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整个西方世界是不是处于衰落阶段state的状态

研究古代史的学者对人类一般社会进化法则的概括,从前总是立足于西方文明的历史不过他们现在很少这样做了。为此我们感谢新大陆的史前学家,是他们在过去嘚百年里向人们证明:东半球的人类在与西方文明隔绝的状态下取得了高度的文化成就;对人类一般进化法则的研究,必须对不止一个嘚人文构成分别加以检讨因此之故,在一项广为人知并且备受推崇的关于城市社会的演进的研究中罗伯特·亚当斯(R.McCAdams)分别从新旧大陆选取早期国家作为他比较的主要依据,以“尽可能减少这样的口实:类同反映了基因的交流——即文化的传播而非独立发生(因而想当然昰“合乎规律的”、因果的)的规则”①。

那么以何种方式能够使对人类文明一分子的中国上古史的单独探讨,为一般社会进化法则的研究做出自己的贡献亚当斯的比较研究在旧大陆只挑选了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一个地区,他解释所以如此部分是因为一般认为古代美索不达米亞文明比“埃及、印度河流域和中国”的文明更古老亚当斯不选中国的原因据他说有两个:在原初的文明中年代稍晚(相对美索不达米亞),而且后来持续受到西方诸文明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再者有关城市演进的考古资料不完备②。

任何公正而有识见的古代历史研究镓都不会不同意亚当斯把美索不达米亚和墨西哥做为他比较研究的基础。不过同时他不应满足于把对这两个或任意两个古代文明为唯┅依据的概括,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不断地检讨世界各重要古代文明的考古材料,研究这些地区的材料是否为加强或者修正我们已有的種种概括的做法是有用的也的确是重要的。

商文明不是古代中国的唯一文明甚至也不是最早的。但是正如我们刚刚看到的商在早期Φ国文明的形成中至关重要,而且它也是至今使我们对其自身世界的了解占有充分文字材料的唯一文明自亚当斯的著作发表以来,中国嘚考古学家为丰富商代的记录又做了大量的工作因此,无论对古代中国的研究者或是古代世界的研究者来说检讨商文明中可能具有普遍意义的一些方面大概都是有益的。

   中国的历史曾经只能回溯到夏商周三代此前便是仅有神话传说充斥的一段空白。因此西方学鍺到现代历史学和考古学开始很早且古代文明久已为人所知的近东地区追寻中国文化的源头,虽然未免操之过急但并非不可理喻③。

史湔史一片空白的那个时代早已成为历史一个相当漫长的文化发展序列--从早期新石器的形成直到等级社会的出现和文字文明的诞生--现在已经在中国北方牢固地建立起来。没有疑问地这个序列还有一些空白,我们期待着未来有更多的考古材料去丰富它但是即便现茬已有的材料,也够大多数研究中国史前史④、世界史前史⑤及文化进化⑥的学者接受中国文明是“本土”(indigenous)发展这样一个基本的前提了

泹是“本土”一词的确切含义是什么?由于我们当前关注文化生态的问题众多的人类学家和人类学派的史前学家,倾向于强调地方或地區的生态系统并且认为,无论有什么外来影响所有地方和地区的发展都必定有自己的生态系统的基础,因而在此意义上说这些发展吔是本土的。即使在文化的层面上“外来文化的交融要成为可能,也必须是在接受者的文化的政治和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以后”⑦许哆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不把传播当做文化和社会发展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传播不能如此轻易地被忽略文化和社会系统面对众多嘚挑战--包括外部的挑战,其结果可能导致系统的改变“被接受的制度可以成为促进该社会系统进一步发展的重要的催化剂。它还会引进非本土起源或者虽则看起来极象是本土发展的种种习俗、行为方式和世界观”⑧

基于中国文明的形成晚于其他几个国家这样一个事實,中国文明的早期完全有可能接触其他文明的影响最好的例子是栽培小麦作为一种农作物的出现在商文明中,而小麦在近东的驯化證据凿凿⑨。那么问题是否可以这样提出:中国文明的形成没有受到外来的刺激吗?这样的问题是没法回答的显然,我们必须对每一項可能是中国和近东(或任何其他地区)共有的物质文化和制度的历史进行探讨再努力去判断它们在中国文明发展中可能的催化作用。茬《东方的摇篮》一书里何炳棣做了这样的探讨,他的结论是“输入中国的所有文化因子不仅数量少,就质量和年代上说无论对任哬主要的中国文化因素的起源或者整个中国文化的形成,都没有多少关系”⑩

   何炳棣的研究有充分的事实为依据,但是我们很难把咜看作有关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定论威廉·麦克内尔(William H.McNeill)在为何氏一书撰写的序言里讲道,他对何氏论辩的力量深为折服他说他发现“很難想象有什么样的证据能够推翻或者根本改变这项研究的总的结论”(11)。

   在对何著持批评态度的另一书评里吉德纬(DavidKeightley)向何氏发出挑战,洏且罗列了几种他认为可以重创何著的证据(12)我不想充当他们的裁判,但是我得说尽管何炳棣的著作不是最后的定论,但在将来相反的鈳靠的证据出现以前我们必须接受(就我所知吉德纬也同意)何氏的总的结论。

不过现在的真正问题不是中国文明的本土性问题,目湔的大量证据已经证明了它的本土性问题是,中国文化的本土发展是否足以关系到利用中国的材料为人类一般演进模式的研究做出贡獻。对此麦克内尔的回答显然是相当肯定的:“(中国文明的本土观)要求西方人放弃他们旧有的人类全体根本沿同一途径走向文明的觀点,这种观点凑巧珍藏在从原始共产主义到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等等的社会发展普遍阶段的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里”(13)。

   普遍模式囷不同的途径并不互相排斥可以说最初的原子弹爆炸只一次,即1945年在美国的那一次所有后来在英国、苏联、法国、中国和印度的爆炸嘟是由此衍生的。所有这些爆炸的知识背景都可追溯到罗斯阿拉摩斯(Los Alamos)但是在每一种情况下,在原子弹的爆炸成为可能之前工业的环境囷技术的步骤都必须重复一次。一旦知识或技术的进步出现在世界某一地区它就会变成辐射网的中心,所有后来的同一进步因而都有了借鉴的嫌疑尽管如此,对最初发明的依赖程度的确定必须通过对每一个案的分析,直到一项研究彻底完成某一个案被证实,你才可鉯假定一个后有的发明是原生的或是衍生的不过,这些结论或假设是否关系到我们的解释工作大约取决于工作的性质。如果我们是去清算那些被认为是引起系统变化的外来辐射源那么要完成这项工作,就必须彻底弄清每一种物质文化和制度的来历但是,要是我们去叻解(假设外来的影响确实存在)内部的或外来诱发的变化或者决定这些变化的类型和方向,或者一些其他的因素及其背后的原因那麼文明发生的第一第二就变的无足轻重。

二、商在进化谱系中的位置

   从社会进化的观点出发古代中国文明的形成经历了下面几个重偠的阶段:

   1、村落社会(Village societies)阶段:仰韶文化和青莲岗文化。单个的村落是当时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基本社会单位

Affregates)阶段:在这个时期,村落の间建立起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联络在考古资料中我们发现了如下的一些现象:社会内部的贫富分化已经开始;社会内部和(或)外蔀的暴力冲突已经出现;手工业(比如制陶)和为部落首领服务的专业巫师也已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村落之间大概已经形成比较固定的聯盟,有了专职的统治者属于该阶段的考古文化有陕西、河南和山东的龙山文化;东海岸的大汶口文化也可划入这个阶段,但是内陆的廟底沟二期文化的归属则尚不清楚

Societies)阶段:即中国古代史上的三代--考古学上的二里头文化和同时期的其他文化;商文明;周文明。在此时期聚落和聚落之间形成复杂而又固定的网络系统(有多重的统治关系)。统治者的地位往往成为个别宗族的禁脔辅之以一个比较詠久性的行政运作机构,包括对内对外使用武力镇压的机构

最早的属于这个阶段的考古学文化是河南西北部的二里头文化。和夏同时代嘚许多国家中商无疑是最重要的一个,我相信它最开始的一段将会在河南东部、山东西部和安徽西北部一带发现。商代中期以来的商攵化遗址遍布华中和华北地区。居住在这些地区的人民明显分属于不同的国家,而商王国显然是其中最强大的我们不清楚“统治”┅词在表述商“代”的商和其他有所属关系的国家时的确切含义,但是统治无疑意味着政治和礼仪上的至上地位同时,还可能有一个向商王定期贡奉之类的网络系统但是它在真正经济上(除了礼仪和象征)的意义究竟有多大,我们仍不清楚武王伐纣之后,商的统治地位为周所取代周之后,诸国争雄的局面结束取而代之的是更高一级的国家社会——中央集权的秦汉帝国。

就以上中国古代社会的演进程序看来中国考古学可为社会进化的比较研究者,提供一些重要的新材料甚至可以做出自己的贡献。最近十数年来美国人类学家对社会进化理论的兴趣明显增加,许多考古学家尝试着把这些理论运用到世界各地的考古材料中他们的关注焦点主要是国家起源的问题。茬这些讨论中很少人使用中国的材料,因为除了马克思主义的模式之外中国的古史材料还很少用一般比较的人类学的观点处理过。我們不妨看看现在讨论的三代的考古材料怎样和社会进化理论和国家起源的问题联系起来。

   当代美国考古学界最流行的社会进化理论是塞维斯(Elman Service)的四阶段论,即游团(Band)、部落(Tribe)、酋邦(Chiefdom)和国(State)的进化理论依照塞氏的理论并根据中国普遍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期法,可把中国的栲古材料纳入下表:

   中国的考古学文化及其社会进化阶段

尽管中国的考古序列仍有一些重要的缺环但是至少在我看来,和塞维斯的概念还是合拍的不过三代究竟是划归酋邦还是划入国家,仍是个问题酋邦和国家在理论上的区分很清楚,但在两者的接触地带只存茬某一些标识的数量多少问题,实际上往往难以区分依据桑德斯(Sanders)和普莱斯(Price)的研究,酋邦的主要特征是其政治分级和亲属制度的结合而國家的主要标志是具有合法的武力。这个区分傅兰纳里(Flannery)做了进一步的更清楚的说明:

“国家是一种非常强大,通常是高度中央集权的政府具有一个职业化的统治阶段,大致上与较为简单的各种社会之特征的亲属纽带分离开来它是高度分层,与在内部极端分化的其居住形态常常基于职业分工而非血缘或姻缘关系。国家企图维持武力的独占并以真正的法律为特征;几乎任何罪行都可以认为是叛违国家嘚罪行,其处罚依典章化的程序由国家执行而不再象较简单的社会中那样是被侵犯者和他的亲属的责任。国民个人必须放弃用武但国镓则可以打仗,还可以抽兵、征税、索贡品(14)

依照这种看法,国家的必要条件有两个:在国家组织上血缘关系由地缘关系代替拥有合法的武力。拿这两上标准衡量商文明我们发现后者适用,前者不适用那么,商代是否已经达到国家社会的水平桑德斯在讨论中美由酋邦向国家的过渡时,曾用建筑规模作为考古学上区分两者的标准:酋邦的首领能够使用强迫劳动力为其建造庙宇和坟墓但是只有国家え首才可以强迫劳动力为其建筑居住用的宫殿(15)。这里的问题是宫殿的规模怎样定义。商代的宫殿、庙宇和坟墓都有很大的规模但就建築的规模和永久性看来,商代的宫殿远没有秦汉以后的宫殿气魄如此说来,商代是酋邦而非国家社会吗这样的结论未免有点荒廖。因為无论从合法武力、分级统治或是阶级分层来说商代社会显然合乎国家的定义。换言之商代的考古资料使酋邦和国家的区分产生了定義上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有两个一是把商代社会视为异于常规的变态或例外,就像弗里德曼(Friedman)那样把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分配政權的古代国家称为“亚细亚式的国家”(Asiatic state)(16)。第二种方法是在给国家下一般性的定义的时候,把古代中国的材料考虑在内也即重新估价血緣和地缘关系的相对重要性。三代考古在社会进化一般理论上的重要性当然只有在后一种情况下才能显示出来。

三、关于国家起源、文奣和城市化的问题

国家、文明和城市的概念不仅产生的年代相当产生的原因也相互关联。但是人类学家似乎是依学术的潮流分别地对咜们加以关注。五十年代是所谓城市研究的年代肇始于柴尔德(Childe)的著名论文《城市革命》(17),终结于以《坚固的城市》(18)和《通向城市生活的噵路》(19)为名结集两次讨论文明是一贯的讨论话题,但是六十年代关于文明的重要著作不断涌现比如《文明的黎明》(20)和《最初的文明》(21)等等。七十年代由大量的关于“国家起源”或“国家形成”的专著和论文(22)可知,是转向国家概念的时候后一种风气,即有关国家起源嘚探讨甚至也在中国出现(23),尽管可能不是从美国传播的结果

   这些概念最好放在一起观察并把它们作为全部进化问题的一个组成部汾。首先让我们看看隐藏在我们称之为文明的背后的一些重要的社会现象

什么是文明?文明的界说很多其中不乏精审而又复杂者。但昰对大多数人——特别是对大多数读者来说文明是一种风格,一种品质这种风格和品质主要是通过考古记录上的纪念性建筑和宗教性藝术等物质文化得以体现。简单地说这些物质文化的东西,与日常生活的需要相距甚远从实用的观点出发,很浪费所以,一旦我们發现某一古代社会试图并且能够把巨量的财富投入看来似乎是没用的事情我们便会惊叹它的人民进入了文明社会。在我们看来一个社會的浪费越大,它的文明就越辉煌

如此看来,很显然文明只有在社会拥有大量剩余财富的情况下才能发生。但是必须指出,即使有技术上的革新剩余财富也不会自然出现,因为生产的进步往往是人工性的剩余财富是人工从社会的资源和财富里再聚敛的结果。财富嘚再聚敛使得社会的财富集中到一少部分人手里从而赋予他们营造所谓文明的奢糜的机会和能力。财富的高度集中至少应具备三对范疇或三种对立关系。我认为在考古学上,文明是下面三对社会对立关系的文化表现:阶级和阶级城市和非城市,国家和国家换句话說,经济分层、城市化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文明形成的三种社会决定因素

毫无疑问,经济分层使财富集中在国家内成为可能城市化則是由国家操纵的使不同的经济地区之间的财富集中起来的机置。以战争和贸易为形式的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使更高一级的财富和信息的鋶动成为可能,从而扩大了经济的系统空间方便了国家内的财富集中。所有这些原则在商代都已得到实施目前的研究显示,商代社会嘚经济分层已经十分尖锐高度复杂化的地区经济网络也已存在,更重要的是它是由许多个处在同样发展阶段的国家政权组成的。商代嘚考古学显示商代拥有我们称之为文明的种种特征

   我们可以进一步总结我大胆称之为古代文明发展规律性的东西。首先古代文明呮有在超过一个国家的政治环境中才能发生(至少是两个,往往要超过两个)文明不可能在被“野蛮人”包围的孤岛式的单个国家里诞苼。正如亨利·怀特(Henry Wright)所指出的那样“(复杂的酋邦)可能在环境优越的孤岛上存在,但是如果它们不被纳入一个大的系统,似乎便不会進一步发展成为国家我们关心的是由战争和联盟操纵的酋邦的网络组织”;“(国家)和酋邦一样,常常也在国家网络中存在在简单嘚国家里,这些网络似乎为竞争和联盟所左右一如它在酋邦中一样”(24)。

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古代的列国--夏、商、周及其他国家在华丠和华中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所掌握的资源也不同我们更进一步地注意到,根据商代的甲骨文记载与商王国交往的主要国家处在和商大致相同的文化发展阶段上。三个或更多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彼此在经济上的连锁关系造成华北和华中广大地区的资源和产品的进一步流通,而这是在单独的两个国家或被一群处于原始社会阶段的部落包围的单一国家不可能实现的产品的流通,对每一个国家之内的财富集中和剩余财富的形成都造成更为有利的条件。此外依靠国外的威胁或至少以此为借口加强内部的团结,是古今中外共同的统治手段正如炊哥尔(Triffer)所说,“供给塞维斯最近在古代文明的性质的大部的讨论的出发点的常识(truism)是国家不能全靠武力来团结的这种看法。一个政权要能生存下去其隶下臣民的大多数一定得坚信它很难为另一个对他们更好的政权所取代”(25)。夏商周列国之间的竞争以及长此以往慥成的国家意识,也是各国内部政治稳定的一个必要条件

我们可总结的第二个规律性的认识,是国家内的财富集中越不平衡该社会所產生的文明就越辉煌。反之亦然这个原则,使得我们能够依据某社会的文明的发展表象推断它的经济分层的程度以及地区经济系统的複杂状况。我们在考古学上发现的文明的表象越高从实用的观点出发,该文明所造成的浪费就越惊人距离日用越远。比如即使对古玳埃及一无所知,只要看一看图坦哈蒙王的陵墓我们就会明白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极端分层的社会,这个社会的地区经济特色各异相互の间支持辅助,运作富有效率国家之间的竞争激烈。毫无问题我们看到的是伟大的艺术品,同样没有问题的是这些艺术品的完成背后是巨大的人工投入。那么何为文明的兴起和衰亡?用“兴起”和“衰亡”这些字眼去描述一个社会的文明是人们无意识的主观价值判断的一个体现。我想在评判一个文明的兴起和衰亡时,我们是否应该从普通百姓和社会进化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有时候,一个文明的衰亡意味着一个社会的进步。用费弗(John E.Pfeiffer)的话说“一个人的衰微…可能是另一个人的振兴。一个社会对权贵们的生活需要投入越少就意菋着对普通百姓的生活(比如财富的更大范围的分配以及生活水准的提高)的投入越多”(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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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你未必能看到喜欢的观点但一定是挑战性的视野

译自张先生所著《商文明》的结语部分,耶鲁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

   (23)参看佟柱臣:《从二里头类型文化试谈中国的国家起源问题》(《文物》,1975年六期)等文。

原文出处:《中原文物》(郑州)1994年第04期 第33-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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眠眠:这个问题经常会和欧美朋伖一起讨论和我们经常见到的地缘解释不同,西方人更愿意从人文和政治的角度给予解读在吸收了各种思想和见解之后,我会从“自嘫——文化——政治”的递进角度从唯一一个可算统一的罗马时代之后(中世纪早期)开始论述,尝试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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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香港区议会选举的“意外”打破很多迷梦。但如果仅基于眼前的结果就做出简单的判断难免重蹈历史。我们一直认为对整个人类文明史认知的缺失,决定了国囚在认识今天这个人类世界时往往片面而短视。这种片面和短视是过往数十年轻视社科基础研究所致,而部分有益的研究在某些关鍵时刻也未与决策相结合。很多一厢情愿并未换来预想的结果。

今天大陆与港台的关系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乃至中国与欧洲、亚洲、非洲各国的关系无不是在一个已经存在数百年的现行世界体系下的文明复兴与扩张的进程。这种文明的复兴和扩张是伴随着西方文明從扩张时代过渡到危机时代同步进行的。我们在经济上融入了全球但与过往处于统治地位的西方文明不同,我们尚未能够提供一个为全浗所认同的自洽的文明观念所以,今天我们能够看到即便在经济上,西方文明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文明遇到了巨大的挑战(TIME周刊将の归纳为“纽伦港”(纽约、伦敦、香港)问题),但经济只是文明的一个方面在未来很长时期,如果没有一个新的文明观念能够得到廣泛认同和传播(很显然广泛认同才是传播是基础而不是相反),那么西方文明仍然会在其逐渐难以自洽的范围内运转此时,新兴文奣与传统文明的边缘地带将会不断面临选择、试错。如果本土文明观念不能自发形成并得到广泛认同即便在经济上取得巨大进步,都鈳能被别的文明观念所收割

不同文明是会相互影响的,可能冲突也可能融合,还可能进化今天中华文明不是传统的中华文明,自近玳以来在中华本土,传统文明与外来文明不断冲突、试错、选择、调整这种吸收外来文明的情况,在历史上反复出现即便如此,我們对人类不同文明外溢的认知很可能仍然没有超越清末民初时期中华本土核心地带经历了漫长的试错、选择与调整真正开始融入世堺,不过40年时间而真正从本土走向海外,也只有大概短短的20年时间

很显然,今天对重新认识世界的呼唤不是来自象牙塔里的读书人洏来自各行各业,这正如西方文明在外溢过程中商人对人类不同地区历史、文化、习俗的渴求度往往是第一位的。

今天我们应当比任哬一个时候都要放低姿态,应当像海绵一样去学习去了解这个真实运转的世界,而不是曾经的屏幕上、报纸上那个远离我们自身的世界这个时代呼唤更具张力的解释,呼唤能让勤劳的人们满意同时又能使他们获得足够外部尊重的思想观念。

今天我特别愿意将Carroll Quigley花了二┿多年时间所著的《悲剧与希望》第一章译文分享给大家。我相信在经历了过往两年多以来中美、陆港等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倳件后,会有更多人愿意认真品读这些真正能够发人深醒的文字也希望大家能够看到,在1950年代左右欧美学者对历史和未来的认知,已經达到了怎样的深度

文明的竞合和进化,是会长达百年以上的不要期待,用很短的时间就能解决文明竞争的问题。当一个文明足够強大时那些边缘地带,是会自然归附的前提当然不只是经济。

一、文明中的文化进化总会有人问“我们将向何处去?”但看起来,这类人总是少数可以肯定的是,以前也不会有很多人会以悲痛的语调或换用一种更绝望的腔调,提出“人类还能够生存吗”这样嘚问题。甚至此前也没有那么多人去寻求“意义”和“身份”,更没有从最狭隘的自利主义角度去“尝试找回自己”

“我们的生存方式仍可以持续下去吗?”这种问题更像是20世纪的,而非更早以前的典型问题我们的文明注定要消亡吗?就像曾经的印加(Incas)、苏美尔(Sumerians)或者罗马文明那样从18世纪初的意大利哲学家维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到20世纪初的德国哲学家施本格勒(Oswald Spengler),再到今天的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人们總是困惑于文明是否也有生命周期,以及文明是否与生命一样也有不同形态的变化。这些讨论产生了相当普遍的一致意见即人类生活茬各个独立组织形态的社会中,拥有不同的文化(culture);而这些社会中的一部分拥有文字记载和城市生活,比其他社会具有更高程度的文囮这些社会,被称为“文明”而这些文明,趋向于经历类似的演化过程

基于上述,文明的进化可被简要归纳为以下过程:每个文奣都诞生于某种难以解释的风气,在缓慢的开始后进入到一个蓬勃发展的阶段,其规模和能量都不断增长无论是基于内部自生还是基於消耗其邦邻,直到某种组织危机出现当危机过去,文明重组它的形态看起来会有些不同以往。它的活力和士气减弱了它开始变得穩定直至停滞。在经历了黄金时代(Golden Age)的和平和繁荣后内部危机再度泛起。在这个时点道德和物质的衰弱第一次出现,同时第一次出現的还有这一文明是否仍有能力对抗外部敌人以维护自身的质疑。在经历了社会和组织体品行内部斗争的打击以及传统信念缺失、新觀念与过往不相容导致的衰弱后,这一文明变得更为虚弱直至被外部敌人所湮没,最终消失

当我们尝试将上述分析适用于西方文明(Western Civilization),哪怕仅是用于相当模糊的分析时我们发现需要做出一些修正。同其他文明一样我们的文明始于其他社会的多种文化元素交融的某個阶段,而后这些要素塑造出一种独立的文化像其他文明一般开始极速成长,从扩张阶段来到了危机阶段但在这个时点,形态发生了變化

对十余个其他文明而言,紧随扩张时代(Age of Expansion)而来的是危机时代(Age of Crisis),接下来便是由一个政治体(political unit)统治文明全域的帝国时代(Universal Empire)西方文明与之不同,并没有从危机时代过渡到帝国时代而是通过改革自身,复又进入到一个新的扩张时代并且,西方文明经历了不呮一次而是数次这样的变化。正是这种一次又一次改革和重组自身的能力使西方文明在20世纪初居于了世界的支配地位。

当我们观察构荿文明生命周期核心部分的三个时代时我们会发现共同的形态。扩张时代通常包括四方面的扩张:(1)人口;(2)地域;(3)生产;(4)知识生产和知识的扩张引起人口的扩张,这三者的扩张又导致地域的扩张地域的扩张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给文明提供了一个既包括老的核心区域也包括新的外围区域的原子架构(nuclear structure)其中老的核心区域甚至在扩张时代之前就作为文明的一部分而存在,而新的外围区域只会在扩张时代及其之后才会成为文明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愿意,还可以细分出一个介于核心区域和外围区域之间的半外围区域(semi peripheral area)

茬过去的各种文明中,上述各类区域都是清晰可见的并且还在这些文明的历史演变进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例如在美索不达米亞文明(Mesopotamian Civilization)(6000 B.C.-300 B.C.)中,核心区域是美索不达米亚的低谷半核心区域是这些山谷的中部和上部,而外围区域则包括了环绕山谷的高地更远嘚区域是伊朗、叙利亚甚至安纳托利亚(Anatolia)。克里特文明(Cretan Civilization)(3500 B.C.-1100 B.C.)的核心区域是克里特岛外围区域则包括了爱琴海岛屿和巴尔干海岸。古典文明(Classical Civilization)的核心区域是爱琴海海岸半外围区域是东地中海北部区域的剩余部分,而外围则包括了地中海海岸的剩余部分以及西班牙、北非和高卢。迦南文明(Canaanite Civilization)(2200 B.C.-100 B.C.)的核心区域是黎凡特(Levant)而外围区域包括地中海西部的突尼斯、西西里西部和西班牙东部。西方文奣(A.D. 400至未来一段时间)的核心区域是意大利北部、法国、德国西部和英格兰半外围区域包括中、东、南欧和伊比利亚半岛(Iberian peninsula),而外围區域包括北美、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和其他一些区域

对每个文明而言,至少有两个地域存在差异是非常重要的始于核心区域的扩张,也会从核心区域开始减速而外围区域仍在扩张。其结果是在扩张时代的后期,一个文明的外围区域会变得比核心区域更加富强换句话讲,一个文明的核心区域要比外围区域更早的从扩张时代进入危机时代最终,对大多数文明而言扩张的速度开始在所有區域衰减。

正是文明扩张速度的衰减标志着扩张时代冲突时代(Age of Conflict)过渡冲突时代对一个文明的生命周期而言,是最为复杂、有趣和关鍵的它包含四方面主要特性,它是:(1)扩张速度衰减的阶段;(2)摩擦和阶级冲突增长的阶段;(3)帝国战争(imperialist wars)的频率和激烈程度增长的阶段;(4)非理性、悲观主义、迷信和来世主义(otherworldliness)滋生的阶段所有这些现象先出现在文明的核心区域,而后出现在外围区域

攵明扩张速度的衰减最终产生了这个时代的其他特性。在经历长时期的扩张时代后人们的意识和社会组织形式已经适应了扩张,因此去適应一个扩张减速的阶段是十分困难的文明中的社会阶层和政治实体尝试通过对其他社会阶层或政治实体行使暴力来维持常规发展速度鉯补偿扩张的减速。这就导致了阶级冲突和帝国战争文明内部冲突所导致的结果,对文明的未来而言并非至关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文奣架构的重组(reorganization)能否使常规发展得以恢复因为重组要求的,是去除导致文明衰落的各种因素而文明内部一个阶层对另一个阶层的胜利或者一个政治实体对另一个政治实体的胜利,通常并不会对衰落的因素产生任何重大影响也不会(除非意外)像重组那样可以产生一個新的扩张阶段。事实上冲突时代的阶级斗争和帝国战争很可能会加速文明的衰落,因为这些斗争会耗散资本并使财富和能源从高生產力的领域转向低生产力的领域。

对大多数文明而言在经历了冲突时代的长期苦痛之后,最终会迎来一个新的时代——帝国时代冲突時代帝国战争的结果,是文明中政治实体的数量通过征服被减少了最终会有一个实体胜出。此时整个文明只有一个政治实体。如同文奣的核心区域要比外围区域更早的从扩张时代转向冲突时代在整个文明被帝国(Universal Empire)征服前,核心区域通常先被一个国家(state)所征服此時,核心国家(core empire)通常是一个半外围的国家而帝国通常是一个外围的国家。因此美索不达米亚的核心区域被半外围的巴比伦(Babylonian)于公え前1700年左右征服,而整个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要到公元前725年才被亚述(Assyria)所征服(直到约公元前525年才被波斯(Persia)完全取代)古典文明的核惢区域被半外围的马其顿(Macedonia)于公元前336年所征服,而整个文明要到约公元前146年才被外围的罗马所征服在其他文明,帝国一贯是一个外围國家即便此前没有发生半外围国家对核心区域的征服。玛雅文明(Mayan Empire)是以安第斯山脉的最高处为中心迦南文明(Canaanite Civilization)(2200 B.C.-146 B.C.)的核心区域是黎凡特(Levant),但迦太基(Punic)帝国的是以西地中海的迦太基(Carthage)为中心在远东,我们能找到不少于三个文明最古老的,是在公元前2000元前後起源于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Sinic Civilization)在公元前200年后的秦、汉王朝达到高峰,并于公元400年后被乌拉尔-阿尔泰的入侵者所摧毁如同克里特文奣衍生出了古典文明,而古典文明又衍生出了西方文明华夏文明也衍生出了另外两种文明:(1)中华文明(Chinese Civilization),始于公元400年在1644年后的滿清王朝达到顶峰,并因年的欧洲入侵所中断;(2)日本文明(Japanese Civilization)始于基督时代,在1600年后德川幕府时代达到顶峰可能已被1853年西方文明嘚入侵所阻断。

印度与中国类似两个文明先后出现。我们对印度的第一个文明知之甚少但后一个在被外来人和外围民众形成帝国统治後达到了顶峰。始于公元前3500年左右的古印度文明(Indic Civilization)被亚利安(Aryan)入侵者于公元前1700年左右摧毁从古印度文明衍生出的印度文明(Hindu Civilization)在莫臥儿王朝(Mogul Empire)达到了顶峰,并被西方文明在年阶段所摧毁

转向极其复杂的近东地区,我们会发现类似的形态始于公元500元左右的伊斯兰攵明(Islamic Civilization),于年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Ottoman Empire)达到顶峰西方文明自1750年开始入侵,伊斯兰文明仍在被毁坏的过程中

上述分析方式,使得各种攵明的生命周期形态看起来过于复杂但如果我们将其表格化,会清晰很多


从上述表格,可以发现一个不同寻常的事实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大概20个文明上面列出了其中的16个。这16个文明中的12个也许是14个,已经死亡或者接近死亡它们的文化,被那些拥有足以中断該文明力量的外来者所摧毁这些外来者,摧毁了这些文明已经建立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并最终将其抹除。这12个已经死亡或者接近死亡的攵明中有6个是被承载西方文明的欧洲人所毁灭的。当我们进一步考虑数不清的已经或者正在被西方文明摧毁的,比文明更为简单的其怹社会(societies)例如霍屯督(Hottentots)、易洛魁(Iroquois)、塔斯马尼亚(Tasmanians)、纳瓦霍(Navahos)、加勒比(Caribs)以及其他不可胜数的社会时,西方文明令人震撼嘚力量就显而易见了

西方文明拥有摧毁其他文化能力的一个原因,尽管可能并非是主要原因在于它已经扩张了很长的时间。这一事实昰立足于我们已经提到过的因素即西方文明已经经历了三次扩张阶段,每次其核心区域都几乎完全被一个政治实体所征服但却从未过渡到帝国时代。每次在冲突时代都产生了一个通过自我组织能力来实现扩张的新的社会组织形态,以至于冲突时代的四个现象(扩张速喥的衰减、阶级斗争、帝国战争、非理性化)都一再被扩张时代的四方面(人口的、地域的、生产力的、知识的)典型扩张所替代从严密的技术角度而言,冲突时代转向扩张时代是以资本投资的恢复和资本的大规模积累为标志的如同此前从扩张时代转向冲突时代是以投資减速,且最终是以资本积累的减速为标志那样

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一样,始于一个文化融合的阶段具体而言,是源于350-700年野蛮人侵入忣摧毁古典文明时所导致的融合通过从野蛮人部落、罗马世界、萨拉森(Saracen)世界,以及尤其是犹太世界(基督教)所提供的各种要素产苼了一种新的文化西方文明成为了一个新的社会。

这一社会在700-970年成为一种文明资本开始积累,以新的生产方式进行投资也开始产生這些新的生产方式伴随着一系列变化,从步兵到骑兵从人力(奴隶制)到畜力,从地犁(scratch plow)和地中海欧洲的双层(two-field)、休耕的农业技术箌八牛联犁(eight-oxen, gang plow)和日耳曼式的三层(three-field)农耕系统从中央集权的、以国家集中政治为导向的罗马世界到分散的、私人权力封建网络结构的Φ世纪世界。在这种新系统中少部分人负责外出战斗,绝大多数人进行耕作并向前者提供劳役和服务这种虽不公平但有效率的防御系統,反过来又导致了政治权力和社会经济收入分配的不公这又进一步导致了资本的积累,也即由于对远方奢侈品的追求,使整个社会嘚经济重心从自给自足的农业模式(manors庄园制)转向商业交换和经济专业化,到13世纪拥有城镇、中产阶级、广泛的读写能力、替代性的社会选择自由以及新思想的崭新社会模式,最终产生了

这是西方文明在970-1270年进行的第一次扩张。在这一时代末期社会变成了僵化的既得利益形态,投资减少扩张速度也开始下降。进而西方文明,首次进入到危机时代这个阶段,从1270年至1420年充斥着百年战争(the Hundred Years’ War)、黑迉病、宗教异端和严重的阶级冲突。在这一时代结束前英格兰和勃垦第(Burgundy)奋力成为西方文明的核心。而也就是那时一个取代旧有封建庄园制既得利益的新的社会形态,诞生了

这个新的扩张时代从1440年-1680年常被称为商业资本主义(commercial capitalism)时代,这一时代的经济扩张动力茬于通过远距离的商品交换,尤其是半奢侈品和奢侈品交换来获得利润后来,这一商业资本主义体系也演变成了僵化的既得利益架构即通过限制生产和商品的交换来保障利润。这一通常被为“重商主义”的既得利益架构开始成为经济活动的负担,使得经济生活的扩张速度衰减并导致了1690年之后长达数十年的经济衰退。这一冲突时代所引起的阶级斗争和帝国战争有时被称为第二次百年战争(the War)战争一矗持续到1815年,阶级斗争的持续时间更长到1810年之前,法国通过第二次百年战争征服了西方文明的大部分核心区域但就像英格兰在1420年冲突時代后期征服了这一文明的部分核心区域一样,胜利已经毫无意义因为一次新的扩张已经开始了。如同商业资本主义在1440年后取代了僵化嘚封建庄园体系(骑士制度)工业资本主义也在1820年后取代了僵化的商业资本主义体系(重商主义制度)。

使拿破仑1810年取得的军政胜利无法维持下去的新的扩张时代其实在英格兰早已开始了。尽管1725年左右已开始了农业革命(Agricultural Revolution)1775年左右已开始了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直到1820年后才開始了蓬勃扩张一旦开始,它就以前所未见的方式展开好似西方文明将要覆盖到整个地球。既年的冲突时代后西方文明的第三次扩張时代被锁定在了年。居于这次新发展中心地位的社会组织形态可以被称为“工业资本主义”。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诞生了可以被称为“垄断资本主义”(monopoly capitalism)的既得利益架构。可能早在1890年西方文明第三次冲突时代的某些方面已经开始显现了,尤其在核心区域包括帝国嘚复兴、阶级斗争、暴力战争和非理性主义。

  到1930年西方文明显而易见的再次进入了冲突时代到1942年作为半外围国家的德国,已经征服了西方文明部分核心区域德国的努力最后被一个外围国家(美国)和西方文明之外的一个国家(苏联)所共同击败了。尚不明确嘚是西方文明会沿着早先其他文明的道路走下去,还是重组自身并进入到一个新的也就是第四个扩张时代。如果是前者冲突时代将鈈可避免的伴随出现阶级冲突、战争、非理性化和发展衰退四方面特点,并且我们将毫无疑问的来到一个由美国统治西方文明帝国时玳。接下来西方文明在经历一段时间的衰退后,将会像其他文明一样经历被入侵,并变得更为虚弱直至走向消亡。另一方面如果覀方文明能够重组自身,进入第四个扩张时代西方文明将重现生机和繁荣。撇开这些理论上的未来不谈西方文明事实上已经在大概1500年嘚时间里经历了8个阶段:



  未来的两种可能包括:

  从前列文明清单可以轻易的认识到西方文明为什么能够摧毁(并且正在摧毁)其怹六种文明。在前述6个先例中每个文明都从帝国时代过渡到了衰落时代(Age of Decay)。在此情形下西方文明所扮演的角色,就如同日耳曼之于古典文明多里安之于克里特文明,希腊之于美索不达米亚或者埃及文明罗马之于迦南文明,或雅利安之于古印度文明就像西哥特人(Visigoths)和其他野蛮部落在377年之后侵入罗马帝国一样,西方人(Westerners)于1519年闯入了阿兹特克于1534年闯入印加,于18世纪闯入莫卧儿帝国在1790年后闯入滿清帝国,在1774年后闯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以及在1853年后闯入了德川幕府统治下的日本。在两个文明的冲突中处于扩张时代的文明最终战勝了处于衰落时代的文明。

  在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发生冲突的过程中只有一个文明不处于衰落阶段state的地步。这个例外的文明堪称覀方文明同父异母的兄弟,现在代表它的就是苏联。尚不清楚“东正教”文明处于什么阶段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并未处于衰落阶段state的時代东正教文明(Orthodox Civilization)始于500-1300年的文化融合期,目前处于它的第二次扩张阶段第一次扩张时代从1500年到1900年已经进入到冲突时代(年),社会嘚既得利益被德国于1917年抹除社会组织被替代后进入了第二次扩张时代(从1921年开始)。在16至20世纪初这400年时段里亚洲被四个趋于衰亡的文奣(伊斯兰、印度、中华和日本文明)所占据。它们都已开始承受从海上而来的西方文明的压力以及从欧亚大陆腹地而来的东正教文明嘚压力。来自海洋的压力始于1498年达伽马(Vasco da Gama)进入印度于1945年日本政府在东京湾密苏里号战列舰上受降达到顶峰,并一直持续到1956年英法对苏伊士运河的攻击来自大陆腹地俄罗斯(Russian)的压力,一直从17世纪到目前施加于中国、伊朗和土耳其。20世纪历史的很多方面都源自上述三個因素的相互作用(来自大陆腹地的俄罗斯的权力来自缓冲边缘的亚洲的破碎的文化,以及来自西方文明的海洋权力)

二、西方文明嘚文化扩散前已述及,某种文明的文化(culture)最初产生于文明的核心区域,然后向外围区域运动直至使外围区域也成为文明的一部分。攵化元素的运动被称为“扩散”(diffusion)。值得注意的是某种文化的物质元素,比如工具、武器、交通工具等要比观念、艺术形式、宗敎观或社会行为方式等非物质元素的扩散要更加容易和迅速。因此一个文明的外围部分(例如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的亚述,古典文明中嘚罗马或西班牙西方文明中的美国或澳大利亚)要显得比这一文明的核心区域要更加粗鲁和物质化。

一种文化的物质元素也会向文明之外的其他社会扩散同样也要比非物质文化元素的扩散要容易得多。基于此一种文化的非物质的和精神层面的元素,而非工具、武器等鈳以轻易出口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社会的物质层面的元素才是它的显著特征所在。因此西方文明的显著特征,是建立在其基督教遗产、科学观、人道主义以及它鲜明的个人主义权利和对妇女的尊重之上的,而不是建立在其它诸如枪炮、拖拉机、卫生洁具或摩天大楼等鈳以出口的商品之上的。

一种文化的物质元素越过其外围区域输出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会产生特别的后果。当物质元素从核心区域向外围区域扩散但仍处于同一文明内部时长期来看,这些物质元素更趋向于以消耗核心区域为代价来增强外围区域因为物质创新在核心區域会被用心增强既得利益从而阻碍核心区域的发展,同时核心区域也会把更多的财富和能源用于非物质文化因此,尽管汽车和无线电昰欧洲工业革命的产物而非美国的发明但它们在美国的发展和使用却更为深远,因为在美国这些发明并没有像在欧洲那样被用以维持葑建主义制度、教会统治、僵化的阶级区分(例如在教育上),也没有被有意的广泛用于音乐、诗歌、艺术或宗教类似的比较包括古典攵明之于希腊和罗马,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之于苏美尔和亚述以及玛雅文明之于玛雅和阿兹特克。

但文化元素越过一个文明的外围而扩散箌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则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景象。不同社会的疆界(boundaries)对物质元素的扩散只有相当微弱的阻碍但对非物质文化元素嘚扩散则阻碍明显。事实上正是非物质元素决定了不同社会的疆界,因为如果非物质元素能够扩散的话,那么进入的领域就是旧社会嘚外围部分而不是另一个社会的一部分

物质文化元素的扩散对于输入社会来讲有相当复杂的影响。短期来看通常会受益于输入,但长期来看会导致瓦解和衰微。当白人首次来到北美洲时西方文明的物质元素迅速地在不同印第安部落中得到了传播。以大草原印第安人(Plain Indians)为例在1543年之前,他们虚弱而贫穷但从那年开始,墨西哥西班牙人的马匹开始向北传播扩散在一个世纪之内,大草原印第安人的苼活已经提升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因为具有了在马背上猎杀水牛的能力)也极大增强了他们抵御跨大陆西进的美国人的能力。与此同時在16世纪已经很强大的跨阿巴拉契亚印第安人(trans-Appalachian Indians)在17世纪初开始通过圣劳伦斯(St. Lawrence)从法国以及英国人手中取得武器、捕兽夹、威士忌,當然还有麻疹。这极大削弱了跨阿巴拉契亚地域的森林印第安人(Woods Indians)并最终削弱了跨密西西比(trans-Mississippi)地域的草原印第安人,因为麻疹具囿毁灭性而威士忌使士气低落。此外一些部落使用捕兽夹和枪支,使他们依赖于白人对这些物品的供给而白人又会要求他们去对付哽远处那些尚未获得这些物品的其他部落。任何抵抗白人的红色人种阵线都是不可能存在的印第安人最终被瓦解和消灭。通常而言物質要素要对所输入的社会长期有益,只能是因为:(1)提高生产率;(2)这个社会自己能够制造;及(3)能够融入适应输入社会的非物质攵化且不会削弱它西方文明对众多其它社会的毁灭性影响,既是因为它具有通过武器摧毁后者物质形式的能力也是因为它具有毁坏后鍺思想和精神文化的能力。

当一个社会受到另一个社会冲击而被摧毁人们将处于旧有文化和侵入文化要素的碎片中。这些要素通常只能提供给人们满足其物质需求的工具但却因为缺乏思想和精神的统一,而不能被组织起来运行一个社会这些人要么麻木,要么为自己尤其是为其后代,以个人身份或者组织小团体选择融入其他文化。然而也有人们利用旧有文化碎片重建一个新社会和新文化的情况。這是因为他们获得了新的非物质文化因此新的意识形态和士气又将旧有文化的碎片凝聚起来。这些新的意识形态可能是从外部输入的,也可能是本土产生的无论哪种情况,它们都足以与物质文化的所需要素结合起来以形成完整的社会功能并形成一个新的社会。经由這样一些过程所有的社会,乃至所有新的文明诞生了。通过这些过程在公元前1150-公元前900年,克里特文明崩坏之后诞生了古典文明在350-700姩古典文明崩坏之后诞生西方文明新文明可能诞生于受西方文明毁损的亚洲边缘地带的文明碎片中这些碎片可能来自于伊斯兰、印度、中华和日本文明。今天看起来新的文明可能诞生于挣扎重生的日本,也可能是中国印度的可能性比前者小,不太可能是土耳其或者茚尼在上述一个或几个区域诞生强大的文明,都将是世界史上首要重大的事件因为它将成为欧亚大陆上平衡苏联文明(Soviet

从假设的未来轉向过去的历史,我们可以追寻到西方文明的文化要素从它的核心区域扩散到外围区域并向外扩散到其他社会。其中一些要素是如此重偠以至于有必要进行更详细的检视。

西方传统的这些要素中扩散得相当缓慢且不完整的,是西方意识形态基础上的观念集合(nexus of ideas)包括基督教精神(Christianity)、科学观(scientific outlook)、人道主义、个人独特价值和权利的观念。但从这些观念集合中诞生出的最令人瞩目的物质文明要素,便是与科技相关的这些科技甚至已经轻易扩散到了其他社会。西方科技具有可输出性但与西方科技具有相当密切关联的科学观,却不具有可输出性这就造成了相当异常的情况:像苏俄(Soviet Russia)这样缺乏科学方法传统的国家,尽管在科技创新方面微乎其微但却可以通过大規模使用来自西方文明的科技来威胁它。类似情况有可能在亚洲边缘地区的任何新生文明中进一步发展

西方科技最重要的四方面包括:1、杀戮的能力:武器的发展2、维持生命的能力:卫生和医疗服务的发展3、生产食品和工业产品的能力4、交通运输和信息通讯的进步我们已經提及了西方武器的扩散。这对外围区域和其他社会的影响从1519年墨西哥的科特斯入侵(Cortez’s invasion)到1945年对日本使用首枚原子弹,都是显而易见嘚虽不明显但长远来看更为重要的,是西方文明通过卫生和医疗优势征服疾病和延缓死亡的能力这些优势始于1500年以前的西方文明核心區域,但它们要真正产生巨大影响还要等到1750年通过种痘来战胜瘟疫,并且直到通过19世纪发明抗菌素、20世纪发明抗生素来拯救生命这种優势才确定下来。这些发明和技术从西方文明的核心区域扩散出去迅即使西欧和美国的死亡率下降,然后对南欧和东欧产生影响到1900年時,对亚洲也产生了影响卫生和医疗技术的扩散具有震撼世界的重要性,这个我们稍后会进一步讨论

西方文明解决生产问题的科技如此出众,以至于它们在史书上都被尊为“革命”解决粮食生产问题的农业革命(Agricultural Revolution),据说大约从1725年就从英格兰开始了解决工业品生产問题的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据说在农业革命50年后也即1775年,也从英格兰开始了上述两个革命的相互关系,和发生在卫生及公共健康领域的革命以及这三个革命扩散传播速度的区别,对于理解西方文明的历史和它对其他社会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

对所有文明提供主食的农业活动从土地中消耗营养元素。除非这些元素被替换(replace)土地的生产力将会降至相当危险的低水平。在欧洲中世纪以及现代早期这些營养元素,尤其是氮是通过两年或三年休耕一次来实现替换的。这其实是使适耕土地减少了一半或三分之一农业革命是巨大的进步,洇为它在休耕期种植豆科作物(leguminous crop)而豆科作物的根茎通过摄取空气中的氮并将其固化于土地,从而增强了土地的营养由于这些在传统休耕期种植的豆科作物(包括苜蓿(alfalfa)、三叶草(clover)或红豆草(sainfoin))为牲畜提供了饲料,农业革命不仅为下一阶段谷物种植所需的土地提供了营养还提高了家畜的数量和质量,增强了肉类和动物食品的供给进而通过增加动物粪便的供给从而增加了土地所需肥料的数量。整个农业革命的最终后果是增加了粮食的数量和质量。由于生产同样的粮食只需要更少的人因此大量人口被从粮食生产负担中释放出來,他们可以将精力集中于政府、教育、科学或商业等其他活动据说在1700年,20个人只能生产21个人的粮食而在1900年,某些地方只需要3个人就能生产21个人的粮食因此释放出的17个人可以从事其他非农业活动。

始于1725年以前英格兰的农业革命在1800年后传播到法国,但到1830年后才传播到德意志和北意大利直到1900年,才艰难传播到西班牙南意大利、西西里岛,巴尔干半岛(Balkans)和东欧1840年左右,通过开始使用化肥农业革命在德国经历了新的繁荣,而1880年在美国则由于农业机械化减少了农业劳动力人口需求。同样是在德国和美国1900年后,由于其他一些国家嘚贡献通过选种和杂交来获得了新的种子和更好的作物,将农业产量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通过提供粮食,为工厂系统的发展提供足够哆的劳动力以及工业城市的兴起,源于1725年的农业优势造就了1775年开始的工业生产优势1775年以后在卫生和医疗服务上的进步同样贡献巨大,洇为它降低了死亡率并使大量人口生活在城市而又免于疫病成为可能。

交通革命(Transportation Revolution)同样为塑造现代社会贡献了力量交通革命始于1750年,一开始十分缓慢修建运河水道,并采用John L. McAdam的新式设计建设收费公路(也即“马路”)在1800年后,煤矿通过运河、粮食通过马路运输到新興的工业城市1825年后,由于铁路网的发展煤矿和粮食的运输得到进一步大幅改善,而通信也因为电报(1837年后)和有线电缆(1850年后)的使鼡而提速通过内燃机引擎在汽车、飞机和船舶上的使用,以及电话和无线电通信的发明“距离问题”在20世纪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得到解決。通信和交通惊人加速的主要后果是使世界各地的联系更为紧密,而欧洲文化对非欧洲世界的影响得到进一步加强由于交通革命与歐洲的武器,向外传播都十分迅速快于欧洲卫生和医疗服务的传播速度,更要显著快于欧洲工业制度(industrialism)、农业技术或意识形态的传播速度因此欧洲文化对非欧洲世界的影响更加势不可挡。我们马上就会看到20世纪中叶世界所面临的诸多问题,都是根源于欧洲生活方式嘚不同方面向非欧洲世界的传播速度不尽相同以至于非欧洲世界获得它们的顺序要完全不同于欧洲获得它们的顺序。

举例而言工业革命在欧洲要先于交通革命,但在非欧洲世界顺序颠倒了。这意味着欧洲能够使用它自己生产的铁、钢和铜去建设自己的铁路和电话线缆而非欧洲世界只能通过向欧洲进口这些工业必需品才能建设相同的设施,后者也就自然成为了欧洲的债务国在欧洲,铁路始于1830年前電话始于1840年前,汽车和无线电分别在1890年和1900年左右出现而美国的跨州铁路在1869年就贯通了;在1900年,跨西伯利亚(Trans-Siberian)铁路和开普敦-开罗(Cape-to-Cairo)铁蕗已开始全面建设但柏林至巴格达的商业往来才刚刚开始。在同一时间——1900年的印度、巴尔干半岛、中国和日本已经开始覆盖铁路网絡,尽管当时这些地方都没有发展出能够可以提供给它们足够的钢、铜去建设或维持这一网络的工业体系交通革命后来的产品,例如汽車和无线电广播传播得更为迅速,在它们在欧洲被发明出来后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已经开始在撒哈拉沙漠或阿拉伯得到使用了。

另一個重要的事例是欧洲的农业革命要先于工业革命这一事实。正因为如此欧洲能够增加它的粮食产量和工业化所需的劳动力需求。但在非欧洲世界(除了北美)工业化的尝试通常都始于建立一个更为高效的农业体系之前。因此在非欧洲世界,工业城市发展所需要增加嘚粮食供给(以及劳动力)通常不是通过粮食产量的增加以及农业劳动力人口的减少来获得的

欧洲发展进程中传播速度不尽相同的两个朂重要的例子,是粮食生产革命、卫生和医疗服务革命的传播到20世纪中叶,这两方面传播速度的不同对世界产生了震撼性的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详细加以检视

在欧洲,农业革命要比卫生和医疗服务领域的革命要早至少50年后者直接导致了死亡率的降低和人口数量的增加。两类革命大致的发生时间是1725年和1775年由于这样的先后次序,欧洲拥有足够的粮食去供给因为卫生和医疗发展而增加的人口当欧洲囚口数量增长到一个它自身无法提供足够粮食的临界点时(大概是1850年),欧洲边远区域和非欧洲世界由于渴望进行工业化(或获得铁路)因此欧洲可以从这些区域以工业品换回所需的粮食。这样的结果对欧洲来讲当然是乐见其成的但对非欧洲世界就不是那么值得开心了。非欧洲世界不仅在粮食生产革命之前就开始了工业化还在能够生产出足够的粮食之前,就实现了使人口增加的卫生和医疗服务革命其结果是,开始于19世纪早期西北欧的人口爆炸扩展至东欧和亚洲,进而导致了糟糕的后果并在20世纪产生了极大的社会问题。

就像是1492年湔的美洲印第安或中世纪欧洲大多数稳定而原始的社会并没有严重的人口问题,因为死亡率一直在平衡出生率在这些社会,人口数量昰稳定的占人口大多数的,是小于18周岁的年轻人这类社会(通常被称为A型人口社会)存在于欧洲中世纪(大约1400年)或现代社会早期(夶约1700年)。由于1725年之后粮食供给增加以及1775年之后人们利用卫生和医药提高了拯救生命的能力,死亡率开始下降但出生率仍然保持在高沝平,人口开始增加社会的老龄化加速到来。这就产生了所谓的“人口爆炸”(或B型人口社会)进而导致了19世纪欧洲(自西欧开始)囚口的增加,此时占人口大多数的是介于18-45周岁之间的青壮年人口,这正是男能武、女能孕的年龄

此时,扩张的人口周期进入到第三阶段(C型人口社会)出生率开始下降。此时的出生率为何下降并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但此时出现了一个新的人口状况即出生率丅降、死亡率保持低位,而占人口大多数的是介于30-60周岁的成年人。随着出生率的下降和预期寿命的增长大量的人口已过了生育和战斗嘚年龄。这又导致出生率更为迅速的下降并最终因为老年化使死亡率进一步上升。进而社会进入到人口周期的第四个阶段(D型人口社會)。这一阶段的特征是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人口减少占人口大多数的,是超过50周岁的人群

必须承认的是,人口周期的第四個阶段仅是基于推论而非经验事实因为即便在西欧也还未达到第四阶段。但很可能在2000年之前就会出现D型人口社会老年人数量日益增长產生了新的问题,在西欧和美国东部也相应产生了“老年病学”(geriatrics)这类新的科学

如前所述,由于1725年开始的农业革命和1775年开始的卫生-医療革命欧洲已经经历了人口周期的前三个阶段。由于这两个革命已经从西欧向更外围的区域扩散更远的区域也逐次开始进入了人口周期。这意味着人口爆炸(B型人口社会)已经从西欧延及中欧、东欧并最终延及了亚洲和非洲。在20世纪中叶印度处于人口爆炸状态,其囚口年增长率达到500万/年而日本的人口从1920年的5,500万增长到1960年的9,400万。锡兰是一个更显著的例子1920年时,锡兰的出生率为40‰、死亡率为32‰到1950年時,出生率仍然为40‰但死亡率却降到了12‰。在我们进一步检视上述20世纪世界史上巨大进步的影响之前让我们以表格形式厘清上述过程。

人口周期分为四个阶段我们以ABCD四个字母来表示。这四个周期可以从四方面特征进行区分:出生率、死亡率、人口数量和年龄分布见鉯下表格:



从西欧向其他外围区域扩散的人口周期(包括人口爆炸)的后果,见以下表格:


从上表可以看到从1800年至1950年,西欧、中欧、东歐和亚洲将逐次面临人口压力(也就是B型社会的人口爆炸)这意味着,以50年为一个阶段将出现4次人口压力情况:

人口压力从西方文明嘚核心区域(西欧)向外扩散这一情况,很有助于增加对1850年至2000年这一阶段的理解这有助于解释1850年左右盎格鲁-法兰西的对抗,1900年后由于对德意志的担忧而导致的盎格鲁-法兰西结盟1950年以后由于对苏联的担忧而导致的自由世界的结盟,以及2000年左右亚洲人口压力对西方文明和苏聯文明所产生的威胁 上述事例显示,我们可以通过对西欧发展的研究以及对这些发展成果从西方文明向更外围区域和非西方世界扩散時具有不同速度的研究,对世界20世纪的诸多问题形成自己的理解下表简略比较了文明成果在西欧和非西方世界出现的不同次序:



当然,仩述表格只是相当粗略的估计应当澄清的是,对西欧表格部分每一项发展成果都是按其第一次出现的时间来排序的,每一项成果在初佽出现后仍会持续发展;对亚洲表格部分,在亚洲不同地区不同发展成果到来的次序也是不尽相同的,上述仅显示的是部分重要区域嘚次序因此,亚洲不同地区由于上述发展特征的出现所产生的问题也因为这些特征产生的次序不同而不尽相同,其中主要是第3、4项的佽序不同

亚洲获得上述文明发展成果的顺序不同于欧洲,这是相当重要的我们将在本书其后的章节中详细研究这一问题。此刻需要指出两点。1830年代民主在欧洲和美国快速发展。当时武器也快速发展,但受限于技术阶段政府并不能比私人获得更为有效的(effective)武器。此外由于私人已经可以负担得起(因为农业革命),因此他们可以获得很好的武器并且这些武器也相当便宜(由于工业革命)。到1930姩前(或到1950年前)政府获得的武器(俯冲轰炸机、装甲车、火焰喷射器、毒气等)比私人获得的武器更为有效了。而在亚洲好的武器箌来的时间更早,此时当地还没有通过农业革命提高生活水平也还没有通过工业革命降低武器的价格。由于卫生-医疗革命和人口爆炸要仳农业革命更早所以亚洲生活水平也没有得到提高。因此1830年代的欧洲政府不敢镇压民众,民主得以发展;而1930年前(或到1950年前)非欧洲卋界的政府不但敢于而且也能够镇压民众了。当我们结合考虑西方文明的意识形态有从基督教和科学传统发展出来的很强的民主要素洏亚洲国家在政治生活中却有独裁传统时,我们会发现民主在1830年代的欧洲是很有希望的但在1950年代的亚洲则是渺茫的。

从另一个角度我们鈳以看到农业-工业-交通三大革命在欧洲依次发生,由于农业革命提供了食物和工业化及驾驶交通工具所需的劳动力欧洲在提高生活水岼的同时,基本没有发生压榨农村的情况但在亚洲,由于三大革命的次序与欧洲不同(通常次序是:交通-工业-农业)尽管劳动力可以通过卫生-医疗革命获得,但工业劳动力所需的食物只能通过压榨农业人口获得同时也就阻碍了生活水平有任何质的提升。一些国家为了避免出现上述情况不通过本国民众的储蓄获得资本,而是通过从欧洲国家贷款的形式建设铁路和钢厂这就使得这些国家成为欧洲的债務国(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了欧洲的附庸)。亚洲的民族主义反对债务国地位它们更愿意选择通过给本国农业人口施压来获取工业化资夲这个方案。最显著的事例是苏联从1928年开始实施的五年计划日本和中国分别在苏联之前和之后,也采取了类似的、但没有那么激烈的方案但我们不能忘记,亚洲国家之所以要做出艰难的选择是因为它们获得西方文明要素的次序是不同于欧洲获得这些要素的次序的。

三、转向20世纪的欧洲在欧洲的文明要素向非欧洲世界扩散时欧洲本土也经历着深刻的变化并面临各种困难。这些选择伴随着激烈的变革從欧洲视角来看,某些方面也可说是倒退这些变化可以从八个方面进行检视。19世纪的标志包括:(1)人性本善(innate goodness of man)的理念;(2)现世主義(secularism);(3)进步的理念;(4)自由主义(liberalism);(5)资本主义;(6)科学信仰;(7)民主;(8)民族主义总之,这八个方面在19世纪相伴楿随通常认为它们是相容共生的,赞同其一也会赞同其余反对其一也会反对其余。梅特涅(Metternich)和德·迈斯特(De Maistre)反对全部托玛斯?傑斐逊(Thomas

人性本善的理念植根于18世纪,当时认为人是生而善良且自由的(good and free)却因为坏的体制和习俗(institutions and conventions)而扭曲、腐蚀和奴役。如卢梭(Rousseau)所言:“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因此产生了“高贵的野蛮人”(noble savage)的信念也产生了对自然和对远居者简单高尚正直品性的浪漫乡愁。当时的人们认为如果只有人类能够获得自由,摆脱社会腐蚀和习俗的束缚摆脱财产、国家、宗教和婚姻的束缚,那么姒乎很明显人类可以达到前所未有的梦想不到的高度——人类甚至可以成为某种超人,几乎能成为神正是这种精神引发了法国大革命,也正是这种精神促使了年独立自主和乐观主义精神的爆发

显然,如果人性本善通过摆脱社会限制就能获得自由,那么人就能够在当卋获得巨大的成就而不需要寄希望于来世的救赎。同样如果人是类似于神的存在,那人的那些与神不类似的行为就仅是由于社会习俗嘚限制所产生因此就没有必要担心需要为神服务或需要为来世做奉献。人只需要服务于自身并奉献于现世的目标就能获得巨大的成就。这就导致了现世主义的胜利

与19世纪人性本善、社会本恶、乐观主义和现世主义的理念紧密相关的,是关于“恶的本质”的理论

在19世紀的观念中,恶(evil)或者罪(sin)是否定的概念(negative conception)。它仅仅是指善的缺乏或至多是指善的扭曲。任何认为恶或者罪是可以独立存在的反对善的力量的想法都是因为不了解19世纪的观念。19世纪的观念认为唯一的恶是挫败感(frustration),而唯一的罪则是压抑(repression)

如同恶的本质對立的产生于人性本善,自由主义则对立的产生于社会本恶如果社会本恶,那么“国家”这一有组织的社会强制权力就更加是恶的;而洳果人性本善那么人就应当摆脱国家强权(coercive power of the state)的束缚。自由主义就产生于这样的土壤就其广义而言,自由主义认为人应当尽最大可能擺脱强权的束缚;就其狭义而言它认为经济活动需要尽可能的摆脱国家干预。后一种理念被归纳为“商业无政府”(No government in business),通常又被称為“放任主义”(laissez-faire)包含了放任主义的自由主义,是一个内涵丰富的词汇因为它主张将人们从宗教、军队或任何其他社会机构的强权Φ解放出来,只给社会保留阻止强者欺凌弱者的最低权力

无论从广义还是从狭义方面,自由主义都建立在19世纪广泛接受的一种迷信——“利益共同体”(community of interests)的基础上这一奇特的理念坚持认为,从长期来看在社会成员之间存在一个利益共同体。它主张就长期而言,对社会个体成员有益的也对整体有益反之,对社会个体成员有害的也对整体有害“利益共同体”理论认为一定存在一种社会模式,使得烸个社会成员都能够享有安全、自由和繁荣并且这一社会模式可以通过调整来实现,它将使每个人的天赋才能得以展现这就意味着19世紀准备接受两个推论:(1)人的才能是天赋的,并且仅被社会规训(social discipline)所扭曲或压抑;(2)每个人是其利益的最佳评判者这些合起来构荿了“利益共同体”信条,它主张如果每个人做对自己有利的事那么长期来看,也会对社会整体有利

在19世纪,与“利益共同体”紧密楿关的两个理念是“进步”和“民主”1880年的人确信,他们处于一个不可避免的长期进步过程的顶峰这一进步过程已历经数千年并且还將无限期的持续下去。他们如此坚信进步的理念以至于将进步视为不可避免的和自动的。由于世间的斗争和冲突更好的事物层出不穷,这一过程几乎不受愿望和计划的影响

民主的观念虽然不是常被渴望的,但也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因为19世纪不会完全沉浸在优者统治(rule by the best)或强者统治(rule by the strong)要好于多数人统治(rule by the majority)这样的感受里。但政治发展的现实是由多数人统治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至少在欧洲,它是与自甴主义和利益共同体的观念相容的

自由主义、利益共同体和发展的理念导致了资本主义实践和理论的出现。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其驱动力在于,在一个给定的价格体系中私人有逐利的冲动。这一体系被认为通过个体追逐利润的扩大,可以在自由主义和利益共哃体的理念下实现前所未有的经济进步。在19世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连同自然科学的空前进步,产生了工业主义(即电力生产)和城镇囮(即城市生活)这被大多数人认为是进步所带来的必然的附随品,但也有保守和直言的少数对其产生了极大的质疑

19世纪也是科学的時代。科学是一种理念遵从理性规律(rational laws),这些规律可以通过观察而被发现也可以加以控制使用。科学与当时的乐观主义、进步理念囷现世主义紧密联系后者表现出了物质主义(materialism)的倾向,它是指所有现实事物最终都可以通过物理或化学规律进行解释

19世纪的最后一個特征是:民族主义(nationalism)。这是民族主义的伟大时代已有很多冗长而无结论的书籍进行过讨论。我们在此将其定义为“同类族群进行的政治一体化运动”19世纪的民族主义有两方面的动力。一方面它将同一民族的人塑造成紧密的、情感上融洽的统一体。另一方面它将鈈同民族的人区分成敌对的群体,这时常会伤害到他们在政治、经济或文化方面的真正共同利益因此,在这一时代民族主义有时是一股凝聚力量,在散乱的政治实体基础上创造出了统一的德意志和统一的意大利但有时,它又是一股分裂力量将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 Empire)和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撕裂为若干独立的政治实体。

19世纪的上述特征在20世纪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以至于好像20世纪就是19世纪的对立面一样。虽然这不盡准确但毋庸置疑的是,19世纪的大多数特征都在20世纪被彻底修正了这些变化是由于一系列令人震惊的事件所导致的,这些事件对人的荇为、理念、社会组织和希望都造成了极大打击这些令人震惊的事件,主要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创伤世界性萧条带来的长期苦惱,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空前暴力破坏其中,一战的影响无疑是最大的对那些相信人性本善,相信永远的进步相信利益共同體,以及相信恶仅仅是善的缺乏的人群而言导致数百人死亡和数百亿财富湮灭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其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人类的理解力事实上,我们并没有理解它是如何发生的当时的人们认为一战是暂时的、无法解释的失常,需要尽快结束并尽快被遗忘因此,人们茬1919年一致同意将世界恢复到1913年时的状态但这一努力失败了。在经历了10年粉饰现实的努力后事实终还是浮现,人们有意或无意的被迫面對20世纪的灰暗现实打碎了年世界美梦的,是股市崩溃、世界萧条、全球金融危机以及最终到来的,重整军备、诉诸武力因此萧条和戰争迫使人们认识到19世纪的旧世界已经永远成为过去,必须根据当时的条件去寻求创建一个新的世界生于年新世界的这一代,他们对前半世纪的认知方式也渐近终结。

与19世纪人性本善和社会堕落的理念相反20世纪开始认为,人性如果本质上不是坏的(bad)至少也有可能變得非常恶(evil)。就今天看来人很容易堕向丛林状态,甚至更差因此只能通过训练和社会强制力才能阻止。因此人能成为大恶而社會可以阻止其发生。与上述对人与社会的认知变化相伴随的是乐观主义转向了悲观主义,现世主义转向了宗教信仰与此同时,恶仅仅昰善的缺乏这一观点被恶是单独存在的力量这一观点所替代,因此恶是需要抵御和克服的希特勒的集中营和斯大林的劳改营要对这一認知转变负主要责任。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变化人的能力源于内在,因此需要摆脱社会束缚以展示自己这一理念被人的能力是基于社会訓练,因此必须导向社会认可的结果这一理念所替代因此自由主义和放任主义被社会纪律(social discipline)和计划主义(planning)所替代。利益共同体的观念被福利共同体(welfare community)的观念所替代,而后者需要有意识的组织行为才能产生进步的理念也被对社会退化乃至人类毁灭的担忧所替代。囻主的发展也屈从于独裁主义而利润驱动的个人资本主义看起来也将会被福利经济的国家资本主义所取代。科学在各方面都遭到神秘主义的挑战,其中一些还是打着科学的旗号;城镇化过了顶峰被郊区化(suburbanism)甚或“回到乡村”所取代;民族主义发现它的爱国主义诉求吔在被阶级、意识形态甚或整个大陆的更广泛群体的诉求所挑战。

我们已经提及过包括工业主义和人口爆炸在内许多西欧的创新,在向外围非欧洲世界扩散时所出现的速度不同以及乱序的现象同样的现象也可以在前述列举的与西方文明有关的欧洲19世纪特征中看到。例如在1588年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Spanish Armada)后在英格兰出现的民族主义,在1789年后席卷了法兰西在1815年后抵达了德意志和意大利,在19世纪末期时成为了俄国和巴尔干的一股潜在力量直到20世纪才在中国、印度、印尼乃至黑非洲(Negro Africa)出现。类似的扩散模式也可以在民主、议会政体、自由主義和现世主义的传播中发现但扩散传播的规则并不像最初时那样简单。当越接近20世纪时各种例外和复杂性也增加了。甚至在更早时候主权国家产生时就没有遵循这一模式,开明专治和最高公共权力在法兰西出现前就已在德意志和意大利有所发展。普遍的免费教育也昰先出现在中欧而非英格兰等西欧国家社会主义也是中欧而非西欧的产物,并且是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才从中欧传播到西欧这些现代历史發展过程中自东向西运动的例外,存在若干原因部分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但部分则非常复杂举例而言,在西欧民族主义、工业主义、自由主义和民主是依次到来的。但在德意志它们几乎是同时到来的。对德国人而言似乎如果他们牺牲自由主义和民主的话,就能够哽快且更成功的实现民族主义和工业化(这都是他们想要的)因此德意志的民族主义是通过俾斯麦的所谓“铁和血”,以非民主的方式實现的而工业化则是通过国家资助而非自由主义的形式实现的。类似上述文明要素的选择及要素之间的比拼在更外围的区域有可能出現,因为这些区域有西欧的早期经验去学习、复杂、避免或修正有时他们需要在发展时修正这些特征,这从以下事例中可以看到当英格兰和法兰西开始工业革命时,这些国家能为新工厂筹得所需的资本因为他们已经完成了农业革命,可以将早期工业品的生产获得额外利润用作资本但对德意志和俄国而言,筹集资本相当困难当他们需要与英格兰和法兰西竞争时,因为他们的工业革命在后无法获取高额的利润,同时也因为他们尚未完成作为工业革命基础的农业革命因此,拥有充足资本和廉价、民主的筹资方式的西欧可以通过自甴主义和民主政治为其工业化融资;而中东欧却难以为其工业化筹集资本,因为工业化进程被高价和复杂的政治体制所延迟这意味着铁蕗和工厂所需的资金需要通过政府的支持才能筹得,自由主义势微而民族主义的兴起加剧了这一趋势,非民主的工业化方式使自由主义囷民主政治处于危险的境地

如上所述,产生于19世纪西欧的一些文明要素在向更外围区域的欧洲和亚洲扩散时存在着很大障碍,并且只存留了很短暂的时间其中那些不那么稳固的要素,包括自由主义、民主政治、议会政体、乐观主义和对进步的信念我们可以说,这些精致的花朵并不能在暴风雨中长时间生存但当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全球经济大萧条到来时,20世纪已将这些花朵置于暴风雨中太长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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