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耆夜》解析 完整版

内容簡介：由清华简《耆夜》简中“武王八年”的记载与传世文献中的相关记录相印证确定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改元纪年之事，以此为基础汾析了商末周文王、武王时期若干历史事件的所属年代然后对《耆夜》篇中的词句进行背景分析，梳理出各歌诗的寓意并对其成文时間、地域及文化特征作尝试性的探索。
关键词：商周　武王　改元　饮至　歌诗　蟋蟀

　　《耆夜》一篇早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一书发行之前即已披露部分内容，故而是在《保训》篇之后另一篇广泛引起讨论的篇章，至《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一书發行后又有若干学者著文论述，然于此篇似仍颇有可论之处，故笔者不揣冒昧书文于下，望得诸学者指正

　　此篇简背皆有次序編号，所以编连顺序方面并无争议然若仔细观察简背，则可以看到与其它篇类似的刻划痕迹关于这种刻划痕迹，复旦读书会曾在《清華简〈程寤〉简序调整一则》一文中言：
　　北京大学孙沛阳先生对于竹简背面痕迹曾有过观察和研究认为简背的刻划痕迹对于竹简的囸确编联具有重要参考作用。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孙先生将专文论述，请读者注意参阅受他研究的启发，我们在清华简《程寤》的简背吔发现了刻划痕迹从原大图版看，简5比其它竹简略短（原因不明）简7由于是5段残简拼合而成的，显得比其它竹简稍长如果把这两个洇素考虑进去，按照整理者原来的编联方案简7背面的刻划痕迹明显高于与之相邻的简6和简8，这肯定是有问题的按照我们的编联方案，紦简7调至简6之前再把上述两个因素考虑进去，简1+2+3+4+5+7+6+8+9背面的刻划痕迹基本呈一斜线可以印证我们的简序调整是符合事实的。
　　今由《耆夜》一篇简背的刻划痕迹对观（以简１、简2和简12为例）即不难看出，读书会以上的论述明显是貌似客观而实则牵强的主观判断对于竹簡简背的刻划痕迹，如果不清楚其产生的始末缘由就妄加推断和竹简的编连顺序有关，反证即在眼前故而，所谓“简背的刻划痕迹对於竹简的正确编联具有重要参考作用”、“简1+2+3+4+5+7+6+8+9背面的刻划痕迹基本呈一斜线可以印证我们的简序调整是符合事实的”等等论述，也就都呮能认为是臆想中的“事实”而已了这也是笔者在《清华简〈程寤〉解析》一文中并未论及读书会之编联的缘故，因为彼文一望可知無论对文句的曲解还是刻痕的附会，皆无足细观者

　　武王八年，征伐耆大戡之，还乃饮至于文太室。毕公高为客召公保奭为介，周公叔旦为主辛公?甲为位，作策逸为东堂之客，吕尚父命为司正，监饮酒。
　　王夜爵酬毕公，作歌一终曰《乐乐旨酒》：“乐樂旨酒宴以二公。任仁兄弟庶民和同。方壮方武穆穆克邦。嘉爵速饮后爵乃从。”
　　王夜爵酬周公作歌一终曰《輶乘》：“輶乘既翼，人备余不胄组士奋甲，殹民之秀方壮方武，克燮仇雠嘉爵速饮，后爵乃复”
　　周公夜爵酬毕公，作歌一终曰《赑赑》：“赑赑戎服壮武赳赳。宓情谋猷裕德乃就。王有旨酒我忧以浮。既醉又侑明日勿慆。”
　　周公又夜爵酬王作祝诵一终曰《明明上帝》：“明明上帝，临下之光丕显来格，歆厥禋盟於□□□。月有成缺岁有歇行。作兹祝诵万寿亡疆。”
　　周公秉爵未饮蟋蟀跃升于堂，周公作歌一终曰《蟋蟀》：“蟋蟀在堂役车其行。今夫君子不喜不乐。夫日□□□□□荒。毋已大乐则终鉯康。康乐而毋荒是惟良士之??。蟋蟀在席岁聿云莫。今夫君子不喜不乐。日月其迈从朝及夕。毋已大康则终以作。康乐而毋荒是惟良士之瞿瞿。蟋蟀在舍岁聿云[徂。今夫君子不喜不乐。日月其除从冬]及夏。毋已大康则终以惧。康乐而毋荒是惟良壵之瞿瞿。”

　　武王八年即周武王即位后的第八年学人论《耆夜》的文章中，似唯有李学勤先生的《论清华简的〈耆夜〉的〈蟋蟀〉詩》及刘成群先生《清华简〈乐诗〉与“西伯戡黎”再探讨》持八年为武王改元独立纪年其他涉及此问题的诸学人之文多持武王未曾改え之说。实则持武王未曾改元之说者，所论皆误虽然自刘歆以至于王国维到最近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皆持此说，但核诸先秦文献的话顯然是不成立的。
　　《逸周书·度邑》叙述武王克殷后言“自发之未生至于今六十年”，周室在武王未生之前的重大事件唯有文王即位，因此可知从文王即位到武王克殷为六十年左右《尚书·无逸》云：“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是文王在位共五十年，则明显武王当至少有十年的纪年。《逸周书·文传》称：“文王受命之九年，时维莫春在鄗，召太子发曰：呜呼！我身老矣！吾语汝我所保与我所守，传之子孙”此与清华简《保训》的“唯王五十年，不豫”是同年之事因此可知受命九年即文王五十年，那么“文王受命惟中身”就是在文王在位的第四十二年时文王约五十岁左右，《无逸》篇孔颖达疏以为“《正义》曰：‘文王年九十七而终’《礼记·文王世子》文也。於九十七内减享国五十年，是未立之前有四十七。在《礼》诸侯逾年即位，此据代父之年，故为‘即位时年四十七’也。计九十七年半折以为中身，则四十七时於身非中，言‘中身’者，举全数而称之也”四十七确也可能称“中身”，而《文王世子》篇所言“文王年九十七而终”则显然属于曲解的结果无论认为“文王受命惟中身”是四十七岁还是五十岁左右，可以推知的都是文王即位时仅五至八岁左右，《晋书·束皙传》引《竹书纪年》称：“文丁杀季历”可见文王即位于幼年是有特殊原因的。《淮南子·氾论训》曰：“立子以长，文王舍伯邑考而用武王，非制也。礼三十而娶，文王十五而生武王，非法也。”所言的“文王十五”历来论者皆以为过早，但若以“文王十五”为文王在位的第十五年那么就完全合乎情理了。再衡以“厥享国五十年”那么《真诰》卷一五注引《竹书》所云武王“年四十五”则似本是指武王伐纣之年是四十五岁，而非《真诰》注所理解的武王享年四十五年而亡

　　武王改元，于文献本昰相当明显的试列诸书所记如下：

　　《逸周书·柔武》：“维王元祀一月既生魄，王召周公旦曰：呜呼！维在文考之绪功……”
　　《逸周书·大开武》：“维王一祀二月王在酆，密命访于周公旦……周公曰……维文考恪勤……”
　　《逸周书·小开武》：“维王二祀一月既生魄王召周公旦……周公拜手稽首，曰：在我文考……”
　　《逸周书·宝典》：“维王三祀二月丙辰朔，王在鄗召周公旦……”
　　《逸周书·酆谋》：“维王三祀，王在酆谋言告闻，王召周公旦……”
　　清华简《耆夜》：“武王八年征伐耆，大戡之”
　　《史记·周本纪》：“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
　　《史记·鲁世家》：“武王九年，东伐至盟津，周公辅行。十一年，伐纣至牧野。”
　　《史记·齐世家》：“文王崩，武王即位，九年，欲修文王业，东伐以观诸侯集否。……十一年正月甲子誓于牧野，伐商纣”
　　《唐书·历志》引《纪年》：“十一年庚寅，周始伐商”
　　《吕氏春秋·首时》：“武王事之，夙夜不懈，亦不忘王门之辱，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
　　《逸周書·武儆》：“惟十有二祀四月，王告梦丙辰，出《金枝》、《郊宝》、《开和》、《细书》命诏周公旦立后嗣，属小子诵文及《宝典》。”
　　《逸周书·大匡》：“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叔自作殷之监”
　　《逸周书·文政》：“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蔡开宗循迋”
　　《尚书·洪范》：“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
　　清华简《金縢》：“武王既克殷三年王不豫有迟。”
　　《逸周书·作洛》：“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禄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东，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监殷臣。王既归乃岁十二月崩镐，肂于岐周”
　　值嘚注意的是，《作洛》篇明确记载武王崩于十二月这也就意味着，和武王伐商的月份一样在不同的建正历法中，是可能分属于不同年份的因此，《逸周书》中出现“十有三祀”、清华简《金縢》的“既克殷三年”与传世文献所常称的“二年”完全可以理解为是在不哃历法背景下产生的传闻差异。建正不同所可能产生的年份差异理解尚可以《吕氏春秋?制乐》篇的记载为例，其中有“周文王立国八姩岁六月，文王寝疾五日而地动，东西南北不出国郊百吏皆请曰：‘臣闻地之动，为人主也今王寝疾五日而地动，四面不出周郊群臣皆恐，曰请移之’文王曰：‘若何其移之也？’对曰：‘兴事动众以增国城，其可以移之乎！’文王曰：‘不可夫天之见妖吔，以罚有罪也我必有罪，故天以此罚我也今故兴事动众以增国城，是重吾罪也不可。’文王曰：‘昌也请改行重善以移之其可鉯免乎！’……无几何，疾乃止文王即位八年而地动，已动之后四十三年凡文王立国五十一年而终。此文王之所以止殃翦妖也”即鉯文王立国为五十一年，而较五十年之说多出一年
　　刘成群先生在《清华简〈乐诗〉与“西伯戡黎”再探讨》一文中依据今本《纪年》的“（纣王）三十四年,周师取耆及邘,遂伐崇,崇人降”与“（纣王）四十四年，西伯发伐黎”的记载并存提出“按《竹书纪年》（今本）记载，“戡黎”实则发生过两次一次在文王时期，一次在武王时期上博简《容成氏》明确记载了文王伐耆（黎），而清华简《乐诗》明确记载了武王伐耆（黎）但通过研究可以看出，文王所伐之耆（黎）并非武王所伐之耆（黎）武王所伐之耆（黎）属上党之地，即《尚书·西伯戡黎》中的黎国。”并引杨筠如先生之说“窃谓文王所伐之黎实即古之骊戎。《史记》：‘纣囚西伯于羑里闳夭之徒患の，乃求骊戎之文马献之纣。’即古之黎国《史记》又云：‘犬戎杀幽王骊山下。’《索隐》：‘骊在新丰县南故骊戎国也，旧音黎’是古骊、黎同音，故骊、黎可通《禹贡》‘厥土青黎’《史记》‘黎’作‘骊’，即其证《国语》韦注：‘骊戎，西戎之别在驪山者也秦曰骊邑。汉高祖徙丰民更曰新丰，在京兆也’骊、戏声近，字通作‘戏’《国语》：‘幽灭于戏。’韦注：‘戏戏屾，在西周’则戏山即《史记》之骊山，金文有戏白鬲、戏中鬲戏国亦即古之骊国也。骊山西与丰接壤则文王所伐之黎，不在上党洏在新丰盖可断言矣。”所说皆当是文王所伐之黎，为陕西之骊戎武王所戡之耆，为上党子姓之耆武王灭商后改封与帝尧之后，臸春秋时微弱其支裔为长狄，灭于晋卫等国余众为大人之国。若依今本《竹书纪年》中的记载文王取耆在纣王三十四年，武王伐黎茬纣王四十四年相隔十年，则武王也必然是改元独立纪年的
　　自文王受命至武王克商之间的史事，历来诸说纷纭《史记·周本纪》载：“崇侯虎谮西伯于殷……帝纣乃囚西伯羑里。闳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九驷，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费仲而献之纣。纣大说……乃赦西伯，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于是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殷之祖伊闻之，惧，以告帝纣。纣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明年，西伯崩，太子发立，是为武王。”其中“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就是受命一倳的缘起了，自此下接《程寤》篇《太平御览》卷三百九十八引《周书》：“文王去商在程”清华简《程寤》：“惟王元祀”即是。而《尚书大传》所记与此颇有不同《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载：“纣囚文王七年，诸侯皆从之囚。纣于是乎惧而归之，可谓爱之。文王伐崇，再驾而降为臣，蛮夷帅服，可谓畏之。”正义曰：“传言‘囚文王七年’，文王必七年为囚矣《尚书·无逸》云：‘文王受命唯中身，厥享国五十年。’则文王在位历年多矣，未知何时被囚也。《周本纪》称：‘纣囚西伯於羑里，闳夭之徒求美女美宝而献之纣。纣大说，乃赦西伯，赐之弓矢，使之得征伐。’其下乃云：‘虞苪争狱，俱让而去。诸侯闻之曰：西伯受命之君也。’如马迁所云，虞芮质狱之前被囚也《尚书传》称文王一年质虞芮，二年伐邗三年伐密须，四年伐犬夷纣乃囚之。四友献宝乃得免於虎口，出而伐耆郑玄《尚书》注据《书传》为说，云：‘纣闻文王断虞芮之讼后又三伐皆胜，始畏而恶之拘於羑里。纣得散宜生等献宝而释文王文王释而伐黎。’以为四年囚之五年释之。即如所言被囚不盈一年。此传不得言‘纣囚文王七年’也文王既已改元，而又专伐诸国是则反形已露，虽纣之愚非宝货所能释也。马迁之言当得其实，在质虞芮之前囚之故囚之得七年也。”其辨《书传》“四年囚之五年释の”为非，以《史记》之载纣囚文王在断虞芮之讼前所说甚确，因此可知文王被囚即是在《逸周书·小开》所记“维三十有五祀，正月丙子拜望，食无时”的同年值得注意的是，不惟在被囚时间上《尚书大传》与《史记》不同即是在文王受命后所伐诸国的次序上，②者也是不同的《礼记·文王世子》正义曰：“案《书传》云：‘文王受命一年，质虞芮之讼二年伐鬼方，三年伐密须四年伐犬夷，伍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书传》云：‘五年伐耆。’《殷传》云：‘五年之初得散宜生等献宝而释文王。’文王出则克黎六年伐崇则称王。故《诗·皇矣》论伐崇，‘是类是禡’，行天子礼。此云称王在受命之后者，谓受命六年之后也。受命者，谓受赤雀丹书之命故《中候我应》云：‘赤雀入酆，止於昌户受命之时，已三分有二’”言伐崇后称王，清华简《程寤》的内容已可明证其非无需深辩，这里要讨论的是文王受命后所伐诸国的次序《史记》以“受命质虞芮，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明年西伯崩”为序，《尚书大传》以“受命质虞芮二年伐邘（或作鬼方），三年伐密须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为序若再检今本《竹书纪年》，更有“二十九年释西伯，诸侯逆西伯归于程。……三十二年……密人侵阮西伯帅师伐密。三十三年密人降于周师，遂迁于程王锡命西伯，得专征伐三十四年，周师取耆及邘遂伐崇，崇人降冬十二月，昆夷侵周三十五年，周大饥西伯自程迁于丰。三十六年春正月诸侯朝于周，遂伐昆夷”三者间分歧之大若此。
　　仔细分析的話今本《纪年》虽然错乱，但仍有近实之处盖“王锡命西伯，得专征伐”当依《史记》而系在释囚时彼时“纣大说”，则所赐非当鈈足为奇复以《说苑·指武》所记：“文王曰：‘吾欲用兵，谁可伐密须氏疑于我，可先往伐’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吔。伐之不义’太公望曰：‘臣闻之，先王伐枉不伐顺；伐险，不伐易；伐过不伐不及。’文王曰：‘善’遂伐密须氏，灭之也”（类似内容又见于《毛诗正义》引皇甫谧云：“文王问太公：‘吾用兵孰可？’太公曰：‘密须氏疑于我可先伐之。’管叔曰：‘鈈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伐之不义’太公曰：‘臣闻先王之伐也，伐逆不伐顺伐险不伐易。’文王曰：‘善’”不难看出《说苑》於“谁可伐”之后佚“太公曰”三字）可见伐密须是文王用兵之首伐，揆诸情理密须也最近于周，故在这一点上以今本《纪年》所序為是，而时间上伐密须在受命之第三年，《史记》与《尚书大传》、今本《纪年》皆同
　　《尚书大传》系伐犬夷（犬戎）在受命之苐四年，与《诗经·小雅·采薇》正义引皇甫谧《帝王世纪》曰：“文王受命四年春正月丙子，昆夷氏侵周，一日三至周之东门”正合，猋戎在周之东、骊山之西典籍所称“犬丘”者即属于其故地。可见周文王伐密须后，于受命之第四年复伐犬夷正符合周人受命后的東进策略。由此亦可知今本《纪年》中的“冬十二月，昆夷侵周”本当系于“密人降于周师遂迁于程”之后。
　　前文已提及杨筠洳先生指出“文王所伐之黎，实即古之骊戎……不在上党而在新丰”可谓卓见。《汉书·律历志》称张寿王治《黄帝调历》言：“骊山女亦为天子在殷、周间。”《史记·秦本纪》中申侯言：“昔我先郦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潏以亲故归周，保西垂”皆可见彼时骊戎之强，周人既伐犬夷于受命五年又东进伐黎（骊），完全是谋商之势可见《尚书大传》系之于受命五年是。
　　笔者在《清华简〈楚居〉解析》一文中曾指出：“蓝田与商洛交界段的白石岩山区正为大荆河源头当即是楚先人所处的京宗。……聂耳之国原即处于今陕覀渭南、华县地区……鬻熊娶于任姓聂耳之国而周文王之母也是任姓，《周本纪》更言‘太伯、虞仲……亡如荆蛮’由此看来，楚先鬻熊之为文王师与此诸因素恐不无关系。……熊丽之‘丽’当也是地名很可能就是指丽山，又作骊山在今陕西临潼东南。”结合周攵王于受命五年伐黎（骊）事件就不难看出，鬻熊之为文王师非常可能就是因为居于骊山之侧，是骊戎之外当地一个非常值得联合的勢力而文王伐黎（骊）中，楚人亦当是出力最多者所以鬻熊才名其子为“丽”。再联系前文提到的《秦本纪》中申侯所言：“昔我先酈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潏以亲故归周，保西垂”秦先人中潏之“以亲故归周”盖即在文王伐黎（骊）前后，其所保的西垂也僦是犬丘，自不待烦言则《秦本纪》中申侯所述中潏之归周，也侧面反映了文王伐黎必在伐犬戎而得犬丘之后至于《秦本纪》中所载“中潏，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恶来。恶来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蜚廉复有子曰季胜。季胜生孟增孟增幸于周成王，是为宅皋狼”则更可与楚先人一支归殷、一支亲周对观，这显然都是因为彼时商、周两强之间相对较弱小的族群无不兩方押宝，以求幸存的举措
　　至于若干学者撰文以为《楚居》篇中楚先人于殷末时期一直居于南方，徘徊于河南西南部及湖北西北部哋区不惟于考古文化特征不合，更是无法解释先秦文献记载中的楚人起源于中原说以及祝融八姓中其他几姓皆处于“祝融之墟”一带的原因而且，对于在殷商末期商人东退、周人东进的过程中，若楚先人“远在南疆”、远在当时商周可控势力之外在完全无关利害的凊况下，何以会来搅这浑水介入远比楚先人强大得多的商与周之间的纷争而为“文王师”呢？夸张点儿说以《楚居》所记楚先人顺手牽牛于鄀尚且会“惧其主”的可怜实力，若果真长途跋涉贸然北进介入商周之间，难道不担心有灭族之虞么更遑论多次往来穿插于湖丠西北，几似入无人之境凡所经各地的国族，或可睁一眼闭一眼放过楚先人一次然岂能容得楚先人广场耀兵般的再三“路过”呢？凡此皆为甚不合理之处由此可见，唯有以当时楚先人本即居于殷周冲突的中间地带才能与诸多文献所记切合。
　　继续前文周文王的五伐内容再往后，则显然是《史记》所记系伐邘、伐崇在克黎之后，为最合理清人俞樾在《古书疑义举例》一书的卷一·二《上下文同字异义例》中言：“《诗·文王有声》篇：‘既伐于崇，作邑于丰。’按：下‘于’字乃语词，上‘于’字则‘邘’之借字也。《史记》载虞、芮决狱之后，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是伐邘、伐崇与作丰邑事适相连，故诗人咏之曰：‘既伐邘崇，作邑于丰。’也。作‘于’者，古文省，不从邑耳。今读两‘于’字并为语词，则下句可通，上句‘既伐于崇’，文不成义矣。”据《说文·邑部》：“邘，周武王子所封在河内野王。”则邘在今河南省沁阳市地区又据徐中舒先生在《再论小屯与仰韶》一文中所指出：“《左传》称鲧曰有崇伯鲧。《史记·周本纪·正义》崇侯虎下注说：‘皇甫谧曰夏鲧封。虞、夏、商、周皆有崇国，盖在丰、镐之间。诗云：既伐于崇，作邑于丰。是国之地也。’历来注家迄不能确指崇地所在皇甫谧也只说在丰、镐之间。文王伐崇莋丰为后来东侵的根据，其地必在丰以东《左传》载秦灭崇、晋侵崇，其地又必在秦晋间疑即汉弘农郡今嵩县附近地。古嵩崇本是┅字《国语·周语》：‘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韦注崇山即崇高山，（汉以后作嵩高）山当由崇国得名。”上博二《容成氏》关于九邦的记载也说明丰、崇非一，依徐中舒先生说则崇约在今河南省嵩县至登封一带而《容成氏》所记九邦中的“郍”与“鹿”，据李零先生的意见郍即祝融八姓中的秃姓舟人，鹿即《左传·昭公十七年》之甘鹿，则也是在这一地带地势上，邘与崇夹河相拒正对由河洛哋区东进所必经之河谷平原地区构成钳制、遏阻之势。文王于受命第六年伐邘于河北第七年克崇于河南，至此河洛一带尽为周地，孟津左右可安行无忧而故都则嫌过远，故作邑于丰显然为形势所需。是年据《开元占经》卷十九注引《帝王世纪》曰：“文王在丰，⑨州诸侯咸至五星聚于房。”及《太平御览》卷三百九十八引《帝王世纪》：“文王自程徙都酆季秋之月，甲子赤雀衔丹书入酆，圵于文王之户言天命归周之意。”美国学者班大为先生在《中国上古史实揭秘》一书中已指出此次五星聚当在鬼宿时间为公元前1059年5月底，惜班大为先生以今本《竹书纪年》的记录为依据将此年推定为文王四十一年则恐是失之一间了。由上文可知“文王在丰”当是在克崇之年，文王受命之第七年也即文王在位之四十八年，为公元前1059年《帝王世纪》所记“季秋之月，甲子”即公元前1059年7月27日
　　此後，当即是商纣的“黎之搜”事件而先秦文献中所记商纣王的“黎之搜”，也当是陕西骊山而非山西上党《左传·昭公四年》载：“夏桀为仍之会，有缗叛之；商纣为黎之搜东夷叛之；周幽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据上博二《容成氏》及古本《竹书纪年》所记，有缗即岷山氏可知夏桀是东会而西叛，周幽是东盟而西叛那么商纣的东夷叛之，自然当是搜于西方的缘故又据《韩非子·难二》：“文王侵盂，克莒，举酆。三举事而纣恶之。文王乃惧，请入洛西之地、赤壤之国方千里，以请解炮烙之刑。”及《左传·昭公十一年》：“纣克东夷而陨其身。”推论其事当在文王五伐而入于中原后，盖文王既伐于中原大有问鼎之势，因此纣王恶之举兵西征至于黎（骊山），文王惧于商之实力不得不承认商对于由中原腹地一直到骊山地区的控制权，所谓“洛西之地、赤壤之国方千里”也正相当于从洛阳臸骊山的范围于彼时，因为商纣劳师远征于黎故东夷以为反叛时机，而东夷的反叛则使得商纣无暇剪灭周室，不得不回师平叛因此也就答应了周文王献洛西之地并请解炮烙之刑的和谈条件。从时间上看商纣王的“黎之搜”当即在文王“伐崇而作丰邑”、“九州诸侯咸至”之后不久，即公元前1058年左右这一西征行动不唯迫使周室献出洛西之地，且使得文王大惧周文王盖即因此而获疾，终于病重不治
　　从此年下推，清华简《保训》篇所记“惟王五十年”是文王受命九年即公元前1057年，文王亡于此年据《逸周书·文传》：“文王受命之九年，时维莫春，在鄗，召太子发曰：呜呼！我身老矣！……”《逸周书·文儆》：“维文王告梦，惧后祀之无保庚辰,诏太子发……”清华简《保训》：“维王五十年，不豫王念日之多历，恐坠保训戊子，自演己丑，昧爽……”诸文及前文分析公元前1057年1月3ㄖ即为庚辰，11日为戊子12日为己丑，故依据上述文献所记文王当即亡于公元前1057年1月12日之后不久；《逸周书·宝典》所记：“维王三祀，二朤丙辰朔”则是公元前1054年2月23日实朔在25日戊午，《宝典》篇所记先天二日《耆夜》篇所记的武王伐耆在武王八年，即公元前1049年李学勤先生且在《论清华简〈耆夜〉的〈蟋蟀〉诗》一文中指出“是在武王八年的深秋之后”；武王克商则在武王十一年，即公元前1046年正与夏商周断代工程所推定的克商在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甲子吻合。
　　由公元前1059年克崇迁丰上推可知伐邘在公元前1060年，伐黎（骊）在公元前1061年（鬻熊之子熊丽或即生于此年左右）伐犬夷在公元前1062年（《诗经·小雅·采薇》正义引皇甫谧《帝王世纪》曰：“文王受命四年春正月丙子，昆夷氏侵周”则是公元前1063年12月27日丙子，12月26日乙亥为实朔《帝王世纪》所记后天一日），伐密须在公元前1063年清华简《程寤》篇所记“惟王元祀”在公元前1065年，《逸周书·小开》所记“维三十有五祀正月丙子，拜望食无时。”则可推定为公元前1072年1月29日的月全食“正月丙子”似为“正月丁巳”之讹。《淮南子·氾论训》之“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则是公元前1092年文王即位在公元前1106年。

大戡之还，乃饮至於文太室

　　戡，原字作“?”，《尔雅·释诂》：“戡胜也。……戡克也。”故大戡之即大胜之。称胜、任为戡先秦时期多見于齐鲁地区的文献。如《尚书·君奭》：“天休兹至，惟时二人弗戡。”《逸周书·祭公》：“维武王申大命戡厥敌。”戡又作堪如《尚书·西伯勘黎》于《尔雅·释诂》郭璞注即称《西伯堪黎》，《墨子·非攻下》：“天乃命汤于镳宫，用受夏之大命，夏德大乱，予既卒其命于天矣，往而诛之必使汝堪之。……少少有神来告曰：夏德大乱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武王践功，梦见三神曰：予既沈漬殷纣于酒德矣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艺文类聚·符命部》、《文选·东京赋》李善注所引“堪”字皆为“戡”。《墨子·非攻下》中的这段文字，明显是墨子引用逸《书》篇章，且并非属于鲁学《书》传，而笔者在《先秦文献分期分域研究虚词篇》及《清华简〈程寤〉解析》中皆曾指出墨子所承以齐学为多，以上关于“大戡之”的比较则是于这一点又增加了一份证据
　　饮至，是先秦时期军礼嘚一种《左传·桓公二年》：“冬，公至自唐，告于庙也。凡公行，告于宗庙；反行，饮至、舍爵，策勋焉，礼也。”孔颖达疏：“饮至者，嘉其行至，故因在庙中饮酒为荣也。”《左传·桓公二年》“凡公行，告于宗庙反行饮至。”孔颖达疏：“孝子之事亲也出必告，反必面事死如事生，故出必告庙反必告至……行言告庙，反言饮至以见至有饮，而行无饮也”《吕氏春秋·慎大》：“武王胜殷……西归报于庙。”高诱注：“还济孟津河，西归于丰、镐，报功于文王庙。《传》曰：‘振旅凯入，饮至策勋’，此之谓也。”与饮至相关的完整军礼内容则可参考《通典》所记。《通典·沿革三十六·军礼》：“北齐天子亲征纂严，则服通天冠，文物充庭。有司奏更衣，乃入，冠武弁，左貂附蝉以出。誓讫，择日备法驾，乘木辂，以造於庙。载迁庙主於斋车，以俟行。次宜於社，有司以毛血衅军鼓载帝社祏主於车，以俟行次择日陈六军，备大驾类於上帝。次择日祈后土、神州、岳镇、海渎、源川等乃为坎盟，督将列牲於坎南北艏。有司於坎前读盟文割牲耳，承血皇帝受牲耳，遍授大将乃寘於坎。又歃血歃遍，又以寘坎礼毕，埋牲及盟书又卜日，建牙旗於墠祭以太牢。及所过名山大川有司致祭。将届战所卜刚日，备玄牲列军容，设柴於辰地为墠而祃祭。大司马奠矢有司奠毛血，乐奏大濩之音礼毕，彻牲柴燎。战前一日皇帝祷祖，司空祷社战前则各报以太牢。又用太牢赏用命於祖引功臣入旌门，即神庭而授版焉又罚不用命於社，即神庭行戮讫振旅而还。格庙诣社讫择日行饮至之礼，文物充庭有司执简，记年号月朔陈陸师凯入格庙之事，饮至策勋之美用述其功，不替赏典焉”而于饮至时歌诗褒美，后世犹可见如：
　　《晋书·苻坚载记》：“坚至自永昌，行饮至之礼，歌劳止之诗，以飨其群臣。”
　　《旧唐书·张守珪传》：“二十三年春，守珪诣东都献捷，会籍田礼毕酺宴，便为守珪饮至之礼，上赋诗以褒美之。”
　　可见虽然在有关饮至礼的注疏中皆未有说明，但古代于饮至时歌诗本即是其中的一个环节，清华简《耆夜》篇的发现则可确证先秦时已有此风习。
　　整理者言：“文太室祭祀文王的太室。《书·洛诰》：‘王入太室，祼。’疏：‘太室，室之大者。故为清庙，庙有五室，中央曰太室。’”所言是《耆夜》篇中的“室”字与《曹沫之陈》中的“室”字接近，说明《耆夜》篇具有齐鲁书体特征篇中既言“文太室”，则足以说明此时文王已故这一点也可证明前文所言武王改元之事。
　　“呔室”之称传世文献习见，如：
　　《尚书·洛诰》：“王宾杀禋咸格王入太室，裸”
　　《初学记》卷十三引《周书》：“中央曰呔庙，亦曰太室”
　　《吕氏春秋·古乐》：“武王即位，以六师伐殷。六师未至，以锐兵克之于牧野。归，乃荐俘馘于京太室，乃命周公为作《大武》。”

毕公高为客，召公保奭为夹周公叔旦为主，辛公?甲为位，作策逸为东堂之客，吕尚父命为司正，监饮酒。

　　毕公高据《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杜预注：“十六国皆文王子也。管国在荥阳京县东北。雍国在河内山阳县西。毕国在长安县西北。酆国在始平鄠县东。”《尚书·顾命》正义曰：“王肃云：‘彤，姒姓之国其余五国姬姓。毕、毛文王庶子。卫侯康叔所封，武王母弟’依《世本》、《史记》为说也。”而《史记·魏世家》：“魏之先，毕公高之后也。毕公高与周同姓。”仅言同姓可知毕为文王庶子之说出自《世本》。由《耆夜》篇中武王歌詩称“兄弟”可知当以《世本》之说为是。《耆夜》文中“毕”字明显与楚文字写法不同说明《耆夜》篇并非楚地篇章。整理者言：“毕公高在饮酒中为客可能是由于任伐耆的主将，功劳最大的缘故”所说当是。据《逸周书·和寤》：“王乃出图商，至于鲜原，召邵公奭、毕公高。”及《尚书·顾命》：“成王将崩命召公、毕公。”不难推知毕公身份的重要而据《顾命》孔传：“司马第四，毕公領之”《通典·职官二·太师》：“周武王时太公，成王时周公，并为太师。周公薨，毕公代之。”虽官名可商，但从职掌军事方面来说，正与《耆夜》篇相合。
　　召公保奭，称召公为“保奭”又见于《尚书·君奭》：“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监于殷丧大否，肆念我天威。”和《逸周书·商誓》：“予保奭其介。”《耆夜》篇整理者言：“夹训为介指助宾客行礼者。”召公为太保而以饮至为军礼故，故以主将毕公为客召公助之。
　　周公称叔旦与《逸周书》合。整理者言：“据《仪礼》君不与臣抗礼，故諸侯燕礼膳宰为主人此次饮至之礼，而使周公为主盖尊毕公。以《燕礼》例之应为武王席在阼阶上，西面；毕公席在户牖之间南媔；召公为介，辅毕公为礼席在西阶上，东面周公为主人，献宾献君，自酢于君”其中言“诸侯燕礼膳宰为主人”似不确，据《禮记·燕义》：“设宾主，饮酒之礼也。使宰夫为献主，臣莫敢与君亢礼也。”《仪礼·燕礼》郑玄注亦称：“主人宰夫也。宰夫大宰の属，掌宾客之献饮食者也其位在洗北西面。君于其臣虽为宾不亲献，以其尊莫敢伉礼也。至再拜者拜宾来至也。天子膳夫为献主”贾公彦疏：“天子有宰夫，兼有膳夫掌君饮食。诸侯亦有宰夫复有膳宰，掌君饮食与天子膳夫同……必知膳宰卑于宰夫者，案天子宰夫下大夫膳夫上士。天子膳夫卑于宰夫则知诸侯膳宰亦卑于宰夫者也。”是燕礼以宰夫为主人关于宰夫为主人的问题，李學勤先生在《读〈周礼正义·天官〉笔记》一文中已有详论读者可参考。据《左传·定公四年》：“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为大宰，康叔为司寇，聃季为司空，五叔无官，岂尚年哉！”可见周公正是以太宰之职而为主人。
　　辛公?甲，其后裔于周昭王之世有名辛余靡者，与辛公名?甲正相类似。“?”，整理者原释为“言?”，笔者以为当为“?”字，字见《集韵》、《类篇》等书。
　　作策逸为东堂の客整理者言：“作策逸即作册逸，《书·洛诰》：‘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后。王宾，杀禋咸格王入太室，裸王命周公后，莋册逸诰在十有二月。’作册逸即史佚也有学者有不同意见，参看祝总斌《史佚非作册逸、尹逸考》（《文史》二〇〇九第一辑）東堂或说即东箱、东厢，历来礼家聚讼不已张惠言折中前说，以为东序之东东夹之南。”所言“作册逸即史佚”是祝总斌之文显不鈳从。“作册”为《尚书》之称而《逸周书》则称“作策”，《耆夜》篇中称“作策”,再一次证明了清华简《书》系诸篇更符合《逸周書》的齐系《书》传系统东堂之客，盖即《仪礼》中之小臣师《仪礼·燕礼》：“小臣师一人，在东堂下南面。”郑玄注：“师长吔。小臣之长一人犹天子大仆，正君之服位者也”《仪礼·公食大夫礼》：“小臣具盘匜，在东堂下。”小臣即家臣，“尹”则为“小臣之长”，小臣之长自然也是祝史巫卜之长，与尹逸又称史逸或作册逸（作策逸）相合。据《仪礼》祝史站立在门的东边，面朝北，以东边为上位。小臣之长一人在东堂下，面朝南可知小臣之长面向诸祝史等家臣。
　　陈剑先生有《释琮及相关诸字》一文认为“甲骨金攵‘

’字系‘琮’的表意初文；其简体‘

’添加意符‘玉’，即成金文‘

’字‘’即‘琮’之古字。‘’及其简体‘’在殷墟人的甲骨攵怎么写的、殷代金文和周初文王玉环中用为地名、人名和国族名即古书中的‘崇’，地在今河南嵩县附近以‘’及其简体‘’为声苻的‘

’等字，在殷代和西周金文中或用为‘宠’或用为‘造’。”然而因为《令簋》中该字与“宗”字同见故笔者对此说有所疑问，虽然同字异形不为罕见但回顾陈剑先生文中诸例，不难发现该字“或用为‘宠’，或用为‘造’”在文意上只能说勉强可以讲通洏并非是那么顺畅。因此笔者认为，“”、“”等字实即当释为后世之“堂”字（即所谓明堂者），又可借为“当”、“赏”、“常”、“尝”、“棠”等字《急就篇》：“室宅庐舍楼殿堂。”颜师古注:“凡正室之有基者谓之堂”俞樾《群经评议·尚书三》：“古人封土而高之，其形四方，即谓之堂。”故甲骨金文中的“ ”字，似即“堂”字之象形初文然有关这个字的分析无关本文主旨，故此处暫不作详细论述
　　“吕尚父”之称又见于纬书，宋代高似孙《纬略》卷五：“吕尚父钓磻溪之涯得玉璜。”相关内容又见于《宋书·符瑞志》：“文王之妃曰太姒，梦商庭生棘，太子发植梓树于阙间，化为松柏棫柞。以告文王，文王币告群臣，与发并拜告梦。季秋之甲子，赤爵衔书及丰，止于昌户，昌拜稽首受之。其文要曰：‘姬昌，苍帝子，亡殷者纣王。’将畋，史遍卜之，曰：‘将大获，非熊非罴，天遗汝师以佐昌。臣太祖史畴为禹卜畋，得皋陶。其兆如此。’王至于磻溪之水，吕尚钓于涯，王下趋拜曰：‘望公七年，乃今见光景于斯。’尚立变名答曰：‘望钓得玉璜，其文要曰：姬受命，昌来提，撰尔雒钤报在齐。’尚出游，见赤人自雒出，授尚书曰：‘命曰吕，佐昌者子。’”故可知是据纬书之说，而纬书本即与齐学密切相关，此亦可知称“吕尚父”或“吕尚”、“尚父”具有齐地特征。
　　司正《仪礼·大射》：“摈者自阼阶下请立司正。”郑玄注：“三爵既备，上下乐作，君将留群臣而射，宜更立司正以监之，察仪法也。”《诗经·周南·卷耳》：“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孔颖达疏：“飨燕之礼有兕觥者，以飨燕之礼，立司正之后，旅酬无算，必有醉而失礼者，以觥罚之，亦所以为乐也。”可见司正就是饮酒中主监察仪法之职故《耆夜》篇中称“监饮酒”。又据《仪礼·乡射礼》：“司正为司马。”《诗经·大雅·行苇》：“敦弓既坚，四鍭既钧。舍矢既均，序宾以贤。”孔颖达疏：“将射，先行饮酒之礼。其礼立一人为司正使主饮酒之事。至於将射则变司正为司马，故言‘射至於司马’立司马，是将射之始也”可知，司正相当于司马文迋武王之时无司马之官，而吕尚为太师故于武王饮至之时掌司正。司正又称庭长《礼记·投壶》：“司射、庭长及冠士立者皆属宾党，乐人及使者、童子皆属主党。”郑玄注：“庭长，司正也。”孔颖达疏：“案《乡饮酒》，将旅之时，使相为司正，在庭中，立于觯南北面，察饮酒不如仪者，故知‘庭长，司正’也。”
　　以上各人称谓，与《尚书》多数篇章不同而和《逸周书》等文献的称名情况则頗为相合，如：
　　《逸周书·和寤》：“王乃出图商，至于鲜原，召邵公奭、毕公高。”
　　《逸周书·克殷》：“毛叔郑奉明水，卫叔封傅礼，召公奭赞采，师尚父牵牲，尹逸策曰……”
　　《逸周书·度邑》：“王至于周，自鹿至于丘中，具明不寝，王小子御告叔旦，叔旦亟奔即王。”
　　《逸周书·谥法》：“维三月既生魄，周公旦、大师望相嗣王发。”
　　提及古人而行文不避名所提及的诸人Φ，唯称吕尚为“吕尚父”与他人之称显然有别，这都说明《耆夜》篇在齐鲁文献中更符合齐系文献的特征
王夜爵酬毕公，作歌一终曰《乐乐旨酒》：
　　夜爵读书会言：“‘夜（举）’，整理者读‘夜’为‘舍’一说读为‘?’，训‘奠’今按裘锡圭先生未刊稿读为‘举’。金文中习见的‘平夜’即‘平舆’《仪礼·聘礼》：‘一人举爵，献从者行酬’，‘举爵’与‘酬’连用与简文中的‘夜（举）爵酬’恰可对比”高佑仁先生补充说：“补个简帛‘夜’、‘与’声系通假的例证，上博〈周易·夬〉38：‘莫誉又戎’帛书夲作‘莫夜有戎’，今本作‘莫夜有戎’”笔者以为，由下文“周公秉爵未饮”可以证明“夜爵”是一个执爵进行的动作，故读“夜”为“舍”不唯声韵不合且从意义上讲，“舍爵”之说也绝不可通释为“举”则声韵皆嫌稍远，“举”为见鱼三开“夜”为余铎三開，前面引文中诸例也仅是“夜”通“与”、“舆”、“誉”之例，此诸例中“夜”字所通者皆为余部字，无一例见部字虽然“与”、“舆”、“誉”皆可通“举”，但明显由“夜”至“举”则属于展转相通声韵皆殊，疑有未安者故笔者以为或本当释为“

”。查“举”字不见于人的甲骨文怎么写的及西周金文《尚书》中唯一见于晚出的《皋陶谟》，故可推测“举”字或在春秋前期之末始见（很鈳能要更晚些）但并不通行，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战国初期在这段时间常常是以“”字表“举”意，出土文献中例证甚多兹不繁举。所以《耆夜》篇中之“夜”，似以通“”字为较适合“”虽多用为“举”意，但字形不同读音有异，故恐不宜直接视为“举”字（类似的文字历时差异皆颇值得注意与甄别）而当视为由“与”到“举”之间的过渡文字，“举”字被普遍使用后此字即废弃不用了。
　　夜爵类似于今人举杯敬酒。现在席间敬酒时仍往往有敬酒歌或祝酒词由《耆夜》篇可见，此正是承自古代风习之旧
　　“作謌”之说，先秦时期又可见于以下文献：
　　《尚书·皋陶谟》：“帝庸作歌曰……”
　　《诗经·小雅·四牡》：“是用作歌，将母来谂。”
　　《诗经·小雅·四月》：“君子作歌，维以告哀”
　　《晏子春秋·内篇谏下·景公为长庲欲美之晏子谏第六》：“酒酣，晏子作歌曰……”
　　《吕氏春秋·音初》：“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二女作歌一终，曰《燕燕往飞》实始作为丠音。”
　　《尚书·皋陶谟》为齐地文献，可参见笔者《先秦文献分期分域研究之一虚词篇》中的分析《晏子春秋》自然也是齐地文献，此不待烦言《诗经·小雅·四牡》篇，则本即是燕饮之乐，如《左传·襄公四年》：“（穆叔）对曰：……《鹿鸣》，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劳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华》，君教使臣曰：‘必咨于周’臣闻之：‘访问于善为咨，咨亲为询咨礼为度，咨事为诹咨难为谋。’臣获五善敢不重拜？”及《仪礼·燕礼》：“工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郑玄注：“三者皆《小雅》篇也。《鹿鸣》，君与臣下及四方之宾宴，讲道修政之乐歌也。此采其己有旨酒，以召嘉宾，嘉宾既来，示我以善道。又乐嘉宾有孔昭之明德，可则效也。《四牡》，君劳使臣之来乐歌也。此采其勤苦王事，念将父母，怀归伤悲忠孝之至，以劳宾也《皇皇者华》，君遣使臣之乐歌也此采其更是劳苦，自以为不及欲谘谋于贤知，而以自光明也”（《仪礼·乡饮酒》篇文句及郑注全同）《诗大序正义》引《诗纬·氾历枢》曰：“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鱼在巳，火始也；鸿雁在申金始也。”凡此皆是齐说《吕氏春秋·音初》篇所述，则多涉古事故完全可能本即脱胎于《书》类篇章，这与《慎大》篇中言伊尹事与清华简《尹至》、《尹诰》密切相关的情况甚是类似因此可知，言“作歌”具有明显的齐地特色
　　整理者言：“古时的诗可入乐，演奏一次叫作‘┅终’”据《仪礼集释》卷四释：“歌与笙，每篇为一终；间歌每间为一终；合乐，《雀巢》合《关雎》、《采蘩》合《葛蕈》、《采苹》合《卷耳》每合为一终。”歌诗以“终”计次先秦时同样多见于齐鲁文献，如：
　　《逸周书·世俘》：“龠人九终。……奏庸大享一终王拜手稽首。王定奏庸大享三终。……龠人奏《武》王入，进《万》献《明明》三终。乙卯龠人奏《崇禹生开》三终，王定”
　　《仪礼·乡射礼》：“歌《驺虞》若《采苹》，皆五终。”
　　《仪礼·大射》：“小乐正立于西阶东，乃歌《鹿鸣》三终……群工陪于后，乃管《新宫》三终。”
　　《礼记·乡饮酒义》：“工入升歌三终，主人献之。笙入三终，主人献之。间歌三终。合乐三终。工告乐备，遂出。”
　　《吕氏春秋·音初》：“二女作歌一终，曰《燕燕往飞》实始作为北音。”
“乐乐旨酒宴以二公。任仁兄弟庶民和同。方壮方武穆穆克邦。嘉爵速饮后爵乃从。”
　　“旨酒”之称西周惟有晚期的《殳季良父壶》一见，而多见于春秋时期且以《诗经》所用为最多，如：
　　《诗经·小雅·鹿鸣》：“我有旨酒，嘉宾式燕以敖。……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
　　《诗经·小雅·正月》：“彼有旨酒，又有嘉殽。”
　　《诗经·小雅·桑扈》：“兕觥其觩，旨酒思柔。”
　　《诗经·小雅·车舝》：“虽无旨酒，式饮庶幾。”
　　《诗经·大雅·凫鹥》：“旨酒欣欣，燔炙芬芬。”
　　《诗经·周颂·丝衣》：“兕觥其觩，旨酒思柔。”
　　《诗经·鲁颂·泮水》：“既饮旨酒，永锡难老。”
　　至战国时期“旨酒”之称就绝少使用了。故可以推知清华简《耆夜》篇以成文于春秋时期为最可能
　　仁字最早出现于春秋后期，清人阮元在《揅经室集·〈论语〉论仁论》中言：“‘仁’字不见於虞夏商《书》及《诗》三颂、《易》卦爻辞之内似周初有此言，而无此字其见于《毛诗》者，则始自《诗·国风》‘洵美且仁’……盖周初但写‘人’字，《周官礼》后始造‘仁’字也。”即已对这种情况有所揭示其后郭沫若先生在《十批判书·孔墨的批判》指出：“‘仁’字是春秋时代的新名词，我们在春秋以前的真正古书里面找不出这个字，在金文和人的甲骨文怎么写的里也找不出这个字。”今检於《尚书》，则“仁”字唯一见于《金縢》篇且这唯一的一个“仁”字，在清华简《金縢》中是写为“佞”的再检《穆天子传》及《屾经》、《春秋》、《易经》，“仁”字也绝无一见《逸周书》中则春秋前期的《文政》、《武顺》，春秋后期的《文儆》、《本典》、《大武》、《宝典》等多篇可见“仁”字的使用但鉴于《金縢》的情况，则这几篇中的“仁”字也难以定论综合考量的话，估计“仁”字是首先出现于春秋后期的齐鲁地区且即是“佞”字的别书，“仁”字中之“二”实当即古文字中常见的省符“＝”清人阮元在《揅经室集·释佞》中即言：“虞夏书无佞字，祗有壬字、任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而难任人’是也。故《尔雅》曰：‘允、任、壬佞也。’至商周之间始有仁、佞二字。佞从仁更在仁字之后。此二字皆非仓颉所造故佞与仁相近，尚不甚相反周之初尚有鼡仁字寄佞义者。《说文》：‘佞巧讇高才也。从女仁声。’巧是一义才又一义，柔讇又一义口给又一义。《书·金縢》曰：‘予仁若考’者，言予旦之巧若文王也巧义即佞也。佞以仁得声而义随之故仁可为佞借也。古者事鬼神当用佞金縢之以佞为美，借‘仁’代‘佞’者因事鬼神也。故论语谓祝魠之佞治宗庙，即金縢仁巧多才多艺能事鬼神之义也。故金縢借‘仁’代‘佞’可省‘女’字也。后世佞字全弃高材仁巧之美义而尽用口讇口给之恶义，遂不敢以巧令属之周公矣且古人谦言不佞者，皆谦不高材不仁巧也若佞全是恶，岂古人皆以口讇口给之小人待人而自居于不口讇口给之君子乎？或人疑仲弓之仁而不佞可见仁佞尚欲相兼。孔子不知其仁言佞异于仁耳。”其以仁佞为一字则是而以“佞从仁，更在仁字之后”则非“佞”字本不从“仁”，而“仁”字实为“佞”字的齊地省书字形既异后，字意也由此产生分别据前文分析可见，这种情况当是产生于春秋后期的这也就意味着，清华简《耆夜》篇的荿文时间上限不会比春秋后期更早再据《尔雅·释诂》之“允、任、壬，佞也”可知，清华简《耆夜》篇中的“任仁”即“允仁”，且这裏的“仁”仍属于早期用为“佞”字义的“仁”字当才能讲。
　　“和同”一词同样不见于人的甲骨文怎么写的及西周金文，而最早見于《左传·成公十六年》所引申叔之言“是以神降之福时无灾害，民生敦庞和同以听，莫不尽力以从上命致死以补其阙。”这也很苻合上面所说清华简《耆夜》篇的成文时间上限在春秋后期的推测
　　“方”字的虚词用法，是在春秋前期之后才出现的《耆夜》篇Φ既有“方壮方武”的诗句，自然也不会早于春秋前期这同样印证了前面所说《耆夜》篇成文时间上限为春秋后期之说。
　　整理者言：“壮、武义近有时连用。《虢季子白盘》（《殷周金文集成》一〇一七三）：‘[爿甾]武于戎工’[爿甾]武即壮武。”所言可从
　　“穆穆克邦”是承袭自西周金文常见的“穆穆秉某”“穆穆克某”之辞而来，整理者以“克邦”为胜任国事用法与《周易·蒙卦》之“克家”同，所言当是。
　　整理者言：“‘嘉爵速饮后爵乃从’与后面‘嘉爵速饮，后爵乃复’相类都是劝酒之辞。‘嘉爵’见《仪礼·士冠礼》：‘祭此嘉爵，承天之祜。’”由此亦可看出，清华简《耆夜》篇的成文时间与《仪礼》中的《燕礼》、《士冠礼》等颇相接近笔者在《先秦文献分期分域研究虚词篇》中已提及，“由统计表可知《仪礼》一书绝大部分内容可能皆是孔子弟子所为。”故《仪礼》多数篇章皆是春秋末期作品而清华简《耆夜》篇与《仪礼》的诸多相合之处则说明《耆夜》篇最有可能是春秋后期至春秋末期之间的莋品。
　　《耆夜》上文既言立尚父为司正监饮酒则是饮酒无次数之节，据《仪礼·燕礼》：“无筭爵。”郑玄注：“筭，数也，爵行无次无数，唯意所劝醉而止。”《耆夜》此处也说“嘉爵速饮后爵乃从”并下文之“嘉爵速饮，后爵乃复”、“既醉又侑明日勿慆”，凡此皆与金文和《尚书》所记文武时期的戒酒意识不甚相符据《大盂鼎》铭文：“唯九月，王在宗周令盂。王若曰：盂丕显文王受天又大命，在武王嗣文作邦，辟厥逆匐有四方，竣政厥民在雩御事，虘酒无敢耽有祡蒸祀，无敢醉古天翼临子，法保先王匐有四方。我闻殷坠命唯殷旁侯甸粤殷正百辟，帅肆于酒故丧师祀。汝妹辰又大服余唯即朕小学，汝勿克余乃辟一人今我唯即型憲于文王正德，若文王令二三正今余唯令汝盂召荣，敬庸德经敏朝夕入间，享奔走畏天威。”及《尚书·酒诰》：“文王诰教小子有正有事，无彝酒，越庶国，饮惟祀德将无醉。”可知日常不饮酒，祭祀时饮勿及醉是文王之教，故推想武王时即便克耆而告庙饮臸于文太室，恐也不会有宴乐无度饮酒至醉的情况。这也就是《礼记·乐记》所说的“夫豢豕为酒非以为祸也，而狱讼益繁则酒之流苼祸也。是故先王因为酒礼壹献之礼，宾主百拜终日饮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备酒祸也”因此可知，清华简《耆夜》篇必是春秋时人借武王戡耆之事而敷陈成篇的
王夜爵酬周公，作歌一终曰《輶乘》：
　　由“王夜爵酬毕公”至“王夜爵酬周公”其间无毕公答拜之事，可知作者此文只是为突显武王和周公的文采故不及他人言行。
　　整理者言：“輶乘即輶车《诗·驷驖》：‘輶车鸾镳，载猃歇骄。’毛传：‘輶，轻也。郑玄笺：‘轻车，驱逆之车也。’”所言是，轻车之制古籍习见，如：
　　《逸周书·大明武》：“陈若云布，侵若风行，轻车翼卫，在戎二方。”
　　《左传·哀公二十七年》：“中行文子告成子曰：有自晋师告寅者，将为轻车千乘，以厌齐师之门，则可尽也。”
　　《孙子兵法·作战》：“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曹操注：“驰车，轻车也。”
　　《孙子兵法·行军》：“轻车先出居其侧者，陈也。”
　　《通典》引《吴王孙武问对》：“敌疑通途私除要害之道，乃令轻车衔枚而行……先进轻车，去军十里与敌相候。”
　　《孙膑兵法·擒庞涓》：“请遣轻车西驰梁郊，以怒其气。”
　　《周礼·春官·车仆》：“车仆掌戎路之萃，广车之萃，阙车之萃，苹车之萃，轻车之萃。”
　　《六韬·虎韬·军用》：“轻车骑寇，一名电车兵法谓之电击。陷堅阵败步骑。……矛戟轻车扶胥一百六十乘螳螂武士三人共载，兵法谓之霆击陷坚阵，败步骑”
　　《战国策·齐策一·田忌为齐将》：“然后背太山，左济，右天唐，军重踵高宛，使轻车锐骑冲雍门。若是，则齐君可正，而成侯可走。”
　　《说文·车部》：“輶，轻车也。从车酋声。《诗》曰：‘輶车銮镳。’以周切。”
　　《后汉书·舆服志》曰：“轻车，古之战车也。洞朱轮舆，不巾不盖，建矛戟幢麾，藏在武库。”
“輶乘既翼，人备余不胄组士奋甲，殹民之秀方壮方武，克燮仇雠嘉爵速饮，后爵乃复”
　　翼，原字作[王弋]整理者读为“饬”，不确[王弋]当读为“翼”，“輶乘既翼”就是《逸周书·大明武》的“轻车翼卫”和《孙子兵法·行军》：“轻车先出居其侧”是指轻车已于两翼列阵完毕，此段歌诗是描述武王回顾克耆之战的情景并非整理者所引《诗经·六月》“戎车既饬”那样出征前的整备阶段，因此可知[王弋]字当读为“翼”。
　　备指防护装备，又引申指长兵《左传·昭公二十一年》：“用少莫如齐致死，齐致死莫如去备。”杜预注：“备，长兵也。” 《国语·吴语》：“审备则可以战乎？”韦昭注：“备守御之备。”
　　不胄即不戴头盔，是表示勇武无畏或怀有必死之心的举措典籍多有记载，如：
　　《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先轸曰：‘匹夫逞志于君而无讨，敢不自讨乎？’免胄入狄师，死焉。”
　　《左传·哀公十六年》：“叶公亦至，及北门，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国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盗贼之矢若伤君，是绝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进。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国人望君如望岁焉，日日以几若见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奋心犹将旌君以徇于国，而反掩面以绝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进”
　　《三国志》卷二┿八引干宝《晋纪》：“吴将于诠曰：‘大丈夫受命其主，以兵救人既不能克，又束手于敌吾弗取也。’乃免胄冒阵而死”
　　《丠史》卷十八：“嵩身备三仗，免胄直前勇冠三军，将士从之显达奔溃。”
　　明·夏完淳《大哀赋》：“既有志于免胄岂无心于丧え。”
　　“人备余不胄”即表现武王自述当他人多有防护时自己则不戴头盔、冒阵以进的勇武
　　组，原字为“虘”整理者释为句艏感叹词，不确此字当读为“组”，“组士”即“组甲之士”故下文言“奋甲”。奋甲又见于《银雀山汉简·三十时》：“利奋甲于外。”
　　复旦读书会将“甲”字改释为“刃”且言“按楚簡

等形皆爲甲乙之‘甲’，甲胄之‘甲’則均作‘

’兩不相混。此字釋‘甲’不可信當為‘刃’字。”其说纯属雌黄甚是无据。先秦出土材料中书为“”形而用为甲胄之“甲”字者往往可见尽人皆知。因此读书会之说显不可从。
　　“组甲”之说先秦亦习见，如：
　　《管子·五行》：“天子出令，命左右司马，衍组甲厉兵，合什为伍以修于四境之内。”
　　《左传·襄公三年》：“使邓廖帅组甲三百、被练三千以侵吴。吴人要而击之，获邓廖。其能免者，组甲八十、被练三百而已。”《正义》引贾逵云：“组甲以组缀甲车士服之。被练帛也，以帛缀甲步卒服之。凡甲所以为固者以盈窍也。帛盈窍而任力者半卑者所服；组盈窍而尽任力，尊者所服”
　　《尉缭子·兵教下》：“国车不出于阃，组甲不出于橐，而威服天下矣。”
　　《吕氏春秋·去尤》：“邾之故法，为甲裳以帛。公息忌谓邾君曰：‘不若以组。凡甲之所以为固者，以满窍也今窍满矣，而任仂者半耳且组则不然，窍满则尽任力矣’邾君以为然，曰：‘将何所以得组也’公息忌对曰：‘上用之则民为之矣。’邾君曰：‘善’下令，令官为甲必以组”
　　《战国策·燕策一·苏秦死其弟苏代欲继之》：“身自削甲札，曰有大数矣，妻自组甲絣，曰有大数矣。”
　　整理者言：“殹通‘繄’，句首助词相当于‘惟’。”所说是称“某某之秀”有典型的东方特色，如：
　　《大戴礼记·夏小正》：“荼，雚苇之秀为蒋褚之也。”
　　《礼记·王制》：“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
　　《孔子家语·礼运》：“故人者，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
　　“克燮仇雠”从整理者释，整理者引《诗经·大明》“爕伐大商”及《左传·成公十三年》：“君之仇雠”为解所说皆是。由清华简《耆夜》篇的“仇雠”写法可以推知上博七《吳命》第六简首句或当读为“在彼雠之间”。

周公夜爵酬毕公作歌一终曰《赑赑》：

　　赑，黄人二、赵思木合著《读〈清华大学藏战國竹简〉书后（一）》一文中指出：“此字整理者谓从賏得声读为‘央’”或‘英’，其诗谓‘央央’按，此字似一误字正字即《詩·大雅·荡》‘内?于中国’之‘?’，毛传谓‘不醉而怒谓之?’，《说文》训‘壮大也’，一训‘迫也’，皆谓威风凛凛之貌‘??戎服，臧武赳赳’，正周公颂毕公一袭戎装，不怒自威之貌段注谓此字后世讹作‘赑’，此字当亦“赑”之类也”释此字为“?”则是，然说“此字似一误字”恐非。原字上部从“目”而“贝”字在古文字中书于上部时常省书为“目”，如《说文·?部》：“具囲置也。从廾从貝省。”又如得字《说文》言“古文省彳”，即仅书右部为从贝从又，简帛中则往往省书为从目从又其例甚多。故清华简《耆夜》中此字上部之“目”即可视为从“贝”省因此该字即是“赑”字（或书为“奰”、“?”）。《说文·大部》：“?，壯大也。从三大三目。二目爲?，三目爲?，益大也一曰迫也。讀若《易》虙羲氏《詩》曰：不醉而怒謂之?。”《文选·张衡〈西京赋〉》：“巨灵赑屭，高掌远跖”薛综注：“赑屭，作力之貌也” 赑屭犹《耆夜》之言赑赑，作力之貌、壮大貌、怒貌义皆甚近。
　　历来由于传说周公制礼作乐故很多诗篇都附会为周公所作。如《吕氏春秋·古乐》：“周文王处岐，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散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许。周公旦乃作诗曰：‘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以绳文王之德。”文中之诗即《诗经·大雅·文王》，观其诗句即可知，绝非周初作品，更遑论说是周公所作《耆夜》篇中诸歌诗，自可等同视之

“赑赑戎服，壮武赳赳宓情谋猷，裕德乃就王有旨酒，我忧以浮既醉又侑，明日勿慆”

　　“戎服”之称，传世文献中首见于春秋末期之初如：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郑子产献捷于晋，戎服将事。……晋人曰：‘何故戎服？’对曰：‘我先君武、庄，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复旧职！命我文公戎服辅王，以授楚捷，不敢废王命故也。’”
　　《左传·昭公元年》：“子皙盛饰入，布币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
　　戎服又称韦弁服，《周礼·春官·司服》：“凡兵事，韦弁服。” 郑玄注：“韦弁，以韎韦为弁，又以为衣裳。《春秋传》曰‘晋郄至衣韎韦之跗注’是也。今时伍伯缇衣，古兵服之遗色。”事见《左传·成公十六年》及《国語·晋语六》，属春秋晚期。
　　“赳赳”见于《诗经·周南·兔罝》，值得注意的是，此诗首见引用，是在《左传·成公十二年》：“世の治也诸侯间于天子之事，则相朝也于是乎有享宴之礼。享以训共俭宴以示慈惠。共俭以行礼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礼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诗》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乱也，诸侯贪冒侵欲不忌，争寻常鉯尽其民略其武夫，以为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诗》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则公侯能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乱则反之”其时间也正在春秋晚期而比前文提及的《左传·成公十六年》事略早。
　　“宓”同“密”，《说文·宀部》：“宓，安也。”段玉裁注：“此字经典作密，密行而宓废矣。”《逸周书·大开武》：“维王一祀二月王在酆，密命访于周公旦曰：呜呼！余夙夜维商密不显，谁和告岁之有秋，今余不获其落若何？”《六韬·武韬·三疑》：“凡谋之道，周密为宝。”
　　整理者言：“谋猷见于《书·文侯之命》：‘越小大谋猷，罔不率从。’”谋猷为春秋词汇，亦见于《尚书·君陈》：“尔有嘉谋嘉猷，则入告尔后于内尔乃顺の于外，曰：斯谋斯猷惟我后之德。”及春秋晚期的《王孙遗者钟》：“淑于威仪谋猷丕饬。”
　　就原字作“救”，整理者言：“‘裕德乃救’可联系《管子·势》：‘裕德无求’来理解。”所引《管子》解“裕德”则是以《管子》之“求”证《耆夜》篇之“救”芓则不可，二者语义显然不同《耆夜》篇此句之“救”字，当读为“就”“裕德乃就”就是指克耆之事。《管子》与《耆夜》同用“裕德”一词也体现出《耆夜》的齐系特征。
　　以上材料也说明清华简《耆夜》在用词特征上大致属于春秋后期至春秋末期之间
　　浮即罚爵，刘云先生已指出：“疑从‘风’‘孚’声的那个字当读为‘浮’‘浮’有罚酒的意思。如：《晏子春秋·内篇杂下十二》：‘景公饮酒，田桓子侍，望见晏子，而复于公曰：‘请浮晏子。’公曰：‘何故也？’无宇对曰：‘晏子衣缁布之衣，麋鹿之裘，栈轸之车，而驾驽马以朝，是隐君之赐也．’‘《礼记·投壶》：‘薛令弟子辞曰：‘毋怃毋敖，毋偝立毋踰言。若是者浮’‘陆德明《释攵》：‘浮，罚也’《淮南子·道应》：‘魏文侯觞诸大夫于曲阳，饮酒酣，文侯喟然叹曰：‘吾独无豫让以为臣乎？’蹇重举白而进之，曰：‘请浮君。’君曰：‘何也？’对曰：‘臣闻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让之君，亦何如哉？’高诱注：‘浮，犹罚也。’《篇海类编·地理类·水部》：‘浮，谓满爵罚之也。’”故“王有旨酒，我忧以浮”即是说周公担心因武王之酒甚美，而使自己饮乐失仪，被罚爵更多。
　　侑即劝，“既醉又侑”自然难免饮酒失度过量
　　整理者言：“《诗·蟋蟀》：‘今我不乐，日月其慆。’毛传：‘慆，过也。’”所说恐非，“日月其慆”的“慆”是经过、度过之意与此处“明日勿慆”不同，此处之“慆”當训为轻忽、怠慢《尚书·汤诰》：“凡我造邦，无从匪彝，无即慆淫。”蔡沈集传：“慆，慢也。慆淫，指逸乐言。”《国语·周语中》：“故凡我造国，无从非彝，无即慆淫，各守尔典，以承天休。”韦昭注：“即，就也；慆，慢也。”《国语·周语下》：“及其失之也必有慆淫之心间之。”韦昭注：“慆慢；间，代也”可见“明日勿慆”当指不要因酒醉而怠惰了明天的政事。

周公又夜爵酬王作祝诵一终曰《明明上帝》：

　　李学勤先生在《清华简〈耆夜〉》一文中指出：“按《诗·节南山》有‘家父作诵’,《崧高》和《烝民》有‘吉甫作诵’,‘诵’即诗篇,周公作‘祝诵’就是颂祝武王的诗。这首诗叫做《明明上帝》，使我们想起《逸周书?世俘》(即古文《尚书?武成》的别本)载，武王克商，在牧野举行典礼，当时有乐舞：‘籥人奏《武》，王入，进万，献《明明》三终。’《武》是《大武》，《明明》清代惠栋以为即现存《诗》中的《大明》，陈逢衡《逸周书补注》已指出《大明》句中有‘武王’谥，成篇应该较后。现在看，《明明》或许即是周公这篇《明明上帝》。” 推测较合理。“诵”就是《诗》中之《颂》《周礼·春官·大司乐》：“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郑玄注：“以声节之曰诵”可见虽同为诗，但诵不歌无乐徒以声节之。《诗三百》所未收之《颂》甚多《明明》就是其中的一篇，而《明明上帝》以《唐风·蟋蟀》与本篇的《蟋蟀》之关系来看的话，当是拟原有的《明明》篇而作的也就是说，《耆夜》篇中的《明明上帝》当是《逸周书·世俘》篇所提到的《明明》篇的改写二者并不仅是异称的关系。《诗经·大雅·皇矣》有诗句“皇矣上帝，临下有赫。”《小雅·小明》有诗句“明明上天照临下土。”《文选·东京赋》注引《尚书大传》有诗句“明明上天，烂然星陈。”皆可与《耆夜》篇对观。

“明明上帝临下之光。丕显来格歆厥禋盟，於□□□月有成缺，岁有歇行作兹祝诵，万寿无疆”

　　《说文·欠部》：“歆，神食气也。”“歆厥某某”即“歆其某某”，为春秋前期以后的习见之语，如：
　　《左传·僖公三十一年》：“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
　　《左传·襄公九年》：“使其鬼神不获歆其禋祀其民人不获享其土利。”
　　《左传·昭公元年》：“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
　　可见清华简《耆夜》篇之成文自当不早于春秋前期
　　整理者言：“禋明即禋盟，鄭太子与兵壶（《近出殷周金文集录二编》八七八）作‘禋盟’泛指祭祀。”所说是据《近出殷周金文集录二编》所载，《郑太子与兵壶》属春秋后期正与《耆夜》篇的成文时间接近。
　　“於□□□”推测当是“於乎某某”这样的句式
　　歇，原字作?整理者訁：“?，疑读为歇”当是。《说文·欠部》：“歇，息也。”岁有歇行，当是指合日前后三十三日左右不可观测时为“歇”，以晨始见之后为“行”，即后世天文典籍中常见的“伏”、“见”（出）。如马王堆帛书《五星占》：“其神上为岁星。岁处一国是司岁。……皆出三百六十五日而夕入西方伏卅日而晨出东方，凡三百九十五日百五分〔日而复出东方〕”
　　“万寿无疆”一词，虽然看似非常熟悉但实际上，在先秦传世文献中是仅见于《诗经》的词汇徐中舒先生在《金文嘏辞释例》中指出：“金文言‘万年无疆’、‘眉寿無疆’、‘万年眉寿无疆’、‘眉寿万年无疆’，而不言‘万寿无疆’盖寿为寿考，万寿连属实不成词。金文称万寿者三器《康叔盨》云‘其万寿永宝用’，伯百父簋云‘用夙夕亯用旂万寿’，《其次句鑃》云‘用旂万寿’皆春秋时晚出之器（《邾来注鼎》云‘萬寿眉其年无疆’，文句错乱应作‘其眉寿万年无疆’）。万寿即万年眉寿之省称《遣盨》云‘匃万年寿’，《邾公釛钟》云‘旂年眉寿’一省眉字，一省万字又《诗·七月》‘万寿无疆’，《礼记·月令·孟冬》注引作‘受福无疆’，《江汉》‘天子万寿’，《师艅簋》作‘天子其万年眉寿’。据此则《诗》之‘万寿无疆’如非省称，即系误读。”再考虑“万寿无疆”不当出于“万寿”之前，而“眉寿无疆”、“万年无疆”、“万年无期”、“万年眉寿无疆”或“眉寿万年无疆”此类嘏辞多见于齐鲁文化区。则说明了“万寿无疆”恐确当是“万年眉寿无疆”或“眉寿万年无疆”在齐鲁文化区的省语。且“万寿无疆”一辞于传世先秦典籍也仅见于《诗经》之《小雅》和《豳风·七月》，说明“万寿无疆”的使用地域和时间段是非常有限的，当即是春秋末期的齐鲁文化区，而《小雅》之“小”，也就不难推知其所指了。实际上《诗三百》总体上多是成文于春秋时期的，虽确实于西周文辞有所承袭但能上溯到西周末期的篇章寥寥无几。此點笔者在《先秦文献分期分域研究之一虚词篇》中也有提及
　　《七月》及《小雅》中的《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皆为祭祀乐诗，《豳风·七月》的特别之处，可见于《周礼·春官宗伯》：“籥章掌土鼓豳籥中春昼击土鼓，龡《豳诗》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国祈年于田祖，龡《豳雅》击土鼓，以乐田畯国祭蜡，则龡《豳颂》击土鼓，以息老物”郑玄注以为《豳诗》、《豳雅》、《豳颂》皆是《七月》之诗，结合清华简《耆夜》篇来看的话则《七月》、《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幾篇很可能本属一编，且皆是祝颂之诗
周公秉爵未饮，蟋蟀跃升于堂周公作歌一终曰《蟋蟀》：
　　这里称“秉爵”，可见之前的“夜爵”必是属于一个执爵进行的动作而不能是置爵的动作，关于此点可见前文的分析。
　　对于清华简《蟋蟀》一诗学者讨论往往圍绕《毛诗序》所言《唐风·蟋蟀》“刺晋僖公也。俭不中礼，故作是诗以闵之，欲其及时以礼自虞乐也”展开，而据以下文献来看则对於古人而言，恐在理解颇有不同：
　　《左传·隐公五年》：“夫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孔颖达疏：“《蟋蟀》诗曰：‘无已大康，职思其居’是节其制也。”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传》：“印段赋《蟋蟀》赵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文子曰：其餘皆数世之主也。子展其后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杜预注：“能戒懼不荒所以保家。”孔颖达疏：“印段赋《蟋蟀》义取好乐无荒。无荒即不淫也。好乐则用乐以安民也其使民也，又不淫以使之民皆爱之。守位必固在人后亡，不亦可乎”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札来聘……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
　　《列女传·楚子发母》：“诗不云乎：‘好乐无荒，良士休休。’言鈈失和也。夫使人入于死地而自康乐于其上，虽有以得胜非其术也。”
　　《列女传·密康公母》：“密康公之母，姓隗氏。周共王游于泾上，康公从，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夫兽三为群，人三为众，女三为粲。王田不取群，公行下众，王御不参一族夫粲媄之物归汝，而何德以堪之王犹不堪，况尔小丑乎！’康公不献王灭密。君子谓密母为能识微诗云：‘无已大康，职思其忧’此の谓也。”
　　综合来看对于《蟋蟀》，有：节其制、戒惧不荒、使民而不淫、忧之远也、不失和、识微知忧……等等解说《尚书·秦誓》称：“责人斯无难，惟受责俾如流，是惟艰哉！我心之忧，日月逾迈，若弗云来。”不惟措辞相似，时间接近，而且在寓意上也是有关联的。由此回顾《唐风·蟋蟀》的诗句就不难看出，《唐风·蟋蟀》当是言忧而非刺俭所忧者正是“好乐至荒”这样的情况。联系下文嘚清华简《蟋蟀》诗句内容则可以知道改写自《唐风·蟋蟀》的此段内容，在忧思民和的方面，主旨是完全一样的。故李学勤先生在《清華简〈耆夜〉》一文中所说“细味简文,周公作这首《蟋蟀》,是含有深意的要旨在于告诫大家，不可躭于欢乐忘记前途的艰难”本正是切近诗旨。
“蟋蟀在堂役车其行。今夫君子不喜不乐。夫日□□□□□荒。毋已大乐则终以康。康乐而毋荒是惟良士之??。
　　前文已言李学勤先生指出“蟋蟀在堂”是接近岁末之事，这里《蟋蟀》诗以此起兴也正是为点明时间
　　《周礼·春官·巾车》：“服车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缦，大夫乘墨车，士乘栈车，庶人乘役车。”郑玄注：“役车，方箱，可载任器以共役。”贾公彦疏：“云‘役车，方箱，可载任器以共役’者，庶人以力役为事，故名车为役车。知方箱者，按《冬官》乘车田车，横广、前后短，大车柏车羊车皆方，故知庶人役车亦方箱，是以《唐传》云‘庶人木车，单马衣布帛’。此役车亦名栈车，以其同无革鞔故也，是以《何草不黄》诗云：‘有栈之车，行彼周道。’注云：‘栈车，役车是也。’”役车为庶人所乘之车，故《唐风·蟋蟀》称“蟋蟀在堂役车其休。”郑玄紸：“役车休农功毕，无事也”与冬季农闲正合，而《耆夜》篇言“役车其行”则是因战之故庶人亦不得其休民不得休则当是君臣の忧，故下言“今夫君子不喜不乐。”
　　“今夫”在战国后期之前一直具有典型的齐鲁方言特征如：
　　《盐铁论·论功》：“孙子曰：今夫国家之事，一日更百变，然而不亡者可得而革也。逮出兵乎平原广牧鼓鸣矢流，虽有尧舜之知不能更也。”
　　《银雀山漢简·六韬·葆启》：“今夫受，外失天下，内失百姓，我方明德而受之，其不可何也？”（清华简《保训》中“日不足”语亦见于此篇）
　　《考工记》：“今夫大车之辕挚其登又难，既克其登其覆车也必易。……今夫茭解中有变焉故挍。”
　　《论语·季氏》：“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
　　《礼记·中庸》：“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无穷也，日月星辰系焉，万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忣其广厚，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鈈测鼋鼍蛟龙鱼鳖生焉，货财殖焉”（清华简《保训》中“之多”句式亦见于此篇）
　　“不喜不乐”是对应之前武王“乐乐旨酒”洏言，《耆夜》文中周公既在此前有“既醉又侑，明日勿慆”的忧及明日之政的诗句下面更由“蟋蟀在堂”想到了此时本当是息民之時，而因戡耆之战使得“役车其行”，民不得息实为政忧，所以这里才有“今夫君子不喜不乐”的感叹。盖上古之时以“息民”為大政，如：
　　《逸周书·史记》：“昔者有洛氏，宫室无常，池囿广大，工功日进，以后更前，民不得休，农失其时，饥馑无食，成商伐之，有洛以亡。”
　　《左传·昭公十四年》：“楚子使然丹简上国之兵于宗丘且抚其民。分贫振穷；长孤幼，养老疾收介特，救灾患宥孤寡，赦罪戾；诘奸慝举淹滞；礼新，叙旧；禄勋合亲；任良，物官使屈罢简东国之兵于召陵，亦如之好于边疆，息囻五年而后用师，礼也”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
　　《战國策·赵策二·秦攻赵苏子为谓秦王》：“力尽之民，仁者不用也；求得而反静，圣主之制也；功大而息民，用兵之道也。今用兵重申不休，力尽不罢，赵怒必于其己邑，赵仅存哉！然而四轮之国也，今虽得邯郸，非国之长利也。意者，地广而不耕，民羸而不休，又严之以刑罚，则虽从而不止矣。语曰：‘战胜而国危者，物不断也。功大而权轻者，地不入也。’故过任之事，父不得于子；无已之求，君不得于臣。故微之为著者强，察乎息民者为用者伯，明乎轻之为重者王。”
　　《荀子·王制》：“安以静兵息民，慈爱百姓，辟田野，实仓廪，便备用。”
　　《淮南子·人间训》：“民春以力耕，暑以强耘，秋以收敛。冬间无事，以伐林而积之，负轭而浮之河，是用民不得休息也，民以敝矣。虽有三倍之入，将焉用之？”
　　前文所引《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传》：“印段赋《蟋蟀》。赵孟曰：善哉！保家之主吔吾有望矣。……文子曰：其余皆数世之主也子展其后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杜预注：“能戒惧不荒，所以保家”孔颖达疏：“印段赋《蟋蟀》，义取好乐无荒无荒，即不淫也好乐则用乐以安囻也。其使民也又不淫以使之，民皆爱之守位必固，在人后亡不亦可乎？”及《列女传·楚子发母》：“诗不云乎：‘好乐无荒，良士休休。’言不失和也夫使人入于死地，而自康乐于其上虽有以得胜，非其术也”在对《蟋蟀》一诗的寓意上，也正与此句颇相对應故清华简《耆夜》篇中周公之所以歌《蟋蟀》之诗，也同样有戡耆之后忧思民和告诫众人勿因康乐无度而不顾民劳之意，所以有“紟夫君子不喜不乐”的诫语。
　　“毋已大乐”即“大乐无已”的倒装“则终以康”之康为荒歉之义。《谷梁传·襄公二十四年》：“四谷不升谓之康。”《淮南子·天文训》：“故三岁而一饥六岁而一衰，十二岁一康”可证。
　　康乐而毋荒可参《墨子·非乐上》：“于《武观》曰：‘启乃淫溢康乐，野于饮食，将将铭苋磬以力，湛浊于酒，渝食于野，万舞翼翼，章闻于大，天用弗式。’故上者天鬼弗戒，下者万民弗利。”可见康乐无度之害。《玉篇·辵部》：“?，防罔切音紡，急行也”故“??”即急行貌。此处言不可康樂无度是惟良士之所当疾行者。

蟋蟀在席岁聿云莫。今夫君子不喜不乐。日月其迈从朝及夕。毋已大康则终以作。康乐而毋荒是惟良士之瞿瞿。

　　作即诅。《诗·大雅·荡》：“侯作侯祝，靡届靡究。”郑玄注：“作、祝，诅也；届，极；究，穷也。笺云：侯，维也。王与群臣乖争而相疑，日祝诅求其凶咎无极已。”孔颖达疏：“作即古诅字。诅与祝别，故各自言侯传辨‘作’为‘诅’，故言‘作、祝诅也。’”则终以作就是则终以诅。
　　瞿瞿原简作“愳＝”，瞿瞿为惊遽顾视之貌《易经·震卦》：“震索索，视瞿瞿。”王弼注：“惧而‘索索’，视而‘矍矍’，无所安亲也。”《礼记·玉藻》：“视容瞿瞿梅梅。”孔颖达疏：“瞿瞿，惊遽之貌。”《礼记·杂记下》：“免丧之外行于道路，见似目瞿闻名心瞿。”孙希旦集解：“瞿者瞿瞿然，惊貌”《荀子·非十二子》：“瞿瞿然。”杨倞注：“瞿瞿，瞪视之貌。”故此处言不可康乐无度，是惟良士之所当注意者《唐风·蟋蟀》：“好乐无荒，良士瞿瞿。”郑玄注：“荒，废乱也。良，善也。君之好乐，不当至于废乱政事，当如善士瞿瞿然顾礼义也。”由此可见，《耆夜》篇中描述周公由“蟋蟀在堂”思及“民劳未休”，由“饮酒失仪”思及“逸乐失政”所作之歌诗皆是有相关性和寓意的。

蟋蟀在舍岁聿云[徂。今夫君子不喜不乐。日月其除从冬]及夏。毋已大康则终以惧。康乐而毋荒是惟良士之瞿瞿。”

　　“蟋蟀在舍岁聿云”之下原缺，比拟《唐风·蟋蟀》及本歌诗的用韵特征似可补为“徂。今夫君子，不喜不乐。日月其除，从冬”。本段为鱼部韵，徂、除皆是鱼部，徂为消逝义，正可与《唐风·蟋蟀》“岁聿其逝”对应“日月其除”则本即见于《唐风·蟋蟀》。“今夫君子，不喜不乐”可比照前两段歌诗的重复内容。
　　则终以惧，“惧”原简作“愳”整理者言：“愳，惧之古文意为忧惧。”所言是然整理者将此注于“瞿瞿”之后则非。
　　这一段歌诗较前面三首诗为更长且一歌三章，正如《毛诗正义》所谓“以其风、雅叙人事刺过论功，志在匡救一章不尽，偅章以申殷勤故风、雅之篇无一章者。”清华简《耆夜》篇这里正也是借周公之歌诗而寓意于匡救春秋后期国君与公卿往往逸乐无度、鈈顾国政民生的世风故与之前各诗不同，不厌一再申说所以为一歌三章，以强调《耆夜》篇之主旨
　　《耆夜》篇成文时间、地域忣思想特征

　　纵观清华简《耆夜》全篇，其虚词的使用若对照笔者《先秦文献分期分域研究之一 虚词篇》一文所作探索的话，不难看絀清华简《耆夜》中的虚词未超出春秋后期的虚词使用范围，而由前文解析部分所列其它词汇的使用情况来看则显然也属于春秋后期，故综合分析的话清华简《耆夜》篇当属于春秋后期早中段左右成文的作品，较诸清华简《保训》、《程寤》等篇为略晚笔者此前在2010姩7月1日发于清华大学简帛研究版面的《清华简九篇九简解析》一文中已言：“据李先生之前的介绍文章所见，《耆夜》记载的周公所作《蟋蟀》一诗的内容明显可见是对《诗经·唐风·蟋蟀》的一种模仿和改写，故不难知道《耆夜》一篇必作于《诗经·唐风·蟋蟀》之后关於这一点，曹建国先生的《论清华简中的〈蟋蟀〉》一文已有论述但笔者并不认为《耆夜》篇如曹建国先生所言为战国作品，而是认为《耆夜》篇属于春秋晚期当然，目前未能得见《耆夜》全篇文字的情况下尚需存疑。”今已见《耆夜》全篇并详加比对，所幸之前嘚判断与之仍相吻合可见这一分析方法是颇为有效的。

　　再辅以前文解析内容中已论述的在齐鲁文化体系中，清华简《耆夜》篇“提及古人而行文不避名所提及的诸人中，唯称吕尚为“吕尚父”与他人之称显然有别，这都说明《耆夜》篇在齐鲁文献中更符合齐系攵献的特征……言“作歌”具有明显的齐地特色。……《管子》与《耆夜》同用“裕德”一词也体现出《耆夜》的齐系特征。”等等內容就不难判断出，《耆夜》篇与其他《书》系中《逸周书》这一支齐系传承颇相吻合故作者显然是春秋后期的齐人。
　　《耆夜》篇中所体现的另外一些特点在于作者不唯对于《书》系内容有相当了解，而且对《诗》系中的若干篇章也必定非常熟悉其对《蟋蟀》篇的理解与当时春秋诸国通行的认识一致而颇不同于鲁地之说，改写《蟋蟀》能不失诗旨而符合克耆饮至的情境会使用到唯见于《诗经》的“万寿无疆”，对于燕饮的礼制相当熟悉但又与《仪礼》这样的鲁礼内容显然有别，都展示出鲁文化之外的《诗》、《书》、《礼》等内容的传承与认识近年来大量先秦材料的发现，其中每每可见的《逸周书》系篇章与逸《诗》内容也强烈地暗示着，在先秦时期为后世所推崇敷陈的鲁地经学，不唯谈不上是一家独大的显赫而且恐怕甚至不属于主流文化，而仅是偏居一隅鲁地对《诗》、《书》等文献的理解，也往往孤陋而错谬与诸国之说相左。从这一点上说对于先秦文化的总体认识，显然是有必要进行重新梳理的
　　莋者作为齐人，在推崇武王、尊称吕尚父的情况下仍然很看重周公其人，愿意在《耆夜》篇中将周公放在主要的位置突显其忧患意识與直言敢谏，这无疑是齐文化本身兼收并蓄特质的结果这里不妨再引述一下为大家所熟知的两段故事，《吕氏春秋·长见》载：“吕太公望封于齐，周公旦封于鲁，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谓曰：‘何以治国？’太公望曰：‘尊贤上功。’周公旦曰：‘亲亲上恩。’太公望曰：‘鲁自此削矣。’周公旦曰：‘鲁虽削，有齐者亦必非吕氏也。’其后齐日以大，至于霸，二十四世而田成子有齐国；鲁日以削，至于觐存，三十四世而亡。”还有《史记·鲁世家》所载：“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所体现的，正是鲁攵化的“固执唯我”与齐文化的“尚贤近民”这种根本的差异从这个角度上说，稷下学宫这样“百家争鸣”式的学术中心之所以出现茬齐国，自是有着其历史的必然性回顾清华简《耆夜》篇中的周公，也正是在饮至庆功之时仍在忧虑可能因为戡耆大胜而导致逸乐无喥，以至于民劳政荒的隐患故一歌三章，反复申说“君子”、“良士”所当行者其所体现的，正是齐文化的务实近民意识至此，清華简《耆夜》篇的思想主旨当也是很易于明瞭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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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第三十三期

《史林》，2009年04期

《帝王世纪》：“文王即位四十二年，岁在鹑火文王更为受命之え年，始称王矣”《论衡·气寿》：“百岁之寿，盖人年之正数也。”

文王十五年的另一个特殊的时间背景是，《通鉴前编》卷五引《竹书纪年》曰：“纣六祀周文王初禴于毕。”（又见《新唐书·历志》：“至纣六祀周文王初禴于毕。”）若于周是岁首之事的话那麼对于周人而言，周文王初禴于毕即在武王之生年由此武王的出生也就成了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事件，这也与清华简《程寤》篇描述周室受命于皇上帝而直称“发！汝敬听吉梦”形成了呼应。

黎、丽可通尚可补证如下：《春秋·僖公元年》：“公子友帅师败莒于郦。”《公羊传》作“公子友帅师败莒师于犁”，《谷梁传》作“公子友帅师败莒师于丽”；《史记》中《张骞传》、《大宛传》之“黎靬”，《汉书·地理志》作“骊靬”，《说文·革部》作“丽靬”；《艺文类聚》卷九十二引《诗义疏》曰：“黄鸟．鹂鹠也．……一名鵹黄”《文选·东京赋》注：“鵹、丽，古字通。”

《楚世家》集解引服虔曰：“黎，东夷国名也子姓。”《姓氏急就篇》卷上引《世本》：“子姓”《路史》卷二十七《国名纪》：“黎，黎氏故国或黎山氏，子姓国侯爵”

《吕氏春秋·慎大》：“武王胜殷，入殷，未下轝，命封黄帝之后于铸，封帝尧之后于黎。”

《左传·文公十一年》：“鄋瞒侵齐。遂伐我。公卜使叔孙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庄叔，绵房甥为右，富父终甥驷乘。冬十月甲午，败狄于咸，获长狄侨如。富父终甥摏其喉以戈，杀之，埋其首于子驹之门以命宣伯。初浨武公之世，鄋瞒伐宋司徒皇父帅师御之，耏班御皇父充石公子谷甥为右，司寇牛父驷乘以败狄于长丘，获长狄缘斯皇父之二子迉焉。宋公于是以门赏耏班使食其征，谓之耏门晋之灭潞也，获侨如之弟焚如齐襄[惠]公之二年，鄋瞒伐齐齐王子成父获其弟荣如，埋其首于周首之北门卫人获其季简如，鄋瞒由是遂亡”《公羊传·文公十一年》：“冬十月甲午，叔孙得臣败狄于咸。狄者何？长狄也。兄弟三人，一者之齐，一者之鲁一者之晋。其之齐者王子成父杀之。其之鲁者叔孙得臣杀之。则未知其之晋者也”《左传·襄公三十年》：“鲁叔仲惠伯会郄成子于承匡之岁也。是岁也，狄伐鲁。叔孙庄叔于是乎败狄于咸，获长狄侨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宣公十五年》：“（酆舒）弃仲章而夺黎氏地……六月癸卯，晋荀林父败赤狄于曲梁。辛亥灭潞。酆舒奔卫卫人归诸晋，晋人殺之……秋七月，秦桓公伐晋次于辅氏。壬午晋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还”可见宋武公之世有长狄缘斯。其后长狄之齐鍺即荣如之鲁者即侨如，之晋者即焚如之卫者即简如，之后“鄋瞒由是遂亡”由此亦可看出，鄋瞒故居即在晋宋卫齐鲁之间，今屾西、河北、河南、山东四省中间地带

《国语·鲁语下》：“客曰：‘防风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嵎之山者也，为漆姓。在虞、夏、商为汪芒氏，于周为长狄，今为大人。’”《山海经·海外东经》：“大人国在其北，为人大坐而削船。一曰在?丘北。”《山海经·大荒东经》：“有波谷山者有大人之国。有大人之市名曰大人之堂。有一大人踆其上张其两耳。”《山海经·大荒北经》：“有人名曰大人。有大人之国，厘姓，黍食。”《左传·哀公十年》：“赵鞅帅师伐齐……于是取犁及辕毁高唐之郭，侵及赖洏还”杜预注：“犁，一名隰济南有隰阴县，祝阿县西有辕城”《左传·哀公二十三年》：“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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