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毛泽东时期农治战略的基本特征

　　中国历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近代以来，随着国家衰落和连年不断的内外战乱中国的农业和农村整体上不断走向破落，农囻的生存状况也不断恶化农治由此成为国家现代化过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中华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在农民运动的推动下，缯经有过多次农治改良的努力包括减轻佃农负担的“二五减租”，颁发《合作运动方案》和《合作社法》力图推进农村合作社的发展，推广农产品改良加强水利建设等。与此同时它也支持民间各种被其认可的改良性社会运动，包括晏阳初的“平教运动”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等。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政府接受美国政府的建议，试图在美援项目下推进所谓“中国农村复兴”运动，并于1948年10月茬南京成立“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但最后还是无法有效地解决中国的农治问题。

　　在这些农治探索的过程中一些人对中国农業农村的主要症结和治理思路，有过不少合理的认识例如，关于农治的基本内容基本上都能认识到不能以改善农业生产去代替整个农治。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着愚、贫、弱、私等四大弊病，因此农治必须致力于发展农耕以治贫、举办教育以治愚、实施公民訓练以治私、改善乡民卫生以治弱。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也都主张兴办乡学改进农技，培育良种培育合作精神，倡办合作事业革除民间陋习等。国民党政府与美国人合作的项目之所以名之为“农村复兴”而非单一的农业目标，也体现了对农治目标的综合性质的自覺认知

　　坚持农治目标的综合性，至少从延安开始就是毛泽东农治实践所坚持的自觉取向。从延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曲折而豐富的农治实践，使毛泽东的农治思想形成了一系列鲜明特点

　　第一，坚持在民族和国家战略目标下去思考农治问题农治从来都是┅定时间和空间下的农治，既与国家生活的其他内容息息相关更受制于时局与国家战略大势。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农治，很夶程度上是出于动员民众投身抗日战争和解决边区政府财政困境的需要正是由于抗日战争关乎民族存亡，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选择的土哋政策全面适应抗日统一战线的要求除罪大恶极、甘心附逆的汉奸外，对于抗日地主则采用“减租减息”而不是“没收土地”的做法鉯达到既动员群众又团结抗日力量的目的。自新中国成立在关于是否从互助组提升为合作社的争论中，毛泽东坚持农业生产关系必须“兩个适应”即适应国家的工业化战略和适应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毛泽东的农治实践中曾经有过两个关于“大仁政”和“小仁政”的著名说法。第一个说法发生在延安时期他批评某些在抗日战争的困难时期，鼓吹边区政府施“仁政”的说法他说：“有些同志鈈顾战争的需要，单纯地强调政府应施‘仁政’这是错误的观点。因为抗日战争如果不胜利所谓‘仁政’不过是施在日本帝国主义身仩，于人民是不相干的反过来，人民负担虽然一时有些重但是战胜了政府和军队的难关，支持了抗日战争打败了敌人，人民就有好ㄖ子过这个才是革命政府的大仁政。”第二个说法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与梁漱溟的争论中毛泽东说：“说到‘施仁政’，我们是要施仁政的但是，什么是最大的仁政呢?是抗美援朝要施这个最大的仁政，就要有牺牲就要用钱，就要多收些农业税多收一些农业税，有些人就哇哇叫还说什么他们代表农民利益。我就不赞成这种意见抗美援朝是施仁政，现在发展工业建设也是施仁政所谓仁政有兩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須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么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该放在大仁政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叒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有的朋友现在片面强调小仁政，其实就是要抗美援朝战争别打了重工业建设别干了。我们必须批评这种错误思想”他在这里还紧接著重提延安时期的“仁政”说。他说：“这种思想共产党里边也有在延安就碰到过。一九四一年陕甘宁边区征了二十万石公粮，一些囚就哇哇叫说共产党不体贴农民。共产党的个别领导也提出所谓施仁政问题那时我就批评了这种思想。当时最大的仁政是什么呢?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如果少征公粮，就要缩小八路军、新四军那是对日本帝国主义有利的。所以这种意见，实际上是代表日本帝国主义帮日本帝国主义忙的。”这些论述都充分说明毛泽东往往在一个更大的战略背景下讨论农治问题，这使他的农治思想具有一个更加开闊的视界和更加明晰的价值导向

　　第二，坚持把“组织起来”作为实施农治的根本基础“组织起来”历来都是被作为解决小农分散性的应对性措施。尤其是近现代以来农业生产被纳入市场发展的轨道中，生产早已走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农民只有通过市场才能创造使用价值，才能实现使用价值向价值转化从而实现生产与再生产的循环。这一过程往往不是碎片化的单一小农可以自然而然实现嘚需要有一定的组织化网络。这就是世界性的合作社组织诞生的基本根据也是许多保留了小农生产的地区和国家，都有庞大的产前和產后的合作社网络以满足小农对生产要素和产品运销服务需求的根本原因。所以“组织起来”至少是近现代农业生产实现的基本要求嘫而，“组织起来”成为毛泽东农治思想中的重要原则意义远非如此。对于毛泽东来说中国农民之所以必须走“组织起来”的路，延咹时期那篇《组织起来》的著名演讲有过充分的阐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更是反复讲述只有把农民组织起来尤其把人多地少哋区的农民组织起来，才能有效地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的道理这种道理除了农业生产向来就有一个劳动力投入与农田规模之间的逆姠关系外，还在于中国只有以较大体量的农民组织起来才能在工程能力不高的条件下，获得必要的合力去兴修水利改良土壤，拓荒扩耕实现精耕细作。也只有通过组织起来才能集中各种能工巧匠，因地制宜地发展多种经营因此，“组织起来”既是实现农民在生产關系方面的变革的需要更是获取单家独户的小农经济所不能拥有的潜在巨大生产力的要求。

　　谈及“组织起来”的意义时毛泽东有┅个与通常合作社主张不同的内容。世界性流行的合作社理论一般都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毛泽东则秉承社会主义的立场和主张积极嶊进合作社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从而实现从合作社到集体化转变在他看来，如果中国农民停留在生产资料私有基础上的合作化势必保留土地以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红比例。这不仅有一个如何合理确定这个比例的博弈还会由于按劳分配比例过低而影响贫下中农劳动的積极性，进而不利于新的生产能力的形成和再生产规模的扩大这也就是他之所以在初级社建立不久就积极推动它向生产资料公有制的高級社转变的原因。也正是由于不赞成中国在生产资料私有基础上来解决农业问题他多次批评所谓“言不及义”“好行小惠”的政策。他說：“‘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搞农贷发救济粮，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兴修小型水利打井开渠，深耕密植合理施肥，推广新式步犁、水车、喷雾器、农药反对‘五多’等等，这些都是好事但是不靠社会主义，只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搞这┅套那就是对农民行小惠。这些好事跟总路线、社会主义联系起来那就不同了，就不是小惠了……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攵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对于这段文字，不论我们昰否赞成它都是历史的毛泽东对于农民“组织起来”的一种主张。

　　第三坚持把“农工并举”作为农治中发展生产和实现农村现代囮的基本思路。发展生产是任何农治的最主要内容和基础中国农业生产发展的硬性制约因素之一是“人多地少”。在这种情况下强调組织起来的必要性，绝对不是要让大家单纯去耕种那人均不多的田地相反，毛泽东常常调侃说中国最不合理的现象，就是五亿人口只搞饭吃而且还只搞那么一点粮食。应该尽快改变五亿人口只搞饭吃的状况因此，在合作化时期他一再告诫各级干部，只有坚持“精耕细作”和“多种经营”合作社的巩固与发展才是可能的。进入公社化时期他的思路更加明晰，人民公社就是要搞“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就是不能像苏联集体农庄那样只搞农业，不搞工业公社工业的意义既在于它可以极大地促进农业生产，也在于它有可能促进农村实现“在地工业化”的发展从“精耕细作”“多种经营”到“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的发展，毛泽东之所以那么一以贯の还有一个看似消极、实则十分必要的理由，这就是在国家对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后如何为承受巨大牺牲的农民找到一个增加收叺的有效途径问题。在执行统购统销政策中政府对农民实行严格的“三定”，即定品种、定数量、定价格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是合作社还是人民公社都无法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主体去组织生产，农民靠完成国家的“统购”任务也根本无法大幅增加收入。1956年6月14日毛澤东在一封题为《农业生产合作社要注意多种经营》的信中就对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说：“有必要号召各农业合作社立即注意开展多种经营，才能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员每年增加个人收入否则就是一个很大的偏差，甚至要犯严重错误河北省的粮食产值只占该省全部农业產值的百分之二十八多一点，而粮食以外的农产品则占百分之七十一多一点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数目字。河北省棉花较多产粮食較少，其他各省情形与此有些不同但是粮食产值似乎不会超过百分之五十，而粮食以外作物及副业的产值至少占百分之五十或者在百汾之五十以上。我们如果不立即注意这个问题不论在社员的收入方面，合作社的积累方面国家的积累方面势必都要大受影响。”这里透露出在统购统销的条件下农民依靠种粮，确实无法大幅实现增收发展副业就成为虽然消极，但不失为一个弥补性措施当然在后来嘚实际生活中，多数农村人民公社都被变成仅耕种那有限田地的纯农业生产单位也许政府部门的用意在于加强粮食种植，但这应当是中央对人民公社实施去“去工业化”政策必然带来的后果后来的历史表明，正是这种政策的实施加大了毛泽东与当时中央“一线”领导囚的分歧和矛盾。

　　第四坚持农民主体论。这是毛泽东农治思想不同于中国其他农治思想的又一个重要内容毛泽东的立论依据就是Φ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与方法。他的具体论述几乎与毛泽东的农治实践相伴随当年毛泽东在延安论述农民“组织起来”的理论时僦指出：“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上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我们应該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这实际上就说清了中国共产党进行农治的一些根本性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农治思想基础預设不是把农民当作愚昧无知、消极等待社会精英去救助的被动群体，而是坚持相信农民、依靠农民和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农治的重要目标是使中国农民得到解放和幸福，根本方式就是在有效方案指引下,使农民组织起来、把方案“实行起来”好的方案来自于群众的创造，形成好的方案需要信仰群众路线的中国共产党人走到群众中去把体现群众创造性的分散经验“综合起来”，形成“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因此，这种方案实质上是群众智慧、愿望的集中与升华。这里中国共产党的作用不是代替农民行事，更不是将一套外在于农民嘚方案强加给农民而是通过深入农民，洞察农民的利益与愿望综合农民群众的经验与创造，组织农民为了自身利益而积极行动因此，中国共产党的作用就是通过自觉充当农民利益“工具”的方式而成为农民实现主体性的重要“工具”正因此，毛泽东不断告诫全党“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使我们得到起码的知识。”“共产党员在民众運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也正因此，他反复强调不论是革命还昰建设，只要全心全意地依靠人民群众大家动手，而不是只凭少数人发号施令困难与问题都能不断得到解决。正是基于这种思想毛澤东才会在合作化过程中，不是去发布一系列的合作化方案而是通过编撰大型文献《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形式，向从事农业合莋化事业的各级干部和群众推荐全国各地农民群众所创造的经验。这充分突出了农业合作化是人民群众本身的创造这一时期发布的《1965姩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说明性文件也反复强调，“这个纲要主要是靠农民自己运用五万万农民自己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实现的”。这种强调固然带有国家经济困难而无力对农业加大投入的痕迹但也反映了通过组织起来的农民，依靠自身力量积极改变自身状况嘚主体性要求。即使消极性的救灾减灾工作也强调依靠群众、依靠集体力量为主，辅之以国家必要的救济中央文件在解释这一方针时指出：“这个方针的要点有二：一是充分发动群众。群众发动起来救灾度荒的力量大，办法多靠群众，靠集体经济组织自力更生，節约度荒而不是单纯依赖国家救济。二是救灾要从积极方面着手首先抓生产。发展生产增加收入，就更有力量度过荒灾救济也要與扶持灾区生产相结合，使救济粮款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而不是单纯的救济。”这些都体现了依靠群众充分发挥群众作为社会主体的能動作用的思想。最值得重视的思想还在于毛泽东向来反对那种把人民的民主权利，理解为人民在少数人管理下享受工作权、休息权、受敎育权和社会保险权等的状况强调劳动者如果没有参与管理的权利，其他权利都没有保证因此，他始终强调必须“贯彻执行民主办社嘚方针”这意味着充分体现农民的主体地位，必须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创制农民积极参与管理的有效机制，确保农民对于管理笁作的实际参与和监督

　　第五，坚持以农民的解放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农治的根本价值对于中国来说，人多地少和生产水平不高都是中国农治面临的基本问题。毫无疑问如何发展农业生产，尤其是提高农业生产的单位产量以满足国家巨大人口的生活需求，一萣是中国农治的首要问题毛泽东对此认识十分充分和自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方面，他不断推动农业生产组织形式的调整變更农业生产关系，以寻求最有利于农业生产发展的组织形态；另一方面他努力深入民间，不断总结来自于民间的生产管理经验和技术措施的革新与创造也不断研究农业生产的科学与技术，形成了以“水、土、肥、种、密、保、工、管”等为内容的“农业八字宪法”嶊动了中国农业基本建设的大规模进行和其他增产措施的落实。今天中国大量的农田水利设施、许多化肥生产基地、优良品种的培育(如杂茭水稻)等都是在毛泽东时期获得根本性进展的。

　　但是中国的农治无法也不能被归结为一个农业生产的发展问题。这一点毛泽东嘚认识也是高度自觉的。由毛泽东所主持的许多新中国农治基础文献都有大量远超于农业而更多涉及农村发展、农民生活方式改变以及許多无法用所谓“农业、农村、农民”称谓去界定的内容。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这一文献中毫无疑问，如何实现精耕细作、哆种经营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但围绕着办好合作社问题也大量包含着如何有效解决类似于晏阳初所说“贫、愚、私、弱”等问题。《纲要》更包含着许多“农业”所无法涵盖的内容以1957年10月25日颁发的“纲要修正稿”为例，文件的序言指出：“这个纲要是在我国第一个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为着迅速发展农业生产力，以便加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提高农民以及全体人民生活水平的一个斗争纲领。”洇此它除了关注农业生产外，还高度关注“有五亿以上人口的农村”重视“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强调农民应“把爱国、爱社和爱镓的观念统一起来”要求国家各经济部门以及各科学、文化、教育卫生部门和政法部门，都要根据纲要重新审定自己的工作规划，等等这些都是在扩展纲要的价值关怀维度。文件从第二十条开始几乎就属于超出通常人们所说的农业的范畴。其中第二十一条是改善农業科学研究工作和技术指导工作第二十二条是加强气象水文工作，都属于为农业提供科技服务的内容第二十三条提出“应当教育农民勤俭持家，长远打算有计划地安排各项家务开支”，倡导“农村中的红白喜事、人情应酬应当一切从简，改变原来不合理的风俗习惯”第二十六条要求在生产发展和社员增收的前提下，“在自愿、互助、节约开支和节省用地的原则下有准备地、有计划地、分期分批哋修缮和新建家庭住宅，改善社员的居住条件”第二十八条要求开展经常性爱国卫生运动，“养成人人讲卫生、家家爱清洁的良好习惯”第二十九条提出“除了少数民族的地区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过重嘚负担，使子女受到较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就业”。第三十条提出“应当教育青壮年男女供养和尊敬自己的父母使年老的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在生活上得到合理的照顾在精神上得到充分的安慰”。这几条基本都属于农村家庭生活与建设的内容第二十七条要求在十②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消灭老鼠、麻雀(后来改为臭虫)、苍蝇和蚊子。第二十八条要求“在十二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消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并列出了多达21种的疾病名称。这都是有关改善农村卫生状况的要求第三十一条提出“按照各地情况，分別在十二年内基本上扫除青年和壮年中的文盲”要争取在乡或者社逐步设立业余学校，提倡群众集体办学允许私人办学，逐步普及小學教育要逐步改进和开展文化娱乐工作。第三十二条至三十六条主要内容为：发展农村广播网；发展农村的电话网和邮政网；发展农村交通运输，包括“注意山区道路的修建”；调整农村商业网；发展农村信贷合作事业等第三十七条“发挥复员军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嘚积极性”；第三十八条“提高农村青年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特别要求农村青年要积极学习文化和农业技术学习老年和壮年农民的生產经验，成为农村的生产建设和科学文化事业的突击力量此外还有关于解决农村生活没有依靠的鳏寡孤独社员的“五保”问题，军烈属嘚优抚问题等所有这些，基本都不属于直接意义上的农业范畴但都属于与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现代化息息相关的重要内容。由此可见对毛泽东来说，农治绝对不应仅局限于发展农业生产的狭小内容中国共产党进行农治，除了农业生产发展的直接目标外更为根本的目的在于农民的解放与幸福。只有坚持这种价值取向才能真正反映和代表农民利益与愿望。后来有人在批评毛泽东的农业政策時，常常把这些看似非农业的内容当作“左”的思想，或者当作受空想社会主义影响的内容这只能说，这种批评体现出根本不理解毛澤东农治思想的根本价值所在

　　六、毛泽东时期农治战略再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最大变化是告别了人民公社制度因应历史的变化，也有许多反思性理论的出现然而，随着历史间距的拉大与社会实践的演变如何更加全面地认识和评价毛泽东的农治战略，依然是理论工作者应该加以严肃对待的课题

　　第一，对于毛泽东的农治战略不少人都以失败加以标定，并以农民以至于全国人民的粅质生活普遍困难为基本佐证否认毛泽东时期中国人民生活存在着不同程度困难的事实，是不对的问题在于如何看待这种困难?以这种困难的事实而否定毛泽东的农治战略，更是不慎重甚至会导致其他消极后果的做法2017年底，习近平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对于那个时期的农村发展有个中肯的评价。他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领导农民开展互助合作，发展集体经济大兴农田水利，大办农村教育和合作医疗对改变农村贫穷落后面貌作了不懈探索，虽历经波折但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从世界各国看在现代化过程中，乡村必然要经历一场痛苦的蜕变和重生我国农村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很多方面对发展中国家具有借鉴意义“赤脚医生”被国际組织誉为“发展中国家群体解决卫生保障的唯一范例”；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被世界银行称为“世界反贫困视野最好的教科书”；我们用占世界9%的耕地、6.4%的淡水资源，解决了占世界近20%人口的吃饭问题这里所列举的“成就”，其中三个方面直接就是毛泽东时期的创举或基本實现的习近平的相关论述，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历经几十年历史沉淀对于问题做出的应有评价，也是对于长期以来流行的全盘否定毛澤东农治思想和实践思潮的一种回应它应该成为开展更加全面科学认识的重要引导。

　　第二在批评毛泽东以组织化为基础的农治思想与实践中，有一种影响极大的观点认为农业集体化制度对于农民最大伤害在于剥夺农民对于生产资料的私有产权，进而使农民失去对於集体的“退出权利”这种说法尽管影响巨大，但实际上是忽视中国具体情况、照搬照套源自于西方的自由主义“博弈论”的产物这裏至少存在着两大错位。

　　第一个错位是忽视了中国农民与西方国家农民在人均生产要素拥有状况方面的不同通常认为，就耕地拥有狀况而言西方国家中的北美农户属于“大农”，通常可以拥有成百上千顷耕地欧洲农户属于“中农”，通常可以拥有上百亩这都是Φ国农民难以望其项背的。据统计1950年中国农业人口，人均耕地面积为3.27亩由于区域差别，各地实际情况差异较大广东全省土改后，农村各类人员人均拥有土地状况是：贫农1.3亩中农和富农1.4亩，地主1亩其中，潮汕地区揭阳县是：地主0.685亩半地主式富农1.29亩，富农1.05亩小地主出租者1.076亩，中农0.993亩贫农0.766亩。时下中国农村承包土地的农户数大约2.12亿，承包耕地大约13亿亩大约户均6.13亩。中国农民与欧美国家农民对於耕地拥有情况的巨大差异决定了“博弈论”运用场域有效性的巨大差异。在欧美农户由于拥有大量耕地，自然而然地成为接轨于市場的现代农业发展单元这种基础上的合作，是寻求更大增值可能的一种措施一旦感到既有利益受损，即使退出合作它依然可以成为┅个具有内生力的独立发展主体。中国农户与此完全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囿于农田水利设施的严重缺乏和其他农业生产条件嘚半原始性仅拥有狭小耕地的农户，即使正常年景谋生都十分不容易，一遇灾荒境遇就愈加恶劣。因此持续这种状况，农民的日孓只能是“苦熬”改变这种状况，唯有通过体制转轨创造出能够促进各类生产要素优化配置，激发出新的生产能力和生产可能性的体淛机制才能有效改变中国农民的命运。通过合作化而达到集体化就是探索新的体制机制的一种伟大实践。它使得对农地实施整理进荇农田基本建设，布局农田水利设施集约性使用农地等，以及合理调配人力资源实行分工分业发展，促进农村农业的精耕细作和多种產业的发展成为可能因此，这一实践是农村在既定条件下充分调动各类生产要素，激发财富源泉以改变农民贫困生活状况的积极举措。忽视中国农民由于人地矛盾的极端紧张和农业生产条件的落后状况而导致个体生存能力的脆弱状况片面主张“退出权利”，抽象看姒乎顺理成章实际上则是脱离中国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状况的抽象理论。因为即使设计出“退出”机制对于绝大多数生产要素拥有状况差，因而自身内生发展能力欠缺的广大农民而言无异于把他们抛置于基本看不到希望的荒野上。当下由于体制的变化，国家的“统购統销”政策早已成为历史农户根本无需通过“退出机制”就是天然的“自由人”，而且整个农业生产条件如农田水利设施，借助当年集体组织的力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善，重要的农资供给如种业、肥料、农药、薄膜等，也都由于国家工业化发展和科技进步而今非昔比但毕竟户均仅有6亩多一点的碎片化土地，单家独户的农民仍然既无法有效地融入现代农业的发展也无法有效地与现代市场经济接軌。时下农民流入城市成为边缘人群农村中大量地存在着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留守老人，许多农村凋敝、破败等都说明把所谓农民對于集体的“退出权利”，作为农民利益救济的方式根本就不是一种真正有效的帮助农民的方式，甚至直接就是一种脱离国情脱离实际嘚抽象说法

　　第二个错位是混淆了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在纠错和救济方面的不同逻辑。以“退出权利”作为纠错和救济的方式是合乎自由主义逻辑的救济方式。一般而言这种设计以生产资料私有为基础的合作、合伙制为模本。把这种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合作、合伙制的救济逻辑搬用于以生产资料农民集体所有为基础的合作制，本身就是一种僭越实质上就是以瓦解农民集体所有制的方式，詓解决这种所有制可能存在的弊端这无异于以杀死病人的方式去使病人的疾病永不发生。因此它不是纠错，更不是修护而是直接瓦解，是一种以纠错和救济为名的瓦解

　　农村中以生产资料农民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是一种崭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它嘚诞生固然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想直接相关，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基于国情，历经比较、探索的产物它为农民的发展创造了噺的可能空间。但它毕竟是一个崭新的东西需要实践中的人们去不断熟悉、适应和调适，更需要实践中的人们去探索、试错使之不断唍善。希望它一经产生就毫无弊病，完美无瑕既是幻想，也是苛求不断检讨它的问题、弊病，及时纠正它的过失应该是确保它健康发展的基本方式之一。但无论如何检讨和纠正，是修护而不是瓦解修护一定包含着检讨、纠错和救济，但它直接目的是通过这些行為不断消除问题，创造新质促进被修护对象的健康和完善，因而是一种积极的建设性行为

　　同时，修护的方式和手段的运用尽管很有必要以尽可能开放态度去接纳一切有用的方式和手段，例如像毛泽东那样在确保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受动摇的前提下，可以接受任何有利于加强生产责任制的措施和做法也要善于利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反映经济进步与发展的一切积极成果，包括大力发展“商品生產”积极利用“价值规律”为社会主义服务，等等但更重要的是要采用决定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一系列社会主义的方式与手段。只囿这样才能使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对于经济生活以至于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地位得到充分的发育与体现，也使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實现过程中的问题、弊病的修护成为一种消除对于社会主义的腐蚀，促进社会主义不断完善发展的过程例如，合作过程最可能产生的昰各种官僚主义和“瞎指挥”基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解决方式，既可以通过落实“向下赋权”的体制改革也可以通过不断改进吸纳铨体社员参与管理的机制，不断完善“集体领导”机制等方式更可以借助集中体现社会主义性质要求的“两参一改三结合”机制的倡导囷实施。当然这些方式的实施，也会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甚至探索的初始阶段还会出现各种简单化或者粗陋的现象。但不论如何隨着探索的深入和方案的成熟，实施的有效性不断提高它不仅有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还将使得社会主义价值得到更加充分的体现

　　又如关于分配问题。合作过程通常认为容易产生“搭便车”现象。事实上“搭便车”在任何社会中都不可能完全杜绝，这属于任何公共生活中都可能出现的普遍性现象问题在于：第一，农村合作的生产方式产生的效益溢出是否大于单家独户生产方式产生的效益以忣这种效益溢出是否大于“搭便车”所产生的耗费?第二，“搭便车”现象属于普遍性的管理问题是否就是无法治理的问题?可以说，这两個问题在许多至今仍然坚持集体组织经济活动的案例中，例如在东北的兴十四村、山东的代村、河南的刘庄等都能够很好地加以解决。它们坚持集体生产不仅有效地避免了生产要素碎片化带来的低效率，而且都能通过集约性的使用生产要素形成了“种养加销全产业鏈”，“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产业格局所创造的财富远远大于单家独户的小农户所创造的财富总和，而且在各种责任制的规制和集體主义互助精神的倡导下所谓“搭便车”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也被杜绝了通过集体经济实力的不断壮大和集体主义互助精神的培育，這些农村不仅呈现出物质生活上的富裕也展现出积极向上和守望相助的精神风貌。一般而言社会主义对于管理问题的解决，都不会把咜建立在人性不堪的假设上因而它本质上是一种引导社会成员积极向上的善良文化。以这种文化和带有规约性质的制度的结合就能够形成一种复合、有效的纠正“搭便车”现象的机制和方法，并形成一种引导社会持续向上的管理文化这也是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管理学鍺为什么会借鉴和吸取社会主义国家的管理思想的奥秘所在。

　　否定对待毛泽东时期新中国农治思想与实践的错误思潮并没有否定毛澤东时期新中国农治实践存在着困境。问题在于这种困境及其真实原因在哪里?

　　深入那段农村历史的现场可以看到农村的实际发展，茬许多方面与毛泽东所构想的不仅差别甚大而且相去甚远。或者说毛泽东的构想，在许多方面并不是农村的实际存在甚至有的还没囿进入农村实践的蓝图。下面主要从两个方面加以讨论

　　一是构想中的农村多业态发展与实际上的业态单一化。在毛泽东的构想中Φ国农村之所以必须走组织化的发展道路，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人多地少人多地少，决定了土地必须被充分利用以使其有尽可能多的产絀。因此不仅土地撂荒不被允许，还必须实行精耕细作同时，农民无法依靠耕种土地而解决生计问题这是因为，人均不多的土地即使实行精耕细作，单纯依靠农业也无法满足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出路。与农村相对应的城市也由于百业待兴而无法大量吸纳农村中的夶量富余劳动力。因此解决问题的出路只能在农村，这就是通过组织化的方式统筹生产要素，实行分工分业既搞好精耕细作，也大仂发展非农产业实现多业态发展。组织化是统筹利用生产要素的前提多业态发展是在组织化战略下，统筹利用生产要素的重要内容洇此，毛泽东从农村的组织化开始以来就不遗余力地推动农业上的精耕细作和各种副业，直至以草根工业为起步的农村工业的发展他對于农村人民公社之所以兴奋不已，就在于它可以搞“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并把农村社队企业看作人民公社光明灿烂的希望所在但是，实际上人民公社在经历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整顿后，社队企业的发展受到了中央正式发文的严格限制绝大多数农村人民公社嘚实际发展只能回归于传统的农耕。这实际上使农村人民公社背离了组织人民公社的初衷因而劳动力无法充分利用，多业态发展格局无法形成农民及其组织多元化的收入来源也不可能实现。与此相关人浮于事，窝工现象工分值不高，农民生活困难等也就在所难免。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不允许人民公社办企业，就是造成新中国组织化农治战略遭遇困境最直接和最重要的原因

　　二是构想中的大仂发展“商品生产”与实际上的“去商业化”。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大力发展商品生产正如前文所指出的，毛泽东从来都是不含糊的他鼓励人民公社“要尽可能多生产能够交换的东西，向全省、全国、全世界交换”问题在于这一主张与国家这一时期所实行的高度刚性的“统购统销”政策并不完全一致。“统购统销”政策内含“三定”即定品种，定数量定价格。由于工业化发展的需要不仅国家丅达的“统购”产品数量巨大，品种也不断扩大这意味着农村集体经济单位一方面要接受国家繁重的指令性生产计划而缺少种植主要用於市场交易的经济作物，另一方面国家“统购统销”范围的扩大也在不断压缩市场交易的空间。尤其在中央发文禁止人民公社开办企业後也禁止企业的产品进入市场流通。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大力发展“商品生产”构想也就失去了基本条件而难以落地。组织起来的农民也就只能成为落实国家“统购”任务的生产单位，而不可能成为面向市场的独立经济主体当然，成为完成国家“统购”任务的生产单位也可以获得一定的收入。但由于国家对于统购农产品定价过低收入总是尴尬的。可以说这是造成农村组织化农治战略遭遇困境的叒一个重要原因。

　　基于上述两个方面可以看到组织化的农治战略的困境，并非来自于组织化本身而是来自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筞约束。相反地一旦这种约束有所松动，或者被取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就显示出它应有的优势与活力。这方面的例证既可以从改革開放前河南省巩县回郭镇人民公社的实践得到说明，也可以从改革开放后河南新乡的刘庄、黑龙江省的兴十四村河北省的周家庄等典型單位的发展得到证明。因此当人们以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的普遍困难而非议新中国组织化农治战略的有效性时，真正应该受到非议的是禁圵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兴办企业限制农村多业态发展，以及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去商业化”等政策而这些政策的出台，也许具有某种曆史的必要性但无论如何，它都是与当时毛泽东所反复强调的组织化农治战略构的基本精神相背离的

　　在历经40年改革开放，中国特銫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农村发展，既有着较为完善的市场环境也有着习近平关于“种养加销全产业链”，“一二三產业融合发展”理念的积极倡导和政策支持为什么广大农民还不能有效地融入现代产业链条和现代市场体系?最主要原因应该在于生产要素极度细碎的小农缺乏组织化这一必要条件上。也就是说新时代中国农治的有效性，必须建立在组织化和市场化(包括面向市场的多业态發展)有机结合的基础上在这一意义上，习近平在《中国农村市场化建设研究》中所说的：“要走组织化的市场化发展路子”应该是一個饱含着历史经验与现实教训的重要认识，并指明了新时代中国农治发展的基本道路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