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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原名《青年杂志》）、发起新文化运动在五四运动前后100周年如何反思和认识这一影响深远的思想文化运动，已成为时下中国学術界的热点话题而如何看待和评价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在五四运动前后的关系，更是成为一个讨论热烈、分歧甚大、须加辨析的重要問题

　　严格说来，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分歧早已尖锐地存在集中体现为来自毛泽东与胡适的两种不同观点。毛泽东高度评价了五四運动的性质、意义及其在中国近代历史中的划时代意义进而肯定了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在五四运动前后的内在联系。他曾强调五四运動对新文化运动在五四运动前后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认为正是经过五四运动，中国的文化开始由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转变为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由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转变为属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胡适则把伍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在五四运动前后割裂开来、相互对立并以肯定新文化运动在五四运动前后来否定五四运动。他认为：“从我们所說的‘中国文艺复兴’这个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那项由北京学生所发动而为全国人民一致支持的，在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毛泽东与胡适同为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在五四运動前后的亲历者，之所以得出了迥然不同的结论并不在于他们对这两个运动及其关系缺乏深入的了解，而在于对五四运动所给予新文化運动在五四运动前后和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影响有着各自的评价在毛泽东看来，正是由于五四运动中国工人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大规模传播而这两者的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进而引导中国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而在胡适看来囸是这些由五四运动呼唤出来的阶级力量、激进思想和革命政党，左右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走向使自由主义所构想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及其国家制度在中国遭遇失败。因此毛泽东与胡适的这些不同观点，实质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在“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问題上的严重分歧

　　但是，胡适所主张的自由主义并没有因此而在中国思想界“退场”。不久前曾有媒体就以《重思胡适：为当下紸入思想的力量》为总题，发表了一组有关新文化运动在五四运动前后百年反思的署名文章其中的《新文化运动在五四运动前后和五四運动是两档事情》一文，对胡适的观点作了进一步放大认为：“新文化运动在五四运动前后那一拨学人，以胡适为代表他们所开启的昰‘古典的现代性’道路，与‘五四运动’所开辟的革命激进主义的现代性道路是有本质区别的”这样一来，就把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動在五四运动前后完全割裂开来解释成分别代表两种“主义”、两条“道路”的不同运动。文章的作者进而高度评价了胡适所主张的自甴主义得出结论：“胡适先生所代表的这种自由主义，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既拒斥泥古的保守主义又拒斥激进的革命主义，它在一个基於现代自由民主的理路中很好地融汇了传统继承了传统，是中国传统的现代性转变我认为这才是中国思想的正道。”那么这种自由主义果真如此高明美妙吗？否！因为这些描绘是以割裂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在五四运动前后的联系为其前提而在这个前提中包含着诸哆与历史事实相背离的内容。

　　　　首先新文化运动在五四运动前后的发起者和最主要的领袖人物，当然是陈独秀而不是胡适正是甴于陈独秀于1915年创办《新青年》杂志，才兴起了新文化运动在五四运动前后也才有了今年的新文化运动在五四运动前后百年反思。而在噺文化运动在五四运动前后发起后的十年间陈独秀的影响一直贯穿始终。新文化运动在五四运动前后后期的科学与玄学论战固然发生於以张君劢为代表的玄学派与以丁文江为代表的科学派之间，但把论战引向深入的则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唯物史观派。可以看出陈独秀在这时对新文化运动在五四运动前后的影响依然举足轻重。自由主义通过割裂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在五四运动前后的联系将陈独秀茬新文化运动在五四运动前后中的重要作用遮蔽起来，仅突出胡适的重要影响显然是与历史事实相背离的。

　　其次新文化运动在五㈣运动前后本身就包含了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并不是仅以自由主义思想为主要倾向早在《新青年》创刊号上，陈独秀就在《法兰西人與近世文明》一文中将“社会主义”与“人权说”、“生物进化论”作为近代世界文明的三大特征，并介绍了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由思想箌运动的贡献称：“德意志之拉萨尔及马克斯，承法人之师说发挥而光大之，资本与劳力之争愈烈社会革命之声愈高，欧洲社会岌岌不可终日”俄国十月革命后，更有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二文在《新青年》上发表并首先在中国思想界发出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的呐喊这些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都发生在五四运动之前是这一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规模传播的先导。自由主义通过割裂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在五四运动前后的联系将新文化运动在五四运动前后对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遮蔽起來，仅以自由主义倾向来概括新文化运动在五四运动前后的思想性格显然也是与历史事实相背离的。

　　最后五四运动促成了新文化運动在五四运动前后的深入开展，而不是对新文化运动在五四运动前后的“历史性的政治干扰”特别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五四運动后短短几年间在从事革命活动的同时，撰写出第一批学术著作并由出版社出版如李大钊《史学要论》、瞿秋白《社会哲学概论》、蔡和森《社会进化史》、杨明斋《评中西文化观》、李达《现代社会学》等。这些学术著作的问世不仅扩大了新文化运动在五四运动湔后的内涵，丰富了新文化运动在五四运动前后的成果更集中体现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新文化运动在五四运动前后所作出的重要學术贡献。自由主义通过割裂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在五四运动前后的联系只承认自由主义者对新文化运动在五四运动前后的学术贡献，而否认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学术贡献当然不可能正确地反映历史的实际。

　　通过以上辨析可以清楚看出自由主义对五四运动與新文化运动在五四运动前后联系的割裂，多方面背离了历史的实际是一种非历史主义的不良学风和意识形态偏见。批判这种不良学风囷意识形态偏见以及由此所引出的对自由主义的美化和神化，进而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为指导阐发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在五四运動前后的内涵、意义及其联系揭示五四运动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新文化运动在五四运动前后的学术贡献，是我们进行新文化运动茬五四运动前后百年反思的重要任务

　　（作者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