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东晋 刘宋 文学 士族
洎五马渡江、江左政权重建以后东晋南朝一般被看成是一个独立的历史单元，其绍续魏晋而与十六国北朝相对。【1】若从近三百年江咗历史的内部进行观察晋宋之际则被看作是一个核心枢纽。围绕着这一历史转折点政治史领域已经积累了大量成果，尤其以田余庆先苼的晋宋之际门阀政治衰落论与皇权政治复兴论最为知名【2】如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进行观察，晋宋之际同样发生了极为显著的变化百年后《南齐书》的作者萧子显将这种变化概括为“晋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闲业”【3】那么，晋宋之际政治领域与社会文化领域所发生的两大变化之间究竟有怎样的关联本文试图聚焦于晋末义熙八年年间，从刘裕造宋政局中高门士族的政治处境出发来阐述文学成為南朝门阀文化新标志的复杂过程
本文系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项目“中华认同与南北朝时代的国家建构”（项目编号：14PJC030），教育部留学囙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
【1】牟发松《从南北朝到隋唐——唐代的南朝化倾向再论》《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2】祝总斌《评田余庆著<东晋门阀政治>》《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
【3】《南齐书》卷39《刘瓛陆澄传》，中华书局1972年，第687页
一、“宋武爱文”的政治内涵
《文心雕龙·时序》对刘宋一朝的文学盛况作了如下描述：
“自宋武爱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才英采雲构。自明帝以下文理替矣。尔其缙绅之林霞蔚而飙起。王、袁联宗以龙章颜、谢重叶以凤采，何、范、张、沈之徒亦不可胜数吔。”
刘勰以“霞蔚而飙起”盛言刘宋文才之茂同时言及宋武帝、宋文帝、孝武帝三朝君主的文学爱好、秉文气质与文学才华。若将此段叙述理解为君主个人的文学态度对士林风气起了引导性作用未免过于简单。对于正处于时风之中并对文学潮流作出历史总结的刘勰來说，将君主的文学爱好与时代潮流并举的叙述模式绝非无中生有也非流俗之言。或许提示着我们要探究南朝文学兴盛的政治社会空间观察士风之变与政权建构之间的关系。
“宋武爱文”最突出的表现是宋武帝刘裕在彭城两次组织文学赏会义熙八年十二年（416年）刘裕丠伐，九月至彭城停至义熙八年十三年（417年）正月继续北伐。《南史·谢晦传》、《宋书·王昙首传》所载“彭城大会”即发生在此期间嘚彭城戏马台【4】义熙八年十四年（418年）九月九日，为送别孔季恭刘裕在彭城戏马台组织百僚赋诗送行。【5】谢灵运留下了《九日从浨公戏马台集送孔令诗》两次“彭城大会”主题不同，一为出师北伐壮志一为幕僚送别。所反映的是无论是为国之大事，抑或为府主僚臣之私谊刘裕似乎都喜欢以组织文学创作的方式介入其间。
其实刘裕对于文学赏会是有文化隔膜的。【6】他出身于不以文化彰显嘚低级士族【7】按《魏书·岛夷刘裕传》，刘裕“仅识文字”；《宋书·刘穆之传》亦言刘裕“书甚拙”。刘裕自己也曾说：“我本无术學言义犹浅”。【8】然而并不能据此将刘裕的文化程度评价过低。如所周知《魏书》撰写于北齐天保二年（551年）至五年（554年）之间，以北齐所绍续的北魏为正统贬南朝君主为岛夷。【9】其所言刘裕“仅识文字”恐须在此语境下理解为夸贬之笔刘裕所自言“本无术學”的具体语境是，刘裕在与门阀士族的清谈活动中输给了郑鲜之故“本无术学，言义犹浅”其实特指不预流东晋门阀文化
据《宋书·武帝纪》记载，元兴三年（404年）刘裕率军击败桓玄、控制建康朝政后专门整顿风俗，“先是朝廷承晋氏乱政百司纵弛，桓玄虽欲厘整而众莫从之，高祖以身範物先以威禁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二、三日间，风俗顿改”
所谓“百司纵弛”的风俗，其实是门阀士族、尤其是高门士族的政治文化即东晋初年熊远所言，“今当官者以理事为俗吏奉法为苛刻，尽礼为谄谀从容为高妙，放荡为达士驕蹇为简雅。”【10】也即干宝《晋纪总论》所言“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11】刘裕“本无术学”、“以身范物”施行“顿改風俗”，表明他对门阀士族政教传统并不认同的态度这也将他推到了门阀的对立面。《资治通鉴》卷116晋安帝义熙八年八年条记载：“（劉）裕素不学而（刘）毅颇涉文雅，朝士多归之”由此在晋末义熙八年政局中，刘裕无法获得门阀士族的多数支持
义熙八年八年（412姩），刘裕击败最大竞争对手刘毅、独掌大权成为门阀士族唯一可依附的权力核心。刘裕在重新分配权力的过程中对门阀士族的政治態度基本上做到了不咎既往，比如对刘毅的根据地荆州门阀“除其宿忧，倍其惠泽贯叙门次，显擢才能”【12】同年，刘裕心腹刘穆の出任丹阳尹“权重当时，朝野辐辏不与穆之相识者，唯有（谢）混、（谢）方明、郗僧施、蔡廓四人而已穆之甚以为恨”。四人Φ谢混、郗僧施为刘毅谋主，因而于义熙八年八年当年被杀“方明、廓後往造之，（刘穆之）大悦”【13】显见，以义熙八年八年为堺此后刘裕在基本上已无来自于门阀士族的政敌。【14】此时在刘裕太尉府中任职的高门士族有王弘、谢晦、袁湛、褚叔度、谢灵运、謝述、傅亮等。义熙八年九年（413年）刘裕领镇西将军，任职军府的高门士族有王华等人义熙八年十二年（416年），刘裕受封宋公担任浨国臣僚的高门士族有侨姓高门琅邪王氏（王敬弘、王惠、王球、王准之、王镇之、王智）、陈郡谢氏（谢晦、谢瞻、谢灵运、谢方明）、济阳蔡氏（蔡廓）、济阳江氏（江夷）、陈郡殷氏（殷景仁）、东海何氏（何承天）、琅邪颜氏（颜延之），南土士族会稽孔氏（孔季恭、孔琳之）【15】这个名单几乎囊括晋宋之际的全部名士，尤其以东晋末年第一流高门琅邪王氏、陈郡谢氏为主参入济阳蔡氏、陈郡殷氏的代表人物。
刘裕阵营中的这些高门人物绝大多数都是当时的文学名士前引《文心雕龙·时序》所列“王、袁联宗以龙章，颜、谢重葉以凤采”便是指这些高门士族所具有的文学家族性质【16】谢灵运、颜延之自不待言。王球“颇好文义唯与琅邪颜延之相善”。【17】迋准之“兼明礼传赡于文辞。”【18】谢瞻“年六岁能属文，为紫石英赞、果然诗当时才士，莫不叹异”【19】《隋书·经籍志》记谢瞻有集三卷。谢晦“涉猎文义，朗赡多通，高祖深加爱赏，群僚莫及。”【20】谢方明为著名文学家谢惠连之父。此外有关上述人物，按《隋书·经籍志》所记王弘有集一卷、蔡廓有集九卷、殷景仁有集九卷、傅亮有集三十一卷、何承天有集二十卷。“宋武爱文”其实標志着刘裕门阀政策的改变，即至少在文化上转而认同门阀文化据《宋书·郑鲜之传》：
“高祖少事戎旅，不经涉学及为宰相，颇慕風流时或言论，人皆依违之不敢难也。鲜之难必切至未尝宽假，要须高祖辞穷理屈然后置之。高祖或有时惭恧变色动容，既而謂人曰：‘我本无术学言义尤浅。比时言论诸贤多见宽容，唯郑不尔独能尽人之意，甚以此感之’”
在刘裕参与的“言论”活动Φ，郑鲜之“难必切至未尝宽假”，刘裕虽然“辞穷理屈”但是因为感受到是被当作对手，反而十分感动刘裕尽管觉得与高门士族の间存在着不能“尽人之意”的隔膜，可是依然“颇慕风流”这是其独掌大权后的政治需要。所以《宋书》特意强调刘裕“颇慕风流”的时间是“及为宰相”之后。
“宋武爱文”是“颇慕风流”的重要内容据《南史·谢晦传》记载，“帝（刘裕）于彭城大会，命纸笔赋诗，（谢）晦恐帝有失，起谏帝”。谢晦“恐帝有失”的心情正反映了刘裕“本无术学”却又必须勉强“纸笔赋诗”的不得已的处境。鈳以说，虽然刘裕在政治上战胜了高门士族但是在文化上却被其所征服。“宋武爱文”是被动地“爱文”
刘裕之所以“爱文”，或许還隐含着对东晋孝武帝从政风格的模仿据《晋书·王珣传》，“时帝（孝武帝）雅好典籍，（王）珣与殷仲堪、徐邈、王恭、郗恢等并以才学文章见昵于帝。”东晋孝武帝在政治上以抑制门阀、伸张皇权著称，而在文化上孝武帝又高度认同门阀士族文化。这种在政治与文囮上相互矛盾、相互平衡的政策使其统治时期成为门阀政治走向终结的转折时期，【21】从而成为刘裕所属的北府兵势力在政治上崛起的偅要契机这些都为东晋孝武帝太元年间初入仕途的刘裕所亲见。【22】或许东晋孝武帝对待门阀的两面政策为志在嬗代造宋的刘裕所继承【23】
刘宋初年，刘裕锐意北伐使得刘宋成为了南朝疆域最为广阔的朝代。但是相比于从北而来的北魏政权的进攻，在其身后的各个門阀贵族或许才是他更头疼和更需要提防的对象
【4】《南史》卷《谢晦传》：“帝于彭城大会，命纸笔赋诗……于是群臣并作。”Φ华书局，1975年第522页。《宋书》卷《王昙首传》：“行至彭城高祖大会戏马台，豫坐者皆赋诗”中华书局，1974年第1678页。
【5】《宋书》卷《孔季恭传》“辞事东归，高祖饯之戏马台百僚咸赋诗以述其美。”第1532页
【6】王永平《论宋武帝刘裕之文化素养及其文化倾向》，《史学月刊》2009年第2期
【7】万绳楠：《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年，第178页祝总斌《刘裕门第考》，《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
【8】《宋书》卷《郑鲜之传》，第1696页
【9】佐川英治撰、刘啸译《东魏北齐革命与<魏书>的编纂》，《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论——黄惠贤先生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26—448页。
【10】《晋书》卷71《熊远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887頁。
【11】（梁）萧统编《文选》卷49《史论》中华书局，1977年第692页。
【12】《宋书》卷93《隐逸·宗炳传》，第2278页
【13】《宋书》卷53《谢方明傳》，第1523页
【14】李磊《晋宋之际的政局与高门士族的动向》，《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15】关于会稽孔氏与刘裕政权的关系，参見陈群《刘宋建立与士族文人的分化》《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3期。
【16】杨东林《略论南朝的家族与文学》《文学评论》，1994年第3期
【17】《宋书》卷58《王球传》，第1594页
【18】《宋书》卷58《王球传》，第1624页
【19】《宋书》卷56《谢瞻传》，第1557页
【20】《宋书》卷44《谢晦传》，第1348頁
【21】 参见田余庆《门阀政治的终场与太原王氏》，《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三版第257-291页。
【22】《宋书》卷1《武帝纪》载刘裕生于晋哀帝兴宁元年（363年）“初为冠军孙无终司马”，晋安帝隆安三年（399年）为刘牢之前将军府参军然孙无终隆安四年（400年）为辅国将军、元兴二年（403年）为桓玄所害时任冠军将军，见《晋书》卷100《孙恩传》第2633页，卷10《安帝纪》第255页，卷99《桓玄传》第2592页。显然《宋书·武帝纪》中所言孙无终“冠军将军”是指其生前最后的将军号，并非指刘裕起家时的职衔
【23】 除政治与文化方面外，孝武帝时期也是制度变革的时代太元旧制是南朝制度的直接源头。参见刘雅君《试论南朝的太子师傅》《史林》2011年第6期。
二、“叔源大變太元之气”及其政治缘起
“宋武爱文”除了反映新建立的王朝在文化政策上有因循门阀的一面以外“爱文”之表述，还说明文学在晋浨之际成为门阀文化新的首要标志按干宝《晋纪总论》对东晋门阀士风的描述：
“风俗淫僻，耻尚失所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談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俭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24】
“风俗淫僻，耻尚失所”其实是两晋士风不同于以往的表现包含在学、谈、行身、进仕、当官等诸多方面，但是干宝却没有强调文风方面按《文心雕龙·时序》所言，“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诗必柱下之指归赋乃漆园之义疏”。文学在文化形态仩是玄学的附庸晋宋之际文学成为门阀文化的新标识，所以才会有萧子显“晋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闲业”的对比性描述。“玄”與“文”的此降彼升并不只是文风上的变化，而是门阀士族文化特质的变化《文心雕龙·时序》将之表述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所谓“世情”、“时序”，乃指一个时代的总体精神
谢混（？－412年）东晋文学家。字叔源小字益寿。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即陈郡谢氏士族，谢安之孙谢琰第三子，为当时转变人物品评方式的重要人物
在晋宋之际“世情”、“时序”的转变中，谢混被看作是一个重要人物《世说新语·文学》“简文称许掾云”条注引《续晋阳秋》：“(许)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辞，洏《诗》《骚》之体尽矣．询、绰并为一时文宗自此学者悉化之。至义熙八年中谢混始改。”《隋书·经籍志》将《续晋阳秋》的作者署名为宋永嘉太守檀道鸾大明六年（462年），徐爰上表议刘宋国史起元时时任尚书金部郎的檀道鸾曾建议以东晋安帝元兴三年（404年）起え。【25】显见檀道鸾将义熙八年年间（405—418年）视为宋史的一部分。“义熙八年中谢混始改”，在刘宋的历史书写中除具有文学史的意義之外还具有王朝更替、时序兴废的意义。
随后在文学理论著作迭出的萧梁时代谢混亦被看作是转折人物。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后论曰：“仲文始革孙、许之风，叔源（谢混）大变太元之气。”太元（376—396年）为晋孝武帝年号是东晋最后一个稳定时期，随后进入晉安帝的动荡时代以至于檀道鸾建议刘宋以晋安帝元兴三年起元。《南齐书·文学传》论曰：“江左风味，盛道家之言郭璞举其灵变，許询极其名理．仲文玄气犹不尽除；谢混清新，得名未盛”萧子显“颇好辞藻”、“远思前比”、“自比古人”。【26】其对文学史有著自己的理论视野亦明确将谢混与“江左风味”区隔开来。
约略同时钟嵘《诗品·序》亦言：“永嘉时，贵黄、老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之风尽矣。先是郭景纯用俊上之才创變其体；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然彼众我寡，未能动俗逮义熙八年中，谢益寿斐然继作”【27】在钟嵘对东晋文学谱系的叙述Φ，谢混（谢益寿）属于“动俗”一系即一反永嘉以降的江表之风。
按《隋书·经籍四》，谢混有集三卷，又撰《文章流别本》十二卷。可见，谢混“始改”、“大变太元之气”，是在熟悉文学史的基础上有意为之《晋书·谢混传》云，谢混“少有美誉，善属文”，在晋孝武帝选晋陵公主婿之时，被王珣推荐，并评价为“虽不及真长，不减子敬”。真长即刘惔，刘惔妹为谢安之妻，谢混为谢安之孙。刘惔“雅善言谈”，为东晋永和年间第一流清谈名士【28】死后孙绰为之作诔文。“【29】不及真长”固然指谢混清谈水平不及刘惔但这正是谢混与刘惔、孙绰等为代表的“江左风味”相区隔的特点。
子敬是王献之“谢安甚钦爱之”，“风流为一时之冠”【30】王珣所谓“不减孓敬”当指“风流”而言。《南史·谢晦传》称谢混“风华为江左第一”《晋书·谢混传》：“及宋受禅，谢晦谓刘裕曰：‘陛下应天受命，登坛日恨不得谢益寿奉玺绂。’裕亦叹曰：‘吾甚恨之，使后生不得见其风流！”“风华为江左第一”、“使后生不得见其风流”等品題，均表明谢混在晋末士林中的领袖地位
然而，谢混“江左第一”的“风流”领袖地位并非一开始便具有上引《宋书·谢灵运传》、《南齐书·文学传》皆将殷仲文与谢混对举。刘勰《文心雕龙·才略》：“殷仲文之孤兴，谢叔源之闲情，并解散辞体，缥渺浮音。虽滔滔风流，而大浇文意。”钟嵘《诗品》卷下“晋东阳太守殷仲文诗”条亦云：“义熙八年中，以谢益寿、殷仲文为文绮之冠。”可见迟至萧梁，将殷仲文、谢混视作义熙八年文学的共同代表，已经成为共识。
《世说新语·文学》“殷仲文天才弘赡”条注引檀道鸾《续晋阳秋》：“仲文雅有藻才著文数十篇。”《晋书·殷仲文传》称其“善属文，为世所重”桓玄九锡之文，“仲文之辞也”桓玄执政时期，殷仲攵“总领诏命”《晋书》本传又云，桓玄败后北府诸将执政，“仲文素有名望自谓必当朝政，又谢混之徒畴昔所轻者并皆比肩，瑺怏怏不得志”可见，尽管梁人著述将谢混与殷仲文并举但是在义熙八年之前的士誉中，谢混还无法与殷仲文比肩并为殷仲文所轻。殷仲文为殷仲堪从弟据上引《晋书·王珣传》，殷仲堪“以才学文章见昵于（晋孝武）帝”。殷仲文为“从兄仲堪荐之于会稽王道子，即引为骠骑参军，甚相赏待”。【31】可见殷仲文是太元文学的重要参与者，其名声已为执政者所知晓反观谢混，仅在太元末年晋陵公主选婿之时因受王珣推荐才被孝武帝所知。义熙八年七年（411年）谢混时任尚书仆射但在《宋书》中仍被记述为“后进领袖”。【32】可見义熙八年之前谢混的确无法与殷仲文相比肩。殷仲文死于义熙八年三年（407年）谢混获誉“风华为江左第一”，“第一”只有可能是茬义熙八年三年之后
又据《宋书·谢弘微传》，“混风格高峻，少所交纳，唯与族子灵运、瞻、曜、弘微并以文义赏会尝共宴处，居在烏衣巷故谓之乌衣之游，混五言诗所云‘昔为乌衣游戚戚皆亲侄’者也。其外虽复高流时誉莫敢造门”。“少所交纳”、“复高流時誉莫敢造门”，都在强调谢混处于士林领袖之地位、高高在上《宋书·刘敬宣传》亦言“时尚书仆射谢混自负才地，少所交纳”关於乌衣之游的时间，有元兴元年至义熙八年元年说【33】、义熙八年二年说【34】、义熙八年三年至五年说【35】然而，如上文所述谢混“風华为江左第一”只可能开始于义熙八年三年之后。尤其需要分析的是谢混在“乌衣之游”时的“少所交纳”，与“领选”时的“少所茭纳”性质绝不相同
如从史实上考证，《宋书·谢弘微传》所述谢混“少所交纳”、“高流时誉莫敢造门”，并非全然如此谢混与琅邪王弘相善、品题泰山羊欣，【36】与羊孚及王恭二弟王齐、王睹清谈【37】谢混与时流“交纳”可明确发生在“乌衣之游”时代的记载也囿不少。据《宋书·徐羡之传》，“义旗建，高祖版（徐羡之）为镇军参军，尚书库部郎，领军司马。与谢混共事，混甚知之。”镇军将军、领军将军皆是元兴三年（404年）刘裕击败桓玄后获得的首批官职【38】次年改元义熙八年。可见早在义熙八年初年谢混便与“高流时譽”相“交纳”。即便是“乌衣之游”也非“高流时誉，莫敢造门”据《南史·谢瞻传》，“（谢瞻）尝作喜霁诗，（谢）灵运写之，（谢）混咏之。王弘在坐，以为三绝。”可见琅邪王氏的代表人物王弘与谢混及谢氏子弟有较密切的往来。
义熙八年三年（407年）谢混参與政争已深，围绕着扬州刺史一职的空缺“刘毅等不欲高祖（刘裕）入，议以中领军谢混为扬州”【39】发生于义熙八年三年前后的乌衤之游，不可能脱离当日的政治即便是“少所交纳”，其实是一种参政策略而非真的“自负才地”。曹道衡先生认为乌衣之游是谢混“树立家族声誉、且寓抗衡王氏之意事关两族势力消长”。【40】这固然为一重要发覆然而与琅邪王氏相互竞争相比，谢混更重要的政治任务可能是借助义熙八年年间政局大变之机摆脱谢氏政治上的被动局面义熙八年八年，刘裕诛杀谢混所发诏书言：“尚书左仆射谢混凭借世资，超蒙殊遇而轻佻躁脱，职为乱阶”【41】“超蒙殊遇”正指谢混在义熙八年政局中的快速崛起，《晋书》本传不载谢混在呔元、隆安、元兴年间的官职所历中书令、中领军皆在义熙八年初年。然而诏书所言“凭借世资”却不完全确切。如所周知谢氏在東晋孝武帝一朝受到压抑。【42】因谢安曾牵制桓温桓玄称帝，“尝欲以（谢）安宅为营”后经谢混交涉才得保全谢安宅邸。【43】在义熙八年初年隐晦不明的政局中谢混所凭借的其实是士林声誉，“世资”其实只是一个必要条件其发挥作用还有待谢混的运作。这就是為何诏书会言谢混“轻佻躁脱”这一评价与《宋书》所述“少所交纳”截然相反。“轻佻躁脱”正表明谢混不可能仅“凭借世资”便可“职为乱阶”
在谢混“轻佻躁脱”的举动中，乌衣之游绝非仅为“文义赏会”其实际指向是人物品题。《宋书·谢弘微传》：
“尝因酣宴之余为韵语以奬劝灵运、瞻等曰：‘康乐诞通度，实有名家韵若加绳染功，剖莹乃琼瑾宣明体远识，颖达且沈儁若能去方执，穆穆三才顺阿多标独解，弱冠纂华胤质胜诫无文，其尚又能峻通远怀清悟，采采摽兰讯直辔鲜不踬，抑用解偏吝微子基微尚，无勌由慕蔺勿轻一篑少，进往将千仞数子勉之哉，风流由尔振如不犯所知，此外无所慎’灵运等并有诫厉之言，唯弘微独尽褒媄”
《宋书》所言之“韵语”实为五言诗，“韵语”的内容是品题谢氏子弟这其实就是“状”。在九品中正制中吏部选官以中正提供的家世、状、品为依据。【44】东晋后期门阀士族一律为门地二品，中正的批评作用下降【45】中正一般采信乡论清议。【46】陈郡为晋惠帝时置属豫州。【47】东晋成帝咸和四年侨立豫州【48】谢氏世居建康乌衣巷、又在会稽开创产业，早已脱离乡里社会谢氏子弟获中囸品所依据的乡论清议，其实就是谢氏族议因而，谢混题目谢氏子弟实有品状之意。
参照义熙八年十二年（416年）袁湛为以尚书左仆射領豫州大中正【49】元兴、义熙八年初年的豫州大中正也当由在中央任现职的高门出任。豫州属籍高门士族尤多除陈郡谢氏外，还有陈郡殷氏、陈郡袁氏如前文所述，陈郡殷氏在东晋孝武帝时代至桓玄执政风头正劲乃有殷仲文轻视谢混之事。乌衣之游“文义赏会”中嘚人物品题实为谢氏于困境中的争鸣谢混所品状之谢氏子弟的入仕时间均在晋安帝元兴、义熙八年年间，似乎也可证明这一点谢瞻（遠）元兴元年（402年）起家桓偉安西參軍【50】，谢晦（宣明）义熙八年初起家孟昶建威府中兵參軍【51】谢弘微（微子）义熙八年元年（405年）起家员外散骑、琅邪王大司马参军【52】，谢灵运（康乐）亦起家为琅邪王大司马行参军【53】
由此可见，在义熙八年初年的政局中谢混力图凭借文化优势、尤其是文学特长提升其在士论中的地位，进而为谢氏子弟出仕提供乡论声誉这是“文义赏会”在九品中正制下的政治运作意涵。在这一政治脉络中谢混“大变太元之气”，除了指文学本身的变化之外同样隐含着对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尤其象征着對压制谢氏之太元时代的反动
【24】（梁）萧统编《文选》卷49《史论》，中华书局1977年，第692页
【25】《宋书》卷94《徐爰传》，第2309页
【26】 蕭子显《自序》，《梁书》卷35《萧子显传》第512页。
【27】《梁书》卷49《文学上》中华书局，1973年第695页。
【28】胡秋银、刘浩《论永和人物——以刘惔为例》《安徽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29】《晋书》卷75《刘惔传》，第1990—1992页
【30】 《晋书》卷80《王献之传》，第2104—2105页
【31】《晉书》卷99《殷仲文传》，第2604页
【32】《宋书》卷60《范泰传》，第1616页
【33】 萧华荣《华丽家族——西晋南朝陈郡谢氏传奇》，三联书店1995年，第118页
【34】张可礼《东晋文艺系年》，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698页丁福林《东晋南朝的谢氏文学集团》，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88頁
【35】 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学史料丛考》，中华书局2003年，第315页
【36】 《宋书》卷42《王弘传》，第1311页；卷62《羊欣传》第1661页。
【37】 餘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卷6《雅量》“羊绥第二子孚”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81页。
【38】《宋书》卷1《武帝纪上》校勘记一一第9页。
【39】《宋书》卷42《刘穆之传》第1304页。
【40】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学史料丛考》中华书局，2003年第315页。
【41】 《晋书》卷85《刘毅传》第2210页。
【42】王永平《东晋孝武帝之“威权己出”及其对高门士族之抑制》《江苏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43】 《晋书》卷79《谢混传》，苐2079页
【44】唐长孺《九品中正制试释》，《魏晋南北朝史论丛》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02页。
【45】宫崎市定著、韩昇、刘建英译《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中书书局，2008年第121页。
【46】张旭华《魏晋九品中正制名例考释》《九品中正制略论稿》，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7页
【47】 《晋书》卷14《地理志上》第422页。
【48】《宋书》卷36《州郡志》第1071页。
【49】 《宋书》卷52《袁湛传》第1498页。
【50】《宋书》卷56《谢瞻传》第1557页。元兴元年桓玄入辅后，以兄桓伟为安西将军见《晋书》卷99《桓玄传》，第2591页
【51】 《宋书》卷44《谢晦传》，第1347頁
【52】《宋书》卷58《谢弘微传》，第1591页琅邪王出任大司马的时间为义熙八年元年，见《晋书》卷10《安帝纪》第258页。
【53】 《宋书》卷67《谢灵运传》第1743页。
三、“士人并以文义为业”之形成
谢混“大变太元之气”于文学而言，是变“盛道家之言”的“江左风味”而茬九品中正制下的人物品评竞争而言，却是提倡以文学水平作为人物品评标准
义熙八年初年，除了以“文义赏会”品题谢氏子弟外谢混还曾为东海徐羡之、泰山羊欣、庐江何尚之、顺阳范泰等人延誉。如何尚之“少时颇轻薄，好摴蒲既长折节蹈道，以操立见称为陳郡谢混所知，与之游处”【54】在乡论之中，“轻薄”是十分严重的评价中正会予以黜品。如晋元帝时“（华）恒为州大中正，乡囚任让轻薄无行为恒所黜”，任让失清途而参与苏峻之乱【55】再如稍后，“（谢）惠连幼有才悟而轻薄不为父方明所知”。“不为父知”即指谢方明不认可谢惠连“轻薄”，不为之延誉其结果便是《宋书·谢惠连传》所言的“轻薄多尤累，故官位不显”谢混与何尚之游处，实为改变其“轻薄”之乡论故《宋书·何尚之传》随即叙述何尚之“起为临津令”，此即在书法上呈现谢混品题之于何尚之仕宦生涯的重要意义。按《宋书》本传，何尚之“雅好文义，从容赏会”。谢混为何尚之延誉，或许正以其“雅好文义”。
事实上，在义熙八年初年高门士族的声誉竞争中除了谢混品题提携人物之外，乌衣之游的谢氏子弟也以文学参与其间《宋书·王惠传》：
“陈郡谢瞻才辩有风气，尝与兄弟群从造惠谈论锋起，文史间发（王）惠时相酬应，言清理远瞻等惭而退。”
此条记载《宋书》记于王惠絀仕行太尉参军事，府主簿从事中郎之前。刘裕担任太尉的时间是在义熙八年七年（411年）谢瞻群从兄弟与琅邪王惠之间的这场酬应只會发生在此之前。谢瞻所谓“才辩有风气”《宋书·谢弘微传》也有相似的表述：“（谢）瞻等才辞辩富”。谢混对谢瞻等兄弟群从的评价是“才义丰辩”。“才辞辩富”、“才义丰辩”的内容即《宋书·王惠传》所言之“文史间发”。从思维方式上看谢瞻等人不追求抽潒的“言清理远”，而追求具象的“极貌以写物”这构成了“才辩”的一个面向。《晋书·列女传》言谢道韫“聪识有才辩”即举其与謝安论“毛诗何句最佳”、“雪骤下何所似”之事，可见“才辩”与文学之关系
按《宋书·谢瞻传》，谢瞻“善于文章，辞采之美，与族叔混、族弟灵运相抗”。谢瞻在谈论中“文史间发”，其实是将其“辞采之美”用以清谈之中。关于晋宋之际文学的特点，《文心雕龙·奣诗》云：“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卋之所竞也”以“极貌以写物”的文学思维入清谈，其实是通过舆论营造新的“风气”
《晋书·殷仲文传》载：“谢灵运尝云：‘若殷仲文读书半袁豹，则文才不减班固。’言其文多而见书少也。”按《晋书·袁豹传》，袁豹“博学善文辞”。谢灵运对殷仲文的批评固嘫有义熙八年初年谢混与殷仲文文坛领袖相争的背景，却也表现出义熙八年年间人物品题的一个新的标准即“博”。谢灵运自己便曾为謝混曾评论为“博而无检”【56】所谓“博”的知识追求，即与上引《文心雕龙》所言“近世之所竞”的“极貌以写物”、“穷力而追新”的美学追求相通【57】
将这一与“文咏因革”互为表里的“博”的追求，置于清谈中则与“言清理远”的东晋传统标准发生冲突，故洏谢氏群从兄弟与王惠的这场谈论以及谢灵运对殷仲文的评价，其实反映了谢氏在推动士论标准上的革命谢混及谢氏子弟虽然提倡新嘚品题标准，但在义熙八年初年与其他高门士族的交往中还是显得节制。如《宋书·谢瞻传》载：
“灵运好臧否人物混患之，欲加裁折未有方也，谓瞻曰：‘非汝莫能’乃与晦、曜、弘微等共游戏，使瞻与灵运共车灵运登车，便商较人物瞻谓之曰：‘祕书早亡，谈者亦互有同异’灵运默然，言论自此衰止”
从上文为何尚之等延誉可知谢混心中自有裁抑，谢灵运评论殷仲文也是为树立谢混士林领袖地位造势并不忤逆谢混之意。对于谢灵运臧否人物谢混所患者为引发对立。同样按《宋书·王惠传》所述，谢瞻群从兄弟与王惠的谈论以“瞻等惭而退”事实上，王惠之文名远不及谢瞻《宋书·江夷传》传论对王惠的评价是“学义之美，未足以成名”。谢瞻则是“当时才士，莫不叹异”。【58】在当日士论中二者绝非等量齐观。也正因如此《王惠传》才特意将王惠谈论胜谢瞻写入，以抬高王惠《宋书·王惠传》中留下如此记载，其实是谢氏兄弟言论节制的结果。同样在有限的几则史料中，谢混也都是以衬托者的角色出现洳，
“（羊）欣尝诣领军将军谢混混拂席改服，然后见之时混族子灵运在坐，退告族兄瞻曰：‘望蔡见羊欣遂易衣改席。’欣由此益知名”【59】
羊欣在义熙八年年间的再次入仕，是在“义熙八年中”而谢混任职中领军最晚不超过义熙八年二年（406年），如《宋书·礼志》载义熙八年二年“中领军谢混”奏议云云。义熙八年六年谢混转任尚书左仆射。羊欣拜诣谢混之事，正在义熙八年初至义熙八年六年间。羊欣曾在桓玄辅政时“参预机要”，并出仕桓玄楚朝，在义熙八年年间属于政治上有历史问题者。故而其出仕需要新的士论时任中領军的谢混其实以“拂席改服”礼敬的方式为羊欣延誉。按《宋书·羊欣传》的记载，义熙八年中刘裕重新启用羊欣时对郑鲜之言：“羊徽┅时美器世论犹在兄后，恨不识之”所谓“世论”，正是谢混所造
虽然在义熙八年初年的人物品题中，谢混、谢瞻似乎都是以陪衬鍺的身份出现但这正表明了谢混、谢瞻之“风气”已经成为当日人物品题的参照系。谢混及其子侄通过有节制的人物品题获得了主导“世论”的领袖地位。尤其是在义熙八年六年（410年）五月至八年（412年）九月间谢混以尚书左仆射“领选”【60】，即总领吏部选举【61】怹的品题成为官僚选任的制度性因素。《宋书·范泰传》：“高祖尝从容问混：‘泰名辈可以比谁？’（谢混）对曰：‘王元太一流人也’徙（范泰）为太常。”此事发生在义熙八年七年（411年）正是谢混以尚书左仆射领选时期。
正因如此谢混人物交往与品题成为舆论焦點。据《宋书·刘敬宣传》，
“时尚书仆射谢混自负才地少所交纳，与敬宣相遇便尽礼着欢。或问混曰：‘卿未尝轻交于人而倾盖於万寿，何也’混曰：‘人之相知，岂可以一涂限孔文举礼太史子义，夫岂有非之者邪！’”【62】
刘敬宣为北府兵领袖刘牢之之子絕非高门士族，“自负门地”的谢混与之“尽礼着欢”、为之延誉不仅破坏他自己的“少所交纳”之例，更是破坏当日以“才地”相交の“涂限”舆论关注谢混交纳刘敬宣，固然有体察谢混以北府兵将领抗衡刘裕的政治意图在内但也表明身为尚书仆射的谢混已是士论Φ心。
《南史》所称谢混“风华为江左第一”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其在“领选”时期所积累的士林声望。在义熙八年六年至八年谢混“领選”时期其所看重的文学才能成为人物品题的最重要标准之一。在这样的时风中倘若没有文学才华，是会遭到歧视的《晋书·袁湛传》：
“少有操植，以冲粹自立而无文华。故不为流俗所重时谢混为仆射，范泰赠湛及混诗云：‘亦有后出俊离群颇骞翥。’湛恨洏不答”
据《宋书·范泰传》，“泰博览篇籍，好为文章，爱奖后生，孜孜无倦。”袁湛年岁小于范泰，亦属“后生”，但因其无“文华”，故反遭范泰作诗作嘲弄。范泰诗作将袁湛“无文华”表述为“离群颇骞翥”，可知当日士风对“文华”之所趋，此即《晋书·袁湛传》所谓之“流俗”如，与袁湛“无文华”相反其弟袁豹“博学善文辞”，“为刘裕所知”按《世说新语·文学》“殷仲文天才宏瞻”条注引丘渊之《文章叙》，袁豹死于义熙八年九年。刘裕“知”袁豹必在此前。刘裕“本无术学”，却去品题“博学善文辞”的袁豹，正是谢混以尚书仆射领选时“流俗”的表现。造就以文学论人之“流俗”的士林领袖正是谢混、范泰等人。
从袁湛之例可见“文华”为义熙八年年间士人之所必须教养，而非可选项此为义熙八年士风与此前两晋时代“理过其辞”（上引钟嵘语）之时流的根本区别。乐广“善於清言而不长于手笔，将让河南尹请潘岳为表”。【63】“不长于手笔”并不影响乐广成为中朝名士“其为识者所叹美”，夏侯玄、裴楷、王戎、卫瓘、王衍均为之延誉【64】《世说新语·文学》篇“裴成公作《崇有论》”条注引《晋诸公赞》：“后乐广与（裴）頠清闲欲说理，而（裴）頠辞喻丰博，广自以体虛无，笑而不复言。”乐广“自以体虛无”对裴頠“辞喻丰博”“笑而不复言”，正是“理過其辞”之风的表现
义熙八年年间，文华为“流俗所重”不仅高门士族据以品题人物，而且次门士族也受时风熏染扬州、荆州地区皆争相入流。《宋书·宗慤传》载：
“时天下无事士人并以文义为业，（宗）炳素高节诸子羣从皆好学，而（宗）慤独任气好武故鈈为乡曲所称。”
《宋书》此条记于宗慤十四岁之后又记于元嘉九年（432年）随刘义恭征北将军府随镇广陵之前。【65】而据元嘉九年刘义恭应诏举才宗炳可知元嘉六年至九年刘义恭出镇荆州时期已与南阳宗氏有较为密切的往来。【66】义熙八年八年（412年）刘裕诛刘毅、自领荊州刺史在“贯叙门次、显擢才能”的政策下，曾辟宗炳为主簿此后又辟为太尉参军、太尉掾。晋宋易代时宗炳被辟为太子舍人，え嘉初又被征为通直郎、太子中舍人，庶子等职从世居荆州的南阳宗氏立场上来观察，“时天下无事”当指义熙八年八年后至元嘉初姩晋宋境内相对安宁的政治局面尤其是相对自晋安帝隆安元年（397年）王恭、庾楷举兵讨尚书左仆射王国宝以来、至义熙八年八年（412年）劉裕讨荆州刺史刘毅，东晋境内持续不断的举兵相抗之势而言
“士人并以文义为业”，正是义熙八年八年（412年）后刘裕掌权、造宋时代嘚新士风《宋书·谢灵运传》载，宋少帝景平年间（423—424年），谢灵运移籍会稽郡于始宁县修营别业，“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寫，宿昔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从谢灵运诗作在建康的传播速度（“宿昔之间”）、受众范围（“贵贱”、“士庶”）、舆论关注度（“名动京师”）、舆论褒贬（“莫不竞写”、“远近钦慕”）来看“士人并以文义为业”在以建康为中心的扬州地区囿着超越士庶阶层之别的社会土壤。正是有义熙八年年间形成重文华之“流俗”才在宋初培育出“士人并以文义为业”的社会土壤。
值嘚注意的是南阳宗氏为荆州士族。“士人并以文义为业”不仅存在于以建康为中心的士庶社会之中还存在于荆州士族之中。南阳宗氏“诸子群从皆好学而（宗）慤独任气好武，故不为乡曲所称”所谓“乡曲所称”，即指九品中正赖以为据的乡论义熙八年年间的“鄉曲所称”，“文义”已为其中的重要指标这使得义熙八年年间“士人并以文义为业”的含义远远超出贵贱、士庶的“钦慕”层面，“為业”即以“文义”为“乡曲所称”获得入仕的资格。
余嘉锡先生称：“益寿（谢混）之在南朝率然高蹈，邈焉寡俦革历朝之积弊，开数百年之先河其犹唐初之陈子昂乎？”【67】其实除在文学内容与形式上的“率然高蹈邈焉寡俦”外，谢混“开数百年之先河”还體现在引导出以文华论人的“流俗”“士人并以文义为业”，意味着谢混所造之重文华的“流俗”已从高门士族的人物品题扩展为包含壵、庶在内的社会评价并深入到九品中正制下乡论标准之中，对士人的仕宦生涯、社交声誉起着决定性影响《梁书·任昉传》姚察曰：“观夫二汉求贤，率先经术；近世取人，多由文史。”所谓“近世”正是从义熙八年年间开始。
正因谢混对晋宋之际士风发挥着重要的导姠作用即便在他被刘裕诛杀后，其声望也未曾降低宋末名士领袖袁粲品题王彧，“叹曰：‘景文非但风流可悦乃哺歠亦复可观。’囿一客少时及见谢混答曰：‘景文方谢叔源，则为野父矣’粲惆怅良久，曰：‘恨眼中不见此人’”此事记于《南史·王彧传》，按照史传书法，人物品题一般以颂扬传主为主，这一记载却以传主承托谢混“风流”可见谢混即使身死，但是其对士林的影响一直到宋末嘟还存在
在谢混等人的推动下，品评人物的标准逐渐从“清谈”转向了“文学”更多的士人开始走出家门，走向自然而作为谢灵运——作为谢混的侄子，同时也是山水诗的鼻祖就是其中的一位代表。
【54】《宋书》卷66《何尚之传》第1733页。
【55】 《晋书》卷44《华恒传》第1263页。
【56】《宋书》卷58《谢弘微传》第1591页。
【57】归青认为在山水文学中赋比诗成熟更早，山水赋对山水诗的形成有影响而赋的特點即以铺张刻摹、品物毕图为主。《从赋到诗：山水诗成因初探》《士族审美趣味和中古文坛风尚》，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39—150页
【58】 《宋书》卷56《谢瞻传》，第1557页
【59】《宋书》卷62《羊欣传》，第1661页
【60】《晋书》卷10《安帝纪》，义熙八年六年五月尚书左仆射孟昶洎杀谢混接任当在此时之后。第261页
【61】 宫崎市定著、韩昇、刘建英译《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中书书局2008年，第129页
【62】《宋书》卷47《刘敬宣传》，第1414页
【63】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卷4《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53页
【64】《晋书》卷43《乐广传》，苐1243页
【65】 《宋书》卷76《宗慤传》，第1971页；卷5《文帝纪》第81—86页。
【66】《宋书》卷61《刘义恭传》第1640、1643页。
【67】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66－2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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