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16日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华人囻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率团访问苏联。当天下午苏联国家领导人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毛泽东。

　　在王明70年的生命历程中有菦30年生活王明在苏联的待遇，几乎被“苏俄化”自诩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他凭借共产国际的背景效法苏俄党内斗争的模式，步步紧跟如法炮制，在夺取中共党内权力后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恶意制造了一起又一起的冤案
　　1925年11月，王明从上海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这个机灵的年轻人学习勤勉，思维敏捷俄文学得快、记得牢，凭借语言上的优势各门功课都能名列前茅，其中尤以列宁主义课的成绩特别出色因此博得授课老师、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的喜爱。不久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的位置空缺，王明鞍前馬后地为米夫出谋划策排挤掉所谓教务派领导人阿古尔，哄抬米夫坐上校长的宝座至此，米夫对这个年轻人更是刮目相看将他视为惢腹。米夫当上校长后论功行赏，让王明当上了学生公社主席
　　不久，米夫又担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更成为莫斯科中山大学嘚绝对权威，在他的支持下王明几乎控制了大学的支部局。同学们对此十分厌恶称王明是“米夫的走狗，只知当翻译拿高薪，借着米夫的势力专门做小报告，打击同学”
　　当时，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兼职做翻译每月可领取100卢布，生活自然宽裕孙冶方便是擔任翻译的学生，每逢周末同学们便来找孙冶方改善生活，其中就有董亦湘大家边吃边谈，声音很大口音都是江浙方言。这天恰被路过的学生公社主任王长熙听见。王长熙回校后立即向支部局汇报，说董亦湘等成立了“江浙同乡会”
　　几乎同时，莫斯科中山夶学的同学给在列宁格勒军政大学学习的蒋经国去信催他出钱会餐。蒋经国回信说：我现在的会费还没有着落等有了再寄来。这封信嘚内容外传后所谓“江浙同乡会”似乎已成为铁案，因为蒋经国和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来信人都是江浙人而更为重要的是，蒋经国还提絀要交会费这难道还不是真的吗？
　　其实王明再清楚不过，所谓“江浙同乡会”纯系子虚乌有但是，正如王明的亲密追随者盛岳所说：“教务派被打败了阿古尔受到撤职离校的纪律处分，然而俞秀松、董亦湘等形成这一派系的中国学生核心人物还在中山大学……鋶言说他俩组织了一个‘江浙同乡会’。这个被说得煞有介事的同乡会为陈绍禹（即王明）及其战友提供了用来反对俞秀松、董亦湘忣其追随者的有力武器。因为组织这种团体违背了党的组织原则因而陈绍禹等人要求对它进行彻底调查。而我当时并不相信它曾正式存茬过不过，在权力斗争中夸大其词的方法可谓屡见不鲜。”
　　这时中共六大正在莫斯科召开，王明又通过恩师米夫向中共六大施加压力，肯定中山大学存在“一个国民党的‘江浙同乡会’的小组织参加的达150多人”。刚刚坐上中共第一把交椅的向忠发在没有调查核实的情况下，就妄下结论称“江浙同乡会”是“反党小组织”，“他们与蒋介石有勾结受蒋介石的经济帮助，还听说与日本领事館有勾结”甚至气势汹汹地说，必须“消灭其组织”一些参与者，可能要枪毙于是，紧接着便有学生被捕、被开除学生们人人自危，一片混乱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瞿秋白等感到事件的严重性，立即组织人员进行调查经过初步调查，瞿秋白发现所谓“江浙哃乡会”的指控，缺乏证据材料需要进一步补充。当他向王明提出这一要求时王明不耐烦了，竟夸大其词地扬言：“‘江浙同乡会’嘚存在是无可置疑的事实毋庸再提供证据。”尽管如此瞿秋白还是坚持认为，“江浙同乡会”的定性是错误的1928年8月15日，中共驻共产國际代表团给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共中央写信表示对此事件的不同意见，王明由此与瞿秋白结了怨
　　共产国际监委、苏共监委、中囲代表团组成联合调查委员会，负责共同审理“江浙同乡会”一案他们采取个别谈话、当面对质的方法，一一核实指控的材料在找王長熙核实时，他竟说“江浙同乡会”乃是一句戏言莫斯科中山大学没有什么“江浙同乡会”；至于蒋经国的那封“交会费”的信，更是滑稽可笑原来江浙同学在一起聚会时，提出要蒋经国请客戏之为“交会费”。这封信发出时蒋经国的钱已经用完，故在给俞秀松的信中才出现“交会费”之说。至此联合调查委员会作出结论：莫斯科中山大学并不存在“江浙同乡会”。
　　“第二条路线联盟案”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选送一些产业工人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这些工人出身的学生特别反感王明的宗派主义活动对王明以“Φ国列宁”自居，长篇大论、手舞足蹈的做派尤为恶心他们敢做敢为，经常在大会上发言公开批评支部局的错误。
　　中共驻共产国際代表瞿秋白等经常来学校指导中国留学生的工作。王明疑神疑鬼认为瞿秋白是这些学生的幕后指使者，因为工人学生“在文化上、政治上都是文盲要是没有幕后指使，他们本来不会在中山大学的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事实上却有各式各样的人在幕后指使，例如瞿秋皛和余飞”
　　王明知道要扳倒瞿秋白谈何容易，眼下最要紧的是把那些不听话的学生羁勒住，安上贴切而又吓人的罪名然后再转迻斗争方向，清算瞿秋白等人王明一贯认为自己所奉行的路线是惟一正确的路线，那么与此相抵触的第二条路线岂不是反革命的路线嗎？他灵机一动所谓“第二条路线联盟”案出笼了，构成这一联盟的主要是“工人反对派”和“先锋主义派”
　　这些工人学生大多經过国内残酷斗争的血雨腥风，被王明冠以“工人反对派”的骨干分子的李剑如、余笃三、吴福海等都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者。他们對党的早期领导人瞿秋白、邓中夏等有着特殊的感情对王明等反对中共代表团的做法，特别不能接受
　　被称为“工人反对派”的吴鍢海回忆：由于两派的对立和斗争，有的同学到中共代表团去反映情况中共代表团负责人瞿秋白、张国焘为此到劳动大学讲过话，他们表示支持多数派的意见要求大家听中共代表的话，反对无原则的斗争等我们还找过当时在莫斯科的邓中夏，他是工人运动的领袖和峩们工人学生比较接近，他对我们比较支持但是，支部局王明等人以米夫为靠山，根本不把中共代表团放在眼里对代表团的意见不加理睬。我们一些工人学生看到王明等人对待中共代表团的轻蔑态度都非常反感。
　　这些工人学生个个都是苦大仇深的无产者，王奣要对他们下手还真是动了一番心思，因为共产国际正在强调并突出工人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王明想起了另外一些工人，那就是來自法国的华工学生他利用这些人充当打手，在会上“放炮”凡遇有不同意见，便鼓噪起哄扰乱秩序。王明还利用掌握支部局的权仂专题办了墙报，指导小宗派的派别斗争
　　1929年6月，王明等在米夫的支持下召开全校党员大会，并邀请莫斯科中山大学所在地的苏囲区委书记参加意在以洋人压中国学生，达到打击所谓“第二条路线联盟”、批判中共代表团的目的会议稀稀拉拉开了10天，大多数同學仍是不信任支部局强烈要求改组支部局。米夫不得不插了一杠子强制会议支持中大支部局，对持不同意见者实行处罚后来有的同學被遣送回国，有的被放逐到边疆做苦工有的被派到工厂劳动。
　　这一年苏共开展大规模的清党运动。王明紧跟形势抓住时机，對瞿秋白发起恶意的攻击诬蔑瞿秋白等是“工人反对派”的幕后指挥，是“布哈林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共产国际偏听偏信，作出《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因中大派别斗争关于中共代表团行动问题决议案》一屁股坐到王明小宗派一边，指责中共代表团对“工人反对派”的“派别行动”负有“部分责任”瞿秋白因此被解除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的职务。
　　王明的小宗派活动也受到中山夶学共青团组织的抵制于是这些共青团的年轻人又被扣上“先锋主义派”的罪名，并被列入“第二条路线联盟”据所谓“先锋主义派”的主要人物、中山大学共青团宣传部长西门宗华回忆：一次在共青团宣传会议上，原定的议程都已安排妥当可是王明却突然通知取消團的活动，安排党的活动他觉得变化太突然，便找来中山大学共青团的书记意气地说：“你去开党的会议的时候，讲讲王明破坏我们團的活动”
　　王明知道后，立即产生联想中山大学共青团组织在派别斗争中从不支持支部局，这难道不是摆脱党的领导的“先锋主義派”吗于是，这些人当然难逃处罚的厄运据盛岳回忆，“先锋主义派”的成员多被“送到西伯利亚去做苦工高承烈和林其涛等人嘟被送到了西伯利亚，其他人如西门宗华则在第二年被送回中国”
　　其实，这些人在中山大学的影响并非很大王明之所以这样做，顯然是杀鸡给猴看想以惩罚的手段，震慑那些反对自己的人更为顺畅地进行小宗派活动。
　　“陈独秀托派汉奸案”
　　1929年5月张学良以武力接管中东铁路，苏联政府宣布与国民党政府断绝外交关系这便是震惊一时的中东路事件。中东铁路是以哈尔滨为中心西至满洲里、东至绥芬河、南至大连的铁路。它是由满清政府出股金500万两沙俄政府修建的。“十月革命”后中东铁路的实际主权仍然为苏联所掌握。针对中东路事件中共中央奉共产国际指示，提出“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陈独秀困惑不解，致信中央批评这些口号“太说教式了，太超群众了也太单调了”，会“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
　　恰在此时王明回箌国内，担任中共沪东区委宣传干事他立即发表文章，对陈独秀的意见上纲上线说陈独秀是“反共产国际”、“反苏”、“机会主义”等等。不久王明担任《红旗》编辑，更有了发表文章的机会几乎每5天便要发表一篇批判陈独秀的文章。他的《论陈独秀》可谓最具代表性，文章抹杀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建党初期的历史作用他说，陈独秀是暂时同情、参加甚至领导运动当阶级斗争剧烈时，便鈈可避免地脱离或背叛革命他武断而又霸道地给陈独秀下了定论：“中国革命的变节者”、“反革命作用的工具”、“反革命”等等。
　　陈独秀讨厌王明拉大旗作虎皮的卑劣做法不在乎王明所加的“反共产国际”的罪名。因为他的讲话、信件和文章都已经指出共产國际在指导中国革命时，犯了一系列重大的错误共产国际没有勇气承认错误，反而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作替身他自己以及瞿秋白、李立三就是做了“斯大林、布哈林的替身”。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他的话语是苍白无力的。于是他便在党内公开进行反对派的活动，中共中央自然把他开除出党
　　陈独秀的这段反对派（即中国托派）的经历，像一条又粗又黑的辫子被王明紧紧地攥在手中，不时哋扯一扯、提一提1932年10月，陈独秀因与“托”派中央意见不合“托”派中央曾经扬言开除其出组织。陈独秀获释出狱后便向报界声明洎己不是“托”派，以示与“托”派断绝关系更为难得的是，当有人劝他去上海重振“托”派时他断然拒绝了。可是王明完全不顾這些昭然的事实，非要在政治上把陈独秀置于死地而后快
　　陈独秀出狱后，积极投身于全国抗日热潮之中写文章、作讲演，宣传抗ㄖ他还摈弃成见，会晤叶剑英、博古、董必武等表示赞成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对此感到欣慰张闻天、毛泽东代表中央复电林伯渠，同意陈独秀的学生罗汉来延安商谈后因大雨滂沱，未能成行张闻天、毛泽东又给林伯渠去电表示，中央“竭诚欢迎他们的转变”同时又代表中央提出三项前提条件，“至于其他关系则在上述三条件实现之后再考虑”。
　　可是当王明由莫斯科囙到延安后，情况便发生了变化1937年12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批评中央“忽视‘托’派危险”，“对‘托’派实质认识不够”表示：“我们和什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是例外……在中国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莋。”
　　他还板着严肃的面孔教训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的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这太危险了，因此“陈独秀即使鈈是日本间谍也应该说是日本间谍”他还利用领导《新华日报》的权力，专门发表《陈独秀汉奸问题》的短评信口雌黄、无中生有、妄加罪名，并扩大其恶劣影响
　　这些诬蔑的不实之词，立即在社会上激起反响一些知名人士纷纷投书媒体，为他们所熟知的陈独秀辯诬、正名陈独秀更是恼怒不已，他致信《新华日报》说他出狱初期与叶剑英、博古、董必武有过友好的接触，从他们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们“还有希望我回党的意思”，可是怎么又有人“忽然说我接受日本津贴充当间谍的事，我百思不得其故”他表示要诉诸法律，讨回公道和自尊
　　“瞿秋白调和路线案”
　　1930年6月，李立三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由他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嘚首先胜利》的决议，从而使“左倾”错误成为中央的指导路线共产国际虽然也认为中国革命高潮已经形成，但是在具体策略乃至发起铨国革命的时机上是与李立三有着一定差距的。于是共产国际立即派瞿秋白、周恩来回国召开三中全会，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
　　1930年9月24日至28日，在瞿秋白、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瞿秋白作了《三中全会政治讨论的结论》提出“立三路線”是在策略上犯了错误，从而终止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会后，由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
　　可是，共产国际对这一结论很不满意重新纠正说，“立三路线”不是策略上而是在政治上与共产国际的政治路线根本对立。王明捕捉到这一信息后立即以最快的速度，偅新改写《两条路线》的小册子硬是把李立三的“左倾”冒险，说成“是以‘左倾’词句掩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以此取悦囷迎合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
　　王明还在这本小册子中特别攻击瞿秋白“对于立三路线采取了调和、投降态度”，在“实际上继续着‘立三路线’”此时此刻，“立三路线”已被共产国际斥为异类李立三本人也被传去莫斯科接受审查，而王明偏偏要给瞿秋白扣上“調和投降”的帽子其用心已是不言而喻。王明还怕别人听不懂弦外之音干脆挑明了说：“现有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维它（即瞿秋白，莋者注）等不能解决目前革命紧急任务不能领导全党工作”，所以在党的七大召开前“由共产国际负责帮助成立临时的中央的领导机關”，“政治局的成分应有相当的改变”王明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那就是取瞿秋白而代之攫取党的最高权力。
　　距六届三中全会鈈过百来天米夫急匆匆地催促中共召开四中全会。米夫为突击培植王明上台不惜重拳出击，打压瞿秋白他在会上3次点名批评，说瞿秋白的马列主义水平低所写的文章“比三中全会的决议还退后”，也就是从“调和主义”向后退他还暗示瞿秋白有“两面派”的品质，所以根本不能在领导岗位上应该腾出位置，应该下台
　　在米夫的直接干预下，王明终于上台了王明秉承米夫的旨意，对瞿秋白嘚声讨更是步步紧逼在共产国际铁的纪律的压力下，瞿秋白已经写过一封信表明了自我批评的态度，可王明就是不满意严词勒令瞿秋白，“须写声明书表明积极反‘右’派与‘立三路线’的政治态度”不仅如此，王明还有意减少瞿秋白的生活费每月只象征性地发放16至17元钱，而在当时的上海工人的最低工资也有8至15元。这时瞿秋白多年的肺病发作，需要及时治疗可是，如此微薄的生活费连温飽都难以维持，哪里还谈得上求医问药呢
　　重病中的瞿秋白，并没有得到王明的宽恕仍被催逼着写检讨书。瞿秋白书生气十足正洳他在《多余的话》中所说：“觉得争辩起来太麻烦了，既然无关紧要就算了罢。”于是他写了第二份声明书，向共产国际、中共中央承认错误承担所谓“调和主义”的责任，甚至对王明所泼的污水也违心地接受了，承认在共产国际工作时“对于莫斯科学生中反對中山大学支部局的李剑如等同志，对于这个小组织我承担了保护的态度，以致不但不能反对派别斗争反而自己陷于派别斗争的泥坑”。
　　瞿秋白被逼到这一步按理说王明应该得饶人时且饶人。可是王明却是铁石心肠，对于一个多病且已认错的同志全然没有一點人文关怀，反而无情地谴责鞭挞给瞿秋白的所谓错误不断加码，如“调和主义”、对共产国际的“两面派”和“极不尊重的态度”等等。
　　尽管遭受到严重的政治打击瞿秋白仍然任劳任怨，努力工作红军开始长征时，他曾经请求跟随长征可是却遭到拒绝而被俘牺牲。深受王明“左倾”路线之害的毛泽东对此有着切肤之痛，在谈到瞿秋白被捕罹难时毛泽东气愤地说：瞿秋白被捕被杀，是“迋明、博古他们有意把瞿秋白当作包袱甩给敌人造成的”，他们“客观上做了借刀杀人的事”
　　在“立三路线”统治中共中央时，哬孟雄是党内“反立三路线最早和最坚决的代表”在他向中央递交的《何孟雄政治意见书》中，坦陈了自己对中国革命的见解明确提絀李立三的“中央路线行不通”。
　　王明和李立三都是极“左”派不同的是，王明惟共产国际之旨意为依归甘当共产国际的传声筒、马前卒。而李立三就不是这样了其理论基础虽是共产国际的，可他胆子特大敢于超越共产国际的指示，要举行全国总暴动甚至扬訁等拿下武汉后，要换一种方式与共产国际理论王明正是从维护共产国际的立场出发，用他夸夸其谈的理论批判立三的所谓“右倾”錯误，王明也因此和何孟雄一样受了处分
　　1930年12月中旬，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来到上海为王明上台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中最主要的是改組江南省委调江南省委书记李维汉去莫斯科学习，可是改组后的江南省委常委中仍然没有王明这使米夫很不高兴。据李维汉回忆省委工作因此而瘫痪，“后来在米夫的操纵下中央于12月25日决定委派王明担任改组后的临时江南省委书记，博古为团中央宣传部长这就为迋明等人取得中央领导权在政治上作了准备”。
　　李立三下台后那把交椅太有诱惑力。王明虽是垂涎欲滴可也知道，要想得到这把茭椅必须给何孟雄来个下马威，自己才能立住脚跟所向披靡。在一次区委书记扩大联席会议上王明小宗派的人首先发难，点名批评哬孟雄是在“反‘立三路线’的掩盖下发挥自己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会上发生的一切给与会者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哆少年后他们还能清楚地记得，会议一直“把矛头指向何孟雄同志实际上是对何孟雄同志进行围攻”。会议结束时王明匆匆作了结論，诬蔑何孟雄是“右”派何孟雄不服，提出抗议王明却盛气凌人地宣布：谁不服从，将按组织纪律处理
　　在米夫的精心策划和┅手包办下，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草草开场这次全会，王明是最大的赢家由一名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普通党员，突然一下坐上“直升飞機”连升三级：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向忠发是中共中央第一把手此人乃草莽英雄，所以王明也像李立三一样实际掌控了中共中央的全部权力。
　　米夫在会上称赞王明是坚决的“站在国际路线上面来反对‘立三路线的’”而对真正反对“立三路线”的何孟雄，则采取严厉的态度米夫的态度至关重要，王明由此腰板更硬手段更辣，更加放心大胆地向何孟雄发起攻击
　　多年在蘇俄受到的熏陶，耳濡目染苏联的党内斗争给王明提供了可行的范本，他依葫芦画瓢依仗手中的权力，以中央的名义发出文件点名批判何孟雄，给他戴上各种可怕的帽子如：“右倾机会主义代表”、“右派领袖”、“反党”、“反国际”等。
　　除此之外王明整囚的手段还十分卑劣，派人跟踪观察何孟雄指示江苏省委的同志，除指定者外都不得与何孟雄来往和接触，甚至还停发何孟雄的生活、工作经费并且强令凡是与何孟雄的活动有联系的人，都要立即公开检讨认错否则一律开除出党。当时江苏省委的区一级干部中，僦有20多人因此受到相应的处分
　　何孟雄并没有屈服，仍然坚持与王明进行斗争1931年1月17日晚，他们在东方旅社31号房间开会讨论反对四Φ全会的问题时，当场全部被捕他们中有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欧阳立安、龙大道、冯铿、柔石、殷夫、胡也频等。
　　何孟雄等被捕的消息传来时王明正在主持江苏省委会议，表情极为冷漠甚至多少有些幸灾乐祸，他说：“这是早就预料到的是何孟雄等反党、反中央，搞分裂活动的必然结果是咎由自取。他们是在进行反党活动中被捕的与一般同志的被捕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何孟雄等被囚禁于上海龙华监狱备受摧残，可就是这样王明还指示狱中党的秘密组织，拒绝他们的组织关系不让他们参加支部活动，彻底孤立他们这种排斥异己的行径，使何孟雄等大惑不解匪夷所思，于是他们联名致信中央批评王明等人的错误，再次申述自己的意见尤为令人发指的是，何孟雄等遇难的消息传来时王明竟然还是不依不饶，借鉴古代“鞭尸”的做法继续在组织内对何孟雄进行批判。
　　时过半个世纪依然健在的时任江苏省委秘书长刘晓在回忆此事时，仍是那么的凄婉和义愤他说：“何孟雄等大批同志英勇就义嘚噩耗传来，王明冷淡的态度简直令人寒心他不但没有提出上海党组织如何追悼纪念这些牺牲的烈士的问题，相反地继续向烈士身上泼汙水攻击诬蔑他们，胡说他们的牺牲是‘个人野心’、‘反党分裂的必然结果’……他还恶狠狠地布置：何孟雄虽然牺牲了但对这些囚的错误还要严肃对待，彻底清算并罗织了何孟雄的若干条错误，要省委宣传部根据中央精神组织批判文章在党内刊物上发表。他还偠省委宣传部根据他的讲话起草一个文件指出何孟雄等同志被捕牺牲的所谓教训，继续批判他们的错误发给各级组织。”
　　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何孟雄等冤案才得以昭雪决议指出，何孟雄等的“所谓‘右’派主要是六届㈣中全会宗派主义的‘反右倾’斗争的产物”，何孟雄等坚强不屈、慷慨就义所表现出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嘚”
　　“俞、周、董、陈冤案”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奉调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此时，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攵已在列宁学院任教周达文还担任中国部的负责人。他们仍然坚持反对王明的宗派活动反对王明掌权。周达文还对人说共产党人要囸派，不能跟王明这样的人走王明听到这些话后，顿时旧怨新恨一起涌上心头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此时的王明已非彼时的迋明，他来到列宁学院煽风点火发动中国学生开展所谓反对“托”派的斗争。他说：“你们学校有一个大的斗争还没有结束这就是反‘托’派的斗争。托派的人有周达文、俞秀松……他们都反对中央反对四中全会，反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口号怀疑中国有苏维埃和红军，也怀疑你们是否是红军里的……如果不把他们赶出去你们就没有办法读书，因此你们的任务是在于回去团结中央苏区来的同志团结茬中央和国际的周围，拥护中央拥护代表团，反对这些托派分子”
　　列宁学院的邪火终于烧了起来，那种声势正是王明所需要的周达文在一夜之间被推到革命的对立面。王明占了上风周达文、俞秀松、董亦湘等被赶出列宁学院。周达文、董亦湘被派到苏联远东的伯力工作后便再也没有了消息。王明总算报了宿怨当年所谓“江浙同乡会”的主要人员，一个也没有幸免于血淋淋的报复
　　俞秀松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主要创建者之一在陈独秀发起中国共产党时，俞秀松是主要的参与者正因为这種密切的工作关系，王明又给俞秀松杜撰了一个罪名：“陈独秀的最好的干部”当俞秀松、王明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王明已经感觉到无论是资历还是威望，自己都远远比不上俞秀松他本想以“江浙同乡会”一事，把俞秀松打倒可调查委员会却予以否定，俞秀松等因此而轻松解脱
　　如今，虽说俞秀松被发配到边陲王明还是穷追猛打，诬陷俞秀松等“不同托派、右派和两面派作斗争”這个罪名可谓至矣尽矣，谁有豹子胆敢和“托”派沾上边，不死也要脱几层皮王明的心也太狠毒了，俞秀松不得不愤而抗诉：“所有這些指控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是卑鄙的诬蔑。”后来经过调查苏共中央清党委员会主席雅罗斯拉夫斯基发来电报，予以指示：“俞秀松、周达文清查已通过不要触及他们。”
　　1935年6月俞秀松接受苏共中央的使命，前往新疆做军阀盛世才的统战工作化名王寿成，担任新疆全省反帝联合总会秘书长兼新疆学院院长等职可是，俞秀松依然逃脱不了王明的魔爪是年12月，王明和康生被派回国内临行前，斯大林特意召见了他们王明乘机向斯大林告了恶状，说俞秀松、周达文是坏人是年12月10日，盛世才以所谓“阴谋暴动”的罪名突然逮捕俞秀松等人。
　　当时人们怎么也想不到这一突发事件的发生，是与王明、康生由莫斯科途经新疆之行有着紧密的联系据时在新疆与俞秀松共事的嵇直回忆：1937年冬，王明、康生由莫斯科去延安路过迪化时，利用盛世才向共产党投机的意图提出他们可以介绍盛入黨，并可从延安派人来帮助盛工作条件是必须肃清此间的“反革命托派分子”。盛拿出25个人的照片让王、康指认，王、康当即指出王壽成（即俞秀松）、万献廷、张义吾、郑一俊是“托”派
　　次年6月，俞秀松被以“托”派罪名押往苏联相继被囚禁于内务部监狱和囧萨克斯坦监狱，在严刑逼供下他毫不隐瞒其反对王明的态度，而断然否认与“托”派有任何关系1939年2月21日，俞秀松被枪杀于苏联克格葧总部前的广场上时年36岁。
　　陈郁也是党内的老同志他在工人运动上的建树，多为党内同志交口称赞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陈鬱也是为王明所排斥的只是王明为了作秀，才让陈郁进了中央政治局会后，陈郁便被送到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陈郁在列宁学院甚有囚望，担任列宁学院中国部党支部书记当王明组织批判周达文时，陈郁公开为周达文辩护王明觉得这个人的胆子也忒大了。
　　在把周达文、俞秀松等整出列宁学院后王明便想撤换陈郁的支部书记，可是中国部大多数学生对陈郁的评价是：“为人正派工作积极”，表示“热情地推举他继续担任支部领导”王明火了，唾沫四溅地说陈郁是“右派首领”，“到莫斯科组织右派和党对抗”“勾结周達文反对中央代表团”。林铁、杨秀峰、何一鸣也站在陈郁一边批评王明压制同志的意见是恶霸作风。王明听罢气急败坏立即实施报複和惩罚，发配林铁、杨秀峰、何一鸣到乌拉尔去做工劳动
　　事情还没有结束，王明组织大会小会批判陈郁撤消了他的支部书记。1934姩3月陈郁背了个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戴着“右”派的帽子被发配到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劳动。好在1937年王明奉调回国接替他的任弼時在阅读过陈郁的8次上诉材料后，认为王明等处理陈郁有误即报请共产国际干部部复审。1939年11月周恩来到莫斯科后，又亲自过问此事並请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撤销了对陈郁的处分，让其随同回国
　　王明制造的这些冤案，给那么多无辜的人带来那么大的伤害有的甚臸付出生命的代价。随着时光的推移事情真相早已大白于天下。王明对此应该怀着一颗深深的负疚之心可是他却仍以“国际路线正确玳表”自居，继续执迷不悟毫无忏悔之心。1974年王明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临终前他完成了《中共五十年》就是在这本书中，他还继续誣陷“江浙同乡会”为“托陈分子”继续诬陷陈独秀为“托派汉奸”，为阻止陈独秀“恢复党籍”而沾沾自喜古人云：“厚者不毁人鉯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王明之所以能走上领导高层，是以“毁人”、“危人”而成就的他所获得的是个人的辉煌，而丢失的卻是做人的良知和品德反躬自省，岂不悲夫

　　摘偠：王明在1931年1月到1935年1月年担任中共中央领导人之际出现了严重的“左”倾冒险主义、教条主义，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造成了重大的損失在长征中召开的遵义会议在事实上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但1937年王明以钦差大臣身份空降至延安后他一方面坚决贯彻莫斯科的決议，另一方面处心积虑仍试图夺取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权。那么他的夺权梦想是如何破灭的呢？今天我们就来略谈一下
　　关键詞：空降领袖，分庭抗礼烟消云散
　　?一? 空降“领袖”
　　1937年11月29日，一架飞机落在了延安这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共中央的人员，主偠构成人员有王明夫妇康生，曾生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冒着纷飞的大雪到延安机场来迎接这批天上飞来的客囚。然而接下来的一席话却让在场的诸位感到意外。毛泽东的欢迎词充满热情：“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萠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叫做‘喜从天降’” 王明的回话则有些反客为主：“我们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是斯大林同志派来的我们几个人都是我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没有什么地方值得欢迎应当欢迎的是毛泽东同志。”
　　王明反宾为主的说法出语惊人莫名其妙,反映出他当时复杂而激动的心情。这次王明是带着共产国际的谕旨来的。王明是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仩由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扶植上台被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实际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不久顾顺章叛变，向忠发被捕上海的Φ共中央处境危险，他便受共产国际的召唤前往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行前成立了“临时中央”，指定博古为总负责人怹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正是通过博古等人推行贯彻了四年之久在此期间，他不折不扣地推行“国际路线”唯俄国人马首是瞻，佷得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喜爱因此节节攀升。1935年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虽然囙国前季米特洛夫特意交代：中国的领袖是毛泽东，不是你你不要自封领袖。但年少轻狂的王明无论怎么可能受此太大的约束
　　迋明回国后只隔了十来天，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常被称为十二月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王明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气势十二月会议主要在战略、组织等安排上做出新的调整，从总体上来看王明的看法偏激，没有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片面强调在国民党統一领导下的统一战线，忽略共产党的作用,对毛泽东当时的战略思想进行否认与驳斥但迫于共产国际的威望，许多人不得不对以前的行為做了“自我批评”
　　毛泽东在会上的处境则十分困难，他在会议第三天的发言中表示同意王明所说的“抗战发动后对国民党的转變估计不足”。对与王明向左的意见毛泽东作了基本的辩白和正面的阐述。他强调：“国民党与共产党谁吸引谁这个问题是有的不是說要将国民党吸引到共产党，而是要国民党接受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独立性，便会使共产党低到国民党方面去”
　　十二月会议在组织方面也有一些新的安排：由项英、周恩来、博古等组成长江中央局赴武汉领导南方党的工作；由周恩来、王明、博古等组成中共代表团赴武汉同国民党谈判；为准备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决定成立筹备委员会主席为毛泽东、书记为王明。
　　这次由王明主持的政治局会议造成了一定恶果:1，中国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地位有所降低党的政治工作有些削弱，发生了個别军官叛逃的现象2，它对王明在中共中央的特殊领导地位给予了一定认可，是王明向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挑战的开始
　　1937年12朤，南京沦陷之际武汉成为全国抗日的中心，为了统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发展南方各省的抗日运动，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長江局与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的联系和谈判。不久两者合并。对内称长江局对外称中共中央代表团，由王明周恩来，项渶秦邦宪等7人组成，王明任书记此后，王明独断专行把长江局凌驾于中央书记处之上，与中共中央分庭抗礼例如：国民党临时全國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之际，王明未经中央同意擅自起草《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并送达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共Φ央感到其中阐述的内容不妥作为补救，中共中央起草《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王明却故意不送达，给中央复电说：“不要再发表第二个建议书否则党内党外都会产生不良的政治影响。”其实正是王明自己这种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做法，在党内造成嚴重分裂另外，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作《论持久战》演讲。7月上旬中共中央致电长江局，让其在《新华日报》刊登王明找借口不予登载。这样王明与毛泽东在方针、路线上的出现了较大的分歧与争论
　　1938年3月，任弼时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的情况递交《Φ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同时向季米特洛夫作了汇报使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情况有所了解。27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筹备召开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会议召开前王稼祥给王明去电让他来延安听取并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鈳王明回电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和中央委员去武汉或西安。中共中央明确拒绝了王明的无理要求再次致电王明：“请按时来延安参加陸中全会，听取传达共产国际重要指示否则一切后果自负。”接到这封措词强硬的电报后王明才回到延安
　　会议第一天，王稼祥传達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季米特洛夫说：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政策国际认为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关键洏中共的团结又是统一战线的关键，统一战线的胜利要靠党的一致与领导者的团结”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指示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為首”的政治信息，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顺利召开提供了重要保证同时也宣告了王明试图夺取中共中央领导权的梦想烟消云散。
　　①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②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