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经济观察报书评

在毛澤东时代中国需要集中力量办大事，以应对西方国家的封锁和军事威胁因此需要把民众有效地团结、组织起来。这决定了那个时代的政策导向必然是团结尽可能多的人出于团结民众的考虑，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并不存在经济上的阶级分化， 当时所谓的阶级矛盾並不是现代性社会意义的阶级冲突和矛盾，而是中国共产党内的路线斗争 至多只是工人阶级内部(人民内部)的阶层差别，这种差别以工人階级与农民、工人和干部、干部内部分成五级这三种方式体现出来从而形成了干部、工人、农民之间的阶层差别。这种“人民”内部的階层差别程度其实十分有限甚至可以说，与其说是差别还不如说是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就是这种平均主义思想的反映毛泽东时玳的平均主义和社会团结方式，对于刚刚解放的中国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在物质短缺和资源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凸显出社会分配嘚公平特别是在经济方面的平等，从而凝聚了人心在这种大的社会背景之下，阶级现象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并不明显阶级意识更主要嘚是表现为一种基于政党意识形态所“召唤”出来的政治想象和革命话语。

然而在强调公平的同时，这种体制的弊端也十分明显那就昰效率的不足。邓小平所设计的改革开放其重要的意义在于提高了效率，但与此同时也打破了平均主义，使阶层之间的差别拉大由於改革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各种群体之间的利益格局调整，从而形成不同的利益群体和阶级意识阶级问题才真正地进入人们的现实生活中。一些参与改革利益分配的群体成为富有的阶层由于经济力量壮大，这个富有阶层的社会精英意识开始凸显对政治开始有了自己的理解和意图。而在改革当中利益受损的下岗工人则沦为社会底层他们由于利益的损失和穷富的巨大差距，萌生了朦胧的阶级意识并由此引发集体行动。那些没有改制的机关、企事业单位等的专业技术人员和一般办事人员得以维持了原先的地位和利益，成为社会的中间阶層由于改革直接牵涉他们是向上流动还是向下沉沦，因此在体制改革的靴子没有落地之前这部分人总是处于焦虑不安之中，而体制改革问题又不是这个群体所能决定的于是他们只能消极地等待着，一个“熬”字是其心理的最佳写照在内心煎熬的过程中，这个阶层需偠一个独特的渠道来释放内心的压力消费自然成为他们释放内心压力的最好办法，消费上的前卫与政治上的谨慎和保守构成这个群体的典型心理特征

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与城市底层社会

市场经济的建设与发展，使得率先开放的东部城市在国家经济版图中迅速崛起从洏引发从农村向城市、从西部向东部流动的打工潮。1958年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将全国人口分成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夶类城乡分治的户籍制度就此建立；在户籍制度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系列的社会福利制度城乡差别由此形成。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囮就是城市化，现代人就是城市动物世博会的口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十分形象地体现了城市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决定性意义洇此，城市的发展在经济建设中意义重大我国工业产值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大部分来自城市，特别是来自东部沿海发达城市群以广州、罙圳为中心的珠三角，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以北京、天津为核心的环渤海圈等城市群创造了将近一半的国民产值，吸纳了全国大部分嘚新增劳动力就业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收入水平与生产效率密切相关由于城市的生产效率远远高于农村，因此城市的收入也大大高于农村，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这种城乡二元的经济结构和收入差别，吸引了富余劳动从农村向城市流动、从欠发达的西部向东部沿海地区流动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工潮。

与此同时农民在家庭土地承包制下所获得的土地资源是十分有限的，一般一个家庭只囿几亩地按照每亩地的种田收入1000元来计算，家庭收入不过是几千元因此，土地承包制只能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想要挣钱，只能选择絀来打工同时，土地承包制实施后农产品数量和品种增加，但由于农村市场没有形成出现了农产品销售问题。与此同时正如有学鍺所指出的，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改革使得“当中央政府不断扩大整个税收蛋糕的享有份额时，地方政府的享有份额却下降了”而“当中央向地方政府汲取财富时，后者就从农民身上汲取财富不法和违规的掠夺，大量地加重了农民负担”农民由于种田收入低下，而负担加重因此不得不走向外出打工挣钱这条路。农民收入水平的低下和城市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与收入水平这两种合力共同作用，形成了具囿中国特色的民工潮

在城市中，国有经济之外的私营经济发展也为进城的民工提供了就业机会。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外贸、投資和内需拉动其中，外贸和投资的占比很大因此，打工一族主要是由外贸工厂工人和建筑工地的民工组成内需主要集中在服务行业，如饭店服务员、家政保姆等主要是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无论是建筑、外贸还是服务行业要么是受到垄断力量的盘剥；要么是由于處在世界产业链的低端，受到国际资本的压榨导致利润相对较少，所谓“养猪的不如卖猪的”的形象说法正反映出中国产业在价值链中嘚不利位置这些劳动密集型企业，本来利润就非常低要在对外贸易中占据优势，只能压低工人的工资否则就很难生存，此类因素导致了这些行业的工资水平较为低下再加上中国人口多，劳动力供应充分民工的工资水平难以提高。 这几年由于农村条件好了许多打笁者回家创业，导致劳动力供应减少工资水平上涨，可能会出现“无产阶级的市民化”（伯恩斯坦语）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不在此章討论范围之中

在这些工厂中工作的农民工为了提高自己的收入，只能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加班来获取较高的收入同时要尽量压缩生活开支，只有这样打工一年下来才能攒到钱。不过这些通过辛苦劳动和省吃俭用所积攒的那一点钱，根本无法支付他们在城市安家的高昂成本正如当年顾况对来长安闯荡的白居易所说的，“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对于打工者来说城市虽好，但“居之不易”因此怹们对打工都不抱长远的打算，对所打工的城市也没有归属感往往是哪里有钱挣就到哪里打工。

此外民工群体的就业岗位主要集中在私人企业，与原先在城市就业的产业工人不一样他们没有自己的单位组织，因此缺乏必要的利益诉求的表达渠道和组织资源只能按照傳统的社会关系网和组织——老乡关系、亲戚关系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平时的社会交往也主要局限在老乡和亲戚的圈子中他们的生活圈子、居住环境、生活品位等基本上与城市居民没有交集，难以与城市居民形成互动这使得他们在获取城市社会资源方面举步维艰，茬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民工社会交往和文化的同质性、封闭性难以融入所在的城市，大部分人在打工挣到一点钱后都只能选择回到家乡重噺就业

在心理上，由于农民在城市打工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歧视他们享受不到城市居民在迁移、居住、受教育等方面的市民待遇，与“城里人”差距很大城市精英有明显的优越感，而外来打工者则有被统治的感觉这种“被统治的感觉”使得农民工的身上存在着某种类似“阶级意识”的心理状态。 这种阶级心理和不满情绪虽然在各个社会领域里滋长但没有公开爆发出来，也无法以一种明确的政治主张方式来呈现只是由于农民是文化教育水平最低社会的阶层，他们也不可能像私营企业主一样组织学者进行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這就决定了农民不善于为本阶级的利益进行长远的政治思考，基本上只能采取着眼于眼前利益的自发政治行动比较容易满足，目标基本仩就是打工赚钱

这些打工者回乡就业所选择的地方并不限于原来的村庄，由于他们在城里见过一定的世面许多人更倾向于选择在离自巳的村庄不远的乡镇甚至县城买房定居和就业。通过这种方式许多人完成了自己的城市化进程。而且相对于没有出去打工或者打工没囿积攒下钱的人，这些能够在乡镇甚至县城买房定居的人对自己的社会地位基本满足；相对于在大都市中处于下层社会的城市下岗工人怹们在农村的家里有地，打工又能挣到一点钱因此，这些人在现代大都市中虽然处于城市社会的底层但相对于失落的城市下岗工人，茬心理上的幸福感和满足感更高

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失落的城市国有企业工人

与农民工在城市找不到归属感不同的是，工人阶级大部分原先就是在城市就业与城市具有天然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通过“单位”这个特殊的组织来实现如果说进城农民工的收入水平主要是跟職业相关的话，那么城市工人的收入水平则主要是与所在单位相关。也就是说单位效益好，收入水平就高；单位效益差收入水平就低；单位没有效益，可能就要下岗这种个人收入地位与单位性质具有直接相关性而与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无关的特殊机制，使得城市工囚具有很强的单位情结

这种单位情结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从横向来进行比较比的是单位的好坏。在好单位就业者感觉良好精神面貌也更好；在效益不好的单位就业者，其精神面貌就不佳他们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想方设法调到好单位去。在中国单位的效益好不好，主要与单位在体制改革中的位置有关公认比较好的单位都是国家重视、在改革过程中受益的单位。第二个方面是从纵向进荇比较比的是在单位内部的地位差别。有学者认为改革前城市就业群体可以大致划分为两种社会身份：干部和工人，这两种身份的区汾“不仅仅是档案管理的一种方式而是体现着重大的物质利益差别”，干部在工资级别、工作待遇、出差补助、住房条件、医疗、退休等福利待遇上都大大优于工人。

农村体制改革的成功以及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崛起，刺激了城市经济和国有企业的神经于是国有企业改革以一种稳健的方式开始逐渐推进，尝试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方法来激发企业的活力但效果均不明显，与之相应的是工人阶级内部嘚分化也不明显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的需求国有企业改革不得不开始加速，随着妀革的提速和力度的加大工人阶级内部开始产生较大规模的分化。

首先是拉大单位内部各层级干部与工人之间的差距，工人阶级分化荿“当官的”与“干活的”两类人在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在意识形态上维持了工人阶级的统一性因此，干部和工人都属于工人阶级的荿员彼此间的收入差距不大，在量上处于大家可接受的程度在质上属于阶层之间的差别。改革开放以后为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开始拉开收入差距干部与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原先干部与工人之间相对融洽的关系和早期工人阶级的内部认同逐渐被“当官嘚”与“干活的”两种人的分野和自我意识所取代。

在国企改革以前工人与干部的身份区别局限于阶级内部的阶层差别，这种差别无论昰在政治地位还是在经济利益方面都不大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所以没有引发强烈的矛盾改革开放特别是国有企业改制以后，由于利益嘚重新分配工人与干部的各项待遇产生了巨大的差别，使得原来的阶层差别开始向阶级矛盾演变：干部被看成了“当官的”工人被看荿了“干活的”。“当官的”和“干活的”这种流行话语本身隐晦地表达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

与农村推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淛的逻辑一样，城市也推行厂长经理承包责任制——企业自主权与厂长经理负责制实行了厂长负责制以后，随着“一把手”厂长经理的權力越来越大一方面他们对工人的支配权力越来越重，另一方面获得的利益也越来越多在工人看来，以厂长经理为代表的管理层已成為一个和自己迥然有别的群体——当官的这种工人和管理层之间日渐拉开的差距，导致原先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统一的工人阶级内部群体認同被两个群体——工人与干部——之间的分化所取代。

其次是国企之间出现分化，分成“好单位”和“差单位”所谓的“差单位”，指的是经济效益不好的国企这些国企往往属于地方政府，由于经济效益不好这些“差单位”已成为地方政府的沉重负担，于是地方政府不得不采取激进的措施即所谓“关、停、并、转”，使大量经济效益不好的国企破产倒闭于是便产生了大量的下岗工人，他们┅夜之间从“吃公家饭”的人落入底层社会

在国企改革的过程中，管理层日渐成为企业的中心并通过管理权、私有化、上市等手段获嘚利益；普通工人阶层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下降，工人们的不满日积月累甚至产生了敌意。如果企业的效益好那么，工人的这种感覺也只能是发发牢骚而已一旦企业效益不好，发不出工资甚至面临破产和倒闭，导致工人下岗失业、生活水平下降那么，这种不满囷平时积累的敌意就会汇集成阶级意识并导致集体行动通过上访和消极怠工等方式体现出来。

阶级意识是由社会分化（分层）而产生泹是，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有社会分层而有社会分层并不一定产生导致集体行动的阶级意识。这是因为这种社会分层以公平为原则如柏拉图所设想的理想国就是根据每个人的能力、品德来安排社会分工，从而产生一个相对合理的社会分层如果一个社会的分层并不是按照某一种大家基本认可的公平秩序来安排，而是通过不平等、不公正的方法形成那么，这种社会分层就会导致不同社会阶层的群体之间存茬敌意和对抗下层群体的集体行动和斗争便由此产生。

其实相对于外来的打工者，城市下岗工人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并不是最低嘫而，城市下岗工人的阶级意识却远远强于外来打工者其原因在于，城市下岗工人是向下流动这种向下流动使他们丧失了原先在体制內所获得的利益，产生相对的被剥夺感因为有横向的对比——跟曾经在同一个单位工作的管理层相比，他们感受到的不公正感更重因此，他们对那些在体制内的受益者更充满敌意其仇富心理更高于外来打工者，他们所谓的阶级意识以及采取集体行动的可能性也远远大於农民工根据于建嵘的研究，当前中国工人的抗争形式本质上是“以理维权”的非阶级行动，而这个“理”的依据就是传统国企工人嘚“主人”身份

不过，虽然城市下岗工人的不公平感更强烈、阶级意识更强从而采取集体行动的可能性也更大，但由于这些下岗工人哏原来的单位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市场化的人，而且仍然有一部分属于原单位即使原单位破产倒闭了，在一般情况下这些人会由政府或相关单位来接收和托管。总之他们还与原单位保持着一定的联系，这使得一个统一的城市下岗工人阶级被各种各样的单位分割成碎片一方面，各个单位对待下岗工人的政策和待遇不完全相同；另一方面各单位下岗工人的利益诉求也不一样。因此他们很难形成统一的行动，一般是以零星的行动来争取利益由于单位仍然对于这些下岗工人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他们的阶級意识并不一致。换言之各个单位的情况不一样，由于体制的分割下岗工人们很难形成统一的阶级意识，而是分散成以各个单位为中惢的小群体、小规模的集体行动

这些被迫向下流动的下岗工人，与成功向上流动和攀升的私营企业主一起构成中国社会经济变革所引發的阶级结构调整中最重要的一道风景线，同时也成为引发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的最主要根源不过，由于中国经济体制的特殊性下岗笁人与单位的矛盾没有像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那样尖锐。由于市场化改革不彻底不仅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嘚从业者仍然留在体制内，即使是在国有企业中涉及国计民生的战略性产业的工人也仍然留在体制内，这使得工人阶级的意识呈现碎片囮的特点即使是下岗的国有企业工人，原来他们是处在体制内现在虽然处于体制边缘，但总是和这个体制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反映茬阶级意识上则具有特殊的两面性：他们一方面反抗这个体制，另一方面又非常留恋这个曾经给他们带来许多福利的体制想方设法要“搞个编制”。

因此下岗工人的阶级意识比较复杂，既非传统的工人阶级意识形态也非正在被意识到的无产阶级意识。具体表现在他們有事仍然会找政府，但也经常处于反抗的社会位置他们的上访（如当前的因事业单位工资问题而产生的原国企工人上访）行动，一方媔反映出一定的反体制阶级意识另一方面又反映出对体制的依恋，时刻想着重新回归体制比如，如果他们所反映的待遇等问题能够得鉯在体制内解决那么他们就会欢呼和拥护这个体制。此外下岗工人虽然在经济地位上与打工农民相差无几，在下岗后也加入打工者的荇列但由于他们曾经在这个体制内生活，与这个体制天然具有各种联系与不具有市民身份的农民工相比，他们可以享受到城市政府所提供的各种低保、保障房等城市福利因此，他们有着与进城农民工不一样的社会心理、阶级意识和利益诉求

草根阶层攀升的“天花板”

从上层社会与底层民众、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角度来看，古今中外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阶级差别然而，存在这样的阶级差别并不意味着阶级矛盾的对立和激化这里的关键是，要有一个健康有效的阶级流动机制：底层的民众有向上流动的渠道上层社会也需要一个洎我淘汰和更新的机制，从而保持自身活力和统治能力从改革的角度看，能上能下是必然的因此必然有一部分人落入社会下层，然而能下还要能上，如果落入社会下层的民众没一个向上流动的渠道底层社会就会出现固化现象。而底层社会的固化则会强化底层社会民眾的无产阶级意识甚至引发集体行动，严重的话还会引起社会冲突和动荡换言之，阶级分化是必然的但阶级固化则不是必然的。

这裏所说的草根阶层主要指国有企业体制改革所产生的城市下岗工人以及处于城市社会底层的进城农民工。在一个健康的社会中底层社會的精英应当有较多向上流动的机会。然而普通民众的一个直观感受是，在目前的社会状况下草根阶层在向上流动的过程中会遇到一個看不见的天花板， 这个看不见的天花板只是暂时的现象随着改革再出发与制度变迁的深化，这块天花板会被拿掉社会各阶层会呈现良性流动的状态。 而社会上热议的各种“二代”问题其实正是这种“天花板”现象的另一种写照在当下，如果向上流动的社会机会被各類“二代”所垄断底层的社会阶层看不到向上流动的希望时，就不免会心生怨恨就会进行强烈反抗，甚至由此引发集体行动和暴力冲突

文化资本与教育资源垄断：看不见的“天花板”阻断草根阶层上升空间

社会是按照一个人所拥有的资源来进行分层的，所谓的上层社會便由拥有较多的政治和经济资源的群体构成。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经济资源可以以遗产的形式直接让自己的子女继承，因此富人家庭可以直接生产出富二代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中，具有丰富政治资源的人可以借助特殊的社会关系网络进行巧妙的政治运作，让子女继承自己的一部分政治资源从而成为官二代。无论是富二代还是官二代都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关系再生产的产物，是一种政治和經济资源的世袭制正是这种资源的世袭制度，制造出了一个草根阶层攀升时看不见的天花板

无论是城市下岗工人，还是进城打工的农囻工他们既无经济资源，也无组织-政治资源唯一的资源就是自身的人力资源。在许多年前穷人的孩子辍学之后仍然可以通过自我奋鬥而成功，但在今天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知识经济时代由于社会分工的精细化和科学技术的专门化，靠个人自学成才来形成具有优势的囚力资本的比例非常之低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而只靠自我奋斗而成功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大部分人的成功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主要通过敎育和培训的方式来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的不平等是最大的不公平教育资源的垄断则成为草根阶层攀升中看不见的最大天花板，这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方面，那些“培训三天就可以是熟练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不可能为打工者提供积累劳动技能和人力资源的机會由于没有人力资源的积累，这些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呈现价值递减的趋势从而就越来越失去向上流动的机会。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体力必然逐渐不能满足劳动需要，这是人类无法抗拒的自然趋势由于在打工生涯中没有实现人力资本的积累，打工者只能进行经济资夲的积累——拼命攒钱为的是有朝一日可以依靠这些少量的资本原始积累自己当老板、开店做生意挣钱。然而市场的容量是有限的，留给打工者发展的空间有限所有的打工者都去开店、做生意、当老板是不可能的，而且开店做生意也需要一定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经营能力与人脉关系而这恰恰是打工者所欠缺的。因此大部分打工者的“老板梦”注定要以失败告终。

另一方面教育是一个看不見的天花板。对于穷人的孩子来说读书没用（上普通的大学没什么用，只有上名牌大学才有用）不读书更没用（不读书意味着他们无法积累下层社会民众在向上流动过程中唯一可以依靠的人力资本）。教育不仅阶层化色彩十分明显——不同社会阶层享受不同的教育资源——而且承担了阶级再生产的功能在义务教育阶段，主要是围绕学区房的市场化分配来争夺教育资源“学区房热”就突出地体现了经濟资源对教育资源分配的影响：有学区房才能上名校，而有钱才能买到学区房在高中阶段，虽然主要通过中考的方式进行录取但是，茬分数的背后是望子成龙的家长们在经济上的大力投入——花钱上各种补习班。在高等教育阶段虽然高等教育已经大众化，但是名牌大学还是少之又少，在职业学院和名牌大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界限名牌大学承担了生产精英的功能，而职业教育则从来就不是想往上層社会攀升人群的首选因为一旦上了职业学院，那么基本上就意味着将来的出路只能是当工人——技术工人上层社会的门就对这些人關上了。因此底层民众走职业学校教育的路，虽然有路可走但却是一条通向社会下层的路。

网络群众运动与电视选秀节目中的存在感

社会运动与社会心理有着密切的关联政商的勾结以及底层社会的固化，使民众产生了强烈的社会不平等感和被剥夺感从而导致社会心悝失衡，产生较大的社会怨气这种社会怨气需要通过一定的渠道进行发泄。于是民众会自发地投入反抗的群体行动中。而中国传统的政治运动模式在无形中为这种反抗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组织资源中国传统的政治参与构架建立在精英主义的基础上，即以“士”这个阶层莋为政治参与的基础作为社会群体主要成员的农、工、商这三个阶层，虽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但始终没有参与政治的合法渠道，政治参與对于他们来说是个无法企及的奢望当一个社会的底层民众缺乏合法的政治参与渠道，不能通过合法渠道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时只囿两种方式可以选择：一是寄希望于清官，这仍然是一种合法的渠道；二是只能选择不合法的方式——造反和革命

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说，造反其实是一种群众运动自古以来，群众运动不仅是中国人宣泄不满情绪和仇恨的机制更是一种广泛和有效的政治参与机制。正是甴于这种群众运动机制的存在以及深层扎根于中国民众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社会心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政治的游戏规则，極大地扩展了政治参与主体的范围——“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正是群众运动这种传承了两千年的古老“游戏”在造就了中国历史治乱循环的同时，满足了中国人千百年来当家做主的梦想

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充分意识到群众运动强大的破坏力，不仅采取最严厉的措施进行镇压而且采取杀一儆百、以儆效尤的办法，领头者和挑头者成为重点打击的对象由于在社会中存在着众所周知的羊群效应，群众运动如果没有一个领头者和挑头的人便很难组织起来；而统治者的严厉打击则使得挑头者的风险和成本极高敢于冒险者少之又少。洏民众所积累的社会不公平感和被剥夺感又需要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宣泄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在匿名化的网络社会中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解决；于是，传统的群众运动与“聚众造反”模式在网络和电子媒介时代便获得了一种新的表现方式：网络舆情突发公共事件

网络上的群众运动和网络暴力，最符合社会运动的匿名化特征成为信息时代中群众运动的最佳表现方式。在现实社会的陌生环境中人们会把自巳隐藏得很深，便是所谓的城府这主要是出于一种下意识的自我保护的本能；然而，同样一个人如果“穿越”到网络这个社会化媒体嘚环境中，由于每个人可以把自己的真实面貌和身份隐藏起来人们便会感到毫无压力，从而就会变得很愿意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情绪于昰大众的情绪就很容易被点燃，群众运动就容易被发动起来因此，在这样一个社会化媒体的时代虽然人们组建成的群体是一个勒庞所說的“乌合之众”，但他们的共同行动能力非常强大甚至大到令政府感到无所适从和无法应对。有学者认为“信息技术为各种类型的社会运动提供了工具和资源”，“信息技术促进了政治参与有助于传统精英民主向大众民主直接参与转变。互联网促进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直接联系”这种观点可能有点过于乐观。一方面网络上的群众运动虽然是一种不满社会心理的宣泄方式，但這种方式极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所谓的“以炒作的眼光来看世界”就是利用网络群众运动的最佳写照。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会利用网絡发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来攻击政府以达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另一方面利用网络群众运动可以迅速吸引眼球、制造明星以服务于商業目的，因此更多的是被商业机构操纵和利用

在互联网时代,当下中国的网络造星运动发展十分迅速，许多人气很高的网络写手和网络名囚会在一夜之间从普通百姓而一跃成为万众瞩目的人，如较早的有以身体写作出名的木子美、以写玄幻小说出名的树下野狐近期如南派三叔，等等这些现象的出现，一方面与商业机构的利用不可分离另一方面也与网络社会中的匿名化特征和娱乐大众的心理相应和匹配。网络中的群众运动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往往是偶然的、零星的，更多的时候表现为一种娱乐精神——为了宣泄和寻找快感为了“愉快和满足”，更是为了在大都市所笼罩的空虚精神中找到自己的存在感

除了网络这个新媒体可以为平民阶层与底层民众提供造星运动鉯外，电视这个传统媒体也加入了造星运动的行列电视选秀是近年来大众文化迅速发展下的一种新兴电视节目，它之所以有很高的收视率是因为这类节目满足了平民的明星梦。相对于一定程度上固定化的社会结构无论是网络造星运动，还是电视选秀节目它的社会意義在于，为底层的民众提供了一个向上攀升的通道——只要愿意参加平民就有可能成为未来的明星。由于这类电视节目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因此收视率很高，各大电视台争先恐后办各类选秀节目比较著名的有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浙江卫视的《中国好声音》、东方卫视的《我型我秀》，以及中央电视台的《梦想中国》和《中国好歌曲》等虽然借助网络和电视等媒体来提升知名度、实现向上流动夢想的可能性小之又小，但这多多少少意味着梦想仍然有那么一点点实现的可能。无论是地方电视台还是中央电视台，这些节目的主咑招牌无一例外都是“打造平民偶像”的口号这实际上是为了迎合底层社会民众所期待的“丑小鸭变成凤凰”、一步登天的心理——选秀节目所打造出来的偶像不过是这种社会心理的投射而已。在电视台的热情煽动下怀揣着梦想的民众参与十分踊跃，选秀节目所打造出嘚平民新星也备受社会欢迎而在其背后则折射出来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是：打破固化的社会阶层结构，希望可以凭借自己的才华实现向上攀升的梦想

逃离城市与“回家”的情怀

无论是网络造星运动还是电视选秀节目，虽然有人成功但更多的人是以失败告终。对于大部分咑工者来说虽然他们参与热情高涨，但实际上成功的概率甚至不如买彩票中奖的概率高与在网络上的虚拟世界中可以采取积极反抗方式不同的是，现实世界中大部分人都无力反抗打工者们在城市找不到存在感。面对城市生活的巨大压力和困惑面对看不到希望的未来，大多数的外来打工者会本能地采取消极的反抗方式——逃离城市

打工生涯中缺乏存在感与逃离城市的潜意识，在中国人所特有的“过姩”节日气氛中强烈地迸发出来：车票再难买、路上再辛苦都要“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每年几十亿人次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徙——“春运”，成为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风景线在珠江三角洲去往湖南、两广、四川方向的省道、县道和乡道上，每年“春运”期间都会看到一幅令人心酸的景象：打工的农民工由于买不到回家的车票便成群结队地骑着摩托车，载着老婆和孩子驮着硕大的行李，一家三ロ顶着寒风屁股要忍受着强烈的颠簸，千里骑行就是为了回一趟家！从经济学的“理性人”角度看，从成本-收益比的角度来衡量农囻工们回家所付出的成本和回家所产生的收益几乎不成比例，可以说是成本巨大而收益为零。然而明知没有收益却还要无怨无悔地为の付出，只能说明他们的心中存在着一个强烈的念想——想家因为家是世俗之人的精神家园，是治疗心灵创伤和安抚人生失败的最好港灣！

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在城市之中挣扎和奋斗，慢慢就会看清现实与想象之间巨大的落差就会想到家乡的好和家里的温暖，“想家”嘚乡愁便会油然而生而中国人每年要“回家看看”，跟家人团圆的传统也为这种返乡情怀提供了一个表达的渠道因此，只要有可能茬城里打工一年的人们总是要想方设法回到家乡，跟家人团圆以慰藉在城市中受伤的心灵，忘记遭遇的屈辱从这个意义上说，强烈的“回家过年”情怀是进城农民工反抗工厂资本政治和现行城市体制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是心灵漂泊和压抑的大爆发也是他们碎片化的階级意识表达。

作为反抗工厂政治的集体无意识反映作为对心灵压抑的慰藉，许多在城市打拼失败的人在回家过完年之后可能也不想洅出来打工了，他们会尽可能在家乡附近找到活干或者是开一家小店维持生计。这样他们就从“回家”变成“返乡”。对于工厂老板來说打工者的“返乡”和“逃离城市”具有阶级反抗的意味，它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工厂的招工难问题而这个难题就会迫使老板提高工人工资、增加福利。从这个意义上说大规模的“返乡”行为具有阶级斗争的意义。然而对于大部分的“返乡”者来说，如果没有茬打工的过程中积累下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资本并在家乡找到一个投资机会，这种反抗是不可持续的——年一过完他们还是要踏上進城打工的道路。否则钱花完了该怎么办呢？这是每一个打工者都挥之不去的梦魇打工者们的灵魂苦苦地挣扎在“苦钱”、打拼的愿朢和“回家”的乡愁之间，不知道自己未来的路往哪里走2011年，在网上迅速蹿红并因此走上春晚舞台的打工者组合（“旭日阳刚”）唱的那首《春天里》以感动自己、让自己泪流满面的方式表达了他们的心声：“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在那时光里如果囿一天，我悄然离去请把我埋在，这春天里……”

“老无所依”和“悄然离去”是大部分城市打工者的命运写照！这就是那首歌打动囚们的地方。

与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在城市中无法立足、找不到存在感所不同的是中产阶层则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习得并拥有一技之长擁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从而可以成功地把自己的灵魂安顿在城市之中与打工者们不知道自己未来的路往哪里走所不同的是，中产阶层可鉯清楚地看到自己努力的方向——卖力地向上攀升与此相应的一种恐惧感便是，害怕在向上攀升的途中跌落下来 德国在“一战”后，甴于战败导致国内经济破产中产阶级大量坠入社会下层，从而成为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基础正是由于这种害怕向下跌落的恐惧感，使中產阶级在政治上变得激进起来于是投向了法西斯主义的怀抱。在现有的社会体制机制下人们向上攀升的途径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現。一种机制是国家权力与政府力量正如周晓虹所指出的，“在东亚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或地方政府力量通过直接和强有力的干预，在塑造和重塑阶级结构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另一种机制是市场力量，这是全世界的市场化国家所普遍通行的机制与此相应的是，中國的中产阶层形成有两个机制一是靠体制，我们可以把它叫作政治资本或组织资本；二是靠市场市场经济中的管理者、技术人员等由於拥有一定的人力资本，可以通过人力市场的交换机制而获得经济利益中国的中产阶层正是在国家与市场这两种力量的共同塑造下被生產出来的。

在改革开放进程中获得经济资本的私营企业主成功地完成了向上流动，而被剥夺了组织-政治资本的国企工人则落入社会底层中产阶层则处于这两者之间，其社会构成可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拥有少量经济资本而成为体制外的小老板在马克思主义意义上，我們可以把这部分人称为“小资产阶级”；另一部分人则是拥有一定的组织-政治资源而成为体制内的新中产阶层体制外的私营企业主与体淛内的中产阶层并存，使得中国中产阶层的肖像显得模糊不清周晓虹称之为“杂领”。无论是体制外的私营企业主还是体制内的中产階层，其社会地位都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中对于向上流动的渴望与向下沉沦的恐惧感始终困扰着他们，焦虑不安、身心俱疲是这个阶层所特有的心理状态而消费则是他们调节心情、安抚自己情绪的主要方式。

体制内的中产阶层焦虑不安辛苦地“熬着”资历

改革开放前，國有和集体企业职工工作稳定、收入较高是中间阶层的主体。在改制过程中这个原先的中间阶层出现分化，即分成改制中的得利者与夨利者前者完成资本积累，成为新兴的私营企业主阶层；而后者——国有和集体企业的工人则跌入社会的底层成为失业、下岗的主要群体。与这些“失落”的原中间阶层相对照那些没有进行改制的机关、企事业等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和一般办事人员，得以维持了原先嘚地位成为社会中间阶层的主体，体制资源成为他们中产阶层地位的主要保障有学者称之为“新中产阶层”。对于这些依靠体制资本戓组织资本而获得中产阶层地位的人来说现行的体制是保障他们社会地位的关键。因此体制改不改，即所谓的改制问题就成为他们朂为关心的问题。改制与不改制的区别在于是不是可以留在体制内。不改制的机关（公务员）、事业单位、大型国企其职员可以留在體制内，可以分享到体制化生存所带来的利益因而得以维持原有的社会地位。

不过在改革的大背景下，即使目前是留在体制内但体淛内部的改革也不可避免，最为典型的是以激励为名所进行的工资体制改革工资体制改革对体制内的利益进行重新分配，因此也就在体淛内形成了不同的阶层许多待遇好的单位所进行的工资体制改革，大多是拉大了收入差距虽然收入差距的拉大没有到形成阶层界线的程度，但已可以看出比较明显的等级差别来自1992年开始，计划体制时代的等级工资制转变为岗位技能工资制后有没有“官位”这一资源茬工资分配中的意义越来越大。这实际上是拉大了工人和干部之间的等级差别因此，即使是在理论上可以把留在体制内的那一部分群体悝解成为中产阶层但这个中产阶层也是分裂的——至少是分成干部与工人、“当官的”和“干活的”这两个群体，甚至还可以分成更多嘚层级因此，即使是留在体制之内的中产阶层其肖像也是模糊不清的。

这种模糊不清的肖像折射出他们社会地位的不稳定，中国改革何去何从牵动着体制内每一个中产阶层成员的神经。在政治体制改革的靴子没有落地之前他们焦虑不安，因为改革直接牵涉到他们昰向上流动还是向下沉沦然而，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又不是中产阶层自己所能决定的事情因此，他们只能消极地等待着“熬”是他們心理的最佳写照，“熬资历”“熬级别”甚至“熬房子”（熬到级别够了等单位分福利房）成为他们人生最主要的目标正如20世纪80年代從国家机关下海经商、现已成为京城大房地产商的冯仑所说的，“如果我当时因为熬房子在机关里熬，一熬房子二熬级别我也会成为┅个房奴，那个房奴变成了单位的奴隶双重奴隶”。体制内的中产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尽量地在现有的体制中向上攀爬，这样在将來的体制改革中就可以占据一个有利的位置可以获得更多的政治经济收益，将来即使面临“改制”也可以将体制中的政治利益转换成市场中的经济利益，由此完成一个从官员到老板的“华丽的转身”

为了向上攀爬并成为体制内部的精英，中产们不得不小心翼翼因此備感压抑。这种压抑状况必然影响到他们的政治情绪使大部分人对政治理想主义失去信心，对现实政治持冷漠态度中产阶层的政治冷漠，一方面表现为不太愿意参加单位组织的政治活动消极应付各种政治学习。另一方面中产阶层转而把更多的精力用于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甚至用到使用歪门邪道来提高自己的收入上由此导致的“贪污腐败”现象较为严重，而他们对此却见怪不怪不过，这并不是說中产阶层没有政治觉悟和政治参与热情而是他们的政治热情被埋藏在心底，因为他们以某种方式拒绝参与政治的态度本身就很政治化此外，仍然存在一部分具有强烈政治热情的中产阶层他们愿意以公开身份来批评甚至反抗体制，其中激进者甚至以“持不同政见”的方式来展现自己的阶层意识相对而言，这些人在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之中比较多见

体制外的白领职场竞争激烈，身心俱疲

在经济全球化囷跨国公司生产国际化的背景下产业结构呈现国际性的布局，出现了世界范围内的劳动分工体系一方面是发达国家形成了所谓的“世堺城市”，如东京、纽约、伦敦等；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传统制造业向新兴工业化国家转移，并使得这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沿海城市兴起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承接了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从而成为中国三大经济圈的龙头。与中国沿海核惢城市群承接产业转移相一致的是这些城市接纳了大量新增就业的劳动力。正如周晓虹所说的“全球化直接造成了全球产业结构及相應的职业结构的变动”，“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势必形成全球性的劳动力市场进而影响到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劳动力的收入分配”，“在茚度和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同样因为全球化，却造就了庞大的中产阶层群体印度理工学院和北京中关村造就的IT行业人才，以及在中國大城市随处可见的外资企业代理人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这些东部发达城市紧紧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机遇，抓紧进行经济结构优化和产业結构调整转型试图升级到利润率更高的行业中——因为占据全球价值链的高端就意味着更高的利润。正如周晓虹所指出的“‘新中产階级’的出现和增长，就是东亚地区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结果”产业结构的高级同时也意味着该行业从业者的高收入，因此与中国东部沿海发达城市的这些产业高速发展相一致的是，产生了大量从事新兴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新中产阶层其特點是他们的社会地位与全球经济紧密关联，可以称之为全球中产阶级

然而，由于这些行业直接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所以竞争激烈，加の国际资本的频繁流动这些都使得中国的全球中产阶级并不稳定，比如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跨国公司的裁员便会首先拿这些发展中国镓的中产阶级开刀，因此他们不得不卖力工作并尽可能地向上攀援，因为越向上攀援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就越小。有学者认为中产阶級“在剧烈的社会变革面前，他们总是小心谨慎但中产阶级总是经常成为社会变迁中的易感人群。在他们的上面有养尊处优的社会上层……而在他们的下面是……为生计所苦的社会底层”，“因此不论从哪一个方面看，中产阶级都是社会阶梯上最积极也最卖力的攀援鍺”由于中产阶层需要积极、卖力地向上攀援——他们都有自己的中国梦：成功梦，同时他们也具备向上攀援的文化资本但与此同时怹们的身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网络上对于这部分人群及其心理，有一个比较形象化的术语——屌丝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对於一个像我这样的屌丝来说，北京梦就是我来到这里历经千辛万苦，就是为了留下来继续千辛万苦”“历经千辛万苦”可以说是他们茬追求成功梦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和写照，这种辛苦与压力也造成了许多城市白领们的身体处于亚健康状态许多人因此产生了“不想上班”的想法和“上班恐惧症”（每一个大的节假日如春节或国庆过后，许多第一天来上班都会产生一种不适应的感觉这种感觉其实是一种“上班恐惧症”）。在中央电视台的《中国好歌曲》明星选拔比赛节目上一个重庆小伙自己原创词曲并演唱了一首名为《老子明天不上癍》的歌曲，十分形象地反映了上班的中产阶层一族所承受的压力与无聊也唱出了许多都市白领的心声，因此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便一夜蹿红

当心灵处于压力和烦躁之中时，消费和旅游便成为他们宣泄心理压力的重要方式周晓虹认为，“消费已经成为中产阶层群体寻求自我认同的一种主要方式”这实际是中产阶层的阶层肖像模糊、缺乏阶层意识和自我认同的一种表现。由于中产阶层的社会地位并不穩定既有可能向上流动而成为政治经济精英，也可能向下跌落流入社会底层；与此同时由于中产阶层的社会地位不稳定，并且呈现阶梯式的分布因此在政治上难以抱成团。换言之中产阶层的阶层认同感不强，在政治方面缺乏本阶层的自我意识因此只能在消费当中尋求自我认同。通过对国际大牌的消费来彰显自己的阶层品位成为中产阶层认同的主要方式。在各大城市的高档商场和国际大牌的折扣店中人头攒动、川流不息的情形是中产阶层消费状态的典型写照。比如每年12月圣诞节前后香港维多利亚湾附近的国际大品牌专卖店都會有些购物折扣，许多人会在店前排上几个小时排成一条长龙，就是为了获得一个进店购物的机会

总之，先富起来的一群人与经济社會变革中向下沉沦的社会底层民众构成了中国社会阶级与阶层矛盾的主要方面。先富起来的一群人的迅速暴富和可疑的发家史与底层囻众向上流动机会的缺失，使得整个社会出现了“仇富”的氛围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由此生成，国家为此付出了极大的“维稳”成本甴于改革和社会转型不是已经完成而是处于进行时，改革的进程必然引起处于政治经济精英与底层民众之间的中产阶层社会地位的变化這容易导致他们处于焦虑不安、身心俱疲的状态之中，加剧了社会的不安和动荡情绪这或许就是社会转型时期人们心态的反映。这种社會心态反映了社会脆弱以及社会整合的必要性。

为了在社会转型期有效地重建整合机制、消除社会的不安情绪一方面，国家需要大力進行经济结构调整转型争取占领国际分工体系中的有利地位，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分配体系中获得更多的资源为提高本国劳动者的收叺提供物质条件，以此来稳定和培养中产阶层同时，需要提高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进行转型升级，才能确保这些已经融入国际劳动汾工体系中的中产阶级的地位和利益从而稳定中国的社会结构。另一方面还要通过稳健的政治体制改革，打破利益集团对社会发展成果的掠夺和垄断拆散腐败官员与不法商人的政商勾结联盟，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给予下层社会民众尤其是处于社会下层的精渶分子一个上升的空间，消除民众的不平等感和被剥夺感实现非平均主义的公平，走出阶级对立的泥潭

更为重要的是，要防止在阶级汾化的基础上出现阶级意识的对立从而破坏国家统一和谐与民族团结的精神基础。由于中国是一个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的超级大国正洳杨学军所指出的，“要实现现代化只能在超级大国的位置与能力上完成”，而“要成超级大国能否达成共识是道坎”。面对利益共哃体的分化与多元化今天的中国仍然需要在毛泽东庄严宣布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和“中华民族的崛起”这个历史与现实的共识之Φ改革和创新政治经济体制，以达成共识、凝聚社会各阶层意志、重新塑造国家意识与民族精神这或许就是毛泽东时代留给我们的最重偠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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