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因何事生气不回家住，陈毅去劝也不管用？
原标题：因何事生气不回家住，去劝也不管用？人民网北京12月20日电 （陈苑）为纪念周恩来诞辰115周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你是这样的人——回忆周恩来口述实录》一书近日在京首发。该书由1998年拍摄电视文献片《百年恩来》主要采访记录整理而成。原采访200余人，本书选取有重要价值的34人的采访记录，这些讲述人均为与周恩来有亲密交往者。选题内容生动感人，再现了周恩来公而忘私的革命精神和丰富的感情世界。全书基本保持了被采访人的个性和语言特点，使读者能从书中共同体验他们人生中最宝贵的记忆与最真挚的情感。书中的许多被采访者已经故去，因此本书所记录的大量鲜为人知的史料更加弥足珍贵。《你是这样的人——回忆周恩来口述实录》封面 资料图本文摘自《你是这样的人——回忆周恩来口述实录》 主编：邓在军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9【注：人民出版社已授权人民网读书频道对本书进行连载，禁止其它媒体转载！如需转载，请联系人民出版社。】周恩来侄儿回忆第一次见周恩来邓颖超周尔均（周恩来侄儿，国防大学原政治部主任）我第一次见七伯、七妈是在上海，时间是1946年的夏天。我那个时候在江苏高邮初中毕业以后，因为没钱升学读书，听说七伯周恩来到了、上海与国民党谈判，我和哥哥就找他们来了。我们见面是在上海马思南路107号“周公馆”，马思南路现在改称思南路，门口挂着的牌子还是当年的牌子，英文是“周恩来将军公馆”，实际上是中共代表团上海办事处。用这个名义，为了便于对外活动。到那里后，是陈家康同志接待的我们，问了情况以后，他通报给七伯、七妈，他俩很快就从楼上下来。七伯、七妈见到我们非常高兴，也十分关心，详细地询问我们这些年来的情况。特别是见到我们由于经济困难，一路从苏北走路、坐船过来，缺吃少穿，脸上还长了疮。七妈很疼爱地说，你们受苦了。她拿来药膏亲自给我涂上没两天就好了。七妈去世之前的几年，有一次，她老人家同我和我爱人邓在军谈起当年的情况，七妈说：“那个药叫‘如意膏’，效果很好，是进口的，现在没有了。看来，这样的药还得进口一点。”50年前的往事，这样的一个细节，她老人家都记得清清楚楚。然后，七伯、七妈把我们带到他俩的卧室，关心地问我们是做什么来了，下一步有什么打算？我们说想升学上高中，也想跟着你们干革命，希望能到延安去。七伯、七妈说，这个事情我们要好好商量一下、考虑一下再定。当时，我们是临时寄居在上海的舅舅家。住在施高塔路，现在叫山阴路，在虹口那儿。第二天还是第三天，七伯和七妈专门到舅舅家来看我，是坐了车去的。我那时看到的七伯、七妈显得特别年轻，七伯穿的是西服，七妈穿得也漂亮，上襟还佩了一朵花。我说：“七伯、七妈，你俩看起来好精神，真漂亮。”七妈就说：“你们不懂得，我们在这儿需要这样的穿着，便于在敌人的心脏里边活动、减少敌人的注意，也可以给你们舅舅家里减少麻烦。我们在延安住的是窑洞，穿的是土布衣服，跟这儿根本是两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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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刘少奇回应毛泽东批评:人相食要上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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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严重&左&倾错误，加上从1959年起，我国农田连续几年遭受大面积自然灾害，从而使党和人民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如何认识这一危局以及怎样化解？党中央高层出现了意见分歧。
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
&&&&针对一线领导人对形势的估计，毛泽东有不同的看法。一方面他承认违背了客观规律，认为&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碰得头破血流&，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同时，毛泽东也检讨了自己的错误。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讲：&我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孙悟空偷桃子，只有这个办法，开庐山会议之类。过去不懂得管理经济之复杂。革命是捣乱，而且敌人有隙可乘&，&如果讲到责任，责任在李富春，责任在王鹤寿，其他部长多多少少有点责任；农业部有责任，谭老板有责任。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过去说别人，现在别人说我，实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没有办&。日甘肃省委向中央写出报告，深入检查了一再发生&共产风&的根源，认为应当而且必须从省委领导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方面去寻找。毛泽东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遍，说还想看一遍，以便从中吸取教训和经验，并检讨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呼吸、共命运的&，&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又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另一方面，毛泽东认为困难并不大，形势仍然是好的，&三面红旗&必须坚持。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说：&总路线有问题，大跃进有问题，人民公社有问题。他们提出的批评，据我看，提出的尽是些鸡毛蒜皮的问题。我说他们看错了&，&没有什么了不起。要找事情，可以找几千几百件不对头的，但从总的形势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面对粮食紧张和&非正常死亡&等现象，毛泽东的态度是&现在形势大好，缺点错误是部分的&。1961年庐山工作会议上，在周总理发言时，毛泽东插话说：&错误就那么一点，没有什么了不得。&他又形象地说：&现在是退到了谷底了，形势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升了。&会议结束的那天，他还书写了唐代诗人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一诗中的四句，即：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并赠送中央常委各同志。可见毛泽东的乐观心情了。日至16日，毛泽东在无锡听取江苏、安徽负责人的汇报时说：&对形势要从积极方面去看，有困难要想办法去战胜它。缺点可以有几千条，但这是可以克服的。不可理不直、气不壮，不要灰溜溜。&&久卧思起，现在是起床的时候了。&七千人大会召开前夕，毛泽东又说：&国内形势总的是不错的。前几年有点灰溜溜的，心情不那么愉快。到1961年，心情高兴些了，因为在农村搞了《六十条》，工业搞了《七十条》，还提出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些具体政策都见效了。&他在无锡找华东几个省的同志谈话时，表示1962年要抓工、农、兵、学、商、政、党七个方面的工作，大抓一年，工作要一天一天上轨道。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到上海、山东、杭州、武汉等地视察，听到一些地方负责人讲的都是形势去年比前年好，今年又比去年好，比较乐观。1962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在中央工作会议上。
&&&&因此，对刘少奇等人对形势的估计，毛泽东非常不满。1962年夏，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当面批评刘少奇：&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顶不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刘少奇激动地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一线领导人对形势的估计当作&黑暗风&来批判了。他指出：&我周游了全国，从中南到西南，找各大区的同志谈话，每个省都说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看来并非一片黑暗。有的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这两年讲困难讲黑暗合法，讲光明不合法了&，&农业恢复要五年、八年，讲的那样长，就没有希望了&。他还批评李富春和国家计委&上不联系中央，下不联系群众，事先不请示，事后不报告，四时八节，强迫签字。我说再看一年，不行就换班。有人劝我不要等了，现在就可以换&。
&&&&二是关于包产到户问题。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几起几落。高级社建立后，由于在分配上存在严重的平均主义，产生许多矛盾。1957年春一些地方农民要求包产到户，但在两条道路大辩论中被看作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受到批判。1959年第二次郑州会议后的几个月中，河南、湖北、江苏、湖南、陕西、甘肃等不少省份出现了包产到户的做法，庐山会议后，再次遭到批判，认为&包产到户，实际是恢复单干&，&是猖狂的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中央还转发了江苏省委《关于立即纠正把全部农活包到户和包产到户的通知》和河南省委《关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几个典型材料的报告》，认为包产到户归根到底&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企图使资本主义在农村复辟，实质上是反党反人民的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1962年，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在七千人大会上。
&&&&面对三年严重的经济困难，安徽省委对群众要求包产到户的意见，加以变通，试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包工包产责任制，即&责任田&，得到毛泽东&可以实验&的谨慎同意。同时，中央和地方许多领导都对包产到户予以支持。当时负责农村工作的邓子恢经过广泛的调查研究，支持安徽省委的意见。他指出：&有些地区，特别是受灾地区和山区分散地区，如果适合搞包产到户，农民也有搞包产到户的积极性，那就让他们搞。&朱德于1961年在浙江视察时，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三包到组，在一部分地区可行。&陈云看了安徽搞责任田的材料后，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办法，叫&分田到户'也好，叫&包产到户'也好。总之，国家遇到了如此大的天灾人祸，必须发动全体农民按照《国际歌》词中&全靠我们自己'的话办，尽快恢复生产。&6月下旬至7月初，陈云就用重新分田的办法刺激农民生产积极性、恢复农业产量问题，在北京分别与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交换看法，并取得基本一致意见。时任中南局书记的陶铸也多次讲到包产到户，他认为：&边远地区、山区包产到户，不管黑猫白猫，会抓老鼠就是好猫。&1962年4月，他到河南检查工作，提出借土地给农民自耕，有的同志认为这样做可能导致资本主义，陶铸回答说：&如果这也叫资本主义，我宁可要资本主义，也不要饿饭、死人！&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本来不赞成包产到户，但经过湖南农村调查后，认为包产到户在当前具有优越性。调查期间，田家英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很冷漠，并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而陈云却称赞&观点鲜明&，刘少奇也认为很好。杨尚昆也从北京打电话给田家英：&总理要我问你一下，可不可以把农村的私有部分放宽一些？&回北京后，田家英立即向刘少奇作了汇报，汇报刚开了个头，就被刘少奇打断了。刘少奇说：&现在情况已经明了了&，接着就提出关于实行包产到户的主张。日，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天安门检阅游行队伍。
&&&&出乎刘少奇的意料，毛泽东不仅没有同意包产到户的主张，而且严厉批评了田家英等人，说：&回到北京后不修改《农业六十条》，却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并问田家英：&是你个人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田家英为了不在中央领导层中造成裂隙，回答是个人意见。据陈云后来回忆说：&谈话以后，毛泽东同志很生气。&同时，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工作也表示不满，指责他在包产到户问题上为什么没有顶住。在随后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批评说：&1960年以来，不讲一片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或者大部分黑暗。思想混乱，于是提出任务：单干，全部或者大部分单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否则农业就没有办法，包产40%到户，单干、集体两下竞赛，这实质上叫大部分单干。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庄呢！&&有些同志一有风吹草动，就发生动摇，那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或者没有马克思主义&，并多次批评田家英的60%包产到户、40%搞集体的主张；批评中央农村工作部搞资本主义，邓子恢是&资本主义农业专家&。 (摘自《四清运动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版）
(责任编辑：CN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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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光明日报　中国科学院院士 李林
1976年的寒冬，人们哭泣着站在十里长安街的路旁，等待周恩来总理的灵车通过。我也和大家一样站在寒风凌厉的街旁目送周恩来总理的灵车往八宝山驶去。我心里涌出无数的往事。在人大会堂我见过周总理多次，但总是他在台上我在台下，我只能远远的望着他。回想起来，我只有两次机会与周总理直接接触。那是在1957年11月，父亲李四光因小便大量出血，经医生诊断认为左肾长有恶性肿瘤，需要马上动手术。父亲住进了北京医院。就在这时，周总理到医院来看他。周总理披着一件医院的白大褂，笑呵呵的走进门来，他掏出手绢，擦拭着头上的汗，连声说好热好热，脱下毛背心，然后坐在父亲的病床旁边。春天仿佛随着总理一起来到了这小小的病房，屋里的空气立即活跃起来，总理先详细地询问了父亲的身体情况，接着又兴致勃勃地和父亲拉起家常话，让他安心治病。快乐的气氛感染了父亲，父亲的心情也轻松了许多。父亲很羡慕总理的一头黑发，看上去显得那么年轻、精神抖擞，就问总理是怎样保养的？总理说他经常吃桑椹膏，劝我父亲不妨也试试，父亲摸着自己的一头白发，笑着说，怕来不及了。父亲又问总理：“您的工作这样忙，睡眠是怎样保证的？”总理回答得很干脆：“靠安眠药，有事情就叫醒我。”父亲不禁心里一酸，极力抑制着自己的感情，他对总理诚恳地说，您工作这样忙，请您以后不要再来看我了，我会听您的话和病魔作斗争的。时间在笑声中不知不觉地过去，总理要走了，他看见我侍立在旁，就亲切地握着我的手，问我在哪里工作，是党员吗？我不好意思地低下头说：“还不是。”总理严肃地说，党交给你一个很重要地任务，一定要好好照顾你父亲的身体。就在手术的前一天，总理又来看我父亲，虽然他只坐了15分钟，但是他给了我父亲极大的勇气和力量，坚定了与疾病斗争必胜的信心。后来父亲才知道，这次总理来医院是特为亲自审阅我父亲的手术方案，询问了手术中可能发生的一切问题，最后才批准这次手术。在总理亲切的关怀和医生们的努力下，父亲顺利地动完了手术。这时，总理又第三次来看望父亲，要父亲安心养病，尽快恢复健康，好为人民服务。在病榻旁，总理又一次问父亲入党的问题考虑得怎么样。其实父亲早想提出入党要求，但是感觉条件不够，年纪又大，恐怕起不了什么作用。父亲激动地对总理说：“我的入党申请书早已写好了，请党考验我吧。”总理这样关心父亲的政治生命，使他感动极了，真是再没有什么能比这件事使他在病中感到更大的安慰了。父亲于日批准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1959年转为正式党员。1965年北京医院诊断出父亲患有动脉瘤，但是医生和他本人都不主张动手术，主张采取保守疗法，即不能劳累，不能生气，不能激动，更重要的是血压不能波动。周总理了解到这个情况，在“文革”期间给予父亲无微不至的关怀，他让总理联络员把北京医院的诊断书贴在地质部和地质力学所的大门口，并对两派造反派讲不要去干扰李四光同志。父亲在家里写书，有时听听地质野外队的汇报，在这种条件下坚守在领导工作和科研工作岗位上是十分困难的，父亲的情绪很不好。就这样他的血压开始波动起来，我给他量血压时高压经常从110波动到220。在日终于动脉瘤破裂而与世长辞。对于父亲的死，我是有思想准备的，但是这么快到来仍觉得很突然。5月2日我接到通知，5月3日上午要在八宝山为李四光举行“告别仪式”，我不知道第二天会有些什么首长来参加这个“告别仪式”。我头脑里只是重复着一个景象：父亲去世的头一天晚上和我讲了许多的话，谈到他对未来地质工作应该怎样做的一些想法，他多么想把这些想法倾诉给敬爱的周总理听，但是，他现在已不能亲自完成这个愿望了，于是我提起笔来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我只是想用我的笔把我父亲没有来得及说的心里话告诉总理，从而告慰刚刚离开我们而去的父亲。霏霏春雨下个不停，八宝山公墓小礼堂站满了人，我扶着母亲站在家属一行。忽然门被推开，一位负责同志通知大家：总理要来。我心中一热，急忙从口袋里取出了那封信……人们密密麻麻站满了这不大的地方，从休息室进来了中央领导同志，第一个就是周总理，后面还有李先念、李富春副总理等。“告别仪式”是由郭沫若同志主持的，我看见郭老正要说什么，周总理就健步走到扩音机前停了一下，慢慢地、沉痛地说：“我们国务院的工作没有做好，没有给李四光同志写悼词。可是早上来时，我收到李四光同志的女儿李林同志的一封信……”说到这里，总理转过头来问道：“李林同志来了没有？”我连忙回答：“来了。”总理又接着说：“我在休息室里征求其他领导同志的意见，是否就用李林同志的信做悼词，他们都同意了。”说完，总理从衣袋里拿出我给他的信，慢慢地念起来。其中一段是这样写的：“敬爱的总理，我父亲老想找您谈一谈我国科学工作的问题，但是他想到您太忙，不忍心打扰您，他有许多话要对您讲，但是遗憾的是还没有来得及讲就去世了。在他的遗物里，我找到这样一个纸条，上面写着：‘在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我们中国人民有志气，有力量，克服一切科学技术的困难，去打开这个庞大的热库，让它为人民所利用。如果我们不这样作，而把地球交给我们珍贵的遗产、煤炭之类内容极其丰富的财富，不管青红皂白一概当燃料烧掉，我们的后代，对我们这种愚蠢和无所作为的行为，是不会宽恕的。’”当总理念到信中最后一段关于父亲对总理的敬意时，他停下不念了，把信又放回口袋。“告别仪式”结束后，周总理走到人群中大声问：“你们都听见了吗？”人们回答：“听见了。”又问：“你们是搞地质的吗？搞地震的同志来了没有？”总理语重心长地说，现在把任务交给你们大家了。是啊，父亲虽然去世了，但他未完成的事业，一定会有更多的人去完成。总理缓步向我们走来，后面跟着李先念副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总理走到母亲面前，紧紧握住母亲的手，低沉而有力地对母亲说：“许大姐，你要好好保重身体，要化悲痛为力量，要继承李四光同志的遗志。”总理默默地和我们家的每个人握手，最后看见了父亲的秘书周国均同志，总理打量了他一下，轻声问道：“你是？”周国均同志回答：“我是秘书。”总理握着他的手说：“把李四光遗留下来的资料好好整理出来。”就这样，由于周总理的关怀，一个告别仪式仍旧开成一个庄严的追悼会，而且使父亲生前的遗愿得到落实。这件事充分说明周总理对科技工作者寄予多么深切的期望和关怀。在周总理100周年诞辰之际，我有幸为他写纪念文章，这是我极大的荣誉。
　　仅靠一腔热血和情怀，并不足以促使作家拿起笔杆子去创造。从这个角度来讲，网络文学追求市场效益也无可厚非，但一定要有原则和操守。　　8月11日，以“网络正能量、文学新高峰”为主题的首届中国“网络文学+”大会开幕式暨中国网络文学高峰论坛在北京亦创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坚定文化自信，就是要既坚守本根，又面向世界开放包容，吐故纳新，不断与时俱进，实现融合创新。文运牵着国运，文脉关乎国脉。　　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使得我们构建大国战略的文化自信力。中华民族不是文化的流浪儿，而是有着灵性能力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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