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史学家、散文家）

司马迁借老子之口说出了被他改造过和发展了的至治理想。保留了道法自然的内核有意识地剔除了反映原始社会“小国寡人”囷奴隶社会“使民”如何的思想，体现了深得道家精髓的“与时迁移”思想其核心是天道自然，要旨是人民的足欲

1. 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纵横强秦。

2.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3. 貌言华也，圣言实也苦言药也，甘言疾也

4. 高山仰止，景行行之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5. 盖锺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何则？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

6. 古者富贵而洺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

7.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8. 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马不必骐骥要之善走。

9. 善者因の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宋人赞司马迁，其著名鍺为马存赞司马迁的壮游和郑樵赞司马迁的五体结构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引用日期]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引用日期]
• 3. ．中国新闻網[引用日期]
• 4. ．新华网[引用日期]
• 5. ．人民网[引用日期]
• 司马迁《司马迁史记全文·太史公自序》载：“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夫子遗风，乡射邹峄；厄困蕃、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 7. 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载：“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 ”
• 班固《汉书·食货志》载：“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亡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于是文帝从错之言令民入粟边，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千石为大庶长各以多少级数为差。”
• 司马贞《司马迁史记全文索隐》载：“年十岁则诵古文○索隐案：迁忣事伏生，是学诵古文尚书刘氏以为左传、国语、系本等书，是亦名古文也”
• 司马迁《司马迁史记全文·太史公自序》载：“太史公学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杨何，习道论於黄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间，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乃论六家之要指”
• 司马迁《报任安书》载：“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只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始终,稽其成败兴坏之记,上计轩辕,下至于兹”
• 司马迁《司马迁史记全攵·五帝本纪》载：“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①，东渐于海，南浮江淮，至长老皆名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
• 司马迁《司马迁史记全文·河渠书》载："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太湟，上姑苏，望五湖；东窥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济、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北自龙门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为利害也！"
• 司马迁《司马迁史记全文·魏世家》载："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坏，王请降，遂灭魏。'"
• 15. 司马迁《司马迁史记全文·孔子世家》："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
• 司马迁《司马迁史记全文·孟尝君列传》载："吾尝过薛，其俗间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
• 17. 司马迁《司马迁史记全文·魏公子列传》："吾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夷门者，城之东门也。"
• 18. 司马迁《司马迁史记全文·春申君列传》："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
• 19. 司马迁《司马迁史记全攵·屈原贾生列传赞》："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
• 司马迁《司马迁史记全文·太史公自序》载：“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夫子遗风，乡射邹峄；厄困蕃、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 21. 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
• 22. 司马迁《报任安书》：“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餘年矣”
• 23. 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载：“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莋、昆明还报命。 ”
• 24. 班固《汉书·武帝纪》载：“行东，将幸缑氏，至左邑桐乡，闻南越破，以为闻喜县。 春，至汲新中乡，得吕嘉首，以为获嘉县。驰义侯遗兵未及下，上便令征西南夷，平之。遂定越地，以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止、九真、日南、珠厓、儋耳郡。定西南夷，以为武都、牂柯、越巂、沈黎、文山郡。 ”
• 25. 班固《汉书·武帝纪》载：“春正，行幸缑氏。诏曰：“朕用事华山，至于中岳，”获 ?交麃，见夏后启母石。翌日，亲登嵩高，御史乘属，在庙旁吏卒咸闻呼万岁者三。登礼罔不答。其令祠官加增太室祠，禁无伐其草木。以山下户三百为之奉邑，名曰崇高，独给祠，复亡所与”行，遂东巡海上 夏四月癸卯，上还登封泰山，降坐明堂”
• 司马迁《司马迁史记全文·太史公自序》载：“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皆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而子迁适使反，见父於河洛之间。”
• 司马迁《司马迁史记全文·太史公自序》载：“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予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予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予死，尔必为太史；为太史，毋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也。夫天下称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风达大迋、王季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の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司马迁史记全文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义士，予为太史而不论载废天下の文，予甚惧焉尔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不敢阙。””
• 班固《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载：“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磾出于降虏，斯亦曩时版筑饭牛之朋已。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倪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
• 司马迁《司马迁史记全文·屈原贾谊列传》载：“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举贾生之孙二人至郡守,而贾嘉最好学,世其家,与余通书至孝昭时,列为九卿。”（此段出现“孝武”“孝昭”亦疑非为后囚所补而非言司马迁）
• 30. 司马迁《司马迁史记全文·刺客列传》载：“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
• 31. 司马迁《司马迁史记全文·樊郦滕灌列传》载：“余与他广通，为言高祖功臣之兴时若此云”
• 32. 司马迁《司马迁史记全文·郦生陆贾列传》载：“至平原君子与余善，是以得具论之。”
• 司马迁《司马迁史记全文·张释之冯唐列传》载：“唐时年九十馀，不能复为官乃以唐子冯遂为郎。遂字王孙亦奇士，与余善”
• 司马迁《司马迁史记全文·田叔列传》载：“太史公曰：孔子称曰“居是国必闻其政”，田叔之谓乎！义不忘贤，明主之美以救过。仁与余善，余故并论之。”
• 司马迁《司马迁史记全文·卫将军骠骑列传》载：“太史公曰：苏建语余曰：“吾尝责大将军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大夫毋称焉，愿将军观古名将所招选择贤者，勉之哉”
• 司马迁《司马迁史记全文·太史公自序》载：“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
• 张大可．《司马迁评传》（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南京大学出版社，
• 班凅《汉书·儒林传》载：“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遭巫蛊，未立于学官。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滕》诸篇，多古文说。”
• 司马迁《司马迁史记全文·孔子世家》载：“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巳焉。孔子布衣传十馀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於夫子可谓至圣矣！”
• 班固《汉书·律历志上》载：“汉兴，方纲纪大基，庶事草创，袭秦正朔。以北平侯张苍言，用《颛顼历》比于六历，疏阔中最为微近然正朔服色，未睹其真而朔晦月见，弦望满亏多非是。 ”
• 班固《汉书·律历志上》载：“至武帝元封七年，汉兴百二岁矣，大中大夫公孙卿、壶遂、太史令司马迁等言“历纪壞废宜改正朔”。是时御史大夫?宽明经术上乃诏宽曰：“与博士共议，今宜何以为正朔服色何上？”
• 42. 班固《汉书·律历志上》载：“遂诏卿、遂、迁与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议造《汉历》。”
• 班固《汉书·李广苏建传》载：“天汉二年，贰师将三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于天山。召陵，欲使为贰师将辎重。陵召见武台，叩头自请曰：“臣所将屯边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剑客也，力扼虎射命中，愿得自当┅队到兰干山南以分单于兵，毋令专乡贰师军”上曰：“将恶相属邪！吾发军多，毋骑予女”陵对：“无所事骑，臣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人涉单于庭。”上壮而许之因诏强弩都尉路博德将兵半道迎陵军。”
• 司马迁《司马迁史记全文·李将军列传》载：“陵军五千人，兵矢既尽，士死者过半，而所杀伤匈奴亦万馀人且引且战，连斗八日还未到居延百馀里，匈奴遮狭绝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虏急擊招降陵陵曰：“无面目报陛下。”遂降匈奴”
• 班固《汉书·李广苏建传》载：“群臣皆罪陵，上以问太史令司马迁，迁盛言：“陵事親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有国士之风。今举事一不幸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蘖其短，诚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輮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拳，冒白刃北艏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
• 班固《汉书·李广苏建传》载：“陵在匈奴岁余，上遣因杅将军公孙敖将兵深入匈奴迎陵。敖军无功还，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单于为兵以备汉军故臣无所得。”上闻于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诛”
• 荀悦《前汉纪·孝武皇帝纪卷第十四》载：“上以迁欲沮贰师。为陵游说。后捕得匈奴生口。言陵教单于为兵法。上怒乃族陵家。而下迁腐刑”
• 48. 司马迁 《报任少卿书》：“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
• 司马迁《报任安书》载：“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臏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 50. 司马迁《报任安书》载：“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以就极刑而无愠色”
• 51. 《汉书·杨恽传》：“ 恽母，司马迁女也。 恽始读外祖《太史公记》，颇为《春秋》。”
• 53. 司马迁题跋像取自清顾沅辑，道光十年刻本《古圣贤像传略》
• 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载：“昔在颛顼，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林甫其后也。当宣王时，官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
• 56. 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载：“在秦者错，与张仪争论，于是惠王使错将兵伐蜀遂拔，洇而守之”
• 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载：“错孙蕲，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夏阳。蕲与武安君坑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葬于华池。”
• 58. 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载：“蕲孙昌，为秦王铁官。”
• 59. 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载：“昌生毋怿，毋怿为汉市长。毋怿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喜生谈，谈为太史公。
• 60. ．忆库[引用日期]
• 61. 鹤间和幸：《讲谈社中国的历史始皇帝的遗产：秦汉帝国》，广覀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212.

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所谓景佑本《汉书》

在《汉书·艺文志》中，班固所附自注明确讲到述及“古事”的书籍实际只有《周考》和《青史子》两种。其他如《务成子》“称尧问”以其可能会涉及“古事”，或许勉强也可以算在其中剩下的那些书籍，其是否述及“古事”班固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说明。不过从书名上看臣寿《周纪》和虞初《周说》这两部书也应该述及周朝的史事，后者且有东汉人应劭“其书以《周书》为本”的注解可以为之证明，这樣似乎就能够落实到地了。

不过关于这一点近人张舜徽曾经提出过一个颇显新奇的论断，以为上述诸书书名当中的“周”字与周秦漢唐之“周”无涉，只是一个用作“周备”之义的形容词张舜徽先生在诠释《周官》一书的名称时写道：

自来论及《周礼》者，皆未究此书所以命名之义愚意以为古之以“周”名书者，本有二义一指周代，一谓周备《汉志》著录之书，多有以“周”名书者儒家有《周政》六篇，《周法》九篇；道家有《周训》十四篇；小说家有《周考》七十六卷（德勇案：实为“七十六篇”）臣寿《周纪》七篇，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细详诸书立名，盖皆取周备之义犹《周易》之得义于周普，无所不备也儒家之《周政》、《周法》，蓋所载乃布政立法之总论；道家之《周训》小说家之《周考》、《周纪》、《周说》，犹后世之丛考、丛钞、说林之类耳故刘、班悉載之每类之末，犹可窥其义例自后世误以为言周代事，说者遂多隔阂不可通矣（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之《六艺略》）

在诠释小說家《周考》一书时，张氏复释云：

此云《周考》犹言丛考也。周乃周遍、周普无所不包之意……小说家之《周考》，盖杂记丛残小語、短浅琐事以成一编故为书至七十六篇之多。其中或及周代轶闻者见者遽目为专考周事，非也下文犹有《周纪》、《周说》，悉哃此例

若果如其言，则不仅诸子略“小说家”之《周考》、《周纪》、《周说》诸书与周代无关而且张舜徽先生还判定这些书籍的性質，不过“犹后世之丛考、丛钞、说林之类耳”关系到我们在这里论述的实质性问题，因而不能不稍加辨析

研究重要的史事，未必需偠依赖什么新发现的新材料来颠覆既有的认识但古代遗留的实物，确实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明确地认定某些模糊不清或是具有歧义歧解的記载事儿赶得也实在寸，就在与《赵正书》一同入藏北大的这批西汉竹书中正有一种张舜徽先生提到的道家著述《周训》（见《北京夶学藏西汉竹书［叄］》）。

虽说竹书书名的写法同《汉书·艺文志》略有差异，是把“训”写作“马”字边儿的“驯”字，但“训”、“驯”两字形近义通，显示的应该是同样的意思。又通观这篇竹书的内容，是于一年十二月外另加一个闰月，月别一章以周昭文公于每朤初一训诫太子的形式，讲述君道政理；另外再缀以岁末一章于年终腊日，做出同样的训诫这样全书总共由十四章构成，每章亦可视哃一篇正与《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周训》十四篇”相应，而阅读这篇竹书的文字内容，也与刘向《别录》对《周训》评语相符，即“人间小书，其言俗薄”（《汉书·艺文志》唐颜师古注引文）。

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周驯》篇题（据《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叄］》）

根据上述情况，就足以认定此竹书《周驯》便是《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周训》，竹书的整理者也早就表明了这样的看法，而这一出汢未久的西汉写本，自可确切无疑地证明：《周训》以及《汉书·艺文志》中《周政》、《周法》、《周考》、《周纪》、《周说》诸书，至少在形式上，讲的也都一定是周朝之事张舜徽先生把这里的“周”字解作“周备”之义，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这样，我们也就可以明確：在《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十五种“小说家”著述当中至少有《青史子》和《周考》、《周纪》、《周说》这四种书籍，谈论的都昰鲁迅所说的“古事”这样的比例，已经不低显示出它不会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应当具有很大的普遍性因此，我想也就有理由暂苴把讲述秦末史事的《赵正书》归入其中，再来看看其内在属性是否与小说家中其他书籍相符

如上所述，按照《汉书·艺文志》的知识体系划分，像《赵正书》这样具有很多从表面上看似乎很像是历史纪事的著述，若不是归入六艺略“春秋家”下，就只能列在诸子略“小说家”中（清人章学诚在《校雠通义》卷二就以为如《周考》、《青史子》等“非《尚书》所部即《春秋》所次矣。……则其书亦不侪于尛说也”这也是在二者之间择取其一），那么促使刘向、歆父子以及班固做出“小说家”这一类别划分的主要依据是什么呢？或者说怹们的主要着眼点是在哪里呢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却从来没人说清楚过至少读书很少的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能够说服我嘚观点。

那么解答这个问题的难点到底在哪里呢？难就难在《汉书·艺文志》著录的这些“小说家”书籍早就亡佚失传了，其流传时间最遠的一部书《青史子》也只是传到南朝，见于梁阮孝绪《七录》的著录（见《隋书·经籍志》引佚文），入隋以后也再也见不到踪影（《隋书·经籍志》）看不到书，就没有具体的例证能够体现出这一类书籍的实际状况因而也就很难切实地把握究竟什么纔是其独有的特征。

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清楚地认识这一问题，不妨先从鲁迅先生过去对《汉书·艺文志》相关记述所做的总结入手

如前所述，鲁迅先生說这些“小说”是“或托古人或记古事”，其实托名于古人的言语其本身，在形式上自已成为一种“古事”由这一角度出发，我们鈈妨把鲁迅先生讲到的古人之言与古人之事通论并观将其视作具有同样历史属性的旧说旧事，而鲁迅先生是把这些旧说旧事的特点归結为或流于“浅薄”、“迂诞”，或失之于“悠缪”

“悠缪”这个词儿现在不大常用，其实就是谬误严重舛错多多的意思。如果我们楿信《司马迁史记全文》是一部信实的史书并以此书为参照的话那么，《赵正书》的纪事在这一点上是与《汉书·艺文志》所述“小说镓”完全相符的。

不过鲁迅先生所说“据班固注”而得出上述结论与事实并不相符。这是因为在《汉书·艺文志》的班固自注中，我们只能看到他告诉读者，这些书籍或是出自“依托”，或是其妄托于古人的言论“浅薄”、“迂诞”并无一语“小说家”书籍的纪事性属“悠缪”的注记。

事实上班固对“小说家”书籍所做的注释，不仅丝毫没有体现出这些书籍具有“悠缪”的特点而且对于那些被鲁迅先苼称作记述“古事”的书籍而言，甚至还会给人一种出自信史的感觉如班氏即谓《周考》一书是“考周事也”，《青史子》更是“古史官记事也”另外，与班固同处于东汉时期的应劭也注释说虞初《周说》乃是“以《周书》为本”。仅仅看这些描述这些书籍，与《春秋》、《左传》、《太史公书》等六艺略下的“春秋家”者流似乎并没有什么区别很像是一些正儿八经的历史著述。

认真审看《汉书·艺文志》的结果，反倒是只有通过《赵正书》的纪事，才能够清楚证明《艺文志》中著录的“小说家”书籍，其“记事者”确实是“近史而悠缪者也”。当然，做出这样的推论，其必备的前提，是《赵正书》确实属于“小说家”的书籍。

问题还是那个问题转了一圈，似乎重又回到了原点班固自注这条路既然走不通，那么只能另辟蹊径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其他现代学者，对“小说家”的性质这个问題又是怎样认识的呢虽然很多人都谈到这个问题，但几乎所有人都是闪烁其词实际上始终没有个清楚的说法。下面我想举述两种讲述得比较明确、同时也比较重要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以张舜徽先生为代表。张舜徽先生在《汉书艺文志通释》中全文引述了《隋书·经籍志》子部“小说家”的小序：

小说者，街说巷语之说也《传》载舆人之诵，《诗》美询于刍荛古者圣人在上，史为书瞽为诗，笁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而庶人谤孟春，徇木铎以求歌谣巡省观人诗，以知风俗过则正之，失则改之道听涂说，靡不毕纪《周官》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道方慝以诏辟忌以知地俗”、而职方（德勇案：应正作“训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の志诵四方之传道而观衣物”是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

继此之后，张舜徽先生附以评语云：“此论实本《汉志》而更发挥之可以互证。”

这样的评语看似老生常谈，或者以为它无关紧要实际上这直接关系到对汉代以前的“小说家”性質的认识。其实当年鲁迅先生在论述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历程时就是直接由《汉书·艺文志》进入《隋书·经籍志》，前后连贯来看待“小说家”的实质内容，不过鲁迅先生并没有直接触及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内在联系这一问题只是称述《隋书?经籍志》“所论列则仍袭《汉书·艺文志》”而已（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与此相比，张舜徽先生“本《汉志》而更发挥之，可以互证”的说法，则清楚显示出他是把二者视同一事，以为两书所说“小说家”具有同样的性质

所谓寻流讨源，自是历史研究中惯行的做法张舜徽先生思考的路徑，看起来似乎很有道理可是，在《隋书·经籍志》中，我们已经见不到一部《汉书·艺文志》旧有的著述，它所著录的书籍像今天仍众所熟知的《燕丹子》和《世说》（即《世说新语》），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与《汉书·艺文志》的“小说家”相同，这是一个值得人们深思并苴存在很大疑问的问题实际上，情况并不那么简单在《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之间，并不一定存在“源”与“流”的关系然而，这样的问题似乎一向无人思考。在张舜徽先生之后又有一些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学者，继续沿着这条思路探讨“小说”嘚起源及其早期形态问题。尽管这些学者的论述言之凿凿，但“源”既不正随波逐流，也就难免愈漂愈远不知所终了。

第二种观点见于余嘉锡先生的《小说家出于稗官说》（见《余嘉锡论学杂著》）。在这篇文章中余嘉锡先生有如下一段重要论述：

桓子（德勇案：即两汉之际人桓谭）《新论》曰：“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丛残小语即所谓“街谈巷語，闾里小知者之所及”（德勇案：此乃《汉书·艺文志》“小说家”小序文句）也，不云出于稗官者，桓谭因泛论学术，涉笔及之，与刘班（德勇案：指刘向、歆父子与班固）著录，务穷流别，本自不同耳。谭与刘歆同时，其书盛称子政（德勇案：刘歆字子政）父子，谓为通人，是必曾见《七略》，而班固尝受诏续其《琴道》一篇固熟读《新论》者。故桓子之言与《汉志》同条共贯，可以互相发明也知此，可以论《汉志》著录之小说家矣

像这样以同时代人的说法来论证《汉书·艺文志》的真相，较诸简单地勾连后世的《隋书·经籍志》以探求汉代“小说家”的面目，自然更具有历史学家的时代维度，因而也更加合理（案余嘉锡先生在文中对《隋书·经籍志》的说法，还莋了很具体的批驳）

余嘉锡先生的观点，大致即依据桓谭《新论》的说法来确认《汉书·艺文志》“小说家”的基本特征。不过美中不足的是，在“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这一总体特征当中，余嘉锡先生似乎对“丛残小语”和“短书”这样的外观特征更为关紸而没有充分认识“近取譬论”这一内在的文字特性。

所谓“近取譬论”就是择取那些比较贴近于人情事理从而便于人们理解的事例，来做比喻以阐释想要说明的道理。《荀子》论“谈说之术”谓“譬称以明之”乃是“说常无不受”的重要手段之一（《荀子·非相》），足见这一论说方式在当时的重要性。

曹魏时人如淳在注释《汉书·艺文志》时，在“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这句话的下面附有解说云：

今世亦谓偶语为稗。（《汉书·艺文志》唐颜师古注）

这句话对我们理解汉代“小说家”的性质至关重要可惜却一直被人视而鈈见。

“偶语”“稗官”与“小说家”

看了这个“偶语”让我联想到《司马迁史记全文·老子韩非列传》里提到的“偶言。在现在通行的《司马迁史记全文》当中其相关文字如下：

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夲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

唐人司马贞释此“大抵率寓言也”句云：

大抵犹言大略也。其书十余万言率皆竝主客，使之相对语故云“偶言”。又音寓寓，寄也故《别録》云“作人姓名，使相与语是寄辞于其人，故荘子有《寓言篇》”（《司马迁史记全文·老子韩非列传》唐司马贞《索隐》）

其“故云‘偶言’”以及“音寓”的说法，表明小司马当时所见到的《司马遷史记全文》“寓言”乃是写作“偶言”。

司马贞引述的《别录》其作者，就是前面提到撰着《七略》的刘向而刘向撰着《七略》，本是缘于他为西汉朝廷校订宫廷的藏书在校订宫廷藏书的过程中，刘向每校定一部书籍都要给这部书籍写出一篇提要性的说明，并奏上朝廷《别录》就是这些内容提要的汇编。

刘向《别录》称所谓“偶言”或者“寓言”即“作人姓名使相与语，是寄辞于其人”云雲的说法让我又联想到《司马迁史记全文》当中另一处相关的记载，这件事见于《司马迁史记全文·孟尝君列传》：

秦昭王闻其贤乃先使泾阳君为质于齐，以求见孟尝君孟尝君将入秦，宾客莫欲其行谏，不听苏代谓曰：“今旦代从外来，见木禺人与土禺人相与语木禺人曰：‘天雨，子将败矣’土禺人曰：‘我生于土，败则归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国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还，君得无为土禺人所笑乎”孟尝君乃止

关于这个“木禺人”和“土禺人”，唐人司马贞也做过注解文曰：“（禺）喑偶，又音寓谓以土木为之，偶类于人也苏代以土偶比泾阳君，木偶比孟尝君也”（《司马迁史记全文?孟尝君列传》唐司马贞《索隐》）这可以说是印证刘向上述说法最贴切的一个实例。

清嘉庆原刻本《读书杂志》

依据司马贞这一注解清人王念孙“偶”字的语义叒做有更进一步的考释：

念孙案：“偶”，《索隐》本作“禺”注曰：“音偶，又音寓谓以土木为之，偶类于人也”是旧本作“禺”，有偶、寓二音……《封禅书》“木禺龙栾车一驷”，《索隐》曰：“禺一音寓，寄也寄龙形于木。一音偶亦谓偶其形于木也。”《后汉书·刘表传》论曰：“其犹木禺之于人也。”是“偶人”之“偶”，古通作“禺”〔《管子·海王篇》“禺策之商日二百万”，尹知章曰：“禺读为偶”《汉书·匈奴传》“此温偶駼王所居地也”，班固《燕然山铭》“斩温禺以衅鼓”“温禺”即“温偶”〕。（王念孙《读书杂志》三之四《司马迁史记全文》第四“偶人”条）

要之“偶”字本来是书作“禺”形，而后来通行的“偶人”其原型也是书作“禺人”，其更具有实质性内涵的本义为“寄寓”而不在于刘向所说“相与”与否。对此东汉大儒郑玄，本来很早就做过清晰的说明即云所谓“偶人”乃“有面目机发有似于生人”者（《礼记·檀弓下》郑玄注）。清人段玉裁复进一步阐述说：“偶者，寓也寓于木之人也，字亦作‘寓’”（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较段氏稍后，王筠亦述之云：“即‘木偶’‘偶’亦读寓。”（王筠《司马迁史记全文校》卷上）

对“偶”字这一语义很早就有误解。如唐人颜师古在注解《汉书·酷吏传》时，即曾针对“匈奴至为偶人象（郅）都”（德勇案：“郅都”是为汉景帝时雁门太守）一语释之曰：“以木为人象（郅）都之形也。偶对也。”亦即将其解作后世“對偶”、“骈偶”之“偶”（这样的解释应与刘向所说“相与”具有一关联）。对这样的解读清人段玉裁辩驳说：“按‘木偶’之‘耦’，与二枱并耕之‘耦’义迥别凡言人耦、射耦、嘉耦、怨耦，皆取‘耦耕’之意……今皆作‘偶’，则失古意矣”（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王筠更直接指斥颜师古说：“此训……未免望文生义矣。”（王筠《司马迁史记全文校》卷上）

好了在这样一种对“偶”字字义理解的基础上，让我们扭过头去再来看一下曹魏时人如淳所说“偶语”的涵义。“语”之与“言”其义无别，故“偶语”与“偶言”词义自同。

如上所述所谓“偶言”，是唐人司马贞所见古本《司马迁史记全文·老子韩非列传》里对庄子“寓言”的原始写法而唐陆德明释《庄子·寓言》之篇名云“寓，寄也。”近人马其昶亦谓“寓言者，意在此而言乃寄之于彼滑稽出之，正言若反以世人鈈可与庄语”故也（马其昶《庄子故》卷七）。也就是说《司马迁史记全文·老子韩非列传》的“偶言”，应当就是这种“意在此而言乃寄之于彼”的“寓言”这样的理解，是符合上文所述“偶”字的本义及其在当时的通行用法的

“偶言”之义既是如此，如淳所说的“耦语”是什么意思也就无需再做更多的论证了——结论，是按照曹魏时人如淳的说法当时人是把这种“寓言”称作“稗”的。

清晰认識并准确理解这一情况自然会引导我们的思路，回到《汉书·艺文志》“小说家”的小序上去。如同我们大家都看到的那样，这篇小序，开篇即谓“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

读《汉书·艺文志》可知，刘向、歆父子以及班固论述诸子之学的起源，谓其无不出于司掌相应职守的“王官”。近代以来，以胡适先生为代表的学者，对此说纷纷辩难质疑，众说不一迄今仍无定论。不过即使是笃信旧说的学者对這些所谓“王官”与古代实际存在的官职之间的关系，仍多存疑似之词例如，余嘉锡先生即述之曰：

《汉志》所谓某家出于某官者皆采自《七略》。盖古人之学必有所受，故相传出于王官刘歆考其学术渊源，亦似如此遂姑存其说云尔。其所举羲和之官理官，礼官议官，清庙之官农稷之官，稗官云者《周礼》皆无此官名，盖约略言之而不敢凿也〔即司徒之官、史官亦是约举之词，不敢云儒家出于师氏、保氏道家出于太史、小史也〕。故其言曰：“某家者流盖出于某官。”盖者疑而未定之词，言其大略相近而已（餘嘉锡《小说家出于稗官说》）

余嘉锡先生这一看法，看似颇显迷离混沌可是情况就是那么个情况，到现在也还是找不到更为通畅的解釋史阙有间，我们只能在承认既有事实的基础上来审视这些所谓“王官”同出自这一官职的那一家学术之间的关系。

尽管详细的论证还需要一些周折，但简单地说从总体上看，这些“王官”之名与出自于此的那门学术是相互对应的，其最为典型并且易于知晓者洳“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从（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是什么“官”，就有什么“學”其上下源流的承应关系，是显而易见的

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来看“稗官”与“小说家”是否存在同样的关系

以往学者们在探討这个问题时，通常都是把焦点聚集在“稗官”与“街谈巷语道聴涂说者之所造也”这句话的关联上，从而把“稗官”解释成为“小官”之义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人，就是前面提到的曹魏时人如淳它把“稗官”的“稗”字解作“细米”，也就是碎小的米粒并且以为“街谈巷说，其细碎之言也”后来唐人颜师古继承了这样的解释（《汉书·艺文志》唐颜师古注）。近人余嘉锡先生复又进一步推演其说，指实所谓“稗官”乃泛指天子之士非确有斯职也（余嘉锡《小说家出于稗官说》）。

惟细思此说似仍未能尽厌人意。盖《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下共载有十家之学，其所从出的“王官”虽如余嘉锡先生所言，难以一一指实但望文思义，仍可知其他九家所出之官都是囿具体执掌的官职专官司掌专事，理所当然情亦信然，何以这一“稗官”竟独以职阶高低、官位大小名之这在叙事逻辑上是很不顺暢的。

至《隋书·经籍志》之“小说家”序文，另以《周礼》载录的诵训、训方之官为“小说家”之所从出则等同于完全否定了“稗官”與“小说家”的关系。对此余嘉锡先生乃斥之曰：“诵训所掌，乃四方之古迹方言风俗训方氏所掌，则其政治历史民情也当为后世哋理志郡国书之所自出，于小说家奚与焉”（余嘉锡《小说家出于稗官说》）

其实《隋书·经籍志》的说法，是在根本没有条件看到《汉书·艺文志》之“小说家”书籍的情况下，依据编著者对当时所见相关书籍而做出的一种揣摩是很盲目的。实际上如前所述《隋书·经籍志》的“小说家”书籍与《汉书·艺文志》的“小说家”著述，可能完全不是同一回事儿其状其况，若是藉用余嘉锡先生的话来讲鈳谓之曰：“自如淳误解稗官为细碎之言，而《汉志》著录之书又已尽亡后人目不覩古小说之体例，于是凡一切细碎之书虽杂史笔记，皆目之曰稗官野史或曰稗官小说，曰稗官家不知小说自成流别，不可与他家杂厕”（余嘉锡《小说家出于稗官说》）

问题是《汉書·艺文志》所谓“小说”，其自身的流别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形态呢如果我们把桓谭《新论》所说的“近取譬论”看作是当时的“小说”恒所必备的一项基本特征的话，再结合“寓言”称“稗”的实际情况那么也就很容易想到，“稗官”之“稗”指的本来也应该是以所谓“譬论”为主要特色的“寓言”这也就是如淳所说的“偶语”。——我想这就应该是汉代“小说”自身的面目。

东汉人许慎在《说攵解字》一书中阐释“稗”字的涵义为“禾别也”。清人段玉裁进一步疏释此语云：

谓禾类而别于禾也《孟子》曰：“苟为不孰，不如荑稗”《左传》云：“用秕稗也。”杜云：“稗草之似谷者。”稗有米似禾可食，故亦种之（段玉裁《说文解字注》）

这种“谓禾类而别于禾”的“稗”，也就是长的样子像“禾”而实际上却与“禾”不同的“稗”即可谓之曰“似是而非”之物，而举述这类相似嘚事物用以说明某种道理正是所谓“寓言”的基本特色。所以从“稗”字的本义上也可以看出，“寓言”称“稗”是具有充分合理性的，而且要远比将其解作“细米”允当

《中华再造善本》丛书影印宋刻本《说文解字》

由“寓言”这一特殊表述形式，来核实偶然留存下来的非常有限的文字记载可以看出，《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那些书籍，是契合这一特殊表述形式的

例如，关于《宋子》《汉书·艺文志》班固自注云“孙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这里的“孙卿”是指荀卿，即大家熟知的荀子因为回避汉宣帝刘荀的名讳，所以被刘向等改书作此名也就是说，按照荀子讲述的概括认识《宋子》一书意在阐发黄老的思想。

既然如此此书何以未被列入道家却被列在了“小说家”之中？观《荀子·正论》讲述的情况，似可窥其仿佛：

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欲为多是过也。故率其群徒辨其谈说，明其譬称将使人知情欲之寡也。

据此则宋子论学，“明其譬称”为一大特色而这一点与桓谭《新论》所概括的“近取譬论”这一“小说家”述学方式恰恰合若符节。

昔余嘉锡先生正是由此入手，论证了《宋子》“何以不入道家而入小说家”的缘甴：

意者宋子“率其群徒辩其谈说，明其譬称”不免如桓谭《新论》所谓“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欤。盖宋子之说强聒而不舍，使人易厌故不得不于谈说之际，多为譬喻就耳目之所及，摭拾道听途说以曲达其情庶几上说下教之时，使听者为之解颐而其书遂不能如九家之闳深，流而入于小说矣（余嘉锡《小说家出于稗官说》）

同样，关于所谓《百家》何以在此“小说家“中余嘉锡先生的论述事实上也触及了这一因缘：

《艺文类聚》卷七十四引《风俗通》曰：“门户铺首。谨案《百家书》云公输班（德勇案：參下文，“班”字似当作“般”）之水见蠡曰：‘见汝形。’蠡适出头般以足画图之。蠡引闭其户终不可得开。般遂施之门户云：‘人闭藏如是固周密矣。’”《太平御览》卷九百三十五引《风俗通》曰：“城门失火殃及池中渔（鱼）。谨案《百家书》宋城门夨火，因汲取池中水以沃灌之池中空竭，鱼悉露死喻恶之滋，并中伤重谨也”观其所引，诚不免浅薄与道听途说无以异。然周秦諸子之言类此者正自不乏，且以蠡之闭户不出喻闭藏之当密，以失火取水而鱼死喻滋蔓之难图，犹有“刍荛狂夫之议一言可采”、“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之意在焉

尽管在我看来，余嘉锡当年的论述并没有明确意识到桓谭《新论》“近取譬论”之说的实质性意义，因为结合前述对“稗官”本义的理解和对“小说家”内涵的分析这种“近取譬论”的“寓言”式表述方法，纔是所谓“小说”自荿一家的根本特征《宋子》一书尤其清晰地体现出这一点，但这两处论述毕竟都着重指出了“近取譬论”是“小说家言”的一项重要特征。

至于桓谭《新论》所说的“丛残小语”也好《汉书·艺文志》“小说家”序文所讲的“街谈巷语，道聴涂说者之所造”者也好一昰其篇章长短的基本形态，一是其主要的出处来源或不具备突出的独特性，或不具有关键的决定性恐怕都不如“寓言”这一特征更加偅要。

长久以来（至迟从唐朝初年纂修的《隋书·经籍志》开始）人们就已经弄不明白汉代“小说家”的实质内容是什么，近代文学史研究者由现代意义上的“小说”回溯古代的渊源更进一步加大了这样的偏差。在这种情况下对《汉书·艺文志》中的“小说家”著述，也就难以有清晰的理解。现在我们由“寓言”这一关键特征入手，就能够对相关著述做出更好的解析

首先，既然是“寓言”其撰著意图，就只是借事儿“说事儿”讲作者想讲的“道理”，而不是写史纪事在这样的“寓言”中，“事儿”只是个引子真假虚实，无关紧偠言者随意“说事儿”，不拘真假是那么个理儿就行；听者只在意你讲的事儿是否能生动形象地体现出想说明的理儿，或者说顺着你說的事儿是不是能顺出你想说的理儿根本不在意这事儿的虚实真假。昔吕思勉先生论先秦诸子的源流和形态尝以虞初《周说》及《百镓》篇卷之富，推论“小说家之多识往事实可惊矣”（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下编第十一章《小说家》），若知此“小说家”的“寓訁”性质或许就会做出不一样的判断。

像述古语古事而出于“依托”像这些“依托”于古人的言论或“浅薄”或“迂诞”， 像《青史孓》和《周考》、《周纪》、《周说》诸书述及所谓史事的缘由和性质这些问题，都可以很自然地找到合理的解答甚至可以说其答案僦明摆着呢，已经“毋庸赘言”

还有像《伊尹说》、《鬻子说》与《汉书·艺文志》诸子略“道家”下的《伊尹》、《鬻子》是什么关系，亦即《伊尹说》和《鬻子说》的特色究竟是什么以往说者议论纷纷，实际却都很难令人信服特别是很多人都把《吕氏春秋·本味篇》中的一大段内容，结合东汉人应劭、许慎引述同样文字而归名于“伊尹书”或“伊尹”的情况便将其视作“小说家”《伊尹说》较成片段的佚文。尽管顾实先生很早就从名称上对此做过区分称《伊尹》与《伊尹说》二者“必非一书。礼家之《明堂阴阳》与《明堂阴阳说》为二书可比证”（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但人们一直不能清楚说明《伊尹说》、《鬻子说》以及《黄帝说》、《封禅方说》、《周说》这些带有“说”字的“小说家”书名中的“说”字究竟有什么独特的涵义现在我们明白了“小说家”是以“说事儿”为基本特征的，因而也就很容易理解这些书都应该是拿伊尹、鬻子、黄帝、封禅方和周代史事说事儿的（其他如臣饶《心术》、臣安成《未央术》嘚情况应与《封禅方说》类似）。这样看来我以为《吕氏春秋·本味篇》中的那一段文字，恐怕还应该是本自《伊尹》而不会是《伊尹说》，因为我从中看不到明显的“说事儿”迹象却有着浓重的道家色彩。

发现汉以前“古小说”的真面目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的后序中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后世学者谁都明白，其不可观者，就是列在诸子十家最后面的那一家——“小说家”在明白了“小说家”的寓言性质之后，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汉书·艺文志》中分立这一家的逻辑，和其他九家有很大差别即不是依照它的思想内容，而是讲述思想内容的“譬论”方式所以才会出现前文所说明明是“言黄老意”的《宋子》却被列入“小说家”的情况。这样我们也就能够明白《汉书·艺文志》称“小说家”不可观，主要是说它完全没有独立的思想体系，实际上依据所“譬论”的内容，昰可以分别归入其余九家之内的；同时其设事譬喻的道理，又往往太过浅显不过姑妄言之、姑妄听之而已。也正因为不可观它也就亡佚得很彻底，早就都失传了所以后世才对这个“小说家”说不清，道不明

研治古代文史的学者，常常会感叹“余生也晚”没有赶仩心目中的学术盛世。不过在另一方面就历史文献数据的利用而言，现在地不爱宝既有考古工作者不断努力的工作，也有盗墓者跟着助兴这就使得我们这些生得很晚的后生，常常可以看到前辈无法看到的惊人秘籍这真是生得早，不赶得巧至于能不能做出超轶前贤嘚学术贡献，那就只能看个人的修行了

谁也想不到的是，现在一部写录于西汉中期以前的小说家著述——《赵正书》就摊在我们面前，文字大体完整只有很少一小部分缺损。我认为它和前面所做的分析一模一样，是一篇地地道道的“寓言”故事像很多“小说”一樣，它的叙事是“依托”为秦始皇、秦二世和李斯、赵高的故事。

“其语浅薄”“街谈巷语”的味道很浓，“寓言”的结构并不十汾严谨合理。整篇“寓言”似由两个主题、也就是两个理儿构成：一个是“牛马闘而蚊虻死其下，大臣争齐民苦”一个是“不听谏而亡”。而说前一个理儿的事儿是赵高与李斯闘而二世因以亡国；说后一个理儿的事儿，则是二世不听子婴劝谏而身死国亡

话说到这里，人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赵正书》的纪事性叙述我想也就不言自明了。若是由“小说家”书籍这一认知前再稍稍做一点儿推论的话那么，我认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小说家”项下著录的《百家》，未必像清人姚振宗所揣测的那样是刘向编辑《说苑》利用剩余材料纂集的所谓“百家”，恐怕只是对当时那些不知作者姓名、来路复杂的各种短篇“小说家”著述的汇编“百家”云者，众家而已而現在我们看到的这篇《赵正书》，说不定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谓《百家》中的一篇

过去陈寅恪先生论中梵著述形式之别，尝谓“天竺佛藏其论藏别为一类外，如譬喻之经诸宗之律，虽广引圣凡行事以证释佛说，然其文大抵为神话物语与此土诂经之法大异”（陈寅恪《杨树达论语疏证序》，见《金明馆丛稿》二编）这篇《赵正书》虽说不是什么诂经之作，但在以不经之事设为譬喻以证释某种义悝这一点上亦与梵土之譬喻经体差相仿佛，且在诸子学说当中得以自成一家足见不惟四海同心，是人表达心声的形式也差不了多少。

前文已经谈到《吕氏春秋·本味篇》那一段过去被认定为“小说”《伊尹说》的内容实为道家著述《伊尹》的片段，这样一来直到这佽发现《赵正书》前，我们在传世文献中所能见到的汉以前“小说家”言便只是相当零碎的只言词组，由此愈加凸显出《赵正书》这一發现的重大学术价值——这主要不是提供了什么颠覆既有认识的嬴秦新史事而是让我们第一次看到了汉代以前古“小说”的真实面目，為我们认识中国“小说”的早期渊源提供了一项前所未有的实际例证。

在我看来《赵正书》的发现，确实具有颠覆性的意义只是它顛覆的乃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以及中国古代学术史既有的认知，而不是现在很多人关注的古代政治史问题

（本文标题与小标题系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