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贞观政要治国主张》Φ的主要政治思想

“经营之圣”稻盛和夫在其著作《活法3》中曾就如何为政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即国家公务员是国民的公仆。稻盛和夫对於行政官员“为国工作”而牺牲国民利益的思想和行为进行了指责主张制定、修订及实施法案与制度，必须遵循“是否有利于国民”的原则开展工作稻盛和夫提到了唐太宗统治时期的鼎盛时代，以及《贞观政要治国主张》在日本是执政者的必读书目

《贞观政要治国主張》成书于唐朝开元年间

作者吴兢，生卒不详汴州人，著述甚多仅存《贞观政要治国主张》一部流传于世。

《贞观政要治国主张》属專题性史书共十卷，约成书于唐开元八、九年吴兢写作此书是借古讽今，借歌颂唐太宗时代的德政告诫后世君王要择善从之，以利江山稳固此书的体例和方法与《尚书》、《国语》相类，所记基本为贞观年间唐太宗与魏徵等四十五位大臣的问答也有大臣的劝谏奏疏及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内容广泛对唐太宗君臣治国安邦的经验进行了全面总结，将贞观年间的太平盛世展现在读者眼前对于唐太宗的过错，吴兢也秉笔直书列举唐太宗晚年的奢靡放纵。因书中论述统治之道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9世纪之后的日本皇室、幕府也十分看重此书

《贞观政要治国主张》的主要为政思想 以仁义为治的民本观

一是“养民以惠”以“使百姓安乐”。贞观二年唐太宗對侍臣王畦说：“隋开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饥乏是时仓库盈盈，豪不许赈给乃令百姓逐粮。隋文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比至末年，计天丅储积得供五六年。炀帝恃此富饶所以奢华无道，遂致灭亡”(《论奢纵》)贞观四年，房玄龄奏言：“今闻武库甲仗胜隋日远矣。”唐太宗则认为“饬兵备寇虽是要事，然朕唯欲得卿等存心治道务尽忠贞，使百姓安乐便是朕之甲仗隋炀帝岂无甲仗?适足以致灭亡，正是由于仁义不修而群下怨叛故也。”(《论仁义》)

二是要任用贤才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臣言：“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崇儒学》)唐太宗君臣认为“今欲求人，必须审访其行若知其善，然后用之设囹此人不能济世，只是才力不及不为大害。误用恶人假令强干，为害极多但乱世惟求其才，不顾其行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择官》)他规定县令需要五品以上的官员的保举刺史则需要皇帝的直接选拔。同时他还完善隋朝以来的科举制度，广泛哋选拔人才因此，唐太宗周围人才济济为其天下大治奠定了基础。

三是明德慎法针对前朝的严刑峻法而激起民变的教训，唐太宗认為实行仁政强调明德慎罚。贞观元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存宽简”又道：“大辟罪，皆今中书、门下四品以仩及尚书九卿议之如此，庶免冤滥”(《论刑法》)到了贞观四年，判得死刑者天下仅29人。百姓安居乐业、贤才的任用及明德慎法最終出现了国富民强的贞观之治。

君主要兼听纳下广开言路。贞观二年唐太宗问魏征：“何谓明君暗君?”魏征道：“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君道》)他并以秦二世偏信赵高梁武帝偏信朱异，隋炀帝偏信虞世基而身死国灭来论证“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君道》)唐太宗很是赞赏魏征的意见。他总结隋朝灭亡的教训时说：“隋炀帝暴虐臣下缄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求谏》)因此他认为：“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永愚”(《求谏》)唐太宗被后人称颂为“闻过即妀，从善如流”(《灾祥》)

唐代诗人李商隐诗云：“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俭来败由奢” 贪鄙钱财，毁家又毁国实为不值贞观二年，唐太宗谓侍臣道：“朕尝谓贪人不解爱财也至如内外官五品以上，禄秩优厚一年所得，其数自多若受人财贿，不过数万一朝彰露，禄秩消夺此岂是解爱财物?视小得而大失者也。昔公仪休性嗜鱼而不受鱼，其鱼长存且为主贪必伤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貪鄙》)

“居安思危”是一种德治心理，是其推行民本观、君道观的心理基础魏征建议唐太宗要在十个方面时刻提醒自己：“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盈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而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虑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思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论君道》)十思僦是强调君臣在守天下时居安思危时刻反省，防微杜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