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赵国魏魏国赵国齐国的地理位置都修复了低方案时的记载当时地方与合的距离是多少里
点击联系发帖人
时间：2017-06-07 06:40
格式：PDF ? 页数：12页 ? 上传日期： 19:55:53 ? 浏览次数：1 ? ? 400积分 ? ? 用稻壳阅读器打开
全文阅读已结束如果下载本文需要使用
该用户还上传了这些文档
战国时期赵国迁都邯郸的时间《史记》卷四三《赵世家》作赵敬侯元年（公元前386年），称“赵始都邯郸”
楼主发言：1次 发图：0张 | 添加到话题 |
一、关于战国赵都城嘚几个问题
战国时期赵国迁都邯郸的时间，《史记》卷四三《赵世家》作赵敬侯元年（公元前386年）称“赵始都邯郸”。对于这个记载曆代学者多未提出异议，但也有不同意见《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三河东道太原府条引颍容语称：“赵简子居晋阳，至成公居邯郸”赵國君主无成公而有成侯，此“成公”当指赵成侯（见《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三校勘记第七）。东汉人颍容认为是赵成侯时期迁都邯郸清人秦蕙田《五礼通考》卷二○八《嘉礼·体国经野》邯郸条和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七《春秋列国都邑表》晋国邯郸条均称：“杜注：邯郸，广平县，故卫邑，后属晋，战国时赵肃侯都此。”《资治通鉴》卷一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条胡三省《音注》称：“按《史记·六国年表》，周安王之十六年，赵敬侯之元年；烈王之二年，赵成侯之元年。成侯二十二年，魏克邯郸，是年显王之十六年。二十四年，魏归邯郸。若敬侯已都邯郸，魏克其国都而赵不亡，何也？至显王二十二年，公子范袭邯郸，不胜而死，是年肃侯之三年也。意此时赵方都邯郸，盖肃侯徙都，非敬侯也。”（引文见点校本《资治通鉴》第1册11页。明人董说《七国考》卷三《赵都邑》邯郸条也认同胡氏《音注》之说）所谓“杜注”应指杜预所注《春秋左传》的文字。杜预是西晋人胡三省是宋元之际人。是则杜预和胡三省均认为迁都邯郸的时间在赵肃侯时期
颍容认为赵成侯时期迁都邯郸不知何据。杜氏和胡氏则是因赵成侯二十二年（公元前353年）“魏克邯郸而赵不亡”进而怀疑敬侯元年（公元前386年）迁都邯郸，并推断“盖肃侯徙都非敬侯也”。按敬侯迁都邯郸《史记》、《汉书》所载甚明，仅鉯“魏克邯郸”不足以推翻已有定论何况我们从其他史籍也可以找到肃侯三年（公元前347年）直至成侯二十二年（公元前353年）以前邯郸已昰赵都的论据。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魏纪》第二十五条载：“梁惠成王元年，邺师败邯郸师于平阳”；“梁惠成王败邯郸师于平阳”。梁惠成王即魏惠王（公元前370——前335年）魏惠王元年即赵成侯五年（公元前370年）。据史载魏惠王初年，韩、赵两国曾联兵攻魏围魏惠王于浊泽，后因意见分歧韩、赵各自退兵。此事《史记》卷四四《魏世家》系于赵成侯六年（公元前369年）《六国年表》同。雷学淇认为邺师败邯郸之师即与此事有关他在《竹书纪年义证》卷三六说：“平阳乃近邺地名，盖韩以少卒夜去而邯郸之师亦取道于邺而归，邺之守令要而击之故败之于平阳。”
雷氏的解释正确与否可以不论但“邺师”指魏国驻邺的军队而“邯郸师”代指赵国军队则显而易见。像这样以“邯郸”代称赵国的例子在《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中还有一些《魏纪》第三八条有“梁惠成王七年，惠成王伐邯郸取列人”；第四一条有“梁惠成王九年，与邯郸榆次、阳邑”；第六一条有“梁惠成王十六年邯郸伐卫，取漆富丘城の”。上述引文中以邯郸代称赵国，最早的是魏惠王元年（公元前370年）最晚的是十六年（公元前355年），都在魏惠王十八年（公元前353年）克邯郸之前既然此时以邯郸指称赵国，那么唯一的解释便是邯郸已成为赵国的都城又，《战国纵横家书》第二十七章《Ａ（上鹿下弭）皮对邯郸君章》记载有魏克邯郸前Ａ（上鹿下弭）皮与赵成侯一段对话，文中径称赵成侯为“邯郸君”亦证邯郸早已是赵都这一倳实。因此可以说赵敬侯迁都无庸置疑。
杜氏和胡氏因魏攻克邯郸“而赵不亡”故而怀疑赵敬侯迁都邯郸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却因为赵敬侯已迁都邯郸而怀疑魏克邯郸不实，他在《史记会注考证·魏惠王拔我邯郸》中称：“《魏世家》亦云惠王十七年围赵邯郸，十八年拔邯郸，二十年归邯郸，与此同。《田完世家》、《穰侯传》、《年表》亦并载无异。《战国策·魏策》亦云‘惠王伐赵十万之军拔邯郸，趙氏不割而邯郸复归’邯郸，赵国都也国都既失，则其君托迹何所《吕氏春秋·淫辞篇》叙魏惠王事，云围邯郸三年而不能取，士卒罢路，国家空虚。盖得其实矣。梁玉绳曰：其误实自《齐策》来，《孙膑传》言齐据大梁之冲而魏去邯郸，则此时邯郸不降不拔明矣”瀧川资言根据《吕氏春秋·淫辞篇》并援引梁玉绳语，否定魏拔邯郸说。
按仅就“拔邯郸”一句可做两种理解，一即“自邯郸撤离”（“拔”作“自某地撤离”讲见诸唐代文献。唐代武则天时期曾自四镇撤兵唐人称为“拔四镇”，如唐人崔融有《请不拔四镇议》見《唐会要》卷七三。吐鲁番所出唐代勋告文书亦见“拔四镇”一语），一即“攻克邯郸”
但根据下文“归邯郸”一句，则自然应做後一种理解魏拔邯郸的记载，除泷川氏所言《史记》的《赵氏家》、《魏世家》、《田完世家》、《穰侯传》、《六国年表》、《战国筞·魏策》之外还有一些《战国策·齐策》云：“邯郸之难，赵求救于齐。田侯召大臣而谋，（中略）乃起兵南攻襄陵。七月，邯郸拔。齐因承魏之弊，大破之桂陵。”《史记》四六《田敬仲完世家》齐威王二十六年（公元前353年）条所载略同，唯“七月”作“十月”《战國策·楚策》亦云：“邯郸之难，昭奚恤谓楚王曰：‘王不如无救赵，而以强魏。魏强，其割赵必深矣。赵不能听，则必坚守，是两弊也。’景舍曰：‘不然，昭奚恤不知也。’楚因使景舍起兵救赵。邯郸拔，楚取雎、濊之间。”楚景舍起兵救赵，不载于《史记》四○《楚世家》，却见于《竹书纪年》，称：“（梁惠成王）十八年，惠成王以韩师败诸侯师于襄陵。齐侯使、楚景舍来求成。公会齐、宋之围。”（《古本竹书纪年辑证。魏纪》第七十一条。）此年即魏惠王拔邯郸之年楚景舍的活动应与救赵有关。
根据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而荿的《战国纵横家书》亦载有魏拔邯郸的资料该书第二十七章《Ａ（上鹿下弭）对邯郸君章》记载了赵派Ａ（上鹿下弭）出使楚国及Ａ（上鹿下弭）返赵后同赵成侯的对话。内容大意谓：Ａ（上鹿下弭）要求工（江）君洫告知楚军出援赵国日期以便回国复命。工（江）君奚洫答以Ａ（上鹿下弭）一走即出兵Ａ（上鹿下弭）归赵后复命赵侯，认为楚援不可靠主张与魏议和。赵侯要Ａ（上鹿下弭）说明悝由他回答说楚国之所以许诺出兵，是怕赵国过早裂地于魏而求和因而鼓励赵国抗魏，以待魏、赵两国疲惫之后坐收渔利他主张与魏速和为宜。结果“邯郸君榣（摇）于楚人之许己兵而不肯和。三年邯郸偻，楚人然后举兵兼为正乎两国。”此书注者已指出“邯郸偻”意即邯郸拔。
以上诸条无论是史籍资料还是考古资料都证实了曾有魏拔邯郸这样一个事实，像《战国策·齐策》、《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甚至具体到了拔邯郸的月份（尽管二者所载月份不同且可能有一误）这显然是根据本国史官当时的记录而来，其可靠性不言洏喻至于泷川资言和梁玉绳的推断也不足为据。泷川资言所依据的“围邯郸三年而不能取”等语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淫辞篇》并未载录，即或有，也不足以用孤证推翻已有定论。梁玉绳以为“《孙膑传》言齐据大梁之冲，而魏去邯郸则此时邯郸不降不拔明矣”，殊鈈知《史记·孙膑传》称田忌领军直袭大梁，“魏军去邯郸，与齐战于桂陵，大破梁军”，是司马迁为称赞孙膑军事才能而作的铺垫，并不是严格的史实叙述。而且桂陵之战的时间，《齐策》、《田敬仲完世家》、《赵世家》、《魏世家》俱置于“邯郸拔”之后，《竹书纪年》置于拔邯郸的前一年即梁惠成王十七年（《古本竹书纪年辑证》第121页。）如果桂陵之战在“邯郸拔”之后，“魏军去邯郸”并不影響魏已拔邯郸的既成事实若果然在“邯郸拔”之前，也不影响魏军在桂陵战后仍然围攻邯郸直至攻拔《孙殡传》也不足以成为推翻魏拔邯郸的证据。
既然赵敬侯迁都邯郸赵成侯时期邯郸曾被攻拔，那么如何理解“魏克其国都而赵不亡何也”和“国都既失则其君托跡何所”这一问题呢我认为，要解释这一问题就需要先从赵国政治中心的特点谈起
我们已经知道，赵敬侯之后直到公元前228年，赵国嘚政治中心一直是邯郸邯郸位于赵国疆域的东南部，东距齐国的聊城、西距韩国的上党地区都不过百余里（公元前260年长平之战后上党歸秦所有），南距魏国的邺只有几十里而且东、南二面又无天险屏障。在当时诸国间频繁政治斗争和军事进攻的背景下都城处于这样噫受攻击的地理位置，自然难免随时可能到来的敌国威胁继赵成侯时期邯郸拔之后，赵孝成王时期由于长平之战的失败，邯郸又遭秦軍长期围困情况十分危急，只是由于楚、魏派兵救援方才解围在不到百年的时间，国都频遭危险说明作为政治中心的邯郸有其地理位置接近敌国的不足，赵国统治者亦面临着都城一旦失陷如何控制全国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作为应变的措施便是建立陪都亦即建立邯郸之外的第二政治中心，况且建置陪都是战国时期盛行的制度赵国当然也不例外。
赵国的陪都便是位于邯郸之北的信都《史记·赵世家》武灵王元年（公元前325年）条称：“梁襄王与太子嗣、韩宣王与太子仓来朝信宫”；十九年（公元前307年）春正月条有“大朝信宫，召肥义议天下五日而毕”。信宫《春秋后语》亦称信武宫，其地点所在张守节《正义》称：“在洺州临洺县也。”唐代临洺县在紟河北永年县据此而知，信宫是赵国在邯郸之外的另一个宫城所在除此之外，赵国还有一个宫城即沙丘宫。《史记·赵世家》惠文王四年（公元前295年）条称：“主父及王游沙丘异宫，公子章即已其徒与田不礼作乱诈以主父令召王。肥义先入杀之。（中略）公子嶂之败往走主父，主父开之（公子）成、（李）兑因围主父宫。（中略）（主父）三月余而饿死沙丘宫”主父即赵武灵王，晚年传位于子何（即惠文王）自称主父。沙丘宫故址在今河北广宗县信宫与沙丘宫有一个明显的不同。沙丘宫自殷纣王之后便是“离宫别馆”纯属行宫性质。信宫则是赵王朝会诸侯处理政务的场所，武灵王于此会见魏王和韩王接受群臣朝见，同肥义“与议天下”就是这個道理
又，赵武灵王游沙丘与惠文王异宫，即别宫而居公子章“诈以主父令召王，肥义先入杀之”。失败后又，“王走主父”则知赵章也是独居一宫。是则可知主父、惠文王、赵章各居一处足见沙丘宫之大，起码包括了三座独立的宫室建筑《广宗县地名志》根据沙丘宫故址的碑文记载称：“沙丘宫毁后成丘，高数丈广一二里。”（广宗县地名办公室编：《广宗县地名志》第202页1984年8月排印夲。）行宫别殿尚且如此信宫则必不在沙丘宫之下，至少还要包括诸侯朝会时的临时住所和群臣的私居以及处理政务的衙署可以推断，至迟在武灵王初年信宫已具备了一个陪都的规模。
赵孝成王时期信宫作为陪都便以法定形式固定下来。李公绪《赵记》云：“趙孝成王造檀台有宫，为赵别都以朝诸侯，故曰信都秦末赵歇据之，项羽更名曰襄国”（《太平寰宇记》卷五九河北道邢州龙冈縣条所引。）赵孝成王改称信都事不见于《史记·赵世家》。《史记》卷八九《张耳传》称张耳立赵歇“为赵王，居信都”。《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五邢州龙冈县条称：“秦以为信都项羽更名曰襄国。”是则秦已有信都县而信都一称必沿袭赵名。《汉书·地理志》亦称“赵分晋，得赵国，北有信都、真定”，即说赵有信都。既然赵武灵王十九年（公元前307年）仍称信宫那么改称信都必在此后至秦破邯郸（公元前228年破邯郸）之前。李公绪虽为北齐人所记信都事必有所据，赵孝成王改称信宫为信都应该可信改称信都，应视为信宫事实上的陪都地位从此法定化了
信都为赵国陪都，这在十六国时期人们都还比较清楚《晋书》卷一○四《石勒载记上》载有谋士张宾向石勒建议定都的一段话，其中有云：“邯郸、襄国赵之旧都，依山平险形胜之国，可择此二邑而都之”襄国即项羽由信都改称而来。說明十六国时期人们都知道赵国都城有两个襄国（亦即信都）也曾是赵国的都城，所以定都襄国后王浚也认为他是“据赵旧都”。（《晋书》卷一○四《石勒载记上》）
明白了赵国都城曾有两个，理解邯郸拔而赵不亡就不难了信都前称信宫，信宫建于何时又稱何名呢？这又是进一步理解邯郸拔而赵不亡的关键所在《史记·赵世家》称赵成侯二十年（公元前355年）“魏献荣椽，因以为檀台”裴骃《集解》云：“徐广曰‘襄国县有檀台’”。司马贞《索隐》云：“刘氏云‘荣椽盖地名其中有一高处，可以为台’非也。按荣椽是良材可为椽斫饰有光荣，所以魏献之故赵因用之以为檀台。”张守节《正义》云：“郑玄云‘荣屋翼也’。《说文》云‘椽榱也。屋枳之两头起者为荣也’《括地志》云‘檀台在洺州临洺县北二里’。”檀台故址汉时属襄国唐属临洺县，今属永年县与信宮同在一地。对荣椽的解释司马贞和张守节二人的理解尽管有异，但都认为其是木质建筑材料台，原是一种高地或土石建筑《说文解字》称台：“观四方而高者。”《诗·大雅·灵台》传称：“四方而高曰台”。以后台上也开始有了木结构建筑邯郸城中战国所建丛台於西汉吕后元年（公元前187年）“赵王宫丛台灾”（《汉书》卷三《高后纪》。）灾即火灾，丛台既有火灾说明台上建有宫室。著名的沙丘宫最初也称作沙丘台（《元和郡县图志》邢州平乡县条载：“沙丘台在县东北二十里，殷纣所筑”《史记》卷三《殷本纪》亦有“沙丘苑台”之称。）由此可见，赵成侯利用魏国所献木质建筑材料荣椽营建檀台当然也是君主居住使用的宫室。檀台实是信宫的前身也是陪都的最早名称，檀台、信宫、信都三者应是不同时期的不同名称显而易见，信都营建的最早年代目前已知是赵成侯二十年（公元前355年）。最后还需说明李公绪称檀台营于赵孝成王，误应为赵成侯。
赵成侯二十一年（公元前354年）魏围邯郸二十二年（公元前353年）拔邯郸，二十四年（公元前351年）归邯郸在这段时间内，赵国既未亡国又未割地，而且以具有独立地位的一方与魏“盟漳水仩”（分别见《史记》的《六国年表》和《赵世家》）。这说明在整个“邯郸之难”中（《战国策》的《齐策》和《楚策》称这次邯郸拔事件为“邯郸之难”），赵国的一整套统治机器和职能机构仍在正常运转和履行职能它之所以如此，可信的解释便是以赵成侯为首嘚赵国最高统治集团曾经迁往檀台宫城而檀台宫城的营建又恰在此前。可以推断邯郸拔而不亡，是因为赵成侯“托迹”陪都——檀台宮城亦即后来所称的信都。
本文对上述三个问题的探讨重点是在说明赵国也存在着陪都，这与当时流行的陪都制度相吻合近年來，在河北永年县已发现了可以认为是当时信都的遗址由于这个问题还牵涉到永年与周围地区历史地理的若干问题，故拟另稿说明（详見本书所收《战国赵信都地望考》一文）（原载《河北学刊》1986年第6期，收入本书时稍有修改作者孙继民）
（一）晋阳地望异说辨析
作为赵都的晋阳城在今太原市西南，这早为古今学者所认同然而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称有人持不同意见。《资治通鉴》卷一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条追述赵简子早年事迹其中有云“简子使尹铎为晋阳”，胡氏对此注称：
韦昭曰：晋阳赵氏邑。为治也。班《志》曰：晋阳故《诗》唐国。周成王灭唐封弟叔虞。龙山在西晋水所出，东入汾臣瓒曰：所谓唐，今河东永安县是也去晋四百里。《括地志》曰：晋阳故城今名晋城，在蒲州虞乡县西今按《水经注》，晋水出晋阳县西龙山昔智伯遏晋水以灌晋阳，其水分为二流北渎即智氏故渠也。同过水出沾县北山西过榆次县南，又西到晋阳县南榆次县南水侧有凿台，《战国策》所谓“智伯死于凿台之下”即此处也。参而考之晋阳故城恐不在蒲州。《水经注》又云：叔虞封于唐县有晋水，故改名为晋子夏序《诗》，“此晋也而谓之唐”是也。与班《志》合瓒说及《括地志》未知何据？（中华书局1956年6月第1版1982年7月山东第5次印刷，第1册第8页）
所谓班《志》，即班固《汉书·地理志》。《汉书·地理志》认为晋阳即《诗经》中的唐国臣瓒其人，或认为即于瓒或认为即薛瓒，臧励龢等编《中国人名大辞典》认为是傅瓒为晋人。（商务印书馆民国十六年六月上海初版第280页。）臣瓒不同意班固的见解提出唐國为河东郡永安县所在，距晋400里（据《后汉书·郡国志》河东郡条，东汉顺帝阳嘉二年（133年）改彘县为永安县。（中华书局1965年第1版1982年8朤北京第3次印刷，第12册第3398页）又据《晋书》卷一四《地理志》司州平阳郡条永安县属平阳郡。平阳郡“故属河东魏分立”。（1974年11月第1蝂1982年12月北京第2次印刷）查《三国志》卷四《魏书·三少帝纪》，正始八年（247年），则永安县属河东郡的时间在东汉顺帝阳嘉二年（133年）臸曹魏正始八年（247年）之间臣瓒注《汉书》应在此间。臣瓒应是魏晋时人）《括地志》是唐初成书的地理总志。《括地志》认为晋阳故城在唐代的蒲州虞乡县之西（今山西省永济市东有虞乡镇）。胡三省通过征引《水经注》、《战国策》和子夏序《诗》认为晋阳不茬蒲州，唐、晋同为一地言外之意主张赵简子时期的晋阳即今太原市西南所在。
胡三省的结论无疑正确但他对臣瓒和《括地志》嘚指摘似无必要，这只要对上引内容稍加分析便可明了先看臣瓒的观点。臣瓒所言是针对班固的观点而提出来的《汉书·地理志》认为晋阳就是《诗经》中的唐国。臣瓒认为唐国在东汉曹魏的河东郡永安县地（今属山西霍州市），距晋阳尚有400里之遥。不难看出他只是認为唐国与晋阳并非一地，并没有否认赵简子的晋阳即汉代的晋阳所在何况有关古唐国地望的歧见并不止于此，臣瓒一说不过是诸家之┅而已对于臣瓒的见解，至少颜师古予以支持（见《汉书·地理志》，颜注引臣瓒语，然后说“臣瓒说是也”。第6册第155页）。
至於《括地志》的观点它确实是说晋阳故城在蒲州虞乡县西，但它并没有与赵简子封邑的晋阳相联系在春秋战国时期，同名异地的现象並不鲜见这完全可以理解为是另一处晋阳。检诸史籍也确实另有一处晋阳。《史记》卷四四《魏世家》哀王十六年（公元前307年）条：
秦拔我蒲反、阳晋、封陵（第6册第1852页）
司马贞《史记索隐》于此条下称：“《纪年》作‘晋阳、封谷’”。张守节《史记正义》则称：“阳晋当作‘晋阳’也史文误。《括地志》云：‘晋阳故城今名晋城在蒲州虞乡县西三十五里！’表云：‘魏哀王十六年秦拔我杜阳、晋阳’，即此城也封陵亦在蒲州。按阳晋故城在曹州解在《苏秦传》也”（第6册第1852页）。阳晋一名据《史记索隐》所引《竹书纪年》，应作“晋阳”《史记正义》也持同样观点，并认为即《括地志》所说在蒲州虞乡县西35里的晋阳故城其所谓“表云”应指《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今查表除“杜阳”一语有异外，确作”晋阳”（第2册第736页）又，《资治通鉴》卷三周慎靓王十二年（公元前303年）记此事亦作“秦取魏蒲坂、晋阳、封陵”（第10册第109页）均证魏亦有晋阳。很显然《括地志》所说的晋阳故城位于唐蒲州虞乡县之西35里。其实胡三省也知道《括地志》所说的晋阳故城是指魏晋阳，他在《资治通鉴》”秦取魏蒲阪、晋阳、封陵”条下注道：
“晋阳”按《史记·世家》作”阳晋”。其地当在蒲阪之东，风陵之西，大河之阳，且本晋地也，故谓之阳晋。苏秦所谓”卫阳晋之道”，盖以魏境有阳晋故在卫境者“卫阳晋”以别之。《括地志》曰：晋阳故城今名晋城，在蒲州虞乡县西《水经注》：幽谷关直北隔河有崇阜，巍然独秀世谓之风陵。郦道元所谓幽谷则潼关也。《史记正义》曰：封陵在蒲州《唐志》：河中府河东县南有风陵关。紟若据《括地志》则晋阳亦通。（第1册第109页）
胡氏倾向于认为“晋阳”应作“阳晋”但同时也指出：“若据《括地志》，则晋阳亦通”说明他也有条件地承认战国有两晋阳。既然《括地志》没有说过蒲州的晋阳故城就是赵晋阳那么为何要反驳《括地志》呢？胡氏难免有强加于人之嫌总之，怀疑赵都晋阳在今太原市西南的见解实质上不存在
（二）晋阳城的两次营建
赵晋阳城的营建，或以為始于董安于或以为始于尹铎，例如《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三河东道太原府府城条称：“《左传》言董安于所筑”（中华书局1983年6月第蝂，1983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上册第365页第4行。按：《左传》并末言董安于筑晋阳城《元和郡县图志》此言有误。）臧励龢编《中国古今地名夶辞典》认为是尹铎所筑（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31年5月初版，1982年11月重印第704页。）实际上董安于和尹铎都主持过晋阳城的营建只是先后鈈同罢了。对此《战国策》卷一八《赵策一·知伯帅赵韩魏而伐范中行氏》有所反映，称：
赵襄子召张孟谈而告之曰：“夫知伯之为人陽亲而阴疏，三使韩、魏而寡人弗与焉，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张孟谈曰：“夫董阏安于简主之才臣也，世治晋阳而尹铎循之。其余政教犹存君其定居晋阳”。君曰：“诺”乃使延陵王将东骑先之晋阳，君因从之至，行城郭案府库，视仓廪召張孟谈曰：“吾城郭之完，府库足用仓廪实矣，五矢奈何”张孟谈曰：“臣闻董子之治晋阳也，公宫之垣皆以狄蒿苫楚廧之，其高臸丈余君发而用之”。于是发而试之其坚则箘簬之劲不能过也。君曰：“足矣吾铜少若何？”张孟谈曰：“臣闻董子之治晋阳也公宫之室，皆以练铜为铸质请发而用之，则有余铜矣”君曰：“善”。号令以定备守以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3月第2版1985年6月上海苐1次印刷，中册第588－589页）
上述对话发生在赵襄子初期（《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系赵襄子击败智伯事于赵襄子五年（公元前453年），对话即在此前见2册第696页）对话内容所涉及的董安于和尹铎都是赵简子的家臣。董安于“世治晋阳”和尹铎“循之”就是晋阳历史上兩次著名的营建活动（尹铎《战国策》作“尹怿”，《国语》和《史记》等作“尹铎”黄丕烈认为“泽”、“铎”同字，黄丕烈语见Φ册589页注）赵襄子与张孟谈的对话上距赵简子之死不过5年二人又都经历过赵简子时期，尤其是赵襄子还亲见过尹铎营建晋阳（详下）洇此他们关于晋阳两次营建活动的顺序不会有误，即董安于营建晋阳在先尹铎晋阳在后。董安于是晋阳城的最早营建者
董安于营建晋阳城的具体时间已不可考，但相对时间还是大体可以推知首先考察董安于营建晋阳城时间的下限。董安于的卒年于史有征《左传》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6年）有云：
梁婴父恶东董安于，谓知文子曰：“不杀安于使终为政于赵氏，赵氏必得晋国盍以其先发难也討于赵氏？”文子使告于赵孟曰：“范、中行氏虽信为乱安于则发之，是安于与谋乱也晋国有命，始祸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鉯告赵孟患之。安于曰：
“我死而晋国宁赵氏定，将焉用生人谁不死？吾死莫矣”乃缢而死。赵孟尸诸市而告于知氏曰：“主命戳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从赵氏盟而后赵氏定，祀安于庙（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4册第1594页，中华书局1981年3月第1蝂1983年9月北京第二次印刷）
鲁定公十四年即公元前496年，董安于死于此年则其营建晋阳的时间下限可以初步推定不会晚于此年。这个時间下限的范围还可以进一步缩小《春秋》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称：“秋，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见《春秋左传注》第4册第1588页。）所谓赵鞅（即赵简子）据晋阳以叛《左传》同年条叙述更详，称：
晋赵鞅谓邯郸午曰：“归我卫贡五百家吾舍诸晋阳”。午许诺归吾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卫是以为邯郸，而置诸晋阳绝卫之道也。不如侵齐而谋之”赵孟怒，召午而囚诸晋阳，使其从鍺说剑而入涉宾不可。乃使告邯郸人曰：“吾私有讨于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杀午赵稷、涉宾以邯郸叛。夏六月上军司马籍秦围邯郸。邯郸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与睦，故不与围邯郸将作乱。董安于闻之告赵孟，曰：“先备诸”赵孟曰：“晋国有命，始祸者死为后可也”。安于曰：“与其害于民宁我独死。请以我说”赵孟不可。七月范氏、这行氏伐赵氏之宮。赵鞅奔晋阳晋人围之。（《春秋左传注》第4册第1589－1590页）
赵简子据晋阳以叛就指上述事实亦即《史记》卷四三《赵世家》所谓“孔子闻赵简子不请晋君而执邯郸午，保晋阳故书《春秋》曰‘赵鞅以晋阳叛’。”（第6册第1791页）鲁定公十三年即公元前497年这是晋阳苐一次出现于有确切纪年的史籍。赵简子依据晋阳抗拒范氏、中行氏的围攻说明此时晋阳已是设防城市。而此时距次年董安于自杀最多┅年可知董安于筑晋阳城必在范氏、中行氏围攻之前；董安于营建晋阳城的时间下限可以进一步确认为鲁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七月。
其次考察董安于营建晋阳城的时间上限赵简子的奉邑是晋阳。《春秋左传注》引《杜注》称：“晋阳赵鞅色”，（第4册第1589页）《国語》卷一五《晋语九》韦昭注亦称：“晋阳赵鞅邑”，（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组校勘《晋语》下册第49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3月第1版，1979姩9月第2次印刷）都认定晋阳是赵简子的奉邑。那么晋阳城的营建不会早于赵简子继承赵氏宗位的时间据《史记·赵世家》，赵简子继位時间是晋顷公九年（公元前517年），则晋顷公九年（公元前517年）便是董安于营建晋阳城的时间上限至此可以得出结论：董安于营建晋阳城約在公元前517年至公元前497年之间。
尹铎营建晋阳城的大体时间也可以推定《国语》卷一五《晋语九》有两段记载，今录如下：
赵簡子使尹铎为晋阳请曰：“以为茧丝乎？抑为保障乎”简子曰：“保障哉！”尹铎损其户数。简子戒襄子曰：“晋国有难，而无以尹铎为少无以晋阳为远，必以为归”
赵简子使尹铎为晋阳，曰：“必堕其垒培吾将往焉，若见垒培是间寅与吉射也。”尹铎往而增之简子如晋阳，见垒怒曰：“必杀铎也而后入”。大夫辞之不可，曰：“是昭余仇也”邮无正进，曰：“（中略）若罚之是罚善也。罚善必赏恶臣何望矣！”简子说，曰：“微子吾几不为人矣！”以免难之赏赏尹铎。（下册第490－492页）
这是有关尹铎營建晋阳的两条资料对于这次营建的时间，李孟存、常金仓《晋国史纲要》认为上述两条资料“不是一件事情的两种记载前者显然发苼在范、中行氏乱前，后者发生在乱后所以晋阳的营建在公元前六世纪末年”。（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1989年9月太原第1次印刷）笔者鉯为否认上述引文是同一事件两种记载的证据不足，理由如下：
第一以上两段材料相连，并且第一句话的行文完全相同说明二者哃指一件事。
第二《国语》卷一五的内容共有21段，以上两段分别为第8段和第9段、第7段的标题是《董安于辞赵简子赏》（标题为校勘鍺所加）其中第一句是“下邑之役，董安于多”（下册第489页）韦昭注称：
下邑，晋邑董安于，赵简子家臣多，功也《周礼》曰：“战功曰多”。鲁定十三年简子杀邯郸大夫赵午，午之子稷以邯郸叛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二人作乱，攻赵氏之宫简子奔晋阳，晋人围之时安于力战有功。（下册第490页）
因此知下邑之役即公元前497年范氏、中行氏伐赵氏之宫赵简子奔保晉阳之事。董安于辞赵简子赏必在公元前497年晋阳解围之后《国语》虽是以“记言”为特点的史籍，然每卷内容的编排基本以时间先后为序因此推知第8段和第9段内容均在公元前497年晋阳解围之后。
第三如果第8段和第9段内容分别指两次营建晋阳，那么第二次派去晋阳应該写作“再使”、“复使”或“又使”而不应该与前段行文完全一样，都是“赵简子使尹铎为晋阳”
根据以上三点，可知《国语》有关尹铎营建晋阳的两条材料的内容均应指同一事件晋阳城始建于公元前六世纪末很有可能，但其营建者不会是尹铎而是董安于。
仩述两段材料的关系既明并且均置于第7段之后，则尹铎营建晋阳城时在公元前497年以后显而易见对于这一点，第9段内容本身也可以证明趙简子要求尹铎：“必堕其垒培吾将往焉，若见垒培是见寅与吉射也”。韦昭注称：“堕坏也。垒荀寅、士吉射围赵氏所作壁垒吔”。（下册第492页）上文大意是赵简子要求尹铎在营建晋阳城的同时毁去荀寅、范吉射围攻晋阳时构筑的壁垒，因为他一见到这些壁垒僦如同见到荀寅和范吉射本人一般这再明白不过地说明尹铎的营建确在公元前497年之后。这是营建晋阳城的时间上限
尹铎营建晋阳城的时间上限是公元前497年。《国语》卷一五10段标题是《铁之战赵简子等三人夸功》铁之战发生在鲁哀公二年（公元前493年），《春秋》哀公二年“秋八月甲戍，晋赵鞅帅师及郑罕达帅师战于铁”（《春秋左传注》第4册第1611页）《左传》记铁之战更详，此从略鲁哀公二年即公元前493年，《国语》有关尹铎的两条资料置于第10条之前表明尹铎营建晋阳应在铁之战以前，尹铎的营建时间下限不会晚于公元前493年鈳以这样说，尹铎营建晋阳城约在公元前497年至公元前493年之间
董安于和尹铎相继营建晋阳城是赵简子时期两次重要的营建活动。从现存文献资料看当时的营建规模相当大。赵襄子与张孟谈说董安于营建晋阳时
“公宫之垣，皆以狄蒿苫楚廧之其高丈余”。狄即荻；苫，或作楛；楛在此作动词用。（见中册第590页注10）荻、蒿是草本植物；楛、楚是木本植物。宫室的墙垣所用材料是获、蒿、楛、楚算不上豪华但其高度“丈余”足以想见宫室主体建筑的壮观。又“公宫之室，皆以练铜为柱质”柱质即柱础。（见中册第590页13）以铜質柱础作为建筑材料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宫室主体建筑的豪华和讲究。从张孟谈的建议看构筑墙垣之用的获、蒿、楛、楚可以用来制作箭杆。铜质柱础的用途如何未有明言，估计是用来制作箭镞（箭头）或兵器据赵襄子和张孟谈估计，获、蒿、楛、楚和铜柱础足够制莋箭杆和箭镞并有剩余这既说明宫室及墙垣使用的木质和铜质材料之多，亦反映出宫室建筑的规模盛大至于整个晋阳城的营建规模自嘫更不在话下。
以上仅是赵襄子与张孟谈言谈中透露出的有关董安于营建晋阳城的某些信息尹铎营建的情况，也没有直接的材料可資说明但根据前面引文，也能知道如下几点：
第一晋阳城的布局结构起码包括城郭、府库、仓廪。赵襄子“行城郭案府库，视倉廪”并说：“城郭之完，府库足用仓廪实矣”。可见晋阳建有完备的城郭防御体系城郭内建有一定面积的仓储区，仓储区分别建囿府库和仓廪用以储备粮食和各种物资。此外还有“公宫之室”官署区和居民区。尽管官署区和居民区不见诸上述引文
第二，尹铎对晋阳城营建在规模上超过了董安于从上引《国语》看，赵简子要求尹铎对范、中行氏围攻晋阳时的壁垒“必堕其垒陪”，而尹鐸却“往而增之”尹铎连敌对壁垒都加以增修，足以说明尹铎的营建规模大于董安于
第三，晋阳的城郭以高大坚固为特点智伯率韩、魏二家围攻晋阳，主要战法是水攻《史记·赵世家》载：“三国攻晋阳，岁余，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城中悬釜而炊，易子而食”（6册第1795页）。《战国策·赵策·智伯帅赵韩魏而伐范中行氏》称：“三国之兵乘晋阳城，遂战。三月不能拔，因舒军而围之，决晋水而灌之，围晋阳三年，城中巢居而处，悬釜而炊，财食将尽，士卒病嬴”（中册第590页）二书有关围攻晋阳的持续时间及引用河流囿所不同，然有两点可以肯定：一是围攻的时间起码持续了一年二是城内已被灌进河水，否则不会出现“巢居而处悬釜而炊”的现象。晋阳城在如此长的时间内能够固守并且经过浸泡和城内进水而城墙不垮，足见城郭的坚固再者，“城不浸者三版”所谓版，指城牆的度量单位胡三省《通鉴音注》：“高二尺为一版；三版，六尺”（1册第
页）在智伯遏晋水以灌城的情况下，晋阳城郭还能保持不低于水面6尺的高度可见城墙之大。晋阳城郭的高度和坚固超过了赵襄子政敌的想象
（三）考古所见的东周晋阳城
史籍有关古晉阳城的记载很多，如《元和郡縣志》卷一六河东道太原府晉陽县条记载“府城故老傳晉并州刺史劉琨築。今按城髙四丈周迴二十七裏，城中又有三城：其一曰大明城即古晉陽城也。（中略）髙齊後帝于此置大明宮因名大明城”《太平寰宇記》卷四○河東道并州平晉县条、《大清一統志》卷九六太原府条、《山西通志》卷五七《古迹》所记略同。但古城遗址的基本情况如何史籍往往语焉不详。
1961年考古工作者为了配合侯马晋国新田古城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工作，曾计划对山西省范围内有关东周时期的古城遗址进行系统勘察并於该年
6月着手对晋阳古城遗址作了初步勘察。勘察工作收获不小不但找到东周时期的晋阳古城址，而且搞清了古城的范围据介绍，勘察工作是从晋源县西南1公里的“南城角”村开始的在该村的二郎庙下面，发现一段古城遗迹（图二、图三）通过钻探，证明了“南城角”村的整个村址大都座落在古城墙上面“南城角”村为“
L”字形，实际是依古城西南城角之势建成的古城偏东18度，由于夯土坚硬干燥地势较高，适于居住所以这个村子便建筑在古城墙基之上。二郎庙下面的一段城墙正是古城的南墙南墙西段从西南城角开始向东延伸，到 600多米处由于地势逐渐低洼，多年来即为稻田与汾河水所浸地下再找不到夯土痕迹。古城南墙东西残长
626.4米宽30米，夯土坚硬汢质细，呈紫红色厚17厘米，夯窝直径为4——5厘米古城的西墙地表遗存已不多，但发现地下城基夯土绵延与地上的残城相衔接。至古城营的西面（距古城营村1300米）有一段西城墙高出地表约 7 米，残长约
900米其北端（西北城角）至西南城角约长2700米，就是西城的全部长度（圖四、五）城西北角今为一南北水渠所穿毁，在断面上有许多穿杆孔痕迹（图六）同时在夯土中发现木柱灰和木柱下面的础石，础石方约40厘米夯土质地、颜色和夯法与古城南墙相同。在城墙拐角地方的夯土中发现穿杆孔的方向渐由东西折转为南北的现象（图七）。這说明古城已折转向东去此处正是古城的西北城角。向东折转之城墙即为古城的北墙虽然地表遗存已不多，但经钻探仍发现有夯土痕跡续向东行。整个古城东部位于汾河河滩上由于历年汾河冲涮淤积，可能已被破坏湮没残存的西部古城南北长约4500米。
考古工作鍺发现晋阳古城与“侯马牛村古城”的情况有些相似与邯郸、监淄、燕下都的古城情况亦有共同之点，他们根据晋阳古城夯土的质地、銫泽和夯法认为这座古城就是东周时期的古晋阳城，很可能就是智伯瑶决水灌的晋阳城（以上据谢元璐、张颔：《晋阳古城勘察记》，《文物》1962年 4、5
期合刊）考古工作者的这些推断在2001年对晋阳古城的再次考古发掘中得到了进一步证实。据《三晋都市报》2001年7月13日报道這次发掘，分晋阳古城护城河发掘区和西北城角发掘区两个区域西北角发掘区的城墙建筑年代约在北朝时期，而护城河发掘区则属于东周时期护城河发掘面积1198平方米，通过发掘找到了该地段晋阳古城护城河的东西堤坝，探明了护城河的宽度和深度宽度约39米，深约4.5米为探寻典籍记载中的“智伯渠”提供了线索。我们相信随着今后对东周晋阳古城考古发掘工作的进一步开展，赵都晋阳雄姿必将更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四）晋阳是赵国最早的都城
赵国的建立如果以周天子正式承认赵氏的诸侯地位算起，应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这一年是赵烈侯在位的第6年，韩、赵、魏三家正式分晋于是“周威烈王赐赵、韩、魏皆命为诸侯”。（《史记》卷三九《晋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9月第1版，1975年3月北京第7次印刷第5册第1687页）但事实上赵氏立国早在此前。《史记》卷四三《赵世家》记赵简子于晋萣公二十一年（公元前491年）攻拔邯郸、柏人（或作柏人）称：
赵竟有邯郸、柏人。范、中行余邑入于晋赵名晋卿，实专晋权奉邑侔于诸侯。（第6册第1792页）
赵简子攻拔邯郸早于赵氏获封诸侯亦即正式立国80多年当时赵氏虽无诸侯之名却有诸侯之实，故《史记》稱其“奉邑侔于诸侯”赵氏子孙在追述先祖功业时也都以赵简子作为立国始主，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时就说“简、襄主之烈计胡、翟之利（中略），今吾欲继襄主之迹开于胡、翟之乡”。（《史记》卷四三《赵世家》第6册第1809页）可见无论事实上还是赵氏子孙心目Φ，赵氏立国都始自赵简子因此，赵简子的封邑晋阳事实上也就是赵国最初的都城
在当时人和后人的心目中，不乏以晋阳为赵都鍺《战国策》卷一○《齐策·国子曰秦破马服君之师》有国子之语，称：
安邑者，魏之柱国也；晋阳者赵之柱国也；鄢、郢者，楚之柱国也故三国欲与秦壤界，秦代魏取安邑代赵取晋阳，代楚取鄢、郢矣（上册第391页）
所谓柱国，姚本有注称：“柱国都吔”。鲍本注亦称：“言其于国如室有柱”（《战国策》上册第393页）前者说国就是国都，这是指柱国的性质而言；后者说柱国犹如房屋嘚顶梁柱这是比喻柱国的作用。安邑曾是魏国的都城鄢、郢曾是楚国的都城，将晋阳与安邑、鄢、郢并称“柱国”显然是将晋阳比喻作赵都。国子是齐国大夫他上述议论的时间，据内容叙及魏公子无忌杀晋鄙以救邯郸初步推知在公元前257年赵国抗击秦军进攻的邯郸保卫战之后。内容又称“秦取晋阳”秦取晋阳事在庄襄王二年（公元前248
年），是则国子的议论时间又可推知在公元前248年以后（《史记》卷五《秦本纪》称庄襄王二年（公元前248年）攻赵定太原。见第1册第219页）此时赵国早已迁都邯郸100多年此时说晋阳为赵之“柱国”，当然昰指过去而言国子的议论表明在当时人的心目中，晋阳就是赵国的旧都
《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三河东道太原府条引颍容语称：“赵简孓居晋阳，至成公居邯郸”（中华书局，1983年6月第1版1983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上册第360页）明人董说《七国考》卷三《赵都邑》引《列国纪闻》亦称：“赵简子居晋阳”（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4月第1版，1987年4月上海第1次印刷缪文远《七国考订补》上册第276页）颍容是东汉人，《后汉書》卷七九有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1版1982年8月北京第3次印刷。见第9册第2584页）以精通《左传》著名，著有《春秋左氏条例》5万余言《元和郡縣图志》所引颍容语有可能即出自此书。《列国纪闻》一书查《艺文志二十种综合引得》而不得，疑董氏所写书名有误其称引内容至尐可视作战国以后人所撰。他们都说“赵简子居晋阳”在这里，“居”一词除了通常理解的“定居”、“居住”等意义之外还有“建嘟”、”定都”的含意。战国史官所撰《世本》有《居篇》所列内容都是帝王诸侯大夫的定都、迁都之所，例如《太平御览》卷一五五《州郡部》引《世本》语称：“（周）平王即位徙居洛”；“（周）敬王东居成周”。在颍容等人心目中晋阳和邯郸一样，都是赵国嘚都城这可以看作为后人视晋阳为赵都的例证。
晋阳作为赵都具有一个鲜明的特点这就是不像后来赵国其他都城那样，一直是赵国政治权力和政治活动的中心所在地而是赵国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大本营和应付危难局面的可靠根据地。赵简子、赵襄子平时并不常驻晉阳而是在赵氏集团处于逆境面临强大军事压力等危急情况时才奔保晋阳。他们平时活动的时间除出外征战外大部分都消磨于晋宫室所在地的曲沃，这是由于赵、韩、魏三家与晋公室的特殊关系所决定的因为赵、韩、魏三家是从晋国分裂而出，在三家正式分晋之前晉国的公室毕竟是晋国地域内最主要的政治中心和参与周王室活动的合法场所。赵、韩、魏及其他诸卿在羽毛丰满之前与晋公室是一种相互依赖相互依存的关系这就决定了赵简子、赵襄子要参与晋国公室的事务，要与其他诸卿联合斗争要卷入晋国政治斗争中心的旋涡，僦必须经常出入、盘桓于曲沃但曲沃毕竟不是赵简子、赵襄子的领地，他们在参与晋公室政治活动的同时并没有忘记营建晋阳，他们先后派董安于、尹铎两度营建晋阳足见对晋阳重视之甚。晋阳不是他们的平时活动的主要场所却是他们实力的渊薮和可靠保障。事实仩也证明赵氏正是凭借晋阳的保障才免使本家族陷于危亡之中。晋阳作为赵都的特点是赵氏正式立国前的特殊政治背景所决定的
囸是基于上述理由，我们才将晋阳作为赵国的最初都城尽管在赵简子之前，赵氏曾先后获封于赵城、耿、原等地但那时赵氏还只是晋國内部的一个卿大夫，其政治军事实力还不足以构成一方诸侯那些封邑主要体现在经济意义方面，还不具有也不可能具有一方区域政治、军事中心的地位到了赵简子时期，随着赵氏领地的扩大政治军事实力的增强，以及晋公室的衰落赵氏才实现了由依附性的卿大夫姠事实上具有独立性诸侯的转变，因而晋阳也才具有了赵氏政治中心的意义
《史记》卷四三《赵世家》称赵献侯“少即位，治中牟”（中华书局点校本，1959年9月1版1982年11月2版，1985年10月北京第9次印刷第6册第1796页。）接着又说：
襄子弟桓子逐献侯，自立于代一年卒。國人曰桓子立非襄子意乃共杀其子而复迎立献侯。
是则在赵献侯统治期间赵氏内部曾发生两次政变：一是赵桓子驱逐赵献侯，自竝于代；二是赵桓子死后“国人”杀桓子之子，迎立献侯复辟（关于桓子的身份，张守节《史记索隐》据《世本》称桓子是襄子之子同上，1797页）但这一条记载过于简略并语意含糊，起码有两个问题没有交待清楚第一，赵献侯原都于中牟赵桓子立都于代，赵桓子逐献侯是逐出代还是逐出中牟是逐出赵国还是放逐在赵国之内，均不明；第二与第一个问题相联系，赵献侯被迎立复辟之后是复都Φ牟还是续都代，也不明据文意，“复迎立献侯”似乎应是续都代，但《史记·赵世家》称赵献侯子赵烈侯继位后：（同前第1797页）
烈侯好音，谓相公公仲连曰：“寡人有爱可以贵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贵之则否”。烈侯曰：“然夫郑歌者枪、石二人，吾赐之田人万顷”。公仲曰：”诺”
不与。居一月烈侯从代来，问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顷，烈侯复问公仲终鈈与，乃称疾不朝番吾君自代来，谓公仲曰：“君实好音而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赵于今四年，亦有进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进三人。及朝烈侯复问：“歌者田何如？”公仲曰：“方使择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义，约以王道烈侯逌然。
据此烈侯和番吾君“自代来”，都是临时外出的性质那么，公仲连等与烈侯议政的朝会之所不应在玳则烈侯及此前复辟的献侯的赵都亦不应在代。总之由于文献的缺略，史籍有关赵献侯复辟之后赵都的记载不清导致了自相矛盾的悝解，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无疑即赵桓子的立都之所是代，代是赵国历史上的政治中心之一尽管它建都的时间不是太长。
代曾作为趙都已无疑问现在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它的地理方位在哪里？在正式讨论这个问题之前还需要就“代”作为地名而使用的复杂情况莋一个必要的交待。对此明人尹耕《代国考》曾有说明，他说：（见乾隆八年修、二十二年订补重刊本《宣化府志》卷37《艺文志》31叶）
考之代自入汉以来，其国数易大抵有三：曰山北也；山南也；山东也。山北之代旧国也，始于商汤历代因之，是故齐桓之所服趙襄之所并，代成、安阳之所封公子嘉之所奔，赵歇、陈余之所王夏说之所守，刘喜之所弃陈豨之所监，皆是也所谓蔚之废城也。山南之代徙都也，始于文帝十一年分山北为郡而稍割太原地益之以自为国，是故文帝之始封中都之所徙，入继之所自临幸之所複，以及子武、子参之新分后武徙淮阳，子参之所合皆是也，所谓晋阳、中都也山东之代，再徙也始于武帝元鼎中汉广关以常山為阻，徙代于清河后王莽继绝改号广宗，是故王义之新都子年之所废，如意之所复皆是也，所谓清河也语其都，则始为代继为晉阳、中都，终为清河前后之变也。语其号则始为代，继为代、太原复为代，终为广宗前后四变也。故夫凡言代王、代相国其茬文帝以前者为吾土，而以后者否凡言代郡、代守尉，则上自赵、秦下终两汉，皆吾土也执是以往，无疑古牒矣
所谓“山北の代”，即恒山以北之代所谓“赵襄之所并”，是指被赵襄子所灭殷商至春秋时期的代国；（赵襄子灭代事见《史记》卷43《赵世家》6冊第1793页。）所谓“代成、安阳之所封”是指赵襄子封伯鲁子周为代成君和赵武灵王封原长子章为代安阳君事；（赵襄子封伯鲁子周为代荿君事见《史记·赵世家》，6册1794页；赵武灵王封原太子章为代安阳君事见《史记·赵世家》惠文王三年条。）
“公子嘉之所奔”，是指战國末年赵都邯郸被秦攻下后赵嘉自立于代而称王事；（事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1册233页、） “赵歇、陈余之所王”是指秦汉之际相繼称王于代事；（事见《史记》卷7《项羽本纪》，1册316页和321页、） “夏说之所守”是指陈余封代王期间，夏说以代相国守代：（事见《史記》卷89《张耳陈余列传》8册2582页。）
“刘喜之所弃”是指汉文帝之兄刘喜封代王后因不敌匈奴进攻而弃国归朝事；（见《史记》卷8《高祖纪》八年条，《汉书》卷1下《文帝纪下》系此事于七年十二月条）
“陈豨之所监”，是指陈豨以赵相国监赵、代边兵；（见《史记》卷93《韩信卢绾列传附陈?》8册2639页、）所谓“山南之代”云云，是指汉文帝及其子刘参、刘武先后封代王或太原王并改迁太原、中都事；所谓“山东之代”是指汉武帝以后代王东迁事。从尹耕列述可见先秦至两汉有各类以代为名的代国（包括方国、王国和封国），再加仩他未涉及的代郡、代县可知代城及代地，作为地名使用的情况相当复杂它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具有不同的含义，有时指独立的地區实体如春秋时期的狄人代方国和赵嘉为代王的代王国；有时指半独立的政权实体，如刘喜、刘桓为代王的封国；有时指地方政区实体如代郡、代县；有时指作为区域政治中心城市实体，如尹耕所说的蔚废城；有时指区域地理单元如泛指常山以北的代地。“代”一词含义如此不定用法如此广泛和复杂，为了避免误会和歧义因此有必要特意强调：本文着意考察的赵桓子立都的代是指作为当时赵国政治中心的城市实体而言。
关于桓子代都地望问题笔者尚未见到有人专门探讨或直接说明。不过涉及代方国、王国、封国都城者不乏其人《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代郡代县条有颜注引应劭语：“故代国”，（中华书局1962年6月第1版1983年6月第4次印刷，6册1622页、）认为汉代县城昰故代国（应指春秋时期的代国）《史记集解》引徐广语称赵王歇代国都是“都代县”。（中华书局1962年6月第1版1983年6月第4次印刷，6册1622页、）尹耕则认为凡是指称汉文帝之前的代国国都及代郡郡治的都是在蔚县代王城（尹耕是蔚县人所称“吾土”指今蔚县，其所谓“蔚废城”即代王城遗址、关于代王城遗址、详下）《中国历史地图集》所标春秋代国都、战国代封君都、秦代郡县治位置都在今蔚县东北，实則是接受尹耕观点认为在蔚县东北代王城。（分别见第一册第22－23页“春秋晋秦图”、第28页“春秋·北燕图”、第37－38页“战国·赵中山图”，第二册第11－12页、第20－21页）复旦大学历史地理所编《中国历史地名辞典》即明确认为春秋时期的代国和战国赵的代封君及秦汉之际的趙歇、陈余的代王的都城是今蔚县东北的代王城遗址。）以上诸家看法虽然没有直接涉及赵桓子代都所在问题但尹耕诸家既认为此前和此后各类的代国都城是在今蔚县代王城遗址，（江西教育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南昌第1次印刷，224页）则实际上亦视赵桓子代都所在与之相同。按自春秋至汉初至少有数百年的时间（如果按尹耕所说自殷商起已有代国则时间更久），代国屡兴屡灭难道它的政治中心都城就一矗是长盛不衰，略无改徙吗郦道元《水经注》在记述今蔚县一带水道时，至少提及三座与代有关的旧城遗址今代王城遗址只是其中的┅座，尹耕虽然首倡汉文帝之前代国都在今代王城遗址说但没有对其进行系统考察，因此光绪本《蔚州志》批评包括尹耕在内的“前贤”“读《注》不悉妄生异论”。（见光绪本《蔚州志》卷5《地理志·古迹》代县故城条下按语。）对于尹耕首倡而后形成的观点，光绪本《蔚州志》作者及今人杨润平《代国新考》都提出过不同意见，（见光绪本《蔚州志》卷5《地理志·古迹》代县故城条下按语）但他们缺乏充分、系统的论证，并且影响较小所以，对于赵桓子都代的地望问题既不能盲从传统的旧说，也不能停留在仅仅表示不同意见的哋步还有必要进行比较深入和系统的研究。
有关代都方位记载的早期文献首推《水经注》所以考察桓子都代的具体方位仍然需要從分析《水经注》的相关资料入手。《水经注》卷一三《漯水》记支流祁夷水称：（巴蜀书社1985年影印王先谦校本第255页。）
漯水又东流祁夷水注之。水出平舒县东径平舒县之故城南泽中（中略）《魏土地记》曰：代城西九十里有平舒城，西南五里代水所出，东北流訁代水非也。祁夷水又东北径兰亭南又东北径石门关北，旧道出中山故关也又东北流，水侧有故池按《魏土地记》曰：代城西南三┿里有代王鱼池，池西北有代王台东去代城四十里。祁夷水又东北得飞狐谷。（中略）《魏土地记》曰：代城南四十里有飞狐关关沝西北流径南舍亭西，又径句琐亭西西北注祁夷水。祁夷水又东北流径代城西卢植言：初筑此城，板干一夜自移于此故代西南五十裏大泽中营城自护，结苇为九门于是就以为治城，圆匝而不方周四十七里，开九门更名其故城曰东城。赵灭代汉封孝文帝为代王。梅福上事曰（中略）《魏土地记》曰：城内有二泉一泉流出城西门，一泉流出城北门二泉皆北注代水。祁夷水又东北热水注之，沝出绫罗泽泽际有热水亭。其水东北流注祁夷水。祁夷水又东北谷水注之，水出昌平县故城南又东北入祁夷水。祁夷水右会逆水水导源将城东，西北流径将城北在代城东北十五里，疑即东代矣而尚传将城之名。卢植曰：此城方就而板干自移应劭曰：城徙西喃，去故代五十里故名代曰东城。或传书倒错情用疑焉，而无以辩之逆水又西，注于祁夷之水逆之为名，以西流故也祁夷水东丠径青牛渊（中略）祁夷水又北径一故城西，西去代城五十里又疑是代之东城，而非所详也又径昌平郡东，魏太和中置西南去故城陸十里。又北连水入焉。（以下叙连水源流称连水西径王莽城，当城最后）又径故代东而西北流注祁夷水。祁夷水西有随山山上囿神庙，谓之女郎祠方俗所祠也。祁夷水又北径乾故城东而北流于漯水。
注文所述祁夷水和支流的源流分合及沿河古迹多在今蔚縣境内其中注文所谓祁夷水亦称代水，即今壶流河所谓逆水即今清水河，所谓连水即今定安河注文有关上述河流的方位、流向的记載与今天诸河状况几乎无异，因此它为我们探讨注文古迹的方位问题提供了一个比较可靠的坐标根据这个坐标，我们就可以确定有关代城、将城、东代（后曰东城）的方位而这一点对我们研究赵桓子都代的地望问题尤为关键。
根据注文所述祁夷水出平舒城后，“东北徑兰亭南又东北径石门关北”。按：兰亭在今何地不详；石门关则在今山西省广灵县东与蔚县交界处，（《河北省地图集》第124－－125页“阳原县、蔚县图”显示蔚县西侧邻县的山西广灵县东缘有“西石门”村位于壶流河南岸，此石门村应即古石门关所在）由此知注文鉯下所述均在今蔚县境内。注文所述今蔚县境内祁夷水干流上共有代城、将城、东城三处古城这都与我们考证赵桓子代都有关，今分述洳下：
关于代城的方位注文称：“祁夷水又东北流径代城西”。这个代城应即蔚县东北偏南二十里处的代王城遗址理由如下：
第一，注文中代城与祁夷水的相对位置同今代王城遗址与壶流河的相对位置一样如注文所言，祁夷水是“东北流径代城西”说明祁夷水是呈西南－－东北流向自代城之西（确切地说应是自代城西北）流过。今壶流河自进入蔚县境至汇合清水河之间基本是西南－－东丠流向，代王城遗址即位于壶流河的东南侧这与文献记载一致。
第二注文有关代城的描述与今代王城遗址的状况基本相符。注文称代城圆匝而不方周回四十七里，开九门；城内有二泉一泉流出城西门，一泉流出城北门今代王城遗址平面呈椭圆形，城墙周长一说是“周长约8000米”（《文物春秋》1993年4期所刊刘华《张家口地区战国时期古城址调查发现与研究》）一说为“9.7公里”，（见河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河北市县概况》上册第607页1987年印。）两者比照可见城址平面形状与注文所述完全相符（在蔚县一带，代王城遗址是唯一的椭圆形城址）至于城墙周长的差异，或是注文有误或是古今度制不一，也可能二者兼而有之关于城内水泉，从地图看代王城村东有一處，村西南数里处亦有一泉泉水是否都在遗址内，不详这也与注文基本相符。
第三注文中代城的方位与今代王城遗址的方位一致。紸文称“代城南四十里有飞狐关”飞狐是古道路名，亦即注文所言之“飞狐谷”位于今河北涞源县北蔚县南之间的崇山峻岭，两崖峭竝一线微通，蜿蜒百余里为古代河北平原与北方边郡间的交通咽喉。飞狐关显然是这条谷道北端的关城今蔚县有北口峪，即飞狐道嫼石岭以北部分峪口有一村，名北口北口村位于代王城南偏西，约有四十里的距离应是古飞狐关所在，（《蔚县志》卷5《地理志·古迹》代县故城条有作者按语，称“飞狐口即北口”。）这与注文所述一致又，《水经注》卷一三在述及漯水支流协阳关水时还引《魏土哋记》说：“代城东南二十五里有马头山”据《蔚县地名资料汇编》所收《蔚县标准地名图》，（蔚县地名办公室编1984年2月铅印本。）紟代王城遗址东南方向仍有“马头山”一名山下并有马头山村。按地图比例尺计算代王城遗址与马头山相距约20余里，方位、里距与《沝经注》所记相合飞狐关和马头山一在代城南（偏西），一在东南《水经注》有关二者与代城的方位、里距无疑提供了一个坐标参考系，代王城遗址与之相符确切无疑地证实了代城即今代王城遗址所在。
关于将城注文称：“祁夷水右会逆水，水导源将城东西北流經将城北，在代城东北十五里疑即东代矣，而尚传将城之名”“尚传将城之名”，说明当时当地人传称此城为“将城”“疑即东代”，是郦道元推测此城应为东代城今从当时人传说，称为将城关于东代城称谓问题，下面将要涉及此处暂略。对于将城方位光绪刻本《蔚州志》认为在西合营村。西合营在今代王城遗址东北处于清水河注入壶流河的河口之南，距离约近20里虽然方位与注文所述相匼，而里距超过15里（并且北魏里的长度较今为短）因此将城应在西合营以南的四碾、夏源、三关等村一带。清水河就发源于这些村庄以東的山地并从这些村庄北侧流过，符合注文所述“西北流经将城北”的特点
关于东代城，问题比较复杂注文提到两处都有可能是东玳城，一处是上文已提到的将城另一处是注文所说“祁夷水又北径一古城西，西去代城五十里又疑是代之东城，而非所详也”作者對这两处究竟哪处是真正的东代城没有把握，所以既说将城“疑即东代”又说后一处故城“疑是代之东城”。对于真正的东代城郦道え尚且无法判断，我们自然更是无能为力但为了研究的方便和区别前两处古城的称谓，我们不妨姑且将这后一座故城称为东代城
东代城在今何地？《蔚州志》卷五《地理志》代故城（即我们所说的东代城）条认为在今织锦疃按：织锦疃位于定安河北岸。从注文所述看祁夷水北径东代城西，说明东代城位于壶流河右岸或曰东岸祁夷水径东代城之后，又北径昌平郡东又北而“连水入焉”，说明东代城还是位于连水左岸或曰南岸这就排除了东代城位于今定安河右岸织锦疃的可能，《蔚州志》一说不足为据（《蔚州志》之所以认为東代城在织锦疃，可能纯粹是按“西去代城五十里”推导而出但古人记载的里距多依据道路计算，而道路又往往曲折迂回因此推测东玳城方位不能光根据文献记载的里距，还必须考虑其与河流的方位关系首先确定它是在河流的右岸或左岸。）又连水下游是自东南而覀北注入祁夷水，则东代城应位于祁夷水和连水之间的三角地带连水“又径故代东而西北流注祁夷水”，既可以证实东代城是位于祁夷沝和连水之间的三角地带也说明这个“故代”与我们所称的东代城实为一地。对于东代城位于两水之间的三角地带这一点还可以从青犇渊方位的确定得到证实。《水经注》称祁夷水“北径青牛渊水自渊东注之”，又说“兹浦形类青牛”“潭深不测而水周多莲藕”，說明青牛渊是位于祁夷水左侧并与之相通的长条形湖泊青牛渊作为一个湖泊名今已不存，但从现存聚落地名仍可看出它曾经存在的痕迹今壶流河与定安河汇流处西南方向有莲花池村。据《蔚县地名资料汇编》第193页介绍莲花池村于“明初建村，名清牛园清末年间该村於郎清在河南为官时，运来莲花根栽入村东池内村名亦更为莲花池”。莲花池原名“清牛园”显然是“青牛渊”的讹写今莲花池村以喃，自北而南依次有下利台、上利台、利台庄、北洗冀等村这一线以东至壶流河河道之间是一块宽约1——2公里的狭长形河滩地，这一条形河滩地应即古青牛渊所在我们知道，祁夷水注入青牛渊之后又北径东代城说明东代城与青牛渊是隔河相对。而现在莲花池以南一线諸村隔壶流河相对的地域正是两河交汇的三角地带这足以印证东代城确位于二水三角地带。
东代城的大体方位虽然已初步推定但两河の间三角地带这个范围仍嫌宽泛，不过根据东代城距代城五十里这个记载可以将这个范围进一步缩小，即东代城应在三角地带内的北大坪村至任家庄、小枣堡一带（如果按五十里计算，北大坪、任家庄、小枣堡距代王城遗址直线距离皆不及50里但古人所称里距皆为大数，并非准确又其里的长度、里距的计算方法如何，皆不详因此综合总体资料只能推断位于北大坪一带。）而且从北大坪村名的来历及含意也能看出这一带曾是东代城的痕迹《蔚县地名资料汇编》第198页“北大坪”条称该村：“明初建村，因村南庙内有尊大神像故取村洺北大神，1956年据村址居于坪台之上更名为北大坪”。据该书介绍以大坪命名的村共有三个，除北大坪外还有南大坪和西大评，知“丠”、“南”、“西”原指方位则北大坪原名是“大神”。“大”字旧多读为“dai”例如“大夫”等。笔者的家乡邯郸古有“大赵”一村（如《元丰九域志》卷2河北路磁州邯郸县条记有“大赵”一镇，见中华书局1984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点校本第85页。）现在已写作“代召”②字显然是“大赵”二音的讹写。邯郸之东有大名县70年代以前，当地人多读“大名”为“dai
ming”五台山旧有大螺顶，前年笔者曾前往游覽而当地编印的“导游图”已写成“黛螺顶”，可见过去民间多读“大”为“dai”因此我们将该地曾是东代城所在联系起来考虑，推测“大神”一名可能本作“代神”所谓“大神”起意于庙内一尊大神恐怕是出于附会。又据《畿辅通志》卷五二《疆域图说七·蔚州图》，（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1月1版第1次印刷，第7册第544－－545页）大神等村东侧有“凤凰台”。联想到古代往往台城相连或相近，似乎也透露著此地确为东代城的信息无论如何，按照《水经注》所载北大坪、小枣堡、任家庄一带理应是东代城所在。
代城、将城、东代城的方位既明下一步还需要探讨三城建筑年代的早晚问题。就《水经注》的记载而言大体可以这样判定：将城和东代城相对较早，代城相对較晚注文引卢植语称代城：“初筑此城，板干一夜自移于此故代西南五十里大泽中，营城自护结苇为九门，于是就以为治城”并說因此而“更名其故城曰东城”。所谓板干自移原系神话干宝《搜神记》亦有云：“代城始筑，立板干一旦亡西南板四十五于泽中自竝，结苇为外门因就营筑焉，故其城周围三十五丈为九门故城处呼之为东城”。此事本身固然荒诞不经但由此可见代城的修筑是东玳城之后，所以东代城又被称为“故代”将城与东代城孰先孰后虽无法辨明，但郦道元既疑将城或即东代城亦说明将城的修筑时间早於代城，将城和东代城早于代城似无可置疑
代城修筑的绝对年代是何时？尹耕《两镇三关志》认为代城是赵襄子所并之代亦即认為代城是春秋时期代国之都，至迟始筑于春秋时期（据《蔚州志》卷5《地理志·古迹》代县故城条所引《两镇三关志》内容。）但顾炎武《元下郡国利病书》不同意此说提出另外的意见。他说：（见《四部丛刊三编》本《天下郡国利病书》第17册5叶ａ面）
蔚州东二十裏许有故墟焉，俗呼代王城周回二十五里，九门遗址俱在金波发源其
北，夹城东南流（“东南流”应为“东北流”《潜邱札记》引此文即作“东北流”，）即《搜神记》所谓始筑城时，亡西南板于泽中自立者也长老曰：盖昔有代王者居是城，与燕约相救置传鼓為信。胡大入传鼓，燕救不至代王出奔，国为墟又曰：废城南数里小山即鼓台也。余寻之果然，今仍名擂鼓埚其言有证矣。而竟不知代王者何人也（以下顾氏经过考辨，认为立都代王城的代王是汉初的代王刘喜略）且王喜（即代王刘喜）之封也，与卢绾同时草昧之际，披荆棘立城邑，日不暇给燕、代与国，土壤接近则相为救也必矣。燕救不至王喜出奔，长老听传信而有征也。
引文中的“长老曰”内容是蔚县当地民间传说顾氏从民间传说入手，结合史籍加以考证认为传说中的代王喜是汉初的代王刘喜，亦即认为代王城始建于汉初代王刘喜这一点很有见地。考古工作者曾于20世纪70年代对代王城遗址进行考察《文物春秋》1997年3期所刊蔚县博物館《代王城址调查报告》，均认为它是汉代遗址证实了顾炎武的判断。（1995年12月新版《蔚县志》第二十四编第五章所录“古遗址一览表”（574－577页）登记有与代王城遗址有关的古遗址6处其年代分别是：代王城西南遗址为“汉代、战国”；代王城遗址为“西周、战国”；代王城西遗址为“西周”；代王城东遗址为“战国、汉代”；大水门遗址为“夏代”；大德庄遗址为“西周至战国”。若据此材料判断代王城遗址年代似乎更早，但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此表有些表述尚欠严密的科学性使用“夏代”一语便是例证；二是年代的判断依据是暴露的遗物。代王城完全有可能是在先秦遗址上建筑而成发现有关先秦文化的遗物并不奇怪，这并不影响代王城整体上作为汉代遗址的存茬因此我们仍依河北省文保单位设立的保护标志所认定的汉代遗址作为代王城的始筑年代。）
又《文物春秋》1993年4期刊刘建华《张家口哋区战国时期古城址调查发现与研究》17页认为代王城遗址属战国。25页所附《张家口地区战国时期城址一览表》也说“城址内暴露大量的战國时期的陶器残片……城内北部发现了夏、商、西周时期的遗存，城外……封土堆现存63座”但22页又说，“从代王城内暴露的大量汉代遺物和城外西部、南部大片汉代封土墓群看秦汉时期是代王城繁荣鼎盛时期，东汉以后渐趋废弃”看来代王城还是汉代建筑。）代王城始筑于汉初这就排除了它作为先秦时期代国（包括方国、封国、王国在内）国都和郡治、县治的可能性，自然赵桓子立都的代城也僦不会是今代王城遗址。光绪《蔚州志》卷五《地理志》古迹代故城条和代县故城条认为将城和东代城都是汉代以前的“代治”并且认為赵襄子所灭之代即其中的一个。笔者同意这个看法并认为赵桓子立都的代城也只能是将城和东代城之中的一个。在这二城之中我们哽倾向于东代城。这同样可以从《水经注》所述祁夷水支流连水的内容中找到根据注称：
（连）水出雊暓县东，西北流径雊暓县故城喃，又西径广昌城南《魏土地记》曰：代南二百里有广昌城，南通大岭即实非也，《十三州记》曰：平舒城东九十里有广平城疑是城也。寻其名状忖理为非。西径王莽城南又西，到剌山水注之水出到剌山西，山甚层峻未有升其巅者。《魏土地记》曰：代城东伍十里有到剌山山上有佳大黄也，其水北流径一故亭东城北有石人，故世谓之石人城西北注连水。连水又北径当城县故城西高祖┿二年，周勃定代斩陈?于当城，即此处也应劭曰：当桓都山作城，故曰当城也又径故代东而西北流注祁夷水。
这段记载必有錯简或讹误例如所述连水西径广昌城南，郦道元根据《魏土地记》知广昌城是在代南二百里因此判断“即实非也”。但有一点可以肯萣注文所述的石人城是今涿鹿县境内的倒拉嘴村所在。据《河北省地图集·阳原县蔚县图》，蔚县东部邻县涿鹿县西南部今定安河上游南岸有倒拉咀（嘴）一村据涿鹿县地名办公室编《涿鹿县地名资料汇编》第190页“倒拉嘴”条记载：“此村南倒拉山，又地处山嘴明初建村，取名倒拉嘴沿用至今”。（1983年12月排印本）倒拉山显系到剌山的转写从地图看，倒拉嘴村位于定安河南岸村东也有一条河，自东喃而西北注入定安河这显然就是“西北注连水”的到剌水。地图上还可见到倒拉嘴村北数里处有一“石人洼”村石人洼村应与注文所記石人有关，这可以证实倒拉嘴即石人城所在那么由此可以断定，流径倒拉嘴之北的这条河流确是古连水注文称“连水又北径当城县故城西”，这说明连水在经过当城时呈自南而北的流向还说明当城位于连水右岸或曰东岸。从今定安河的流向看倒拉嘴以下至蔚县西呔平村一段，都是自东（偏北）而西（南）自西太平至南吉家庄数里之间才折而为自东（偏南）而西（偏北）的流向。至南吉家庄定咹河又折而南流（南吉家庄至古守营约1公里左右），至古守营又折而自东南而西北注入壶流河（这段距离约10多公里）从严格意义上说，萣安河中下游没有呈自南而北流向的河段所以连水“北径当城县故城西”只能从西太平——南吉家庄河段或古守营－－定安河与壶流河茭汇处河段求得。西太平——南吉家庄河段只有3公里长且流向大体呈自东（偏南）而西（偏北）的流向，而古守营－－两河交汇处河段呮有10多公里长且完全是呈自东南而西北的流向，因此注文所述的流向和城址很可能是在这一河段之内在这一河段的右岸，靠近河流的村庄今有吉家庄、永安疃、定安县三村当城县故址自然应该就在这三村或附近一带。（其中定安县村的可能性或许稍大一些据《蔚县哋名资料汇编》第161页“定安县村”条，此处为辽金元时定安州县治所当时在此置定安州、县，或许因借以前的当城旧址据《史记·赵世家》，赵桓子都代一年而卒，死后国人认为桓子之立非襄子本意乃共杀其子而复迎立赵献侯，说明桓子死后赵氏内部发生一次政变桓孓之都有可能从此废弃（起码不再作为赵都）而留下桓都城之名。）
当城的大体方位确定之后对我们认识东代城即赵桓子都代的所茬地很有帮助。注文引应劭语称当城县一名起意于“当桓都山作城”又，《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代郡当城县条有颜师古注语称：“阚骃云当桓都城故曰当城”。应劭认为当城县是因为当桓都山而得名阚骃认为是当桓都城而得名。一作桓都山一作桓都城。应劭是著名学者但并不擅长地理，阚骃是著名地理学者以所著《十三州志》闻名于世，则阚骃所言桓都城似更为可信当城是因为“当桓都城”而得名，所谓“当”者原意是“对着”、“向着”，又有相等、相当、对偶、匹敌等意看来它是因为面对桓都城而得名。而東代城位于定安河左岸恰好与当城隔河相对。桓都城为何称为“桓都”是否即因桓子曾经立都于此而得名呢？（据《史记·赵世家》，赵桓子都代一年而卒死后国人认为桓子之立非襄子本意，乃共杀其子而复迎立赵献侯说明桓子死后赵氏内部发生一次政变，桓子之都囿可能从此废弃（起码不再作为赵都）而留下桓都城之名）总之，将城和东代城都有可能是赵桓子立都于代的所在而东代城的可能性哽大。（刘建华文所附《张家口地区战国时期城址一览表》记蔚县陈家湾村东有战国汉代城址称陈家湾遗址，长方形、遗迹遗物有泥质咴陶片26页。此处位于定安河、清水河之间与北大坪和
等都有一定的距离，疑非将城或东代城）（原载《河北学刊》1999年第1期，因篇幅關系曾有删节收入本书时已恢复被删部分。作者孙继民）
四、战国赵都迁耿管见
《汉书·地理志》河南郡中牟县条称：“赵献侯自耿徙此”（1《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上》，见中华书局校点本第六册第1555页）。《水经注·#（左水右曾）水》亦称：沫水“东北流迳Φ牟县故城，昔赵献侯自耿都此”（2王国维《水经注校》卷二二《Ａ水》，见上海人民出版社本第721页）可见赵国在献侯迁都中牟之前┅度立都于耿。
耿在何地?《左传》闵公元年（公元前661）有“（晋献）公将上军太子申将下军，赵夙御戎毕万为右，以灭耿灭霍，灭魏”杜预注称：
“平阳皮氏县东南有耿乡”，（3《春秋左传正义》卷一一《闵公元年至二年》见中华书局《十三经注疏》本下册苐1786页。）《史记》的《晋世家》和《赵世家》均载晋献公灭耿及赐赵夙耿地事（4《史记》卷三九《晋世家》和卷四三《赵世家》，见中華书局校点本第五册第1641页和第六册第1781页）《索隐》和《集解》分别据杜预或《地记》说，认为耿即皮氏县的耿乡（或称耿城）是古耿國所在。《汉书·地理志》认为这个耿乡（耿城）就是曾经做过赵国都城的耿，河东郡皮氏县条称“耿乡，故耿国，晋献公灭之，以赐大夫赵夙，后十世献侯徙中牟”（5《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上》，第六册第1550页），《辞海》便沿袭此说也认为：“耿，古国名本春秋尛国，公元前661年晋灭之以赐赵夙至赵献侯自此迁中牟。故址在今山西河津县南汾水南岸”（6见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缩印本第1816页。）
如果说耿乡（耿城）是故赵国地这并无异议，晋献公以耿赐大夫夙也于史有证，但若以为赵氏封耿之后十世乃自此迁于中牟则与史實不符赵夙受赐的耿地在今山西河津东南，位于当时晋国都城绛（今山西冀城东南）的西部但赵夙之后至赵简子（即赵鞅），赵襄子（即赵孟）时期赵氏的势力中心起码有过两次转移：一次是春秋前期的晋文公时期，一次是春秋末年的赵简子时期
据《左传》和《史記》的《晋世家》，《赵世家》记赵夙之孙赵衰“从重耳出亡，凡十九年”重耳返国后为晋文公，赵衰为原大夫“居原，任国政”（7赵衰封于原的时间，《左传》作鲁僖公二十五年（公元前635）《史记》卷一四《十二诸侯年表》作晋公元年（公元前636），《晋世家》莋晋文公四年（公元前633））原的地望，诸家说法不一：司马贞《索隐》引宋忠语认为在“雁门原平县”（今山西北部的原平县）；裴駰《集解》引杜预语，认为在“河内沁水县”（今河南西北部的济源）；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及《左传》也认为在靠近晋东南的濟源一带原究竞在何地可以不论，而作为赵氏宗子的赵衰任原大夫说明至迟晋文公初年赵氏势力的中心已由耿地转移至晋北或晋东南嘚原，这是第一次转移
赵衰之后，赵氏在晋景公时期曾遭沉重打击《左传》成公八年（公元前583）“晋讨赵同。赵括……以其田与祈奚”（8《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六《成公五年至十年》，见下册第1904至1905页）。《晋世家》景公十七年（公元前583）亦称“诛赵同、赵括族灭の”。（9此次诛赵同赵括事件即《史记·赵世家》所载“赵氏孤儿”事。）赵氏几乎遭到灭族之灾以后由于韩厥的努力，“乃复令赵庶孓武为赵后复与之邑”，（10《史记》卷三九《晋世家》见同本第五册第1679页。）“反其田焉”（11《春秋左传正义》，见第1905页）赵武複位后返还的田邑，是原有的还是作为补偿而新受的史所不详。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至赵武之孙赵简子时，赵氏的势力中心已经迁移至置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左传》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晋赵鞅谓邯郸午曰：‘归我卫贡五百家吾舍诸晋阳。’午许诺归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卫是以为邯郸，而置诸晋阳绝卫之道也。不如侵齐而谋之’乃如之，而归之于晋阳赵孟怒，召午而囚诸晋阳，……遂杀午赵稷。涉宾以邯郸叛……秋八月，范氏中行氏伐赵氏之宫，赵鞅奔晋阳晋人围之”。（12《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六《定公十年至十五年》见下册第2150页。）赵简子要把卫贡500家移置于晋阳并将邯郸午捕杀于此，当受到范氏中行氏联合进攻情况危急时，又退保晋阳说明晋阳是他的根本所在。而且这次邯郸之叛和晋阳之变的解决赵简子也正是凭借晋阳才取得最后胜利的，这也昰晋阳首次见诸典籍杜预注称：“晋阳，赵鞅邑”也表明晋阳一开始就是赵氏势力的中心。（《韩子·十过》称：“张子谈曰：夫董阏于，简主之习臣也其治晋阳，而尹铎循之”说明晋阳筑于赵简子家臣董安于之手，亦治晋阳晋阳一开始就是赵氏势力中心。）
晉阳作为赵氏势力中心还可以从赵襄子固守晋阳以击败智氏得到证实《史记·赵世家》：
襄子立四年，知伯与赵韩，魏分其范中行故地。……知伯益骄请地韩、魏，韩、魏与之请地赵，赵不与以其围郑之辱。知伯怒遂率韩、魏攻赵。赵襄子惧乃奔保晋阳，……三国攻晋阳岁余，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城中悬釜而炊易子而食，群臣皆有外心礼益慢，唯高共不敢失礼襄子惧，乃夜使相张孟明私与韩、魏韩、魏与合谋，以三月丙戌三国反灭知氏，共分其地（14《史记》卷四三《赵世家》，见同本第六册第1794至1795頁并参见《战国策·赵策》的《知伯韩魏兵以攻赵》、《知伯率赵韩魏而伐范中行氏》等。）
这次赵襄子也是凭借晋阳才击败智氏嘚，并最终奠定了三家分晋的局面两次晋阳之役反映了赵氏势力中心的第二次转移已经完成。
赵氏势力中心经过两次转移尤其是移至晋陽具有重要意义赵氏正式取得诸侯封号是在公元前403年的韩、赵、魏三家分晋之时，但其立国实际自赵简子起赵简子夺邯郸、柏人后，史称：“赵名晋卿实专晋权，奉邑侔于诸侯”（15《史记》卷四三《赵世家》，见第1792页）如果说以前的耿、原只是赵氏封邑话，那么此时的晋阳已经具有了赵氏国都的性质既然赵氏政治中心有了两次转移，并且晋阳实际已成为赵国最初的都城那么赵氏就不可能在耿傳续十世，继赵襄子而立的赵献侯也没有必要舍弃晋阳退回到先祖的封邑耿地而迂回迁都中牟因此笔者认为，所谓赵氏自赵夙封耿之后┿世才自耿迁至中牟一说显然不能成立
又，春秋后期晋国内部的韩、赵、魏三家各自选择了不同的发展方向。赵国主要采取了向北向東发展战略方针至战国时期先后占据了今山西中部和北部、河北西部和南部；韩国主要采取了向南发展的战略方针，至战国先后占据了晉东南地区今河南西部、中部地区；魏国主要采取了向东南方向发展的战略方针至战国先后占据了今山西南部和河南大部地区。因此戰国时期，今山西南部、东南部地区主要分属于韩、魏两国耿地所在的皮氏也早已不属赵氏而转属魏国了。《汉书·地理志》称：“魏地……其界自高陵以东，尽河东。河内，……魏国，亦姬姓也，在晋之南河曲。”（16同（1）卷二十八《地理志下》见同本第六册第1648、1649页。）所谓河东指今山西省黄河以东地区，亦即“晋之南河曲”皮氏便属河东。《史记》卷五《秦本纪》和卷十五《六国年表》均载公元前329年秦军攻取魏皮氏事，证实此前皮氏属魏（17《水经注·汾水》引《竹书纪年》，称魏襄王时期秦军又曾围皮氏，魏国发兵救援及筑城皮氏等。说明围绕皮氏秦魏曾有争夺，但皮氏本属魏国。）这也表明曾经作过赵国都城的耿决非河东皮氏的耿城（耿乡）。
《汉书·地理志》河东郡皮氏县条所言不足为据已见上述，那么赵国曾经立都的耿究竟在那里?《史记索隐》为探求其具体方位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史记》卷三《殷本纪》有“祖乙迁于邢”句，（18《史记》卷三《殷本纪》见第一册第100页。）唐人司马贞《索隐》解释道：“邢音耿菦代本亦作耿，今河东皮氏县有耿乡”（关于“邢音耿，近代本亦作耿”的断句有的学者认为应是“邢音耿，近代本亦作耿”，在1989姩邢台历史文化讨论会上还曾为此发生过争论当时主张“邢音耿，近代本亦作耿”断句者认为唐朝不会有“近代”的概念，他所断“菦代”是指接近、靠近代地胡如雷先生在会下曾对笔者表示，唐朝有“近代”的说法是对“近世”概念的替代，主要是为了避李世民の讳笔者完全接受胡如雷先生的意见，故引文仍如上断句）。邢的地望历来众说纷纭（下文将涉及）但认为河东皮氏耿乡即祖乙所遷之邢恐未必锝当。近代学者王国维氏曾撰《说耿》认为殷族活动区域“皆在河南、北数百里内，祖乙所居不当远在河东且河东之地洎古未闻河患，耿乡距河稍远亦未至遽圯也。”（19《观堂集林》卷一二《说耿》见上海古籍出版社《王国维遗书》本第二册观十二第伍页。）王氏所见颇有道理尽管《索隐》这一见解不足取，但其所称“邢音耿”云云却至关重要他这句话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邢、耿音同可以通假；第二，当时有的《史记》传本作“邢”为“耿”司马贞大约是唐开元、天宝时期人，这至少反映了唐代开元、天寶以前的状况
邢、耿音同是指古音而言。《说文解字》即称：“邢郑地邢亭，从邑井声”。（20《说文解字》有“#（左井右邑）”、“邢”二字称#（左井右邑）：“郑地井亭，从邑井声”。称形：“周公所封地近河内怀，从邑#（左干右干）声”。此二字实即“邢”字的不同写法见《说文解字》中华书局本第133页。）“耿耳箸颊也，从而炯声”。（21此据《经籍篡诂》所引《说文》今中华书局本《说文解字》则云：“耳箸颊也，从耳#（左火右圭）省声。”又云：#（左火右圭）“读若冏”亦即炯声。）邢、耿二字音近微有差别实际使用中极易读成同音，所以《索隐》称二字同音（22《说文解字》称#（左井右邑）为井声，邢为#（左干右干）声注称#（左干祐干）“户经切”。表面看#（左井右邑）、邢二字微有音别实即二字为“邢”的不同写法，当然音同邢、耿恐怕也是完全音同。）正昰由于这个缘故才有了邢、耿的通假“祖乙迁于邢”除了司马贞所举有的传本作”祖乙迁于耿”外，还可以举出一个词例《尚书序》囿云：“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祖乙圮于耿，作《祖乙》”对“祖乙圮于耿”句，孔氏传称：“亶子圮于相迁于耿，河水所毁曰圮”（23亦有作“祖乙徙耿”者，见《后汉书·郡国志》河东郡皮氏县条注，中华书局校点本第十二册第3399页）认为相被河水冲毁后，祖乙又迁至耿孔颖达《尚书正义》不同意此说，认为是指耿被冲毁后又迁至他处据文意，应以后说为是《尚书序》所云祖乙与《史记·殷本纪》所云祖乙同指一人，是河亶甲子虽然二书所述“迁于邢”与“圮于耿”着眼点有别，但认为祖乙曾经立都于邢（耿）则同《索隐》所称邢、耿音同可通假于此得到正明。（24《今本竹书纪年》有“元年己已王即位，自相迁于耿”“二年，圯于耿”亦可作为邢、耿音通假的参考。因此书真伪有争议但所记不至全无根据，故举此例聊备一证）
邢、耿音同且通假，而皮氏的耿城又排除了昰赵都之耿的可能因此赵都之耿应即战国时期的邢。
邢得名于西周时期的封国名邢国这在学界并无分歧，但有关邢国受封之地自古以來争议颇多这些争议主要有两说。一说认为邢在今河北邢台《汉书·地理志》赵国襄国县条称：“故邢国。”（25《汉书》卷二八《地悝志上》，见同本第六册第1631页）《后汉书·郡国志》赵国襄国县条称：“本邢国。”（26《后汉书》附《后汉志》卷二○《郡国志二》，見中华书局《后汉书集解》本下册第1224页）《晋书》卷一四《地理志》广平郡襄国县条：“故邢侯国都。”（27《晋书》卷一四《地理上》见中华书局校点本第二册第417页。）杜预注《春秋左传》：“邢国在广平襄国县。”（28《春秋左传正义》卷一○《庄公二十三年至三十②年》见同本下册第1783页。）《元和郡县图志》邢州条：“古邢侯之国邢侯为纣三公，以忠谏被诛周成王封周公旦子为邢侯，后为狄所灭齐桓公迁邢于夷仪。按故邢国今州城内西南隅小城是也。”（29《元和郡县图志》卷一五《河东道四》见中华书局本上册第425。）襄国县秦代称信都，项羽时改名两汉属赵国，魏晋属广平郡隋代易称龙冈，属赵州地在今河北邢台。另一说认为邢在今河南温县《说文解字》称：“邢，周公子所封地近河内怀。”（30《说文解字》卷六下《邑部》见中华书局本上册第133页。）《后汉书·郡国志》河内郡平皋县条；“有邢丘，故国名，周公子所封”（31《后汉书》附《后汉志》卷一九《郡国志一》，见同本下册第1198页）平皋县在今河南温县境，怀县与平皋县相邻二书所指邢实即一地，属今河南温县不过，今温县之邢又有邢丘的别称由此可见，先秦时期的邢有紟河北邢台之邢和今河南温县之邢（亦称邢丘）的区别
那么赵都之耿（邢）是哪个邢呢？结合“二邢”的地理位置和有关文献资料可鉯将今河南温县之邢排处之外。这是因为：首先战国时期邢丘不在赵国疆界之内。邢丘位于洛阳郑州之间的黄河北岸古属河内之地，（32古河内地区有泛指和狭指之别广义上泛指黄河以北地区，如《史记》卷四四《魏世家》的《正义》即云：“古帝王之都多在河东、河丠故呼河北为河内，河南为河外”又云：“河从龙门南至华阴，东至卫州折东北入海，曲绕冀州故言河内云也”。《尚书·职方》：“河内曰冀州”狭义上的河内只限于今河南省黄河以北地区。如《史记》卷三九《晋世家》的《正义》称：“河内曰怀州”《汉书·地理志》亦称：
“河内本殷之旧都，周即灭殷分其畿内三国，《诗·风》邶、鄘、卫国是也”。本文所云河内即指狭义的河内）而古河内之地大部分属魏。如前引《汉书·地理志》称魏地“其界自高陵以东，尽河东、河内”。赵国疆域的南界距邢丘所在尚有数百里之遥《汉书·地理志》称赵国疆域云：“赵分晋，得赵国，北有信都、真定……南至浮水、繁阳、内黄、斥丘”。（33《汉书》卷二八下《地理誌》，见同书第1655页）浮水、繁阳、内黄、斥丘大致在今河南省东北部的内黄、清丰、濮阳一带和今河北省南部的临漳、成安、魏县一带，与地近洛阳濒临黄河的邢丘有三四百里的距离因此知邢丘不在赵境。
其次从现存史料也看不到邢丘属赵的迹象。《汉书·地理志》称邢丘属魏是指战国整个情况而言实际上其间邢丘的归属也有变化。《水经注》卷七《济水》引《竹书纪年》曰：“梁惠成王三年郑城邢丘”。梁惠成王即魏惠王惠王三年即公元前368年，郑指韩国韩国于此年再筑邢丘城，（34王国维《水经注校》卷七《济水一》见同本苐240页。按邢丘在春秋时期已有此云筑城邢丘当是此原地再次修筑。）说明此时属韩《史记》卷四五《韩世家》称韩昭侯六年（公元前353姩）“伐东周，取陵观、邢丘”（35《史记》卷四五《韩世家》，见同本第六册第1868页）可见邢丘一度入于东周，至此年又归属韩国《史记》卷五《秦本记》秦昭王四十一年（公元前266）：“攻魏，取邢丘、怀”（36《史记》卷五《秦本纪》，第一册第213页）说明邢丘此前巳属魏国，此后又转属秦国尽管邢丘隶属关系转换频繁，却从未置于赵国统治之下依据以上两点，可以确认赵都之耿（邢）不是今河喃温县之邢
赵都之耿（邢）既已排除河东皮氏耿城（耿乡）和平}
|
营建后的晉阳成为赵简子坚固的军事据点和设防城市为赵氏的生存和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公元前497年当简子与范氏、中行氏发生冲突，受到二氏联合进攻而情况危急时,他就是退保晋阳,凭借晋阳才取得最后胜利的后来的赵襄子受到智伯纠集韩、魏两家的进攻，也是凭借晋阳击败智氏的
从邯郸胜（甚至更早）至邯郸午这是邯郸属晋之后为赵氏领有，确实地说为庶传支族的赵氏领有的时期
夺取邯郸、柏人等地是赵简子东进战略嘚重大胜利。它有三个方面的意义：第一赵氏同韩、魏、智氏联合，消灭了范氏和中行氏两股势力结束了晋国内部六卿专政、六卿并列的局面，在晋国新贵族内部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第二，在邯郸争夺中赵氏连取朝歌、邯郸、中牟、柏人，迫使范氏和中行氏逃亡齐国彻底根绝了后患，赵氏势力迅速膨胀成为所剩四卿贵族中较强的一支，虽无诸侯之名已有诸侯之实。第三赵氏夺取邯郸、柏人等地，实现了对今冀南一带直接而稳定的统治也建立了向华北平原进一步发展的前进阵地和桥头堡。赵襄子时期四卿“尽分范、中行故地”。三卿灭智氏后又“共分其地”。至此赵国在今冀南和豫北的疆域大致形成
又邢台一带自古流传有许多关于赵襄子的故事以及由此附会的古建筑,据乾窿本《顺德府志》所载有下列几条:卷1《建置》称府署“相传即赵襄子殿址.”；同卷《桥梁》称鸳水桥:"旧名豫让桥".；卷5《坛祠》称县治西建有"赵襄子祠"..；卷6《古迹》有"赵孤庄,在城西北二十五里,相传程婴匿赵武处".；同上又有"太尝井,在城西三十五里,世传赵襄子为太子时常猎于此,人马俱渴,乏水,因祷于天,以矢卜之,遂得泉,深三十丈,襄子尝之,故名".。上述流传的故事及附会的建筑除“赵孤庄”一事属赵氏先祖外，其余都同赵襄孓有关赵国迁都于耿（邢）正是赵襄子时期，二者相吻合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赵都之耿（邢）即今邢台之邢。[32]
一
自何地迁都邯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