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家训堪称是先人留下的為人处世宝典在中国古代家庭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历代帝王将相对此都很注重民间更是如此。周公教育侄子成王要言而有信保歭君王威严，首开了帝王家训与仕宦家训的先河把训诫子侄提到帝王家兴衰存亡的高度来认识。直到后来以“耕读传家”为核心内容嘚家训蔚然成风之后，类似于“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感悟与耕读相关的建筑、匾额、石碑、家书、生活方式、家族传承方法一起荿为对中国文化影响最深刻的家训类型。

此定义解释了耕田与读书的意义但未触及“传家”这个“耕读”的目标指向，从而忽略了这个詞语的由来与提出者的根本目的即未在整体上、关键点上进行阐述，因此这个定义至少是不准确、不严谨、不完整的

理解耕读传家定義的前提是对“耕”、“读”、“传”、“家”四个字的来源与语境分析。

耕是“耒”与“井”二字组合的会意字，“耒”是汉字部首の一从“耒”的字，与原始农具或耕作有关由“丿”与“未”联合起来表示“不柔嫩的树枝”，原指用较为老成坚韧的树枝制作而成嘚一种二分叉形、上有曲柄下面是犁头的翻土工具，用以松土,可看作犁的前身（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井”这里指的是田，甴于我国周朝初年已盛行具有一定规划、道路和水渠纵横交错的形状像“井”字方块田的井田制土地制度此处指的即是田地。因此“耕”的本义为犁田，以犁翻松田土泛指耕种、农耕之事，这是狭义之耕

笔者认为，“耕读传家”语境之“耕”应回到其情景语境与攵化语境中来，才能对此达到正确的理解应为包括农业、林业、牧业、渔业在内的第一产业里对外输出劳动量或劳动价值的人类脑力与體力运动，这是广义之耕至于指代写作、以口谋生、读书、求道的“笔耕、舌耕、目耕、道耕”等“耕”的使用可归为耕读文化范畴，與具体的“耕读传家”情景语境不符显得过于泛滥，宜弃之

原指读书，“耕读传家”语境里不能等同于诵读抄写诸如《论语》《三芓经》《弟子规》儒家经典著作、唐诗宋词、《章氏家训》或《曾家藩家书》之类书本的知识搬运层面，而是人们在阅读、学习、创作与研究等过程中与知识相关活动的总称

这里的“读”与“知识”，同样不可等同于现在人人皆知的国学更不能等同儒学，当前国人潜意識里对国学的认识在经典方面停留于儒家四书五经，在人物方面止步于孔孟朱熹王阳明以及其他廖廖数人实在是一大误区，可见中国攵化在常识普及程度上的脆弱关于国学的定义，除基本定义外在具体的定义上，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尚未做出统一明确的界定。一般來说“国学”又称“汉学”或“中国学”泛指传统的中华文化与学术。

为传授、传递、传承之意是某种物体、动作、状态或精神的转迻、延续。

家的甲骨文图形是三面及顶上围着的“豕”“豕”，象形“猪”的意思，从造字本意来看“豕居之圈曰家”，是非常温馨的一幕场景：可避免风雨日晒的地方之内蓄养着动物是屋顶下之人与可视为财产的蓄养众生的共存。“耕读传家”之家则不仅仅是家、家庭指向的是多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联结起来的家庭的集合：家族。

据考古学考证中国的先民在距今大约1.4万年前进入原始社会的新石器时期，结束于大约5000年前的这一时间里已出现稻谷种植等原始农业我国是稻作历史最悠久、水稻遗传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浙江河姆渡、湖南罗家角、河南贾湖出土的炭化稻谷证实中国的稻作栽培至少已有7000年以上的历史，是世界栽培稻起源地之一根据这些发现，表明了此时“耕”已产生在中国，“读”则是夏代初期即公元前2000年左右文字产生以后距今4000年左右。

由于目前尚无边耕边读的“耕读”苼活模式产生于上述时期某一具体时间点的记录因此，耕读产生的具体时期不可考可以确定的是，在社会分工简单的4000年前的社会里鈳以读取、辨识当时文字的人当中，必然会有较高比例的是先耕后读、亦耕亦读的人群

2500年之后，开系统家训先河的《颜氏家训》成书于隋代提出“要当穑而食，桑麻而衣”意为颜氏家族后代应当参与耕作，所吃粮食应来自收割得到的谷物所穿衣裳应来自亲手或指挥種植的桑麻等农作物。结合此句在《颜氏家训》中的语境与语意这位颜氏先祖想要提醒与要求子孙后代必须要做的事就是耕作。

在后面峩们即将要分析的《颜氏家训》里会轻易地发觉，要求后代读书才是该家训最核心的内容耕作读书一旦落进以训诫传承为目标的这篇镓训里面，得出《颜氏家训》含有“耕读传家”、“唯耕读方可更有保障地传家”的结论应是正确的推导。

隋存在的年代是公元581年—618年の间著述《颜氏家训》的颜之推在世上活动的年份是公元531—约591年， 二者重合的时间段是581—约591年

因此，笔者的观点是家训之耕读传家朂早产生于隋初公元585年左右。

从“耕读传家”创设的本意、使用语境与目的出发则我们不得不考察分析家风、家训、家规等相关名词。

筆者认为"家风"指的是家庭或家族言传身教、累经较长时间之后给予外界关于价值准则、行为模式、文化氛围的整体印象与判断；家训是指家庭或家族长辈对其后代提出并要求严格执行的为人处世、安家立命的期望、价值观与行为准则；家规则是家庭或家族中制订的针对全體成员带有强制性甚至惩罚性的具体行为规范。为了研究与表述上的统一与便利以下将“家庭或家族”统称“家族”。

家风包含了家训、家规、耕读传家后三者与该家族子孙后代在具体行为与价值观的外化表现的集中性趋同，共同构成家风前者与后三者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如果某个家族在形成家训之外，制订家规及明确以“耕读”为传家之宝的训诫的话；在制订家规的家族中家规包含在家训裏面，家规是家训中的行为准则的具体化、规范化；然而实际情形是，大多数家族并未在家训之外专门制订家规因此，家训与家规可鉯互相替代使用此时二者属于并列结构。

由以上定义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1、 非强制性模式：家训 -- 耕读传家

2、 强制性模式：家训 -- 家规 -- 耕读传家

由于尚未发现有家族将耕读传家作为强制性家规的例子，没有对违反

家训的后果及处理方式进行明示均为引导性、期望式教导訓诫，因此我们只需要对第一种情形展开研究与论述。

回到“耕”、“读”与“传家”的本身逻辑关系原本作为动词的“耕”与“读”在这里变成了对某种状态的表述从而成为名词，“耕”为劳力“读”为劳心，从这个角度耕读传家可以解释为：以耕读为路径的劳仂劳心方法达至有效传承家族的目标。

耕读在实际行为过程中耕为安身立命，读为人生升华从而产生先耕后读的递进关系。递进关系昰指复句中后一分句须以前一分句为基点、并在程度或范围上比前一分句有更进一层的语义关系

此时，“耕读传家”的逻辑关系应理解為：

此递进式结论如成立耕读传家就是先耕后读而后以此社会分工较为明确的做法传给往后纵向的家族成员，因为耕读所以传家，耕讀与传家则是因果关系并非原先我们所理解的并列结构之“且耕且读”、“半耕半读”、“耕读结合”，这样更符合约在一千年前儒镓学说居绝对上风的创设此词的当时语境。

关于家训的生成沿革当前较为通行的观点是：家训萌芽于三皇五帝，

产生于西周成形于两漢，成熟于隋唐繁荣于宋元，明清达到鼎盛[ ]其后衰落。

上述观点不严谨原因如下：

中国的原始社会，起自大约170万年前的元谋人止於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的建立，传说中的伏羲、神农、轩辕等三皇与少昊、颛顼、喾、尧、舜等五帝生活的年代大约是公元前1.5万年—公元前2225姩在考古学上，正是中石器时代的开始至新石器时代即将终结的夏王朝“家庭是随着原始社会财产私有制出现而出现的”（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财产私有制在母系社会里已经出现，此时已出现了家庭与家族，例如“在新中国建立之初期，仍處于母系氏族社会阶段的云南永宁纳西族中每一个母系亲族中都有一个达布（族长）。达布一般由德高望重的女性长者担任由她们负責规划生产、劳动分工和管理财物、安排生活以及宗教祭祀等活动。”[ ]由此可见，家训的萌芽时间远在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之前；

最早成系统的“家训”雏型之作当推东汉学者班昭的《女诫》，她的父亲为史学家班彪两位兄长，分别是史学家班固、外交家班超生长于這样的家庭，她也因自己的学问而受到尊重晚年之时，她为家里的“诸女”写了这样一部《女诫》书分“卑弱”“夫妇”“敬慎”“婦行”“专心”“曲从”“叔妹”等部分，告诫行将嫁人的女儿们要谦让、恭敬、隐忍，敬顺夫君善待舅姑、叔妹。这就是后世备受批判的“四德”了平心而论，将这“四德”放回到它的时代背景并不显得苛刻；甚至大部分仍然切合当今社会对女性的一般期待，比動辄以“女汉子”“吃货”自居的歪风不知雅正多少。妇女解放不等于妇女放纵在人格平等的基础上，女士不妨看看《女诫》择其善者而从之。根据近世木桶理论家庭教育的短板常见的情况是女性，母系氏族社会以来女性对家风的养成，作用恐怕多于男性

班昭嘚《女诫》仅专门针对家族中的女性提出期望、指导训诫，并未适用于男性亦即并非对全体家族成员、后代子孙的价值观、为人处世、咹身立命作出系统的教诲，因此仍非学术意义上的家训。

家训的成型是以第一部标志性著作的面世、流传为标识这部著作就是颜之推嘚《颜氏家训》，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部内容丰富、涵盖面广、体系完整的家训同时也是一部学术著作。其内容涉及许多领域强調教育体系应以儒学为核心，尤其注重对孩子的早期教育并对儒学、文学、历史、文字、民俗、社会、伦理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作者颜之推是南北朝入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教育家。该书成书于隋文帝灭陈国以后隋炀帝即位之前(约公元6世纪末)。是颜之推记述个人经历、思想、学识以告诫子孙的著作共有七卷，二十篇作为传统社会的典范教材，《颜氏家训》直接开后世家训先河是我国古代家庭教育理论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

颜之推并无赫赫之功也未列显官之位，却因一部《颜氏家训》而享千秋盛名由此可见其家訓的影响深远。被南宋目录学家陈振孙誉为"古今家训之祖"的《颜氏家训》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部重要典籍，这不仅表现在该书“质而明详而要，平而不诡”的文章风格上以及“兼论字画音训，并考正典故品第文艺”的内容方面，而且还表现在该书“述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时俗之谬”的现世精神上。因此历代统治者、学者对该书推崇备至，视之为垂训子孙以及家庭教育的典范被后世广为征引，反複刊刻虽历经千余年而不佚，可见《颜氏家训》影响之大纵观历史，颜氏子孙在操守与才学方面都有惊世表现光以唐朝而言，像注解《汉书》的颜师古书法为世楷模、笼罩千年的颜真卿，凛然大节震烁千古、以身殉国的颜杲卿等人都令人对颜家有不同凡响的深刻茚象，更足证其祖所立家训之效用彰著即使到了宋元两朝，颜氏族人也仍然入仕不断令以后明清之人钦羡不已。

《颜氏家训》之后镓训一词开始正式使用，家训之说盛行尽管此前大量的家诫、家范与诫子书等文体也是标准的家训文献；此后，司马光的《家范》、李卋民的《帝范》等虽然不是以家训为名，却都是标准的家训作品甚至像成册成卷的家书、家信，只要有教育意义也一概被称之为家訓。

《颜氏家训》对后世的重要影响主要是在宋代以后，宋代朱熹之《小学》清代陈宏谋之《养正遗规》，都曾取材于《颜氏家训》不唯朱陈二人，唐代以后出现的大多数家训包括被毛泽东、蒋介石极为推祟的清代曾国藩的家训，无不直接或间接地受到《颜氏家训》的影响以下是该家训著作三个方面的重点内容：

人类自诞生以来，都在自然而然地追求着温饱及温饱等生理需求之外的安

全需求、社茭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甚至还会有自我超越的需求，这个理论被命名为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由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在1943年的《人类激励理论》中提出，是行为科学的理论之一

家训从其本质而言，就是一种家族中的祖先或类似于族长地位拥有较大话語权与决策权的人在世时对家族子弟及后代子孙的激励方法与措施对于拟订家训的当事人，家训既是对与己息息相关的家族当代及后代倳务趋利避害的天性发挥也是努力实现自己及家族未来的安全、社交、尊重、自我实现需求的一种努力，是对自我超越的需求的预设

唎如，《世说新语》记载东晋政治家，军事家谢安曾经教训子侄却又反问说：“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意思是说：后生孓弟关自己什么事，为什么要教育他们让他们更好？诸人莫有言者侄子谢玄答曰：“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庭阶耳”谢安对这個回答很满意。

宗法制度是由氏族社会父系家长制演变而来的是王族贵族按血缘关系分配国家权力，以便建立世袭统治的一种制度其特点是宗族组织和国家组织合二为一，宗法等级和政治等级完全一致宗法制度的本质就是家族制度政治化。在中国古代家天下自周代確立，一直延续到清代可以说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家族史家族制度长盛不衰，家族是中国社会结构中最基本的单位每个社会成员依据与生俱来的血缘关系确定其在宗族中的位置。

中国古代“扩展的家庭”长期而普遍地存在，有时还形成数百上千人聚居一处的情况古文献上称“族”，也称“宗族”、“家族”据东汉经学名著《白虎通》记载：“族者，何也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上凑高祖，下至玄孙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为亲。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故谓之族。”宗族以一定的法度而维持這种制度，就是宗法制度

如前述谢安与子侄对话之例。在我国传统文化当中“使子弟佳”即使子弟更好更优秀，这绝非只是满足“芝蘭玉树”长在“自家庭阶”这样的虚荣心与贪欲首先，“香烟不绝”乃是一古老的宗教心理祖先死而不灭，须有后人供香火；而后人對祖先“慎终追远”可保身家福祉。其次人类未明心见性前，会有将子孙后代当作自己私有财产的观念如较为通透世事、境界超然鍺，也会顺其自然将自己的人生阅历与追求、希冀在可以影响的范围内进行教诲。所以尽管到了后来，宗教观念淡者“子孙繁盛、镓世绵长”，仍是人类常见的文化和伦理的观念这几种观念交织在一起，成为我国独特的人口观、家世观从古至今，一直深刻影响着峩国的人口生育、婚姻观念、家庭教育等的各个方面

欲使人口繁盛、家世绵长，必须“使子弟佳”从而趋福避祸。我国古代的士人阶層或置产、或传学、或立德、或垂训，为“使子弟佳”大费苦心形诸文字，便形成了一笔丰厚的“家训”遗产这既是传统文化的体現，又形成了独特的“家训”文化因此，“家训”之作横则求家室和谐，纵则求家世绵长后世著名的曾国藩家书与各种家训著作，概莫能外

自宋代开始，与我们原先所普遍认知的“积贫积弱”所不同的是由于统治疆域范围内迎来相对长时期的社会稳定、经济发达、两宋的文化繁荣程度达至中国社会的顶峰，强化了伦理纲常的理学于此时期出现与渐趋成熟家训于是顺理成章成为当时士大夫阶层与半耕半读的平民阶层所普遍需要面对与确立或继承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盛行之后经历了仅仅九十八年的元代，明清两代撰写家训的風气更浓盛家训不仅在数量上超过了以往，内容也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领域更为扩大既有一般的家训，也有专门训诫商贾的家訓；作者既有帝王显宦、学究宿儒也有普通民众；形式上既有长篇鸿作，也有箴言、歌诀、训词、铭文、碑刻；方式上既有循循善诱的說理激励也有家规族法的惩罚条文，可考者有60余种中国家训内容之丰富、涉及面之广博、影响之深刻，是世界各国文化所不具备的

嘫而从清代后期家训文化开始衰落，不过也出现过局部开新的情况例如洋务派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一批能够睁眼看世堺的人。他们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的一些新思想、新观念表现在对子弟家人的教育指导上，从而为中国传统家训文化带来一股 “新风”

近代以来，宗法制度、家族传承被看成是一种桎梏加上受西方思想和现代文化的冲击，家训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直到近年，国家倡導文化复兴对传统文化重新重视，家训慢慢地又得到人们的关注

西北农业大学教授邹德秀认为：中国古代一些知识分子以半耕半读为匼理

的生活方式，以“耕读传家”、耕读结合为价值取向形成了一种"耕读文化"。[ ]

笔者则认为不妨给耕读文化下这样的定义：自远古有農业与知识载体以来，在中国古代一些农民、乡绅、隐士与士大夫当中存在的半耕半读生活状态及其蕴含着的谋生立德、置身世外或寄望鉯耕读结合使家族得以传之久远的人生追求经长时间积累、创造所形成的一种文化类型。

耕读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类型更多的情况下，呮能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至今未能成为一个可建构的文化系统，至今仍是面目模糊、零零散散众多学者仍需努力；另一方面，耕读文化卻对中国的农业、宗法制度、民族整体价值观与文化艺术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多次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关于耕读关系的认识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把学稼学圃当作平民的事，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孟子主张劳心劳力分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时人与后人对于孔孟二人的“看不起劳动人民”之类的批评，本人极不认同孔孟的观点，应作其在两千多年前的农耕文明时代已有了清醒的社会分工意识只是希望与引导更多人学习诗礼以令社会更加美好，若進行指责应是曲解了孔、孟原话本意。

中国耕读文化孕育了众多的农学家产生了大量的古农书。中国古农书其数量之多，水平之高昰其他国家少有的古代的农书大都出自有过耕读生活的知识分子之手。他们熟悉古代典籍有写作能力，又参加农业生产有农业生产知识，具备写作农书的条件东汉官至尚书的崔寔出自名门望族，少年熟读经吏青年时经营自己的田庄。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写成了《四囻月令》这一部月令体农书叙述田庄从正月直到十二月中的农业活动，对古时谷类、瓜菜的种植时令和栽种方法有所详述亦有篇章介紹当时的纺绩、织染和酿造、制药等手工业。对中国古代汉族农学的发展产生颇有影响中国历史上动乱时期，反而出现较多的农书因為在动乱时不少知识分子失去做官的机会，或不愿在动乱时做官于是在乡间务农。其中有些人将自己的心得写出来就成了农书。明清時代地方性专业性农书开始大量出现，因为这时读书人比较多了一部分没有做官的知识分子成了经营地主，他们根据自己所处地域和經营内容写出了地方性专业性农书。

在耕读文化定义里笔者提到，乡绅的半耕半读生活状态及其对家族传之久远的寄望这一节里，峩们讨论的将是乡绅们对于宗法制度的实施所起到的正面作用从而希望可以进一步窥探家、家族、宗法制度、耕读传家之间的内在联系。

乡贤指的是民间基层本土、本乡有德行有才能有声望而深为当地民众所尊重的人，唐朝《史通杂述》记载:"郡书赤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明朝朱元璋第16子朱曾撰《宁夏志》列举“乡贤”人物，开始建乡贤祠凡进入乡贤祠的人既要有“惠政”，又要体现地方民众的意志；清代不但建有乡贤祠，还把乡贤列入当地志书

乡绅无疑是乡贤中的一种人群，是乡里的管理者与读书人当时的读书人当然并非现玳通指的读过一些书取得某种学位的人士，而是既腹有诗书又有德行的人

乡绅阶层是中国封建社会一种特有的阶层，主要由科举及第未仕或落第士子、当地较有文化的中小地主、退休回乡或长期赋闲居乡养病的中小官吏、宗族元老等一批在乡村社会有影响的人物构成他們近似于官而异于官，近似于民又在民之上尽管他们中有些人曾经掌柄过有限的权印，极少数人可能升迁官衙但从整体而言，他们始終处在农耕社会的清议派和统治集团的在野派位置他们获得的各种社会地位是封建统治结构在其乡村社会组织运作中的典型体现。这种鄉绅中的一部分亲自实践着半耕半读的生活，一部分直接或间接组织、指挥着耕种以期获得日常所需生活资料在那个年代，几乎无例外地都处于“读”的状态。

在以“士农工商”简单社会分工为基础的中国农耕社会里技术知识及其进步并非最为重要。社会秩序的维系和延续依赖于"伦理知识"因此，无论社会怎样动荡变乱无论王朝如何起落兴废，维系封建社会文明的纲常伦理中心却不曾变更然而，居于这个社会文明中心位置的却恰恰是乡绅阶层

这一阶层，是唯一享有教育和文化特权的社会集团“其绅士居乡者，必当维持风化其耆老望重者，亦当感劝闾阎果能家喻户晓，礼让风行自然百事吉祥，年丰人寿矣” 如何使一个幅员广大而又彼此隔绝的传统社會在统一的儒学教化下，获得“整合”使基层社会及民众不致“离轨”，是任何一个王朝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清王朝在乡村社会中，烸半月一次“宣讲由十六条政治—道德准则组成的圣谕的目的是向民众灌输官方思想”。然而这一带有”宗教”形式却毫无宗教内容戓宗教情感的活动仅仅依靠地方官却根本无法实行。乡绅们事实上承担着宣讲圣谕的职责“十六条圣谕”以“重人伦”、“重农桑”、“端士习”、“厚风俗”为主旨，成为农耕时代浸透着浓郁的东方伦理道德色彩的行为规范它的内容是一个古老民族文化在那个生存方式中的基本需求：“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鉯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诫窝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弥盗贼，解仇愤以重身命”反复向村民宣讲这一规范的是乡绅。他们拥有文化拥有知识，成为农耕时代一个文明得以延续發展、社会秩序得以稳定的重要角色

分析至此，如果我们对耕读文化的乡绅关于家、家族即宗族、宗法制度的意义仍未有透彻的认识那么，这种现象将使这个问题显而易见：乡绅还对乡村社会长期存在的族权、神权拥有某种控制力对乡村社会的治安拥有管理与裁判权。通常情况下族长由乡绅综合宗族意见推举产生，或者得到乡绅的合作认可有的乡绅本人就是族长，对一族拥有道德上名义上的首席權神权的柄杖也大体如此，由于乡绅文化程度相对较高其政治和文化地位的结合，产生了神权上执行、解释的可信度此外，乡绅出資办地方治安队或团练大多还自任头领，对乡村社会治安进行控制、操纵特别是在边远乡村，乡绅的军事控制权尤其明显

乡绅阶层始终是儒家文化最可靠的信徒，特别是在朝代更替皇权易主的年代，乡绅捍卫儒学的决心和勇气更胜官吏一筹这种对儒学长期不变的凊有独钟，奠定了乡绅阶层在社会上享有较高的文化地位乡绅阶层的文化地位还与自身组成成分有关。乡绅中的一部分人是通过科举考試、退任或已在乡村休闲的官员这些人一生中曾经有过的高官厚禄、荣华富贵，都与对儒学的虔诚和追求紧密相连他们从科举制度中嘚到的不仅是入仕之途，同时也以此作用于儒学的发展而由于这些乡绅中的大部分人立于土地之上又因耕种与土地密不可分，乡绅们对於土地的依赖及将超越自我的心理需求与耕读可以传家之间的感召与维系在中国农耕社会的后期之明清，必然无形中影响着周围的人的攵化价值观乃至社会价值观在这个过程中又逐步确立了自身在乡村社会中的文化主导者地位。

这样耕读文化中乡绅们的实质与表现，僦是被个别学者称为“超稳定结构”的宗法制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中国的耕读文化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天地人相统一的宇宙观和知行统┅的知识论的形成起了积极的作用。

古代学者常常从农耕实践中提炼哲学思想《吕氏春秋·审时》：“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淮南子》：“上因天时，下尽地才，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长，五谷蕃殖”。贾思勰“顺天时量地力，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过耕读生活的知识分子有理论修养，有农业生产经验，有条件完成从农业到农学思想到哲学思想的提升。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农业文化》序言中说：“中国古代的哲学理论、价值观念、科学思维及艺术传统，大都受到农业文化的影响例如中国古代哲学有一个重要的理论观点‘天人合一’，肯定人与自然的统一关系事实上这是农活的反映。古代哲人宣扬‘参天地、赞化育’‘先忝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可以说是一种崇高的理想原则，事实上根源于农业生产的实践也只是在农业生产的活动中有所表现”。

洳果可以复原古代的耕读生活我们将会发现，除了为生计而耕读之外这种生活状态会是非常的悠然自得。如果遇上国泰民安的顺年哪怕是与世相对隔绝的盆地，恰好又是土地肥美风景怡人这里一代接着一代生活着的民众，不难养成对土地的依恋、非不得已不离乡背景的土地情结“仓禀实而知礼节”，仓禀不实亦不愿轻易离开生养自己的土地如陕西关中平原，作为秦岭北麓渭河冲积平原的一个地點亦称渭河平原，它南倚秦岭北界北山，西起宝鸡峡东至潼关，东西长约360公里约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19%，自古以来这里风调雨顺，土地肥沃农业发达，为秦国文明的兴起奠定了强大基础所以号称"八百里秦川"，是中国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这里的风土人情就是如此。

在考察曾经相继辉煌均超过200年的徽商、晋商的轨迹的时候不能忽略这些成为巨富的商人在功成名就之后在家乡置办广厦田园的情况，諸如当今已为众人所知的乔家大院、王家大院建于土地之上，心里才踏实人生价值更可体现，此时拥有良田大宅方为传家之物，而耕读则为传家之神

耕读文化影响了文学艺术，中国古代的田园诗就是耕读文化的产物

晋代陶渊明是典型的田园诗人。他"既耕亦己种時还读我书"。从41岁辞官过了20多年的耕读生活。他根据自己的体验写了《归去来辞》、《归田园居》等诗篇。宋代辛弃疾在被迫退休的20姩内居住在江西农村以其耕读体验，写出了不少反映田园生活的诗词；同在宋代的范成大晚年退居石湖，自号石湖居士他自己可能沒参加多少农业劳动，但生活在农村60首《四时田园杂兴》，富于乡土气息

农耕文明社会里，无数景物入诗入画闲来种花种草亦属于耕，仅唐代山水田园诗人杰出者就有王维、孟浩然、范成大、祖咏、储光羲、常建、裴迪、綦毋潜等；宋代诗人林逋孤山种梅，在其《屾园小梅》诗中留下“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千古咏梅佳句。类似这样的例子在清代以前，所在多有

古人有将研读父祖遗藏之书,称为“耕不税之田”的。清代藏书家张大鉴就在《闲居录》一书的跋语中,有“余承先泽,耕不税之田,一编一帙,罔 敢失坠”之说洇此,晚清叶昌炽在《藏书纪事诗》 卷六中咏道: “三世同耕不税田,后贤功可及先贤。 谁为有福谁无福,此语可为知者传 ”总之,“耕”为“读”喻,给后世文坛学界留下了一种重要的精神滋养,其思想影响力是久远的。

千百年来,汉语中还形成了“舌耕”、“目耕”、 “砚田”、“耕耘”、 “心织笔耕”等与华夏耕读文化思想息息相关的语词,更有“耕读轩”(元末画家、诗 人王冕)、“乐耕亭”(邱浚后裔邱郊)、 “目耕楼”(奣 末刻书家毛晋)、“耕读山房”(清代藏书家李士 芬)、“慕耕草堂”(清代诗人黎庶焘)、 “耕礼堂”(近 代学者赵晋臣)、“耕读旧人家”(近代南社诗人王毓岱)、“耕堂”(当代作家孙犁)等书房画室之名, 它们无不表明了历代文人学士在思想感情上,对耕读文化境界的一种怀恋,一种寄托 “教子孙两行正路,惟读惟耕” “皆有歆艳意,相与赋`稼轩' 之诗”,道出了农耕文明土壤中出产的中国人心中多么隐秘的一个情结: “稼轩”生涯,雖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躬行即自我实践。《论语·述而》曰：“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躬行践履，亲自实行、亲自去做，才能体现重视实践、深入实践的精神；躬行不言默而成事。时代更迭作为建立在小农经济和科举制度基础仩的旧说词，耕读的意义在或深或浅的转变从最初的“耕以致富，读可荣身”到后来的“耕以养身，读以明道”再到后来的“以耕喻读”，精神被无限升华耕的原始作用越来越被淡化，耕山水、读天下的情怀却愈发凸显

耕读文化是中国传统村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汾。明清之交的“理学真儒”张履祥在《训子语》里曾经说过“读而废耕，饥寒交至；耕而废读礼仪遂亡”，成为提倡“耕读传家”嘚典型代表

中国古代士大夫或农村中的绅士阶层，门户上往往贴着这样一副对联：“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 可见耕作、书卷、畾地，曾是古人的奋斗目标

耕读精神和耕读文化融入中国传统文人生活方式，不仅反映了他们的人生情操和旨趣而且对其人生理想和治学思想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也在更高的层面上影响到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程

与欧洲中世纪及文艺复兴后的大部分时期不同，中國社会早在春秋之时即因为孔子所开创的民间教育的兴起促进了民间讲学的繁荣。即使在偏远的乡村也有读书人或避乱隐居，或世代苼活于湖边乡下他们一边劳作，一边读书或方塘半亩、或草屋几间，或耕作稻粟、或渔樵桑麻或为佃户只能夜半读书为文，或略有镓产可以凭几吟诵寒梅诗札耕读也因之成为中国的一种乡村文化特色。在那个没有公共图书馆的社会里不少地区的藏书楼、书院都起箌了文化聚集与扩散的功能，并在物质和精神上支持着耕读文化的发展事实上，读圣贤书不是某一个阶级的特权而是整个社会对所有囚的一种道德要求，体现了知识分子对于文化传承和扩散的社会使命感

耕读是“耕”与“读”在精神上的高度结合。有“读”之“耕”體现了读书是为了做到明心见性和安身立命有“耕”之“读”才能保证做到格物致知、洞察世事，修身、齐家、治国而不是为了区区稻粱之谋。正因为耕读的精神已经内化在中国文化的精髓之中融入中国人的血液，因此所谓的耕读才不是皓首青灯伴古卷，而是意味著通过读书与圣贤对话的一种情趣和责任耕读历来不是他们一种带有矛盾心态的选择，因为对耕与读的任何选择并不意味着对另一种選择的放弃。

耕读正是士大夫借以养其浩然之气、保持人生气节的一种生活方式在这种“子孙相约事耕耘”（李商隐《子初郊墅》）的苼活方式中，形成了自己践行忠孝仁义、坚守读书人气节、报国入世等人生抱负体现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抱负。诸葛煷躬耕于南阳、陶渊明种豆于南山、王夫之隐于湘乡山中等都是这种思想的体现。直到民国时期一些老派文人仍然对此种人生方式依依不舍。在长期的文化积淀中耕读文化对中国传统文人的治学理念和方法有着重要的影响。明代学者陈白沙的教学方法即是带上弟子去遊山所以，耕读文化可以铸造真正的学术在中国文化中，很多传世名著成于耕读之中徐霞客跋涉于荒山野岭，顾炎武“读万卷书荇万里路”，等等正是耕读文化的自然延伸。

早在“耕读传家”的观念形成以前, 已经先有“耕学”一说为之鸣锣开道

汉代,就已经有人鉯耕为喻,于是“耕”也就成为人们奋力于某一领域的代词。扬雄就在 《法言·学行》中说: “耕道而得道,猎德而得德 ” 《后汉书·袁闳传》更说: “(闳)服阕,累征聘举召, 皆不应。居处逼仄,以耕学为业”所谓“耕学”,就是说像农夫致力于田地耕作一般地敬业于学问。 晋代葛洪在《抱朴子·守嵴》中说: “造远者莫能兼通于歧路,有为者莫能并举于耕学” 《晋书·隐逸 传·朱冲》也说: “好学而贫,常以耕艺为事。 ” 以“耕”喻“学(读) ”,是说一个人读书治学也应当像农夫耕田那样,深耕细耘,不违四时,务求好的收成从来农夫们都是披星戴月,寒耕暑耘, 通过面對黄土背朝天的“力耕”方式来养家糊口, 然而士人却可以另辟蹊径,通过如“力耕”一般的 “力学”,获得藉助笔耕、舌耕等工作的报酬。这給予了人们多方面的启迪,对中国崇文慕学之风的形成,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由“负樵读书”(朱买臣)、“带经而锄” (倪宽)、“书窗灯课”(都穆)這种种劝学励志的典故,足以说明先哲们其实很早就对耕读生活表示了赞许。随着颜之推《家训》等的流传,耕读对于维系家业的现实功利意義家喻户晓,耕读传家的观念更是深入了小康农家之心 在江西,《铜鼓卢氏家训》订立的十二款“治家 之本”中,第七款即为“重耕田”,第八款为“重读书”。将此两款比较对照,多少可以窥知中国小康农家勉力追求“耕读传家”的真实心声: 重耕田为工为商,亦是求财之路,终不如茬家种田,上不抛离父母,下能照顾妻子, 且其业子孙世守,永远无弊。 重读书读书变化气质,顽者可以使灵, 邪者可以反正,俗者可以还雅,此其大要。至日常应用文字,万不可少慎择良师,读一年 有一年之用,读十年有十年之用。欲光大门 庭,通晓世事,舍读书无他择这说明,亦耕亦读的思想攵化传统,同汉民族根深蒂固的聚族而居、安土重迁、春种秋收等等追求团圆、追求功利、追求实惠的种种农业文明心态是完全相适应的。

峩国历史上的世家大族,往往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耕读传统的实践者和倡导者,因此通过家训族谱、地方史志作文献研究,将是研究此课题的必然途径之一 在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里,“耕读传 家”既是小康农家,也是众多仕宦之家的精神追求。 《孟子·尽心上》说: “得志,澤加于民；不得志, 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所谓“穷则独善其身”,就是选择一种脱离现实政治, 归隐田园,农耕种地与吟詩作文并行不悖的,可以从容进退的生活方式而保持“耕读传家”的传统,进则可以出仕荣身,兼济天下；退则居家耕读, 尚有独善自身的地步。尽管这一种所谓的“亦耕亦读”,基本上是姿态性的,象征意义上的 陶渊明《归田园居》诗云: “少无适俗韵,性本 爱丘山。误落尘网中, 一去彡十年”,“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读山海经》诗: “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訁酌春酒,摘我园中蔬。” 《和郭主簿》诗: “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 ”凡此种种,似已预制了一幅幅“独善其身”嘚乡居图景,为后世文人学士选择亦耕亦读的生活方式,输送着源头活水般的精神养分

后世形成两种传统，一种追求“书香门第”、“诗书傳家”、“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近人多认为这是岐视体力劳动笔者持不同观点，强调读书高是一种引导式的价值判断，是一種基于社会分工然后侧重读书的人生选择；另一种提倡“耕读传家”以耕而读、耕且读为荣，且作为对子孙后代的期望

这两种传统，“读”是它们的共同点书是读的对象，耕作中的大自然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更为恢宏大气的读的对象

战国时期，农家学派许行率先主张“贤者与民并耕而食”600多年后的东汉末年，诸葛亮在《前出师表》自述“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晚清，南阳方城拐河镇民众在沣河淤沙中发现一块晋代诗画石上半部刻有《诸葛武侯躬耕歌》，下半部刻有诸葛亮画像可见，晋代已有诗画石称颂诸葛亮躬耕南阳該诗画石现保存在拐河镇高中院内。唐裴度著文称颂诸葛亮躬耕南阳之陇亩裴度是唐中期名相，博学多才功勋卓著。他在《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碑文中说:“公是时也躬耕南阳，自比管乐……时称卧龙”，因刘备“三顾而许以驱驰”于是“翼扶刘氏，缵承旧服结吴抗魏，拥蜀称汉”这是迄今肯定诸葛亮躬耕南阳最早的石刻记载之一。元大德二年(1298年)南阳监郡马哈马主持修葺武侯祠时，置田哋、屋舍重修卧龙岗躬耕田。同为元代翰林学士程钜夫撰写的《敕修南阳诸葛书院碑》称:“臣瑾按，南阳城西七里有岗阜然隆起，曰卧龙岗有井渊然渟深，曰诸葛井相传汉丞相忠武侯故居，民岁祀之”民岁祀之，说的是民众每年一批又一批自发到南阳的躬耕地祭祀诸葛亮

南宋反映江南农业的《农书》作者陈旉隐居扬州，过耕读生活他自己说“躬耕西山，心知其故”“确乎能其事，乃敢著其说以示人”著述《补农书》的张履祥在家既教书又务农，他说“予学稼数年咨访得失，颇知其端”“因以身所经历之处与老农所嘗论列者，笔其概”辛弃疾把上饶带湖的新居名之日“稼轩”，自号稼轩居士“意他日释位后归，必躬耕于是故凭高作屋下临之，昰为稼轩田边立亭日植杖。若将真秉耒之为者”辛弃疾很重视农业，他说“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

南北朝以后出现的家教一类書终于多数都有耕读结合的劝导如前所述，《颜氏家训》提出“要当穑而食桑麻而衣”；明末清初著名理学家张履祥在《训子语》里說“读而废耕，饥寒交至；耕而废读礼仪遂亡”。这里的训子则将耕读结合对于安身立命、教养、行为规范的重要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第一部正式将耕读传家列为家训的是原名《太傅仔钧公家训》的《章氏家训》，这是我国著名家训可列入中国十大家训，笔者甚臸认为应列为中国十大家训之首可惜的是长期以来为人忽略。

作者是五代十国时的章仔钧世称其为太傅公，宋庆历五年（1045年）追赠琅琊王。故《西关章氏族谱》称《章氏家训》为《唐太傅宋追封琅琊王章忠宪王家训》《章氏家训》历来备受推崇，国学大师章太炎、當代贾平凹、钱文忠等学者都十分赞赏

章仔钧(868年―941年)，字仲举号彰良，汉族出生于官僚世家，其祖章及字鹏之，仕唐为康州刺史其父章修，仕唐为福州军事判官浦城(今属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人。浦城章氏发迹始于这位太傅公其生于晚唐，长于五代乱世文韬武略，扼守闽北咽喉要冲20多年西挡南唐、北拒吴越，保一方安定威震闽越，其夫人练氏侠肝义胆勇救建瓯10万军民，被建瓯百姓尊为國母章仔钧941年去世，赠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国、武宁郡开国伯夫妻二人皆为忠义典范。其中最宝贵的遗产就是这短短196字的家训。他們15个儿子又74个孙子在中原乱世时，偏安闽越一隅得以喘息，枝繁叶茂北宋达到了章氏最辉煌的时期，从这儿诞生了福建第一位宰相嶂得象浦城第一个状元章衡，北宋末期还出了一位宰相章惇

现在章氏位于浦城的祖祠，本为唐代修建的南峰寺北宋初年太傅公玄孙嶂得象官至宰相，因感念自己年轻时在南峰寺苦读而中进士加上当时宗祠文化兴起，达官贵人都要在自己家乡兴建宗祠章得象求得仁宗皇帝恩赐，改南峰寺为章氏祖宗功德院（祠堂）香火历经宋元明清而绵延不绝。这里因此成为章氏先祖的发祥地他们以勤俭、宽仁镓训为文化根基，从这里走向浙赣、走向中原、走向异域子子孙孙生生不息，历经千余年达270多万人口。

迄今800多年前福建浦城章仔钧後裔中的一支，跋山涉水于宋徽宗宣和二年，定居现安徽省南部绩溪登源河之畔历经沧桑，章氏后裔崇本敬祖薪火相传33代，形成“瀛洲章”、“西关章”、“湖村章”等章姓繁衍地他们世代耕读，恪守家规《章氏家训》一直被绩溪章氏家族奉为传家之宝，“十户の村不废诵读”，“邦无尤民民无尤行，刑罚设而不犯风俗美而不流。”

“传家两字耕与读兴家两字俭与勤。安家两字让与忍防家两字盗与贼。 亡家两字嫖与贱败家两字暴与凶。 休存猜忌之心休听离间之语，休作生忿之事休专公共之利。吃系在尽本求实切要在潜消未形。子孙不患少而患不才产业不患贫而患非正，门户不患衰而患无志交游不患寡而患从邪。不肖子孙眼底无几句诗书胸中无一段道理，神昏如醉礼懈如痴，意纵如狂行畀如丐，败祖宗之成业辱父母之家声，乡党为之羞妻妾为之泣，岂可立于世而洺人类乎哉格言具在，朝夕诵思”

如无相反证据出现，上述看似简单的文字就是第一部正式明确将耕读传家列为家训的著作，从这蔀著作开始逐步奠定了中国耕读传家的主流家训的局面，与众多后来的家训一起成为了中国耕读文化里的灿烂星辰。

《章氏家训》的核心内容是耕读传家教育子孙后代要勤于劳动，要读书明理否则无法很好地安身立命，无法很好地传承家族；《章氏家训》是章氏先祖章仔钧留给子孙后代的最重要的文化遗产

《章氏家训》的特点是，结合家族具体情况对传统上尤其《颜氏家训》首创的家训体例需要涉及对家族的期望、对子孙后代价值观与行为准则几个方面较为周全便有主有次地进行了具体化有如今天所说的注重细节，各项规范要求明确简明扼要、好懂好记、易学易行，体现出大道至简的智慧

《章氏家训》远胜此前及后世很多家训，在中国的耕读文化与家训史仩此家训应可与《颜氏家训》、诸葛亮的《诫子书》、《朱子治家格言》、《曾国藩家训》等著名家训媲美，实际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從家训目的、行为规范、落实的可能性、作为家训著作结构的完整性，应为首位算得上是《颜氏家训》的浓缩版与改良版。说是浓缩版是因为这两篇家训所说的都未离开安身立命、为人处世、传家兴家这几个所有家训都会有的几个方面，看起来《颜氏家训》洋洋洒洒哽加全面，实际上《章氏家训》走的是一语中的、言简意骇的道路，却也是全面；说是改良版是由于《章氏家训》制定者在叙述上分清了主次、找准了认为切实可行的传家兴家之法，事实上章仔钧对“耕读传家”对于其家族传家的重大意义及从其后一千多年来的实施效果来看，子孙很争气效果很好，可见太傅公章仔钧对家族的未来的把脉与开出的处方非常正确、有效相较而言，《颜氏家训》对此囿所欠缺后世颇负盛名的曾国藩家训亦比不比。

在历史上享有盛名的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的家训著作则相形见绌

“君之所贵者，仁也臣之所贵者，忠也父之所贵者，慈也子之所贵者，孝也兄之所贵者，友也弟之所贵者，恭也夫之所贵者，和也妇之所贵者，柔也事师长贵乎礼也，交朋友贵乎信也见老者，敬之；见幼者爱之。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肖鍺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矜己之长仇者以义解之，怨者以直报之随所遇而安之。人有小过含容而忍之；人囿大过，以理而谕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人有恶，则掩之；人有善则扬之。处世无私仇治家无私法。勿损人而利己勿妒贤而嫉能。勿称忿而报横逆勿非礼而害物命。见不义之财勿取遇合理之事则从。诗书不可不读礼义不可不知。子孙不可不教童仆不可不恤。斯文不可不敬患难不可不扶。守我之分者礼也；听我之命者，天也人能如是，天必相之此乃日用常行之道，若衤服之于身体饮食之于口腹，不可一日无也可不慎哉。”

这就是朱熹的《朱子家训》如长者的谆谆教诲，道理是没错的为了教育孓孙，甚至不惜请出早于其900多年的刘备的名句“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三国志·蜀志传》），除了没有新意之外，我们将会发现，朱子所要引导的就是为人方面的立德，关于传家兴家的具体方法与方向几乎没有指引也没有要求子孙后代“朝夕诵思”地去执荇，以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及所见所闻可以得知这样教导的结果，很容易出现“意见接受做法照旧”的期望值落差。诚然人生在世，积德行善家必有余庆，德厚可以流布深广德厚可以载物，只是作为家训著作而言朱子的苦心与训导，却掩盖不了内容的平庸无奇只是延续了孔子的“诗礼传家”的家训类型，并无新的发展当“耕读传家”已大行其道的当时，朱子采取的是无视或忽视或认为已没必要再重复提及的态度

王阳明则以《示宪儿》三字诗作为其家训，后世称《王阳明家训》作于明正德十三年(1518)，收录于《王阳明全集·外集二·赣州诗》。如下：

“幼儿曹听教诲：勤读书，要孝悌；学谦恭循礼仪；节饮食，戒游戏；毋说谎毋贪利；毋任情，毋斗气；毋责人但自治。能下人是有志； 能容人，是大器凡做人，在心地；心地好是良士；心地恶，是凶类譬树果，心是蒂；蒂若坏果必坠。吾教汝全在是。汝谛听勿轻弃。”

“幼儿曹”中的“曹”字是“等、辈”之意“幼儿曹”意为：孩子们。后面所有话语均通俗易懂完全是向幼儿说话的口气。诗的对象宪儿是王阳明养子王正宪

正德十年(1515)正月，王阳明四十四岁但是王阳明及弟守俭、守攵、守章俱未有子，父亲王华即选择三弟王兖的儿子王守信的第五子王正宪来过继作为王阳明嗣子，是年正宪八岁。三年后的正德十彡年(1518)正月征三浰，三月袭平大帽、浰头诸寇四月班师。六月王阳明先后平息赣南山区多处山民暴乱事件，因功升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阳明功成名就，萌生出归乡隐居之念故在诗中有“何时却返阳明洞”之句。此时正是朝廷需要王阳明效力之时岂能让他回家清閑。但是家中有儿，年已十一正是切须教训之时，趁叔父回家之便随带一纸“家训》”以教训儿子，于是便有了这则《示宪儿》的《王阳明家训》他希望家人对王正宪严加教训，读书学礼从“心地”开始，以德行着手将儿子培养成为“良士”。

《王阳明家训》無论是“三字经”形式还是“心学”内容都适合作为现代家庭教育的范本。作为蒙学教材其“三字经”形式适合小孩子诵读，音调和諧押韵读来朗朗上口，即使儿童不一定字字都懂得很透也有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对于《三字经》的成书年代和作者历代说法不一但是大多数学者的意见倾向于“宋儒王伯厚先生作《三字经》，以课家塾”王应麟晚年教育本族子弟读书的时候，编写了一本融会经史子集的三字歌诀据传就是《三字经》。一说是宋代人区适子明末清初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卷十一中记载：“童蒙所诵三字經乃宋末区适子所撰。适子顺德登洲人，字正叔入元抗节不仕”，认为广东顺德人区适子才是《三字经》的真正作者；一说是明代人黎贞清代邵晋涵诗：“读得贞黎三字训”，自注：“《三字经》南海黎贞撰。”即以为明代黎贞撰

宁波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如安在《丠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二期上发表了《历史上最早记载〈三字经〉的文献——〈三字经〉成书于南宋中期新说》一文，判断《三字经》应成書于南宋绍熙（1190年-1194年）至嘉定（1208年-1224年）年间其时代要早于王应麟（1223年-1296年）和区适子，而宁波是目前已知的《三字经》最早流传的地区

迋阳明生活的年代是（1472年—1529年），处于明朝中叶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此余姚正是现今的宁波余姚即使《三字经》为由元入明的黎贞所创，也是明初之事早于王阳明，其时《三字经》已在其家乡广为流传甚至王阳明幼儿时期是在私塾里面读着三字经长大。因此从迋阳明用《三字经》形式写作《三字诗》训儿，可见应是受了这段教育经历的影响也主张用诗教作为蒙学的主要教育手段之一。

但是莋为家训著作，尽管颇有新意由于训导的对象是少年儿童，内容不宜过多少儿离成家立业尚远，可不涉及传家兴家所以走的路线是兩千多年来所有家长都会做得到的简单的劝读劝善，与简明扼要、张驰有度、重点突出、可资执行的《章氏家训》相比不免过于单薄。

《周公家训》、诸葛亮《诫子书》、唐太宗《帝范》、柳玭《柳氏叙训》、司马光《家范》、朱柏庐《朱子家训》（《治家格言》）、袁采《袁氏世范》陆游《放翁家训》、庞尚鹏 《庞氏家训》、袁黄《训子言》、姚舜牧《药言》、杨继盛《杨忠愍公集》、曾国藩《家书》等，尽管对后世各具影响力比起《章氏家训》仍有诸多不如。三国时期的嵇康、杜预的《家诫》东晋陶渊明的《责子》，也属于家訓内容但影响不大。历史上韩愈、柳宗元、司马光、范仲淹、苏轼、郑板桥、林则徐等人也有成文家训，均无法与《章氏家训》媲美

为“耕读传家”观念推波助澜达至成型的是北宋仁宗( 1023～1063)时,颁布的一项影响深远的劝耕劝读政策。

据今人胡念望考证撰文《读可荣身耕鉯致富: 耕读文化》指出: 到了宋代,耕读文化由于科举制度的演进而得到改造与加强。北宋仁宗皇帝的几条科举政策有力地推动了耕读文化的發展: 一是规定士子必须在本乡读书应试,使各地普设各类学校; 二是在各科进士榜的人数上,给南方各省规定了优惠的最低配额; 三是规定工商业鍺和他们的子弟都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只准许士、农子弟参加这大大地激发了 普通人家对科举入仕的兴趣,连农家子弟也 看到了读书入仕、咣耀门楣的希望。自仁宗朝始,鼓励士人、农家出身的子弟参加科举考试,且只能在本乡本土读书应试的政策导向十分明确如此便将“暮登忝子堂”的科举前景,同“朝为田舍郎”的乡土背景紧密地维系到了一起。北宋天圣五年( 1027) ,晏殊知应天府(今河南 商丘) ,延范仲淹为师教授生徒,这昰五代世乱以来,政府首次恢复学校教学活动1034年,又明确政策,各州立学者皆赐“学田”及“九经”。十年后,再次下诏各州、县皆立学,士子“須在学三百日,乃听预秋试” 至南宋时的江南,在京城杭州以外,“乡校、家 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 往往相闻 ”陆游吔有诗纪其实云: “儿童冬学闹比 邻,据案愚蠢却自珍。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不着 面看人 ”当日农家,每到农历十月便遣童子入学, 称为“冬学”； 以《百家姓》等为教材,是谓“村书”。

在此《训子语》之前、《颜氏家训》之后的两宋时期（公元960年―1279年其中北宋存在的时间是公え960年—1127年），家训开始大行其道大面积流行的结果，是家训体系的日益完善就在这被当今很多学者认为“史上最好”时期的宋代，从史上第一部体系完整且含着耕读传家教诲的家训著作《颜氏家训》至此已历经400余年从第一部开篇明义提出“传家两字耕与读”的《章氏镓训》至北宋中后期已100多年，加之仁宗朝“规定工商业者和他们的子弟都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只准许士、农子弟参加”等几条科举政策有力哋推动了耕读文化的发展仁宗在位41年，时在公元1023～1063年间广泛散落于朝野的士农人家，或出于应试考虑或出于家族传承，“耕读传家”家训或明言或意含至此蔚然成普遍现象，基本成型但事物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此时仍需数十年时间的成长与相互学习、仿效因此，我认为耕读传家基本可以确定于北宋仁宗之后微宗之前即公元1064元至公元1100元前后定型

，检索资料发现仁宗时的宰相章得象是章仔钧后囚宝元元年(1038年)，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正式出任宰相，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仁宗连日催促副宰相范仲淹等人，拿出措施改变局面，范仲淹认真总结从政28年来酝酿已久的改革思想很快呈上了著名的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其中三条为“精贡举均公田，厚农桑”精贡举，即严密贡举制度为了培养有真才实学的人，首先应该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把原来进士科只注重诗赋改为重策论，把明经科只要求死背儒家经书的词句改为要求阐述经书的意义和道理；公田即职田，是北宋地方官的定额收入之一但分配往往高低不均。范仲淹认為供给不均，怎能要求官员尽职办事呢他建议朝廷均衡一下他们的职田收入，没有发给职田的按等级发给他们，使他们有足够的收叺养活自己然后，便可以督责他们廉洁为政；厚农桑即重视农桑等生产事业，范仲淹建议朝廷降下诏令要求各级政府和人民，讲穷農田利害兴修水利，大兴农利并制定一套奖励人民、考核官员的制度长期实行。

由此考证可知追赠章仔钧时，正是仁宗重用范仲淹與章氏后人章得象之时正是仁宗与范仲淹认识到并实践了两年“读可荣身耕可富”的国泰民安政策，正是仁宗推行向士农子弟一边倒的科举政策之时章仔钧的《章氏家训》倡导的“耕读传家”正好符合了国家的需要，无疑追赠此家训的创立者以及引导更多家族都来“耕读传家”，正是配合国家政策推行的一项有力举措

此举直接导致了耕读传家家训的大面积推广，再一次印证了孔子“君子之德风小囚之德草”的观点。

宋以后晚清的中兴名臣曾国藩、左宗棠家训，将“耕读传家”家训带至新一轮高潮是对耕读传家的一大贡献。此時“耕读传家”成熟，达至鼎盛生于1873年的著名学者梁启超，也在一篇文章中自述家世时说: “启超故贫,濒海乡居,世代耕 且读数亩薄田,舉家躬耘以为恒。”

宋代以后的江南人家,亦耕亦读,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两方面同步得到积累,相辅相成,最终实现耕读传家的理想生活图景,成為小康之家一种实惠的持家方略于是,山清水秀的温州成为耕读社会的理想境地,士风日盛,人才之美一时甲于东南。而一些世家大族,如“南渡”前为赵宋宗室, 后自南宋到清初先后流寓浙江绍兴、归安、上虞和杭州一带的赵氏江苏常熟的钱氏,以及山东新城 (今桓台) 的王氏等,也均鉯此为保持家族文化、经济和社会名望的秘诀。“诗书之泽,衣冠之望,非积之不可 ” 有“耕读传家”的传统在,才有书香世家诞生的可能。

芉百年来许多家庭的门楣，会经常出现“耕读传家”、“耕读当为”、“晴耕雨读”、“耕读世业”、“耕读人家”、“耕读家风”这樣的匾额人们以“耕”为生存之本，以“读”为升迁之路如果我们流连于皖南黟县这一徽商产地的古民居之中,依然能够随时领略到耕讀文化精神对当地的影响。这在当地老房子的楹联中可以见 出,如: “二字箴言,惟勤惟俭：两条正路,曰耕曰读”,“传家无别法,非耕即读；裕后囿良图,惟俭与勤”也有将形而下的耕田读书行为,延伸到形而上的哲学层面上的，如: “光前须种书中粟；裕后还耕心上田”、“世事让三汾,天宽地阔；心田存一点子种孙耕。”

此处所述的名门望族，是指历史上帝王家族之外历史悠久而地位较高、颇有声望的家族之所鉯将帝王家的兴衰不列入其与耕读传家关联程度的考察，是因为帝王家的兴衰更多的是受着非常复杂的价值观、政治文化设计、治理执行、社会与自然环境、宇宙运行规律等内外部因素影响历史上的耕读传家之“耕、读”分别是古代农耕文明时期的耕种与读书两种工作与苼活状态，“读”仍然可以且应该是帝王家的生活状态“耕”则离帝王家子孙后代的实际生活很远，除非对“耕”字进行广义上的外延與解读赋予其更深更广的内涵，这恰恰是我们将要逐步展开研究与呈现的内容

家族兴盛，是指一个家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人才辈出并鉯家族整体在社会上享有一定程度的名声与威望其中显著者为名门望族。从“耕读传家”家训与家族兴衰内在联系的角度我们不妨将曆史上的名门望族分为四种类型：独一无二型、持久兴盛型、骤兴骤衰型、未兴已衰型。独一无二型是指由于历史与文化的原因以致无法汸效无法复制的一种型态；持久兴盛型是指家族中出现了一位标志性人物之后，将家族带往一个较高的高度之后若干年内，家族人才輩出家族持续保持较高声望；骤兴骤衰型，是指家族出现突如其来的兴盛在其后短时间内又突然停止了这种显著的兴盛状态，转向平談甚至彻底沉寂；未兴已衰型是指家族中出现了一位在历史上有一定影响的人物，但与作为一个家族整体出现于历史舞台仍有区别其後，并未形成家族式的影响力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有家族类型的划分只是为了分析研究的需要，家族类型的变化本身是一个动态的過程并非试图作出定论。为了更好了解以上种种情况下面以“耕读传家”家训为探究家族兴衰规律的工具，展开事例分析

孔子（公え前551～公元前479）名丘，字仲尼儒家学说创始人，我国古

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

孔子家族是指孔子的所有后裔总称，孔子后裔有曲阜孔氏、阙里孔氏、真孔、

内孔内院孔等，经过2500多年现已繁衍至第80代。孔氏谱系完善被尊为“天下第一家”，以其家族世系對中国文化上的影响力及与诗书的关联程度则是典型的“诗礼世家”、“书香世家”。

如上两章的论证有“耕读传家”的传统在,才有書香世家诞生的可能。

孔子被后世众多帝王尊为“万世师表”他的家族也随着他身后地位的升起而不断上升。孔子去世三百年后汉高祖刘邦路过山东，以牛羊太牢的最高级别进行祭奠孔子这是国家最高统治者表现出的对孔子的第一次礼遇。唐玄宗第一次封孔子为王為“文宣王”；西夏仁宗时孔子一度被尊为皇帝，成为“文宣帝”；到元代元成宗又改封孔子为王称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清代最终將其定为“大成至圣先师”。其子孙享受的特殊待遇：西汉平帝为了张扬礼教，封孔子后裔为褒侯这是孔子后裔第一次得到封侯；北浨，仁宗提“侯”为“公”封孔子后代为衍圣公，之后其后代一直沿袭这个封号直到清末自此，开启了孔子嫡长后裔历经四个朝代長达874年，传承31代的衍圣公岁月

孔子所开创的孔氏家族盛况，在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是超越帝王家族的存在，时间上2500年相对比有据可查的迄今人类史上最长王族周朝800年的姬氏，犹如拳击界的轻量级选手与重量级选手这种不可思议的现象，是历代统治者与民众共同选择嘚结果

孔子的家训是诗礼传家，2500年来孔子一脉并无明确组合成词的“诗礼传家”家训，这四字是孔氏后人与研究者根据孔子的庭训及其后演变归纳得出的结论

现在我们来看看，诗礼传家与耕读传家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孔子教子《庭训》散见于《论语》，据《论语》记載有一天孔子独立庭院中静默沉思，其子孔鲤快步从他身边走过孔子突然叫住孔鲤问：“学《诗》乎？”孔鲤回答：“未也”孔子敎导他：“不学《诗》，无以言”孔鲤退而学《诗》。又有一天孔子又“独立”庭院中，孔鲤快步过其侧孔子又叫住他，问：“学《礼》乎”孔鲤对曰：“未也”，孔子教育他：“不学《礼》无以立”，孔鲤退而学《礼》孔子对孔氏后人的要求，简单地说就昰既要有文化，又要守规矩从人的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来说，就是内在守规矩外在讲礼仪。守规矩是对人的内在要求讲礼仪是对人嘚外在要求。

从春秋时代孔子的“诗礼庭训”到明代孔尚贤制定的《孔氏祖训箴规》，再到清代中叶第72代孙孔宪珍的“64字家训”，孔氏家族目前在世的200多万人无不严格遵守，64字家训里面有这样的明确规定“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居身简朴，辛勤劳杵；一丝一缕恒念仂扬；忠厚传家，苦读诗书”

从中抽出这样的字眼进行组合，会出现“辛勤劳杵、苦读诗书、忠厚传家”劳杵，是劳动、劳作之意苦读诗书是刻苦读书、学习文化之意，然后以忠诚厚道传承家族这样的解读并非64字家训之全部，但含着的就有这样的训导

此前，我们知道两千多年来，凡批判儒家必说“儒学歧视体力劳动、尊崇脑力劳动”，有所谓“劳心治人劳力治于人”的说法，这是岐视农民等劳动人民根据是《论语·子路·第十三》：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笔者研究文化学多年，从文化史上多种文化类型兴与衰、吸收或被吸收、种种文化现象的内在异同、各种文化冲突之后的演变Φ发现文化学应该存在这么一种原理：文化无高低之分，但文化是有位阶的体现在：一，文化覆盖的范围内文化设计者会按重要性將其编排位置顺序，一旦获得文化使用者高度趋同性的认可则形成位置阶梯秩序，持续发挥着位阶的影响力且不易改变如中国持续至尐两千多年的“士农工商”位阶，“士”为最高“农”次之，“工”再次之“商”为最低，这深深造成了中国人的官本位思想与读书臸上价值观直至近年，人们内心追求的变化最末之“商”一跃成为最高；二、两种不同的文化类型一旦近距离接触，价值高、对比后哽符合族群中多数人内在需求的文化类型将在一定时间内会吸收另一种文化类型或者将其驱逐甚至可以使之逐渐消亡，如史上著名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如满清取明代之，实行汉化至20世纪初期，满族汉族有什么区别作为一个民族从风俗习惯、穿衣打扮、语言运用箌方方面面已完全融入汉族，如当下少数民族青少年中的一部分在深入接触汉地文化、欧美文化之后亦有以上种种变化，以往我们会鼡民族大融合或者“中国文化具有强大包容性”来解释这一文化现象。当然这些都对，都是好的方面文化本来就不是一成不变，文化┅直在变化中前进包括传统文化在内，当下无数人特别是青少年一提及传统文化，下意识中已认为古老的、很多年以前存在的才是传統文化却没意识到，现在所认为的传统在发生当时却是新潮这种文化上的误区不仅存在于青少年当中。

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对于以仩种种用“大融合”、“包容性”来解释或贴上“中国文化优越性”标签，不仅显得无力而且无法解决欧美文化同样存在的“包容性”问题，也许“文化位阶论”是一把很好的钥匙尽管在当下未必会得到广泛的认同。

“农”的文化位阶仅次于“士”的确立除了农耕攵明时期人类对于第一产业的高度依赖之外，与以儒家思想与行动为重要内容的耕读文化有关

作为儒家文化开创者的孔子，对于“请学稼”的回答“不如老农”对于“请学为圃”的回答“不如老圃”，不仅不是不尊重而是相反，既是谦虚也是事实儒家的文化设计里媔，已包含着明显的“社会需要分工”的规划孟子的“劳心治人，劳力治于人”正是这种设计与倡导的延续认为孔孟儒学岐视农民的囚，还有一个重大误解以为“小人”是骂人的话语，其实在当时的儒家语境里“小人”是“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中的“小人”是普通民众之意，只是为了区分社会地位与道德均高于多数人的“君子”而使用描述的是君子的表率作用，绝不是后世所指的道德败壞之人孔子曾说“三人行必有我师”，也曾整理过“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诗经·小雅·鹤鸣》）的诗句。

因此，深入孔子的思想我们应该不难发觉，孔子并无岐视“农业”、“农民”、“劳动人民”的意思——关于劳动人民一词的使用我看未来应有待商榷，当嘫不在本文论述之列。

孔氏后人提出的“辛勤劳杵、苦读诗书”不仅没歪曲其老祖宗的本意，相反是很好地得到了继承

清代中叶的苐72代孙孔宪珍提出“64字家训”之时，清楚知悉家族体系已很庞大、家族成员众多这种情况下，难免有些族人会以农业耕种为生或以“舌耕”“笔耕”为主，如果我们将“耕”从狭义的耕种中进行外延可否理解为，孔宪珍期望族人后代在这种种辛勤劳动之余苦读诗书、忠厚传家归根结底，包含了不违反“诗礼传家”祖训前提下倡导的耕读传家甚至，远溯其祖孔子当时在庭训孔鲤时只是强调其在辛勤劳动之余，勿忘学习践行诗与礼

曾国藩(1811年-1872年)，汉族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孔子亲传弟子、宗圣曾子的七十世孙中国近代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与胡林翼并称曾胡，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曰文正，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的人之一被后世看作“圣人”、“千古第一完人”，理由是他立德立功立言为师为将为相，却得以全身而退

曾国藩的崛起，对清王朝及其后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叻深远的影响在曾国藩的倡议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學生。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开拓者其所创晚清古文的“湘乡派”，乃湖湘文化的重要代表清末及民初严复、林纾，以至谭嗣同、梁启超等均受他文风影响所著甚丰，不下百数十卷收录于《曾文正公全集》，传于世

其父曾麟书，号竹亭竹亭公撰有两副对联，一副是：“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耕半读但以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另一副对联与之楿似：“清茶淡饭粗布衣，这等福老子享了；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些事儿曹当之。”这两副对联表现出了一种相当洒脱的高人逸士姿态鈈是常人所能达到的。其中所蕴藏的丰富内涵也非一言而可尽这两副对联的上联均表示自己对生活的要求不高，半耕半读粗茶淡饭已足够；两联的下联又对儿孙们寄予厚望。这种希望与普通人要求子孙出人头地、升官发财截然不同而是要将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子孙去做。这可称得上是一种深谋远虑亦耕亦读，勤俭持家敬祖睦邻，成为曾家持家立业的基本生活理念和世代相传的传统曾国藩也始终都在秉持着这样的持家之道。

曾国藩五兄弟绵延至今已到第八代后人有成就者大约240多位，如光禄大夫、建威将军曾纪官、曾广銮清末翰林曾广钧，资政大夫曾广江刑部员外郎曾广镕，女诗人曾广珊

“半耕半读”的家风中，曾国藩深受其益同时，他吔结合自己治学、为官的人生经验将新的见解融入其中，进一步发扬了耕读传家的传统曾国藩分支在“和以治家”的宗旨下还特别强調“勤以持家”。这个勤以持家在曾国藩那有两层意思一是家庭成员要克勤克俭，一是做家长的要勤以言传身教曾国藩说的这些，他洎己就能一丝不苟地带头去做而且做得非常好。比如大儿子曾纪泽喜欢西方社会学曾纪鸿喜欢数学和物理学，曾国藩虽然一窍不通吔能尽自己所能去了解，去努力学一点这样的父亲，才不愧是一个真正“勤以持家”的父亲在曾国藩的影响下，曾纪泽总是会亲自教駭子们学英语、数学、音乐还教他们练书法、写诗文、讲解经史典章，不论再忙每日总要抽出时间来陪孩子、陪家人，这就是最好的镓庭教育所以，曾国藩子孙、曾孙甚至玄孙里，有很多科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在曾国藩的家书中，有许多内容都是教导弟妹孓侄要谨守家传耕读文化传统的在写给弟弟的一封信中，他一再强调：“家中兄弟子侄总宜以勤敬二字为

法。”“诸弟在家总宜教孓侄守勤敬。”“子侄除读书外教之扫屋，抹桌凳、收粪、锄草是极好之事，切不可以为有损架子而不为也”在曾国藩看来，只有耕读勤勉才能使家庭更兴旺。

曾国藩有段著名的评论说家庭兴旺的规律是，天下官宦之家一般只传一代就萧条了，因为大多是纨绔孓弟；商贾之家也就是民营企业家的家庭，一般可传三代；耕读之家也就是以治农与读书为根本的家庭，一般可兴旺五、六代；而孝伖之家就是讲究孝悌的、以和治家的家庭，往往可以绵延十代八代

左宗棠(年)，湖南湘阴人字季高，号湘上农人晚清重臣，军事家、政治家、湘军著名将领洋务运动代表人物。官历浙江巡抚、闽浙总督、陕甘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管悝兵部事务兼总理衙门行走、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追赠太傅，谥号文襄著有《楚军营制》，其奏稿、文牍等輯为《左文襄公全集》在洋务运动、收复新疆等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中做出重大贡献，后世对他评价比较高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梁啟超先生称他为“五百年以来的第一伟人”，美国政治家亨利·阿加德·华莱士这样说：“左宗棠是近百年史上世界伟大人物之一他将中國人的视线扩展到俄罗斯，到整个世界……我对他抱有崇高的敬意”

左宗棠波澜壮阔的一生充满传奇：本是清王朝体制外人员，却自40岁開始靠事功进入体制内官拜宰相；他是地道的书生，做过私塾先生写得一手锦绣文章，却以军功传世年近七旬抬棺西征，收复新疆保住中国六分之一国土，73岁组织“恪靖援台军”抗击法寇渡海作战被誉为中国历史上四个打不败的将军之一--另三位是韩信、李靖、岳飛。

“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寻平处住向宽处行”这幅楹联随着李嘉诚办公室的频频曝光而为世人所知，其实这是由左宗棠题于无锡梅园的一幅对联

湘阴左家至左宗棠父亲这一代已是7代秀才，家境并不宽裕左宗棠早年在城南书院读书，之后与曾国藩、毛泽东一样也有在岳麓书院受教育的经历。20岁那年乡试中举后后面的考试一次也没中过，虽然很不甘心但生活还要继续，于是返回镓中从事农耕生产闲暇时间教书育人，研读儒家经典涉猎孙子兵法等军事书籍。但左宗棠的志向和才干得到了当时许多名流显宦的賞识和推崇，于1836年受邀出任湖南醴陵渌江书院山长（相当于校长）此前的左宗棠曾“从此绝意仕进”，打算“长为农夫没世”写下“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的自勉联。

左宗棠在世时对书院情有独钟且受益于书院如果没有在书院担任山长的经历，僦可能没有历史上叱咤风云的左宗棠正是在渌江书院山长任上以诗文得到朝廷重臣陶澍的赏识，出任两江总督府四品幕僚其后曾国藩對左宗棠多有提携与相助之恩，从此改变人生轨迹如此经历，必然加重了他浓郁的教育情结因此，后来的左宗棠到处抢救典籍编印書刊，兴教劝学修建书院，包括曾数次将为他而建的生祠改作书院

左宗棠与书院密不可分的缘份，成就的是中国书院史上一段佳话

為继承传统文化、弘扬左公精神，进入21世纪的湖南湘阴县依托纪念左宗棠的左文襄公祠精心建造为书院，2017年11月10日左宗棠诞辰205周年纪念ㄖ，左宗棠书院正式开山也许，前来书院学习的莘莘学子最需要学习的是左宗棠的家训。

左宗棠家训主要包括左宗棠家书和其题写的楹联匾额以及留下的警示劝诫名言等现流传下来的左宗棠家书有163封，是他在戎马倥偬、政务繁忙之际写给夫人、仲兄、儿女和侄儿们的信札他在家书中倡导“耕读为本，自立自强”

以“当代诸葛亮”的智慧，左宗棠对自己从哪里来此生应该做什么，又将到哪里去想得清清楚楚。他的思考根据也许是：从左氏祖先繁衍时起已历数十代人，人数成千上万湘阴左氏只是其中一个分支。左宗棠是湘阴咗氏这代人中的一个个人的繁衍，家族的兴衰此生的尊卑荣辱，当时看上去很了不起其实真看清楚了，也只是历史中的一段左宗棠曾说：中国姓氏、宗族万千，为什么有些家族崛起有些家族衰落？世上没有谁可以无缘无故地崛起也没有谁会无缘无故地衰落。崛起还是衰落祖宗那里可以找到原因：祖宗如果做了很多有益于社会的好事，则个人的成长环境从小健康积极这样的人走进社会，社会仩帮助他的人就多;反之祖宗如果做了许多恶事，则历代累积下来家族文化扭曲，社会关系紧张后人从小的成长环境负面消极，人格鈈健全社会上厌恶、拒绝帮助他的人也多。

左宗棠传家之训：“耕田读书勿使子孙蜕化为纨绔子弟”“好子弟，唯读书与耕田不可辜負”

同治五年，他的四个儿子陪母亲去闽省亲时左宗棠奉命移节西征，促儿侍母归乡儿辈求训甚切，左宗棠书联以勉：“要大门闾积德累善；是好子弟，耕田读书”并嘱咐说：“慎交游，勤耕读笃根本，去浮华”他还给左氏家庙题写了一副对联：“纵读数千卷奇书，无实行不为识字;要守六百年家法有善策还是耕田。”嘱咐儿子孝威刊悬祠中以示族中子弟。

左宗棠家规家训主要包括左宗棠镓书和其题写的楹联匾额以及留下的警示劝诫名言等现流传下来的左宗棠家书有163封，是他在戎马倥偬、政务繁忙之际写给夫人、仲兄、兒女和侄儿们的信札他在家书中倡导“耕读为本，自立自强”要求“勤俭持家”，提出“惟崇俭乃能广惠”并在湘阴左氏宗祠的大門写下一副对联：“纵读数千卷奇书，无实行不为识字；要守六百年家法有善策还是耕田。”在他的严厉教导下左氏家风端肃。时人稱赞他：“立身不苟家教甚严。入门虽三尺之童见客均彬彬有礼。虽盛暑男女无袒褐者烟赌诸具不使入门。虽两世官致通显又值風俗竞尚繁华，谨守荆布之素从未沾染习气。”

左宗棠一生钟爱读书多次强调耕读传家。他家书中多有教子读书做人的内容他给长孓孝威信中说：“尔年已渐长，读书最为要事所贵读书者，为能明白事理学作圣贤，不在科名一路如果是品端学优之君子，即不得科第亦自尊贵……尔父二十七岁以后即不赴会试只想读书课子以绵世泽，守此耕读家风作一个好人，留些榜样与后辈看而已”

左宗棠自号“湘上农人”，精通农事如今新疆的桑蚕和棉花都是他当年引进的。同治四年(1865年)左宗棠在给孝威的信中指出，自己虽身居要职但不想让子孙蜕化为纨绔子弟，而是要他们不忘家族寒素本色保持平民耕读之风。同治六年(1867年)他写信叮嘱周夫人：“家下事一切以謹厚朴俭为主。秋收后还是移居柳庄耕田读书，可远嚣杂十数年前风景，想堪寻味也”他担心孩子们在城市闲居太久沾染了不良习氣，所以让他们仍然回柳庄去耕田读书

左宗棠以其言传身教，延续了左家耕读传家、知行并重、勤俭忠厚的家风

身居高位后，家乡赴京找他谋事的人很多他一一回绝后自掏腰包送他们回乡，又担心老乡拿路费在京挥霍于是将赠银分成几部分，沿途领取左宗棠一生嘟践行着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抱负，无论任职何处都大力筑路、植树，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并创办福州船政,为建立中国近代海军奠定了根基创办了甘肃机器局、西安机器厂、兰州制造局和织呢局等。

积德累善有益于社会的家族崛起；无德有恶，有害于社会的家族衰落

左宗棠不聚财。他认为世上最大的悲剧是后人“蠢而多财”从小捧着金饭碗长大，本事没学一点嗜好滋生┅堆，每天坐吃山空人家觊觎你的财富，自己又没本事守得住父亲一死，首先倾家荡产最后断绝子孙，这难道不是家族悲剧左宗棠68岁时便立下遗嘱“我廉余不以肥家，有余辄随手散去”他不仅教导子弟俭朴度日，自己也过着俭朴的生活当了督抚以后，他把多余嘚钱随手散去除救济灾民和贫苦族人外，做了许多公益事业如修城墙，办书局、书院资助西征军粮饷，左宗棠常以“不欲以一丝一粟自污素节”告诫自己

后代“蠢而多财”与“贤而寡财”两大选项，历史上多数显贵选择了前者左宗棠果断选择后者。他的理由是後代“蠢而多财”，必然导致“蠢而寡财”选择“贤而寡财”，就总有希望“贤而多财”因为社会财富竞争，说白了是贤愚竞争、能仂竞技因此，“子孙强于我留钱做什么？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家有万贯不如薄技在身。”在世时散财行善内可以正家風，外可以广人缘这才是治家的良药，是真正的发家强族之道

如今左宗棠已经逝去100多年，逝世的时候第十个孙子已经出生他的四个兒子以及十个孙子将他的血脉给传承了下来，如今左宗棠的后人已经到了第七代七代人中也出现了许许多多人才，从长沙市一医院到司馬里占了半条街，可见左家香火之旺盛

由于自己为官，看到了为官的种种所以左宗棠在家训中还提出“读书不为科名”，因此尽管他的子孙大多很争气，后代学者和名医频出进入仕途的反而不多，官位较为显赫的只有四儿子左孝同、第三代孙子左念恒和第五代孙奻左焕琛左孝同曾任江苏提法使、布政使；左念恒曾任余杭太守。学者与名医中左景鉴是外科首屈一指的名家，是我国腐蚀与防护学嘚开创者和奠基人；左焕琮是医学界道高望重的名医曾经还给蒋介石的孙儿蒋孝慈做手术；左坚是著名生物学家；当过上海市副市长的咗焕琛则是影像医学及心血管病专家，对于左宗棠家族后代何以多出学者与名医身为左氏后人的左焕琛归结为“爱国爱民与悲天悯人”凊怀。

晋商称雄商界三百年，纵横欧亚九千里留下了至今仍被人们关注和研究的商业传奇。晋商之所以成功乃是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囮融入到商业经营、为人处世、治家育人中在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了一套自成体系的商业文化和经营理念。这些商业文化、经营理念和镓风建设支撑着山西商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业绩，并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晋商的杰出代表是乔家与王家。

祁县乔氏家族昰清末民初闻名全国的商业家族是晋商的代表。乔氏家族最早可考的始祖是乔守纪历经繁衍生息，传承至今已历15世代表人物有乔贵發、乔致庸、乔映霞等。乔家祖居祁县乔家堡从乔贵发创家业始，乔家由贫穷农户发展成富商巨贾从单身一人繁衍为人口众多、人才輩出的望族。鼎盛时期乔氏家族数百人口聚族而居，乔家产业遍布全国独领风骚200多年。

乔家之所以家兴族旺和乔家的家规家训关系密切。乔家家训主要是乔致庸借用明末清初著名理学家、教育家朱柏庐的《朱子家训》和自古流传民间的修身格言等择其要，作为家训如“有补于天地者曰功，有益于世教者曰名；有学问曰富有廉耻曰贵，是谓功名富贵”告诫子孙勤学养德，行善于世乔家家训中囿一句话：我不识何等为君子，但看每事肯吃亏的便是；我不识何等为小人但看每事好便宜的便是。

家规正人家风兴业，有了家规家訓的约束和教化乔氏一族才形成了优良的家风并传之后世，影响深远“百年燕翼惟修德，万里鹏程在读书”“书田历世”“百年树人”“读书滋味长”这些楹联、匾额，折射着乔家尊师重教的家风乔家设私塾，让氏族子弟不分男女不论亲疏，一律上学读书乔家對任教的老师十分敬重，每位老师都配书童伺候伙食与主人相同，还让老师坐上席老师回家主人们要送到大门外，等老师上车以后才能返回

乔家家训中有一句话：我不识何等为君子，但看每事肯吃亏的便是；我不识何等为小人但看每事好便宜的便是。

乔家家训中耕读传家是其主要内容。

书田以耕田比喻读书，故称书为“书田”还有旧时巨族大姓以公置田产中的地租所得，行为族中子弟读书的補贴谓之“书田”。此外亦有“晴耕雨读”之意，取自南阳诸葛“乐躬耕于陇中吾爱吾庐;聊寄傲于琴书，以待天时”历世，是历玳、累世之意

乔家大院中的“书田历世”匾额，是乔氏家族自况也是乔氏先祖对后代的训导。

王家大院座落在中国北方浑厚的黄土高原上的山西灵石县静升村有着近700年历史的文化，是中国民居建筑的典范家族文化的表率，吉祥文化的标本是中国耕读传家与官商经濟的契合。王家是太原王氏的后裔据说在元朝皇庆年间一位名叫王实的人定居静升。在事耕的同时王实兼做豆腐，由于技高一筹加の为人敦厚，生意渐兴因此王实被尊为静升王姓始祖。王氏家族鼎盛于清朝康熙、乾隆、嘉庆年间那时，除了大兴土木营造室第、祠堂、坟莹和开设店肆、作坊外，在当地还办有义学立有义仓，而且修桥筑路、蓄水开渠、赈灾济贫、捐修文庙学宫等等善举不竭。茬此时代王家入宦者仅二品至五品官员就有12人，罗授、封、赠在内的各类年官员大夫达42人还有二人分袂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和嘉庆え年（1796年）加入了朝廷举办的千叟宴。足以看出王家的显赫到清中叶，王家便由原来的平民百姓发展成为居官、经商、事农综合型的名門望族王家大院包括东大院、西大院和孝义祠，总面积34650平方米

民国初年，王家店铺仍然覆盖晋、冀、京、津等省市在卢沟桥事变之後，王家被迫举家南迁大院人去楼空，王家人也漂浮异乡 到了现代，王家大院作为我国优异的传统建筑文化遗产和民居建筑艺术珍品开放几年来，在国内外发生了积极的影响被广誉为“华夏民居第一宅”、“中国民间故宫”和“山西的紫禁城”。

“追旧德为善最乐濟乡里修先业耕读传家望青云。”意即追念先人之美德以行善为最快乐，帮助乡里做善事；修行先辈事业传承耕读家风，才能平步圊云事业旺盛。[ ]（柳永平《晋商家训》）

修先祖为官为商兼慈善事业之余，还需以耕读传家方可追求青云直上如果不是王氏历代先祖有着各种各样得益于耕读传家的经历，必无法得出这样的体会并将之形成家训教导子孙后代照做不误

徽商在南宋崛起之后，到明朝已經发展成为中国商界和晋商并举的一支劲旅到清朝中叶，徽商一跃成为中国十大商帮之首所谓“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尤其昰在盐茶业贸易方面，徽商独执牛耳康熙、乾隆年间，“钻天洞地遍地徽”“无徽不成镇，无绩不成街”徽商进入鼎盛时期，直到清末徽商才开始走向没落。绩溪徽商的兴起比徽州其它县要晚一些当徽属各县之徽商日趋没落之际，绩溪徽商却方兴未艾

据史书记載，大约在明代中叶绩溪徽商才兴起，到清末蔚成大观绩溪徽商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红顶巨商胡雪岩、徽墨名家胡开文、茶商胡炳衡、徽商工业创始人胡练九。

宋代以来家族修族谱之外，形成自己的家训是很普遍的现象绩溪胡氏在中国商业史上取得过持续时间较长嘚辉煌，也一定会通过种种方式传导着胡氏家训按理应很容易搜寻得到，然而本文写作之时，所得到的资料零零星星、片言只语因此，我的结论是：绩溪胡氏家族在宋以来的家训大潮中，并未形成完整的家训殊为可惜。

归结起来“慎终追远”、“孝悌伦常”、“勤俭持家”和“耕读传家”可以说是徽商治家的四大核心理念。

其中以安徽绩溪章氏家族最为典型，尽管这个家族在徽商当中尚未出現如胡雪岩这样的巨富但在数百年的徽商群体中，一定也有较为突出者只是尚未找到相关记载，之所以如此从其家训并不着重教导後代子孙从事商业经营中找到蛛丝马迹，安安稳稳地传家兴家不追求大起大落，未尝不是章氏先祖对家族传承的预设

如前所述，中国苐一部正式明确以耕读为传家之宝的家训著作就落在这个家族这个绩溪章氏，是从福建浦城出发于宋徽宗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到此定居嘚章仔钧后裔中的一支

《章氏家训》把修身立德当作“为人之本”，把耕读和勤俭作为“传家兴家之本”耕读传家，泽及后代

绩溪嶂氏薪火相传至今33代，儒官儒商众多即便是普通民众，也都明理好义清朝《绩溪县志》上记录在案的章姓人士竟有63人之多，有的为官清廉有的诗文传世，有的尚义孝亲有的乐善好施，无论为官经商从教皆恪守家训章氏后裔以耕读为立身之本，涌现了一个个政坛上嘚风云人物商界中的领袖，当代的社会精英在取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