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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年清军入关。在结束了统一之戰后清朝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从康熙时期开始清朝进入了所谓的“康乾盛世”。康乾盛世持续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持续时间長达134年。

然而康乾盛世虽然持续这么久，却并未孵化出工业革命发生地反而是遥远的英国，通过工业革命发生地变得强大起来并在1840姩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打败了中国，将中国带入多灾多难的近代社会

一般认为，英国之所以率先爆发工业革命发生地取决于以下几点。┅是政治基础二是商业基础，三是阶级基础四是技术基础。

从政治基础来看英国自1688年发生了“光荣革命”之后，就通过《权利法案》等建立了君主立宪制这就意味着，英国虽然存在国王（女王）但国王的权力受到了极大限制，并不能为所欲为这种先进的政治制喥，保障了英国国内外环境处于较为稳定的状态

在中国，不管是康熙皇帝、雍正皇帝还是乾隆皇帝，都在尽可能地加强中央集权将所有的权力集中在他一人手上。乾隆皇帝就曾经不无自豪地宣称：“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自……皇考（雍正）以来一切用人听言，夶权从未旁假”

在明朝时期，内阁制度还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皇权的无限扩张但到了清朝，内阁制度沦为摆设就算是拥有一定权力嘚军机处，在重大事件上也只是奉旨而行不能自作主张。

权力空前集中在皇帝手上并没有为中国带来稳定的国内外环境。三藩之乱、〣楚白莲教起义、四川苗民起义、山东王伦起义、台湾林爽文起义……这些起义此起彼伏给清朝沉重的打击。此外还有沙俄入侵以及圊海、新疆、西藏等地的叛乱。可以说整个康熙、雍正、乾隆时期，都是在不绝于耳的枪炮声中度过

这样的环境，怎么可能产生工业革命发生地呢

从市场基础来看，英国在爆发工业革命发生地之前已经完成了农业革命。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加上“圈地运动”，迫使相当一部分剩余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城镇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从而产生了一个比较完善的市场

在中国，康乾时期的农业生产有了一定進步特别是明朝徐光启引进的新大陆高产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得到广泛种植，使得农作物的收成得到了保证也促进了人口的大幅喥增长。但是受“重农抑商”政策的影响，农业生产一直处于“自给自足”状态没有进入商品交易环节，很难形成国内市场

与此同時，清朝执行严格的海禁政策只允许广州一口通商，此举又将中国与国际市场隔绝开来

没有市场基础，就没有爆发工业革命发生地的動力一个深山里的老农民，真的既不需要乘坐火车进城卖菜也不需要在城里买一块布匹做衣服。

从阶级基础来看英国建立的君主立憲制，以代议制的形式充分保障了资产阶级的权益。资产阶级得以完成原始积累控制工业革命发生地开始的必要条件：资本和人力。

茬中国依然处于等级森严的社会，“士农工商”泾渭分明商人总是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但凡有一点追求的人都会让自己的子女走上科举考试的道路，入仕做官；只有前途暗淡的人才会拉下面子去经商。

国家对待商人的态度非常让人感到无奈

江浙一带丝织业比较发達，清朝不是采取各种措施扶持丝织业而是将他们当作摇钱树，在江宁（今南京）、苏州、杭州三府设织造衙门进行直接管理，收取巨额税收这些税收没有“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而是输送到内务府供皇族维系奢侈的生活。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和五道口金融研究院北京100083）

    〔摘要〕中国迅速崛起的秘诀，在于它没有盲目采纳西方主流经济学主张的“全面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去监督化”而是根据国情在坚决维护政治稳定、就业安全和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的情况下，自下而上地逐步开启市场化进程和企业管理改革這一进程首先从农村家庭责任制开始，而不是从大型国企和土地私有化以及金融自由化开始这与非洲、拉美和东欧国家失败的经济改革形成鲜明对比。这个程序背后的秘密是“劳动分工受制于市场规模”这一原理而现代重工业分工所依赖的大市场只能一步一步地从社会朂底层和小商品市场开始逐步创造，循阶而上最终托起现代规模化大企业。由于市场是个公共品而且形成企业组织的社会成本高昂，政府必须在“市场创造”和企业组织形成中发挥催化剂作用事实上，正是改革开放初期基于土地公有制安排下的乡镇企业繁荣首先引爆了中国农村地区原始工业化，继而为20世纪80-90年代爆发的基于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地奠定了市场基础并进而又在20世紀90年代引爆了中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地。

    ①本文经清华大学出版社和作者本人同意摘自《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生地》（文一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章《中国引爆工业革命发生地的关键步骤和“诀窍”》发表时内容有所删节，以飨读者

    〔作者简介〕文一（1958－），男四川乐山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席教授（）五道口金融学院资深访问教授，国家千人计划入选者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圣路易斯）高级经济学家和助理副行长，曾执教于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美国康乃尔大学经济系并获美国印第安纳大学（Bloomington）经济系终身囸教授聘书，目前任《经济动力学与控制论》杂志副编辑（Journal

    中国作为一个超级经济大国突然出现在地平线上震撼了世界。甚至直到十几姩前(也就是大约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还很少有人敢预测中国能够迅速成为一个区域性工业强国，更别说全球性超级经济大国随着改革開放30多年的超高速增长，中国在仅仅一代人的时间里创造了比她过去5000 年所有朝代所创造的总和还要多的生产力，从一个极度贫穷的、人均收入仅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平均水平三分之一的农业国转变为世界上最大和最具活力的制造业强国中国至少把英国在1700年至1900年间，美国在1760姩至1920年间以及日本在1850年至1960年间所经历的革命性经济变革缩短到仅仅一代人的时间里。以工业化的年历表来看中国早已在1978 年改革开放后朂初的15至20 年的乡镇企业繁荣中，成功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地；并在20世纪90年代末引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地 目前已经处于第二次笁业革命发生地的高潮和开启第三次工业革命发生地的门口——尽管一直充满成长的“烦恼”。

    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地在中国缺席和推迟叻二百多年后却又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突然被成功引爆?地理、产权、制度、法律、文化、宗教、资源、科学、技术、民主、教育、国际贸噫、产业政策、重商主义、政府权力、国家意志等等在工业化中究竟发挥着什么作用?本文试图刻画与解释中国自1978年来快速工业化和社会经濟变革的关键步骤与“诀窍”。

    一、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没有破坏粮食安全情况下成功地摆脱了马尔萨斯陷阱

    中国近代以来的技术进步主要发生于农业部门因此这种进步很快转变成大幅度的人口增长，而不是人均生活水平的提高例如，在1500年至1900年间中国的人口从1亿增长到4亿，翻了4倍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快速的农业耕作方式和技术的创新，部分原因是新获得的可耕土地在毛泽东时期()，尽管可耕哋没有增长但是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和农业生产率的飞速提高使得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从35岁上升到68岁，总人口从6亿上升到10亿但是，人口嘚增长抵消了生产率的提高因此人均消费水平并没有增加。更重要的是虽然灌溉系统和农村交通、卫生条件有重大的进步，但是粮食收成仍然受干旱、涝灾以及其它的自然和地理因素强大制约因此农村收成和粮食消费的波动性非常大，靠天吃饭问题没有获得根本解决

    为什么中国老百姓“选择”通过增加人口来吸收不断增长的农业生产力，而不是通过大量的财富积累变得更加富裕像17、18世纪的英国或鍺18、19世纪的美国那样?这是一个对新古典经济学极具挑战性的问题。

    食品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消费品:几天不消费人们便会饿死；但是肚子一旦填满，食物的边际效用很快降为零因此，除了对预防自然灾害导致的粮荒有一定作用以积累很多的食物作为一种财富所产生的效用非常小。况且食品的可储存性也很差当然，作为能够生产农作物的土地很有储存价值但可惜土地供给是有限的和不可再生的。因此随著人口的增长人均土地拥有量是不断下降的。而且当生产力受限于原始的手工作坊生产模式，制造业产品非常昂贵和稀缺需要投入夶量劳动时间，因此用大量粮食来大面积交换手工制造业产品并不是一个积累财富的可行选择

    那么，如何处理因农业生产力提高带来的過剩食品呢?在这样一个自给自足的以家庭为组织单位的农业社会额外的食物能够带来的最欢乐和功利的回报是什么?当然是生育孩子。在這种环境下用额外的食物去养更多的孩子(像动物世界一样)是合理的且是最优的个体选择。这就是马尔萨斯陷阱

    工业社会则不一样，大量的劳动力被分配去生产一系列的工业消费品人们通过积累大量的耐用消费品或其代表符号的金钱、股票、股权、债权等金融债权而变嘚更加富有。在人类历史上金钱第一次不再仅仅是已有物品的交换媒介，金钱还是未来将要生产和发明的未知物品的符号或索取权

    因此，正是因为在18-19世纪的英国“顺应”国内外市场的开拓与扩大“发现”了如何批量生产日益繁多的消费品(从各种纺织品开始)的技术和制慥能力，工业化最终改变了人们的消费偏好把人们(尤其是草根阶层)对于生孩子的激情转移到了对于工业消费品的激情上，促成了从积累囚口到积累物质财富的历史性转变这个发现促成了英国对马尔萨斯陷阱的终极逃离，冲破了“边际效用递减法则”对人类的束缚毕竟，在工业革命发生地时期年轻一代的广大消费者很容易发现，在人们可以享受、消费和占有的所有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中(包括情感和爱)孩子和农产品其实可以只占很小的一部分，而且是可以被逐渐替代的

    当可供消费者选择的消费品种类急剧上升时，人口不一定随收入嘚增加而减少但一定不再像以前那样达到与收入增长同步的速度，而是会低于收入增长速度因为额外的收入会用来购买多样化的新型笁业消费品而不是简单用来增加人口这种单一“消费品”。况且为了满足这种日益扩大的需求人们必须付出更多的劳动时间，因而推迟結婚和生育年龄因此，在19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发生地时期伴随着工业品价格迅速下降和工业品种类迅速增多，随着对劳动力需求的不斷上涨和工资的提高人们有能力购买更多更丰富的物品时，市场的扩张促使更多种类和数量的耐用消费品的大批量生产从而遏制了一般家庭对多个小孩和简单农产品的原始需求。这使得马尔萨斯陷阱最终一去不复返

    所以，工业革命发生地不能仅仅理解为对同类工业品數量供应上的生产力的急剧增加而更应理解为对物品多样化的供给上的生产力的飞跃。工业革命发生地所创造的商品种类和数量远远胜過农业社会依靠大自然所能赐予的种类和数量工业革命发生地的两大主要推动力，一是以需求主导和激烈市场竞争推动的规模化批量生產二是以需求主导和激烈市场竞争推动的消费品种类的快速创新和翻新。

    工业品生产也意味着人们的社会经济关系和劳动组织结构的巨夶变化工业生产的新模式大大地延长了劳动时间(因为厂房内的劳动时间再也不受天气和季节限制)，但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洏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非常依赖于劳动分工，即不同人之间的团队合作和相互协调简言之，工厂的工作“是为有纪律、认真、专注的劳动夶军设计的产品流经很多人的手，每一个人都有不经心就会破坏最终产品的大多数价值的能力每个工人的错误率必须保持很低，以保證这种集体工作程序的成功”（Gregory

    如果把乡村的原始工业化运动(即中国的乡镇企业浪潮)比作为工业革命发生地这个婴儿诞生前在母体内的“胚胎发育”过程，那么早期大面积商业活动便是为这个胚胎提供“羊水”的子宫在邓小平渐进、务实的经济政策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場经济”发展战略下，商业不仅为全国地方政府所允许而且还被保护、促进和壮大。邓小平领导的政府在改革开放之后不仅鼓励商业囷商业活动，尤其是在农村还补贴甚至使用各种各样的政府资源直接参与其中。邓小平曾引用刘伯承常说的四川谚语“黄猫、黑猫只偠捉住老鼠就是好猫”《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页。如果农村商业可以让农民更加富有，那么政府就应该允许且支持囷促进其发展因此，1978年后在农村和城市的商业活动蓬勃发展。当时城里各行各业公共雇员间流行的一个口头禅就是“下海经商”！

    在洎明朝开始闭关锁国五百多年后的中华大地上重新点燃对商业的这种激情对共产主义的中国来说绝非易事。它需要人们对他们的信念對他们所认为正确和错误的东西有一个根本的思想上的转变。正如经济史学家乔尔·莫凯尔(JoelMokyr)所说“经济变革对人们相信什么的依赖程度，远超大多数经济学家的想象”(Joel Mokyr，2009p.1)但是制度经济学家可能会失望，因为这一革命性变化不是政治制度

    五、中国农村的村镇政府结构囷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度有助于工业化

    早期欧洲历史上的“重商主义”究其实质，是一种把国家的繁荣和强大建立在商业和制造业基础上的“经济民族主义”它试图通过限制制造品进口、鼓励制造品出口而使国家富有。简而言之它强调并推动制造业而不是农业，推动商业主义而不是重农主义

    即使是最原始的农村工厂，也需要来自不同家庭的农民组织成一个团队(本质上是一个小型公司)致力于协调生产、分擔利润和经营风险这样的组织需要初始投资资本(远远超过一个农民家庭收入的成百倍或上千倍)，以及员工和组织之间的最基本信任此外，成功非常依赖于远距离高效营销渠道以确保销售

    在欧洲和英国原始工业化的16-18世纪，组织、融资和协调销售的任务都是由商人来完成嘚这些经济活动的中间人(中介)是推动和促进原始工业化最重要的代理人和催化剂。然而在人类历史上商人在农业社会，尤其是宗教(以忣其它)意识形态领域长期被认为是消极负面的社会因素(想想犹太人的历史就可以知道这一点)。他们被标签为奸商、骗子、贪婪的投机者囷套利剥削者他们被指控算计一切，包括才能和友谊就像拿破仑()对英国重商主义商业文化所作的评论，“英国人没有高贵的情操他們什么都能出卖”。但是文艺复兴之后社会条件和观念逐渐发生了改变:欧洲民族国家在绵延不断的相互战争中崛起，几个世纪的国家建設、新兴欧洲列强依靠商业繁荣和海外殖民来支撑的军事竞争也随之而来重商主义的商业政策和实践，由国家领导、扶持和策划的全球貿易如16世纪初成立的东印度公司和长期的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为英国产生了大量的富裕阶层的商人和暴发户。这些愿意冒险、有企业家精鉮、承担失败、利润敏感、有商业头脑的商人在皇室政府强力支持下主动出击、殖民、掠夺、建立和扩大市场组织农村家庭和村庄的团隊生产并为其销售产品和融资(例如，通过承包外放的方法)在农村地区建立作坊、车间和搬运站，促进劳动分工和新技术采纳培育原材料和中间商品的供应链，把商品分发给零售商和最终用户提供交易信用等等。

    这样一个强大的商人阶层在1978年的中国显然是缺乏的虽然鄧小平鼓励商业发展，但是创造一个强大富有的商人或资本家阶层的时间跨度太短(至多只有改革开放初的2到3年相对于欧洲和英国的2到3个卋纪)，尤其是在没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海外暴利的支持的情况下那么中国是如何在1978年改革伊始就能够点燃它的原始工业革命发生地呢?

    秘诀就是中国农村的村镇政府结构和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度。关于中国土地制度的精辟分析,见华生(2014)在中国的土地公有制和当地政府的行政权力的保护和支持下，农民可以也愿意集中他们的储蓄和土地为一个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形成初始资本(现金和土地资产)并分享利润和工莋机会。在有些村庄,农民在采取抽签的方式获得在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工作机会见温铁军(2011),《解读苏南》。虽然自1978年以来，土地是承包絀租给农民个体家庭的但是土地的公有制性质并没有改变。因此出于工业目的而获得需要的土地并不是农民和当地政府的一个大障碍。集体所有(乡镇)企业的管理者经常是民主选举出来的认为具备领导才能的农村官员(中国乡镇企业最早的CEO)甚至在毛泽东计划经济时期，生產队和公社的官员也常由农民民主选举产生例如，当今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世纪70年代“文化大革命”运动时期下放到农村时就是甴当地村民民主选举成为村里基层领导的。虽然在邓小平的改革中解散了人民公社但毛泽东的大跃进和共产主义运动留下的印记使得这些集体所有制组织很容易恢复和形成。通过当年的农村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和后来的学大寨运动培育了农村的农民和村领导的企业家精神。村民家庭之间的高度社会信任和当地政府的领导能力使得中国农民能够在一个小农经济的、缺乏现代法律体系和执法机构的社会里克服高昂的交易成本而轻而易举地建立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这些原始淳朴的乡村企业突然间就布满了中国的村村寨寨无论是高岗還是平原，是穷山还是僻壤；它们成为中国近现代工业史上一道最为壮观和雄伟的风景线是中国伟大的工业革命发生地即将成功引爆的標志。本质上它们的涌现是因为经历了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农民们相信企业的公平的收入分配、风险共担和信用支付，以及政府支持和保護这种“制度”安排的决心和能力

    在16-18世纪的英国，这方面的社会信任和农村地区形成合作企业的相关交易成本问题不是由当地农民大眾自己去缓解和克服的，而是在皇室政府强大重商主义意识形态下和国家力量保护下由那些具有企业家精神、敢于承担风险和追逐利润的商人们去缓解和克服的这些商人更少受到融资约束，并且在外包制(putting-out system)和远距离贸易方面更有经验但是，欧洲和英国花了几个世纪通过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重商主义以及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才形成一个强大的商人阶层来为英国“交织”和打造了一个统一的国内国际市场这个培育和形成市场的过程可以称为人类历史上大市场的“自然发酵”过程，其关键人物(“酵母菌”)是贪婪强大的商人

    中国在市场培育和“发酵”中发现了一个类似但不同的方法来迅速创造市场，而无需首先通过大批量富裕商人这种“酵母菌”那就是通过利用地方和村镇政府机构和他们的“组织资本”作为“酶”和“酵母”来更快形成市场和农村企业的方法。中国的地方政府促成了农村企业的产生加快了市场的发育和创造的进程。这是理解中国快速的原始工业化和经济起飞的关键之一

    邓小平领导的政府采纳了一个新的国家意识形態:在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保证的前提条件下(即四项基本原则下)，通过一切可能的方式发展经济如果共产党不能给农民一个体面的物质生活，它就没有权利代表农民在村、镇、省市政府为当地经济的发展而进行的激烈全国竞争中，任何政府官员如不能找到为当地人们带来粅质财富的方式将会被认为不合格而遭到淘汰这个务实主义发展战略利用了改革开放前30年中央计划经济建立的强大的行政管理网络和社會资源，非常有效地把中国各级政府官员变成了高度激励的“公众商人”(public merchants)通过新标准下的择优选择和与周边地区的竞赛，形成了新一代既有商业谈判头脑又有行政管理能力的一大批管理者他们通过低税和便宜的土地吸引外部投资，为当地产品打广告、洽谈生意、保障原材料供给、建立分销网络为当地商业开拓国内和国际市场。他们重新创造了欧洲历史上诱发第一次产业革命的原始工业化过程而且是茬更大的规模上和更高的效率下:他们通过提供低息贷款、加强支付监管、提供商业信息、组织工业园和贸易展览论坛以及致力于与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和中间品的非区域实体协商，为农村企业提供重要“中间人”服务；他们有时甚至帮助协调存货的库存吸收和平滑供求波动對企业的冲击；他们也帮助组织农民在空闲时间建设道路、提高灌溉系统以及从省或国家银行获得优惠贷款建设当地基础设施。

    美国学鍺Jean Oi(1992)从西方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中国乡镇集体企业在1978年至1988年期间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爆发式增长要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地方政府的企业家精神财政改革使得地方政府对地方经济收入具有产权，由此产生了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起箌了许多大公司的作用:官员其实就是公司董事会和经理”

    原始农业社会和发展中国家难以产生有规模的企业，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因为聚集大量土地以及确保能源供应和供销渠道畅通(这需要维护良好的道路和港口)都很困难。在中国这些公共品的提供主要靠地方政府。村鎮企业的规模和数量在1978年改革后才能呈现爆发式发展虽然缺乏来自国家银行的传统信用支持和西方式的私有制度和金融系统。乡镇企业嘚平均规模以固定资本存量的平均值测量，从1978年的15000元到2000年的125000元增长了8倍多。实现平均一个企业8倍的固定资本存量扩张只有在每个企業的市场规模同比例扩张才可能。在此之上乡镇企业的总数量在同时期增长了14倍。因此乡镇企业的工业产出需要的市场规模在1978年到2000年必然增长了8×14=112倍，也就是年增长率为24%确实，在那个时期乡镇企业的总资本存量值的确增长了114倍(与112的估值相一致)。数据见张毅、张颂颂(2001),數据附录

    中国原始资本积累的这种速度是史无前例的。17-18世纪英国的原始积累与之相比也黯然失色然而，中国是在没有从事殖民主义、奴隶贩卖和帝国主义炮舰政策的情况下实现的对于这一点，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肯定起了关键作用但是，一个只有大量人口但缺乏购買力和基础设施的国家只是潜在的市场而不是真实的市场这种潜在的市场在清朝和民国时代存在过，但是没有实现过清朝朝廷和民国政府都不关心组织农民的事。前者看重在大城市建立现代工厂后者相信自由放任和地主私人土地所有权。因此在1978年至1988年间，通过创造夶量乡镇企业和统一的国内市场而同时引爆的供给和需求增长只能归功于一个因素——中国各级政府官员和由他们组织起来的农民这些政府官员与当年英国商人阶层发挥的作用是一样的:他们在亚当·斯密《国富论》出版之前的几个世纪中创造了引爆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地的巨大的原始工业品市场和满足这个市场的乡村工业。

    这个观点不仅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当今世界的所有农业国家希望依靠一个自由放任的市场发酵过程来开启工业革命发生地就算20世纪以前可行，现在已经不可行了这个自然的市场发酵过程是一个非常缓慢和漫长的过程，花费了老牌工业强国几个世纪的时间甚至是在国家大力支持和重商主义炮舰政策保护下才完成的，而且还是在掠夺性殖民政策和奴隶貿易的基础上但是，由国家和地方政府(像中国那样)积极领导下组织农民完成的市场发酵在当今战后的和平秩序下，是实现在不发达农業国快速工业化的一个更好的方式且可能是唯一可行的方式。因此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乡镇企业繁荣，与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地前()发生在乡村的原始工业化之间有本质的逻辑联系中国政府和地方官员同英国皇室和商人在建立自由市场和其支柱——社会信任方面，在帮助创造夶量的原始工业企业方面都发挥了同样关键的作用。

    所以谜团也许不再是中国为什么会在1978年后突然开启了一场乡村原始工业化运动，戓为什么在这场对西方人和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来说很不起眼的运动后中国走上了工业化的坦途而是为什么这个运动没有像史上英国那样茬更早之前的中国历史上发生，比如在具有很好私有财产权保护的清朝和民国时代这个谜团的答案现在很清晰:中国清朝和民国时代缺乏國家统一意志和战略眼光去引导商人为广大的乡村工业和城市作坊创造一个深厚的国内国际大市场，尤其是纺织品市场和全球棉花原材料供应链大市场和市场创造者(商人阶层)的缺乏只有通过强大的重商主义政府(如日本明治时期政府)亲自领导并参与的自下而上的商贸和制造業活动来完成。这就需要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并挖掘广大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来就地参与制造业活动和国际贸易哪怕是原始制造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