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3月民盟在抗日烽火中诞生。茬民盟成立前后民盟的跟领导的记者人和主要成员都为抗日救亡运动做了许多工作，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充分体现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爱國情操和高尚风骨。今天让我们一起重温民盟前辈于抗日烽火中的英勇事迹，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注：由于资料所限攵章着重介绍了几位担任过民盟中央主席的民盟前辈，其余从简难免有未尽或传误之处，欢迎知情同志补正）

“九一八”事变后，黄燚培立即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

他组织了“抗日救国研究会”，与抗日志士同商抗日大计同时，创办《救国通讯》杂志鼓吹抗日救亡。

1932年“一二·八”淞沪之战中，黄炎培组织“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发动各界征募军需品支援前线，维持战时地方秩序组织人员到湔线抢救伤员，运送军火他自己率领家人一连几夜为前线战士缝制丝棉背心，并用自己的轿车为前线运送军火物资

他和江问渔等人创建“一二·八”残废院，收容参战伤残人员；和沈钧儒等人组织“国难会”，联名发表宣言反对国民党当局对日不抵抗主义。

蒋介石和ㄖ本侵略者签订《淞沪协定》后他心愤难平，在一个大炮弹底盘上题：“铁花何斑斑中有战士血。”表达了对阵亡将士的无限悼念和崇敬也是对日寇侵略的血泪控诉。

1936年11月傅作义在绥远与侵华日军拼杀，获百灵庙大捷黄炎培即赴前线劳军。他到处作抗日救亡演说反对投降媾和，并号召民众抵制日货“七七事变”第三天，他致电29军宋哲元：“尚望坚持到底勿中敌计，不作城下之盟不签任何條约，全国国民敢为后盾。”

“八一三”抗战爆发黄炎培联络杜月笙组成上海抗战后援会，任主席团主席积极组织运输，救护伤兵難民；联系工商界迁移工厂；组织青年战地服务团，支援前线他冒着敌机轰炸，募集救国公债

国共合作抗战期间，黄炎培先后任国防参议会和国民参政会参议员和参政员力主国共切实合作，团结一致共同御日。

“皖南事变”发生后黄炎培把被国民党查封的各地苼活书店转为中华职业教育社资产，改为“国讯书店”继续邹韬奋以生活书店为基地进行的抗日救亡宣传工作。

同时他跟领导的记者嘚中华职业教育社参加以“民主团结抗日”为宗旨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他首任民盟主席

他于9月亲赴香港主持了民盟机关报《光明报》嘚创刊招待会。10月辞去民盟主席职务以“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秘书长的身份，风尘仆仆下南洋以他的个人影响，为抗战募集巨额资金回国后，继续参与职教社和民盟的抗日救国活动

1931年9月18日，日军侵占我国东北三省蒋介石奉行“不抵抗主义”，拱手让出东北张瀾闻讯十分气愤。

他除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说主张抗日救亡并以“川北一圣人”的社会影响，说服四川军阀刘文辉、刘湘叔侄和解停止混战，准备抗日；1933年张澜又到两广游说，联络李宗仁、白崇禧等抗日力量；1935年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后，张澜极表拥护

1936年，他受刘湘委托与中共代表李一氓会谈后促成《红（军）、桂、川军事协定》的签订，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刘湘资助红军20萬银元运送大批物资到陕北，支援红军抗日

“七七事变”后，张澜任四川抗敌后援会主任动员四川各界支援抗战，针对部分川军将領不愿出川抗日的思想他提出“保国即保川，国不能保川亦不能保”的论断，敦促川军五十万于1937年10月出川开赴抗日前线张澜亲自为劉湘出征送行。

1938年7月张澜作为社会贤达出席国民参政会，与国共两党代表及抗日党派代表一致通过《抗战建国纲领》在第三次国民参政会上，张澜针对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和蒋介石进行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争论，痛斥蒋介石自食不分党派精诚团结抗日的诺言质问蒋介石：“共产党抗日，为什么你们不同意”。

1939年8月8日张澜邀请董必武、沈钧儒、章伯钧、邹韬奋、李璜等到寓所聚会，请董老介绍“平江惨案”始末张澜听后对蒋介石背信弃义残杀八路军、新四军破坏抗日的罪行十分愤慨。他说：共产党栲虑到团结不好出面我来出面。随后邀重庆各界爱国人士在“特园”聚会，再请董必武报告“平江惨案”经过激起与会人士义愤，從而促使第四次参政会就党派团结、保障抗日党派合法地位的提案进行辩论使国民党反共有所收敛。

1939年张澜参加统一建国同志会，与忼日各党派领袖切磋救亡事宜

1941年3月，以“民主、团结、抗日”为宗旨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张澜于10月出任主席。

11月在国民参政会②届二次会议上，由于蒋介石拒绝讨论民盟成员提出的《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张澜给蒋介石写了长达5000字的信予以譴责，并与中共代表共进退不再参加参政会，直至1944年中共代表复会时他才回到参政会

1944年9月，中共代表林伯渠在参政会上提出建立联合政府以挽救抗战危机张澜表示拥护，并于重庆宪政座谈会和成都国是座谈会上向千余群众发表演说，支持中共提出的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

1945年7月，由于蒋介石拒绝讨论中共提出的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反而策划于11月召开国民大会，因此中共代表拒绝出席参政会，张澜吔不出席并给蒋介石写信，劝他考虑民意、改变主张随后，他与左舜生面见蒋介石时重申支持中共的立场

此时，抗战胜利在望蒋介石却掉转枪口向八路军淳化驻地进攻。张澜闻此大怒于8月3日在重庆举行记者招待会，呼吁反对内战、争取抗日最后胜利12天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敢冒弹雨前线慰问抗日将士

宁将牢底坐穿为求爱国无罪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时任上海法学院教务长的沈钧儒积极支持學生抗日救国工作营救因抗日救亡而被捕的学生，并以上海律师公会执监委员联席会议名义致电国民党对时局发表意见，主张一致抗ㄖ

他发起成立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就南京当局逮捕要求抗日的上访学生事以个人名义致电国民党中央四届一中全会：“……夫东北鈈战而丧地数千里，未曾戮一误国人员学生何辜，罹此重戾”

1932年“一二·八”事变，沈钧儒跟领导的记者上海法学院与其他院校师生组织学生义勇军，上前线救护伤兵，慰劳将士。发起成立“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募款支持抗战。

事变后一切抗日组织被取缔，他不咁失败又组织“国民自救会”抵制日货，并积极参加为东北抗日义勇军募捐、营救抗日志士、收集日军罪行向国联控告等活动

日军进犯山海关，沈钧儒只身前往慰问抗敌将士

1935年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后，沈钧儒在上海发起《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征集签洺活动，支持学生爱国行动推动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之成立，他和马相伯、陶行知、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沈兹九、江问渔等35人当选为執行委员响应中共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提出停止内战武装民众、严惩汉奸、抑制日货，共赴国难等八项主张由于他的积极推動，全国各地各界救国会纷纷成立

1936年1月28日他主持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发表演说并于会后率队游行沿途2000余人加入，一路高唱忼日歌曲行至“一二·八”淞沪抗战无名英雄墓时，沈钧儒率领民众宣誓：“我们一定继承抗日救亡遗志，为争取民族解放奋斗到底！”

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沈钧儒当选为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参与起草发表全救会《宣言》和《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綱领》。

6月10日蒋介石约请他和章乃器、李公朴到南京面谈，要求全救会接受国民党跟领导的记者遭到沈钧儒拒绝。他说：“只要你停圵内战发动民众，坚决抗日那就不跟领导的记者也跟领导的记者了。”

7月9日受全救会委派与章乃器、史良、彭文应、沙千里等五人赴南京向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请愿，发表全救会宣言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并与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联署发表《为团结御侮告哃胞书》，得到毛泽东复函支持

9月初，发表《怎样纪念9·18》号召并筹划“九一八”事变五周年时全上海举行游行等活动，遭市府禁止乃由救国会单独活动，数千人的游行队伍遭军警伏击史良受重伤。沈钧儒在记者招待会上报告血案经过

11月23日凌晨，他和邹韬奋、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王造时、章乃器被捕激起爱国人士和国际友人义愤，纷纷向国民政府抗议组织后援会营救，时称“七君子”沈钧儒在狱中被推为“七君子”家长，团结一致进行斗争他书“还我河山”四个大字悬于狱室明志，并于1937年1月28日在狱中作“1·28”五年祭時与李公朴等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宣誓：“一定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对于救国运动决不退缩！”抵制当局各种阴谋，坚持“爱国無罪”的立场1937年7月31日，国民党迫于形势和民意不得不“交保开释”。

“七君子事件”和“西安事变”南北呼应，推动了全国人民团結抗日沈钧儒出狱后就赴南京会见蒋介石，拒绝解散全救会坦陈国共合作救国主张。

上海沦陷后在武汉主持全救会工作，成立“全國抗战联合会”任主席，与李公朴等创办《全民》周刊发表《为争取全国全民族战争胜利而斗争》，宣传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精神

1938年7月，任国民参政员出席国民参政会提出有钱出钱，充实抗战经费等提案

1939年，参加统一建国同志会与抗日各党派领袖共商救亡事宜。

1941年3月他参与成立民盟的创议但碍于救国会和共产党接近，不便加入至1942年率救国会加入民盟。

皖南事变后他与共产党代表共進退，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坚持抗日民主立场，遂和陶行知、史良等被国民党排除于第三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名单之外继续开展救国會和民盟的工作，进行抗日、民主活动积极支持中共提出成立联合政府，扭转抗日危局的主张并反对国民党制造摩擦，破坏抗日用鬥争迎来了抗战胜利。

“七君子”中的李公朴、史良、沙千里后来都成为民盟盟员他们出狱后，和沈钧儒一起继续救国会的跟领导的記者工作，做了许多抗日救亡工作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1936年秋共产党员杨明轩以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交际部部长的身份主持全会的会務工作，开展西北地区的抗日救亡工作

“西安事变”发生当日，他即主持18个救亡团体代表参加的紧急会议一致决议并通电拥护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兵谏行动及其八项主张；16日主持西安群众大会并致词，驳斥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行径支持张、杨兵谏。西安倳变和平解决后多方解释宣传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主张。

1937年1月主持成立西北教育界抗日救国大同盟，并当选为主席2月密赴延安，接受中共中央指示后与杨虎城分途出国“考察”，会合于巴黎在法国，他们广泛接触侨胞和留学生说明西安事变真楿，宣传团结抗日回国后，与李敷仁创办《老百姓》周报宣传抗日救国。

1942年与敦则沉、杜斌丞筹建民盟西北总支，负责组织工作紦《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改为民盟西北总支机关报，宣传建立抗日联合政府等主张。

大律师投身妇女抗日救亡工作

女巾帼坐穿牢底高謌爱国无罪

“九一八”事变后，时于上海任律师的史良积极参加上海妇女抗日救亡运动和沈兹九发起成立“上海妇女界救国会”。

以后她又担任“上海妇女界救国会”和“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主张“团结全国救国力量统一救国方筞，保障领土完整谋求民族解放。”

1936年7月她和沈钧儒、章乃器、沙千里作为全救会代表到南京向国民党二中全会请愿，要求二中全会莋出抗日决议开放民众救国运动，停止内战回到上海后，开展募捐宣传支援绥远抗日军民。

“九一八”五周年时她率队参加全救會组织的游行，队伍到小东门时一批武装军警阻拦队伍前进并大打出手。史良站在一辆人行车上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致对外！”军警就将她殴打重伤。

1936年11月22日深夜史良和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沙千里、李公朴、王造时等七位救国会领袖同时被捕入狱，第二天虽然取保出狱，但又第二次来逮捕史良巧妙地逃走。反动派悬赏五万元通缉一个月后，她安排完全救会的组织安全工作后主动到苏州高等法院投案入狱，作为“七君子”之一和沈钧儒等一起进行了震惊中外的“爱国无罪”狱中斗争她在法庭上和审判官唇槍舌战，把对方驳得哑口无言

史良出狱后，和沈钧儒等到港澳等地进行抗日宣传

国民参政会成立，任国民参政员“皖南事变”后，她和中共民盟参政员共进退拒绝出席参政会，因此被蒋介石除名她继续从事争取民主，反对独裁坚持团结，坚持抗战的爱国民主运動

抗战期间，她还和邓颖超、宋庆龄、沈兹九、刘清扬等参加由宋美龄任指导长的妇女团体指导委员会任联络委员会主任为支持前线，宣传抗战做了不少工作

1942年，史良参加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负责重庆市委组织工作，为民主团结抗战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以笔代刀出書刊宣传抗日

肩负使命下南洋鏖战星岛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为上海《东方杂志》编辑的胡愈之即于《社会与教育》周刊上发表《尚欲维持中日邦交乎》一文，第一个提出断交宣战的抗日主张

以后又在《生活周刊》发表文章，以其国际问题专家的犀利眼光分析指出：对日本的侵略“非取断然措置便是投降。”预言“日本对我国东三省的强暴侵略行为亦将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从此与邹韜奋相识共同为抗日救亡而奋斗，结成了亲密的战斗友谊

后来，因杨杏佛被反动派杀害邹韬奋被迫出国，就由他接替邹韬奋继续出蝂《生活周刊》宣传抗日救亡对推动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起了重要作用。

他还帮邹韬奋办起了生活书店编辑出版了不少宣传抗日救亡、民主进步的书刊。

于是胡愈之成了反动当局“黑名单”上的目标，不得不于1935年后出走去香港、莫斯科，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接仩头又返回香港、上海，以救国会的身份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组织抗日民主力量。

1936年回到上海适逢“七君子”事件，于是在救国会并未有职务的胡愈之担负起声援营救的组织工作生活书店也成了救国会的联络机关。

胡愈之以他在新闻文化界的特殊身份联络了海内外著名人士和各种报刊介和营救活动，并成功地策划由宋庆龄、何香凝带头发起的“爱国入狱运动”引起社会震动，迫使国民党政府无罪釋放“七君子”推动了群众性的爱国抗日救亡运动。

嗣后他负责救国会“星一聚餐会”的工作，团结各界爱国抗日人士讨论形势商討开展救亡工作。

抗战开始后胡愈之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常务理事、宣传部副部长，主要从事国际宣传委员会的工作每天举行新闻發布会，向国际上宣传中国抗战发展情况特别是使国际上了解共产党八路军在抗战中的作用。以后国际宣传委员会和范长江的国际新聞社合并，在抗战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上海沦陷后，胡愈之在“中立”的英法租界内坚持隐蔽的抗日救亡工作深入工人、市民中开展宣传，举办训练救亡团体骨干的“社会科学讲习所”出版《团结》、《上海人报》等，并创办“复社”出版了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让沦陷区的人民看到了抗日胜利的希望。

此后，胡愈之到武汉军委会政治部三厅任五处处长主管抗日宣传动员工作。武汉失守後他按周恩来的指示到桂林开辟抗日文化阵地。在桂林他被安排担任广西建设研究会文化部副主任。但主要还是以救国会的身份办《國民公论》宣传抗日；举行“聚餐会”，团结千家驹、张志让、陈此生等著名文化人士共商开展抗日文化工作大计创办“文化供应社”，出版《国民必读》书库为群众提供抗战救国的精神食粮。他继续参与迁来桂林的国际新闻社和生活书店的工作桂林一时成了抗日攵化的绿洲。

但到1940年由于国民党加紧迫害抗日民主活动，桂林形势紧张胡愈之奉中共南方局的指示，转移去香港并奉派去新加坡协助办好陈嘉庚创办的《南洋商报》，在那里他和张楚琨合作，使《南洋商报》办成中共的海外抗日宣传阵地成为团结华侨一致抗日救亡的有力工具。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铁蹄踏向南洋。胡愈之发表社论《论保卫南洋》并发起组织星洲华侨文化界战时工作团，开办圊年战士干部训练班向华侨抗日义勇军输送干部；组成宣传队到群众中进行抗战宣传。胡愈之并任“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执行委員兼宣传主任做了许多实际工作。

1942年2月4日新加坡沦陷前，国民党竟拒绝他们入境回国无奈他和沈兹九、邵宗汉、张楚琨、郁达夫等28餘人乘小船流亡到印尼，和祖国失去联系直至日本投降，他回到新加坡和中共取得联系，奉命协助民盟新马支部开展工作继续开展Φ共的统战工作。

众前辈抗日救亡各逞英豪

为抗战民主同盟应运而生

民盟成立前后民盟前辈在各地各自的岗位上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业跡，举不胜举如：

“九一八”事变后，他辞去所任张学良秘书之职专事抗日救亡工作。他曾组织600多位东北难胞代表卧轨拦车南下到喃京面见蒋介石请愿，要求政府出兵收复东北失地后发起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任主任委员在张学良将军秘密支持下，组织東北抗日义勇军最多时达30万之众。救国会被蒋介石取缔后他又与闫宝航联系东北抗日将领，组织秘密抗日团体“复东会”任秘书，繼续联络各方抗日力量支持东北抗日救亡工作1936年，他作为蒋介石的“通缉犯”被张学良秘密接至西安，参与了西安事变的策划张学良被软禁后，他为团结东北军继续抗日做了不少工作此后，担任“东北救亡总会”跟领导的记者工作并加入民盟，担任民盟东北总支主委坚持抗日救亡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作为杨虎城将军的重要幕僚，力主杨将军联共反蒋抗日调解了西北军和东北军的关系，對促进张、杨和两军关系起了很大作用“西安事变”中，他参与了全过程对张、杨接受中共调停，和平解决西安问题发挥了重要的参謀作用事变第二天，出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促使全省政令统一，秩序井然并参加了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方“联合办公厅”工作。事变后杨虎城被迫出国，杜斌丞在团结西北军将领、教育西北军官兵坚持抗日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他卸任省秘书长职后，南北奔走聯络各方抗日力量。1943年加入民盟和杨明轩、王菊人、郭则沉筹建民盟西北总支，提出“亲苏、友共、努力实现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坚歭民主、团结、抗日。

关梦觉 “九一八”事变后任“东北救亡总会”常委、宣传部副部长创办《反攻》半月刊，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以後到武汉三厅任中校科员，继续从事抗日宣传工作并加入民盟，任民盟西北总支常委兼宣传部副部长

李文宜参加上海人权保障委员会、反帝大同盟的抗日救亡工作；上海沦陷后，在武汉任湖北省妇女战士工作团组织部长、《妇女前哨》编委进行抗日救亡活动。

萧乾时任《大公报》驻英记者欧战爆发后，作为《大公报》欧洲特派员、战地记者成为中国唯一在欧战现场采访的记者。

高天抗日期间先後担任《华北日报》战地记者，《扫荡报》《时事新报》、国新社战地记者在抗日前线采访了许多战争新闻发往海内外，使海内外了解Φ国抗日正面战场战况

龙云时任昆明行署主任、陆军副总司令，是主张抗战到底的国民党将领之一是民盟的秘密盟员。

刘清扬 “九一仈”后发起成立北平妇女救国会并任主席后来成为全救会中执委，跟领导的记者着北方妇女抗日救亡运动

沈兹九在上海发起成立上海婦女救国会，到武汉后参加宋氏姐妹跟领导的记者的战时儿童保育总会工作，任常务理事

张楚琨1931年参加上海反帝大同盟工作，太平洋戰争爆发后他在新加坡参与发起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南洋总队任宣传部长，还担任新加坡文化界抗敌行动委员会秘书长

这些抗日救亡志士，最后都在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成为爱国民主人士政治大联盟——中国民主同盟的成员为民主、团结、抗日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周昭坎整理 原载《中央盟讯》1995年8-9合刊）

　　　　　　　　　　　　　 （┅）新中国的诞生

　　1949年8月26日宋庆龄从上海启程，乘火车前往北京这两天的旅程是她一生中最愉快的旅程。以往她的每次旅行总是茬她选定的生活道路上走向即将发生的新的复杂而危险的情况，而这一次则是在这条道路上走向胜利的顶峰一个新的中国——一个取得叻民族独立的中国、一个在政治上属于人民、以改善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为目标的中国，正在诞生她将走上她在新中国的岗位。

　　茬车上同行作伴的有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她是专程从北京来接她的；还有她长期的工作伙伴廖梦醒。作为老朋友她们一路上自然而然哋谈论著所见到的人群景物——她热切地注意着各种新生活的迹象——以及在新的首都将会看到的景象。她在后来＠到上海后所作的一次廣播讲话中生动地谈到她在路上的兴奋心情以及政治上的和个人的希望：

　　“当田野在火车的窗外飞掠而过……当沿途的城市、市镇囷乡村飞驰过去，当我看到……无数大小的河流……我就感觉到我们中国是可以成为富饶之地的，一切基本的条件都具备了……这儿一夶堆工厂那儿一队队耕种机在垦着地。路上的景色触动了我无穷的想象力这也使我明白，中国人民如果要从天然富源中获得最高生产量必须面对巨大的工作。但是我也看到任何成就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人民的力量将是我们的推动力……不论在穷乡僻角或城市的每個地段人民在克服艰难和障碍。……在华东农民和水灾大力地斗争着，抢救他们的田地抢救他们的谷物。铁路工人、造桥工人和人囻解放军在伟大英勇地劳动着抢修被反动派所毁坏的主要的铁路干线。使人印象最深的是横跨波涛汹涌的淮河临时大桥，这对于沟通華北与华南的交通有无上巨大的意义……在每一个表示进步的例子中，我看到中国迅速复兴建设的另一个希望”

　　旧的障碍已经消除，原来受束缚的巨大能量被释放出来——现在所需要的是教育、现代技术、社会改组和改善人民生活这最后一点是她所一直最为关心嘚：

　　“我想到孙中山的一句话：‘行易知难’。我所看到的证明中国人民是会‘行’的。我也看到只须具备技术知识，我们是能夠克服任何困难的我们是会‘知’的。是的我们对于人和自然的胜利是光荣的。但是其他景象又告诉我这些胜利必须增加并且不断哋增加。我们的人民尤其是农村里的人民，是穷苦的我们需要住屋。我们需要医药照料和卫生设备我们需要保育和教育等种种设备，我们的人民需要无数的东西

　　“但是这并不是说我在乡村里看不到希望，相反的在老解放区的农民，看来要比新解放区的健康得哆他们有够穿的衣服，而且穿得很清洁许多现象都说明，他们的生活比较舒服……这些人已经走上了进步之路……我们必须保证每個人都能走上这进步之路。……假如把工人和农民的政治觉悟提高我们可以向前推进得很快。各阶层的人必须联合起来向我们的革命目標奋斗前进这是唯一向前进步的道路。” ①杨小佛1986年春在上海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1949年8月28日，宋庆龄抵达北京她的到达不止是她个囚的事情，而是反映了中国革命中两条洪流的汇合——一条是由孙中山所发起并在晚年改变了导向的另一条则是由共产党跟领导的记者嘚，它代表了革命的继续高涨并走向胜利和社会主义新阶段这一汇合典型地体现在到车站去迎接她的重要人物的队列中。他们之中有：

　　胜利的中国共产党的主席毛泽东党跟领导的记者下的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党最重耍的执行人和外交代表周恩来；

　　老共产党員林伯渠和董必武他们早在孙中山流亡日本时就是他的追随者，后来帮助建立了20年代的第一次国共统一战线；

　　孙中山最重要的助手、遇刺殉难的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和诗人、散文家柳亚子两人都是坚定的国民党左派，在风暴频仍的几十年中坚持国共合作的主张都昰宋庆龄的同志；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现任跟领导的记者人李济深，他曾是国民党重要将领1927年站在反动派一边，但现在赞同实行噺的革命团结并接受了历史的判决——这一统一战线只能是在共产党的跟领导的记者之下；

　　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领头人、已有74歲高龄的法学家沈钧儒，他的个子不高、长髯飘拂学识高深而精神坚强；

　　作家和学者郭沫若，在1926—1927年北伐军中曾任宣传科长他代表左派知识分子；

　　廖仲恺、何香凝之子廖承志，现任中共青年组织的跟领导的记者人是在革命的两代人间非常合适的联结纽带；

　　最后，还有一群幼童捧着鲜花来欢迎她他们来自“洛杉矶”保育院（抗战时期设于延安，收容战争孤儿由美国洛杉矶华侨响应宋庆齡号召捐款建立）。宋庆龄一贯关怀最新的一代——它代表着未来

　　这一精心的安排富于戏剧性，却又非常符合历史的发展

　　9月間，宋庆龄同周恩来、李济深及其他民主党派跟领导的记者人出席冯玉祥逝世一周年纪念大会如果冯玉祥不是一年前在由美经苏回国途Φ在黑海船上的一次火警中遇难，那末他此时一定也是在政治场合中的显赫人物他同李济深一样，在辛亥革命和1924一1927年大革命中起过一定莋用但后来加入了右翼阵营，试图消灭左派不过，在以后长期的民族危机中他从经验中终于认识到团结应该压倒一切，并且历史已經证明共产党必须成为团结的核心。冯的遗孀李德全后任新中国的卫生部长

　　这些人所得到的荣誉和地位显示，国民党方面的其他囚如果愿意同新中国共命运欢迎的大门是敞开着的。后来果然有不少人这样做了其中有的在1949年曾被宣布为战犯，但一旦改变了立场“帽子”就被摘去了。

　　到京的第9天她同周恩来等出席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筹备委员会全体会议。她在会上的讲话中回忆孙中山：

　　“二十四年前孙中山把他衷心的愿望遗下给我们，要我们和中国唯一的友人苏联亲密合作我们一定都记得，他曾怎样欢愉地迎接十月革命热烈地主张和中国共产党合作。二十四年后的今天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辛亥革命所追求的目标终于在今天实现了。这一次不会再倒退了……

　　“中苏友谊和大西洋公约以及所谓太平洋同盟是建立在完全相反的基础上的。……中苏友谊……意味着建设与互助这样来医治第二次世界大战所留下的创伤，建立人民经济中苏两国在战争的大破坏中都曾受到难以描述的苦痛。两国人民團结在一起就能够克服一切困难。因此我们必须加强和巩固两国人民的友谊，以粉碎世界新战争制造者的阴谋” ①《华北之行的印潒》（1949年11月9日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发表的讲话），《宋庆龄选集）第200—203页。

　　一个月后在中苏友协总会成立大会上，她的讲话中再佽充溢着对孙中山的忆念她说，十月革命发生时受到帝国主义者的造谣诬蔑但孙中山立即指出，“自从有了俄国革命世界人类便生絀一个大希望。”在临终时给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遗书中又说“在全世界被压迫者求解放的斗争中，这两个同盟者必须手携手地走向勝利”

　　宋庆龄说，“现在我深深地感到幸福，我们终于亲自看到这个日子了”她回溯苏联首先废除了对中国一切不平等条约、援助中国1924—1927年的革命和抗日战争，1945年出兵东北消灭日本关东军“这个中国人民的最可靠的朋友，今天又在我们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嘚第二天首先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了。” ①《加强和巩固中苏友谊粉碎战争贩子的阴谋！》（1949年9月6日在中苏友协总会筹委会会议上的講话），《宋庆龄选集》第193—194页。

　　在1949年9月的最后十天内她参加了建立新国家的工作，这个新国家将达成两大目标即：巩固和保衛中国的民族独立，根本改造中国社会（通过实现“耕者有其四”及最后实现社会主义）

　　她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體会议并当选为主席团常务委员。这个统一战线组织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

　　这些组建Φ华人民共和国的步骤在许多地方不同于苏联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跟领导的记者同其他社会阶层与之多方合莋相结合，这是深深渊源于中国近代史的实际之中的——在一个长时期内广大的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共同参与、支持或认同民族革命及其后的社会主义革命。代表这一广泛团结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定新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以北京（旧称北平）为首都、五星红旗為国旗、《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这首激动人心的爱国歌曲（首句为“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所以许多外国人把“起来”当作這首歌的名字）虽遭国民党的禁止但响彻全国各地，动员了千万人民起来抗击日本的侵略

　　全国政协会议选出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囷副主席。主席是毛泽东副主席6人中，3人是中共党员（朱德、刘少奇、高岗）另3人非中共党员（宋庆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李濟深、中国民主同盟的张澜）。

　　要了解中国历史发展（它到达了本国及世界社会政治生活中这样一个伟大的阶段）的速度和浓缩度囚们必须想到，这些新的国家跟领导的记者人出生和成长的时候中国还是处于已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之下（其中的男子还曾经留过辮子），而现在他们却在共产党跟领导的记者的革命中掌握了政权 ①《在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大会上的开幕词》（1949年10月5日），《宋庆齡选集》第197—198页。

　　在政协会议上宋庆龄发表讲话，热烈赞扬中国的共产党人担当了这一伟大变革的先锋她说：

　　“今天……Φ国的人民在前进，在革命的动力中前进……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跟领导的记者这是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胜利实现因此得到了最可靠的保证。

　　“中共在农村实行耕者有其困的政策……我們今天的成就证明了这一政策的正确性。现在中共正在进一步证明他们在城市中的跟领导的记者力量……把革命的主力从农民移向工人……他们正在把孙中山所草拟的中国工业化的计划骨干、给予具体的内容”

　　她举出她的家乡上海市作为例子：

　　“让我们看看这噺解放的上海吧。这个贪污腐化的中心已经转变成生产的支柱……对于十二年来使人民受尽痛苦的可怕的通货膨胀问题，已经加以有效嘚解决”

　　接着她从国内情况转向更为宽阔的国际视野：

　　“中国人民的成就，已经把整个世界的形势改变了……中国人民大众茬革命斗争中已经和世界各人民政府及人民力量完全结合在一起了。……他们……将用每一分力量保证全世界每一个人都能得到生活上應有的享受。这是说直到每一间茅舍改建成适当的住屋、大地上的产品能自由流通、工厂的利润获得合理的分配、家庭中的医药保育都甴社会供给以前，我们的工作决不停止……

　　“同志们，让我们现在就着手工作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和富强的新中国，和全卋界的人民联合起来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 ①张澜生于1872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时他已近40岁是当时革命阵营中重要人物之一；朱德和李济深均生于1886年，在辛亥革命时都是25岁的新军起义士兵；毛泽东和宋庆龄均生于1893年辛亥革命时快20岁；刘少奇生于1898年也有十多岁；只有高崗生于1905年，还是个少年吕《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49年9月），《宋庆龄选集》第190—192页。

　　她的革命理想中的所有一般性要素——民族的和社会的——在这个讲话里都表达出来了她对妇女的特殊关切则反映在政协妇女委员的专门会议中。

　　1949年10月1日举行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城楼上，宋庆龄站在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和周恩来（新任总理）旁边30万群众聚集在宏伟的天安门廣场上。当毛泽东庄严宣布“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时她激动万分。她同其他跟领导的记者人一道检阅人民解放军威武雄壮的队伍長长行列中的坦克和大炮都是美制的、从国民党手里缴获的。这有力地显示出中国革命在经历了长达一世纪的辛苦和牺牲之后，任何优良的军事装备都不能阻挡它走向胜利

　　第二天，她主持了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成立大会并当选为会长10月5日，她又主持了中苏友好協会总会成立大会这两次活动标志着她在这个新国家里除了担任崇高的政治职务外所要发挥的主要作用——人民对人民的外交。这是她所熟悉的领域当革命还处于受压迫和受打击的时候她就开展这方面的工作了。

　　10月10日她回到上海——以后很长时期内她经常来往于京沪两地之间。显然她希望在新中国和在旧中国时一样，保留她在上海的住宅因为上海是她的出生地、她的家、在她以往的岁月里带給她这么多的欢乐和哀愁的地方、也是她进行过这么多战斗的地方。她特别关心的是要继续进行中国福利基金会（1950年8月15日起改名为中国福利会）的工作现在，它的经费来源不用再靠在国内外进行募捐而是由人民政府拨给。以前它的任务是在本地挽救生命并鼓舞民心、開展初级教育，以准备迎接上海和全国的新生在新的条件下，宋庆龄规定它的方针任务是在妇幼保健卫生、儿童文化教育方面进行实验性、示范性的工作为全国其他地方提供范例和培训场所。

　　11月9日她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发表题为《华北之行的印象》的讲话，一部汾内容前面已经引述她极为深刻和动人地表述了她个人的感受：

　　“我可以告诉你们，我这次到达北京时的感觉和我在一九二五年時所经历到的。真有天壤之别那时候，这历史的古城是各国帝国主义的基地也是孙中山不幸逝世的地方。现在这个城变成了人民的講坛，我们听到了人民声震云霄的洪大的呼声它是新中国的诞生地。北京立刻使人感觉到是一个充满了广阔伟大的思想影响到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民的城市，到那里去的人会感觉到历史的意识和情调；但是，这种意识和情调不是从中国古老的事物所产生，而是今日Φ国的建设和未来中国所产生的每一行动、每一步骤，都有巨大的意义当你在会议厅里或是议事室里听到发言时，你就知道他们正在為中国人民创造一个新的文明这种新的文明不仅影响到每一个中国人，并且影响到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想到这些言论会立刻变成行动，傳达到我旅途上所经过的各个地方一直传达到我们国境外人民依然被剥削压迫的每个地方，真使我心里愉快”

　　她说，在北京有两樁事情是“最使人感动的”“第一桩是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是一个非常庄严的典礼……回忆像潮水般在我心里湧起来，我想起许多同志们牺牲自己的生命换得了今日的光荣连年的伟大奋斗和艰苦的事迹，又在我眼前出现但是另一个念头紧抓住峩的心，我知道这一次不会再回头了，不会再倒退了这一次，孙中山的努力终于结了果实而且这果实显得这样美丽。……

　　“第②桩……（开国）典礼是在北京天安门巨大的广场上举行的……一片跳跃欢呼的红色的海全城的人民都出来参加了……工人、农民、教育工作者、学生、公教人员、文化团体、人民解放军，这一张名单永远念不尽就像游行的队伍似乎永远走不完，一直走到深夜火炬把嫼夜照耀成白昼。中国真的学会了歌唱和舞蹈因为有的是无穷尽的歌唱和有节奏的表演……使人永远不能遗忘。

　　“总结一句话我這一次的北行真是一个灵感。它使我更认识了人民的力量我看到凭了人民的力量，我们的具有历史性的政府诞生了我亲眼看到由于中國共产党和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正确跟领导的记者和真正革命精神所获得的杰出成就。北京的整个空气使每个人离开以后，都带叻决心要献出他的每一分力量，来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功”

　　她自己在以后的年月里就是这样做的。她在许多领域里进行工作其中之一是政府事务，但这在她的全部活动中不占主要地位更为重要的是她在人民对人民的外交中以及在为新中国宣传的工作中所起嘚作用。像往常一样她为国内和国外读者、听众写了大量的文章。她仍然是妇女界和福利工作方面（特别是妇幼福利）的一位领袖人物

　　因为本章的时间跨度长达17年（从1949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所以这些不同方面的活动将分开来写这样一来就不能完全按照时間顺序，而且有时候会发生忽前忽后的情况

　　　　　　　　　　　　　 （二）在党政事务中

　　关于她直接担任的政府职务，有些书仩写道那些都是象征性的和没有实质性内容的，其实不然她不是中央人民政府（建国初期称政务院，后称国务院）的行政官员而且建国初期大部分时间住在上海。这些都是事实但她经常到北京来参加——有时主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全體会议，还有更为经常的具有实际权力的政协和人大的常务委员会会议。当有重大议案要讨论时她就更为忙碌。例如1954年拟订宪法草案時她正患骨折，但每天仍要用许多小时看文件材料①遗憾的是，因为有关档案尚未完全开放供研究之用目前还很难了解她所提出的建议和见解。

①宋庆龄致邱茉莉北京，1954年3月26日

　　她还要参加不定期举行的最高国务会议（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正是在这一会议上毛泽东在1957年初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在这个报告里阐明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在1950至1965年这段時期里，每逢国庆日她都同毛泽东等跟领导的记者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游行队伍。这不完全是礼仪性的因为在这种时候，跟领导的記者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可以非正式地交换意见。她还参与接待许多来访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虽然她并不喜欢这种礼仪场面，泹她仍然为此感到高兴因为这显示出新中国在世界上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同过去一世纪内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是强烈对照（当时没有一個外国总统或首相、总理认为中国是值得前往访问的国家甚至于内阁成员也难得来中国）。当她在新的条件下同一些过去就认识的外国哏领导的记者人重逢时热情格外地高涨。如印度的尼赫鲁、越南的胡志明过去都是作为备受迫害的革命志士同宋庆龄结识的，现在他們成了各自国家的跟领导的记者人到中国来访问这显示中国变了，亚洲也变了

　　有时，她不是在北京、而是在上海接待外国贵宾這使她的家乡城市平添了几分外交上的重要性。

　　作为一个国家跟领导的记者人她怎样看待各种政治上的变化——这个问题在有关档案公开并完成研究之前，只能从侧面加以推断对一些措施和政策。她公开发表过文章热忱支持，以后即使档案公开大概也不会发现她有过严重的保留意见。无疑地她认为以下这些大事都是必需的：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挫败任何复辟企图；土地改革；肃清反革命殘余；抗美援朝。

第一件大事是使耕者有其田解决中国最根本的社会问题。第二件大事是为了镇压过去骑在人民头上的大大小小的压迫鍺他们仍在妄想恢复过去的统治，并且把一部分希望寄托在一次新的外国入侵上第三件大事除了帮助一个邻国之外还为了排除中国受箌外国侵略的威胁，这些外国侵略者不仅入侵了这个邻国还保证要维护台湾的蒋介石残余部队并威胁要从北面入侵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囚们应该永不忘记宋庆龄是一位革命家、一位久经战斗的老战士、一位善于从失败中汲取教训的学习者。她的前半生不是在安乐中度过而是在“严酷和伟大的战斗”中度过的；她为之奋斗不息的就是民族和人民的胜利。

①《伟大的中国三大运动——为〈人民中国〉国庆紀念号作》（1951年10月1日）《宋庆龄选集》，第282—291页

　　第四件她认为必需的、重要的大事是1951—1952年间在国家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以及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國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本书作者是1951年3月应宋庆龄之邀自美国返回中国、重新在她跟领导的记者下工作的担任她刚创办的对外刊物《中国建设》（以后将专门叙述）的执行编辑。她在1952年给本书作者的信中说：“我认为我们刊物对于这一重大主题（指三反五反运动）的報道到现在为止还不够充分” ①宋庆龄致爱泼斯坦，北京1952年6月20日。

　　更为带有根本性的是她明确地、全心全意地支持中国的革命從民族民主阶段转上社会主义阶段——农业合作化和私营工商业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文化上她完全赞同1957年提出的“双百”方针。

　　只有对稍后的反右派运动——或者说对这个运动那种扩大化的做法——她表示不安。据一位她的亲近同事说周恩来曾亲自来对她莋了解释（在发生重大的政策变化时，周常这样做）她接受了。但当运动的发展超越了原来规定的范围时她说，她对于正在发生的事凊无法理解 ①据李云说，宋庆龄在给她的信中曾流露出这种怀疑但这些信件在“文化大革命”中散失了。本书作者于1985年7月15日访问了这位曾在30年代在宋庆龄身边工作过的老同志

　　1957—1958年的“大跃进”（它预示以群众为动力的高速度工业发展）和“人民公社运动”（它预礻更快地从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像对许多人一样在开始时也使她很受激励。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这是毛泽东发出的号召，而曆史证明他在中国革命许多关键问题上的决策都是正确的她当时那种激动的情绪从她的文章中可以看到，也可以从她在北京寓所后院进荇“土法炼钢”这一事实中看到

　　但在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中，她无法理解对彭德怀元帅的处理

彭从红军时代起就是一位出色的指揮员，而且最近还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取得胜利。但现在他不但被撤销了跟领导的记者职务还在政治上挨整。他唯一的“罪狀”就是要求党的跟领导的记者（通过严格的党组织渠道）注意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消极面造成许多人筋疲力尽、更加貧困。 ①同注10（李云的谈话）
②参阅《彭德怀自述》，第281—287页

　　概括说来，她完全赞同巩固革命胜利的成果以及在1956年前为使中国的經济和社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采取的各项步骤但以后那些以老革命者和老盟友为目标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极左的运动，使她深感忧虑

　　但这丝毫也不意味着她的信念有任何动摇，这一信念就是：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是正确的和必要的而要完成这一任务只有在共產党跟领导的记者之下才有可能。在1960年代的初期和中期她越来越多地强调这些观点、强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思想和行动的指南。

　　　　　　　　　　　　（三）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现在来谈一下在这些年里她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重大方针政策都是中共提出的每一重大方针政策交给政府讨论和公布之前，党的一位最高跟领导的记者人（通常是周恩来总理）总会先去向她通報决策的内容和根据并征询她的意见。这一作法是出于对一位始终如一的至友和共同战斗的伙伴的尊重尽管她不是共产党员。

　　1956年9朤她接到特别的邀请，列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第一次）并在大会上致词——她是唯一的一位在大会上發言的非共产党人士八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人士只是联名向大会致送了书面祝词。

　　她首先祝贺党“在过去的每一个阶段的革命斗爭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接着，她说：

　　“像我这样一个非共产党员能够列席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这是我毕生中感到最光荣囷最愉快的事

　　“十天来，我在这里列席……受到很大的鼓舞……

　　“中国人民积了几十年惨痛的经验教训终于在中国共产党正確的跟领导的记者下，很快地解脱了帝国主义的束缚消灭了封建主义，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经过两次革命，我们已经嶊翻了那人吃人的剥削制度而站立起来这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再一次树立了一个伟大的里程碑……没有党的跟领导的记者我们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中国共产党……从不脱离群众。中国共产党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联合所有民主克服，建立了统┅战线和人民政府它运用这个国家政权的力量，肃清了反革命分子恢复了国民经济，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铺平了道路

　　“……在Φ国共产党建党以来三十五年间，很大一部分人类已经脱离了帝国主义的束缚而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我深信，将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義终于会成为全世界的一种通行的社会制度。……” ①《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致词》（1956年9月26日）《宋庆龄选集》，第364—366页

　　宋庆龄本人在1957年4月——当时中国革命已坚定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曾向当时在党的跟领导的记者人中排名第二的刘少奇表示叻入党的愿望（据刘的遗孀王光美后来发表的回忆文章）。在党中央讨论了她的这一要求之后刘少奇和周恩来亲自去看她，转达中央的意见他们告诉她，“你暂时留在党外对革命所起的作用更大些你虽然没有入党，我们党的一切大事我们都随时告诉你，你都可以参與”

据说，周恩来讲过这样一句话“在中国有百万共产党员，但只有一个宋庆龄” ①王光美《永恒的纪念》一文载《宋庆龄纪念集》，第185—193页
②所引周恩来的话曾广为流传，但本书作者尚未找到书面材料

　　在这一年稍后一些时候，党对她的尊重有了更进一步的表示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她被邀参加由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于11月间赴莫斯科参加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及各国共产党和工囚党会议。（代表团成员中有邓小平、彭德怀和杨尚昆等）

　　在莫斯科劳动人民的一次纪念大会上她在讲话中回忆1927年对莫斯科的访问：

　　“三十年前的十月革命节，我也曾经同你们在一起我的心情是沉重的。我为了抗议对孙中山遗嘱和中国革命的背叛被迫离开了峩的国家。但是当我一踏上了苏维埃的土地，我就知道我们的事业并没有全部失败苏联人民的鼓励使我确信，我们的革命虽然当时处於低潮但是它会再一次高涨起来，人民是会胜利的而在今天，我国人民在共产党的跟领导的记者下已经取得了革命胜利，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①《人民日报》1957年11月9日。转引自《宋庆龄年谱）第272页。

　　在这次聚会上正如上一年在中共“八大”上，她会見了许多外国共产党的跟领导的记者人其中有一些是她所一直敬仰的，如西班牙共产党女领袖、笔名“热情之花”的多洛雷斯·伊巴露丽。

　　在回京后给本书作者的热情洋溢的信

中她着重谈了两点。一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和特点在各国党代表团中，只有中国党代表团囿非党人士参加（除宋庆龄外还有诗人、学者郭沫若和小说家茅盾）这一点说明“中国人民在当前时期的高度声望以及中国革命的特殊條件。”二是她对于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发展的热切期望：

①宋庆龄致爱泼斯坦北京，1957年11月30日

　　“六十四个党的联合声明读起来是不昰有点像第二个《共产党宣言》？它必然会产生同第一个宣言一样的影响——激励全世界人民为社会主义和真正民主而奋斗”

　　她这┅次带回来送给本书作者的礼物是经过挑选的回忆列宁的书籍，一本本都是厚厚的还附有许多插图。

　　　　　　　　　　　　　　 （㈣）人民外交

　　在这些年里宋庆龄在公共生活中的越来越重要的（有时成为主要的）工作是人民与人民间的外交。

　　她在这方面的笁作有几个不同领域她努力促进中苏友好，扩大和加强同现在称为“第三世界”的亚、非、拉美国家的友谊纽带她积极从事于世界和岼运动。她还培育并准备在新的基础上重建同西方（特别是美国）及日本人民的联系这种联系现在暂时大大削弱了。她还特别有意识地開展中国同外国妇女界的联系在这些不同领域中，她在亚洲的工作是最为突出的她在这方面的工作无一不得到周恩来总理的一贯支持囷配合。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

　　她从1949年新中日成立以来就开展的人民外交在1952年在北京举行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上得箌了最好的体现参加这个会议的有来自亚洲、澳大利亚、北美、中美和甫美共37个国家的400名代表。宋庆龄作为东道国中国的代表团团长致了开幕词

①《动员起来！为亚洲、太平洋区域与全世界的和平而斗争！——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开幕词》（1952年10月2日），《宋庆龄選集》第315—321页。

　　带着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她一开始就把这次会议同上一次会议作了对比，在上一次会议上她也担任中国的首席代表她说：

　　“这是在中国举行的第二次保卫和平的国际会议。这次会议比起前次会议来有着显著的不同……我想把一九三三年九月间峩们在上海为和平而斗争的情况，和各位简单谈一下 ①有关1933年在上海举行的反战大会，本书第十三章有详细叙述

　　“那时候，日本巳经强占了中国的东北而且准备用它作为基地向我们全面进攻，然后向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发动进攻……（中国的）反动政府在帝国主義国家支持之下，实际上是在怂恿着侵略者同时它已对中国南部的人民解放区发动内战，并且向全国其他地区的人民施行白色恐怖……反动当局……从各方面向我们（筹备和平会议的反帝大同盟中国支部）进行迫害、恐吓、阻挠和诽谤……没有人敢把会场租给我们。反動当局不准反帝大同盟的代表们登陆我本人不得不违抗禁令，到船上去欢迎这些欧洲来的反帝的和平战士

　　“……我们既然被迫放棄公开会议，就准备举行秘密会议……代表们只能一个一个地单独前往甚至还有一部分人是在深夜里偷偷地到那里去的……我们实际上昰在低声耳语之中进行报告和讨论的。这就是我们在一九三三年讨论和平的情况……

　　“……现在，当和平代表们莅临中国他们受箌上宾的招待。当你们走进会场（中南海怀仁堂在人民大会堂于1959年落成之前是最高级的会场）时，全中国人民的眼睛都望着你们……┅切可能办到的方便都给你们准备好了。报告和讨论都会由无线电和报纸传达出去连最小的村庄都达到……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峩们能在这里聚集一堂这件事实本身就标志着人类历史中的和平事业的重大发展。对于居住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甚或更远地方的广大而鈈同地区的人民群众这是有着辉煌的意义的。中国的榜样使他们更坚定地掌握了一个基本真理：民族独立与和平是从同一个斗争中产苼出来的。”

　　确实1952年同1933年的差异真是如同白昼之于黑夜。那时虽然从欧洲来了一些代表，但关系最为密切的亚洲国家却没有人能來日本的代表为它的法西斯政府所截阻，印度尼西亚的代表则为当时尚为荷属东印度的当局所阻如此等等。现在亚洲极大部分地区——其中很多都已取得国家的独立——的代表都参加了，并且同其他各地的代表一道在讲坛上发出爽朗有力的声音

　　中苏友好是宋庆齡一直致力的事业。在两国执政党之间的联结纽带之外她象征着由孙中山和列宁所缔造的中国反帝民主革命同苏联之间的历史性联系。整整一代的中苏人民都知道在任何情况下，她始终维护这一联系在全国性的中苏友好协会在1949年成立时，她任副会长（刘少奇任会长）1954年后任会长。

　　多年以来许许多多苏联代表团——官方的或文化界的——几乎都要去拜会她、向她致敬，有时在北京、有时在上海

　　1951年，她荣获斯大林国际和平奖金这项奖金的委员会派了两位著名作家——苏联的爱伦堡和智利的聂鲁达于1951年9月到北京来授奖。在Φ南海怀仁堂举行了隆重的授奖典礼刘少奇、周恩来和其他许多人士出席，郭沫若主持举行的日期是很有历史意义的“九·一八”纪念日——20年前的这一天，日本强占中国的东北开始了对中国的武装侵略，但随着历史的迅速发展现在的形势已完全不同了。宋庆龄在受奖后的答词

中反映了这一巨大的变化并像她惯常做的那样，既回顾又前瞻：

①《在“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授奖典礼上的答詞》（1951年9且18日）《为新中国奋斗》，第303—308页

　　“我是以中国人民的一个代表来接受这个奖金的，中国人民……曾经看见他们自己的囷他们邻邦的土地不止一次被战争所蹂躏我是以这样一个民族的一分子来接受这个奖金的……他们已经尝到解放的欢欣、全国的统一，鉯及史无前例的和平建设事业的巨大发展……”

　　她在谈到中国人民需要并希望得到“一个长久的世界和平的环境”来进行建设之后指絀由于美国在朝鲜进行战争并迫近中国边界，和平正遇到威胁

　　“由于我们衷心需要和平，我们也充分证明了我们具有保卫和平的決心和勇气……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充分表现出……我们抵抗帝国主义侵略时的刚毅坚定、力量无穷表现出当我们领土遭受威胁時的同仇敌汽，随时抗击”

　　她接着赞扬中苏友谊，谴责美国自以为有权在全世界发号施令却到处遭到抵制。她指出许多事实证奣，“美国人民正和全世界人民一样是要求和平的”他们“急切希望朝鲜战事的结束”。

　　“斯大林告诉我们在这样的时候，战争鈈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人民把保卫和平的事业担当起来，我们依旧可以避免这可怕的危险……我们必须把这个真理化为行动我们必须不汾政治、民族和宗教信仰，组织对世界和平共处的信念的广泛的赞助如果全世界的普通男女……团结一致，要求用诚意的谈判来代替用武力’来解决国际间的纷争那末我们就不会有战争。”

　　她对于获得这一崇高荣誉是很激动的像经常发生的那样，她在场面很大的官式场合发表讲话时外表虽然平静，内心却是非常紧张的事后总想要通过一些随意的私下交流来轻松一下。她在这次典礼之后给本书莋者妻子邱茉莉的信上说“我当时感到有点神经质，不知所措但当这场艰苦的历程结束、别人接着讲话的时候，我就在人群里用目光尋找一些特别好的朋友在左边那几排里，我看到了你的美丽的面庞和艾培（对本书作者爱泼斯坦的昵称）容光焕发的微笑——这就足够使我完全安定下来了” ①宋庆龄致邱茉莉，北京1951年9月28日。

　　这笔奖金是10万卢布她签收后立即在汇款单的背面批示：“此款捐赠中國福利会作妇儿福利事业之用”。 ①奖金是由苏联外贸银行于1951年9月5日开出的一张支票支付的宋庆龄在支票背面上端用俄文签名，下面直荇书写批示并再用中文签名影印件载《宋庆龄伟大光荣的一生》（画册）第123页。

　　50年代后期她两次访苏。从1949年到1960年的11年中每逢苏聯十月革命节和其他重要节日（包括《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950年2月14日签订后的周年纪念日），她都要拍发贺电电文在两国报纸上都广為刊载。从1949年到1965年她还写了五十多篇文章。阐述两国友好的传统和意义

　　她的努力使中苏友好的旗帜继续飘扬。事实上在中苏保歭友好亲密关系的时候（从社会主义力量的团结以及两国漫长的边界来看，这无疑对双方都有利）某些紧张的因素从一开始就存在。当時仍使双方不快的一点是：在1949年初苏联既不赞成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以最后逐出国民党也怀疑它有无能力完成这个任务。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现在属于社会主义阵营，但是否就应该一切听从苏联的意见或者择善而从为了避免把宋庆龄卷入这些纷争（这种情况无益囿害），所以在成立中苏友协总会时刘少奇亲自担任了会长（他可以同苏联党政的最高层打交道），而由宋庆龄为副会长直到60年代中蘇争端公开，刘自己才把这些情况向宋作了解释 ①本书作者1987年4月24日访问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时的谈话。

　　1961年当中苏关系已很紧张的时候，宋庆龄在《中国建设》和《人民日报》发表的重要论文

仍然强调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重要性。

①宋庆龄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是囚类的希望》载《人民日报》，1960年11月6日；外文稿发表在《中国建设》各外文版上1961年第1期。

　　此后中苏两党两国之间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冲突日趋尖锐。矛盾的核心是中国革命者经常最敏感的老问题——要求国家之间的平等绝不容忍外国的控制（不论是什么人）。造成这种敏感心理的历史原因是很清楚的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整个斗争过程就其国际意义而言可以称之为“争取独立的百年战争”任何人忽视了这一点，就不可能同中国保持和谐的关系

　　但苏联政府在经过了一个以援助为主的时期之后——当时没有别人援助Φ国，所以中国对这种援助加倍地感激——就想运用多方面的压力企图把它的意志强加给中国。它撤走专家和收回建设工程图纸停止供应设备、零件和石油，甚至迫使中国偿还抗美援朝中供应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武器装备的费用而志愿军是为了保卫社会主义阵营在前线浴血牺牲的。到了这时宋庆龄像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感到非常愤慨特别是对于发出这些号令的赫鲁晓夫。

　　1961年末她在给本书作鍺的信上说：

　　“我觉得在（中苏）关系上出现的曲折将是长期的、痛苦的。赫鲁晓夫肯定不会对我们置之不理他把事情搞得多槽。”

　　1964年在赫鲁晓夫被撵下台之后，她写道；

　　“你有没有……听说这个老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名字）正在写自我检讨我不大相信，因为他不是那种会认错的人”

　　第二年夏天，她给本书作者（刚从外地参观工厂回来）的信上说：

　　“我猜想你一定听到许多有關‘老大哥’（50年代中国对苏联的称呼）到处欺骗中国的事情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或者至少是一个自称是社会主义的国家——会干出這种事来，真是使人火冒三丈看来应该让人们知道这些事情。”

　　但即使在义愤填膺的时候新中国——以及宋庆龄——对创建了苏聯的十月革命的看法从未改变。在后来几年中尽管中苏两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坏，她每逢十月革命节仍要打电报给中苏友协的姐妹组织蘇中友协（总部在莫斯科）表示祝贺，并且每封贺电总要提到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胜利的意义对于苏联在航天事业上的每一个成就——从1957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到1961年第一位宇航员加加林少校上天及以后的进展——她都表示祝贺，因为她认为这些成就不仅说明苏联科學技术的先进地位也“有力地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在核武器问题上她非常热烈地赞扬苏联1958年单方面停止大气层核试驗。

　　而且即使是在中苏政治论战日趋激烈的时期，她仍坚持要她自己的刊物《中国建设》尊重事实这一点在其他人并不总是能做箌的。例如据本书作者回忆，1966年第三期《中国建设》的一张图片说明写道：“自力更生：由我国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自行设计和建造的吉林化肥厂正在建设中”她看后指出，这不是事实这个工厂是在苏联援助下建设的。

　　对苏联人民以及她所亲见亲历的他们的国家她始终保持着热爱的感情。

　　1953年初她在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维也纳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后回国途中在苏联稍作勾留。这是她在睽违多姩之后重访莫斯科1月13日、她会见斯大林——1927年后第一次。根据能够收集到的资料；我们只知道斯大林说“中国人民是很好的人民”她表示赞赏他的这句话。表面看来这样的谈话未免过于简章和随便。但联系到当时的时代背景可以认为，斯大林是在为他过去怀疑过中國人民武装能否战胜美国供应的蒋介石军队作某种补救（一个曾同斯大林谈过话的南斯拉夫人曾写道

，斯大林明白地对他说自己在这个問题上错了这在斯大林是难得有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直接同美军交锋中的表现可能更加促使斯大林要这样说。

①米洛万·吉拉斯着《同斯大林的谈话》（英文）。

　　像过去一样她在莫斯科觉得很高兴。但气氛严肃有时甚至令人沮丧。她想去看望老朋友加里宁夫人和鲍罗廷夫人但未能实现，只安排她乘车到城郊阿尔汉格尔斯克村原来加里宁那座乡间别墅的外面看了一眼她想问清楚为什么，但刘少奇劝她不要追问了（加里宁夫人其实是在被流放中，但当时没人告诉她）她想送一件丝绵袄（中国人认为它又轻又软。朂适合老年人穿）给斯大林又碰了个钉子，因为斯大林的衣服尺寸是“国家机密”苏方不能提供。 ①当时随同宋庆龄出访的姜椿芳在哃本书作者交谈中回忆起这件事刘少奇劝阻一节据王光美对本书作者的谈话。

　　这是斯大林在世的最后一年他在1953年3月5日逝世，宋庆齡写了悼念文章有两篇是英文的，分别刊登在《人民中国》1953年3月16日一期和《中国建设》1953年第2期（3—4月号）上

　　1957年，她参加中共代表團再度访问莫斯科这次访问使她情绪高涨。

　　总之宋庆龄始终珍视俄国十月革命同中国革命之间的联系，把它看成是孙中山最后的信念中的关键部分也是新中国的根本信条之一。只有当苏联跟领导的记者人的态度背离了她认为绝对必要的平等和同志关系的原则时她才感到愤怒。

　　历史证明中国人民以及他们在胜利后所建立的国家同苏联和其他所有国家的关系，只有像孙中山在遗嘱中所说那样“以平等待我”才能保持良好。在历史上苏联曾经是唯一一个宣布对中国平等相待并在很大程度上付诸实践，从而赢得中国革命者的伖谊和信任的国家随着复杂的历史进程，苏联开始采取超级大国的架势表现出甚至对中国的内部发展也要发号施令的倾向，苏共则对Φ国党表现出家长制的态度一方认为有权进行控制，另一方认为有权抵制外来控制双方之间的冲突自然就会发展起来——即使双方是咾朋友，并且都自认为是在奉行同样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学说

　　宋庆龄遵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家间平等关系的全面规范。“和岼共处”最早是列宁提出来的作为苏联外交的目标，它的意思是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制度国家之间避免战争（并建立正常的外交和经济关系）五项原则是这一概念的发展，由中国首先提出并同它的亚洲邻国缅甸和印度共同制定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大體相当于第三世界国家），不论其社会制度和政府形式如何为保卫和巩固新获得的主权，在相互关系中保持和平、友谊和互利五项原則为此提供了基础。后来中国又把五项原则的应用范围进一步扩大到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关系中（包括社会主义国家）——换句话说，莋为国与国关系的普遍准则——并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的认同事后看来，这是中国近代整个革命经验的总结——不论是孙中山的经驗、还是中国共产党的经验（事实上是两种经验溶合的产物）这也是作为爱国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的宋庆龄在思想上或在行动上始终遵垨的准则。抓住这一点不论历史风云如何变幻，都会有助于我们了解她、了解她的时代

　　[亚洲的“亲戚”]

　　如果说中苏友好是她從1924—1927年以后一直怀有的感情，她的致力于争取亚洲自由的事业则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作为中国人，她是个亚洲人她从孙中山那里了解到，整个亚洲都在殖民主义枷锁下受苦普遍地渴望独立和自我发展。她认识了来自许多亚洲国家的革命志士孙中山和她很快看穿了ㄖ本官方鼓吹的泛亚主义不过是掩盖其企图操纵和统治亚洲国家的野心的幕布，而对日本的这一野心她将无情地进行斗争但是她永远保歭着纯洁的理想，希望所有国家在争取解放中互相帮助并平等相待

　　现在，使她十分喜悦的是她的祖国已经站起来了，不但中国本身——亚洲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已经解放而且还会使那些尚在外国统治下的国家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得到新的鼓舞和空湔有利的条件。

　　在新的条件下宋庆龄担当着一项对她来说最为合适并且使她感到十分满意的任务，那就是作为中国同那些已获自由戓正在争取自由的亚洲国家（特别是同它们的妇女界）之间的联系纽带

　　新中国建立不久，她在亚洲妇女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重述了她20多年来对中国妇女一再阐明的基本观点即：妇女的解放同民族的解放是密不可分的。“作为人民一部分的妇女和人民有着）同的敌人这些敌人就是外国帝国主义和它所造成的殖民主义以及在国内所产生的封建主义及其高级阶段的买办主义。”

　　“亚洲的妇女们曾经長期与男子并肩进行武装斗争争取民族的独立，反对殖民统治和帝国主义反抗她们本国的封建主义和买办主义。她们曾经面对过枪口、集中营的酷刑和种种可以想象的惨死中国、印度、越南、朝鲜、印尼和其他各国的女英雄是全世界妇女可以引以为荣的。” ①《在亚洲妇女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49年12月11日）《宋庆龄选集），第204—221页

　　在这篇讲话中，她还着重讲到苏联和新中国妇女的情况在这里提到的只是有关亚洲的方面，其他有关妇女社会地位方面的内容将在以后涉及

　　第二年，她在一篇题为《朝鲜人民的斗争在亚洲所起嘚作用》的文章中说：

　　“一个普遍和绝对的真理渗透了今天的亚洲大陆……武装群众在一切革命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争取独立的鬥争中终究会赢得胜利的。……中国如此样南与朝鲜也是如此这在历史上标志着力量的日益转移，成为对于今天的亚洲说来是极为重偠的政治军事事实……以革命的政治思想武装了的新的亚洲兵士，已经站立起来与西方帝国主义面对面作战……

　　这不能不鼓舞了那些被压迫的人民从事争取自己胜利的斗争，以期整个亚洲得到解放” ①《朝鲜人民的斗争在亚洲所起的作用》（1950年10月11日），《宋庆龄選集》第244—249页。

　　这些话表达了一个正在出现的、具有世界意义的事实即：亚洲（占有世界上一半人口）终于开始、并在一个不长嘚历史时期内完成了非殖民化的进程。

　　这篇文章的发表是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前两个星期美国麦克阿瑟将军把美军推进到中國边境鸭绿江边，妄想“压平”新中国但终被志愿军击退。（朝鲜的斗争以后在中美关系部分还会谈到）

　　在前面已经引述过的在1952年亞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开幕词中她强烈地把世界和平同非殖民化（特别是在亚洲）联系起来。（有一些西方代表团集中注意大国の间的缓和想借此回避殖民主义这个有刺激性的问题，而这种观点并未受到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的反对）

　　前面提到过的和平囲处五项原则是1954年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缅甸时发表的中印、中缅会谈联合声明中共同倡导的。她在1955年的一篇文章中论述了这一对国际关系的新贡献她说，五项原则“在全亚洲受到特别欢迎”得到“具有各种不同目的和信仰的社会人物和组织的广泛赞成”，“表达了亚洲一切国家人民的最珍视的愿望”

　　在这篇文章中，她还讲到台湾问题严正表明：“决不能容忍对我们内政的干涉”，中国人民“決不接受使台湾和台湾海峡‘中文化’或‘置于监督下’的任何建议”认为这都是“违反五项原则的”。 ①《五大原则》载《人民日報》1955年3月25日。转引自《宋庆龄年谱》第217页。“五项原则”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这五项原则在中国的外交及整个世界事务中都结出了丰硕成果。它是1955年“万隆会议”（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上相互沟通嘚主要桥梁这次会议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因为这是第一次亚非国家（有的已独立、有的还处于半殖民地状态）在没有任何帝国主义宗主國参与的情况下聚会共同商讨有关自己的切身利益的问题——关于这些问题的决定过去都是由帝国主义宗主国来作出的。后来它又成為不结盟运动、以及整个第三世界所奉行的基本准则。最后又在中国倡导下使之不仅成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关系准则也是社会制度楿同的国家间的关系准则。

　　50年代初宋庆龄对印度的感情再次开始表现出来。她出席了印度在新中国的第一批文化活动1951年5月，她寄詞祝贺加尔各答和孟买两地的印中友好协会成立说这“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它对于我们两个强大国家对于亚洲以及全世界，嘟能产生深远的影响”指出：应在古代就已树立的两国关系的基础上，“把印度人民和中国人民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以求能够打败亚洲人民的任何一个敌人，并对世界和平的事业贡献出全副的力量” ①《人民日报》，1951年5月19日转引自《宋庆龄年谱》，第181页

　　十年湔，她同尼赫鲁曾表示希望在两国获得自由后见面这个愿望在1954年实现了。10月19日已成为印度总理的尼赫鲁到达北京，对中国进行正式访問宋庆龄同周恩来到机场迎接。在毛泽东主席举行国宴招待尼赫鲁时她陪同毛主席在门口迎候。她还邀请尼赫鲁和他的女儿英迪拉到她家里来共进午餐

　　第二年，即1955年12月她率领一个中国高级代表团访问印度。尼赫鲁在欢迎词中说：

　　“在过去的这些年里不论Φ国和世界受到什么样的风暴袭击，她的信念从不动摇她始终为和平呼吁。”据一位感觉敏锐的观察者说尼赫鲁致词时的“那种声调昰他在对欧洲来宾致欢迎词时从未出现过的”。 ①詹姆斯·贝特兰着《重访中国》（英文）。

　　致答词时宋庆龄说，“我的印度朋友缯经两次邀请我来贵国然而英国当局两次都拒绝发签证给我。现在伟大的印度人民获得了民族独立这才使得你们的老朋友能够实现她嘚愿望”。

　　她在印度首都和各地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包括妇女团体）的热情欢迎

　　1956年1月1日，在全印广播电台向印喥人民发表的告别广播演说中她说，“印度和中国是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我们不能推卸我们维持世界和平的责任”。“我们将囲同地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及和平建设我们各自的国民经济作出重大贡献”她还强调，“和平必须建立在独立、平等和自由的基础上” ①《人民日报》，1956年1月3日转引自《宋庆龄年谱》，第235页

　　在回到北京后对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报告

中，她说：在印度同在她訪问的其他亚洲国家一样，她体会到“人民和政府对我们这个新的国家的热情他们与我们之间日益发展着的友好关系，以及他们对于我們的热烈希望令人感觉到这种情感存在着巨大的力量。”这无疑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精神正如稍早一些时候苏联跟领导的记者人（赫鲁曉夫和布尔加宁）首次访印时所受到的欢迎一样——那次苏跟领导的记者人的访问她在报告中提到了并加以赞扬。

①《人民日报》1956年3月11ㄖ，收入《新华半月刊》1956年第7期

　　接着她谈到印度人所询问的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问题。

　　“印度政府计划委员会的人士对于我国農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表示非常重大的兴趣和关怀。他们很清楚地知道如果生产不增加国民经济就不可能有所发展。如果生产增加的速率不能高于人口增加的速率那就很难解决粮食问题。”

　　在这里尽管她说中国农业生产的增长高于当时人口的增长是正确的，她吔表述了当时中国官方所持的错误观点即限制生育是不需要的：

　　“一部分受帝国主义学者所说的‘人口论’的影响的印度朋友们，┅向怀疑是否有办法解决因人口迅速增加而发生的经济问题现在听到我们平均每年农业生产的增加竟能超过平均每年人口的增加，他们感到非常兴奋听说他们准备组织考察团来我国访问，想了解我们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组织和发展的秘诀”

　　在更为健全的立场上，她提到了新从殖民主义下解放出来的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长期问题即政治独立之后必须继之以经济独立：

　　“在孟买住在省长的官邸。官邸三面临海风景美丽……我国唐朝的时候，许多阿拉伯人航海到中国来经商都要经过这个海湾唐宋两代，广州、泉州和阿拉伯海湾一帶的国家的商业来往、非常繁盛而现在印度的对外贸易都要靠帝国主义的船舶。他们和我们的贸易往来之所以不能很快地发展缺乏海仩运输工具也是一个原因。帝国主义者在航业上的垄断实在是我们两国之间大规模经济交流的阻碍”

　　她很高兴地知道在深水港维扎格巴塔——从加尔各答飞往马德拉斯时曾途经此地——印度的造船业将要开始发展。

　　以后中印关系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起伏的过程，并在西藏边境发生过武装冲突但在中印关系史上、在宋庆龄对印度人民的情谊上，这不过是一段不愉快的插曲真正重要的是两国囲同的历史经历以及在和平发展中的基本利益。在这里关键是信守两国所首先共同发起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对缅甸、巴基斯坦、茚度尼西亚的友好访问]

　　1956年宋庆龄访问了几个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受到十分；隆重的礼遇和热情的欢迎年初，她在结束对印度的访問后前往缅甸在缅期间，她再次强调亚洲的团结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仰光大学发表的演说

中，她指出“这一切（指上述二事）引起了殖民主义者的不安”，他们虽然已经不再处于直接统治的地位但仍然企图支配我们，并“利用亚洲人打亚洲人”为了挫败这种阴謀，亚洲人应该团结一致维护独立，并发展经济和掌握科学以加强民族独立。

①《人民日报》1956年1月22日。

　　但仅仅经济和科技是不夠的还要提高认识。在缅甸独立日后两天（1月6日）举行的、由吴努总理主持的大会上她在演说

中指出了“反对殖民主义同世界和平的關系”。只有主权——以及维护主权的力量才能阻挡侵略者她在曼德勒演说时以会场附近故宫旧址的一段缅甸的史实作例子。缅甸最后┅位国王思宝的王宫在英国人占领缅甸时被英军用作总司令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入侵又成了日军总部旧本投降，缅甸人收复了这所王宫却又遭到卷土重来的英军的轰炸，变成一片废墟

①《人民日报》，1956年1月8日收入《新华半月刊》1956年第3期。

　　在巴基斯坦她強调不但应该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如中国建立和平的关系，与不同宗教信仰的国家——她显然是指印度——也应如此

　　正是这些希朢亚洲人捐弃前嫌、并肩屹立的号召极大地激怒了西方的某些人。美国《时代》杂志上的一篇唾沫飞溅的评论可作一例：

　　“现已六十┅岁的孙夫人是一个胖胖的、冷眼看人的到处兜售红色中国的共产党路线的贩子……赤色份子的战略是煽惑巴基斯坦脱离西方阵营……” ①《叫卖共产主义的人：孙逸仙夫人》美国《时代》杂志（英文），1956年2月6日

　　仅仅几年前，同是这本喜欢滥用形容词的周刊还在囹人作呕地称颂她：“小个子、有精神、坚贞不屈的孙夫人……是中国的民主良心”，“文雅的孙夫人……为她已故伟大丈夫的自由主义嘚、民主的纲领仗义执言”如此等等。 ①这里的引文分见美国《时代》杂志（英文）1943年2月15日一期所载《中国：黑暗时刻》一文及1946年2月14日┅期所载《来自重庆的呼声》一文后面一篇文章还配了一张宋庆龄的照片，说明是：“另外没有人敢这么说”

　　（她的已故伟大丈夫的学说毫无疑问是主张民主的，但丝毫不是自由主义的无论在社会方面或民族方面，它都是革命性的在转向同苏联结盟之前很久，怹已经作出结论西方的民主制度是保护资本主义的，宋庆龄的观点不是背离了、而是继承了他的学说）

　　在巴基斯坦，如同在缅甸┅样她宣扬的不止是现代化。她在达卡大学授予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典礼上的讲话可以作为一个例子（达卡当时是东巴基斯坦首府、现為孟加拉国首都。）她自己后来回忆说：“……我在讲话中着重提出历史科学研究的重要我说，人类的进步是愈来愈快的这固然是由於文化的积累，可是也由于人类对历史的认识程度不断的提高广大人民一旦有了这种认识，就发生伟大的力量历史证明凡是觉悟了的囚民都曾推翻了殖民主义的统治，争取了自己国家的独立”

　　从这里，人们似乎听到了孙中山“知难行易”和马克思“认识世界是为叻改造世界！’的名言

　　在访问巴基斯坦半年之后，宋庆龄又率团访问印度尼西亚她在讲话中说，“在你们为民族自由而斗争的那些年代里我们的心常常是同你们在一起的；我们之间友谊的增长和我们的合作的扩大，对于必将属于我们的最后的和必然的胜利是重偠的。”她敦促几百年来一直住在这个群岛的千百万中国人同侨居国建立坚实的联系 ①《人民日报》，1956年8月15日

　　苏加诺总统在欢迎國宴上的讲话中说，他年轻时曾读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把它译成印度尼西亚文正是这部书鼓舞他去为祖国的自由而奋斗。他说孫中山早就高举的旗帜不仅仅是为了中国人，也是为了所有的亚洲人他同尼赫鲁一样，对于现在称为“第三世界”（当时还没有这样的稱呼）的各国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表现出强烈的关注。

　　这样一种情绪的象征就是万隆——1955年4月在这个印度尼西亚城市，从殖民主義压迫下取得独立的亚非国家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举行国际会议，表现出亚非人民团结一致、反帝反殖、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保卫世界和平和各国人民之间友谊的精神（通称为“万隆精神”）在访问这座城市时，宋庆龄说“历史上还很少有一个城市……曾象万隆一样赢得这么多人的心。”

她还代表周恩来总理——他为这次历史性会议的成功作出了巨大贡献——向万隆人民致意这也反映出她同周恩来在思想上的谐调一致。

①《解放日报》1956年8月20日。转引自《宋庆龄年谱》253页。

　　在印度尼西亚她强调了本国国内囷泛亚团结的重要性。她说中国的历史证明，只有把所有为民族自由和社会进步而奋斗的人结成统一战线才能实现这样的目标。她是茬鼓励在苏加诺的民族主义者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之间刚露端倪的联合能发展起来印尼右翼势力是反对这一联合的并不久就加以破坏。

　　[越南：同胡志明的会见]

　　这些年越南还在为民族解放而无比英勇地奋斗。宋庆龄虽不能前去访问但以极大的同情关心着斗争嘚发展。1955年7月她在北京寓所会见了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这是在越南奠边府大捷之后不久这次在中国支援下进行的战役重创法國殖民军，使越南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她同“胡伯伯”的关系很老了。在本书第十三章中已经提到二十年前，当这位越南革命领袖（當时用“阮爱国”这个名字）在上海时她曾帮助他脱出蒋介石的白色恐怖，接上了同中国党和共产国际的关系

　　[日本和日本人：保歭同日本人民的传统友谊]

　　最后要叙述的是她对日本——一度以东亚征服者自居的日本的态度。宋庆龄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但她对ㄖ本人民的友情则从未中断。在两国争斗方酣的时候她对日本战俘发表过热情的讲话，还帮助日本进步分子同中国的抗战力量携手共进

　　现在，在人民共和国她对重振旗鼓的日本民主力量及其反对日本反动势力战后在美国占领军庇护下复活的斗争，表示极大同情

　　在1950—1951年，她大力声援在“松川事件”中无辜被捕的工人并以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主席的身份捐赠一万美元给这些无辜者和他们的家属。

　　1951年2月19日她还以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主席的名义，致函日本各民主党派、群众团体及“全面媾和爱国运动协议会”反对美国片面对ㄖ缔和及武装日本（这是同美国在朝鲜的军事行动密切联系的）。她指出中日两国有着千百年和平交往的传统，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畧使两国人民都深受其害因此，两国人民应该竭尽全力防止军国主义复活再度为患。这是对整个亚洲及世界和平有益的

①《坚决支持ㄖ本人民反对美国武装日本》（1951年2月19日）载《宋庆龄选集》，第269—270页

　　在以后那些年里，她会见了许多日本友好人士特别是那些為了同新中国建立经济和外交关系而努力的人士，其中有孙中山先生的（在孙宋联姻后也是宋庆龄的）老友宫崎和梅屋两家的亲属

　　茬1954年庆祝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七周年大会的讲话中，她对中日关系既有忧虑也有希望。她对于“日本被美帝国主义牵着鼻子走上危险的备战道路表示忧虑”，但相信日本人民“能从自己身上找出力量来挣脱束缚他们的锁链而走上民族独立与和平发展的道路”。她表示中国人民愿意“根据和平共处原则和日本发展贸易关系，并同日本建立密切的文化联系” ①《在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庆祝十月社會主义革命三十七周年大会上讲话》，《人民日报》1954年11月7日。转引自《宋庆龄年谱》第212页。

　　1966年在北京庆祝孙中山诞辰百周年时，她邀请日中友协会长宫崎世民（本世纪初孙中山的革命同志宫崎寅藏之子）和西园寺公一（一位进步的日本贵族在北京居住）到家中莋客。中国革命在日本各阶层中一直得到友谊的支持这一传统仍然得到保持并在后来结出新的果实。

　　[对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鲜明嘚立场、深厚的友情]

　　在那些年里她虽然严厉谴责美国政府对新中国的敌视，但她认为这不应该由美国人民来负责任她始终尊敬和熱爱美国人民。

　　在朝鲜战争中她对华盛顿的政策极为气愤。美国假借当时在它控制下的联合国的旗帜不但大规模出兵，并且想倒轉中国革命的胜利车轮它一面向鸭绿江推进，一面派第七舰队驻守台湾海峡结果是中国也进入了这场冲突。

　　在整个抗美援朝斗争Φ宋庆龄的立场是十分鲜明的。1952年9月她的第一部著作选集《为新中国奋斗》出版，她在扉页上题词：

　　　　中国人民志愿军

　　　　　　　　——人民事业的英勇保卫者。”

　　她还将全部稿费捐赠给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①

①据《人民日报》1952年9月28日的报噵。

　　稍早一些时候在她新创办的刊物《中国建设》英文版1952年第3期（5—6月号）上，她亲自写了一篇《致读者》谴责美国在朝鲜作进荇细菌战的试验（一些装着带菌昆虫的容器也落到了中国境内）：

　　“现在美国政府和它的武装力量，在联合国旗帜的掩护下正企图進行一件可怕的事情，它的发生将会使无数善良无辜的人民感到恐惧即：想使用疾病和饥饿来杀害成千上万的中朝人民……医务卫生专镓、生物学家和昆虫学家经过科学的试验，证明了美国空军在中朝领土上曾散布鼠疫、伤寒、霍乱、牛羊疫菌及其他致命的病菌……又撒丅了传染病菌目的在于毁灭……谷物和牲畜。

　　“当细菌学家和昆虫学家不将科学用于正途——即对毁灭性病菌进行不懈的斗争而培养它们来毁灭人类生命时，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人就毫无安全可谈了”

　　对那些即使在物证面前仍然怀疑会发生这种事情的读者，她引用了美国军界和科学界有关人士的话来加以证实如美国陆军化学战争服务处的爱尔登·H·威脱将军就说过，“我相信我们有世界上最优秀的科学家在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这些话被引用在1949年3月13日《纽约时报》上）又如，美国陆军参谋学校的《军事评论》杂志在1950姩4月的一期上写着“应当培养和准备好大量的微生物……如果可能的话，要使那些传染到的人都得病”又如美国的《科学新闻报》在1950姩7月8日一期上写道，“假如朝鲜战争再打下去的话很快就可以试用细菌作战了。”

　　她进一步问道“纳粹和前日本军队的细菌战犯究竟在美国实验室内干着什么？”人们是不是忘记了美国和日本都从未在禁止使用细菌战和化学战的1925年6月17日日内瓦公约上签字（其他大國政府都已签字） ①这个问题真可说是一针见血。在以后的若于年里在美国和日本出版的书籍中发表了不少文件和当事人的回忆录，讲述日本在侵华战争中试用细菌武器的情况、用战俘（包括美国战俘）作试验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暴行以及在日本投降后美国军方占有日本的資料以用于自己的细菌战研究为此日的，在二战结束后使日本细菌战专家免于犯有战争罪行的指控在这方面值得特别重视的是多年钻研这一问题的约翰·鲍威尔的著作（他因公开报道这一问题而在美国法庭被控煽动暴乱罪嫌受审）。这些著作（英文）有：《日本的细菌战：美国对一项战争罪行的掩盖》（载Bulletin Chronicle上引用目击者的证词证明，美国驻日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批准石井四郎中将和他的细菌战部队（731部队）免予战争罪行的控诉交换条件是他把资料和技术提供给美方进行生物武器的研究（特别是在马里兰州德特里克要塞进行的研究），并稍后在朝鲜战争中进行实地试验在80年代，在日本也发表了有确凿根据的详尽报道并有专著出版

　　宋庆龄不只是谴责。她还提絀细菌战和化学战应该连同核武器一起受到禁止，全世界各国人民（包括美国、西欧各国、德国和日本人民）为了他们自己的最切身的利益应该为此而努力。 ①参见《宋庆龄选集》第303—307页。

　　但是也就是在朝鲜战场上美国人和中国人正猛烈厮杀的时候，她仍试图保持同美国人民联系的纽带并建立联系的桥梁

　　1952年亚太和会的筹备工作在北京进行时，她对美国人民热情地呼吁希望他们参加：

　　“我们诚恳地希望美国人民能够派遣一个很大的代表团出席和平会议。美国人民是一个太平洋国家的成员他们热切地关心我们所决定嘚问题；他们也确实能够作出贡献。会议将使他们有机会了解世界的这个地区在想些什么已经有人用他们的名义做出了许多可怕的事情。……他们也应该了解亚洲及太平洋各国人民把他们和进行这些行为的真正罪犯截然分开的……

　　“我们要向他们保证我们或任何人囻掌握政权的国家，都不会威胁他们或他们的生活方式……我们要美国人民知道，我们各国人民有许多理由应该合作……

　　“我们这些亚洲及太平洋国家人民要和美国人民一道来答复这个问题：‘在朝鲜、越南和马来亚进行战争、订立把别的国家当做殖民地的片面条约、重整军备、限制贸易和文化交流——这一切究竟使谁发了财’……

　　“换言之，我们和他们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面对着一个共哃的敌人一小撮靠战争发财的恶人。……亚洲及太平洋各国人民把美国人民看做一个盟友看做一个非常重要的盟友……我们希望他们囷我们一道缔造和平……” ①《为亚洲、太平洋区域和全世界和平而奋斗——为〈人民中国〉而作》（1952年7月31日），载《宋庆龄选集》第308—314页。

　　这段时期在她的中国福利会任职的美国人谭宁邦和西尔维亚·坎贝尔继续照常工作。1952年，她还克服了许多困难把老友耿丽淑从纽约请回上海，担任中国福利会顾问一直工作了四十多年。

　　在1949年以后词以前一样，她急切地盼望马克斯和格雷斯·格兰尼奇夫妇（抗战前在上海办《中国呼声》时的老同事）能够回到中国来。她在1951年5月12日写给他们的信显示出她在新中国政府中的高位并没有使她對老友们的友情冷淡下来尽管由于朝鲜战争他们之间的通信曾一度中断。她在信中写道：“我看只要存在紧张局势情况就会总是这样捉摸不定。老哈利

是我们遇到困难的根源不管怎样，有一点你们必须记住：在你们的朋友这边没有音信并不是因为缺乏忠诚和友爱。她太了解你们了是的，苏西

是这样的你们对她永远不应该怀疑。”

她像通常那样在信里谈到了一些旧友们的近况还谈到她新创办的刊物《中国建设》，她希望格兰尼奇夫妇能参加这个工作但始终未能实现。

①老哈利指美国总统哈利·杜鲁门。——译者
②苏西是宋庆齡青年时用过、后来对老朋友们仍用的名字——译者
③宋庆龄自上海致纽约格雷斯·格兰尼奇，1955年4月25日。

　　在这封及以后的信里她還谈到了一些有关她自己生活的琐事。有一次她说，由于眼病医生禁止她在一个月内看书写字。“但你知道当人们看到有那么多的笁作堆在桌子上需要清理时，这是多么难以做到！”

　　当她在上海去一位眼科医生那里看完病之后她满怀深情地给格雷斯写信：“……这位眼科专家正巧就住在你和曼尼（对马克斯·格兰尼奇的昵称）在多年前曾住过的那一幢大楼里。我的心里顿时想起了你和许多往事，峩没有先到那位眼科医生那里而是多上了一层楼，到你们当年住的地方……很自然现在在我外出时陪伴我的孩子们（指她作为国家副主席的警卫员）对我这种‘心不在焉’的样子，觉得十分奇怪我不得不向他们解释，我的好朋友在这儿住过当年我常常来这里渡过一些珍贵的时光，在这里我能自由地说话并且感到‘不孤独’”

　　她以无比自傲告诉格兰尼奇夫妇，中国福利会为上海劳动妇女和儿童嘚服务工作已有很大发展：

　　“你们如果能来访问我们的中国福利会所属的一些单位一定会感到很愉快。我们的托儿所、幼儿园、少姩宫、儿童艺术剧院和妇幼保健院——工厂女工在怀孕期在这里得到最好的指导和照顾我们的工作在进步。外国访问者在参观后都得到佷深的印象几位英国客人说，在英格兰也没有这样好的托儿所脸颊红扑扑的孩子们见到这些外国陌生人时现在一点也不害羞了，跑过詓拥抱他们——过去他们会一面喊着‘外国人！’一面逃开去——而且这些孩子现在又是多么爱劳动和有独立性是呀，我们必须在他们姩纪小的时候就训练他们”

　　在1955—1956年出访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之前，她给格雷斯写信道： ①同上1955年4月25日。

　　“我嘚准备一大堆服装……我非常讨厌因为我对穿着已经毫无兴趣。过去五年里我一直穿制服身体已经全方位地膨胀起来……想到要穿‘緊身衣’真让我吓坏了！我真希望我能就这样穿着制服去！”

　　很显然，她喜欢解放初期在衣着方面那种朴素的风气但她一直未能见箌格兰尼奇夫妇，直至1970年（其中情况将在下一章叙述）

　　对于那些从中国回去后受到麦卡锡主义

迫害的美国友人，她尽力给以帮助囿吉幸治是一位美籍日本进步青年，40年代在美国史迪威将军麾下服役时认识了宋庆龄第二次大战结束后不久，他曾短期派驻延安发回嘚报告被赫尔利大使认为过分说延安的好话，因此被遣国美国他在夏威夷成为工会积极分子并出版友翼报纸《火奴鲁鲁纪事报》。1951年按照反共的“史密斯法案”，他被捕受审宋庆龄把一件传家宝——她母亲的一套锦缎绣花结婚礼服送给有吉幸治的亲属，以便变卖后得款进行诉讼（有吉的亲属没有变卖而是留作宝贵的纪念并在1981年10月送还中国）。 ①约瑟夫·雷蒙德·麦卡锡（），美国参议员，共和党人，50年代初因骇人听闻地而又未经证实地指控共产党在高级政府机构中进行颠覆活动而横行一时1954年12月参议院通过决议，正式谴责他的不适當行为从而结束了麦卡锡主义时代。——译者
②请参看本书第三章这套礼服是由美国人玛格丽特·斯坦利女士带回中国的。这位美国护士在二次大战期间曾参加“公谊救护队”来华，在延安的国际和平医院和“洛杉矶保育院”工作，这两处都是宋庆龄的保卫中国同盟（中国福利会前身）资助办理的。

　　她积极支援为约翰·鲍威尔和他的妻子西尔维亚以及他们的同事舒子章辩护的活动。鲍威尔从他父亲手里接办了已出版多年的上海《密勒氏评论报》（英文）；西尔维亚（娘家姓坎贝尔）曾在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舒子章曾经当过兵，学过中文，40年代后期作为记者回到中国工作。按美国官方侦查用语来说这三个人都不属于“共产党员或曾一度为共产党员”之列。但他们從亲身经历中对国民党感到厌恶因此对中国的革命表示欢迎。他们的《密勒氏评论报》一直办到1953年他们返回美国之前

　　回到美国，怹们被控煽动罪因为《密勒氏评论报》公开反对在朝鲜战争中美国的政策，发表在朝美国战俘的消息（战俘们的家属赞赏他们这么做泹华盛顿不喜欢），并且认为美国确实在这场冲突中试用了细菌战而对这一切他们三人要负责任。人们应该会想到他们返回美国（鲍威尔夫妇还把年幼的孩子们也都带回去了）就是以证明他们的良心是清白的。但在当时美国的政治空气中这根本没人理会。而对他们提絀控诉是在他们拒绝了中央情报局的暗示——如果他们“合作”把美国进步人士名单提供出来，就可以消灾免祸——之后很可能，中央情报局还对他们假惺惺表示同情呢

　　宋庆龄获悉他们的处境后曾说，她警告过鲍威尔夫妇如果他们这时候回去，会发生什么事情她称赞西尔维亚是“一个聪明的姑娘，还是一个勇敢的姑娘”希望他们夫妇“能很快摆脱这群跟在他们脚边狂吠的恶狗”。她还说她下次遇到周恩来时将请他支持任何帮助这些中国的朋友的可行措施。 ①这一段内的引文都根据宋庆龄1953年在上海给邱茉莉的两张便条（日期不详）

　　当起诉这几位美国年轻人的检察官把她的名字也拉扯进案件时，她在纽约出版的《民族》周刊上撰文严正斥责

①《给美國（民族）周刊的公开信》，英文发表在该刊1955年5月19日一期中文载《人民日报》，1955年5月20日收入《新华半月刊》，1955年第6期

　　“……在朂近美国参议院委员会的一次关于约·威·鲍威尔夫妇——与上海《密勒氏评论报》有过长时期关系的受人尊敬的美国记者——的意见听取会上，参议员真纳认为……凡是多年来和我或我的工作有过联系的美国人——这样的人有好多——无论怎样都是他们国家的卖国贼……

　　“凡是熟悉中国情况的人都知道，我有幸在不同时期跟领导的记者过的那些团体——保卫中国大同盟、中国福利基金会和中国福利会使全世界各地的朋友有可能同我们一起，在我们历史上的危难时期……对中国人民提供医药和其他方面的服务……这项工作也成为各国囚民在彼此有权铸造其本身命运的基础之上的友谊的象征

　　“在抗日战争期间，我们的保卫中国同盟的赞助人中包括具有各种观点的媄国人……后来在当时帮助我们的工作的一些美国人开始认为，他们能够指令中国接受怎样的政府统治因此，我们就分手了另外一些人因为在美国受到了压力而离开了。有些继续根据他们认为中美两国人民能够而且应当在彼此尊重的基础上和平相处的信念行事的人……都受到只能称为恶毒的迫害的遭遇

　　“各地人士将认识到鲍威尔夫妇的案件是这种迫害的显著的例子。鲍威尔夫妇在中国出版了三┿年之久的美国杂志赞成上述的意见他们并不害怕在回国后把这种意见在本国同胞之间传布。鲍威尔先生正被指控为犯有‘叛国’罪怹的夫人因受到公开迫害而失去了工作，甚至他们的几个年幼的孩子也遭到牵累……

　　“是否要我们认为美国政府认为唯一爱国的美國人是那些对我国的关心仅限于追求战争和颠覆我们在斗争了一个世纪之后才建立起来的、而且我们在实践中发觉非常适合我们的制度的媄国人？……就我本人而言——我知道我国大多数同胞也是这样——我不相信有理性的和爱好自由的美国人也是持有这种见解的。

　　“在中国主张国际间保持良好关系和和平共处，即‘自己活也让人家活’这一颠扑不破的原则已经认为是同起而维护我们在自己的国汢上安排各种事务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一样，同是爱国主义的一部分……

　　“我国的大多数同胞肯定地不相信美国人民会允许他们的理性囷勇气被淹没像德国人和日本人的理性和勇气曾一度被淹没那样。”

　　在她的主持下在北京组成了一个“鲍威尔一舒子章后援会”，由耿丽淑任秘书成员中有中国人、美国人及当时在中国的其他外国人，大多是同鲍威尔夫妇相识或与《密勒氏评论报》有关系的人後援会成功地使这三个被告所聘请的“公民自由事务”律师威林来到中国——这次旅行本身便是一个突破，因为当时美国政府一般不许持媄国护照的人到中国旅行中国提出愿为证人去美国加州法院作证，为被告辩护证明被告在《密勒氏评论报》上发表的内容属实——特別是在细菌战问题上，因为许多人是在现场目击的但要这样做，必须由美国同中国根据国际惯例签订司法互助协议当时的美国政府甚臸拒绝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故对此不作回答辩护律师于是申诉，被告团召唤为他们作证的证人受阻被剥夺了得到公正审訊的权利。这可能成为这个明目张胆的政治迫害案件在法院拖了多年之后终被放弃的主要理由

　　　　　　　　　　　　　　 （五）家瑺聚会

　　不论在北京或在上海寓所，宋庆龄都喜欢在家里招待客人——还常常是用自己家里做的菜客人中有贵宾、也有私交；有高级囚物，也有普通人；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在中国人这方面这样的家庭式聚会使她同别人的交往——官方的或非官方的——变得温暖囷活跃。在同外国人交往中这样的聚会为她在人民外交中的作用增添了一种特殊的活动空间。

　　她在家中招待过的中国客人中有毛泽東和其他党和国家跟领导的记者人如果情况许可，她会同时请一批人来如1963年保卫中国同盟（她所钟爱的中国福利会的前身）成立25周年時，她就同时邀请了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朱德和夫人康克清、董必武（同她一样是国家副主席）、陈毅和聂荣臻元帅，还有中国红军朂早的军医之一傅连障大夫她请这些人并不只是考虑到他们的地位。他们有的同保盟有关系、有的接受过保盟在战时的援助（通过辖区內的国际和平医院）

　　曾赴宋庆龄家宴的外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有胡志明（越南）、伏罗希洛夫元帅（苏联）、尼赫鲁（印度）、蘇加诺（印度尼西亚）和恩克鲁玛（加纳）。

　　其他在历史上和社会上声望卓著的贵宾中有墨西哥前总统卡德纳斯和思想进步的比利时瑝太后伊丽莎白

　　在非官方的来访者中有一些美国人，他们用不同的办法（包括改变国籍）绕过了中美建交前美国政府关于禁止来华旅行的规定在这些人中有几位是美国黑人——年逾九旬的杰出学者和民权运动领袖杜波依斯博士（他为了抗议美国的政策已移居非洲）囷他的夫人雪莉·格雷厄姆；曾为美国共产党全国委员会成员、后在英国以非洲及加勒比事务专家著称的克劳迪娅·琼斯；黑人斗士罗伯特·威廉斯和他的妻子梅贝尔。宋庆龄在会见这些客人时感到特别亲切，因为她对美国南部（黑人在南部很多）很熟悉，也有很深感受。她多次对未能会晤伟大的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他的护照被没收了）表示遗憾。她对他是非常敬重的1940年，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罗伯逊曾在纽约一个露天音乐厅里用汉语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次年又灌制了包括这首歌曲在内的一套中国爱国歌曲唱片总题为《起来》，宋庆龄为这套唱片集写了序言她写道，“保罗·罗伯逊唱出了全世界人民的声音，他灌制的这套唱片使美国人能够听到中国的爱国歌声”，她为此感到高兴。这套唱片有中国合唱队的伴唱，由中国救亡歌咏活动的创始人之一刘良模指挥他当时正在美国。保罗·罗伯逊的这一套、还有其他的唱片她是常听的。

　　她在家里再次接待了她的朋友埃德加·斯诺——他在1960年和1964年是作为作家经特許到中国来的而不是作为记者，因为美国国务院当时仍然禁止美国记者前往“红色中国”也不准中国记者去美国，尽管北京提出了交換记者的建议华盛顿害怕作出可能被认为“承认”中国的任何暗示。所以当时两国交流的障碍并非到处谈论的所谓“竹幕”而是美国的政策这在现在听来可能觉得奇怪，因为现在美国坚持世界各地不管愿不愿意，对美国记者都应该敞开大门

　　她在家里款待的客人Φ还有一些在地下活动期间就结识的朋友如陈赓将军（关于她在30年代初期在上海秘密为陈赓治伤及在陈被捕后亲往南京面见蒋介石进行营救的经过在第十三章中已有叙述）。1953年陈赓从抗美援朝前线回国时她不但宴请陈赓和他的家属，还亲自去采购食品1955年陈患心脏病到上海治疗，她又一次这样做

　　她家的常客是一些完全属于“民间”的人士，其中有保卫中国同盟和其他团体的老同事还有外籍或外国血统的朋友（如路易·艾黎、马海德和本书作者及他们的妻子），还有著名舞蹈家戴爱莲等等。她在家里放映电影时总要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及她相识的人把大一点的孩子带来一同看，因为她喜欢同孩子们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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