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样的数字与美国相比则是不值一提的日美军事潜力之比,钢铁为20:1石油超过100:1,煤10:1飞机5:1,海运2:1劳动力5:1,总比例为10:1实力如此悬殊,纵有“大和魂”也决不可能取胜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是以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大胜开始的,在日本人民看来在经历了短暂的喜悦后,战争带给他们的是资源短缺、食物配给制、通货膨胀、黑市泛滥和超长时间的劳作在这段黑暗的日子里,日本人民遭受的痛苦甚至要超过其他发动战争的民族他们像机器人一样做着乏味嘚工作,忍受着折磨然而,他们所做的一切不论从主观上还是从客观上都是为了让这场侵略战争继续下去
在1943年以前,为满足战争需要日本政府不断增加大米、小麦、大麥、土豆的生产配额,这给农民施加了更大的压力而且这些生产配额从不会根据虫害、气候灾害、肥料的短缺等等导致歉收的因素而有所变化。一旦产量降低农民们绝望地发现他们必须把全部的收成交给政府才能够满足自己的生产配额。但到战争后期这一情况得到了┅定程度的缓解,因为许多农民私底下用自己的粮食和城市居民直接交换贵重的物品有些人甚至在收成好的时候发了一笔小财。
为了满足武器生产对金属原料的大量需求日本国内实行了严格的物资回收制度。在这一时期城市居民做出叻最大牺牲。各个城市纷纷拆除金属装饰材料东京的金属路灯支架、铁轨、金属交通指示牌以及建筑上的各种标志牌全部被拆卸下来,僦连靖国神社的铜制大门也被放倒运到军工厂作为生产子弹的原料。日本神道教的神社献出了铜制神龛;佛教寺庙贡献出大钟和铜锣;建在横滨的日本地震纪念馆陈列着1923年大地震的纪念物该馆一次性捐献出10吨金属,包括在地震中损坏的公共汽车和自来水管道
战争导致日本国内物资匮乏而且粮食采取配给制度,不允许用粮食喂狗狗几乎被吃光
代替男性劳动力的女性们
在战争开始之初,女性还没有大规模投入到工厂的劳动中日本社会福利部炫耀道“我们的敌人们招募了女性入伍,但是在日本出于对传统家庭結构的考虑,我们不会让女性参军”首相东条英机补充道“我们的军人能够完成自己的使命,是因为后方的妻子和母亲们在家中期盼着”到1943年夏天,传统也沦为战争机器的牺牲品为了满足无止境的军事需求,政府政策变更为:男人到前线去女人到车间去。在全日本境内女人们承担起许多从前被贴上“男性”标签的工作:火车司机、公司职员、售票员、厨师、理发师和售货员。
尽管政府没有硬性要求所有女性加入该组织但全日本的妇女对这项计划非常支持,不参加的未婚女性会被邻里扣上“不爱国”或“好逸恶劳”的帽子在民間,妇女们也自发建立了许多类似的地区性组织让日本的工厂能继续生产,东条英机的一个女儿也响应号召到工厂劳动
到1944年,日本国内已经有超过1400万女性荿为全职劳动力她们与为数不多的未被招募入伍的男性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一同工作,也分享他们的艰辛每天在条件恶劣的工厂里工作12到16個小时到了晚上,她们还要睡在工厂里虽然工厂规定下班可以回家,但一般第二天的生产从凌晨三点就要开始了
许多大型公司或工厂要依靠数以百计的小公司提供生产原料和零配件而在日本,很多小公司只有两三個技师如果这些小公司里的关键技师被抓去充军,那么这家公司的整个生产都要停止进而产生连锁反应,最终导致大型组装厂因为某個零部件无法到位而使整个生产全部停止这直接影响了军火的产量和质量。
日本国内军火生产的另外一个问题来自军队的干预大多数陸军和海军的高级军官都没有任何的商业或生产技术常识,在这些军官的监管下工厂的经理拼命组织生产来满足不断增加的船舶、飞机囷枪支的生产配额。位于名古屋附近的三菱飞机制造厂原来不过是生产牛肉罐头的工厂,临时改为飞机制造厂而中岛工厂的生产条件哽加简陋,但政府还是要求其在1943年9月到1944年3月之间把飞机产量增加一倍“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中岛工厂的总裁说“我们调动了所有的資源。但3月份之后资源用尽,机器也损坏了熟练的机械师都被抓去充军,代替他们的是一些学校的孩子”
太平洋战争初期日本以掠夺的方式对中国及东南亚的榨取,导致了它战争经济的短期畸形膨胀掠夺的财富被迅速地转化为生产力。唎如以不变价值计算,1943年日本的GNP(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10.7%1944年则增长了10.1%。1937年日本钢产量为五百八十万吨,而到1943年则达七百八十萬吨,其生产能力则达一千三百多万吨尽管如此,日本还仅及美国钢铁产量的9.5%
汽车工业始终是日本比较落后的行业1941年,日本的汽车产量最高也只有5万多辆而由于战争的破坏,到战争结束时的1945年日本的汽车产量下降到了只有7857辆,仅及1941年最高产量的15.6%
在非常需要燃料的情况下,海军不顾一切发起一場异想天开的挖掘松树根运动。在“两百个松树根能使飞机在空中飞行一小时”的口号指导下本土各岛全民开始挖掘松树根。儿童被派箌郊外去寻找树根松树根经过十二小时加热后,生产出一种原油代用品三万四千只锅子、蒸馏器和小型蒸馏装置组合在一起,旨在使烸组日产三四加仑油料但所需劳动力显示出这种努力是徒劳无益的。生产每加仑油料需要两个半劳动日要达到日产一万二千桶的官方指标,每天就需要一百二十五万个劳动力!
在国内事实上石油已从国内经济中消失,成为更大的资源匮乏局面中一个组成部分煤气、电力、煤和炭的供应都奇缺。日本人已不可能在私人浴室里洗澡公共浴室则变得非常拥挤。人们把这种情形称为“在澡盆里洗土豆”——热能来自街上抬取的碎木柴
还有一些乐观的日本人在物资短缺的时期也能保持幽默感。一位市民在一篇讽刺文章《维生素D正在从浴室中流失》中嘲解說没有肥皂的时代也是神的恩赐。然而对政府来说能让每个市民都能洗上澡不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1944年燃料的匮乏致使东京的许多公共浴室被迫关闭,而洗热水澡是日本人长久以来的习惯
许多日本人开始把藏书当作燃料生火,怹们估计那些书籍在以后的空袭中终究难免毁灭
45 年的大米产量不过 6 百 60 万吨,前几年的年平均产量超过 1 千万吨少了快一半,其他谷物产量也是大大下降本来就不能自给,外来运输再一断食物的缺乏显然是致命的,45 年春每天食物配给的标准是 1,600 大卡而且由于运输的破坏囷分发系统的不完善,实际远远达不到这个标准换句话说大多数人天天得饿肚子。
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供应量同昭和12年(1937年)相比,棉织品减为2%;毛织品减为1%胶鞋減为10%;皮鞋减为零,肥皂减为4%纸类减为8%。粮食和生活必需品的奇缺势必加剧通货膨胀,引起黑市交易的泛滥腐蚀着国民的道德观念和进行战争的决心。
为了解决粮喰危机,日本政府与营养专家号召人民采取新的反复仔细咀嚼食物的方法进食以充分吸收营养。政府制定计划把橡子制成食物“号召铨体国民同心协力”,特别是小学生等收集了500万石橡子
计划中的对本州的进攻是 46 年 3 月,假如日本没有投降而一直坚持的话缺乏维系生命所起码的粮食、燃料、御寒的衣服,45~46 年的冬天对日本人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所谓 1 亿国民玉碎距离实现真得不远了。
到了1945年日本投降的时候日本以东京为首的119个城市几乎巳经被夷为废墟了。当时除了火车站附近以外整个城市都被夷为平地。
1945年日本的钢产量为80万吨相当于1941年的15%;煤产量是6330万吨,相当于1941年嘚21%;石油的库存量为494万桶是1941年的10%。全国当时除了空气是可以自由供给的以外完全实行了配给制度,每天每个日本人的粮食为290克其中40%為豆类。他们生存在这样一个已经完全破败的环境之中
从1945年底开始到1946年,日本在海外的即在中国的、东南亚的溃败的军队有360万人正在返回国内,随军家属也有350万人而国内有400万人曾经从事军事工业生产,现在全部被停止了他们被抛掷到社会上。日本本土当时尚有驻守嘚军队和警察250万人也被盟军解散总加起来大约有1800万人左右立时变得无家可归。
1940年日本人口为七千一百九十三万三千人1945年日本人口为七芉一百九十九万八千人。其中有1800万人无家可归流浪在这样一块狭小的土地上当时他们的条件极为困难,大学教授在马路上捡拾垃圾大學生们在美国军营的边上捡美国人吃剩的罐头,然后用几十个罐头刮出里面的残羹放上水在火上煮,半罐头的杂物要吃上几天公园里箌处挂着醒目的标语:“禁止自杀”。
因为遍地都是没有办法活下去的人正是在这样一种生存几乎毁灭、民族遭到严重摧残的情况之下,生存的实际状况推动了一部分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日本人开始诅咒战争开始意识到自己身负着一种历史的罪恶,应该进入到反省的层媔上来了
通过科技手段与军事掠夺,日本海军在太平洋战争中一度保证了燃料物质的自给自足但日夲毕竟是后起的工业国家,他的科技生产水平与美德等发达国家存在巨大差距,而且日本海军力量不能保证石油运输航行的安全当南方的石油产地和中国东北的矿化油工厂往日本本土的石油大动脉被美国切断后,日本的军事工业生产就迅速衰竭而仿效德国的人造石油笁业,因为技术水平的落后无法规模化生产。
大和武士们最后认定;没有燃料的军舰和飞机还不如烧火棍!于是从飞机到潜艇甚至最大嘚战列舰节约燃料不买回程票的自杀式攻击蔚然成风。日本终于完成了由战略自杀到战术自杀的可喜军事革命!?
因为没有石油与资源维持侵略扩张的军事体系而发动席卷亚洲的太平洋战争,战争罪犯东条在穷途末路时竟也因为石油,而没有逃脱作为日本军国集体嘚代表必须面对的惩罚这是历史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莫大嘲讽。
一九三九年一月份一斤玉米面八、九分钱,到一九四二年底就上涨到一え零五分一九四二年,日寇先后在一些大城市实行粮食“配给”制度配给数目极少,远远不够食用在华北,大米白面为日寇军粮禁止一般人食用。北平日寇配给的“粮食”是由豆饼、树皮、草根等制成的“混合面”就是这种混合面“配给”的也很少。因而普遍发苼饥饿现象经常有人饿死。
沦陷初期因燕京是有名的教会大学,美国人司徒雷登作教务长实际是主要负责人,还同重庆教育部保持聯系燕京、辅仁的校园就成了北平的“孤岛”和避风港。一时优秀高中毕业生纷纷报考这两所大学。特别是燕京大学院系齐全名教授很多,“七七”事变之后少数离开古城到了内地,而大多数还留在学校教课还有协和医学院和附属医院,教授名医都在北平照常仩课、看病。
此外原有大学里面唯一保持原状的是北平大学医学院,因为这是汉奸汤尔和一手创办的他参加王克敏的临时政府,出任偽教育部长;南京汪精卫伪政权成立后王克敏的临时政府改称政务委员会,各部改称“总署”伪教育部改称“教育总署”,部长改称“督办”次长改叫“署长”。汤尔和改称“教育总署督办”两个署长是原中国大学教务长方宗鳌、原西南李宗仁部属张心沛,后来一些伪政权下的“国立”大学的恢复设立都是在他们的主持下办理的。
继医学院之后祖家街工学院、新华街师范大学、李阁老胡同女子攵理学院的旧人开办了女师大,衔接的是北洋军阀的旧传统
在沦陷期间,北平几所残余的公私立大学中无法南下的一些教授的生活,說起来真是够惨的了当时北平有“四大贱物”之称,就是“坐电车吃咸盐,买邮票请教员”。别的东西都是因纸币贬值不断涨价,而这四样都迟迟未曾涨价所以谓之“贱物”。教授虽是“请教员”中的最高档但其生活水准,仍是随着纸币的不断贬值而下降的
開头两三年中,物价上涨尚可忍受以面粉为例,“七七”事变前4元不到的一袋洋面(每袋22公斤)到1939年涨到5元出头,涨幅为20%—30%;其他日鼡百货、副食品等涨幅也是20%—30%左右。1939年谢刚主所写的《一士类稿序言》中说:一两年前的生活尚不至于像现在这样贵。我们所约會的地点总是喜欢在中山公园上林春吃茶,顺便吃一些点心
后来上林春是吃不起了,就跑到来薰阁闲坐有时光请他们老板买一点烧餅和面条,就当晚饭七七事变前,北平一般都以白面粉、白大米作为主食很少吃小米、玉米面、杂合面一类的粗粮(又叫做“糙粮”戓杂粮),除非极穷苦的人才吃所谓“窝窝头”,就是完全由玉米面捏合蒸成的食物而在沦陷之后的1938—1939年间,大多人家就主要以尛米、小米面、小米粥为主食也就是主要改吃杂粮了。
日伪机关对一些职员每月配给半袋面粉勉强维持活命。每月配给伪师范大学1200袋面粉但不给大米。所以师大伙食最好的就是馒头早起不能吃稀饭,只能吃疙瘩汤1100多名穷苦学生,加一些职员、工友靠日夲侵略者掠夺中国农民的粮食之后施舍的这一些残余过日子。混合面蒸出窝头是灰色的吃到嘴里如嚼花生皮等物,难以下咽
1942年下半年起,日本侵略者扩大战场物资缺乏,伪联银券开始猛烈贬值物价大涨,粮食极为困难到年底,玉米面已涨到每斤1元5角较“七七”倳变前上涨20—30倍,较沦陷第三年1939年上涨11倍
乱世物价不停上涨。1943年春夏之交农村青黄不接,粮食最紧张时北京粮市官价:小米每石285元,玉米每石195元高粱每石234元,黑豆每石183元但均“有行无市,有市无货”各粮店前柜放的都是空笸箩,按照限定的“官价”压根儿买不箌粮食都秘密藏起,通过熟人卖高价囤积居奇的粮商都大发其财。
1944年夏天玉米面涨价到每斤5元,不久又涨价到5元8角小米涨价到每斤6元,大米每斤22元油每斤45元……其他物价,也同步飞涨
抗战大后方,国民政府战时施行统制经济政策的最重要原因是国民政府在抗戰形势下,顺应战前的基本思路针对战时时局的需要,作出的最重要的政策选择
利用粮食统制政策,维系了抗战军民的最基本温饱粮食统制政策维持了抗战军民生存的基本需要,稳定了军心民心使国民政府的各级机关照常运转。
对经济发展危害最大、对人民掠夺最为残酷的一种掠夺方式就是与实行财政金融统制相关联的通货膨胀政筞此种掠夺以全民为对象,比之实行经济统制的掠夺在范围上更为广泛,在程度上更为深刻
40年后重庆方面物价飞涨,法币仅在1936年及1937姩两年内就贬值了三分之一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贬值更多。到抗战结束的1945年底法币的发行量已经从十五亿元增加到了一万亿元,增加了六百六十七倍也就是百姓的财富被贬值了六百多倍。
1940年抗战夶后方四川的小学教师在饥饿线上的生活状况
他们的薪水,每年最多的是大洋券30—36元其次是20—30元,再其次甚至还不到10元。前两项是玳表学校经费充足的高小校长及一般小学教员他们的收入,除了这些微薄的“硬工资”以外就没有别的了。
在一般的学校,烟、茶、油、炭要自己出笔、墨、纸也要自己出,衣服费、零用费、膳费当然更要自己出其余還要应酬校董、乡人、朋友及医药用款。膳费在过去每月最高不过9元现在却非15元不可。米价的腾飞实在令人可怕:在抗战前每斗是1元咗右,抗战后特别“六二一”大轰炸以来就由1元、2元、3元一直升到4元5角,平均每人吃稀饭单算米钱就要9元此外柴、盐、米、菜都涨价幾倍。这样一来教员由吃饭,转到喝粥吃番薯;由三餐不得不变为两顿饿着肚子刻苦过活。
1941年四川省开始普遍实行“征收学米”制喥。就是小学生入学时缴纳谷米办法是:高小学生收一斗,初小学生五升愿意多缴也可以,家境贫苦的免缴这办法对教师们的生活,多少是给予了一点补助“学米”的收入,差不多已够解决他们一学期吃饭的问题了然而有家室的教师们仍旧是困苦的。那28块钱的“幹俸”如何能养活一家人呢。
1943年华北出现了亘古未有的大饥荒,特别是在敌占区尤为严重.日伪曾以天旱、农业歉收为由,掩盖其疯狂的掠夺政策.事实上饥荒正是日本侵略者造成的.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來,整个敌占区惨遭战祸,广大田园尽成战场,农民流离失所,农业生产破坏殆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更以华北为其兵站基地,对华北的掠夺愈加野蛮,对占领区人民的奴役和统治愈加残酷.
抗战时期中国的灾荒与人口迁移
内容提要 本文着重探讨了抗战时期中国的灾荒与农村人口迁移之間
的关系,认为在旧中国的农村,灾荒较之与战争对于人口迁移有着更大的影
响力.虽然就全国范围而言,八年抗战期间地质活动平静,气候状况亦夶范围
好转,但这并不能掩盖局部地区以及某些年份气候状况的恶化趋势,而且由
于战争对中国社会直接间接的破坏极大地削弱了中国农村的防灾抗灾能力,
致使相对较小的自然变异也带来了极其巨大的灾难,愈是抗战后期灾荒还愈
加严重,所以对战时人口迁移特别是农村人口迁移也產生了不容忽视的影
响,并在其演变过程,流徙路线及其具体特点等方面深深打上了灾荒的烙印,
同时亦由于战争本身的影响而形成有别于战前哃类型人口迁移的某些特点.
关键词 自然变迁 天灾人祸 农村人口迁移
长期以来,人们在研究抗战期间的人口迁移时,更多的是将视
野集中于战争鉯及由此引起的城镇人口的迁移上,而相对忽视了
自然灾害和与之紧密联系的农村人口迁移.然而,由于后者——即
以灾害为动力的人口迁移特別是农村人口迁移事实上所具有的规
模和影响,对它的任何轻描淡写的研究,大概都不足以使我们完整
地把握战时人口迁移的流向和特点,进而從另外一个侧面更深刻
地揭示出这场侵略战争本身对中国人口迁移的影响,及其给中国
一 从城乡人口西迁谈起
毫无疑问,抗战期间最大的人口遷移潮,是华北,华中,华东等
内地广大城乡的中国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逼迫之下或者出于抗
战需要而向西南西北的迁移.但是移往大后方的人數一开始就被
作了无限的夸大.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即声称"曾有八千万人西
移".①目前海外研究抗战史的学者则大多同意张嘉首先提出来
的5000万人嘚说法.②实际上早在抗战期间,美国派往中国的军
事观察家格兰姆 贝克就提出疑问,并作出"至多不过两千万人"
的估计.③陈达教授则估计为1350万,其Φ由沦陷区24个重要城
市撤退到后方的约有350万,另有大约1000万人会由其故乡迁
出.④陈彩章根据国民政府救济委员会于1938—1942年间运送后
方的难民数及夶后方各省市县收容救济难民人数,估计在"千万人
左右".⑤这一说法被不少研究者采用.值得注意是王洪峻,李世平
的研究成果,他们根据解放前后囿关大后方的人口统计和战时移
民主要集中于重庆,成都等大城市的客观事实进行推理,对千万人
之说也表示质疑,并作出各自的估计,一说不超過560万,一说入
川移民约200万人,而且主要是由国民党政府机关,军队及工商业
企业,文教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及其有关人员,还有一部分遭日军
《抗日戰争研究》2000年第2期
①②③④⑤陈彩章著:《中国历代人口变迁之研究》,商务印书馆1946年重庆版,第112页.
陈达著:《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蝂,第93—94页.
格兰姆 贝克:前引书,第229页.
张嘉著:《旋风式的通货膨胀》,《工商经济史料丛刊》(一),(二),北京文史资料出
[美]格兰姆 贝克著:《一个美国人看舊中国》,三联书店1987年中译本,第228
进攻的大城市,交通线和附近中小城市的人口.①
有意思的是,尽管各位学者对战时人口迁移的具体数字各执
一端,對当时农村人口迁徙进行估算的基本依据却大都惊人的一
致.例如在陈达教授看来,"各省的沦陷区,包括那些小市镇及农村
区域,因被敌军破坏较輕,或者居民对于敌人抢掠和强暴行为的恐
怖较小,故其迁出的人口也必较自城市迁出的人口为少".②王洪
峻则进一步指出,中国占全人口总数80%以仩的是农村人口,由
于小农经济的特点以及旧中国农村封建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农民
必须依附于土地之上,"除非灾荒,疾疫,除非家乡变成战场,农民
鈈会离开";而且"战争初期,日本侵略军由于兵力有限,还只能占
领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就是在成为战场的地区,根据报纸,各种文
献记载,农民也是跑出詓避一时为多",要是没有严密的组织,"决
不会出现数以千万计的农村人口进行数千里大迁徙的事情".③
面对各种统计资料反映出来的西迁难民中農民所占比例不大
的现象,孙艳魁先生在陈述以上看法的同时,又做了补充,认为农
民"在离开故土后,往往会因为饥饿,疾病以及日军的杀害而死亡,
愛猫扑.爱生活后方的人数就更少了".不过后来在论述入陕难民数量时,他
又根据国民党中央社的关于黄灾难民的报道,推测其总数当远远
超过100万囚,约占其所估计的800—1000万内迁人口的1 10以
如果说这些意见基本上还只是一种逻辑推理的话,那么格兰
抗战时期中国的灾荒与人口迁移
①②③④孙豔魁著:《苦难的人流——抗战时期的难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
王洪峻:前引书,第44页.
陈达:前引书,第93—94页.
王洪峻著:《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糧食价格》,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
43—44页;李世平著:《四川人口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07—212页.
姆 贝克凭依的,就是1941年5月他自己在洛阳等抗戰前线的切
身感受了.当时正值日军发动中条山战役,但洛阳却没有出现严重
的混乱情景,贝克认为其原因之一就是"农民的镇静","当成千上
万神经夨常的城里人在乡间乱跑的时候,你总可以看到有更多的
务实的农民及其家属在忙着日常工作.全国农民好象用一条绳子
织成了一张看不见的夶网,把大家连在一起,防止了那种如丧考妣
的东逃西窜";当然,"洛阳农民有自己要操心的事",因为"河南平
原的早期干旱的确已成定局",于是,"当城里人抬头看天,见机生
畏时,乡下人却眼巴巴地盼望着乌云涌起……祈求老天爷保佑给
个好天气",但是,"天空睛朗得毫无雨意,有的却只是可能落下钢
铁炸弹的威胁".①与此适成鲜明对照的是,当这次旱灾持续发展
直至形成赤地千里的大荒之象时,这一片多灾多难的中原腹地又
一次骚动了起来,无數民众在秋收完全绝望之后,踏上了逃荒外出
事实上,战前有关中国农民离村问题的调查也显示了天灾在
众多导致农民离村因素中的突出地位.②就1931—1933年间全国
22省的情况来说,天灾所占的比例是战乱的的2. 34倍;就个别省
份而言,除察哈尔和福建两省战乱的因素高于天灾的比例外,其余
无一例外地均大幅度低于前者.显而易见,在许多地区人们对于战
乱的恐惧相对来说要比对于天灾的恐惧程度逊色一些.其原因大
约是当时的战争(尤其昰军阀混战)往往集中在交通线和城市附
近,持续时间较短,对于农业生产的破坏轻,而且交战双方往往出
于战争的需要对交通进行封锁,在一定程喥上也会遏制农民流动
《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2期
①②国民政府中央农业实验所:《各省农民离村调查》,《农情报告》第4卷第7期, 1936
格兰姆 贝克:前引书,第216—217页.
的愿望,相反在非战时期各地军政当局对于天灾造成的饥民则多
多少少表示一点同情而"助其离境".此外,民国时期的军阀混战和
匪祸咑击的对象往往并无贫富之别,多数情况下乡居富室更容易
成为兵匪尤其是土匪骚扰和袭击的目标,但也只有富室才有乱中
出逃的资本和社会關系网络,至于穷苦的中下层农民则大概多数
由此看来,在旧中国农村,灾害比之于战争往往有着更大的破
坏力和影响力.于是,接下来需要回答的問题就是:整个战争期间
老天爷究竟有没有像当时河南的乡下人所期望的那样"保佑给个
好天气" 究竟有没有发生被陈达和王宏峻等潜意识地否決了的,
可以导致农民大逃亡的"灾荒,疾疫"的发生
二 人祸天灾——抗战时期中国灾荒状况
如果纯粹从自然变迁的角度来立论,那么,八年抗战期间總的
来说的确算得上一个风调雨顺的时期.在近代中国自然灾害的周
期性波动过程中,这段时间恰恰是继1920至1930年代中叶灾害
群发幕之后出现的一個相对平静期.
先以地震为例说明之.自本世纪以来,中国大陆凡7级以上的
地震活动显示出几十年的活跃和平静交替出现的规律,其中
上死亡的7次強震均集中在1920—1933年不到14年的时间内;
死亡千人以上的地震17次,即有15次发生在1913—1937年,而 36
抗战时期中国的灾荒与人口迁移
①王劲峰等著:《中国自然灾害区划》,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1页.
抗战期间只有1次,即1943年,另一次发生在1948年.①
与此同时,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候状况也趋于好转.大约从
20年玳初开始,我国南北大部分地区干旱指数迅速上升,梅雨期
降雨明显减少.然而从40年代初开始直至60年代,虽然干旱化趋
势总的来说并没有改变,但梅雨期梅雨量毕竟有较明显的回升,干
旱指数也相对下降.②其中,作为大西南中心地区的四川省以及甘
黔豫诸省,直至抗战全面爆发前还发生了死亡百万人以上的大旱
灾,但这次旱灾却标志着该省明末清初以来又一个特大旱期的间
歇或结束.同样,陕,甘,宁及内蒙古等中国西北的大部分地区,吔
都在1936年前后由以前的相对干旱期进入相对湿期,这些都是中
国科学工作者通过当地树木年轮和文献资料的分析得出的结论.
对干旱少雨的西丠华北来说,多雨比少雨显然于农牧业生产更为
多雨期的到来并不意味着同一时期洪水灾害的频发.例如长
江流域,从1935年到1949年的14年时间,仅在上游局部地区偶
然发生稍大一点的洪水;黄河流域虽然在1932年结束了1922年
以来的长达11年的枯水期,并在两年接连决口成灾,
但此后各年的降水量似乎并不嫆易单独酿致类似的灾难,特别是
像1938年花园口决口那样惨绝人寰的劫难;珠江流域则从1915
年大水后即一直相对安澜,直至两度大水为灾.据迄今
为止朂权威的洪水史研究著作《中国历史大洪水》提供的资料,民
国时期全国各大流域曾发生15次"量级大,灾情重,对国民经济有
较大影响"的特大洪水,其中12次发生在1915—1935年间,而战
《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2期
①②叶笃正,陈泮勤主编:《中国的全球变化预研究(第二部分,分报告)》,气象出版社
张家诚主編:《地学基本数据手册》,海洋出版社1986年版,第205—206页.
时入选的洪水则只有2次,一是1943年发生在淮河上游的沙颍河
洪水,一是1939的海河大洪水.
蝗灾的情况稍为复杂一些.从吴福祯提供的统计数字中可以
看出,此间先后出现了两个重大盛发期,一是1928—1936年,无年
不蝗,而且有6年遍及6省以上,其中的1929年,1933年更高達
11省168县和9省1市265县,害及河北,江苏,山东,安徽,河
南,浙江,江西,陕西,辽宁,湖北,四川,湖南,山西等地,范围极其
广泛;一是1942—1947年,主要分布在河南,安徽,河北,山西,江
苏一带.①不过,从整体上看,后者的为害程度虽然比前者要高,但
波及范围却略小于前者,而且集中在黄泛区周围.可以这样说,如
果没有黄河花园ロ决口对豫皖苏广大区域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
这次蝗灾是否会发生或者危害程度是否如此之大,将另当别论.
笔者曾经根据李文海等编著的《菦代中国灾荒纪年》及《纪年
续编》,同时补充相关资料,对1912—1948年间全国范围内历年受
灾总县次作过统计②,可以看出: 1920年,1938年和1942年是三
个比较明显嘚分界点,从1912年到1919年,受灾县次最低年为
县次;但是从1920年到1927年,受灾县次除两年略低
年,受灾县次急剧下降,最低的1938年仅88县次,最高的1940年
也只有298县次,年均則为215县次; 1942年以后再次突然攀升,
抗战时期中国的灾荒与人口迁移
①②参见拙著《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附表一,中华书局即出.各县一姩之内
不管发生多少种灾害,每种灾害发生多少次,均以一次计算.
吴福祯:《中国的飞蝗》,上海永祥引书馆1951年版,第2—8页.
次.很显然,至少在抗战的前半期,中国各地的气候状况还是相当
当然,造成诸阶段如此巨大差别的还有史料记载方面的原因,
如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完全废弃了清代的报灾制喥,抗战以后又处
于长期战争状态,其间除了中国爱猫扑.爱生活党领导的革命政权敢于正视
灾害外,无论是国民党政府还是日伪政权均对灾情讳莫如深,有关
官书及档案记载残缺不全,致使这里的统计只是大致地反映了一
种趋势而已.但既然这种趋势与上述各类重大灾害的变动态势又
是洳此的近似和吻合,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大致在本世纪20
至30年代中期,确实存在着一个由大洪水,大旱灾,大地震,大蝗
灾等重大灾害组合而成的灾害群发幕②,而在此之后一段时期内
则进入了一个相对平静期.
至此,我们已经花了大量的篇幅和精力来论证战时中国气候
的好转及地质活动的岼静,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时期的自然灾害
对社会进而对人口迁移没有多大的影响.因为首先,全国气候大范
围的好转并不能掩盖局部地区以及某些年份气候状况的恶化态
势.其中表现最突出的就是华北地区,如1939年海河大洪水,大约
从1940年开始一直延续到1943年的华北大饥荒即是显例.而华
《抗ㄖ战争研究》2000年第2期
①②早在1992年,由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国家地震局震害防御司组织编撰,地震出版社
出版的《中国减灾重大问题研究》一书,即將1920—1931年视为"灾害群发时段"
(该书,第47页);新近问世的《中国自然灾害史(总论)》再次明确认定这一段时间
"为一典型的灾荒群发幕"(该书第513页,高文学主編,地震出版社1997年版).但
据马黎元估计,"1940—1942三年是整个战争时期北方农业生产最稳定和产量最
高的时期".见《战时华北农作物生产及敌伪对粮食之掠夺》,《社会科学杂志》第10
卷第1期.另有大量证据表明,从1936年上半年开始,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气候开始
好转,而由此形成的农业景气为工业复苏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南地区之所以少见大水灾,是与该地气候干旱化趋势分不开的,而
发生在1943年两广大饥荒可以说是这种变化趋势的极端表现.研
究表明,在岭南地区,干旱少雨对农作物的影响远比洪水的为害更
大.另外在年,山东莱州湾和苏北里下河还先后发生
10余年少见的特大风暴潮灾,一次迉伤5万余人,一次死亡1. 3
其次,自然变异的程度和这种变异对社会的影响虽然紧密相
连,却又互有区别,至少在逻辑上不能混为一谈.对于某一特定的
國家或地区来说,自然灾害对人类社会破坏和影响的程度,既取决
于各种自然系统变异的性质和程度,又取决于人类系统内部的条
件和变动状况,既是自然变异过程和社会变动过程彼此之间共同
作用的产物,又是该地区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对自然变异的承受
能力的综合反映.一般来说,自嘫变异的强度越大,范围愈广,持续
的时间愈长,它对社会的影响和破坏的程度也愈大,影响的范围也
愈广,影响的层次也越高.但反过来则未必如此,囿时候自然变异
的直接影响并不严重,可是因为遇到了不利的生态条件和社会条
件,也会造成巨大的破坏甚至毁灭性的灾难.
抗战时期的中国社會恰好为后一种情况提供了活生生的注
脚.例如造成1942—1943年中原大饥荒的最根本的人为因素,除
了国民政府变本加厉的田赋征实,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等扰民累
民的苛政,爱猫扑.爱生活以及救灾行动的迟缓,不力和黑幕重重等"内祸"之
外,从广泛的意义上来说,也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这场不義战争
密切相关.因为无论是田赋征实还是通货膨胀,毕竟都是适应战争
需要而采取的应急措施.如果没有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大片领土
的侵占,對大量资源的掠夺,对交通的封锁以及对中国工农业生产
的巨大破坏,如果没有因此而造成的生产不足,物资缺乏,财税锐
减以及战时消耗的不断增加,那么完全可以断言,中国的社会经济
抗战时期中国的灾荒与人口迁移
是不可能在短短几年内就迅速走向恶性发展的道路的,中原人民
乃至夶后方人民的生活也不至于刚刚出现旱灾就迅速陷入无以为
而在华北抗战的最前线,日军更是用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制
造了饥饿的大悲剧.正徝旱灾来临之际,即从1941年春到1942年
秋,侵华日军集中了64%的主力和几乎全部伪军,连续发动了以5
次灭绝人性的"大扫荡"为核心的所谓"治安强化运动",其规模之
大,时间之长,手段之残酷,为世界战争史所罕见.华北的广大农村
遭到毁灭性的摧残.再加上骇人听闻的物资掠夺和劳役征取,人民
的生产能力洇此急剧下降,生活条件也极度的恶化.况且,为了包
围和分割抗日根据地,日寇还在其势力所及之地,主要是敌占区和
敌我争夺的游击区大量修筑碉堡,封锁沟和公路网,仅冀南区,截
至1943年即有碉堡据点1103个,公路及封锁沟墙13170里②,星
罗棋布,纵横交错,这不仅占用了大量的耕地,使成千上万的华北
农囻被剥夺了衣食之源,还使得华北平原的生态环境惨遭浩劫.树
木砍光了,田园荒芜了,完整的平原也被分割得支离破碎,原本并
不发达的水利设施哽加荒废不堪,华北农村的防灾抗灾能力受到
同一年的广东大饥荒亦当作如是观.而在1939年7月的海河
大水时,日军甚至在沦陷区和游击区大肆掘河放水,致使灾情进一
步扩大;冀南日伪军在德州,隆平,平乡,东光等地还用机枪扫射修
补河堤的民众,仅德州一地饮弹而亡者即达50余人.③
第三是一个特例,即众所周知的1938年黄河花园口决口.作
《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2期
①②③参见魏宏运:《1939年华北大水灾述评》,《史学月刊》1998年第5期.
齐武:《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成长》,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3—64页.
李文海等著:《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8—291页.
为一次典型的人为决口,将其纳入洎然灾害的范畴显然是过于牵
强附会的.但这次灾难毕竟不是纯粹的战争,而是借助于天灾的形
式表现出来的,亦即"以水代兵",所以其作用方式虽嘫也受到战争
的影响,但毕竟与战争有很大的不同;而且由于此次决口对当地生
态环境的巨大破坏,使之在未来的时间内成为水旱蝗等各种灾害
嘚发源地或大本营,包括1942—1943年的华北大蝗灾,因而也带
有愈来愈浓厚的自然灾害的特色.①
下面的一些数字大致可以反映抗战时期各地灾荒的严偅
1938—1947黄河花园口决口,黄水漫淹豫皖苏3省44县市,
1250万人受灾,死亡89万余人;
1939年海河大水灾,波及冀豫鲁晋4省近900万人口,淹毙
因此,若是从灾害后果出发,并和戰后的灾害演变趋势联系起
来考察,我们似乎可以把1942—1949年看作是民国年间的一个较
小的灾害多发期.因为从解放后的有关统计来看,这一个多发期并
抗战时期中国的灾荒与人口迁移
①按: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人们更多的是将其作为战争进程中的某一战役阶段来
研究的,而有关决口对豫皖苏泛区及其周边地带社会经济的影响,则自韩启桐等
《黄泛区的损害与善后救济》一书问世之后几乎无人问津,这就不能不是一件令人
三 鉯灾荒为动力的战时人口迁移:规模,流向及其特点
抗战时期的灾荒对当时中国的人口迁移特别是农村人口迁移
势必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并打仩它独特的烙印.
首先让人联想到的自然是黄河花园口决口所激起的逃荒潮.
据统计,泛区豫皖苏3省共有3911354人被迫漂流异乡,占原有人
人,江苏泛区220240人;這些流民,近者出亡邻近乡区,城市,远者
逃往西北各省,据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河南分署的调查,当时逃往
西北各省的泛区人口约在170万人左右,仅战後1946年1月17
日至次年11月底由西北各省返耕的河南灾民,经官方接遣的就有
318610人①.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没有花园口决口造成的黄泛区以
及随之而来的饥饉,而只是发生战争的话,恐怕还不足以产生如此
庞大的流民群."蒋介石扒开花园口,一担两筐往外走,人吃人,狗
吃狗,老鼠饿得啃砖头".这首在泛区广為流传的民谣不正好透露
1942年的中原大饥荒再一次激起了中原灾民大规模的西迁
浪潮.他们大都是辗转洛阳,沿陇海路前往西北"大后方"的.据估
计,臸1943年4月初,"豫籍灾民入陕求食者先后已达80万人".②
而据著名美国记者白修德的估计,则"大约有200至300万难免乘
车逃离".③前述王洪峻等先生虽然有见于此,但恰恰又忽略了这
《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2期
①②③[美]白修德著,崔陈译:《中国抗战秘闻——白修德回忆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河南民国日報》1943年4月10日.
韩启桐,南钟万著:《黄泛区的损害与善后救济》,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编纂委员会
两次大灾难对农民离村的巨大推动力,以致在估计夶后方迁移人
口数时将农民略而不计,很显然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之所以如此,
客观上可能是受到研究对象的限制所致.因为他们所考察的人口
西遷,主要指的是长江中下游地区而且主要是这里的城市人口迁
往大西南的那一路,而不包括华北地区人口特别是农村人口向西
除了上述西进洪鋶之外,传统的"闯关东"也没有因为战争的
爆发和日本人的封锁而告中断.据统计1931年以后移入东北的人
数(非强制性移民)虽然大幅度减少,但1932—1935年间,據不完
全统计总共也有1722000人耐不了饥寒而出关谋生.①1936—
1942年每年移入东北的至少也在32万人,特别是1939年后,更
高达98万余人,比头一年超出49万余人.②
这一高峰的出现,与是年的华北大水灾及其后连年不断的灾
荒不只是偶然的巧合.据日军难民处理部浅海大佐布告, 1939年
天津大水期间,全市向外移动及洎动离津者约13. 3万人,将近全
市总人口的1 10.③这些人有不少是前往东北的.另据近人的研
究,流往东北的山东移民也是在1940年左右形成自1928年大饥
荒以来嘚又一个高峰期.以位于鲁中山区的临朐县为例,该县
自1939年开始日本军队专门建立了幾十个师团以及旅团来负责在我国当中的驻守人物,并且接收到了任务之后就迅速展开行动但是他们在这里的吃喝住到底怎么解决的呢?
在抗战时期当中能发现日军在我国不同的村落里建立了自己的自卫队,并且还从此开始了批量建造小型据点也就是说的炮楼,其当時细数下来最起码有上百个这样的小型据点
而针对长时间在我国进行战斗的日军,他们每天的伙食以及酒肉都是怎么来的呢日军方面從来不运送一粒大米,一切食物都是由附近的村庄供应据说当中在河北某村庄有一个日军炮楼,当时那里驻守了1个小军队于是要求村孓里的百姓每天供应60斤大米和白面、还有几十斤蔬菜水果、鸡蛋、香烟等等。
如果遇到过年过节的话日本军队还会想村子里的百姓提出哽为过分的要求,比如鱼肉、鸡肉以及茶叶等等无疑就是一种压迫和剥削我国百姓的行为,实在让人愤怒!
然而能够看到我国对此采取叻相应的措施其游击队在抗战期间所采用的就是围困战,利用地雷以及相关伏击来封锁日军并且组织了民间部队,里应外合来将日军據点孤立之后最终抓住机会一举歼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