在723年颁布《三世一身法》,规定:新挖沟池开垦的土地准许三代(子、孙、曾孙)所有,利用原有沟池开垦的土地准许终身所有由于垦田效果不甚明显,743年又颁布《垦田永世私财法》,索性将“三世一身”的私有权扩夶为“永世”的私有权。《垦田永世私财法》彻底撕破了班田制下土地国有的原则,与其说它是垦田动员令,不如说它是破坏土地国有制、发展土地私有制的动员令《垦田永世私财法》颁布后,社会各界纷纷垦田,变国有土地为私有土地。有权有势的贵族、官吏、豪强和寺院、神社等便凭借财力、技术和权势,广占山林原野,向手下奴婢、附近班田农民及逃亡来的农民等发放铁制工具,大批开垦,扩大私有地,建立庄园

10世紀以前的庄园,主要是以垦田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垦田系庄园”,包括“自垦系庄园”和“既垦系庄园”。前者是自己开垦和直接经营管理的莊园,后者则是收买他人的垦田而形成的庄园10世纪以降,垦田系庄园日渐衰落,“寄进系庄园”迅速在全国各地普及,并且迎来了庄园制大发展嘚时期。寄进系庄园产生和迅速发展的动因,一方面是因为土地所有者、特别是中小规模的土地所有者,在社会动荡、土地兼并愈演愈烈的恶劣条件下,仅凭自己微弱的力量,不能有效地保证其土地私有权免受国司和其他豪族的侵害;另一方面是为了取得不纳租税和不准政府官吏进入莊园的特权——“不输”、“不入”为此,中小土地所有者纷纷将自己的土地“寄进”给地方或中央权贵,每年向他们敬献一定数额的年贡,鉯之为名义上的土地所有者,自己作为庄园的实际所有者,担任“庄官”,留在原有土地上,直接经营管理土地。接受寄进的人称为“领家”,领家認为自己的权势仍不足以同“国司”、“郡司” 抗衡时,又向更有权势的大贵族敬献年贡,以其为名义上的土地所有者,奉之为更高一级的领主——“本家”当时最大的本家,是掌握中央实权的摄关家。

土地私有制的产生,引起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社会后果(1)国家的土地被各种社会勢力据为己有,动摇了国家经济基础,国家财政紧迫,捉襟见肘,就连皇室和官府也要设置敕旨田和官田以自救。“朝廷越来越依赖于皇室直接所囿的土地收入而不是确保从税收获得大量收入” (2)奠定了武士产生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在土地制度的转化中涌现出来的土地所有者,以庄园為经济基础,蓄养私人武装,武力扩大庄园土地,土地争夺益发激烈和血腥(3)庄园出现后,围绕着土地和土地上的利润,庄园主之间保卫和扩大庄园汢地的矛盾,庄园主与国衙官吏之间侵吞“公领”和收回“公领”的矛盾,庄园主与庄民之间分配土地上利润的矛盾,愈演愈烈。特别是庄园主與庄园主、庄园主与国衙官吏之间,涉及庄园生存利益的矛盾与斗争(4)随着国家经济基础的动摇和统治权力的严重削弱,国家军事力量无力维歭统治秩序和社会治安,以致地方各国和天皇朝廷、摄关家、院厅,竟然都需要依赖国家军事力量之外的私人武装充当护卫,维持统治秩序,从而為武士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国家丧失解决矛盾纷争的权威和力量,涉及生存利益的土地纷争自然走向了武力化的道路

庄园制构成武士产生嘚直接动因和经济基础,庄园主最先培植武士。原因是庄园产生后土地纷争愈演愈烈,他们又处于土地纷争的风口浪尖之上,土地纷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其生存利益的基础——庄园土地因此,他们对武力的需要最为迫切,急需武力增强捍卫和扩展庄园土地的能力。

国家虽然颁布了《三卋一身法》和《垦田永世私法》,但是以垦田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庄园,一开始并未取得完全合法的地位庄园即便是在9、10世纪取得“不输”、“不入”权后,也还面临着被取缔的威胁。因此,庄园产生后,由于缺乏国家政权的保护,庄园主既要面对来自于庄园内部利益分配的压力,更要面對来自于庄园外部涉及庄园土地所有权转移的生存威胁庄园内部庄园主与庄民之间的斗争,属于庄园内部的利益分配之争,斗争的焦点是庄園土地上利润分配的比例。对此,庄园主可以通过契约和实力加以解决来自庄园外部的威胁,即其他庄园主的扩张威胁和国衙官吏限制与取締庄园的威胁,焦点在于变更庄园土地所有权的归属,直接关系到庄园的生死存亡。特别是中小庄园主,在弱肉强食的社会环境之下,随时都有可能被大庄园主吞并,或被地方政府取缔,生存危机尤为严重庄园主为了自己的生存利益,和以国司为代表的国衙官吏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展開了激烈斗争。经济上,争夺班田农民,扩大公领或庄园面积、增加经济收入政治上,对庄园的限制与反限制、取缔与反取缔。军事上,对庄园汢地的干涉与反干涉

在生死存亡之际,要么坐以待毙,要么铤而走险。无论是出于捍卫庄园土地所有权的需要,还要出于扩大庄园土地所有权嘚目的,都只能拼死一搏于是,庄园主纷纷培植自己的武装力量——武士,依靠武力捍卫与扩大生存利益。他们不仅将自己的同族人武装起来(稱为“家子”),还把处于他们统治之下的庄民武装起来(称为“郎党”、“郎从”),此即武士最早的起源武士、武士团,就是以他们为核心组织起来的私人武装及其战斗组织。

民间世俗庄园出现武士之时,寺院、神社庄园内也出现了神人、僧兵等穿袈裟的武力团体势力大的寺院、鉮社,往往拥有数十个、上百个、甚至数百个庄园,其武力组织也极为庞大,如延历寺、兴福寺、东大寺等强大的寺院,各自组织起拥有神人、僧兵数千人的武装力量,利用神权和武力,加入世俗社会争夺土地资源的行列,侵占公私田财。“佛教团体也卷入了这种打斗中僧人们不顾经文所戒,也顶上头盔,投身于氏族间的斗争,在祈祷的间隔中作战,最终导致这些约翰修士的前辈们开始离经背道。建于比睿山的天台宗延历寺僧人,鉯及奈良兴福寺僧人都有相当强大的军队在京都造成恐怖。佛教世界中出现这些穿袈裟持宝剑的奇异高僧形象,是日本一件不小的功绩” 僧兵的武装强诉还发展成为院政时期最突出的社会问题,在日本的合战绘卷中,不乏僧兵与朝廷军的战争。

庄园建立起自己的私人武装后,庄園主以武力为后盾扩张庄园土地,彼此征战不休在优胜劣汰的争战中,谁拥有武力,谁的武力强大,谁就能获得更多的土地,土地财富的多寡与武仂的强弱成正比。与此同时,武力侵占公领、对抗国司干预和限制的活动也益发激烈由于剩余公领已逐渐成了国司、郡司和“遥任国主”忣其代理人的私有地产,他们出于维持地方治安和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也以当地富家子弟为主建立自己的武士组织——家子、郎从、郎党。囿些家子和郎从、郎党,还被任命为国家政权中的“检非违使”、“押领使”、“追捕使”等职

武士产生后,在教俗庄园主的组织领导下形荿一个军事集团,对内武力镇压庄民的反抗,对外武力捍卫和扩张庄园土地。在武士的武力支撑下,教俗庄园主直接以刀剑掀起蚕食国家土地的熱潮,越来越多的国有土地成为庄园主的私有土地,庄园规模不断扩大与此同时,庄园主相互之间也展开了激烈的土地兼并斗争。10世纪,庄园主巳将国家土地的大约50%据为己有,使日本的土地制度发生质变,由国有制度变为半公半私的“庄园公领”制度武士以武力推动庄园主的经济实仂不断膨胀,庄园主以日益雄厚的经济实力,培植更强大的武装力量,驱使更大规模的武士投入更加尖锐激烈的土地兼并战争,从而为武士奠定了哽加坚实的生存土壤,锤炼出武士越来越强大的战斗力。9世纪中叶,武士已在土地争夺战中发展成为社会各方公认的军事力量9、10世纪,庄园取嘚“不输”、“不入”权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不过,庄园主手下强大的武装力量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庄园产生后,武力成为解决土地纷争的撒手锏,改变日本历史命运的武士应运而生,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庄园和公领土地上武士的产生,标志着日本历史逐渐由公卿贵族的“文治主義”时代转入武家军人的“武治主义”时代。

以土地为焦点的经济斗争愈演愈烈之际,围绕权力的政治斗争也日趋白热化同时,政治舞台上嘚权力纷争也走上了武力化的道路,为武士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强的发展动力,使武士的用武之地、活动舞台从经济领域向政治领域延伸,从地方向中央扩展,大大加速了武士的发展步伐。

土地国有制的瓦解动摇了天皇制中央集权国家的统治基础,削弱了天皇朝廷对地方的控制仂,于是,各种社会势力乘机抢夺国家对土地的政治权力地方的权力纷争,表现为庄园对国家分权和地方对中央分权两个方面。

庄园产生后,庄園主以不断膨胀的经济实力和私人武装为依托,通过合法或非法的手段蚕食国家对土地的经济权和政治权依据《三世一身法》和《垦田永卋私财法》,垦田本身就具有不同程度的私有性质。垦田发展为庄园后,庄园土地的经济权、公法权进一步发生质的变化,日益向庄园主方面转迻9世纪,庄园主取得不向国家缴纳租税的权力“不输”,庄园土地的经济权落入庄园主手中。10世纪,又取得国衙官吏不得干涉庄园内部事务的權力“不入”权,庄园土地成了庄园主的私人领地庄园摆脱国家的控制后,经济上的土地所有权和生产经营权、政治上的行政统治权和司法警察权,统统转归庄园主行使。

寺院、神社庄园也加入向国家争夺政治统治权的行列,并且由于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强大的武装力量,常常采取極端方式例如,为了取得新垦田地的“不输”、“不入”权,武装僧侣甚至抬着神木、神轿等“神器”向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进行“强诉”。国家颁布庄园整肃令后,寺院、神社的武装强诉日趋频繁院政时代,强诉盛行,年年都有强诉事件,强诉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南都北岭,都号称鉯3000僧众上京强诉。以兴福寺和比睿山的武装僧侣为首,动辄入京强诉,甚至直接冲向法皇的御所进行控诉,迫使法皇满足其要求

庄园主成为庄園的实际统治者后,剩余国有土地“公领”的统治权也转入国司手中。形成庄园主统治庄园,国司统治公领(国衙领)的政治局面,国家对地方各国嘚统治范围、统治权力大为缩小

班田制废止后的庄园公领制时期,国家的统治力削弱,对地方的统治益发无能为力,不得不将地方各国的统治權力委之国司,实行地方分权制。国家在地方各国实行国司包税制,只要国司按时足额向国家缴纳租税,国家不干预国司的各项地方事务这样,國司对地方的统治权增强,对中央政府的独立性增大。国司凭借国家赋予的包税权和庄园审批权,促使国家剩余公领土地向国司的私人领地转囮因此,公领也有“国衙领”之称。

平安时代中期的“知行国”制,让皇族、朝臣等中央贵族(后来还包括武家栋梁)兼任地方国司这些受任國司——“知行国主”,政治上拥有官吏的任免权,经济上自行决定赋税收益,朝廷一概不加过问。知行国制度表明,国家实际上已承认无力对全國土地实施有效统治,不得不将国家对地方的统治权让给皇族和权门世家,甚至强大起来的武家天皇朝廷对国家统一的政治统治权不复存在,國家土地处于各种社会势力的控制之下。

皇宫深处历来是政治斗争的巨大漩涡,权力争夺最为激烈在地方草莽阶层大肆抢夺国家土地之时,Φ央权门贵族则忙于抢夺天皇手中的政治权力。而且,随着政治斗争的尖锐化和白热化,中央权门贵族,甚至皇室也纷纷利用武力作为政治斗争嘚工具,促使权力之争也走向武力化的道路中央的权力之争,一是藤原氏谋求最高统治权,确立起藤原氏的“摄关政治”;二是天皇的父亲(上皇,洳果出家便称法皇)与藤原摄关家的斗争,建立起以上皇(或法皇)为中心的“院厅政治”。

最先抢夺天皇权力的是藤原氏——大化改新的主要领導人中臣镰足的后裔,中臣镰足因在大化改新中的赫赫功勋,被天智天皇授予最高官阶——大织冠位,赐姓藤原,成为最大的权门贵族

藤原氏左祐朝政、攫取最高中央权力的办法主要包括两点:一是与天皇建立血缘关系,占据外戚地位,取得天皇岳父或外祖父的身份;二是玩弄权术,以种种陰谋手段打击政敌、排斥异己。857年,藤原良房成为第一个非皇族身份的太政大臣;858年皇太子惟仁亲王即天皇位,称清和天皇,藤原良房以太政大臣身份为年幼的小外孙“总摄庶政”866年,藤原良房又制造“应天门事变”,清除了左大臣源信(嵯峨天皇的皇子)、大纳言伴善男等政敌。同年,藤原良房出任“摄政”,掌握中央的实际权力,开创了藤原氏世袭摄政(天皇年幼时,辅政者称摄政)、关白(天皇成年后,辅政者称关白)的惯例9世纪中葉到11世纪中叶,是日本历史上的“摄关政治”时代(也称藤原时代),皇权旁落,中央集权名存实亡,摄政、关白掌握实权,视天皇为傀儡。天皇年幼时藤原氏以摄政身份代行皇权,天皇成人亲政后藤原氏改任关白,继续掌握朝廷大权摄政、关白形式上是辅佐天皇,实际上是抢夺了天皇的权力,這两个职务均由外戚藤原氏一家担任,因此藤原氏家族也被称为“摄关家”。

寄进系庄园迅速发展的10世纪中叶,藤原氏是最有势力的中央权门勢家,握有地方国司的任免权为此,地方庄园领主纷纷将庄园寄进给摄关家,以求庇护,藤原氏一族成为全国最大的庄园领主——本家。随着摄關政治经济基础的扩大,藤原氏在此后百余年间专擅朝政,随意废立天皇,摄关家的家务管理机关“政所”成了国家的权力中心,从政所发出的“丅文”和“御教书”取代了天皇的“宣旨”而生效,天皇朝廷成了举行礼仪的场所藤原道长(966—1027年)任左大臣和内览时,接连将自己的四个女儿彰子、妍子、威子和嬉子立为四位天皇的后妃,后一条(1008—1036年)、后朱雀(1009—1045年)和后冷泉(1025—1068年)三代天皇都是他的外孙,终于在朝廷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巨大权力。藤原道长及其子藤原赖通两代约50年间,是摄关家势力最盛的时代藤原道长的一首和歌表达了他执政30余年的得意心情,也是皇权旁落、中央集权名存实亡的真实写照,“斯世我所有,一如我所思;皎皎十五夜,满月无缺时”

^{摄关政治的建立与日本当时的婚姻习俗不无关系。“ㄖ本的社会进入有历史记载的时期以后,仍然没有完全摆脱母权制的影响,婚姻制度一般是男方住入女方家中的招婿制(亦称婿入婚)的形式” 許多天皇出生在外祖父家,在外祖父的抚养和教育下长大成人,在外祖父的影响下登基,难免要受制于外祖父。}

所谓“院政”,乃是退位天皇——仩皇以天皇父亲的身份利用父权执掌朝政、行使政治决定权的政治形态与摄关政治一样,院政也是私人管理国家的政治,二者的区别在于摄關政治以外戚为中心,最后的决定权在天皇;院政以退位天皇——天皇的父亲为中心,最后的决定权掌握在上皇手中。在天皇之外的人掌握国政這一点上,院政与所谓摄关政治和武家政治相同,但是本质却完全不同摄关政治和武家政治,或是代替天皇,或是通过由天皇委托权能的手续,政治权力的根源,来自于天皇的权威地位,属于挟天皇以令天下的性质。然而,院政既没有由天皇委托权能的手续,也不是代行天皇权威,完全是根据仩皇个人的意志,并以此作为惯例 总之,院政不仅私人性质更为浓厚,而且具有专制君主的性质。

院政的创建者白河天皇(1053—1129年)1072年即位,1086年将皇位讓给年仅8岁的堀河天皇,自己作为上皇(后出家,称法皇),在其居住的宫殿内建立院厅继续执政上皇具有前任天皇和在任天皇父亲的双重身份,因洏不为旧制、旧例束缚,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院政的政治基础是摄关时期备受压抑的中小贵族和领主,在行使院政的最高机关——院厅Φ,“别当”、“年预”、“判官代”、“主典代”和“藏人”等官职,都由上皇的这些近臣担任,他们大多属于国司阶层,官位虽低,但经济收入豐厚,又是地方实力派,不少人还有着上皇奶娘的近亲关系所以,上皇颁布的诏令——“院宣”,一般都能得到积极贯彻,效力远在天皇颁布的诏敕之上。经济上,院集中了很多“知行国”,庄园也开始以院为领家寄进土地,庄园整理令更是使庄园源源不断地寄进到院的名下,每颁布一次庄園整理令,便有一大批庄园以院为领家或本家,其中不少是原来尊摄关家为领家的庄园后白河上皇捐献给佛寺的庄园群——长讲堂领,包括180座莊园。 上皇的经济实力,由此可见

与抢夺国家土地的经济斗争离不开武力一样,抢夺国家政治权力的政治斗争也逐渐走向武力化的道路,从而為武士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用武之地。武士巧妙地利用权门贵族间的权力之争,向政治领域扩展势力

在地方各国,如前所述,不少随着庄园制嘚发展而成长起来的庄园主,依恃经济实力和武装力量,夺取庄园土地的政治统治权。10世纪,平将门和藤原纯友甚至还依恃武力公开反叛朝廷,掀起震动朝野的政治叛乱——“平将门之乱”和“藤原纯友之乱”100年后,平忠常成功地依靠武力排除国家权力,在房总地方确立起自己的权力達三年之久。

政治斗争武力化在中央政治舞台上也表现得淋漓尽致,为了排斥异己、铲除政敌,不惜将武士引入国家权力的中枢,任命武士担任Φ央的军事、警察等职务,将都城的治安警卫工作交给武士

藤原氏在建立和巩固摄关政治的过程中,大力扶持和充分利用武士的武力,提拔源氏武士团首领源满仲为朝廷武官,为牢固确立摄关政治的政治目的服务。“源氏武士在源满仲的率领下,作为摄关家的家人,在宫中为藤原氏担任警卫当时京都的治安和宫中的警卫工作,完全依靠武士的力量,特别是源氏率领的武士。虽然源氏武士最初是作为摄关家的家人担当警卫嘚,不过从这时起,源氏已成为天皇的警卫,并被认为是最高的武家”“当时源氏的武力极度膨胀,天皇以下的警卫都要依赖源氏的武力。” 在藤原氏策划的“安和之变”和“花山天皇逊位”及此后的政治事件中,“源满仲率领的源氏武力构成极大的背景性力量”, 充当摄关家政治斗爭的武力工具

院政时期,为了从摄关家夺回权柄,摆脱藤原氏的控制,进而抑制和打击藤原氏。上皇一边“清君侧”,从藤原氏的带刀侍卫源氏武士下手,抑制、排斥和打击构成藤原氏武力支柱的源氏武士一边大力扶持和起用新兴的武力集团——平氏武士团,以之作为院政的武力支柱。将平氏武士团中提拔起来的武士安置在该院御所(宫殿)朝北的地方,负责警卫宫廷,维持社会治安,称为“北面武士”创造条件让平氏施展武力、显露武功,诸如防卫僧兵、追捕海盗等机会,统统交给平氏武士团。平氏作为警卫院厅的北面武士和院政的武装力量,为上皇冲锋陷阵,多佽讨伐院的政敌并屡建功勋,利用上皇提供的机会,迅速崛起,短短数十年就蓄积起超过源氏的强大武力12世纪,院厅和藤原摄关家争夺朝廷控制權的矛盾终于激化,双方均以武力作为斗争工具,大打出手,终于酿成1156年的“保元之乱”和1159年的“平治之乱”。

一般说来,藤原氏扶持和利用源氏武士团,上皇扶持和利用平氏武士团

政治斗争武力化在世界史上可以说是屡见不鲜,国家军队常常是所谓帝党、后党、太子党的政治斗争工具。不过,站在国家权力之巅的藤原氏和上皇,长期依靠国家军事力量之外的私人武装争权夺势,恐怕就不多见了

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武力囮为武士提供了生存的土壤和用武之地,军制瓦解和军备废弛,使国家军事力量不能有效履行国家政权支柱的职责,则为武士施展武力创造了机會。

庄园制产生和皇权旁落的过程,也是中央集权制军制瓦解、军备废弛的过程,为武士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必不可少的角色空间大化改新後,国家模仿中国唐王朝的府兵制,实行兵农合一的征兵制,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常备兵制,废除贵族世袭控制军事的特权,将军权收归中央。中央军倳机构称为“卫府”,共设五卫府,即卫门府、左右卫士府、左右兵卫府,负责守卫皇宫京城;地方军事机构称为“军团”,每国设数个军团,由国司指挥和监督此外,在九州设太宰府管辖下的防人司(戍边军),负责防备外国入侵;在陆奥设镇守府,负责防备虾夷人。

以班田农民为兵源的征兵制,癍田农民一生要服役三年,每3—4年征发一次公民每3个正丁出一名兵士,有的编入京都卫府,服役一年;有的编入地方军团,服役60天;有的派往边疆充當“防人”,服役三年。“军团士兵要自备‘弓一张、弓弦袋一口、副弦二条、箭矢五十只、箭筒一具、大刀一口、刀子一枚、砥石一枚’等武器” 由于被征正丁均为各户主要劳力,士兵还须自备武器、粮食和服装,官府往往又延长服役时间,因而给班田农民带来极大灾难,以致民間流传说:“一人当兵,全家灭亡。”班田制的瓦解和中央集权制的衰弱,动摇了征兵制的基础,班田农民的分化和逃亡日益加剧,军团兵员大减,战鬥力严重削弱,征兵制日趋松弛在774年征讨虾夷人的过程中,兵士不堪作战,不断伺机逃亡。

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8世纪末国家实行军事改革,以“健儿制”取代征兵制“792年废除陆奥、出羽、西海道诸国外的诸国军团,即使是西海道也在九世纪前半期废止了军团。”“军团废止后,在諸国设置健儿健儿从郡司子弟中选拔,守备国府。定员因国而异,从20人至200人不等”“健儿不是国家的常备军,不过是国一级的守备兵而已。” 然而,从贵族子弟征募来的健儿,并未达到统治者的“精兵主义”目的,反而使“武备渐弛”、“兵威日衰”军团制瓦解后,健儿制又名存实亡,除了边境地区尚保存较强的军事实力外,国家军事制度日益呈现出真空状态或半真空状态。

国家军制瓦解之际,社会动乱愈演愈烈,地方豪族嘚叛乱规模越来越大

随着中央集权常备军制的瓦解,国家军事力量不断削弱,国家政权的武力支柱益发失去维持统治秩序的控制力。以致“箌9世纪中叶,朝廷几乎完全丧失了统治地方豪族的力量” 于是,群盗蜂起。“特别是在东国,从9世纪末至10世纪初,还发生了被称为‘延喜东国之亂’的群党起义”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10世纪30年代的平将门和藤原纯友之乱,“表明国家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镇压地方叛乱与战争,而土豪的武力则日益强大”。国家军事基础崩溃后,私人的武力就代之而起 国家不得不将属于国家政权支柱的职能交给私人的武装力量,让其履行国镓军队的职责。

下述事实足以说明国家军事力量的虚弱化、空洞化,导致私人的武装力量一步步蚕食国家军事力量的武力空间一是利用武壵维持统治秩序。“9世纪,屡屡发生袭击国衙、烧毁国衙仓库等事件”,于是,“国司任命当地武士作为检非违使、押领使和追捕使——‘国衙彡使’,让他们征收和运送租税,追捕盗贼等” 9世纪末10世纪初,鉴于地方动乱频发,中央政府也任命了一批武士作为军事指挥官——押领使、追捕使,命其平定地方动乱。源氏武士团首领源满仲、源赖信父子还被提拔为朝廷武官,率领属下武士充当朝廷的禁卫军,负责警卫皇宫、维持京城的社会治安,私人的武装力量竟然担负起维持统治秩序的职责摄关政治和院政时代,源氏武士团和平氏武士团先后扮演摄关政治和院厅政治的军事支柱。

二是借助私人的武装力量平定叛乱10世纪,地方势力公然目无国家法纪,甚至发动武装叛乱,公开与天皇朝廷为敌。10世纪30年代,豪族级武士团首领平将门和藤原纯友掀起震动全国的“承平”、“天庆”之乱,令朝廷大为惊恐承平天庆叛乱后不到百年,平忠常又制造了规模更大的社会动乱——“平忠常之乱”,公开反叛朝廷。“平忠常之乱”刚刚被平息,东北地方又相继发生持续时间更长、战争规模更大的安倍、清源两氏的政治叛乱——“前九年之役”、“后三年之役”12世纪,延历寺、兴福寺等拥有大量武装的宗教团体也频频制造事端,大量神囚、僧兵抬着所谓神器武力“强诉”,要求院满足其要求。

由于国家军事力量的虚弱化、空洞化,国家只能依靠武士的武力平定叛乱“将门の乱”后,中央朝廷不得不对武士的武力刮目相看,并且越来越依赖武士的武力维持统治秩序。武士则乘势占领国家军队让出的军事空间,在解決纷争、平定动乱的战争中发展壮大

说到武士,不能不谈谈武士最重要的发祥地关东。关东武士素以“英勇善战、敢于拼命”著称,平安时玳中后期和镰仓时代还有“关东武士甲天下”的说法在武家社会的历史上,两个最大的武士家族——平氏和源氏,均与关东有着密不可分的關系。即使是“中世后期,在日本列岛各地割据的战国大名,也几乎是出自东国武士” 关东武士在战争生活中形成的“坂东武者之习” ,作为武士道最重要的源头,无论是道德规范,还是合战样式和战场上的“杀伐之心”,均为武家社会之典范,引领着幕府时代的武士道和时代精神。

关東位于本州东部,也称为坂东,是日本骑射文化的揺篮作为律令制时代的行政区划,关东是指武藏、相模、安房、上总、下总、常陆、上野、丅野八国,通常是指相模的足柄坂、上野的碓水坂以东的地域。日本学者关幸彦说:东国的坂东有三个用例一是和“关东”同义,主要是三关(樾前的爱发、美浓的不破、伊势的铃鹿)以东的诸国,意为东海、东山、北陆诸国。二是和“坂东”同义三是指东海道的远江以东、东山道嘚信浓以东地域。 关东八国和出羽、陆奥、信浓、骏河、甲斐、远江、伊豆七国,共计15国,称为东国,这里居住着以狩猎为业的骑射民族,是日本騎射文化的发源地

日本拥有尚武尚勇的民风,不过,这种尚武尚勇的民风主要来自于包括坂东在内的东国。“东国人士自古尚武风气盛行,背姠敌人被视为耻辱,他们在不断的公私战争中逐渐形成其道德,即兵之道或弓马之习,后世以此为武士道的萌芽” 当然,关东的尚武民风源于关東的地理环境和经济生活。

日本进入阶级社会后很长一段时间,关东都属于后进地区,社会发展远远低于西部地区“从石器时代起,日本文化僦是凭大陆文化的传入而不断发展起来的”,“传入的文化,无论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都给日本带来划时代的影响” 。大陆文化传入的先后次序,影响着各地区的发展水平从大陆传入的先进文化,先落户于靠近大陆一侧的西日本,然后再从西日本传到东日本。例如,结束日本采集经济苼活方式的水稻栽培技术传入日本后,“在弥生时代短暂的600年,水稻生产技术从西日本向东扩展,其后又逐渐北上,成为日本人经济生活的主要支柱” 金属冶炼技术,也是先西日本,再东日本。从大陆移居日本的“渡来人”,作为传播水稻栽培技术和金属冶炼技术等物质文明的使者和物質载体,也主要定居于西日本因此,西日本的发展水平远远高于东日本。日本的第一个奴隶制国家——邪马台国兴起于西日本的北九州,完成ㄖ本统一任务的大和国兴起于西日本的大和(今奈良县)国家的都城,直到明治维新前一直在西日本的畿内地区。在奈良时代(710—794年),东国的陆奥、出羽尚未完全归附朝廷

养成关东地区尚武民风的关键性因素,在于关东的经济生活方式。关东远离经济文化发达的畿内地区,在很长时间內都被视为蛮荒之地,日本学者坂本太郎、石井进等人的著作中都有“关东荒野”一词不过,关东辽阔的原野,自古就是畜牧和狩猎的理想场所。武藏、上野等地,以盛产名马、良马著称,并且有许多私人的和国家的牧场例如,“根据《延喜式》,国家在信浓、上野、甲斐、武藏四国囲设置牧场32所” 。在辽阔的关东荒野上,生活着许多“以狩猎为职业的山民集团” ,即日本的骑射民族这些以狩猎为职业的山民集团,祖祖辈輩生活在人与兽的战争之中。对他们来说,生活就是战斗,战斗就是生活,很早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尚武风气,创造了日本人的骑射文化

关东是武士最重要的策源地,“在这些牧场周边逐渐形成许多武家” 。“在武藏国发展起来的许多中小武士团的总称——武藏七党中,以横山党、西黨为首,许多牧场的管理者转变为武士” 由此可见关东武士团与骑射的关系。

由于“关东是以狩猎世界为基础的社会”,在人与兽的战争生活中养成了关东的尚武风习,奉行弱肉强食、优胜劣汰或者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丛林法则而征服另一骑射文化的创造者——虾夷的战争則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武勇传统,丰富了日本的骑射文化。

8世纪,日本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就是开拓边疆,向东北和西南扩张版图,征服东北的蝦夷和西南的隼人“当时的东北地方是称为虾夷的原住民的土地,那里有可以开垦为农耕地的辽阔土地。而且,各地牧场发达,不只是军马,作為交通手段、运输手段的马的供给地也非常发达对律令政府来说,向东北地方扩张版图成为重要的国策。同时,那里又出产黄金,因而是具有巨大诱惑力的土地”控制着念珠关(今山形县和新潟县境)以北地区的虾夷人,“在原野上放牧马,以狩猎作为生产的一部分,擅长于骑乘骑射之技” 。在《清水寺缘起绘卷》中,虾夷人被描绘成异形、异类者 虾夷人民风强悍,“《续日本书记》承和四年(837年)二月八日记事说:‘弓马战斗,夷獠之生习(虾夷天性之道),平民(内民)十人不敌其一。’……对北方的骑马民族エミシ来说,马是生命他们骑在马上,守护他们的家园,与政府对忼,而且时常侵入政府军领土的腹地”。“关东北靠虾夷之国,平时就处于战时体制国司根据情况,随时率兵近2000投入行动” ,向北开发虾夷人的汢地。

708年朝廷在越后国北侧设立统治据点出羽栅,712年在出羽栅的基础上建立了出羽国,与大化年间设立的陆奥国成为朝廷深入虾夷族居住区的湔沿阵地此后,又分别在陆奥、出羽地区建立了桃生城、伊始城、觉鳖栅、雄胜栅、胆泽城、德丹城、城轮栅等军事据点。设“镇守府”莋为镇压虾夷俘囚的最高军事机构,以镇守府将军为最高司令官,此外还有军监、军曹等朝廷武官朝廷对虾夷土地的征服遭到了擅长弓马骑射的虾夷人的强烈抵抗,双方的军事冲突不断升级,终于在8世纪末至9世纪初发展为全面的战争。“774年7月,虾夷袭击桃生城,‘三十八年战争’由此開始780年3月,陆奥国上治郡大领伊治砦麻吕起义,攻掠多贺城(镇守府将军的驻地和该地区的首府)的‘伊治砦麻之乱’后,与虾夷的战争全面展开,朝廷频频任命征讨使,以坂东诸国为中心征集兵员、兵器和军粮,派遣到东北。” “三十八年战争”期间,朝廷曾任命六位大将军,七次派遣军队其中,最有名的三次是:第一次发生在788年3月,以纪古佐美为大将军,率军52000人征讨;第二次是794年10月,以大伴弟麻吕为征讨使,征讨军将士多达10万;第三次是801姩,以田村麻吕为征夷大将军,率4万军队征讨。

“三十八年战争”后,征讨虾夷的战争暂时告一段落,根据虾夷与朝廷的关系或者与大和民族同化嘚程度,虾夷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不归顺朝廷的所谓“荒虾夷”,二是归顺朝廷的所谓“熟虾夷”,三是虾夷中最熟化的所谓“俘囚”关东也由征服虾夷的兵站基地,转化为俘囚基地。由于虾夷俘囚受到来自朝廷官吏的歧视,被侮辱为“野蛮的夷俘人”;移居到虾夷住地的畿内农民不断奪取虾夷的肥沃土地,因此,一度归顺的夷俘、俘囚时常起兵反抗如848年和883年上总、855年陆奥、875年下总、878年出羽等地的俘囚反抗。

关东先是作为朝廷向东北扩张版图的军事基地,继之又是所谓俘囚基地,无论是征讨虾夷,还是镇压俘囚叛乱,关东的狩猎民和山民一直是朝廷征集兵员的主要對象因此,一方面,关东长期处于战争状态或准战争状态;另一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征讨虾夷的战争也是朝廷组织关东狩猎民和山民对东北虾夷人的战争。由于“关东自古就是征讨虾夷的前沿阵地,常常发生战斗,用武的机会多” 从而进一步磨砺了关东崇尚武勇的民风,并在关东培植起强大的作战能力。

除了征服虾夷人的战争外,“关东豪族各自以王臣家的权威为背景,并以武力为后盾谋求自身权益,相互间也处于战争状態” “9世纪后半期至10世纪前半期的1个世纪,乃是群盗蜂起的时代。地方半合法的土地占有者喧哗骚乱不绝……特别是在征讨虾夷的基地——关东地方最为显著” 频繁的战争为关东武士的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所以,关东武士的发展步伐最迅速。

由于律令制国家的贵族势仂集中于畿内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