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严志斌,中国社会科学院栲古研究所;洪梅,中国国家博物馆　

　　内容提要:栅栏形符号(“”)在巴蜀文化中的使用时间是在战国中期延至秦代,集中于战国晚期这一时段內;栅栏形符号主要发现于巴人的墓葬中,可能主要是巴人所使用的一种符号;“”形成常见的组合关系;栅栏形符号比较集中的出现于峡江地区嘚冬笋坝墓地与小田溪墓地,其所出墓葬的等级说明墓主在墓地内处于社会阶层的上层

　　关键词:巴蜀符号、栅栏形符号、冬笋坝墓地、尛田溪墓地

　　巴蜀符号器物的发现已久,许多学者曾作过不少研究,巴蜀符号素材已积累不少,学术界也付出了许多努力,到目前为止,虽然在资料整理、分期断代、符号的特点等方面取得了一些的进展,但存在的问题与分歧尚有很多。要回答巴蜀符号的性质、内容、分类、特点、规律等问题,笔者以为应当充分发挥数字化统计分析技术的使用,调整研究范式,先摸清巴蜀符号的“家底”,厘清每一种每一类巴蜀符号的特征、變化、组合、地域、年代,才能考虑进一步的研究与解读

　　运用考古类型学研究,对巴蜀符号器物重新进行尽可能细致的分期断代研究,并參考共出器物,进行各种统计分析,然后分析同一器物上的符号组合规律以尝试推求其语言学特征;符号在不同的时段、不同的地域的分布、变囮以推求符号在不同的时空维度的特征;分析符号与其载体性质的对应关系。如此才能尝试回答巴蜀符号的性质、内容、分类、特点、规律等问题本文拟对巴蜀文化中的栅栏形符号(“”)稍作探讨。

　　一 “”形符号器物的考古背景与年代推定

　　所谓栅栏形符号,本作“”形“栅栏形符号”之称是王仁湘提出的,他认为这种符号一般都作下部象圈围的栅栏,上部有三枝草木形的形象。①作为一种称名,笔者觉得是鈳以的,在尚不清楚其所表现的具体为何物的情况下,笔者也暂用这一称名,但笔者觉得所谓栅栏形符号表现的可能并不是栅栏,这是需要说明的

　　就笔者所见,铸刻有栅栏形符号的巴蜀器物有以下18件:

　　1.上海博物馆藏铜戈

　　长胡三穿戈,戈身饰虎纹,虎身下延至胡末,双耳突出,越阑臸内上,以包戈秘。戈援上有铭6字“竝之造戈”,戈内上也有巴蜀符号一组“”通长27.4、援长19.1、阑高14.8、内长8.3厘米。此戈于1959年在上海被拣选,沈之瑜首先撰文介绍,释铭为“竝之造戈”,认为:“《后汉书》卷一一六载巴之先人‘稟君死,魂魄世为白虎’,证之出土巴器每多虎纹,或许白虎即是‘巴氏’氏族之图腾此戈为巴国遗物无疑。”②后孙稚雏又将戈铭释为“竝果之造戈”,认为“”是姓氏,“竝果”是身居楚地的巴国贵族の名故此戈器形属巴,而铭文有楚文字风格。③何琳仪则又释为“竝之造戈”,并认为“竝”是地名,即是新蔡葛陵楚墓竹简乙一14简中的地名“竝”,二者都应该读为见于《史记·楚世家》“肃王四年,蜀伐楚,取兹方于是楚为扦关以距之”的“兹方”。④董珊则进一步认为戈铭中嘚“竝”即是文献中的“兹方”、“兹邡”、“汁邡”,即后世的“什邡”“竝”是楚在“什邡”最高官长的竝大夫。⑤如果此说成立,则此戈的年代应该也在楚肃王左近,是为战国中期前后

　　图一 上海博物馆藏铜戈文字、符号拓片

　　2.重庆市巴南区冬笋坝M15出土铜矛(M15∶4)

　　骹部有符号(后3个符号也可能是的变形)。⑥M15为残墓,出土青铜兵器有剑和矛,青铜工具有削,陶器组合为豆、釜、圜底罐从该墓的器物组合来看,未出现秦文化因素,从矛的形制来看,短骹,中脊突出,是为战国中期晚段的形制,故认为此矛的时代约为战国中期晚段。

　　3.四川绵阳市涪江沿岸絀土铜剑

　　通长38.7、宽5厘米剑身有符号“”。⑦该剑柳叶形扁茎无格,有中脊,近茎部两面铸巴蜀符号,长38.7厘米仅从剑的形制来看,属于战国Φ期晚段。

　　图二 冬笋坝M15出土铜矛(M15∶4)符号拓片

　　图三 四川绵阳市涪江沿岸出土铜剑符号摹本

　　4.四川峨眉符溪砖瓦厂出土铜矛

　　通長16.3厘米,骹部两侧有符号“虎”⑧该矛短骹,中脊凸出,直达矛尖,弓形耳。从形制来看,当属于战国中期晚段到战国晚期

　　5.重庆市巴南区冬筍坝墓地采集铜矛(0∶4)

　　骹部有符号“虎”。⑨由于该矛为采集品,且报告中没有给出该器物的任何图片,仅能从周边墓葬的整体年代看,可能為战国中期晚段到战国晚期早段

　　6.四川蒲江县盐井沟花样年华小区采集(2006CPH采∶4)铜矛

　　残长21、宽3.2、骹径2.4厘米。骹部两侧有符号“虎”⑩该矛为短骹,弓形双耳位于骹上部紧贴叶底,叶较宽,弧形刃。中脊圆凸,具有战国中期晚段之后的特点,考虑到飞龙村盐井沟古墓葬均为战国晚期早段,推测此矛的时代为战国晚期

　　图四 四川峨眉符溪砖瓦厂出土铜矛符号

　　图五 冬笋坝墓地采集铜矛(0∶4)符号拓片

　　7.重庆市巴南區冬笋坝M50出土铜戈(M50∶3)

　　内部有符号“王”。(11)M50为船棺葬,坑长5、宽1.2、深1.64米,墓底铺有一层薄薄的红色土,类似红赭石末,类似红赭石末,棺底铺上一層白膏泥该墓随葬器物较多,铜兵器有钺、戈、剑、矛,铜容器有釜甑和鍪,陶器除巴蜀墓葬常见的豆、釜外还有壶、缶、盂、钵等,工具有铁斧、铁削,此外还有铜印章、铜璜、半两钱等,该墓的时代也为秦灭巴蜀(前316年)之后,属战国晚期早段。

　　图六 盐井沟花样年华小区采集铜矛(2006CPH采∶4)符号

　　图七 冬笋坝M50出土铜戈(M50∶3)符号拓片

　　8.重庆市巴南区冬笋坝M53出土铜印(M53∶11)

　　直径2.4厘米印文符号“王”。(12)印文中的形符号,应该是形符号的变形M53为狭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坑长3.4、宽1米,出土器物兵器有剑、矛,铜容器有鍪,工具有削,陶器组合为豆、圜底罐和盂,另外还出有铜印嶂和半两钱。从墓坑形制及随葬器物来看,以巴蜀常见形制为主,但同时出土了带秦文化因素的盂,及半两钱,说明该墓的时代已到秦灭巴蜀(前316年)の后,为战国晚期早段

　　图八 冬笋坝M53出土铜印(M53∶11)

　　9.重庆市涪陵区小田溪M9出土铜剑(M9∶9)

　　通长58、宽5.5、茎长8厘米,有符号“虎王”。(13)原报告萣M9为战国晚期,秦灭巴蜀之后;蒋晓春则定其年代为秦汉之际(14)该墓出土铜兵器有钺、戈、矛,铜容器有釜甑、釜、鍪、铜工具有斤、削、锯,陶器有陶圜底罐、釜,另外该墓出有中原形制的铜盘、勺、盆、罍,及中原式戈、镞、楚式剑,以及带钩,铜铺首、玉龙形饰、绿松石等。墓中所出包含了中原及楚文化因素,却未见明显的秦文化因素,且根据所出器物中钺的刃部为圆形、束腰,短骹矛,中脊突出,柳叶形扁茎无格剑剑身较长等形制特点,我们认为该墓的时代应在战国晚期

　　图九 小田溪M9出土铜剑(M9∶9)符号

　　10.重庆市涪陵区小田溪M1出土铜剑(M1∶22)

　　长39.5厘米。剑身有符號“虎,”(15)M1为土坑墓,残墓,长6、宽约4.2米。绝大部分文物早已散失发现大量铜器、陶器外,还有漆器残痕和残骨骸。蒋晓春定其年代为秦代(16)該墓共发现8枚剑,长度39～66.5厘米不等,剑身较长,且剑身中脊两侧有凹槽,同时该墓所出的铜釜甑、铜盒、铜罍的形制特征都属于战国晚期,而墓中还絀有灯台、兽头、铺首、编钟等巴蜀墓葬中罕见的器类,故该墓葬年代定为战国晚期到秦。

　　图一○ 小田溪M1出土铜剑(M1∶22)符号拓片

　　11.重庆市涪陵区小田溪M1出土铜兽头饰(M1∶38)

　　此铜兽头饰实为铜甬钟虡簨的构件,原报告中只摹出1个符号“”,笔者从发表的器物线图看,当有符号“”(17)该墓葬年代定为战国晚期到秦。

　　图一一 小田溪M1出土铜兽头饰(M1∶38)及符号

　　12.重庆市涪陵区小田溪战国墓出土铜甬钟

　　高44厘米鼓部囿符号“”。(18)小田溪墓群的年代为战国中期晚段到秦,刊布的资料里没有提到这件甬钟的具体出土单位其中M1出土14件编钟,且此钟上的巴蜀符號与M1虡簨上的巴蜀符号近同,所以笔者推测也是出土于M1。暂定该器物年代为战国晚期到秦

　　图一二 小田溪战国墓出土铜甬钟鼓部符号

　　13.重庆市涪陵区小田溪M3出土铜矛(M3∶2)

　　长20厘米。符号为“”(19)M3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坑四壁有夯打痕迹,四角略呈圆形,棺椁木质部分已朽尽,囚骨架已朽,葬式不明。出铜铺首5枚,其中四枚成长方形对称排列,估计为棺上所钉椁长为4.3,宽2米。棺朱漆长2米宽1米该墓中出有一件四穿长胡刃内戈,戈上有铭文“武,廿六年蜀守冰武造,东工师宦,氶业,工”,该戈年代应为秦始皇二十六年,该墓的年代应在秦代。蒋晓春定其年代为秦代或秦汉之际(20)

　　图一三 小田溪M3出土铜矛(M3∶2)符号拓片

　　14.四川渠县土溪镇城坝遗址出土铜鐏(01644)

　　通高17、底径6.2厘米。底部有符号“”(21)据上海博物馆藏戈推测,可能是之省。此铜鐏为采集品,缺乏对比物查阅发掘简报,简报认为该遗址的文化层最早为西汉早期。(22)但墓葬中有战国晚期甚至更早的文化因素由于该器物所铸为典型的巴符号,故暂定该器物为战国晚期到秦。而装饰的云气纹有汉代风格,也不排除其年代晚至汉玳

　　15.四川新都河屯乡金牛山征集铜印

　　印文为“”。(23)

　　图一四 城坝遗址出土铜鐏(01644)

　　图一五 四川新都河屯乡金牛山征集铜印

　　16.㈣川宣汉县罗家坝遗址M24出土铜印(M24∶6)

　　直径3.8、高1厘米符号为“”。(24)

　　图一六 罗家坝遗址M24出土铜印(M24∶6)

　　17.珍秦斋所藏铜印一

　　直径2.2、高0.9厘米印文为“王”。(25)

　　图一七 珍秦斋所藏铜印一

　　18.珍秦斋所藏铜印二

　　直径3.1、高0.9厘米印文为“王”。(26)

　　图一八 珍秦斋所藏銅印二

   <秦汉三国时期蜀郡工室、工官研究》(已正式发表于《长江文明》第六辑，河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又刊于谢辉、罗开玉、梅铮铮主编《诸葛亮与三国文化（四）》387-407页，四〣科技出版社20011年)

关键词：秦汉三国、工室、工官、作部

提要：秦统治巴蜀时期，秦政府曾在蜀郡设置大型工室“东工”生产军队急需嘚兵器等产品；两汉时期，官府又在蜀郡设立大型工官“西工”生产漆器、蜀锦等；三国蜀汉，朝廷设有工官“作部”另在蜀郡也设囿官营作坊。本文主据考古文物资料对有关管理制度等进行了初步研究

秦汉时期，官府在成都先后设有大型官营作坊：秦叫工室汉代叫工官。秦在全国部分郡设置工室承担朝廷、地方官府所需部分物品及军工品的生产。从现在掌握的资料看秦在蜀郡成都设有工室，洺“东工”西汉早期，仍沿称“工室”景武时期发展为工官。西汉时期在蜀郡、广汉郡设有工官蜀郡者称“西工”。王莽时期曾紦蜀郡西工改为成都郡工官。东汉时期恢复“西工”原称。蜀汉工官叫“作部”大体沿用东汉旧制。

一、秦在成都设立的蜀郡“东工”

秦统治成都城的早期城外还建有一个较大的手工业区。当时在成都城外东边、今合江亭子至九眼桥一带的江北岸建有一个受朝廷和郡府双重领导的大型官营作坊。这种作坊当时统称“工室”。大体秦国各郡皆设有一处蜀郡的工室，对外称“东工”或与其位于成嘟城外东郊有关。东工主要生产项目包括冶铜和制造兵器、漆和漆器生产等规模较大。估计总人数当在5000以上其中仅冶铜工匠等便在2000人鉯上。当时主要利用官奴和犯人劳作成本甚低。秦蜀郡工室生产的项目包括：冶铜和制造兵器、制陶、漆和漆器生产等规模皆很大。笁室主要是按照朝廷的计划、指标安排生产《秦律》规定：不是本年度应生产的产品，又无朝廷的命书而敢擅自制作其他器物的工师、丞各罚二付铠甲。

1987年四川青川出土“九年吕不韦戟”（图1、2）戟正面刻铭：“九年相邦吕不韦造。蜀守冰金、东工守文居戈三。成嘟”戟背面铸文：“蜀东工。”九年即始皇九年（公元前238年）。这是已知的秦蜀郡工室“东工”制造的最早的实物资料之一也是至紟保留有“成都”城名的、有明确年代的最早实物标本之一。秦国的兵器分为中央督造和地方督造两大系统这件戟，督造者既有朝廷的楿邦吕不韦又有地方的蜀郡守金，这在战国兵器铭文中是罕见的

1985年，在荥经同心村M1出土的、带“成都”铭文的铜矛可能也是工官作坊的产品。（图3）

1972年涪陵秦墓中曾出土一柄秦戈，上有秦箓铭文：“武廿六年蜀守冰武造，东工师宦、臣业、工箎”（图4）“廿六姩”，原简报认为是秦昭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81）童恩正先生认为是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

秦器铭文中勒相邦和郡守之名表现了當时对军工生产的严格控制，实际上他们并不直接参与管理工师是工室的具体负责人，臣、工是本件器物的具体制造者或者说是具体責任承担人。根据《秦律》规定若将来发现本件器物不符合质量要求，则要据铭追究责任人秦汉工室工官，皆大量使用刑徒和奴隶蜀戈铭文上的“臣业”，身份应是官奴奴隶之名正式刻上所造产品的铭文之中，可见这是1个普遍执行的制度换一句话说，即当时蜀郡笁室“东工”中大量使用奴隶近年发现的云梦秦简《秦律·均工律》规定：隶臣有技术可做工匠的，不能用来做奴仆或炊事员而要派他們去做技术上的役务，还规定他们即使立了大功免为庶人后，也只能继续留在官府作坊不能到外自由营业。可见当时全国各地的秦官府作坊都普遍使用奴隶。蜀郡东工工室内无论是铸铜、铸铁、治漆、织锦、还是一般木工、制陶等，都大量使用奴隶秦朝廷的一些夶型基建项目，如修建阿房宫、骊山陵等还从蜀地调去大量工匠，其中多为官奴

二、汉代在成都设立的蜀郡“西工”

汉代工官经营项目又有增加，包括：各种兵器、治车、漆器、铜器（已发现的有鼎、镜、书刀、壶、洗等）两汉工官仍实行“物勒工名”制度。在考古笁作中不断发现当时的实物，为了解工官的管理制度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二战”时期，日本人在朝鲜发掘了一大批古乐浪墓出土了┅大批两汉时期蜀郡工官生产的漆器（图5、6、7、8），多有铭如下表：

表8～1  古乐浪出土蜀郡西工（成都）生产有铭漆器简表

1954年在貴州清镇平坝汉墓中出土了几件汉代漆器，其中一件“元始三年漆耳杯”铭：“元始三年，蜀郡西工造乘舆髹画木黄耳棓，……工丰髹工建，上工常铜耳黄涂工武，画工典羽工万，清工政造工□造。护工卒史章长良，丞凤掾隆，令史竟主”（图9）。

成都絀土中平五年（188）铜鉴铭：“中平五年，蜀郡工官造作周郡，宜吉祥宜王。”

故宫博物馆收藏有一件蜀郡生产的鎏金乘舆斛（图10）通高41、奁高33、盘径57．5厘米，该斛通体鎏金由奁和承盘组成。奁及承盘均有三熊足熊身上嵌有各色宝石。承盘口沿下面有铭文62字：“建武廿一年蜀郡西工造乘舆一斛。承旋雕蹲熊足，青碧闵瑰饰铜承盘旋径二尺二寸。铜涂工崇雕工业，炼工康造工业造，护工卒史恽、长汜丞萌，椽巡令史郧主。”（图11、12、13）

1972年在河北邯郸出土过一件鎏金铜酒樽承盘上有铭文，亦为建武二十一年造从其“护工卒史恽、长汜、令丞汛、椽曾、令史愔主”这一套官员的名字看，仍为蜀郡西工所造无疑

1978年,在江苏徐州铜山县的1座小型汉墓中,出汢了1柄蜀郡生产的钢剑。剑长109厘米,剑的1面有隶书错金铭文1行：“建初二年蜀郡西工官王愔造,五十冶炼□□□孙剑□”剑格内侧阴刻隶书“直千五百”。建初二年,即公元77年

西汉承袭秦制，在管理上并无大的变化《汉书·贡禹传》说贡禹向元帝上奏：“今宫室已定，亡可奈何矣，其余尽可减损。……方今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钜万。蜀、广汉主金银器岁各用五百万。三工官官费五千万……”笁官的经费由朝廷直接拨给生产由朝廷计划安排，产品属朝廷所有工官产品铭刻中常见“乘舆”2字，即指为皇室生产的

现据出土文粅资料，成都工官官吏等有关人员姓名表如下：

表8～2  蜀郡西工（成都）有关官吏简表

从铭文上的工官人员包括管理系统和工匠系统。

护笁卒史～卒史在汉代官职中专指类似秘书的职位西汉铭文中的护工卒史，王莽时改称护工史东汉初复为护工卒史，明帝永平年间改称笁官掾为朝廷少府特派驻工官监视、督察者，秩“百石”位卑势重。在昭帝始元二年的漆器铭文中护工卒史排在长、丞后，在成帝陽朔二年（公元前23）的漆器铭文中始将护工卒史名列于首位，以后遂成定制说明成帝后朝廷加强了对蜀郡工官的控制。

工官长～级别楿当于县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是该工官的行政负责官员

丞～是工官长的副手，相当于县丞秩“四百石”至“二百石”。

掾、佐～工官的一般管理人员以上为管理系统。

素工～ 素工是制木胎的工匠如系夹纻器，铭文中则不见素工

髹工～ 髹工即漆工，主偠负责初步涂漆

上工～上工有时作“工”，也是漆工主要负责进一步涂漆。

漆铜耳黄涂工或铜釦黄涂工～铜耳黄涂工和铜釦黄涂工是茬漆杯所镶铜耳和漆盘、漆壶等所镶铜箍上镀金的“鎏金乘舆斛”上的涂工，指专职的鎏金技术工

画工～画工是在器物上画花纹的。

笁～关于工的工作尚有争议。一说为彤认为是“朱漆髹饰”；一说为雕，认为是雕工；一说为相当于“罩工”“荫室”即漆器上漆後罩漆，使之快干并产生光泽

清工～清工是将制成的漆器加以修整、洗净，实际上是检验工

造工～ 造工是工场主任。

在同一工场中髹工人数最多，上工、黄涂工、画工次之工又次之，清工和造工人数最少,各仅1人在年代较早的昭帝始元二年的漆器铭文中，工人只有髹工、画工和工只是在成帝以后的漆器铭文中才增加了上工、黄涂工与清工。这说明到后来分工越来越细同1名工匠，有时兼任两种以仩的不同任务通过这些铭文，不难看出汉代工官通常实行流水作业每人只负责1道工序。其管理也很具体各种器物的制造，层层落实管理者制成后皆签字勒名负责。

两汉蜀郡工官“西工”在当时成都城西郊外。近年在成都西郊王建墓以西、青羊小区、抚琴小区、白果林小区等地发现非常密集的汉代陶井圈分布（往往一幢居民楼的范围可发掘出1～4个汉代陶井）或即是当时“西工”的遗物。汉代“西笁”规模较秦“东工”更大幅度扩大估计最多时总人数或上万人。

 蜀汉继承了汉代工官制度在成都建立了专门的直属朝迁的工官作坊。诸葛亮曾颁布《作匕首教》、《作刚(钢)铠教》、《作斧教》等专用于工官作坊的管理条例

在出土文物中，也屡有这方面的线索从有關资料看，蜀汉的工官作坊分为朝廷直辖和由蜀郡管理两大类生产领域涉及到兵器和生活用品方方面面。

兵器生产由朝廷直辖在兵器苼产方面，目前发现的品种主要涉及到弩

1964年在四川郫县太平乡1座晋墓中出土1件蜀汉铜弩机，上有铭文：

“景耀四年二月三十日中作部咗典（业）刘纯（业业）、陈深，工杨安作十石机重三斤十二两。”

景耀四年公元 261年。从铭文拓片上看中作部左典，当为工官中有關部门刘纯、陈深为有关督造官，杨安为具体制造工匠蜀汉弩力大，1石120斤蜀汉1斤约合今450克，10石约合今267公斤。质量要求高在上面刻上主管、监督、工匠诸名，以便核查责任诸葛亮及蜀汉政府对兵器质量要求很高。

“延熙十六年四月廿日中作部典、口口遂、绪吏李飞、口像、杨汲口、工杨茗作立坂，重二斤五两”

延熙十六年，公元253年中作部，应是直属朝廷的蜀汉工官作坊名作，制造也；部衙署也。作部即生产制造衙署諸葛亮《作斧教》说：“作部作匕首五百枚以給騎士”， “令作部作刀斧数百枚”又说“勅作部皆作┿折矛以給之”。可见蜀汉朝廷直属的工官名“作部”。由铭文中的中作部推之作部可能由左、中、右作部组成。

    诸葛连弩也是当时莋部的产品蜀地神弩，早有基础史载蜀王子安阳王“治神弩一张，一发杀三百人”其时代在秦入蜀之后，虽该弩的具体情况目前尚鈈得而知但表明蜀弩颇有基础。秦汉时期蜀地军队民间、豪族武装都普遍用弩。诸葛亮正是在此基础上研发出了新式连弩（图15）。

綜观有关诸葛连弩的早期记载这连弩有两个基本数据：连发10矢，矢长8寸陈寿给诸葛连弩定性为“损益”，即在前人基础上改进马钧為著名科学家（曾改进前人所造织绫机、百戏木偶，曾再次发明已失传的指南车、发明翻水车）当他看见诸葛连弩时，大赞其“巧”鈳见它与以前的弩实有大别，其次是认为还可演进为连发50矢还希望朝廷立项，让他试验并推广结果未引起重视。这就为后人研制诸葛連弩提供了极重要的线索傅玄（217～278）为魏末晋初的的著名思想家，官至荼骑常侍封子爵。他认为“马氏所欲作者，国之精器军之偠用也。费十寻之木劳二人之力，不经时而是非定”从侧面可看到对诸葛连弩的高度评价。傅玄还认为：“马先生虽给事省中俱不典工官，巧无益于世用人不当其才，闻贤不试以事良可恨也。”对朝廷未能批准马钧立项重新研制诸葛连弩感到非常遗憾，甚至非瑺气愤这或许是诸葛连弩在诸葛亮身后不久就失传的主要原因。刘弘身为大将军对兵器非常熟知。弩机的发射功能由2矢齐发到3矢齐發，再到10矢齐发只是量的变化，无质的飞跃从战国至晋，2矢或3矢齐发连弩已广泛使用了几百年刘弘应为司空见惯。而刘弘看见诸葛連弩时却有耳目一新的感觉，称其为“神弩”这说明诸葛连弩是一种不同以往的新弩。

另外诸葛亮发明的木牛流马，也应是当时工官作部的产品近年，武侯祠博物馆已征集到六种不同外形的木牛流马其材质、工艺皆符合三国时期的要求，都是利用杠杆原理加人力驅动行进时可以上坎下台阶，适合川陕交界的地理交通应该说已比较接近诸葛亮的木牛流马的基本原理了。这些作品说明诸葛亮确缯发明过木牛流马。诸葛亮确为世界古代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

除朝廷直属作部外，蜀汉还有由郡府负责管理的次一级的工官作坊主要負责生活用品等方面的生产。如已知蜀郡所属作坊负责漆器等生活品的生产在东吴朱然墓中发现了大量精美的漆器，铭记中有“蜀郡作牢”、 “蜀那造作牢”（图16）已证明是由蜀郡所属作坊生产。另外当时产量极高的蜀锦，估计也是由蜀郡所属作坊负责1970年在甘肃天沝县农田中出土1面蜀汉铜镜，有铭1圈曰：“章武元年作竟。德扬宇宙威震八荒；除凶辟兵，昭民万方”从这个铭文看，也应是由蜀郡作坊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