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兴达肉食厂，也就是杀鸭子的厂子&大家有在里面干活的经历的吗?都来说说!
&网友&&& 9:18:00
!!!!!!!!!!!! 说的挣钱不行,把你忽悠进去以后压住你工资以后 你就草但了!!! 坑的都是外地人!
1楼回帖： 回复:河北兴达肉食厂&也就是杀鸭子的厂子&大家有在里面干活的经历的吗?都来说说!
网友&&& 9:32:00
我在里面干了不到一个月,&那里的活真是累死人上厕所还给你限时间&&不干了钱也不给&一天按40&草
2楼回帖： 回复:河北兴达肉食厂 也就是杀鸭子的厂子 大家有在里面干活的经历的吗?都来说说!
网友&&& 11:00:00
劳动局投诉去
3楼回帖： 回复:河北兴达肉食厂 也就是杀鸭子的厂子 大家有在里面干活的经历的吗?都来说说!
网友&&& 14:21:00
终于有了这个场子的帖子了，劳动部门该查查了，严重工作时间及工作量超标，职工没有一个不手痛的，早晨5点上班，下班时间不确定，曾经工作17小时左右，辞职扣压工资。压迫剥削，劳改人员待遇。
4楼回帖： 回复:河北兴达肉食厂 也就是杀鸭子的厂子 大家有在里面干活的经历的吗?都来说说!
网友&&& 17:14:00
河南的企业？？？
5楼回帖： 回复:河北兴达肉食厂，也就是杀鸭子的厂子 大家有在里面干活的经历的吗?都来说说!
网友&&& 17:40:00
干这个，时间久了，&手指头容易烂肉
6楼回帖： 回复:河北兴达肉食厂，也就是杀鸭子的厂子 大家有在里面干活的经历的吗?都来说说!
网友&&& 21:44:00
全部罢工，老板就不是人，还玩娘们
7楼回帖： 回复:河北兴达肉食厂，也就是杀鸭子的厂子 大家有在里面干活的经历的吗?都来说说!
网友&&& 21:28:00
以后谁也别来这了，累死事多老板扣
8楼回帖： 回复:河北兴达肉食厂，也就是杀鸭子的厂子 大家有在里面干活的经历的吗?都来说说!
网友&&& 1:01:00
9楼回帖： 回复:河北兴达肉食厂，也就是杀鸭子的厂子 大家有在里面干活的经历的吗?都来说说!
网友&&& 21:52:00
周边臭气熏天，环保治理一下
10楼回帖： 回复:河北兴达肉食厂，也就是杀鸭子的厂子 大家有在里面干活的经历的吗?都来说说!
网友&&& 11:38:00
简直就是人间地狱
11楼回帖： 回复:河北兴达肉食厂，也就是杀鸭子的厂子&大家有在里面干活的经历的吗?都来说说!
网友&&& 15:48:00
大道和男人
12楼回帖： 回复:河北兴达肉食厂，也就是杀鸭子的厂子 大家有在里面干活的经历的吗?都来说说!
网友&&& 7:02:00
兴达现在穷疯了，克扣员工饭补，每天领导的工作就是不是在罚款就是在罚款的路上，忙的很
首页 上一页&&&下一页
发表回帖：
您还没登录，登录后可回帖，，
图片上传：
（一次可传三张，可在回复中继续传，没有图片此处不用填写）
请输入右图中的验证码免费发布咨询，坐等律师在线服务
需求发布后
10分钟内收到律师在线回复
平均有多个律师参与回复
得到了圆满解决
您的位置： &
我爸爸厂子在他上班的时候，2008年到2013年场子托欠养老保险现在还有5年没有补上场子也不生产了到时场子如果拍卖也得给我爸以钱场子欠的社保欠款能还给个人吗？
你好我爸爸厂子在他上班的时候，2008年到2013年场子托欠养老保险现在还有5年没有补上场子也不生产了，没有钱交，现在想自己交，得和原来的单位签解除关系，到时场子如果拍卖也得给我爸以钱场子欠的欠款能还给个人吗？
无锡推荐律师
400-400-400-大家都在搜：
扫描二维码安装房天下APP
手机浏览器访问房天下
> > 问题详情
我们现在所在的工厂要搬迁到外省了,可是工人们都不想去,老板好像要在就地给我们安排一个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一样的厂子如果要争取利益的话是不是直接找劳动局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所在的工厂要搬迁到外省了,可是工人们都不想去,老板好像要在就地给我们安排一个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一样的厂子,请我我们这样的情况可不可以有搬迁赔偿款,毕竟我们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八九年了,如果要争取利益的话是不是直接找劳动局就可以了?
浏览次数：0
您好,可以先协商沟通处理,不成,再到当地劳动监察大队反映或者向当地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解决问题。
房天下知识为您分享了一条干货
请选择房屋所在省份
装修总预算0万元
卫生间：0元
扫一扫下载房天下装修
扫码即获10000套家居设计案例
手机动态登录
请输入用户名/邮箱/手机号码！
请输入密码！
没有房天下通行证，
下载房天下APP
提问获取更多回答
ask:3,asku:1,askr:86,askz:23,askd:9,RedisW:25askR:1,askD：150 mz:nohit,askU:0,askT:0askA:153
Copyright &
北京拓世宏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Beijing Tuo Shi Hong Ye Science&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Ltd 版权所有
违法信息举报邮箱：更多频道内容在这里查看
爱奇艺用户将能永久保存播放记录
过滤短视频
暂无长视频（电视剧、纪录片、动漫、综艺、电影）播放记录，
按住视频可进行拖动
&正在加载...
收藏成功，可进入
查看所有收藏列表
当前浏览器仅支持手动复制代码
视频地址：
flash地址：
html代码：
通用代码：
通用代码可同时支持电脑和移动设备的分享播放
用爱奇艺APP或微信扫一扫，在手机上继续观看
当前播放时间：
一键下载至手机
限爱奇艺安卓6.0以上版本
使用微信扫一扫，扫描左侧二维码，下载爱奇艺移动APP
其他安装方式：手机浏览器输入短链接http://71.am/udn
下载安装包到本机：
设备搜寻中...
请确保您要连接的设备（仅限安卓）登录了同一爱奇艺账号 且安装并开启不低于V6.0以上版本的爱奇艺客户端
连接失败！
请确保您要连接的设备（仅限安卓）登录了同一爱奇艺账号 且安装并开启不低于V6.0以上版本的爱奇艺客户端
部安卓（Android）设备，请点击进行选择
请您在手机端下载爱奇艺移动APP（仅支持安卓客户端）
使用微信扫一扫，下载爱奇艺移动APP
其他安装方式：手机浏览器输入短链接http://71.am/udn
下载安装包到本机：
爱奇艺云推送
请您在手机端登录爱奇艺移动APP（仅支持安卓客户端）
使用微信扫一扫，下载爱奇艺移动APP
180秒后更新
打开爱奇艺移动APP，点击“我的-扫一扫”，扫描左侧二维码进行登录
没有安装爱奇艺视频最新客户端？
开了10年的厂子，月底就要撤了，这个行业已经没落西山了
正在检测客户端...
您尚未安装客户端，正在为您下载...安装完成后点击按钮即可下载
30秒后自动关闭
开了10年的厂子，月底就要撤了，这个行业已经没落西山了">开了10年的厂子，月底就要撤了，这个行业已经没落西山了
请选择打赏金额：
播放量12.7万
播放量数据：快去看看谁在和你一起看视频吧~
更多数据：
热门短视频推荐
Copyright (C) 2018 & All Rights Reserved
您使用浏览器不支持直接复制的功能，建议您使用Ctrl+C或右键全选进行地址复制
正在为您下载爱奇艺客户端安装后即可快速下载海量视频
正在为您下载爱奇艺客户端安装后即可免费观看1080P视频
&li data-elem="tabtitle" data-seq="{{seq}}"& &a href="javascript:void(0);"& &span>{{start}}-{{end}}&/span& &/a& &/li&
&li data-downloadSelect-elem="item" data-downloadSelect-selected="false" data-downloadSelect-tvid="{{tvid}}"& &a href="javascript:void(0);"&{{pd}}&/a&
选择您要下载的《
后才可以领取积分哦~
每观看视频30分钟
+{{data.viewScore}}分
{{data.viewCount}}/3
{{if data.viewCount && data.viewCount != "0" && data.viewCount != "1" && data.viewCount != "2" }}
访问泡泡首页
+{{data.rewardScore}}分
{{if data.rewardCount && data.rewardCount != 0 && data.getRewardDayCount != 0}} 1 {{else}} 0 {{/if}}/1
{{if data.rewardCount && data.rewardCount != 0 && data.getRewardDayCount != 0}}
+{{data.signScore}}分
{{data.signCount}}/1
{{if data.signCount && data.signCount != 0}}
色情低俗内容
血腥暴力内容
广告或欺诈内容
侵犯了我的权力
还可以输入
您使用浏览器不支持直接复制的功能，建议您使用Ctrl+C或右键全选进行地址复制摘要:资本主义的动力就是迈克尔&哈特和奈格里在《帝国》和《大众》中心问题，这也是德勒兹政治学的最高实践。这两本书都需要重新阅读，因为它们都关系到一个现实的全球反资本主义抵抗运动的理论反思。在这些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感觉到西雅图，热亚那，萨帕蒂斯塔的气味和声音。他们的局限也同时是这种实际运动的局限。
Slavoj Zizek，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大学社会学和哲学高级研究员，拉康传统最重要的继承人，他长期致力于沟通拉康精神分析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将精神分析、主体性、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熔于一炉，形成了极为独特的学术思想和政治立场。
资本主义的动力就是迈克尔&哈特和奈格里在《帝国》和《大众》中心问题，这也是德勒兹政治学的最高实践。这两本书都需要重新阅读，因为它们都关系到一个现实的全球反资本主义抵抗运动的理论反思（我们差不多很想说&嵌入&）。在这些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感觉到西雅图，热亚那，萨帕蒂斯塔[1]的气味和声音。他们的局限也同时是这种实际运动的局限。
哈特和奈格里的运动绝不是意识形态上的中立--很巧，这完全不同于他们的德勒兹式的哲学范式--即他们的运动将（表面上的）民主看成是所有今天解放运动的公分母：&在今天，全世界所有的解放斗争和运动（无论在地方，区域，全球层次）都有一个共同的潮流，这就是对民主的欲望。&（哈特，奈格里，《大众》，第xvii页）。这完全不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梦想，民主是&对我们今天各种棘手问题的唯一回答......即走出我们永恒冲突和战争状态的唯一方式。&（同上，第xviii页）。不仅镌刻在如今斗争之中的民主是他们解决方案的内在目的，此外，在今天，在资本主义心脏中成长起来的大众&让民主第一次成为可能&（同上，第340页）。直到今天，民主仍然被大写的一的形式所困惑，即作为一种国家主权，&绝对民主&（&一切人统治一切人，没有区分，没有条件和例外的民主&（同上书，第237页））只有当&大众最终能主宰自己&时才是可能的（同上书，第340页）。
对于马克思而言，高度组织的合作资本主义已经是一种&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主义& （一种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形式，那个总是不在的老板变得越来越空洞），因而我们只需要截掉它的名头就可以通向社会主义。不过，对于哈特和奈格里来说，马克思的局限在于在历史上，马克思处于一个中心化的，按等级制组织起来的，机械式的自动化的工业劳动之中，这就是为什么他对&一般智力&的看法，是一种中心式的计划体制；只有在今天，随着&非物质劳动&的兴起并占据主导地位，颠覆性革命在客观上才具有可能。非物质劳动在知识（象征）劳动（作家或者编程人员生产观念，符码，文本，程序，图像）和情感劳动（即那些处理我们身体性情感的人员，包括从医生到保姆和飞机上空姐之类的工作人员）。在今天，非物质劳动占据了 &主导地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宣布，在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里，大工业生产是主导性的，其色彩影响到整个整体的旋律--并不是数量上的优势，而是工业生产扮演了一个关键的标志性的结构性因素：&大众所生产的并不仅仅是产品和服务，大众也生产，或者说最重要的生产是合作，交流，生命形式，以及社会关系。&（同上书，第339页）。因此，这里出现的是&共同性&的一个新维度：共享的知识，合作和交流形式等等，这些形式已经不能对私有制的形式所掌握。这些根本不是民主的致命威胁（这就是那些保守派文化批判家试图要我们相信的东西），新&共同性&开启了一个&绝对民主&的机会。在非物质劳动中，产品不再是物质性的对象，而是心的社会关系本身--简言之，非物质劳动就直接是生命政治，即一种社会生命的生产。马克思强调了物质生产总是如何再生产在其关系中发生的社会关系；不过，在今天的资本主义那里，社会关系的生产就是生产的直接目的：&这样的一种新的劳动形式......展现了经济自我管理的新可能，因为合作的机制需要在劳动本身中进行生产。&（同上书，第336页）。哈特和奈格里的赌注就是那个社会化的非物质生产不仅仅会让老板从进步意义上肤浅化（当生产直接是社会性的，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是这样的时候，谁还需要老板呢？）；生产者也进行着社会空间的操制，因为社会关系（政治上）就是他们工作的内容：经济生产直接成为政治生产，即社会本身的生产，这样，&绝对民主&的道路打开了，对于生产者而言，直接操制自己的社会关系，根本无需民主代议制的迂回。
这个视界导师了一系列具体问题。我们真的能解释这种走向以作为从生产到交流，或社会交往的转化的非物质劳动为主导地位的运动吗？--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收，从作为创制（poiesis）的技艺（techne）到作为实践（Praxis）的技艺的转变，或者克服汉娜&阿伦特的生产和行动的区分吗，或者克服哈贝马斯做出的工具理性和交往理性的区分吗？这种政治化的生产，即直接生产社会关系的生产，如何影响到政治的观念？如果这样的&人民的治理&（从属于利益逻辑）仍然是政治吗，或者说仍然是最彻底的剥去了政治外衣，并步入后政治的通道吗？最后但不是最次要的问题，在这个观念上，必要的民主难道不是绝对的吗？根本不存在不包含隐藏的，精英主义前设的民主。从定义上看，民主就不是&全球的&，他建立在价值和真理之上，我们不能&民主地&选择这个根基。在民主中，我们可以为真理而斗争，但是我们无法决定什么是真理。正如克劳德&勒夫尔已经充分说明了民主从来都不是简单的代议，它代表的是预先设定好的利益和意见，因为这些利益和意见都只能通过这种代议来建构。换句话说，对利益从民主上进行阐明通常只是最低程度的表演：通过他们的民主代议制，人民建立起什么才是他们的利益和意见。正如黑格尔曾说过，&绝对民主&只有将自己装扮成它的&对立面&，即恐怖才是有可能实现的。这样，这里存在一个选择：我们接受民主的结构，不仅仅因为碰巧的才是不完美的，或者说，我们也认可了其恐怖主义的维度？然而，更关键的是另一个批判，即哈特和奈格里忽视了严格的辩证法意义上的形式这个概念。
哈特和奈格里在他们对全球资本主义逐步&去辖域化&的权利的迷恋和让大众反抗资本主义大写的一的权力的修辞之间反复踯躅不前。那精打细算地无情地摆脱其物质劳动现实的金融资本，这个对于传统左派来经典的黑暗兽（b&te noire），已经被看成是未来的瑰宝，它是资本主义的最强劲的动力，也是资本主义最游离化的方面。今天资本主义的组织形式--即非中心式的决策形式，资本的超级动态性和灵活性，多个行动者之间的互动--都可以被看成迎接大众统治来临的临界点。似乎在&后现代&的资本主义那里，即在黑格尔式的资本主义那里，这种从在其自身中的模式向为其自身的模式的转换已经万事俱备了--唯一欠缺的是纯粹的形式转化的东风，就像某人在启蒙与信仰的斗争中黑格尔所推进的人一样，
在那里，黑格尔说道：&它作为一种不显形迹和不受注意的精神，悄悄地将高贵的部分都到处渗透，随后彻底把全无意识的神像的一切内脏和一切肢体都掌握起来，'在一个晴朗的早晨它用肘臂把它的同伴轻轻一推，于是，稀里哗啦！神像垮在地上了。'......在一个晴朗的早晨，连当天中午都不见血迹了，因为病的感染把精神生活的一切器官都已渗透。&（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译参考了贺麟，王玖兴译本，《精神现象学》（下册），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 84-85页）
甚至那种与这种新的人类精神的认知论的观念相平行的东西都在这里遗失了：脑科学告诉我们在大脑中没有一个大写的中心自我，告诉我们我们的决策如何诞生于那种此时此地的行动者的无序的交往关系之外，告诉我们我们的&心智&生活是一种&自我创制&的过程，没有任何预先的中心行动者（这是一种十分碰巧的模式，其正好与今天&去中心化&的资本主义相兼容）。因此新的自我统治的大众社会就像今天的认知论的自我观一样，它认为自我是一种根本没有中心决策的大写自我的相互交往的行动者之间的混乱无序状况。不过，尽管哈特和奈格里看到今天的资本主义是不断增强的大众的主要位点，它们仍然需要站立在大写的一的地基上，就站在那个反对大众的大统治权之上。它们是如何将二者结合起来的非常清楚：当资本主义生产出大众，它就将其包含在资本主义的形式之中，因此其释放出来的恶魔无法控制。这里需要回答的问题是，难道哈特和奈格里都没有犯类似于马克思那样的错误吗：即那种纯粹统治自己的大众不过是最高的资本主义幻象，即资本主义幻象的自我革命的永恒动力机制自由地引爆这个内在的眼中钉？换句话说，这种资本主义形式（一种非常适合于剩余机制的形式）不再是自我推进的生产的运动必要的形式，形式框架和前提了吗？
最终，当哈特和奈格里反复强调《大众》不过是本&哲学书&，并告诫读者&不要指望从书中找到对要干什么问题的解答，或者提出一个具体的行动程序。&（《大众》英文版，前揭，第xvi页），这个限定并没有他们看起来那样中立：它指出了一个根本性的理论瑕疵的方向。在描述了对帝国的多重反抗形式后，《大众》终结于一个弥赛亚式的注解，指出这走向了一个大断裂，一个关键性的决定时刻，那时，大众的运动将直接带来一个新世界的诞生：&在长期的暴力与矛盾，全球内战，帝国主义的生命权力的腐烂，以及生命政治性的大众的永无宁日的苦役，以及悲怆和改革的建议越积越多，这些都必须在一个重大事件，一个彻底的起义的要求中得到解决。&（同上，第358页）然而，在这一刻，当我们期望从理论上来最简要第描绘出这个断裂决定时刻时，两位理论家再一次告诉我们蜷缩到哲学中去： &然而，像这样的哲学书，对我们来说，最紧要的任务并不是来估算未来革命政治的决定性时刻。&（同上，第357页）哈特和奈格里在这里演出就是迅速地跳来跳去：当然，我们不能向他们咨询一个关于那个决定时刻，那个走向全球化的&绝对民主&，即那个大众自己主宰自己的过程的详尽的经验上的描述；不过，但如果这些判断拒绝从事这样具体的未来预测是否遮掩了其在内部观念上的窘境和不可能？也就是说，我们要求的是对这种质的飞跃，即从大众抵抗主权权力的大写的一的统治向大众直接自己统治自己的过程的观念上的结构的描述。他们对这个过程的观念上的结构如此晦暗不明，只是从抵抗运动中列举了几个粗浅的例子，恐怕只会导致更对的怀疑，即那种完全透明的一切人统治一切人的彻底的民主将会同它的对立面媾和。
哈特和奈格里在质疑了标准的左翼的&掌权&的革命观念上是正确的：这样的策略承认了一个权力结构的形式框架，并将其目的仅仅限定在用&我们&（另一个掌权人）来取代&他们&（掌权人）。在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中，这个是非常清楚的，真正的革命目的不是去&掌权&，而是去摧毁国家权力的机器。而&后现代&左翼的含混性也要求去抛弃&掌权&的过程：难道他们要忽略现行的权力结构，或者毋宁是只是通过创造一个外在与国家权力网络的替代性空间来抵抗权力结构（就像墨西哥的萨帕蒂斯塔解放军那样的策略）；或者说难道他们真的意味着去我们需要将所有的根基都从国家权力中抽身出来，以便国家权力自己慢慢腐烂掉，崩溃掉？在第二个例子中，关于大众直接统治自己的诗性化的概括是完全不够的。
哈特和奈格里在这里粘合了两个由拉克劳和阿甘本创造出来的术语。在拉克劳和阿甘本之间的最大差异涉及到权力结构的不连贯性：尽管他们都认为其是不连贯的，但他们俩的立场却在此分道扬镳。阿甘本关注的是在合法权力（法律统治）和暴力之间关系的恶性循环，这个恶性循环通过一个弥赛亚式的乌托邦的希望得到维系，即我们有可能彻底地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并走出这个循环（即以本雅明式的&神圣暴力&的方式走出去）。在《即将来临的共同体》中，阿甘本参考了圣托马斯?阿奎那对那个困难的神学问题的回答：那个既不知道罪恶，也不知道上帝的未受洗礼的婴儿们的灵魂会怎样？
他们没有罪，那么对他们的惩罚&不能是一种痛苦折磨（如在地狱中的折磨）的惩罚，这种惩罚仅仅是一种私人化的惩罚，即他永远看不到上帝。他们寓居在灵魂的漂泊中，相对于那些收到诅咒的灵魂，他们完全感觉不到由于看不到上帝的痛苦......他们不知道他被剥夺的是一种至善......而最大惩罚--看不到上帝--被转变成一种自然的快乐：这是一种无法挽救的缺失，但他们可以在没有那种神圣缺失的痛苦中持存下去。&（阿甘本，《即将到来的共同体》，迈克尔?哈特翻译，英文版，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 5-6页）
对于阿甘本来说，他们的命运就是一种补救（redemption）的模式：&他们被抛入到一个罪的世界，而他们看不到正义：沐浴在他们身上的光芒是伴随着最新生（novissma）[2]的死亡这一判断的到来而降下的一道不可救药的光芒。在他逝去之后，那个在大地上开启的生命就是纯粹的人类生命。&（同上，第6-7页）（我们只能在这里记得芸芸众生仍然停留在瓦格纳的《诸神的黄昏》剧结尾处的舞台上，静静地目睹了诸神的毁灭 --他们对此手舞足蹈又如何呢？）与之相比较（mutatis mutandis），哈特和奈格里也经历了同样的历程，即他们将对权力的反抗看成是对奇迹般第跨越到大众真正地自己统治自己的&绝对民主&所做的准备-- 在这一点上，其中的张力被解决了，自由将会在永恒的自我增长中爆裂掉。阿甘本同哈特、奈格里的不同可以用一个黑格尔在绝对否定和确定否定之间做出的区分来理解：尽管哈特和奈格里比阿甘本更反黑格尔，但他们的革命性跨越仍然停留在&确定性否定&的行动中，这是一种形式拒绝的姿态，他们仅仅设定在全球资本主义下的自由潜在的发展，这是一种&现成的共产主义&（Communism-in-itself）；相对而言，阿甘本--在这里又是悖论性的，尽管他极度反感阿多诺--概括出了一种某种极其近似于晚期阿多诺，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所渴望的那种整全他者（ganz Andere）的乌托邦的轮廓，即补偿性地跳跃到一种非中介的大写他者之中。
相反，拉克劳和墨菲提出了一种类似伯恩斯坦的变型的修正主义信条：&没有目的，运动就是一切&：这个意图需要拒绝，因为其真正的危险在于这是一种彻底地割裂的观念，借助这种割裂，基本的社会斗争将得到解决，而一个完全透明的，没有异化的社会的新时代就会到来。对于拉克劳和墨菲来说，这样的观点不仅拒绝了政治性，即对立的空间和领导权斗争，而且也拒绝了人类条件的在本体论上的根本的有限性--这就是为什么任何试图实现这一跨越都不得不终结于极权主义的阴霾之中。这意味着唯一可以运作和实践一种有生命力的特殊的政治解决方案就是承认全球首先是一潭死水：我们只有通过反抗这个不可救药的全球的死水的背景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这绝不意味着政治行为人将自己蜷缩在解决具体问题之中，抛弃了普遍性的主题：对于拉克劳和墨菲来说，普遍性是不可能的，但与此同时也是必须的。没有直接&真实&的普遍性，每一种普遍性都通常是已经被卷入到领导权斗争中，这是一个空泛的形式，在不同时间，不同的关联中被填塞进了一些不同的特殊内容，而那些被填充进去的东西就成为其替代品。
不过，这两种方式真的像其表现出来的那样是完全对立的吗？拉克劳和墨菲的理论大厦不也暗示着他们自己的乌托邦的点吗？即在这一点上，政治斗争是在没有&本质主义&的参与下进行的，所有方面都完全接受了他们的努力那个彻底的偶然性的特性，以及社会对立的不可化约的性质。在另一方面，如果没有隐秘的优点，就不会有阿甘本的立场：因为，在今天的生命政治之下，政治斗争的空间被封闭了，所有的民主解放运动都没有了意义，我们除了舒舒服服第等待那么&神圣暴力&的奇迹般的爆裂，便无所事事。而至于哈特和奈格里，他将我们带回到马克思对&历史站在我们这边&的信念之中，即历史发展已经生成了一种共产主义未来的形式。
如果是这样，哈特和奈格里的问题在于他们过于沉溺于马克思主义了，他们接掌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的历史进步的命题：像马克思一样，他们为资本主义&去辖域化&的革命潜力弹冠相庆；想马克思一样，他们将矛盾设定在资本主义内部，即在这种潜力同资本的形式（剩余价值的私有制分配）的裂缝之中。简言之，他们消除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观念：资本主义已经生产了&未来新生活形式的瑰宝&，它不停地生产出新的&共同性&，亦即，在革命的爆裂中，这个新的形式将会在旧的社会形式下解放出来。不过，正如马克思主义一样，正是要忠实于马克思的工作，我们更要认识到马克思的错误所在。一方面，马克思设想了资本主义如何释放出自我发展的生产力的令人激动的动力--可以看他关于资本主义的描述，即在资本主义中，&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而资本主义成为整个人类历史之中最具革命性的力量。另一方面，他也清晰地看到，资本主义的动力如何为其内部的障碍和对立所驱动，那么资本主义自己的最后的极限（也是资本主义自我发展的生产力的最高极限）就是资本本身。这种不断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对自己的物质条件不断的革新，以及它的生产力在无限制的空间的奋力一搏，都最终会化作泡影，被自己内部的矛盾折腾得灰飞烟灭。
马克思的根本问题在于从这些洞见中推导得出一个新的，更高级的社会秩序（即共产主义）是可能的，这个秩序不仅可以存在，而且可以发展到更高级的阶段，为生产力的自我发展提供更充足的空间，而在资本主义中，资本主义构成了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障碍（矛盾），而资本主义反反复复被社会中破坏性的经济危机所消耗。简言之，马克思所忽视的问题是，或者用标准的德里达式的话来说，他将这种内在的障碍/对立看成了生产力完全发展的&不可能的条件&，同时也是其&可能的条件&：如果我们抛弃了这一对立，即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我们将无法获得最终摧毁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的彻底发展的动力，但我们失去的正是这种生产力，而这种生产力似乎同时促动并折磨着资本主义。如果我们采用这个对立，这个对立导致的对资本主义的潜在折磨就消散了。（这里还存在一种对马克思的拉康式的批判，这种批判关注的是剩余价值和剩余快感之间的模糊的重叠）。于是对共产主义的批评唯有当认定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一个不可能的幻象时才是可能的--他们没有设想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纯粹在资本的框架之外完全释放生产力的社会观念，这个幻象内在于资本主义自身之中，而资本主义的内在的罪行就是它以最纯粹，也是最严格的意识形态的幻象在资本主义生产出来的生产力的威胁之下继续生存下去，而消除这一对立--正如&真实现存的资本主义&所展现的那样--就是让永恒的生产力自我发展的社会的实际的物质性存在成为可能。
准确来说，马克思在剩余价值问题上，哪个地方出错了？我们试图从拉康在欲望对象和剩余快感之间的重要区分来找到其原因所在。记得在希区柯克的电影《眩晕》中马德莲的金色卷发的关键细节。在电影结束前在库房里恩爱的情景，当斯科蒂在他那著名的360个亲吻之中激情地拥抱茱蒂（茱蒂成为了死去的马德莲的再生）时，他不再吻她，并退回去一段距离偷偷地看了眼茱蒂的新金发，仿佛让他自己重新确认那个特征（即金色卷发）让茱蒂成为他所欲望的对象。通常，在欲望对象本身和其原因之间有一个裂缝，而中介性特征和元素让这个对象变得可欲。让我们回到马克思那里，倘若马克思的错误也是假定欲望对象（无限制发展的生产力）将会持续下去，即便当这个对象被剥夺了驱使它的诱因（剩余价值）？对于德勒兹存在同样的问题，他的欲望理论往往直接与拉康的欲望理论是对立的。德勒兹断定，欲望的优先性超越了其对象：欲望是一种超越其对象的积极的生产力，一种借助大量的对象，并穿透这些对象的活生生流动增殖的生产力，完全不需要任何基本的匮乏和&阉割&来维系其根基。不过，对于拉康而言，欲望只能因为对象来维系：并不是那些原生性的乱伦失去了对象，而欲望得以存在需要这些对象以及那些不能令人满足的所有其他对象来维系，而是一种纯粹形式的对象，这个对象让我们去欲望那些我们在现实中遇到的对象。因此，欲望的对象因并非一种超验性的，无法触及的永远需要我们去捕捉的溢出，而是就隐藏在主体背后，某种从其中直接导出了欲望的东西。相对于马克思，德勒兹没有考察维系无条件欲望生产幻觉的对象因--或者说，在哈特和奈格里那里，大众统治自身的幻象不在为总体化的一所限制。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没有看到其与纯&学术的&，哲学的和观念上欲望之间的区别，而这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蓝江（武汉理工大学） 译
来源:《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2012年05月
文章链接：&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c12/3542
&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
时间：日（日）下午2:00~4:30
地点：北京大学南门风入松书店
主讲人：台湾著名女权主义学者何春蕤、宁应斌、丁乃非、黄道明、王苹
主持人：北京师范大学荒林
我从小就是个蛮好动的小孩，在家里是老二，上面是哥哥。从小就很清楚自己的地位跟哥哥有差别，家里发零用金的时候我跟我哥哥虽然只差一岁半，零用金却一定不一样，可是却不是因为我排行老二。有一次问我妈说：「为什么我的零用金不一样？」我妈说：「你哥要交女朋友，要花钱。」我说：「我也要交男朋友啊！」我妈说：「那该男朋友花钱啊！」这一件事就让我清楚看到，我早就被定位是那个被花钱照顾的人，我没有主体性可以选择我要请谁、我要干啥。所以说，坐在老二位子上的女生很容易就看到了这些性别差距在家里形成的位阶差距。小时候我们只说中国人重男轻女，好像这是个传统，是爸妈偏心，但是当你遇到女性主义理论的时候，它突然让你明白了一些事情：第一，这个重男轻女并非天经地义而是人的安排；第二，它不是只有我才有的遭遇，不是只有我们家才重男轻女，而是整个社会的体制。所以在知识分子的位置上遭遇女性主义的时候，你会突然得到一种力量，觉得说：「是啊！女性主义讲得有道理。这个分析很有力量，我们或许可以从其中找到一些解放之道。」
在知识分子的教室里遭遇女性主义也有它的问题。那时候我周围的美国女性主义学生和老师有某一些谈话方式常常让我觉得有点不安，因为她们在教室里的批判声音很大：「男人怎样怎样，男权怎样怎样，父权怎样怎样」，她们常常批判男人，可是在这教室里很少自我批判，很少去反省：这样的男人是怎样养出来的？这些男人在成长过程中都和很多女人互动过，例如他们的妈妈、姊妹、女性亲戚、女老师、女同学、女同事，那这些女人为什么会容许这个男孩长成那样的嚣张男人呢？女人为甚么不反省自己的作为呢？当年在女性主义教室里我是有点不太适应的。老师和同学只会把矛头指向另一个性别而没有去反省自己的性别调教，老是在那边骂男人可是同时又强烈寄望男人会改变世界或者改变自己。我觉得那是很渺茫的啦，所以我不太喜欢这种女性主义教室。后来我自己开始写女性相关的文化和性的时候就比较不写男人，我通常写女人，写女人自己的身体、肢体、感觉、说话的方式是怎么样局限了自己，我希望女人能从自己的壮大开始。你管男人怎样啊！他嚣张他的，你壮大起来，他们就不能嚣张了！
我想我在那个教室里有点觉悟了知识分子拥抱女性主义的方式有时候是很书本的，也就是说在概念上大家都知道女性主义有哪些说法、讲法，但是在书本和学术论文之外是有一个现实世界的，而我在行走这个现实世界的过程中，因缘际会的遇到了一些很不一样的人，也从此开始了我对女性主义的一些觉悟。不过先说一下，我今天所批判的「女性主义」指的是逐渐成为主流政策的女性主义，也就是现在上至联合国、下至在地的妇女团体都齐心在推动的性别主流化。但是女性主义理论本身其实很多样化，像我就曾说自己是女性主义性基进派，因此，我并不是对女性主义绝望，而是希望透过我自己的觉悟来显示女性主义不能是我们理解世界的唯一框架，我们还必须多认识不符合这个框架的主体，多学习其他的理论和实践。今天我从过去15年的经验中挑了三个比较特别的觉悟来讲。
我的第一个女性主义觉悟是王苹提到的从1994年发生的一些事情出来的，我再补充讲一些。1994年的3月8号国际妇女节，我们为大学女生办了一个讲座，安排了八位学者从女性主义的各个角度谈台湾当时的社会现象。每位女性学者讲的主题都不一样，我就决定要从之前一年我主持「性心情工作坊」的时候和一些女人深入谈性的观察来讲。我知道面对的是大学女生，而很多女生已经开始活跃的性生活，虽然大家都不公开讲可是已经有很多性经验，连和男生同居都很常见。可是我也遇到一些女生跑来向我求助，她们在性的过程中有很多不愉快的经验，又不能和同学讲，觉得蛮郁闷的，我决定从『女「性」解放』这个题目来帮助她们找出路。
我讲的内容其实很简洁很生活。我说你们这些大学女生至少要在三方面多多锻炼，才不会在性活动中变成只是被男人使用的对象。第一个：锻炼身体，身体好，做爱能做的好。第二个，吸收各种黄色材料，想象力丰富，知道性是怎么一回事，而且知道性的多样，才能充分的参与性活动。第三个：要壮大自己的主体性，也就是有能力有胆量协商和表达，要能够掌握性活动的内容、节奏、模式，慢慢熟悉，慢慢享受。简单的说，一个女人要对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欲望、对这个文化的情欲资源都有所掌握，才能够说在情欲活动中做平等玩家，才不会只是被人家使用而已。其实我讲的也没什么特别啊，只是想鼓励她们不要怕，要做自己身体和情欲的主人而已。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我当时的演讲完整的保留在Youtube上，欢迎点选。
我是个经常公众演讲的人，对于群众的反应很能掌握，但是那天那个场子里600个女生澎湃的情绪实在很惊人，我每讲两句话她们就大笑鼓掌，兴奋得不得了。我只好直说：「拜托不要鼓掌啦，你们一鼓掌一笑，我就要停下来等你们笑完了才能讲，主办单位只给了我15分钟呢！」我以为「性」这个禁忌的题目很少在公众场所听到，可能女生会不好意思表现她们的反应，可是在演讲的过程中，这600个女生既没有害羞也没有害怕，反而大笑鼓掌兴奋骚动，连坐都坐不住。我在那个场合中第一次感受到：当人们可以正面而自在的去面对「性」这个禁忌话题的时候，这会产生一个充分解放的力道。
有意思的是，讲完以后好像没有人记得那天讲座的其他讲题，甚至没人记得我讲的题目和内容，大家都只记得第二天媒体报导我在演讲中鼓励女生「打破处女情结」！其实我在演讲中并没有说过这句话，我只是告诉那些女生，如果想要情欲生活质量好，就需要抛掉处女的自持心态，从各方面去探索吸收情欲经验，这才能形成强大的自信。本来嘛！知己知彼啊！当然我当时演讲的态度和精神确实示范了那种拒绝退缩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是很有感染力的，600个在场女生的疯狂兴奋就是证明。不过，或许是媒体的耸动标题太过突出，或许是「打破」和「处女」放在一起太过刺激，引发了许多人的不安，对我的言论也开始有戒心。
1994年5月我又引爆了另外一次类似的事件，那就是王苹刚刚讲到的反性骚扰游行。我们在第三大队的队伍里确实乱想了很多口号，因为「反性骚扰」这个口号在音律上很难喊得有力，而且大家都觉得「不能只反啊！我们得想想我们要什么！」有位工运的朋友说：「要性经验」，可是万一经验不太好怎么办？大家七嘴八舌的讲着讲着就到了队伍中途休息的地方，宣传车上的朋友已经喊得精疲力竭，所以叫我上去讲一讲。既然临时被召唤出来，我决定尝试避开个人主义式的批评个别男人，而把矛头指向整个社会环境。我透过麦克风先要求群众想一想倒底「性骚扰」是什么？为什么这个社会有些男人会直接占女人便宜而不想要和她正面协商？是什么样的文化才养出这样不问别人有没有意愿也不知道怎样和别人互动就随便上来吃豆腐的人？我的分析是：当整个社会文化把情欲互动看成严重而慎重的事情，不鼓励自由开放尝试，也不积极调教情欲协商的艺术和技术，只把身体看成宝贝般的守着，这样匮乏的情欲环境当然会刺激有些人用掠夺的方式趁机偷吃一口，偷摸一把，因为偷到就赚到啦。如果情欲自在些，互动轻松些，代价不那么沉重，骚扰才会越来越不必要。换句话说，要解决骚扰的问题，就得根本而彻底的解决情欲封闭而匮乏的问题。
讲到这里，队伍准备再度出发。而队伍要出发，总要把气势带起来，一般来说就要喊个口号。我并不满意「要性经验，不要性骚扰」这句讨论中的口号，节奏不好，韵也没押到，我想到「高潮」还蛮合音律的，于是边想边喊出：「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骚扰」。可是只有两句也不行，中国文字都要四句，所以我又临时诌出来「你再性骚扰，我就动剪刀！」还好，都押到了韵。群众跟着大喊这个新鲜的打油诗口号，边喊边笑，简直爽到不行，逼得我欲罢不能的还挤出了第五句没押韵的「把你剪光光」，然后在大笑中随着群众出发继续游行。
这个机缘凑巧的口号后来在队伍中不断传播。群众喊出来的时候，性骚扰不再是一件羞耻可怕的事情，不再是让女人吃了亏还说不出口的事情，她们反而在这个口号里找到了力量和高亢的气势。媒体当然也注意到这个口号，第二天的报纸在头版上写着「台湾女性上街头要性高潮」，有些女性主义者就很不高兴：怎么反性骚扰变成了我要性高潮？她们认为我标新立异，篡夺了反性骚扰的议题，说我的言论破坏了女性主义的形象，甚至后来和我划清界线。
可是我认为女人要有力量对抗威胁和危险，就一定要发掘新的力量来源，就一定要撇弃那些本来让女人退缩的东西。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见过对性方面的事情毫不在意、豪爽有力的女性，那为什么这些女性总是被当成坏女人，需要被回避的女人？凭什么我们遇到性骚扰就只能愤怒，只能害怕，只能哭，只能控诉？为什么女人会没有力量和智慧来当场把这种不愉快的互动处理掉？如果很多女人一碰到性的话题就忐忑不安，戒慎恐惧，难道这不应该是女性主义好好分析，努力破解的问题吗？在这两场演说中，我已经亲眼看到了女人可以用欢愉兴奋和轻松自在来面对身体情欲和男女互动，她们一点也不觉得害怕，反而觉得勇气百倍，相信自己有力量，那为什么女性主义者反而退缩畏惧害怕了呢？
这些问题促成了我对女性主义的第一个觉悟，而过去15年来我所做的就是努力开创女性主义可以怎样正面的看待「性」，可以怎样看到其中诸多的复杂多样矛盾欢愉，可以怎样在这样的努力中认识各式各样的性主体和性别主体。这第一个觉悟是很重要的，有这样的觉悟才可以理解为什么台湾的女性主义者无法理解台北公娼争取工作权的努力，为什么台湾的女性主义者对于身边共同努力的女同性恋视若无睹。我觉得这个视若无睹和无力处理也反映出一个阶级的面向，因为自命正统优势的中产女性主义根本看不见其他的社会差异，她们对亲密关系的想象还是很传统的一夫一妻白首到老，完全没办法接受多元多样自在愉悦的性。她们看到不熟悉的东西就只能说，那是──像刚才丁乃非说的──「超前的」或是「落后的」，她们没办法面对真正的社会现实，对性工作者或者女同性恋主体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发展出来的生存策略也完全看不懂。这就是女性主义很大的盲点。
所以我的第一个女性主义觉悟就是发现女性主义在「性」的领域中有着很多无知和盲目和自以为是。我的第二个觉悟就是发现，女性主义虽然号称是性别方面的专家，可是对于「性别」却所知甚少。这怎么说呢？
在过去15年参与台湾女性主义和性别运动的过程中，我们常常听到「两性」平权的说法。听起来是个很好的理想，但是后来就越来越发现这个思考框架有它的局限。因为它一开始就假设天生只有两性，男和女，接下来大多数人都会问：「那么两性要怎样相处才能和谐呢？」这个问题当然反映了社会变迁所带来的冲击让大家都很焦虑人际关系的调整，可是女性主义性别解放运动总不能变成道德伦理重整运动吧！我另外举个例子，搞了很久的两性平等教育，很多人的理解竟然只是「我们教养孩子应该要让男生学会哭泣，学会做家事」。有些老师在学校的两性平权教育中竟然是这样教孩子：「男生要尊重女生，女生要尊重自己」。难道性别解放运动就只是这样的层次？
用这种「两性」的模式来想「性别」就会产生一些严重的盲点。女性主义者在分析性别的时候都说要区分「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说生理性别就是天生的身体装备，说社会性别是社会认定有这种生理装备的人应该有怎样的性别特质，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而女性主义者抗拒的就是社会依着生理性别而分配个人的社会性别、社会角色、和性别特质。说白了，就是不愿意接受社会规定生为女人就应该女主内，温柔贤淑，顺从丈夫，孝顺公婆；女性主义者要争取女人也有实现自我的各种能力和机会。
这些都很好，也确实为女性争取了一些空间，可是后来我们就越来越看出来，其实很多女性主义者对「性别」的认知最终还是只看到「生理性别」而已。她们或许会争取社会让女性有更大的空间和自由，但是这只适用于「生理」女性而已。遇到了那些生为男性但坚心认同自己是女性的跨性别主体时，女性主义者还是很有保留，总觉得没经过女性的成长过程就永远不可能理解女性的处境，就永远不可能有正确的女性意识；而遇到了那些很阳刚、man到很像男人的女同性恋时，女性主义者还会责怪她们被父权洗脑，太贴近男性认同。最近这几年，女性主义者越来越相信生理性别，因为她们越来越觉得只要是生理男性，不管有没有事实左证，不管所谓「受害者」有没有控诉，都可能对女性或儿童施暴，因此女性主义者积极立法保护妇女和儿童，男人对女性或儿童的亲密表达都被另眼看待，都很容易被说成是性骚扰或性侵犯。说穿了，这种对「性别」的认知是很双重标准的：只有生理女人的性别要被解放，要享受更大的空间，别人的性别──不管是跨性别还是男人──都是有问题的，都要被检验被批判。
我的运气比较好，有机会学习到和「性别」有关的很多经验。2000年我第一次认识了一个跨性别的朋友，也透过她而结识了更多跨性别朋友，很快就觉悟到，过去读性别理论的时候遇到过「跨性别」（transgender）这个概念，可是我并不真的了解它，所以读了理论也是虚的，就像王苹刚才说的，认识社会现实才是所有的知识的基础──我在认识跨性别的朋友时才开始学习什么叫做「性别」，我开始懂所谓的「性别」并不是两个框框，男的在这边，女的在那边，此外就没有别的选项了，所谓的性别既不是生理的也不是社会的，而是主体不断在社会脉络中定义自己的过程。事实上，当我认识跨性别的朋友的时候，我开始学习看到那两个框框是框不住所有人的，有很多人在框与框之间，有些人在框框之外，有些人从这个框移动到那个框，或者跨在两个框上，多样性非常之大。连我自己都开始注意到，有一阵子我会比较女性，会喜欢穿比较阴柔的衣服，头发烫着卷卷的大波浪，可是有另外一阵子，我就比较喜欢打扮得很中性，甚至非常阳刚，理着超短的直发。每一个阶段的打扮都代表了那一段时间我对自己的性别想象，可是别的时候我又觉得另外一些样子也是我。能够有那么多样的呈现方式不是挺好吗？
当我认识越来越多跨性别朋友，我也越来越知道自己的无知，越来越懂得谦虚，因为我的性别判断太常错误了。我们组织的跨性别团体每两个月聚会一次，每次都有十几个新朋友来，见到新人的时候我总会习惯性的断定对方的性别，可是百分之六十的时候会错。我以为这是个漂亮女生，结果却发现是个原生男性；我以为那是个阴柔的男同性恋，结果却是个有着女性身体装备但是认同男性却也爱恋女性的人。如果你有点听不懂我在讲什么，那你学习对性别谦虚的时刻就到了，因为我们对性别的自信往往就建立在我们确信能辨识对方属于哪个框框，而且只有两个框的基础上。但是我这几年在跨性别的群体当中学到了很多，不单学到了「两性」框架完全不符合社会现实，也学习到这两个框架的狭隘性，更重要的是看到这两个框架会造成许多人的痛苦。
认识了跨性别，才看得到我们社会里太多事情建立在两性的基础上而排除了任何其他可能。就连每天最简单的上厕所都造成跨性别的痛苦，你能进哪边？到这边有危险，到那边被当成乱闯，在学校里被同学取笑戏弄，被老师当成需要被矫正的对象，找工作的时候公司不录用，说形象不对、不能代表公司。过去这几年甚至有好几位跨性别朋友因为走投无路而自杀，这些都是被我们这个两性框架的社会造成的人生代价。因此我的第二个觉悟就是发现女性主义竟然对于性别所知这么少，竟然还是拥抱生理性别的决断性。在一个不断说要性别平等、性别多样化的社会脉络里，跨性别竟然不被女性主义视为自己性别奋斗之路上的战友。女性主义竟然看不到：不解决跨性别所承受的歧视，就没办法彻底消除自己所受到的性别歧视。这也构成了我这几年的研究项目，希望能凸显性别框架的排它性和规范性。
如果女性主义只能看到男人女人，只能要「两性」平权，只能扩充生理女性的权力，老实说，这样的女性主义可就错过了世界上很大的一群人。我们这次带来的书籍里面就有一本是我们后来编写的《跨性别》，这在中文世界里是唯一一本有关跨性别的理论和文化分析，我们希望女性主义要有跨性别的视野，也希望这个议题能在大陆的性别圈子里开始与社会现实并进。
好，该讲我的第三个女性主义觉悟，这第三个觉悟也让我从性和性别的主题更延伸到法律和政治的议题。从2000年开始，我很深刻的感觉到新兴的网络世界越来越没有自由，我们原以为网络的匿名世界可以提供一个空间，让平日无法表达、无法接触的性言论和信息能够自在的流动，性的文化素材能有一个自在的空间发展，不再被商业体系垄断，而这些自在的发展不但能让各种性主体伸展自我，也可以丰富我们的情欲文化，减少压抑，提升质量。
可是在台湾，我们的妇女团体、儿少团体、保守的宗教团体竟然团结起来，以保护儿少、维护善良社会风气、甚至「尊重女性」为名，设立了很多超越世界水准的法令，从2000年起，规定网络上不能谈某些话题，不能用某些字眼，不能提供某些信息，不能交换交流，否则就是触法，就可以被起诉。这不是当代的文字狱吗？网络上网友们彼此交换养眼的图像，诉说情欲的经历，询问一夜情的对象，这种好不容易在匿名中养出来的勇气和自在，现在都被当成刑事案件，说是散播猥亵，都被约谈起诉了。我们过去以为台湾是自由世界，应该有言论自由，不过现在台湾的自由尺度好像越来越差。
在2000年以前，我们女性主义者常常像王苹提到的在内部讨论辩论，或者写文章在刊物和报纸上辩论，和不同意见的人是可以对话的。可是2000年以&后就再也不用辩论了，要是不喜欢你的论点，就让法律来处置你。像我们性╱别研究室一向很直接的批判各种不公不义，维护性的自由权利，2001年我们批判警&方用诱捕的方式侦查网络性交易，结果就被妇女团体检举，差点关了我们的网站。2003年甚至有11个妇女、儿少的团体连手到法院告发，说我的性学术网站包括了一些有问题的边缘项目，还提供相关链接，有散播色情的嫌疑，结果我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打官司捍卫自己的权利，还好最后被判无罪，也保住了学术圈的言论和信息自由。这就让我很感慨，不同意我的理念也没关系，可是用法律来让我噤声，这也未免太让人寒心了吧。
除了和我自己相关的司法纠葛之外，我也在这些年中收到很多人来信，他们都因为在网络上自在的留言而被侦办起诉，所有的调情暧昧露骨文字都被当成企图性交易或者传播色情，很多案情荒谬牵强到不可思议的地步。透过这些经验和故事，我有了第三个觉悟，我觉悟到这些保守团体正在扩大女性主义的母性保护语言，极力净化社会空间和网络空间，而这种保守的女性主义目前已经逐渐取代了男权和父权，成为了新的道德霸权，用保护儿少的名来限缩人民的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学术自由。而在此同时，某些进入权力核心的女性主义者更是道貌岸然，眼中只有教条，只有权力，只有狭隘的正义和道德，只会利用机会极力排挤异己，以便壮大自己的势力。她们执行的是最粗浅的生理教条，推动的是最简单的男女逻辑，结果，这个主流化的女性主义在当代很多议题上都提不出什么进步的看法，反而去接合了倒退的力量，立了很多烂法，也因此激起很多不满的声音。
在观察这个近年的发展时，我也注意到台湾的新兴民主体制好像总是在表面上有着很大的自由，但是在性的议题上却走到了绝对的封锁主义，而在关闭性言论空间的过程中，女性主义语言和女性主义团体竟然是最主要的推动力量。事实上，目前我最主要参与的运动都和对抗这个主流化的力量有关。当女性主义走到这一步的时候，我想大家都应该觉悟，女性主义不够用啦！大家需要研究别的观点，深入其他理论，充实我们的思想内容，丰富我们对社会和历史的认知，也唯有这样才能重新思考要怎样改造女性主义。
在女性主义的路上走了二十年，我得到这三个觉悟：我觉悟女性主义在「性」领域缺乏正面积极的说法，我觉悟女性主义在「性别」的路途上认识很狭隘很有限，最后也觉悟主流化的女性主义是一个压迫异己的庞然怪兽，亟需批判和改造。这三个觉悟让我积极努力的开拓新的眼界，但是这也让我更为清楚，我们不能只拥抱一种理论，一条道路，社会的变化非常复杂，我们需要更多分析工具，我们需要更多不同的理论，我们需要更多的认知，更多的社会参与。这也是我们这一次四处交流、多方学习的目的。
【内容提要】广东的工会直选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并被认为是中国工会的改革方向。其背后既有工人运动自下而上的推动力&量，也有社会建设自上而下的建构要求，同时也是广东产业转型的政策结果。虽然工会直选的广东实践在部分企业取得了成功，尤其在集体协商和工会干部作风方面&有了焕然一新的面目，但工会直选的进一步制度化依然面临诸多障碍，诸如资本的强势、工人本身的成熟度、地方政府的思维方式以及上级工会态度等，这些障碍阻&碍了工会直选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关键词】工会直选　罢工　广东　劳动关系
Abstract：&Direct&election&of&the&trade&union&in&Guangdong&has&attracted&wide&coverage&and&has&been&taken&as&showing&the&direction&of&overall&trade&union&reform&in&China.&It&is&a&joint&result&of&the&bottom-up&driving&force&of&the&labor&campaign，&the&architectural&need&for&up-bottom&construction&of&society，&and&Guangdong’s&proactive&policy&for&industrial&transformation.&Direct&election&of&the&trade&union&in&Guangdong&has&brough&about&remarkable&changes&in&a&few&enterprises，&especially&in&terms&of&collective&deliberation&and&the&working&style&of&the&trade&unionists.&However，&further&institutionalization&of&directly&elected&trade&union&has&met&with&many&obstacles，&including&notably&the&strong&power&of&the&capital，&the&immaturity&of&workers’&mentality，&the&way&of&thinking&of&the&local&government，&and&the&attitude&of&higher-level&trade&unions.
Keywords：direct&election&of&the&trade&union，&strike，&Guangdong，&labor&relationship
　&　2012年5月，广东深圳将启动163家企业工会直选的消息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在中国，关于工会直选的话题一直比较隐晦，而深圳工会如此造势的原因源自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汪洋对深圳理光公司工会的推崇。由于实现了企业工会直选，理光公司工会在维护工人权益的同时，成功帮助企业减少劳动争议和降低工人流&失率，这种能够稳定企业劳动关系的工会机制被汪洋大加赞赏，他用“自己争来的幸福才觉得是真幸福”的话来鼓励工人直接选举工会，并要求广东省推广理光经验&（闵杰，2012）。汪洋的讲话正值中国由于富士康跳楼事件以及南海本田罢工事件所引发的新一轮劳动关系动荡期，它点燃了社会对于工会改革的期盼热情，因&为社会上普遍认为基层工会组织不代表工人是劳资矛盾加剧的根源所在，以至于许多人把此次深圳工会直选当作中国工会改革的动向。
　&　其实，中国的企业工会直选并不是最近才有的新鲜事物。早在1984年，吉林省梨树县总工会在县办工厂中搞工会“海选”①。随后，浙江、福建、山东、广东&等地都有企业工会直选的事例（Chan，&2005）。其中较具规模的是浙江余杭地区的工会直选，该地区工会1999年在一家汽车运输公司开展了工会主席直选试点，取得了不错的效果，随即在整个区&域进行推广。当时的直选程序就与今天无异，先由会员职工先行选出工会会员代表，再由会员代表直接选出候选人，候选人作竞选演讲后，由会员代表投票表决，选&出工会正、副主席与委员。该地区当年有近一半的企业实现了工会直选。可以说，近三十年间，全国各地的工会从未停止过工会直选的试验。然而，总体而言，中国&的工会直选还是零星和分散的。一方面，工业化进程下的劳动关系态势更趋紧张，越过工会展开的工人反抗行为以及劳动争议事件越来越多，工人自发维权的规模也&越来越大，而另一方面工会直选还仅停留在地方治理的层面，而且经常是走一步退两步，工会直选的热情更多依靠当值的地方党政或工会官僚，而随着他们的离职，&工会又可能恢复以往形态。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看到工会直选跨地区的制度化，并远远落后于农村村民自治和城市社区居民自治等基层民主发展。
　&　然而，此次广东工会直选运动却有着一些新气象，一方面，这是首次地方党政最高级别的官员肯定和要求工会直选，以往地方政府在赋予工人组织权以及劳动法律&保护方面一直扮演消极角色（Gallagher，&2005）。而另一方面，广东的工会直选实践保持着一定的时间连贯性。广东深圳蛇口工业区在1986年就率先进行工会直选试点，1988年全面铺开，在受&到前任全国总工会（以下简称“全总”）主席尉健行高度称赞的工会蛇口模式中，有一个重要内容叫“六率”工作法，其中一“率”就是“确保民主直选率”②。而&蛇口工会直选的经验，也反映在了全总1988年起草的《工会改革的基本设想》。该《设想》第七章第四十三条鼓励“有条件的基层工会委员会可以逐步实行领导&人由会员直接选举产生”。此后，工会直选在广东的土壤上不断生根发芽。2003年，时任广东省总工会副主席的孔祥鸿统计广东三分之一的基层工会组织都是民&主直选产生。（吴辉，2003）③而到了2012年，广东又掀起了新一轮的工会直选运动。2014年，广东省总工会宣布计划用5年时间实现全省企业工会普&通民主选举产生。那么，为什么广东会形成工会直选一直以来的土壤？但为什么多年的工会直选实践却没有得到高层的制度化？此轮工会直选运动的背景又是什么？&工会直选与劳动关系稳定以及政治稳定到底是什么关系？工会直选有哪些经验和教训？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广东最近开展的基层工会民主选举工作来回答上述问题。
二、广东工会直选的推动力量
　&　学界虽然一直把工会直选作为中国工会改革的方向（陈剩勇，2004；王金红，2004），但对于通过何种力量才能推动此项改革却有不同的看法，一方认为，工人的行动主义是工会得以改革的驱动力，为了避免激进工人运动的产生，工会会做出自身改革，以回应这种压力（Clark&&&Pringle，&2009）；而另一方面认为，工会直选在中国既定的政治环境中困难重重，既有工会本身官僚思想的阻碍，也有政治原则中党与工会关系的具体考量，工会直选的重要推动仅仅可能来源于政治环境转变的情况下（Howell，&2008）。显然，广东此次的工会直选运动能看到两种力量的共同推动。一方面，作为中国经济总量最大的省份，广东拥有数量最庞大的工人队伍，面临最紧张的&劳动关系压力。另一方面，广东具有独特的经济和政治气候，其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一直扮演着“先行先试”的角色。因为广东这个特殊的定位，中央政府往往把一&些改革的试点放在广东，而广东的历届领导人也有很大的动力来寻求新的改革思路，广东各方面的改革往往具有全国性意义。当然，广东更注重市场和社会的力量去&持续推动改革而不是依赖国家的短暂动员（郑永年，2012）。
　　推动广东工会直选的第一支力量来&源于工人越来越激进的行动主义，这为政府治理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这其中，第一个压力来源于二十来岁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工厂体制中的迅速崛起。相比于他&们的父辈，尽管他们的工资远高于法定最低工资标准，但他们更难容忍不公平的现象而且有更强烈的愿望来改善他们的权利。他们对现实有着更多的不满，并要求更&多的利益。由于善于利用网络和手机获得了更好的组织性，他们也更愿意和更容易发动罢工（Pun&&&Lu，&2010）。第二个压力则来源于工人群体呈现出来的对政府的“整体性疏离”。一项针对农民工的全国性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对政府的信任度要显著低于其父&辈（符平，2013）。这种低信任度加大了政府处理罢工事件的难度。罢工现场中，出现越来越多的官商勾结的话语，工人不听从地方官员的游说和劝说，拒绝官&方的谈判要求和解决方案，甚至还会攻击地方官员。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贸然采取任何行动，总可能引发更大程度的骚乱。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工会被要求来&处理罢工事件时，面对工人群体，常常需要喊出“我们是工会，我们不是官，我们百分百地站在你们一边”的口号，以此取得工人群体的信任。④第三个压力来自劳&工NGO的蓬勃发展。珠三角活跃着成百上千的劳工NGO，其中，一些机构正在帮助工人传播集体结社的经验（Xu&&&Chan，&2012）。最让政府担心的是，一些劳工NGO开始高度介入到罢工事件之中，它们通过网络以及眼线会很快联系罢工积极分子，帮助他们组织工人，提供培训，&与雇主进行谈判。有的劳工NGO走得更远，开始培养工人群体中的工人领袖（陈伟光，2012）。华南地区正在崛起一支工人联合力量，劳工NGO的行动正在&把分散的农民工组织起来，逐渐改变以往外来工分散和无组织的特点，并且他们的活动得到了跨国网络的大力支持（黄岩，2011）。一位地方工会的官员甚至用&“竞争”来比喻劳工NGO与工会的关系。⑤
　　推动广东工会直选的第二支力量来源于国家自上而下的&社会建设要求。自中共十七大以来，社会建设成为中国新的政治话语。相比于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更加关注人的生存和幸福。政府的“十二五”规划中承诺居民收入&在2020年将实现翻番，最低工资水平每年保持13％以上的增长，同时大力推动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工资应该由雇主和工人共同决定。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掀&起了劳动立法热潮，《劳动合同法》（2008年）、《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2008年）、《就业促进法》（2008年）、《社会保险法》（2010年）&等法律相继颁布都在不断给予劳动者各种社会保护。除了突出民生，社会建设中还有社会自治的要求，而这就会涉及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问题。国家希望把社会组&织作为民众利益诉求的另一种组织化渠道，不但可以提高弱势个体的利益博弈能力，同时将无序的个体“怨愤”纳入到有序的制度表达渠道（蔡禾，2012）。过&去，社会组织一直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这涉及社会领域内公民结社所带来的政治稳定性问题。为此，政府建立了社团的“双重管理体制”，每个社团都必须有两&个“婆婆”，第一个“婆婆”是社团的“业务主管单位”，另一个“婆婆”是社团登记机关，以此限制和控制社会组织的发展。而现在，中央选择在广东做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改革试点，改变了社团登记制度，将“业务主管”变成“业务指导”，支持社会组织的扩大发展，帮助地方政府转变职能。然而，备受打压和限制的劳工&NGO是否应该得到支持和发展，却存在不同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这些劳工NGO是否会演变成为“第二工会”。为了绕开争论，广东有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举&措，一个举措就是在各级工会下面成立职工服务类社会组织联合会，用来统合各类劳工NGO，这虽然是一种控制机制，但也同时给予了劳工NGO合法性；而另一&个举措就是改造企业工会，通过工人民主选举，使工会成为企业内工人自治组织。
　　深圳理光公司是一&家拥有5000人的日资制造企业。2007年成立工会时，资方推选的主席候选人没有得到工人的认可，在投票中落败。而工人们则选举了一名不在候选人范围内&的工人代表为工会委员，并在委员投票中当选为公司工会主席。而企业行政和上级工会并没有干涉结果，一个完全由工人民主成立的工会由此产生。理光工会成立以&来，通过有谈判过程的集体协商实现了工人工资的不断上涨，带来了工人福利的不断提高，而企业方也走出了工人频繁流动和劳动争议不断的困境。该公司的工人流&动率只有不到4％，而同行业的流动率则在20％。实行工会直选后，劳资双方也实现了长期的工业和平。2012年4月，汪洋与理光工会进行了座谈，高度评价&理光工会，认为理光工会稳定了企业劳动关系，形成了良好的工人自治能力，而这完全是因为工会是民主选举产生的，这不但恢复了工会的本来面目，还呼应了广东&的社会组织改革。他要求在全省推广理光经验。随后，广东省总工会在深圳召开企业工会建设现场会，要求全省进一步推进企业民主选举工会主席工作，并力争出台&《企业工会主席民主选举工作实施办法》。而佛山等地已经先行颁布了《佛山市基层工会民主选举工会主席试行办法》。与此同时，广东力图加快《广东省企业民主&管理条例》和《深圳特区集体协商条例》的立法，这些法规中都含有深化工会直选和进一步推动集体协商的内容（Xu&&&Chan，&2012）。
　&　推动广东工会直选的第三支力量来源于广东的产业转型政策。以往的广东经济模式是典型的出口导向型，这种模式可以利用国家人口规模庞大的优势，以劳动力替代昂贵的机器设备，不断降低成本，获得收益，取得经济起飞的成就（林毅夫、任若恩，2007）。出口导向的工业化发展以便宜、守纪律、非熟练的劳动力为基&础，而珠三角也聚集了中国最庞大的“三来一补”企业群体。然而，这种经济模式让广东付出了太大的代价：一方面，经济发展付出多、收益低，并大规模消耗自身&的短缺资源，破坏生态环境；另一方面，产业的低端化也带来人口结构低端化，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蔓延，增加了政府治理难度（梁桂全，2008）。因此，&广东力推产业转型，将珠三角传统的低端制造业转移到粤北及东西翼地区，使珠三角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显著下降，同时，腾出空间，吸引先进制造业及高端服&务业进驻珠三角。实际上，近年来席卷广东省的劳动力短缺以及不断上升的工资压力，也是助推广东产业转型的重要力量。电子、服装等行业的投资者们将眼光转向&了东南亚的菲律宾、越南、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国家，而广东则努力引进更多的重工业和高科技投资。而为了配合转型，劳工政策也必须做出调整，提高劳工稳定&性和责任感，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便于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对于广东形成新的竞争力至关重要。这就必须改变以前压制为主的劳工政策，转向合作型劳工政策，把&工人同企业、同工业的控制结构结合起来，以达到更充分的在经济上调动工人积极性的目的（Deyo，&1991）。而这显然也构成了工会直选的推动背景。
三、工会直选的条件和程序
　&　即便工会系统内最积极的改革派也不认为所有的企业都适合工会直选。他们担心如果在一些不合时宜的企业实行工会直选，反而会造成劳动关系失控。一般而言，&不适合直选的企业大致有三类情况。第一类是劳动关系比较紧张的企业。这种企业容易直选出激进的工会主席，因为“刺头”更容易得到工人的拥护，但这反而不利&于劳动关系稳定。第二类是不同省份、地区乡缘关系对立的企业。《南方都市报》曾经报道过一家生产煤气炉的企业实行工会直选，由于该企业川籍员工和湘籍员工&数量相当，工会主席的直选变成了这两个省的员工在较量，结果无论哪个省的员工当选工会主席，工作都很难开展（吴辉，2003）。第三类是新投产的企业。这&类企业工人相互不熟悉，没有办法投票选举。早在1991年，深圳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在要求园区企业实行工会直选的同时，也规定了不适合工会直选的四个条件：&成立第一届工会委员会的；换届选举时当年职工流动量占40％以上的；职工队伍明显形成地方派别现象的；民主直选受到严重人为干预的。广东省总工会在有关工&会组建的工作条例中也列出了上述限制性条件的规定。
　　显然，工会直选条件的限定体现了工会的高度避险和相互矛盾的策略。在一个劳动关系紧张的企业，选举出一个深受工人爱戴的工会主席，远比留下一个工人自发行动的真空状态更可取，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在于&上级工会极度担心失去对基层工会的控制（Howell，&2008）。当然，一些地方工会也意识到问题所在，工会直选如果不能发动工人，只能徒有形式。比如，深圳工会就要求劳动关系紧张，尤其罢工后的企业要实行&工会直选，这主要是受到盐田国际的影响。2007年，深圳盐田国际港口罢工，之后便进行了企业工会直选，而在当时选举出来的工会委员中，确实大多都是态度&激进的罢工积极分子（王同信，2011）。不过，盐田工会并没有预料中的难以控制，反而与上级工会更加密切，同时在2012年换届选举中，这些当年激进的&工人没有当选，当选委员则更多是比较温和的工人代表。在深圳看来，发生了罢工的企业恰恰可以为工会直选提供生长的土壤，在这些企业实现直选可以很好地吸收&和利用工人在罢工过程中形成的组织化意识和能力，从而推选出工人中的精英领袖。而关于控制的问题，借用一位地方工会干部的话，“控制一个人显然要比控制一&群人更容易”。⑥
　　关于工会直选条件的限定不仅仅只是针对企业类型，也反映到了具体程序上。在程&序上，《工会法》要求“各级工会委员由会员大会或者会员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为此，全总在1992年和2008年专门出台了《工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和《企业工会主席产生办法》。在民主集中制的基调下，规定中有两个控制点，一个是候选人的提出，另一个是选举的实施。虽然，规定提出候选人要经过&职工群体讨论酝酿产生，但也强调了候选人需要经过企业党组织和上级工会的审批，“对不符合任职条件的予以调整”。这项要求体现了工会一元化的组织特性，强&调自上而下的控制。即便如此，在实际的操作中，候选人的产生还是集中有余而民主不足，而且往往是先集中后民主，即候选人先由组织提名，然后再到会员大会上&走个程序。虽然，全总的两个规定中有着诸如“企业工会主席候选人应多于应选人”等差额比例的规定，但由于候选人的产生已经缺乏民意基础，选举的实施也就只&剩下形式了。
　　不仅如此，关于选举程序的规定也显得过于隐晦，“企业工会主席可以由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直接选举产生，也可以由企业工会委员会选举产生；可以与企业工会委员会委员同时进行选举，也可以单独选举”。学界习惯拿“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的概念来区分选举的形式，工会主席由工会委员产生会被认为是间接选举，由会员代表大会或是会员大会产生则被认为是直接选举，一般而言，直接选举会比间&接选举拥有更好的民意基础和更强的民主程度（吴亚平，2008）。虽然，全总并没有书面上的明确态度，并把原因归结在由于不同地区以及不同企业情况所带来&的多元化的问题。但一位分管基层组织建设的全总副主席也认为直接选举会有更好的民主性，“所谓直选，就是由基层工会的工会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直接选举&产生基层工会主席和副主席。这是不同于由工会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主席和副主席的另一种民主选举办法。”（王娇萍，2003）
　&　从广东的工会直选程序上看，强化了三个方面的民主。首先是“会员代表民主产生”。企业一般以车间或部门为单位，按照一定比例（常常规定了一线员工比例）&选出工会会员代表，这个过程，没有任何干扰，使得会员代表大会具有充分的代表性；其次是“工会委员民主产生”。在这个环节中，候选人的产生完全放开，并采&取自荐、互荐（工友之间可以相互推荐）、组织推荐（上级工会或本企业工会推荐）以及企业推荐等多种方式，并最终由会员代表选举确定，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以往关于工会委员候选人的产生是“上届工会委员会、上一级工会或工会筹备组根据多数会员的意见，提出候选人名单”，完全由上级组织或企业组织主导，民意只&是作为被征询意见的辅助角色。而现在工会委员候选人名单由工会会员代表通过投票确定，虽然上级组织需要对投票的结果名单行使审查和审核的权力，但这种集中&机制毕竟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并没有取代和否定民意。最后是“工会主席民主产生”。这个环节则是完全的直接选举形式，工会主席及副主席候选人先由工会委&员投票选举产生，候选人再通过会员代表大会进行差额选举，直至最终产生工会主席。工会主席本可以由工会委员会投票产生，但却由会员代表大会来决定，这个步&骤则进一步强化自下而上的主席产生机制（见表1）。
　　当然，在工会主席直接选举环节也经历了反&复，工会主席由会员代表大会选举意味着上级的控制更加困难。在欧姆工会直选中，工会委员被选举出来后，在工会委员中谁能当选工会主席成为一个不可预知的事&情。如果采取间接选举的方式，由工会委员选举工会主席，上级工会还可以通过做工会委员的工作来影响工会主席人选，但采取直接选举的方式，上级的工作无异于&大海捞针。事实上，赵绍波出乎意料地当选为工会主席，而两位副主席候选人都无法获得半数投票，欧姆工会最终没有工会副主席（张伟，2012）。这种方式带&来了工会委员的民意与工人代表民意的割裂，并直接导致了赵绍波无法领导整个工会班子，工会工作无法正常开展，时常面临工会委员掣肘，而这也为日后的罢免工&会主席事件埋下了伏笔。⑦即便赵绍波当选是意料之外，但在与上级工会的关系中依然是非常顺从，并没有对抗性，而这也让上级工会再次意识到，选举一个受工人&爱戴的工会主席比控制工会主席更重要。由此，工会主席直选环节出现了一定弹性，如首次成立工会，则更倾向采取间接选举方式，以利于工会班子团结，而到了工&会换届，则倾向于采取直接选举方式，以增强工会产生的民主性。
四、广东实践的经验和教训
　&　首先，从推行的效果看，日资企业的工会直选比较成功，企业比较支持工会直选，而理光经验也来自日资企业。相比于其他类型企业，日资企业受到劳资冲突的影&响更大。其一，日资企业大部分是自有品牌的中国工厂，即时生产体制（just&in&time）以及零库存要求生产链环节需要高度稳定性，局部停工会带来成倍的放大效应；其二，由于身处高端生产制造行业，日资企业工人的技术性更强，流动率更小，工龄更长，家庭负担更大，他们有着更多的不满；其三，由于日资企业内部管理上的“天花板”效应使众多的中基层管理者升迁无望，从而也在不断累积不满；其四，也是最重要的，劳资冲突的背后总掺杂着复杂的民族情感，企业劳动关系受到中日关系的频繁影响。因此，日资企业把工会直选更多地看成中方工人自治的一种组织形式，虽然需要让渡部分企业利润，但却可以换来产业和平以及可预期的生产秩序。甚至发生了一种有趣的现象，在一系列反日游行示威中，那些实现工会直选的日资企业工人在游行过程中也会更有秩序，更没有过激行为。不仅如此，实现工会直选后，企业可以把工人抱怨和投诉转变成改善自己管理水平的推动力，&从而与日资企业强调不断改善的“质量圈”文化有效融合，进而推动企业的发展。
　　其次，在这些实现&工会直选的企业里，工资集体协商出现了焕然一新的面目。以往的企业工资集体协商过程通常是一个资方代表与由资方控制的企业工会代表在地方工会提供的标准合&同文本上签字盖章的仪式而已，不是一个真正谈判的过程，也不会出现劳资对峙的局面，更没有工人的广泛参与（闻效仪，2013）。而由于实行了工会直选，集&体协商的工会方终于有了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和代表性，这种形式的集体协商一般有几个主要特征。其一，为了保证集体协商的工人立场，企业工会会组织协商代表自&下而上选举，既是为了增强工会自身民主性，也是通过工人的高度关注和广泛涉入来增强工会的谈判力量，形成谈判过程的压力机制；其二，协商过程充满了各种博弈、争吵和休会，双方据理力争，呈现难得一见的谈判过程，这些集体协商都必须通过很多轮的回合才能最终艰难签订集体合同；其三，集体协商的结果大多实现了&工人工资较大幅度的增长，尤其是与最低工资标准的涨幅相比，并开始与企业经营绩效挂钩。集体协商的成果也会大大增进工会的合法性地位，不但增强了工会的民&意基础，同时，工厂的工人们也终于对工会有了基本概念和亲身感受。
　　当然，如果对于实现工会直选&的集体协商抱有过高期望也是不现实的，它在机理上与西方的集体谈判机制完全不同。这里面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一方面，虽然工会是工人民主选举产生，但它秉承&的还是多元立场，在帮助工人争取的同时，还是需要时刻考虑企业的承受力。这不仅是上级工会的政治要求，同时也是企业工会干部普遍行政兼职的现实情况，企业&工会具有自下而上民主选举以及自上而下管理权威的双向压力。以至于在许多企业的集体谈判过程中，工会协商代表进入谈判室后，发现自己的上司作为对手与自己&进行谈判。另一方面，集体协商在信息披露方面的制度建设严重滞后，工会进行集体协商的信息来源过多集中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行业平均工资的增长，无法获取企业实际经济状况的数据，协商代表更多的是凭借个人的感受在谈判。因此，这种形式的集体协商并没有实现高于劳动力市场水平工资的增长，而只追&求匹配劳动力市场工资水平的增长，实质上是让企业工资增长更加灵敏和紧密地反映市场工资增长水平。当然，对于中国劳动关系现状而言，能做到这点已属不易。
　&　再次，由于实现了工会民主选举，过去广为诟病的工作作风得到了比较大的改变。工会一旦成为工人群体诉求的制度性渠道，工人的各种要求就会潮水般涌来，工&会则会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从而前所未有地忙碌起来。对这些直选工会干部而言，一方面他们需要面临代表工人向雇主争取利益的压力，而另一方面他们又需要在&劝说和安抚工人不满情绪方面付出更多的精力，他们随时需要面对来自工人群体内部的指责和谩骂，以至于不少的受访工会干部都在抱怨工会工作压力太大，没有时&间从事本职工作和受到人身攻击。不仅如此，工会在自身建设方面也需要小心翼翼，尤其是工会经费的使用。理光工会全年工会经费二百多万元，可办公费却只有&7000元，连上级工会发给企业工会主席的奖金，也都用于开展工会活动。这显然是民主建会才会带来的变化，工会终于被置于工人群体民主监督的目光之下。虽&然，直选工会总体上还是呈现劳动关系“黏合剂”的作用，但它的进步在于企业工会首次有了工人民主，它首先需要关注工人诉求，深入工人群体，取得工人信任。
　　虽然工会直选带了诸多的变化，但如果要预测其前景依然是迷茫的，因为它依然面临诸多的结构性障碍，诸如资本的强势、工人本身的成熟度、地方政府的思维方式以及上级工会的态度等，这些障碍阻碍了工会直选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　首先，企业工会是否能得到直选还过多地依赖于资方态度，这依然没有突破中国劳动关系总的政治原则和行事逻辑。在许多按照上级工会要求实行工会直选的企业&中，管理方总有各种办法来影响和控制选举过程和结果，而选举出来的工会无非是“新瓶装旧酒”。在一家工厂中，以前的工会主席就是雇主的亲戚，而在老板同意&实行工会直选后，工人直选后的工会主席依然还是雇主这位亲戚。对于这种结果，上级工会也表示无能为力，他们并没有实质性办法。即便在那些先走一步的日资企&业中，也依然面临资本的强势，如今这些企业工会都有一个共同担忧，集体协商的成效越来越小，工资增长的幅度越来越缓慢。当企业管理者们意识到给予工人太多&并准备收起口袋时，工会一方并没有对雇主形成制约的任何办法，企业工会决不能发动和领导罢工，这是政治禁忌，如果违反了这一点，将会带来对工会直选的彻底&否定。这成了一个悖论，工会直选在于培育工人集体力量，但工会却不能领导和支持工人集体行动。因此，工会能做的依然只是一个意见征询者的角色，而不是一支&力量。当雇主决策后，它只能尽最大努力来游说和安抚工人群体。一位受访的工会干部戏言，工会直选对于雇主只是一只没有牙齿的老虎。⑧
　&　其次，工会直选也面临工人群体成熟度的考验。对于那些不谙世事且总在不断流动的年轻农民工而言，他们还不习惯自己拥有民主权利，投票选举是一个没有意思&的事情，投票给谁并不是基于其对候选人深入和理性的了解。因为他们来的时间很短，未来待的时间也不会太长，工会似乎与他们没有太大的关系。这代表了一种普&遍现象，整个珠三角的企业依然面临工人高流动率的现实。同时，即便对于那些对工会有期盼的工人而言，他们对于工会的理解也往往过于功利化，工会似乎仅仅只&是涨工资的工具，他们缺少基本的组织概念。我们常常发现，当企业工会开展活动时，常常会有工人集中入会的现象，而当活动办完后，又会出现集中退会的现象，&就是为了不交一个月5元的工会会费。⑨这种只顾享受会员权利，却不尽会员义务的举动对工会是一个巨大的伤害，工会始终无法形成有效的组织基础，没有一批忠&诚且稳定的会员队伍，无法建立有效的会员管理体系，从而让本来就没有力量的企业工会更加虚弱。
　　&最后，政府的思维惯性也是工会直选推行的风险因素。如果需要建立一个统计学意义上的工会直选与罢工之间关系，很有可能是不相关的，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仅是程序上实现工会主席直选就能消灭罢工。然而，如果实现工会直选后的企业发生罢工则会直接导致地方官员对直选的负面评价。当欧姆公司发生罢免工会主席风&波后，区和街道一级的政府组织几乎清一色地批评深圳市推行了工会直选政策，他们担心工会直选会唤起工人的权利意识，从而带来更大的不稳定。这种批评反映了&一个无奈的现实，地方政府更愿意与资本串通一气，确保当地经济发展而非工人的权益得到优先考虑。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地方政府更愿意为企业提供廉价和顺从的&劳动力，工会直选决不能影响企业和地方经济发展。这就注定了上级工会直选政策会遭到基层政府的阳奉阴违，同时也反映了行政官僚层级上下不同的激励导向，社&会建设还更多地停留在上层建筑，就如一个受访的街道干部直言不讳，“市里面不缺钱，但我们缺钱”。⑩
　&　除了上述的结构性障碍外，上级工会对待工会直选的态度依然是模糊的，这里依然有对基层工会组织失控、劳工NGO利用工会直选等方面的担忧，从而使得工会&直选工作只能在一种紧张和敏感的氛围中亦步亦趋。此外，现实的情况也不乐观，越来越多的工会直选企业患上了“罢工依赖症”。工人们对于通过集体协商来谈判&工资已经失去耐心，转而通过罢工实现工资大幅增长。深圳一家实行工会直选多年企业，5年来通过工资集体协商带来工人工资58％的增长，而2013年的一场&罢工直接带了30％～40％的工资涨幅。2008年后，南海本田实施多次工资集体协商，但依然数次发生了罢工。11由于缺乏实际的配套手段，直选的工会在&争夺工人方面的成效依然不够显著。而正是由于工会直选的研究还过多停留在政治敏感性上的争论，从而使得工会直选无法继续深入下去，而如果继续深入也就必然&要涉及罢工权、集体谈判权等问题，而这又会再次挑战政府敏感神经。
　&　总体而言，工会在近三十年来维护和促进工人权益方面是卓有成效的，但在组织工人方面却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这其中最大的障碍在于，一边是党政的支配地&位，另一边是强大的资本。工会只能求助于在体制内推动劳动法律的颁布，但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劳工问题基本上只是一种就事论事的“问题排除”手段，它不可能&赋予工人一种权力，使他们能够有效地预防和减少侵权现象（Chen，&2003）。现实中的个别劳动关系建构和调整，已经无法解决劳资矛盾和维系劳动关系的稳定，这一点在广东更加明显。新生代农民工的崛起带来了利益诉求层次&的增长，最低工资制度以及劳动法律已经无法满足各种类型的“法外诉求”，席卷珠三角的劳动力短缺现象也在不断推高工人要求改善其工作条件和提高工资的谈判&能力，连绵不断的罢工和抗议活动更是展示了工人群体的不满情绪。与此同时，由于无法对工人利益诉求提供快速和具体的回应，广东的劳工NGO得到雨后春笋般&的发展，不断占领劳工市场和“职工阵地”，并凭借一起起维权事件的介入，不断扩展自身的组织基础，实现自身的组织化。
　&　在种种压力下，工会左右为难的情况在广东得到了改变，地方党政开始鼓励“把权力交给工人”，力图形成对资本的制约力量（王同信，2013）。这标志着广&东劳动关系的集体化转型，这其中最重要的举措就是推动了企业工会直选，两种互补的力量和途径推动了这个过程：一是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建构过程，二是劳动&者自发的自下而上的促进过程（常凯，2013）。然而从广东实践看，前者对后者的整合依然显得力不从心，这其中主要有三个结构性障碍。第一个障碍来源于企&业管理层对工会的实际操控，而非政府主导，工会依然没有实质的独立性（Clark&et&al.，&2004）；第二个障碍来源于地方政府不同层级的激励导向，基层政府更愿意与企业资本保持紧密联系，从而使得政策上下断层；第三个障碍来源于对于稳定的不&正确的理解。体制内把稳定理解为不存在劳资冲突或罢工事件，这也是工会直选能够得到支持的重要原因，希望借此消解劳资冲突。然而，这种工具化的理解忽略了&工会直选对于政府的真正意义，工会直选实质上是一种将劳资冲突制度化的能力。这种制度化能力一旦在企业得到确立，劳资冲突能够在企业内部制度化解决，其对&社会的破坏力将变得越来越小，对政体本身的冲击力也越来越弱，罢工也就可以“去政治化”（赵鼎新，2012）。但显然，大部分党政干部还没有这样的认识。
　&　这些障碍使得工会直选仅仅停留于程序规范上，无法得到进一步发展，尤其无法展开罢工权和集体谈判权的讨论和实验。虽然我们不排除某种形式的民主工会将可&能在现存的法律框架中诞生，但要实现有效和制度化的企业工会主义还为时过早。这样就带来了广东劳动关系两种相互影响的现象：第一，开展工会直选还不是工人&主动的权利，而是完全由企业自己决定是否开展工会直选及采用何种方式，这也是为什么日资企业工会直选比较普遍以及广东一直有工会直选现象的原因；第二，珠&三角区域内工人维权的最主要手段依然是罢工。
　　*本文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劳动关系的多方参与机制研究”（12CSH046）资助。
参考文献：
蔡禾，2012，《利益诉求与社会管理》，载《广东社会科学》第1期。
常凯，2013，《劳动关系的集体化转型与政府劳工政策的完善》，载《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
陈剩勇、张明，2005，《中国地方工会改革与基层工会直选》，载《新华文摘》第4期。
陈伟光，2012，《忧与思——三十年工会工作感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符平，2013，《中国农民工的信任结构：基本现状与影响因素》，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2期。
黄岩，2011，《全球化与中国劳动政治的转型》，上海人民出版社。
林毅夫、任若恩，2007，《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相关争论的探讨》，载《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