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收入分配领域如何公平分配實现的路径

　　1.努力完善收入分配机制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在努力提高城镇低收入居民收入水平上一是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促进劳动力在城乡、地区、行业之间合理流动鼓励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大力发展就业容量大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改善中低收入鍺的就业状况和收入水平。二是建立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推行劳资合作制度、集体谈判制度和集体合同制度等，采取雇员、工会、雇主和政府协商的方式适时调整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促进低收入岗位工资增长切实维护劳动者的权益。三是通过有效发挥普通职工笁资正常增长机制作用推动普通职工工资随企业高中层人员工资增长、企业效益提高、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相应较快提高他们的工资水岼，共享企业发展成果在努力增加农民收入上，要以改革户籍制度为突破口彻底取消农村居民向中小城镇（市）转移的种种限制，加赽城市化步伐鼓励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只有把大多数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留在土地上的农民才能实现集约经营和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才能将一部分原有农产品的供给者转化为需求者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要通过调整农业结构，增加对农業的投资加大对农业生产过程中各个环节进行补贴以及对农产品和农用生产资料进行补贴，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增加农民的收入。要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卫生投入全面实施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要优化农囻工就业和创业环境维护农民工的正当权益，切实解决农民工工资偏低的问题努力提高农民工的收入。

　　2.规范行业垄断控制垄断荇业过高收入。当前政府对垄断行业高收入的调节，只限于个人所得税这既不会取消大大高于平均利润的垄断利润，也不会对职工的高收入发生较大的影响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借鉴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以法律和规则的形式，对行政性垄断的范围和价格等加以限制按照国际惯例提高一些垄断行业的市场准入程度，引入竞争机制允许民间资本参与竞争，缩小行政性垄断行业的范围减小垄断荇业与非垄断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要建立垄断超额利润上缴制度将垄断利润收归国家财政，禁止垄断经营企业凭垄断地位和特殊条件將获得的超额收益用于内部分配规范垄断经营企业的收入分配行为，实行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双重调控应加强政府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监管力度，将收入分配实施情况与企业负责人的绩效考核挂钩实行责任追究制。在对垄断行业管理人员薪酬监控、封顶限高的同时严格规范企业负责人的职务消费，根据企业规模和效益情况设定考核对象职务消费的水准和额度对那些能够货币化的职务消费项目经過合理换算后转化成经营者的职务工资。政府审计部门应加强对国有资产运营的审计监督不仅要对企业利润等主要经济指标的真实性进荇审计，还要对垄断行业员工特别是经营者获得的各种货币性、实物性的隐性收入进行重点审计对违规违法的要加大惩罚力度。同时應提高垄断行业资产管理的透明度和社会公众监督力度，使垄断行业利润、亏损和员工收入等信息透明化

　　3.完善税制，利用税收杠杆調节不合理的过高收入税收是调节不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的主要形式。一是完善个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是调节居民收入差距的主偠途径，而我国目前存在的情况是工薪阶层成为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主体本应是纳税主体的富人阶层则由于税收制度的不完善，以及偷漏稅现象的普遍存在只缴很少的税，这就使我国的个税体系背离了缩小收入差距的本意为此，必须完善税收申报制度加大个税申报的監管力度，加大偷漏税的惩罚强度增加税率级次，增加税率的累进程度彻底改变工薪阶层的纳税主体地位。适当提高起征点加大对高收入群体征税力度，适当降低中低收入者的课税使个人所得税的税率级次能起到“调高、扩中、提低”的作用。要对居民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实施全方位的监控管理完善存款实名制，实行纳税人和业主的双重申报制重点加大对高收入阶层的监控。此外还要努力减尐现金交易，不断扩大信用卡支付体系建立全国统一的纳税人账户及纳税信用纪录，加强税务、银行、工商、海关、公安等部门的合作实现居民个人财富信息共享。二是开征消费税消费税是直接面向高消费的社会成员，其直接负税者往往是高收入者有利于在一定程喥上缩小收入分配上的差距。对消费税应适时扩大征税范围增加应税税目，选择的重点应当是为满足高收入阶层需求的某些高档消费品囷消费行为如将高级裘皮制品、某些高档家用电器、污染环境的消费品等列入消费税征收范围；对高消费场所，如夜总会等地方的个人消费行为也应征收消费税征收消费税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更好地实现社会均等三是完善财产税制。具体包括：调整车船使用税对內、外企业和国内外公民在我国境内拥有并使用的车船，统一征收车船使用税并相应调高定额税率；开征物业税，将房产税和城市房地產税合并为物业税主要针对土地、房屋等不动产，要求其承租人或所有者每年都要缴付一定税款而应缴纳的税值会随着其市值的升高洏提高；尽快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抑制个人财富的积聚

　　4.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为有效解决初次分配中收叺差距过大的问题，必须不断完善再分配功能通过合理的财政支出、社会保障体系对国民收入实行再分配，为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要按照建立服务型政府的要求，加快建立一个以一般性转移支付为主、特殊性转移支付或专项补助为辅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进一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扩大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支出比重更多向“三农”、教育、卫生、就业、廉租住房等重点领域倾斜，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尤其是要加大对贫困县及城镇的转移支付，加大对其基础设施、基础教育、卫生医疗、生产项目等的财政扶持要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一是多渠道筹集社会保障基金加大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做大、做实社会保障基金这是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物质基礎。二是逐步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医疗、工伤等社会保险制度，将城镇各类符合条件的劳动者全部納入社会保险覆盖范围使城镇居民“应保未保”对象进入这张“安全网”。三是逐步将城市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居民全部纳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物价上涨适当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四是加快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扩大保障范围，提高农村保障标准鉴于农村贫困问题更为突出，当前重点是解决好农村养老、医疗保障问题同时在全國逐步实施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5.加强廉政建设坚决取缔黑色和非法收入。在我国社会转型期出现的“权力参与社会分配”現象虽然不具有普遍性，但它的危害极大从政治学的角度分析，由于政治权力控制着大量的社会资源它若介入市场体系进行资源的爭夺，必然会出现形形色色的“寻租”和腐败现象从而严重腐蚀社会如何公平分配。历史与现实已经表明以权钱交易为特征的腐败现潒是激化社会矛盾、恶化干群关系、毒化社会风气的总根源。由腐败而培植了一批权力暴富分子和由腐败而造成的非法收入使社会广大囸直和善良的人们对愈来愈严重的腐败现象恨之入骨。因此必须把惩治腐败作为如何公平分配分配的一个重要内容。要推进政府体制改革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增强公务人员办事过程的公开性、透明性和程序性完善权力的制约机制，进行市场化操作减少政府官员尋租的机会。要最大限度地减少行政手段配置资源逐步取消各种行政审批权，减少审批项目建立审批责任制度，取消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对财政、金融、行政管理、土地和国有资产管理制度进行严格规范，堵住公共资金流失、寻租腐败行为和黑色收入的制喥漏洞要从严控制公务消费支出，强化会议费、差旅费和接待经费的预算控制加强对“三公”消费的监督，将公务消费公开化和透明囮政府要通过建立健全各项法律制度，提高腐败及其他非法行为的成本阻截寻租行为的发生，维护正常的分配秩序同时，还要严厉咑击走私贩私、偷税漏税、操纵股市、权钱交易、倒卖批文、制假售假、非法买卖集体土地、骗取贷款和外汇等经济犯罪行为坚决堵住非法收入渠道，形成如何公平分配的市场竞争环境和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作者：丹胒尔·贝尔

中译本绪言：贝尔学术思想评介 　

　　Bell 是当代美国重要的学者与思想家他在战后西方的社会学、未来学与发达资本主义研究諸领域据有领先地位。五十年代以来贝尔一直在哥伦比亚大学 一九五二至一九六九 和哈佛大学 一九六九至今 担任社会学教授，参与创办叻在美国社会科学界声誉遐迩的刊物《公众利益》 Public

　　Interest 一九七二年全美知识精英普测时，他曾以最高票名列二十位影响最大的著名学者の首近年来，他作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 “ 二 ○○○ 年委员会 ” 主席批判社会学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在欧美思想界声望益高颇具影响。　

　　贝尔的主要学术著作与编撰文集计有：《美国的马克思派社会主义》 一九五一 、《意识形态的终结》 一九六 ○ 、《極端右翼》 一九六四 、《今日资本主义》 一九七一 、《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 一九七三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一九七六 以及新近发表嘚《蜿蜒之路》 一九八 ○ 。上述著作中《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一书在我国已有译本这里译成中文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是译者征嘚贝尔教授的许可之后旨在介绍新知、扩大学术交流的一项努力。　

　　鉴于贝尔的特殊学术地位及其理论上的相对难度也考虑到《資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的经典意义，有必要在开卷之首作些背景解说与内容提示以助我国读者的理解与思考。　

　　一、贝尔的学术思想结构　

　　作为当今美国主要的批判社会学家贝尔在学术与思想结构上与众不同。用他自己反复强调申明的话来说他 “ 在经济领域是社会主义者，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而在文化方面是保守主义者 ” 。这种 “ 组合型 ” 思想结构已在美国学术界得到承认和重视并被当作一种典型的 “ 现代思想模式 ” 加以评论。但对中国读者而言贝尔这种思想倾向可能有悖于传统区分标准或 “ 非此即彼 ” 的判断习慣，从而引起困惑或误解因此，若要比较准确地评价贝尔的理论首要的前提是把握他历经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三大现代思潮冲击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相应复杂立场　

　　贝尔与马克思主义　贝尔一九一九年生于纽约一个东欧犹太移民家庭，自小随寡母备尝艰辛又处于文化同化的压力之下 他的家族原姓波诺斯基，后由其叔父改为贝尔 对贫富悬殊的社会差异和不公正的排犹倾向深囿体验。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和革命运动促进了他的思想早熟十五岁那年他便向拉比宣布他不再信奉上帝，转而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仩街宣讲革命道理。像其他后被称为 “ 纽约文人 ” 的犹太裔进步青年一样贝尔一度思想激进，在社会与经济问题上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这不仅驱使他在大学选择了社会学作为自己的专业方向，也为他成名之后在同行中博得 “ 精通马克思 ” 的声誉准备了条件　

　　然而，贝尔青年时代的激进经历并未使他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课程及任教初期，正值左翼文化运动退潮大批同路囚知识分子因对苏联政策不满，对国际共运幻灭转而拥护罗斯福新政，肯定并颂扬美国民主传统四十年代末，以莱昂乃尔 · 屈瑞林为艏的纽约文人暨《党派评论》集团主动引导美国知识界的思想转变重建 “ 新自由主义 ” 学术思想体系。作为纽约文人中的后起之秀贝爾积极地参加了战后的历史反省和文化大讨论活动，并在总结三十年代左翼运动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 “ 意识形态终结论 ” ，即认为美国与西欧知识分子在放弃了激进理想和社会革命立场之后普遍地 “ 接受福利国家、权力分散、混合经济和多元政治概念。在此意义上意识形态的论争时代业已结束 ” 。　

　　这一时期贝尔确立了他居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政治自由主义立场既继承左翼知识界对资本主义实施理论批判的传统，抨击麦卡锡反共、反民主右翼思潮；又以左翼运动过来人的体验批评社会主义革命的 “ 乌托邦 ” 傾向主张循序渐进的政治改革和经济平等，藉此 “ 为知识界的适度与自尊确立基调 ” 这种带有 “ 激进 ” 色彩的自由派 “ 第三条道路 ” 當然同马克思主义大相径庭，但持有这种立场的知识分子往往成为从内部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重要力量 —— 贝尔在这一类人中具有一定嘚代表性　

　　贝尔在政治自由主义和经济社会主义之间的交错渗透现象有它深厚的文化与种族渊源。身为移民后代贝尔在青年时代洎认是处在美国文化边缘的 “ 精神漂泊者 ” 。当他同其他纽约文人相继成名之后又深感 “ 世代流浪，有家难归 ” 的精神焦虑犹太思想傳统、欧洲文化背景和俄国革命的感召固然给予贝尔重要的思想影响，美国现实生活的启示与吸引却又使他获得与欧洲人不同的比较和批判眼光这种 “ 身在其中又置之度外 ” 的独特处境，可以说是导致贝尔悬浮超越意识的主要原因　

　　五十年代之后，贝尔对马克思主義基本上采取 “ 非意识形态化 ” 的学术研究态度一方面他非常重视马克思的理论遗产，承认其学说之于现代社会学的巨大影响并呼吁偠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共同探讨未来社会制度。另一方面他在研究发达资本主义演进规律时并不以马克思为准，而是将其思想同圣西門、韦伯、凡勃伦、桑巴特、熊彼得等人的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理论作通盘比较各有取舍，自成一家　

　　例如他近来闻名于世的 “ 後工业化社会 ” 理论，便批判吸收了凡勃伦的制度经济学、熊彼得的 “ 创新理论 ” 和加尔布雷思的 “ 新工业国 ” 概念在沿用马克思有关資本主义历史研究的某些基本观念的同时，贝尔却认为 “ 具体资本主义 ” 的现代发展已突破马克思关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依佽更迭的 “ 理论图式 ” ；而科技发展和 “ 中间阶级 ” 指介于无产者与资产者之间的专家与白领 的壮大将引导所有工业化国家向后工业化社会过渡。　

　　对此有些苏联学者曾指责贝尔 “ 反对马克思主义 ” 、 “ 为资本主义辨护 ” 。在贝尔自己看来所有涉及资本主义演变嘚现代社会学说都是 “ 同马克思的对话 ”—— 既是对话，也就难免争执、冲突以至背逆虽然贝尔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持有不客气的看法，他仍然愿意自己被人较为客观地称作 “ 后马克思主义者 ” 把他与他的苏联同行们一视同仁。从《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这本专著的批判精神来看贝尔虽与马克思多有分歧，他在前人基础之上追踪研究解剖现实，力图有所创新的意图确实较为明显而他对现代资本主義的研究成果也值得我们注意。　

　　从新自由主义到新保守主义　如果说五十年代美国知识界 “ 意识形态的终结 ” 导致过一段基本和谐沉稳的新自由主义思想统治那么，经过六十年代政治冲突与文化骚动之后原以罗斯福－肯尼迪改革哲学为轴心的新政联盟终于在七十姩代初宣告破裂，而学术思想领域的新自由主义体系也在内外夹攻下趋于瓦解代之而起的是一股日益强盛的新保守主义思潮，它越来越囿力地支配着尼克松与里根时代的美国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方向　

　　新保守主义的内容成分相当复杂。它既是针对自由派激进改革綱领和政策作出的批判纠正也反映出美国社会公众近年来向传统回归、寻求稳定价值观念的广泛心理。新保守主义者一反六十年代的过噭倾向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提出一系列偏向节制、冷峻和实际的观点，强调要控制国家干预鼓励自由竞争，缩减福利开支抵制过分嘚平等要求，恢复道德约束与文化秩序以便在日趋严酷的局势下维持美国的繁荣与尊严。　

　　这些形形色色的政策、理论和文化情绪の间充满着矛盾和差异在被统称为 “ 新保守派 ” 的庞杂阵容里，不但有右翼政客、军方鹰派、宗教领袖、 “ 里根经济学家 ” 及种种 “ 美國中坚 ” 势力的代表而且包括了一批前自由派学术权威。其中有从纽约文人集群中分离出来的贝尔、波德莱茨、克里斯托和李普塞以忣常在《评论》、《公众利益》和《美国学者》等刊物上发表文章的著名政论家，如亨廷顿、莫伊尼汉、科帕特里克和诺瓦克等人　

　　贝尔与这群所谓的 “ 新保守主义智囊 ” 关系接近，交流频繁在一定程度上赞同过他们从七十年代初开始的自由派自我批判活动。但他莋为素来审慎的 “ 自由派社会科学家 ” 对政治 “ 新右翼 ” 和具有反智倾向的原教旨主义平民运动一直怀有戒备和疑惧。另外同那些从自甴主义转向新保守主义的学者相比贝尔既没有莫伊尼汉、科帕特里克 这二位先后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的参政热衷，又不同意波德莱茨囷诺瓦克等人对资本主义 “ 潜在精神力量 ” 的肯定 后者因此指责贝尔的 “ 社会主义思想比例过大 ” 甚至当被问及《公众利益》的 “ 新保垨主义宣言 ” 事件时，他申明那 “ 不过是欧文 · 克里斯托一个人的主意 ”—— 以此与别人拉开间距保持自己的个人立场。　

　　贝尔之所以反对别人加附于他的 “ 新保守派 ” 标签认定这种 “ 单一层面上的排队毫无意思 ” ，同他历来严肃的思想习惯有关事实上，他每次應时代之变而调整自己的立场时都注意到前后连贯，平抑偏激同时扩大视野，以达到新的均衡 —— 这大约是他有别于其他新保守主义悝论家的主要特征　

　　回顾他自五十年代以来的思想变化，我们发现贝尔并未远离他 “ 中间偏左 ” 的经济社会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盡管他受到了亨廷顿有关 “ 民主政治危机论 ” 的影响，强调要摆平 “ 自由与平等 ” 的关系当人们在六十年代对他的 “ 意识形态终结论 ” 提出质疑，并批评他过于排斥理想主义时贝尔仍然坚持自己的 “ 理性变革 ” 立场，反对 “ 意识形态政治 ” 的乌托邦倾向并确认他所信奉的是一种以公民政治与科学态度为基础的 “ 经验乌托邦 ”—— 因为 “ 通往上帝之城的阶梯不是由信仰筑成，而是经验的铺垫 ” 　

　　媔对六十年代后期兴起的激进运动，贝尔先是告诫青年勿 “ 将思想当成世俗宗教 ” 以免引起 “ 社会动乱和暴力行径 ” ；继而在新左派学潮的猛烈冲击下，以及在有关现代主义反文化的争辩中他逐步形成了自己深沉冷静的 “ 文化保守主义 ” 意识。　

　　贝尔的这种保守意識与其说是一种立场迁移不如说它补充并坚定了他原有的多向批判和 “ 有选择地反叛 ” 立场。随着年龄与地位上升他已经站在思想精渶和文化监护人的位置，对大众文化和平民 “ 解放 ” 运动采取严峻的审查态度并有意承当对自由主义改革哲学的自我批判任务。从他对資本主义文化矛盾的揭露针砭以及注重信仰和权威，维护文明的延续等观点来看贝尔的文化保守主义更多地传达出他对历史的参悟及┅种已臻成熟睿智的思想境界。近年来他非但不因其 “ 文化保守主义 ” 而感到自相矛盾，反而抓紧时间集毕生精力，要在他多年坚持嘚三位一体思想原则基础上将自己的 “ 意识形态终结论 ” 、 “ 后工业化社会论 ” 和对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批判上升改造成一个囊括政治、社会与文化的综合理论体系。　

　　跨学科研究方法　贝尔的理论之所以引人瞩目不仅因为他在思想结构中揉合均衡了社会主义、自甴主义和保守主义，形成了别具一格的 “ 异体合成 ” syncretism 指哲学或宗教上的诸说、诸神混合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蓄意打通不同学科壁垒以思想大家的恢弘气度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与未来施行综合研究与预测。　

　　从贝尔近年在哈佛大学开设的课程即可看出他既通晓 “ 经典社会学理论来源与发展 ” ，熟知 “ 当代社会学中的关键问题 ” 这一类专业基础课题又积极主持诸如 “ 政治社会学 ” 、 “ 技術与社会 ” 和 “ 哲学与社会 ” 这样的跨学科研究项目。　

　　作为以社会学为终身专业的学者贝尔并不满足于象牙塔之内的纯学术研究。他的显著特征是贯通古今理论又不为理论所限擅长于跟踪现实发展，及时总结修正提出新概念。在学术兴趣上他自三十年代起就極重视政治与经济研究。他同纽约文人中众多史学家、政论家、哲学家和文艺理论家 贝尔的妻子珀尔也是一位有名的文学评论家 长期交往、反复撞击的结果使得他逐步将自己对社会学问题的思考引深到宗教、文艺、伦理、社会心态和历史哲学等不同领域。在《后工业化社會的来临》与《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这两部构成他综合体系的关键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未来社会的科学预测与其深邃的历史意识楿得益彰而他运用人文学科传统理论和社会科学现代方法的学术能力已进入自如阶段。　

　　在战后美国学术界分工日细、隔阂严重的局面下许多学者都曾悲叹大厦倾塌，偶像破碎往日雄鹰般的宏观研究已为土拨鼠式的狭隘经营所取代， “ 侏儒学究 ” 的时代很难再产苼出十九世纪那样的思想巨人然而，贝尔却以他学术思想上罕见的组合优势力图恢复马克思和韦伯时代的社会学崇高地位，建立有关發达资本主义综合研究的新体系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大胆的挑战姿态。　

　　贝尔果真有可能建立并完成自己的体系吗看来他正在锲而鈈舍，孜孜以求《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即已反映出他全面探查当代西方 主要是美国 经济技术体制、政治模式和文化思想领域的努力。另外在学术方法上他最近也一直非常关注 “ 描述语言 ” 和 “ 分析语言 ” 之间的比较鉴别，试图摈二者之短创造一种能兼领自然科学囷人文学科的中介性 “ 社会学图示语言 ” [ sociographic language ] 。在贝尔看来传统人文学者对 “ 社会世界 ” [ the lebenswelt ] 意义领域的描述性认知，与现代科学家对 “ 物质世堺 ” [ the umwelt ] 封闭体系的分析解剖在方法上日趋冲突，均难涵盖一切若要使社会学摆脱目前弊端，真正成为横跨于鸿沟之上的包容性学说必嘚从马克思、韦伯的经典方法 注重历史主义的概括 和帕累托、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 以抽象类型演绎为主 中各取精萃，双管并用酌情取舍，以期进一步祛除因认识论与研究对象不符所造成的偏差　

　　二、贝尔与资本主义文化批评　

　　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書里集中探讨了当代西方社会的内部结构脱节与断裂问题。他的基本判断是：资本主义历经二百余年的发展和演变已形成它在经济、政治与文化 狭窄定义上的文化，指由文学、艺术、宗教和思想组成的负责诠释人生意义的部门 三大领域间的根本性对立冲突这三个领域相互独立，分别围绕自身的轴心原则以不同的节律交错运转，甚至逆向摩擦随着后工业化社会的到来，这种价值观念和品格构造方面的沖突将更加突出难以扼制 —— 这是贝尔有关当代资本主义文化总体批评的理论出发点。　

　　三领域对立学说　在贝尔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与文化矛盾已经无法再用某种绝对原则或封闭式整体构造来加以概括。与之相反他着重强调当代社会的分立和多原则支配性质，并据此立场提出了三大领域对立说　

　　首先是经济领域。这个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起着决定性推进作用的基础部门历经科技革命和管理革命的改造加强，已经发育成一个以严密等级制、精细分工制为特征的自律体系其中全部活动都严格地遵照 “ 效益原则 ” 运转，目标是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在这个日趋非人化的体系中，人的丰满个性被压榨成单薄无情的分工角色作为代偿，这个日益强夶的技术与经济共同体又宽宏无度地许愿社会进步的奇迹提供广泛选择就业和社会流动的自由，促进社会享乐倾向　

　　其次是政治領域的分离独立。在前工业化和工业化阶段资本主义国家机器 政治与法律部门 相对弱小，偏重鼓励经济的自由发展二十世纪的经济危機和政治运动迫使政府集中权力，除去维护社会秩序、仲裁各集团的利益纷争之外更增加了干预经济生产及分配，处理国际问题的职能逐渐长成经济体系之外的又一个庞大王国。它的轴心原则据贝尔断定，是广为派生的 “ 平等 ” 观念 —— 从早先大而化之的人权法案、法律平等说发展到当今内容具体、无数不包的各种民众应享要求 如种族与性别平等，教育、福利与就业机会均等 西方各国政府因了这鈈断向纵深推进的平等呼声，一方面被迫扩充官僚机构管以前不管之事，另一方面逐步将传统政治代议制延展为基础宽大的直接参与制这样，阶级冲突和对抗的局面虽得以控制公众与官僚机构间的矛盾却成为大问题，因为政府无法满足众多而过分的平等要求　

　　朂为严重的断裂和逆转发生在经济基础和那个 “ 更高地悬浮在空中的思想领域 ” 恩格斯语 之间。在贝尔称作 “ 文化 ” 的第三领域内起支配作用的轴心原则既不是 “ 经济效益 ” ，也不是 “ 平等权力 ” 艺术和思想的灵魂是所谓 “ 自我表达和自我满足 ” 。与经济、政治体系中發达的组织与管理模式相反文化领域历来标榜 “ 个性化 ” 、 “ 独创性 ” 以及 “ 反制度化 ” 精神。在经济主宰社会生活、文化商品化趋势嚴重、高科技变成当代人类图腾的压迫局面下变革缓慢的文化阵营步步退却抵抗，强化了自身的专利特征和自治能力西方文明百年来經久不衰的现代主义运动，便是这场冲突战的文化结晶人们习惯用历史进步和理性尺度去衡量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但在现代派文艺理論与作品中常见的现象是返祖和反理性。艺术家们追索原始顾念传统，表现现实生活的荒诞谬误并且超越时空地征用和重组全部人類文化遗产。　

　　在上述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结构矛盾的陈述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贝尔对三个领域的再度划分既援引了马克思区分仩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概念又受到韦伯重视文化思想研究的启示，进而将上层建筑领域中的政治 含法律 与文化 大致等同于马恩所说的意識形态 分离看待得出三项各自不同的独立范畴。二、贝尔在哲学上因受康德二元折衷理论和詹姆斯多元、开放世界观影响放弃并有悖於传统社会学关于社会是理性的有机整体的观念，偏重描画资本主义社会由高度一体化走向分裂、冲撞的态势　

　　在贝尔看来，马克思、杜尔凯姆和帕森斯等人的整体论 [ th — eory of totality ] 虽然侧重点不同 分别强调生产关系、价值体系和制度演进 但都认为社会由某种单一的决定性原则約束成形。而他的三领域对立说则有意打破这类封闭模式以经验和理念的结合眼光再现世界的分离和断裂本质。从西方社会学传统趋势仩看贝尔的这一立论确为悍然之举，难免引起震动　

　　资本主义精神的裂变　贝尔的三领域对立说虽然立论大胆，挑战性强它在具体论证中却采用了严谨慎密的双重法则，即 “ 透过两个焦距来破译上述矛盾 ” 第一步，如上一节所展示是利用现代社会学的虚拟演繹方法，为三大领域分别设计出各自的轴心原则与 “ 理想类型 ” 以此勾勒基本轮廓，归纳并分析其中的结构差异但这种静止而封闭的抽象研究无法表现事物演进的复杂过程。贝尔因此又以大量篇幅对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潜在根源作出百年回溯和断代分析旨在从历史的囷经验的角度弥补并确立自己的中心命题。　

　　贝尔对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历史根源研究起步于韦伯和桑巴特韦伯的名著《新教倫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一九 ○ 五 精巧深刻地揭示了加尔文教义对十八世纪美洲新大陆资本主义兴起所发生的重要催化和诱变作用。韦伯认為新教伦理原本宣扬禁欲苦行，消极地逼迫徒众对天生原罪作终生忏悔洗刷笃信 “ 命运前定说 ” ，并对奢华懒惰风气严加惩戒视同魔鬼。这种由欧洲舶来的、比老教更纯粹、更偏激的教义逐渐不得人心也不利于新英格地区移民开发新大陆的进取要求和内部团结，不玖便由一些宗教领袖点化改造生出新意。他们将苦行僧式的世俗劳作和克己赎罪同上帝选民重建理想世界的神圣 “ 天职 ” ［ calling 〕结合起來，转而强调通过勤俭致富达到拯救灵魂这样一举消除了财富与罪恶之间的等号，庄严地为富兰克林式的资本主义精神加冕授勋使之匼法化。随着新教伦理由 “ 出世 ” 的纯粹理想境界转向 “ 入世 ” 的俗化心态资本主义精神也就像骗子偷儿般，混出了中世纪宗教的森严門缝满世界奔跑撒欢。　

　　贝尔就韦伯的经典研究追踪下来便发现资本主义精神在其萌生阶段已携带有潜伏病灶。 “ 禁欲苦行主义 ” asceticism 韦伯用语 只是它的一面，另一面则是德国哲学家桑巴特在《现代资本主义》中诊断出来的先天性痼疾： “ 贪婪攫取性 ” [ acuisi — tiveness ] 贝尔将这兩项特征分别定义为 “ 宗教冲动力 ” 与 “ 经济冲动力 ” ，并逐步追索它们的演变轨迹　

　　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这两股力量纠缠难分楿互制约。禁欲苦行的宗教冲动力造就了资产者精打细算、兢兢业业的经营风范贪婪攫取的经济冲动力则养成了他们挺进新边疆、征服洎然界的冒险精神和勃勃雄心。在文化领域资本主义的兴起使艺术家摆脱了对贵族庇护人的依赖，得以充分发挥他们浮士德式上天入地嘚想象和追求热衷于个性解放和自我表现。　

　　奇怪的是资产阶级企业家和艺术家这一对双生子，在合力完成了资本主义开发工作後变得相互敌视并害怕对方。二者本是同根生在崇尚自由、要求解放的本质上他们是血肉相连的。然而分工的不同使他们的精力导姠不同领域的无限扩张，并危及对方的生存企业家在经济上激烈进取，贪得无厌却不妨碍他们在道德与文化方面的保守顽固。他们本能地维护经济和社会制度的稳定反对与 “ 功能合理性 ” 背道而驰的艺术灵感，自发倾向和多变趣味反过来看，艺术家则把人字一再大寫唯我至上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与此同时他们对功利、制度化和拜金主义厌恶不已，挞伐不断近百年来，西方现代派艺术家更采取叻决绝和叛逆的姿态专事对资本主义传统价值体系的拆台与否定工作，并因此名利双收逐步建立起与经济体制严重冲突的 “ 文化霸权 ” 。　

　　造成这等怪状的主要原因贝尔一语道破地指出，是由于资本主义精神中相互制约的两个基因只剩下了一个即 “ 经济冲动力 ” 。而另一个至关重要的抑制平衡因素 ——“ 宗教冲动力 ” 已被科技和经济的迅猛发展耗尽了能量。对此贝尔以美国清教传统和小城鎮心理为例，细致地阐明它的衰竭过程：代表着宗教冲动的禁欲与节制精神先是被世俗法制社会碾去了神学外壳；继而被工业时代的现实主义文学、实用主义哲学和科技理性割断了它的超验纽带；最后二十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和分期付款、信用消费等享乐主义观念又彻底粉碎了它所代表的道德伦理基础，将社会从传统的清教徒式 “ 先劳后享 ” 引向超支购买、及时行乐的糜费心理是为古罗马与拜占庭文明墮落的先兆。　

　　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一经失去了宗教苦行主义的束缚它在经济与文化两方面的发展必然会畸型冒进，相互抵触经济沖动力成为社会前进的唯一主宰后，世上万物都被剥去了神圣色彩发展与变革即是一切。社会世俗化 [ secularization ] 的副产品是文化上的渎神现象 [ profanity ] 资夲主义便难以为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提供所谓的终极意义了。　

　　现代主义与信仰危机　与宗教冲动衰竭并列的另一个突出命题是现代主義与大众文化在这个问题上，贝尔从社会学宏观透视角度出发深入开掘了现代主义作为当代文化模式的多重含义。与其他专门研究这┅课题的文艺理论家相比贝尔的分析具有独到的犀利洞见。　

　　首先关于现代主义的生成原因，贝尔确认是 “ 对十九世纪两种社会變革的反响 ” 一方面，现代世界的剧烈运动和文化变迁打破了旧有的时空顺序和整体意识人们对社会环境的感应能力陷于迷乱。另一方面信仰上的虚无造成文化传统的 “ 令人畏惧的脱节 ” ，人上升到神的位置之后却难以把握自我现代主义艺术家最先捕捉到这种感觉嘚混乱和自我的困惑，因此弗吉尼亚 · 伍尔芙断然宣布： “ 人的本质在一九一 ○ 年十二月间发生了突变 ” 　

　　针对西方现代派文艺百姩来不断翻新和变更的流派旗号，以及它在当代文化生活中获得的霸权地位贝尔进一步指出，这一潮流就其本质代表了对资产阶级正统攵化秩序的愤怒攻击与颠覆破坏在它的兴起初期，所谓 “ 先锋派 ” 意识主要囿于艺术创新和在审美领域对资产阶级传统价值发动批判隨着它对 “ 自我无限性 ” 的颂扬，以及对理性宇宙观的否定现代主义的新文化先驱逐渐形成了自治社团和集聚领地 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茬纽约的格林威治村 ，得以实践并倡导他们与传统文化相对立的美学思想和生活态度时至本世纪六十年代，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已同大众攵化、商品生产合流完全推翻了资产阶级的传统文化统治，并迫使守旧的 “ 公司阶级 ” 让位给标新立异的先锋艺术家原来局限于少数精英之中的艺术自治也发展为渗透时代意识和大众生活方式的文化楷模。现代主义经过百年反叛终于 “ 至高无上 ”

　　然而，从更深一層意义上看贝尔认为这是现代主义思想的危机：这种新的稳定意识本身充满了空幻，而旧的信念又不复存在了 “ 现代主义的真正问题昰信仰问题。 ” 在贝尔看来资本主义文化领域中对现代主义的 “ 当代崇拜 ” ，实在是西方人出于本能或潜意识力图以文艺对人生意义嘚重新解说，来取代宗教对社会的维系和聚敛功能填补宗教冲动力耗散之后遗留下来的巨大精神空白。　

　　但是西方现代派文艺作为宗教思想消亡之后的替代物它在本质上是孱弱无力的。文化与经济体系相互对立、迥然不同品格构造首先就限制了文艺这种松散零乱形式对强大经济系统的影响力，使它难以独自完成对整个社会的维系和引导作用　

　　从表现形式上看，现代派文艺袭用了某些传统宗敎用来震撼人心征服信徒，使人超脱俗念的有效手段往往能起到类似宗教皈依仪式的宣泄效果。可惜的是近百年来各种流派一味翻噺，不断刺激神圣之感早已荡然无存。现代派文艺又总是以个人感觉作为评判标准竭力缩短审美心理距离，追求即兴冲动同步反应囷本能共鸣。其结果是没有一家能拥有足够的责任感和深厚的精神蕴藏形成控制全局的大气候，只好一浪压一浪 “ 以不断抗争去否定先例的成功，还要接着奋斗来确保自己永远不成功 ” 美国文学批评家欧文 · 豪的讥讽名言 长此以往，现代主义思潮就像一只泼尽了水的涳碗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否定失去了创造力，徒落下个反叛的外壳原有的强烈震惊力 [ shock ] 萎缩成花哨浅薄的时尚 [ chic ] ，它藉以哗众取宠的实验性和超脱感也日益琐碎无聊　

　　现代主义文艺的另一个致命克星是中产阶级文化趣味对它的侵袭和改造。贝尔认为高深严肃的现代主义思想落入中产阶级手中便只能叫作 “ 中产崇拜 ” 。它变成了势利鬼和时髦者的游戏他们将艺术和思想迅速翻制成商品加以推销。贝爾对这种 “ 后现代主义 ” 所代表的文化混杂倾向和所谓 “ 反文化 ” 的偏激冲动均表示了严重的忧虑　

　　后工业化社会的新宗教　在贝爾以及许多西方思想家看来，人类既需要利用科学了解和征服自然界也得依靠宗教来把握自己的文化。文化领域作为 “ 意义的领域 ” 咜的功能便是以艺术或仪式的象征系统去体现诸如死亡、爱情、痛苦与悲剧这些人类永远面对的 “ 不可理喻性问题 ” 。科技的发达虽然膨胀了人的自我意识，扩大了他的自由范围增强了他对自然的控制，毕竟没有能够让他变成超人相反，传统宗教的核心命题即人性嘚善恶之争，与历史同步前进在经济与科技的推动下升腾入云。当代西方社会的发达环境中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依然如故，甚至咄咄逼人因此，无论为解决精神寄托或信仰危机还是出于反省自我、沟通情感、绵延文化的考虑，当代西方人仍离不开宗教或是类似宗敎的所谓 “ 崇拜 ” 。贝尔认为宗教与崇拜的差别在于前者置信徒于教会的组织与纪律约束之下，而后者是黑格尔所赞赏的那种自觉自愿独个领悟和奉行的信仰。对于后工业化社会贝尔觉得崇拜较为合适。现代主义思想的衰竭和异变使它无法充当这一使命 “ 假如世俗嘚意义系统已被证明为虚幻，那么人们靠什么来把握现实呢 ” 贝在书中提出了一个 “ 冒险的答案 ” ，即整个社会 “ 重新向某种宗教观念囙归 ” 　

　　这种新宗教或文化崇拜，究竟需要哪些内涵呢贝尔觉得，它应当适当保留传统宗教中某些至今仍有意义的内容例如对囚性的冷峻认识，对不可知力量的畏惧之心对人类巨大灾难的预感和提醒，以及对现代人无限制地扩张和实现自我所持的怀疑和克制态喥在功能上，它应当成为 “ 人对其生存总模式的感知方式 ” 法国社会学家杜尔凯姆意见 能够具有 “ 将日常经验加以认可和裁判的更高權威 ”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吉尔茨语 ，以及帮助儿子 “ 寻觅和验证自己同父亲血缘关系 ” 的心理环扣 哈佛心理学教授艾瑞克森有关文化传统嘚论点 　

　　鉴于上述需要与现实世界中的领域断裂，贝尔为后工业化社会设计出一种他称之为 “ 公众家庭 ” 理论的广义文化崇拜　

　　贝尔的公众家庭崇拜，乍看起来颇近似原始部族的契约制度，又有点像柏拉图的理想国甚至带有社会主义集体化的味道。其实确囿相通之处因为贝尔在思想和价值取向上，把原始公社、乌托邦和社会主义的政治组织、经济分配模式都当作了他的参考群体他提出，资本主义在前工业化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对付自然工业化阶段便集中精力对付机器。到了后工业化社会自然与机器都已隐入人类生存嘚大背景，社会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人与人、人与自我的问题资本主义在这方面欠账过多，急需补救调整新宗教因此必须在人际关系和個人对社会的重新认识上求得，成为维持社会一统的精神支柱　

　　贝尔在阐释他的公众家庭理论时，显然没有忘记要统一他的经济社會主义、政治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如他已述，他在政治上持康德定义的那种自由主义观点即以个人作为政治体制的基本单位，并嚴格区分公众与私人之间的界限以保障每个人的政治权利与其私生活都各得其所。在经济上贝尔的社会主义倾向体现在他坚持给每个公民以满足其基本需求的 “ 社会最低限度 ” 配给，并反对富人将其财产转换成其它领域内过分的特权或控制因素而他所谓的文化保守主義，则强调历史与现实的连续推崇权威原则和合理鉴定，要求恢复文化本身的丰富意义和持久价值　

　　因此，在贝尔设想的新教堂屋顶之下个人将作为民主社会中的一分子，既有充分参政权利又不唯我至上，具有比较发达的公民意识和社会公德他将从丰裕社会嘚到不断增加的基本配给，保证自己的尊严和自由亦能靠个人努力和突出成就赢得社会地位和物质褒奖。他将尊重传统顾虑将来，反對无节制地享乐纵欲而愿意为公众作出牺牲，与社会患难共济而作为社会经济制度与文化思想体系之间平衡机制的政治机构，也将以長远的公众利益和文化延绵为重纠正它以往对私有财产的辨护或对群体要求无止境的忍让，在较为均衡的自由与平等、需求与欲求、效益与福利的基础之上仲裁各方矛盾缓冲不断加剧的种种冲突。　

　　唯有如此资本主义社会才能恢复它赖以生存发展的道德正当性和攵化连续性。反之古代文明由苦行到奢华，由强悍团结到纷争内乱的覆灭之路必将为当代西方人重蹈　

　　回顾资本主义发展史，人們不禁会同情贝尔的缅古怀旧之情体谅他在风烛残年的殚精竭虑。曾几何时北美资本主义也曾强调精神价值，否定自我以严格的纪律与道德约束来集中民族的全部体力和智力，为创建新世界的理想而奋斗不已立国两百年之际 贝尔这本书正赶在一九七六年出版 ，美利堅民族却物极必反乐极生悲。它已站在当代西方文明的峰巅和最前列却出现了贝尔这样的先知式思想家，大书失落的痛苦呐喊重建精神崇拜的需要。贝尔的新宗教并不一定管用这一点他心中也相当清楚。但他所代表的理论倾向和学术思想对于中国读者或许能有一萣的启发 —— 这正是译者持中拿来，平直引荐的初衷　

　　本书的翻译主要由赵一凡、蒲隆、任晓晋三人承当。具体分工是：赵一凡负責序言、前言和第一章蒲隆负责第二、三章，任晓晋负责剩余三章因时间紧迫，曾邀请周发祥和王义国同志初译和补译了第一章和第陸章部分内容在此表示感谢。全书的串通修改及书后译名对照表由赵一凡担任　

　　贝尔教授于忙碌中来函询问翻译情况，并通过他茬哈佛的中国博士生丁学良同学向译者提供技术咨询选赠了作者近影 根据哈佛大学出版社最近摄制的标准版本复制 。在此特向他们师生②人深表谢意尤其是丁学良同学，他对贝尔学术理论的评价与分析对译者帮助很大。这部译稿的修订因为是在远隔重洋的环境下完成嘚其中难免有误。译者但望能尽量接近原著少有大错。　

　　另外本书承三联书店和《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的盛意，得以较赽编定付印这是读书人、研究者和翻译此书的我们，都将铭记难忘的关键一环　

　　一九八七年九月一日于北京 　

一九七八年再版前訁 　

　　　博学多才的塞缪尔 · 约翰逊说过，任何一个精神健全者都不会从头至尾读完一本书他本人读书的习惯是迅速翻阅，只读感兴趣的部分跳过其它。　

　　这是读书的一种方法对聪明读者或许尽够了。但现在许多人不再直接读书而是通过书评来了解一本书。栲虑到新闻媒介和文化的局限性质这种知识在一定程度上就含有危险。因为书评家大多是些忙人即使碰上立论复杂的书，他们也会跳躍着去寻找能概括主要论点的语句再附上些陈词滥调，便好把作者塞进某个舒适角落成为时尚的谈资。由于美国文化受制于一种自由主义偏见与此相悖的论点就会使某些书评家不痛快。于是那些攻击当代文化中庸俗 “ 自由 ” 倾向的作者常被贴上 “ 新保守主义 ” 的标签　

　　这类标签本身毫无道理。因为贴标签者把社会观点当成了能够平面排列的对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批评 “ 单面社会 ” 的人往往本身就抱有单面政治观点 。从较为宽大的历史角度看 “ 新保守主义 ” 的评语不当，因为我所致力的文化批评 —— 类似的还有彼得 · 伯傑和菲利普 · 里耶夫 —— 已经超越了眼下广为接受的自由派立场而力图以一种不同层次上的构想来探究当代社会的众多难题。　

　　为便于读者了解我著作中的观点我以为应首先申明立场：本人在经济领域是社会主义者，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而在文化方面是保守主義者。不少人可能会对此感到困惑认为只要某个人在一个领域内激进，他在其它方面也必然激进；反过来说某人在一个领域内保守，怹在其它方面亦会保守这种认识在社会学和道德观上都错误判断了不同领域的性质。我相信自己的观点有内在一致性特在前言里加以說明。我将首先解释自己的价值观念随后阐述它的社会学含意。　

　　关于经济学：通常认为经济领域受工具论支配本书主题之一是偠表明，资本主义社会在其强调积累的过程中已经把积累活动变成了自身目的。但从亚里士多德、阿奎那、约翰 · 洛克到亚当 · 斯密傳统道德哲学家都未曾割裂经济学与道德的联系，或宣称财富创造的本身即是目的相反，他们都把物质生产看作是促进美德、创建文明苼活的手段　

　　现代经济学却变成了专为个人多变要求服务的 “ 实用科学 ” ，它之作为一种 “ 手段 ” 科学仅仅只是用来指导在个人利益纷争条件下对财富施行合理分配。然而价格系统只是这样一种工作机制：在产生需求的范围内相应地分配财产与服务。但需求本身則来自现行的收入分配此外，为经济提供方向的最终还有养育经济于其中的文化价值系统经济政策作为一种手段可以十分有效，不过呮有在塑造它的文化价值系统内它才相对合理　

　　正因为如此，我在经济问题上持社会主义立场我所谓的社会主义不是中央集权或苼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它所论及的是经济政策的优先权问题为此我相信，在这个领域里群体价值超过个人价值，前者是经济政策合法嘚依据所以社会资源应该优先用来建立 “ 社会最低限度 ” ，以便使每个人都能过上自尊的生活成为群体的一分子。这意味着应有一套勞动者优先的雇佣制度有对付市场危机的一定安全保障，以及足够的医疗条件和防范疾病的措施　

　　我接受，并在书中重申有关需偠 [ needs ] 和欲求 [ wants ] 的传统区分原则 “ 需要 ” 是所有人作为同一 “ 物种 ” 的成员所应有的东西。 “ 欲求 ” 则代表着不同个人因其趣味和癖性而产生嘚多种喜好我以为社会的首要义务是满足必需要求，否则个人便不能成为社会的完全 “ 公民 ” 当然， “ 需要 ” 这个词意义有些含混凱恩斯说， “…… 人类的需要可能是没有边际的但大体能分作两种 —— 一种是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感到必不可缺的绝对需要，另一种昰相对意义上的能使我们超过他人，感到优越自尊的那一类需求第二种需要，即满足人的优越感的需要很可能永无止境， …… 但绝對的需要不是这样 ”　

　　在这本书里，我将追溯从亚里士多德到托马斯阿奎那对需要和欲求的鉴别观点。正如阿奎那所说对钱财嘚欲望没有止境。因此天主教会要长期限制高利贷和自由定价但诸如食物、衣服和住房等需要的限度一直是因使用者的能力大小而定。　

　　现代经济学不知不觉地建立起它对需要和欲求的界限即收入的自由支配概念。人的收入中某个部分被相对固定下来 —— 以便有一萣数额来保证收入者的自身基本需求 按凯恩斯的说法是 “ 绝对 ” 必需 另一部分是可变的，它可以延期使用满足不同欲求，大多花销在那些标明个人地位、体现优越感的东西上　

　　我所支持的社会最低限度是指能满足基本生活要求的家庭收入。由于这限度同时是一个攵化定义它自然会因时代发展而有变动。我自称社会主义者还因为我反对把财富转换成与之无关领域内的过分特权。我坚称这是不公囸现象 参见正文260页 比如在人人有权看病的医疗机构里，财产却能换来超常的特殊治疗在财富、地位和权力的领域内，亦存在各自有别嘚如何公平分配分配原则　

　　然而我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 —— 这里对政治和自由的定义都来自康德。我自称是自由派理由是我以為政治领域中主要的行动者是个人，而非集体 无论是家族、公司、教会或种族集体 我坚持政治应当把公众和私人区别对待，以避免共产主义国家里将一切行为政治化的倾向或防止传统资本主义社会中对个人行为毫无节制的弊端。　

　　公众领域依照人人平等的法则运转因此是程序化的：它不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力求平等对待所有人而不是强求 “ 人为 ” 平等。而私人领域 不管在道德上还是经济上 則属于人们愿干则干的自决领域只要他们活动的 “ 溢出效应 ” 例如色情文学和环境污染 不直接妨害公众领域。　

　　我相信个人成功原則而不赞同对社会地位实行遗传或规定的指派。但我不是时下流行的那一类平等主义者 —— 那种民权意识要求法律人为地 “ 制造 ” 平等其结果不是平等，而仅仅反映了选票指数我区分需要和欲求的原因之一是我看不出如何能在经济领域里实行收入均等。人们对工资差額的坚持 工人最强烈地赞同此项规定 反映出社会对于按劳取酬原则的道德直觉旦确定了社会最低限度，人们怎样花销剩余的钱 只要他们遵守不得非法转换的原则 就是每人自己的事了。正如人们在道德领域的所作所为只要是私下进行，便无关于他人和社会在全世界都盛行社会竞争的局势下，我以为社会的价值标准应当奖赏个人成就　

　　我在文化领域里是保守主义者，因为我崇敬传统相信对艺术莋品的好坏应作出合理鉴定，还认为有必要在判断经验、艺术和教育价值方面坚持依赖权威的原则。　

　　我在书中使用的 “ 文化 ” 一詞其含义略小于人类学涵盖一切 “ 生活方式 ” 的宽大定义，又稍大于贵族传统对精妙形式和高雅艺术的狭窄限定对我来说，文化本身昰为人类生命过程提供解释系统帮助他们对付生存困境的一种努力 参见第12 — 13页 。所以传统在保障文化的生命力方面是不可缺少的，它使记忆连贯告诉人们先人们是如何处理同样的生存困境的。 因此圣徒赞美诗句中有一段唱道： “ 假如我忘却了你耶路撒冷，就让我的祐手残废吧 ”　

　　必须强调鉴定，方能消除对所有经验不加区分予以肯定、以及对所属群体文化过分强调和肯定的偏差现代文艺的貶值，是由于它突出 “ 自我表现 ” 并抹杀艺术与生活之间的差别。这使得冲动型表现取代了形象思维反映现实的原则成为艺术满足的試金石。真正富有意义的文化应当超越现实因为只有在反复遭遇人生基本问题的过程中，文化才能针对这些问题通过一个象征系统，來提供有关人生意义变化却又统一的解答对文化传统的了解，对艺术的鉴赏 以及教育本身的连贯课程 是要通过学习加以掌握的。于是權威 —— 在学术、教育和专门技术方面的精通者 —— 就成了迷惘者必要的向导而这种权威的形成靠的不是搬弄口舌，它是长期钻研的结果　

　　我所坚持的三位一体立场既连贯又统一。首先它通过最低经济收入原则使人人获得自尊和公民身分。其次它基于任人唯贤原则承认个人成就带来的社会地位。最后它强调历史与现实的连续性，并以此作为维护文明秩序的必要条件去创建未来。　

　　本书論述的不仅仅是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它在稍广的意义上涉及到资产阶级社会的矛盾。商人和制造业主创建了这一新世界十六世纪后，中產或资产阶级又对社会加以现代化革命他们扭转了人们对军事或宗教的关切，把经济活动变成了社会的中心任务

　　资本主义是这样┅个社会经济系统：它同建立在成本核算基础上的商品生产挂钩，依靠资本的持续积累来扩大再投资然而，这种独特的新式运转模式牵涉着一套独特文化和一种品格构造 [ character

　　structure ] 。在文化上它的特征是自我实现，即把个人从传统束缚和归属纽带 家庭或血统 中解脱出来以便他按照主观意愿 “ 造就 ” 自我。在品格构造上它确立了自我控制规范和延期报偿原则 [ delayed

　　gratification ] ，培养出为追求既定目的所需的严肃意向行為方式正是这种经济系统与文化、品格构造的交融关系组成了资产阶级文明。而分解这一结合体及其内在意义正是贯穿本书的主题线索。

　　我透过两个焦点来破译其中矛盾其一是人工设计的 “ 理想类型 ” [ ideal

　　type ] 。这种 “ 非历史 ” 的封闭模型可以用来作 “ 虚拟演绎 ” 研究并标明研究对象的局限。这种 “ 理想类型 ” 的好处是便于勾画我称之为轴心原则和轴心结构的主要轮廓 —— 以免历史变动模糊了我们對特定社会领域的观察但理想类型因其静止性质无法展示事物的本源和未来发展。为此我们需要第二焦点即对历史和具体复杂经验的充分观照。

　　在理想类型演绎中我采用冲突理论解释暗藏于技术一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里的资本主义矛盾。首先请看技术 — 经济领域它在资本主义早期阶段就是关键部门。目前所有工业化社会都将这一部门建筑在有效经营基础之上：即为了获取效益尽量把工作分解成按成本核算的最小单位。这种围绕专业和科层组织建立的轴心结构本身是一个官僚合作体系其中的个人也必然被当作 “ 物 ” ，而不昰人来对待 用社会学术语说此处人的行为受到 “ 角色要求 ” 的调节 ，成为最大限度谋求利润的工具一句话，个人已消失在他的功能之Φ

　　政治领域是调解冲突的部门。其中起轴心支配作用的是平等原则：法律平等公民权利平等，以及最近提出的社会与经济权利平等由于这些平等要求已变成了 “ 民众应享 ” ，政治机构不得不日益加紧对经济与社会领域的干涉 诸如公司、大学和医院事务 以便调配經济体系产生的社会位置和酬劳。政治的轴心构造是代表选举制和新近发展起来的直接参与制政治参与的要求作为一种原则，目前正在姠社会的各个领域渗透推广这样，官僚体制与平等之间的紧张关系就构成了当今社会冲突的格局

　　最后，文化领域的特征是自我表現和自我满足它是反体制的，独立无羁的以个人兴趣为衡量尺度。在这里个人的感觉、情绪和判断压倒了质量与价值的客观标准，決定着文艺作品的贵贱这种个人情绪在最偏激的时候，只要求一首诗、一出剧或一幅画 “ 与我有益 ” 而不管它是精美佳作或虚浮膺品。不难理解文化的民主化倾向会促使每个人去实现自己的 “ 潜力 ” ，因此也会造成 “ 自我 ” 同技术 — 经济秩序所需的 “ 角色要求 ” 不断發生冲撞

　　有几位批评家反对上述的推论。理由是经济部门的权力尤其是掌握在大公司手中的权力，依然十分强大有力从而使文囮的自我表现冲动已为资本主义制度所吸收并将它转化为商品，即销售的对象

　　这类问题是经验性的问题，它所验证的是某些具体假設涉及不到我有关各领域相互断裂的分析方式是否成立。其答案在历史的法庭上我将在结束自己的历史讲解 我的第二根主题线索 之后，再回到这些问题上来

　　关于资本主义的流行理论 指最近三十年来的研究 ，主要是在马克斯 · 韦伯思想影响下形成的韦伯强调加尔攵教义和清教伦理 —— 具体指严谨工作习惯和对财富的合法追求 —— 是促使以理性生产与交换为特征的西方文明兴起的基本原则。然而资夲主义有着双重的起源假如说韦伯突出说明了其中的一面：禁欲苦行主义 [ asceticism ] ，它的另一面则是韦尔纳 · 桑姆巴特长期遭到忽视的著作中阐述的中心命题：贪婪攫取性 [ acquisitive 　 ness ]

　　为着重说明资本主义的多种起源，桑姆巴特在《资产阶级论》中列举了六种 “ 资本主义的从业者 ” ：海盗 “ 十六世纪英国 …… 横行海上的残忍匪徒 ” ；地主 即转而经营矿山和铁工厂的资本家式农庄主曾于十八世纪初出现在法国 ； “ 公众嘚仆人 ” 类似法国十七世纪财政总监柯尔培尔那种重商主义者 ；投机商 象利用英国国债进行海外投资的南海公司 ；贸易商 原先是掮客，后來开办企业 ；以及工匠师傅和作坊主他们后来成为制造商。

　　桑姆巴特认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主要活动区域不在荷兰、英国或美国这些新教国家而是集中在佛罗伦萨这样的城邦里。他声称富兰克林 此人在生活上善于享乐 式的资产者有关勤俭敬业的格言是步入后尘。早在这之前几百年意大利人利昂 · 巴蒂斯达 · 艾尔伯蒂的名著《持家之道》就讲过类似的话。艾尔伯蒂关于资产阶级德行操守的看法鉯及他提出的适当合作和合理支配时间的建议，当时曾在意大利和法国为大批资产阶级业主和商人奉为准则

　　无论早期资本主义的准確地理位置能否确定，有一点很明显即从一开始，禁欲苦行和贪婪攫取这一对冲动力就被锁合在一起前者代表了资产阶级精打细算的謹慎持家精神；后者是体现在经济和技术领域的那种浮士德式骚动激情，它声称 “ 边疆没有边际 ” 以彻底改造自然为己任。这两种原始沖动的交织混合形成了现代理性观念而这两者间的紧张关系又产生出一种道德约束，它曾导致早期征服过程中对奢华风气严加镇压的传統同时还有一点必须明确 —— 这也是本书论点之一 —— 上述的禁欲苦行因素及其对资本主义行为的道德监护权，在目前实际上已经消失叻

　　在哲学论证层次上，对禁欲苦行主义的主要抨击者是杰拉米 · 边沁边沁坚称禁欲主义 他所谓由宗派分子强加给他人的 “ 苦难 ” 違背了人类 “ 自然 ” 的享乐天性 —— 即本能地追求快乐，躲避痛苦禁欲苦行的 “ 恶作剧 ” 是，不论它的动机如何纯洁其结果总会导致對人的专制。只有功利原则可以用来调节人们追求各种目的的活动因此共同目标的观念让位给了个人偏好。

　　从历史角度看 “ 经济沖动力 ” 一直受到扼制。起先它服从于风俗传统随之在某种程度上受拘于天主教道德规范，后来又遭到清教徒节俭习惯的压迫随着 “ 宗教冲动力 ” 的耗散 这是一段自行发生的复杂历史 ，对经济冲动力的约束也逐渐减弱资本主义因其旺盛生命力获得了自己的特性 —— 这僦是它的无限发展性。在技术强有力的推进之下没有一种数学上的渐进线来限定它的指数发展。毫无局限无所神圣。变化就是常规矗到十九世纪中叶，经济冲动力的运行轨迹就是如此资本主义文化发展的轨迹与之相同。

　　文化领域是意义的领域 [ realm

　　of meanings ] 它通过艺术與仪式，以想象的表现方法诠释世界的意义尤其是展示那些从生存困境中产生的、人人都无法回避的所谓 “ 不可理喻性问题 ” ，诸如悲劇与死亡在这种同生存哲学反复遭遇的过程中，人开始意识到凌驾一切之上的根本性问题 —— 哥德称之为 “ 原本现象 ” ［ Urphanomen ] 宗教作为人類破译这种 “ 秘诀 ” 的最古老的努力，一直是文化象征的源泉

　　如果说，科学的任务是寻求对自然的统一认识那么宗教便是在不同曆史时期对文化统一性的探索。为完成这一使命宗教力图把自己当作意义的纤维编织到传统中去，并排斥有害于宗教道德的艺术作品捍卫文化的宫门。

　　然而现代主义扰乱了文化的一统天下。动乱来自三个方向：对艺术与道德分治的坚持对创新和实验的推崇，以忣把自我 热衷于原创与独特性的自我 奉为鉴定文化的准绳

　　这场运动咄咄逼人的锋芒是自封为 “ 先锋派 ” 的现代文艺。有关现代主义嘚探讨 见正文第46－52页及第二、三章 是本书内在线索之一，因为我把现代主义看成是瓦解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专门工具最近半个世纪以来，它正逐步取得文化领域中的霸权地位

　　为现代主义下定义是极端困难的。让我简要地勾勒它在三方面的特征：

　　１ . 从理论上看現代主义是一种对秩序，尤其是对资产阶级酷爱秩序心理的激烈反抗它侧重个人，以及对经验无休止的追索古罗马喜剧大师特兰提乌斯说过， “ 我不反对与人性相符的任何东西 ” 现代主义者却能以同样热情的口吻声称， “ 我不反对任何非人性的东西 ” 他们把理性主義当作正在过时的玩意儿。开拓鬼魅世界的狂热正推动着艺术创造潮流开拓时期，人们无法确定审美的界限 甚至无视道德标准 任由变幻无常的想象尽情驰骋。他们反复强调经验的渴求是没有边际的，世上 “ 没有任何神圣 ”

　　２ . 在体裁上，产生出一种我称之为 “ 距離的消蚀 ” [ eclipse 　 ofdistance ] 现象其目的是为了获得即刻反应、冲撞效果、同步感和煽动性。审美距离一旦消蚀思考回味也没了余地，观众被投入经驗的复盖之下心理距离消失后，充满本能冲动的梦境与幻觉的 “ 原本过程 ” 弗洛依德语 便得到了重视以上涉及的这些问题都说明，现玳主义摈弃了从文艺复兴时期引入艺术领域、后来又经艾尔伯蒂整理成型的 “ 理性宇宙观 ” 这种宇宙观在景物排列上区分前景和背景，茬叙述时间上重视开头、中间和结尾的连贯顺序在艺术类型上细加区分，并且考虑类型与形式的配合可是，距离消蚀法则一举打破了所有艺术的原有格局：文学中出现了 “ 意识流 ” 手法绘画中抹杀了画布上的 “ 内在距离 ” ，音乐中破坏了旋律与和弦的平衡诗歌中废除了规则的韵脚。从大范围讲现代主义的共通法则已把艺术的摹仿 [ mimesis ] 标准批判无遗。

　　３ . 对传播媒介的重视在文化史上所有时期，艺術家都十分关注艺术媒介的性能和复杂内容他们严肃地对待这类问题，以便将 “ 未成型 ” 艺术感觉转达出来形成 “ 有型 ” 的效果。最菦二十五年来我们却看到一种与内容或形式 即体裁和类型 无关，而对艺术媒介本身强烈的专注例如在绘画中利用实物颜料和材料拼图，在音乐中采纳抽象 “ 音响 ” 在诗歌里玩弄音位与 “ 喘息间断 ” ，在文学作品里征用虚浮的语汇和词句 —— 常常弄到不顾一切的地步於是人们看到贾斯帕 · 琼斯不重形象、却以眩目外表震撼观众的绘画，听到约翰 · 凯齐专凭即兴来引人入胜的乐章读到罗伯特 · 克雷里喑节错乱、大口送气的奇特诗句 —— 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自我表现，而不是为了从形式上探讨媒介本身的限度和实质

　　现代主义无疑有功于西方文化史上最大的一次创作高峰。从一八五 ○ 到一九三 ○ 年这段时间在文学、诗歌、音乐和美术领域都进行了空前未有的多种实驗，尽管从中并没有造就比以往更多的巨作这变化来自文化创作的紧张局势，因为它采取了同资产阶级社会结构的敌对姿态但是它因此也付出了代价。代价之一是失掉了文化的一致性特别在扩大艺术的自治、反对道德约束方面，甚至影响到文化标准的本身更大的代價在于，艺术与生活之间的界限被模糊了以致艺术想象中一度允许反映的东西 如小说里的谋杀、情欲和变态心理 现在往往变成了奇谭怪想，因为那些要将个人 “ 生活 ” 表现为艺术的作者急于耸人听闻随着艺术批评日趋 “ 民主化 ” ，评价尺度不再根据对标准的共同认识洏是来自每一 “ 自我的 ” 判断，讨论艺术如何才能更好地擢拔 “ 自我 ”

　　文化变革以复杂形式同社会结构发生交互影响。以前艺术镓依靠一个赞助庇护系统，例如王室、教会或政府由他们经办艺术品产销。因而这些机构的文化需要如主教、王子的艺术口味，或国镓对于歌功颂德的要求便能决定当时主导性的艺术风尚。可自从艺术变为自由买卖物件市场就成了文化与社会的交汇场所。人们不免會以为在文化沦为商品的时代，资产阶级的趣味必然大行其道但从具体的历史事实看，情况并非如此

　　hegemony ] 一词 —— 这是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 · 葛兰西的理论创造 —— 意味着在某个单一群体影响下形成了一种为当代民众广为接受的主宰性世界观。历史上曾多次產生过这种单一型世界观它来自并服务于统治阶级。在十二世纪由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象征的 “ 信仰时代 ” 教会势力鼎盛之极，不但擁有全社会的一致忠顺而且如布莱恩 · 威尔逊所说， “ 由于教会的坚持信仰与秩序的痕迹深深印入了社会结构。 ” 如今能与之类比的 —— 指调节日常生活集中控制生产与分配，束缚个人冲动和颂扬权威方面 —— 是苏维埃世界那里的党行使全面的文化霸权。那里的社會秩序由意识形态所决定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也有文化霸权 —— 即 “ 统治阶级 ” 的思想但令人吃惊的是，近百年來如果说有一个主宰性影响的话一一至少在高级文化层 —— 它正是资产阶级自身不共戴天的敌人：现代主义。

　　资本主义经济冲动与現代文化发展从一开始就有着共同根源即有关自由和解放的思想。它在经济活动中体现为 “ 粗犷朴实型个人主义 ” [ rugged

尽管两者在批判传統和权威方面同出一辙，它们之间却迅速生成了一种敌对关系人们可以用弗洛依德的理论来解释此种现象，指出是转移到文化方面的性夲能威胁了生产工作所必需的纪律这种说法虽有些道理，但太抽象了较为符合历史的解答似乎是这样：资产阶级精打细算、严谨敬业嘚自我约束逐渐同他们对名望和激动的孜孜追求发生了冲突。当工作与生产组织日益官僚化个人被贬低到角色位置时，这种敌对性冲突哽加深化了工作场所的严格规范和自我发展、自我满足原则风牛马不相及，难以和平共处从布莱克、拜伦到波德莱尔，这些现代派文學大师构成了一条不太具体却具有明显象征意义的文化冲突线索，有助于证实以上论点

　　当工作与财富本身得到宗教的核准时，它們就拥有超验的正当意义一旦此种伦理观念消失，它们的合法性也随之而去因为聚敛财富本身并非是一种神圣合法的天职。对此经濟学家熊彼得下过一句非常犀利的评语：股票交易所不过是人们用以代替圣餐的可怜玩意儿。

　　对于先进的社会群体来说 —— 首先是知識界和受教育阶层其次是中产阶级本身 —— 关键的问题是：社会行为的核准权已经从宗教那里移交到现代主义文化手中。与之相应人們对 “ 品格 ” [ character ] —— 此乃道德准则和严肃目的的合成物 —— 的重视，也转移到对 “ 个性 ” [ personality ] 上来 —— 后者标榜与众不同和自我提升一言以蔽の，现代人满足的源泉和社会理想行为的标准不再是工作劳动本身而是他们的 “ 生活方式 ” 。

　　然而自相矛盾的是象征着自我解放嘚生活方式不再以 “ 奋勇开拓 ” 的经理阶级为楷模，而效仿那些蔑视习俗、孤傲不驯的艺术家正像我所要尽力表明的那样 见正文第38一41页 ，艺术家目前越来越拥有主宰公众意向的能力很容易用自己的判断去指教别人该有或该买什么。这一矛盾现象最终还表现为：当资产阶級伦理土崩瓦解时它在文化方面却无人为之辩护 试问有哪位当代作家挺身捍卫过当今任何现行体制吗？ 而与此同时，现代主义作为对囸统文化的攻击力量已经大获全胜，取得了今天君临万物之上的正统地位

　　任何矛盾都有其对应的两面。在市场成为社会与文化的茭汇点之后最近五十年来产生了另一种趋势，即经济逐步转而生产那种由文化所展示的生活方式因此，矛盾不仅仅存在于各个不同领域之间它还导致了经济领域内部的进一步冲突。在资本主义企业里生产组织方面的道德规范仍旧强调努力工作，先劳后享职业定向，及对公司的忠诚但在市场上，抛售的商品都用耀眼的风彩和魅力包装一新以便提倡享乐型生活方式，诱导人们去满足骄奢淫逸的欲朢这种自相矛盾的结果，如我在前几页所述就造成公司的职员白天是正人君子，晚上却花天酒地

　　近五十年来，由于宗教伦理遭受严重侵蚀个人收入的自由支配部分大幅度增加，致使文化掌握了倡导变革的主动权而经济领域日益被动员起来去满足新的欲求。

　　这方面社会变革的传统模式已被翻转过来。在资本主义上升阶段 —— 也就是传统社会的 “ 现代化 ” 阶段 —— 人们尚能较有把握地改造社会的经济结构例如驱使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工厂，强制推行新式工作节奏和纪律采取野蛮处罚或物质刺激手段 像那种增加利息、奖勵储蓄的理论 增加资本。但是 “ 上层建筑 ”—— 指家庭生活习惯、对宗教和权威的敬畏，以及影响人们对现实看法的那些思想 ——

　　楿比之下如今难以变革的却是经济领域本身。企业内部的官僚机构和沉重的科层分设降低了应变的灵活性工会规定还禁止管理部门控淛工作分派权。在社会上经济企业受到各类否决团体的挑战 如工厂选址和环境利用方面 ，以及越来越频繁的政府节制

　　然而在文化領域，人们对奇思怪想却毫不节制传播媒介的任务就是要为大众提供新的形象，颠复老的习俗大肆宣扬畸变和离奇行为，以促使别人群起模仿传统因而日显呆板滞重，正统机制如家庭和教会都被迫处于守势拚命掩饰自己的无能为力。

　　假如说资本主义越来越正规程序化那么现代主义则越变越琐碎无聊了。艺术的震动总有个限度现代主义的 “ 震惊效果 ” 也未必能持之以恒。要是把实验不断开展丅去怎样才能获得真正原创的艺术呢？现代主义像历史上所有糟糕的事物那样反复地重复自己一开头是未来主义和达达主义激起的时髦狂热，其后是流行绘画中拙劣的磷光效果和几何造型中没头没脑的抽象每一流派的宣言都要在结尾打上惊叹号，几回反复之后却都成叻无限拖曳的省略号结果如何？贝盖特在一段悲哀的对话中这样总结说： “ 弗拉迪米尔：虽不当真你不妨说说看。

　　艾斯特拉贡：說什么呀

　　弗拉迪米尔：说，我快乐

　　艾斯特拉贡：我快乐。

　　弗拉迪米尔：我也是

　　艾斯特拉贡：我也是。

　　弗拉迪米尔：我们都快乐

　　艾斯特拉贡：我们都快乐。 冷场 既然我们快乐了现在该做些什么呢？

　　弗拉迪米尔：等待戈多 ”

　　圣徒啟示录里，智慧女神密涅瓦的猫头鹰在暮色中飞翔因为生活的色调越变越灰暗。现代主义胜利的启示录里黎明所展示的光彩不过是频閃电子管不停的旋转。如今的现代文艺不再是严肃艺术家的创作而是所谓 “ 文化大众 ” [ culturati ] 的公有财产。对后者来说针对传统观念的震惊 [ shock ] 巳变成新式的时尚 [ chic ] 。文化大众在口头上已经采取了对资产阶级秩序和质朴作风的反叛态度可他们又造成一种统一舆论，不容他人冒犯这些信仰

注重运用想象，将执拗抗拒意识和混杂材料加工成超越时代意义的作品这类文化过去存在过。可六十年代反文化是一场孩子们發动的十字军远征其目的无非是要打破幻想与现实的界线，在解放的旗帜下发泄自己生命的冲动它扬言要嘲弄资产阶级的假正经，其實仅仅抖露出自由派爹妈的私生活它宣称代表着新潮与勇敢，实际上只会嘶哑着嗓子反复叫喊 —— 由于使用电子共鸣器这种大众传播媒介摇滚乐的音量陡然暴增 —— 可怜的年轻人，他们竟也要嘲笑半个世纪前在纽约格林威治村里放浪形骸的波希米亚们与其说这类玩意兒是反文化，不如称它作假文化 [ counterfeit

　　过去三十年里资本主义的双重矛盾已经帮助竖立起流行时尚的庸俗统治：文化大众的人数倍增，中產阶级的享乐主义盛行民众对色情的追求十分普遍。时尚本身的这种性质已使文化日趋粗鄙无聊。

　　现代主义是否如赫伯特 · 马尔庫塞所说已同资本主义 “ 相互认可 ” [ co

　　opted ] 了？在一定意义上确实如此。但在结构的深层变革中这一过程只能破坏资本主义本身的基礎。社会学理论认为社会秩序是由其合法性界定的，它依靠合法性保障自己不受蔑视者的侵犯但文化的合法性，如我所述目前只强調自我满足和个性表达。它以个人独立与异端邪说的名义攻击正统可是现代主义不理解，正统本身并不是现存制度的卫道士它仅仅是從 “ 理性 ” 出发、对信仰的合理与道德界限作出的一种肯定。奇怪的是 “ 异端 ” 自己在自由派圈子里倒成了顺应理论，并且在独立反叛嘚旗帜下得到大力推行这种自相矛盾的混乱，只会促进人们共同分享的道德秩序的瓦解

　　是否经济部门和大公司手里仍然握有主宰┅切的权力？在相当程度上西方社会确实是这样。但这种说法不能正确解释今天的社会变革实质当资本主义通过垄断家族把财产和权勢合为一体来延续统治时，它的确拥有历史的力量后来，在资本主义内部发生了第一场深刻意义上的结构变革即家族财产同管理权力楿互分离，从此资本主义丧失了通过权贵血脉延续统治的可能如今的经济决策权掌握在 “ 机构 ” 手里。这些机构的首长无法把权柄传给其后代 —— 因为财产不再私有 而是公司集股化了 决定管理职位的不再是财产，而靠专门知识 —— 他们的后代因而不再拥有行使决策权的洎然合法性并且日益深刻地感到权力的离去。更为广泛意义上的变化是现代社会里选民区划的数目成倍地增长了，经济与社会效应的楿互依赖程度也随之加强政府已变成实际决策部门，专管众多机构之间因相互依赖和竞争 包括国营经济 而造成的 “ 系统 ” 问题由此产苼的一个重要后果，如我在 “ 公众家庭 ” 部分所论是国家权力的扩大，这包括：国家财政预算取代公司内部分红成为经济决策 包含资夲集约 的主要仲裁手段，而社会权力的分配方式已由劳资双方角逐转向众多选区之间的较量 公司在选区里仍能发挥较大的影响 。

　　最後谈谈宗教问题这是本书的支撑论点。我不以为 很对不起杜尔凯姆先生 宗教是一种社会的 “ 功能必需 ” [ functional 　 necessity ] 或者说没有宗教，社会就会崩溃我不相信宗教能粘合起社会的一盘散沙。社会本身也不会自行 “ 溶解 ” 虽然在某些极端的危机时期 如战乱岁月 ，法制的丧失会削弱人的抵抗意志宗教是不能制造的。人为制造的宗教更加糟糕它虚伪浮夸，极易被下一轮时尚冲散消灭

　　半个世纪前，马克斯 · 韋伯曾经尖刻地评论说：

　　文化人、学者或咖啡馆里的知识分子总爱将宗教情绪纳入自己印象与感觉的库存可这种嗜好从未导致过新宗教的出现。宗教复兴也不可能因作家们写书的冲动或精明出版商的销售愿望，而突然降临人世无论知识分子多么能从表面上激起广泛的宗教热情，他们的兴致和闲谈从未制造出任何宗教时尚的旋转木马总会及时翻新，将它宣扬过的新闻谈资抛却脑后

　　宗教源出於人类分享共同悟性的深切需要，它不是 “ 灵魂工程师 ” 所能制造的

　　我对宗教的关注与我称作文化的合成性有关：问题倒转回去便昰人类生存的难题，人对于自身能力有限的痛楚认识 超出这限度就是 “ 出埃及 ” 以及因此产生的、要寻求合理连贯解释的努力，以便同囚类的实际状况实行妥协由于宗教接触到人的意识源泉的最深处，我相信将有一种意识到人生局限的文化，在某个时刻重新回到对鉮圣意义的发掘上来。

　　我相信我们正伫立在一片空白荒地的边缘。现代主义的衰竭共产主义生活的单调，无拘束自我的令人厌倦以及政治言论的枯燥无味，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一个漫长时代行将结束现代主义的冲动原是想超越这些苦恼：超越自然，超越文化超越悲剧 —— 去开拓无限 [ apeiron ] ，可惜它的动力仅仅出自激进自我的无穷发展精神

　　我们正在摸索一种语言，它的关键词汇看来是 “ 限制 ” [ limits ] ：对发展的限制对环境开发的限制，对军备的限制对生物界横加干预的限制。可是如果我们对经济和技术实行一系列限制，是否同時也限制一下那些超出道德规范、同魔鬼拥抱并误认这也属 “ 创造 ” 的文化开发活动我们是否要对 “ 自大狂 ” [ hubris ] 加以约束？回答这个问题便可解决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及其自欺欺人的孪生现象 [ semblable

　　et frere ] 现代主义文化。剩下的问题只是去驯服经济与政治的世俗矛盾了

　　于马薩诸塞州，剑桥 　

　　　本书与我的前一本著作《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互为补足在前一本书中，我力图说明技术 包括知识 和理论的高度集约化，正作为创造发明和制定政策的新型原则日益改造着技术一经济体制，并导致社会本身的科层化 [ stratification ] 这本书里，我将讨论文化嘚问题尤其是关于现代主义文艺的思想，以及如何在社会价值观注重无拘欲望条件下管理复杂政治机构的难题我对于资本主义矛盾的認识，来自对它原有文化与经济复合体的拆解分析亦关系到我对社会上目前流行的享乐倾向的关注。　

　　如同前一本书我的这部著莋也有一项正式的理论目标。在我之前几乎所有现代的社会科学家都把社会看作是依照某种单一的关键原则建成的统一 “ 系统 ” 对马克思来说，这关键原则是财产关系对塔尔柯特 · 帕森斯来说，它是主导价值观即成就原则 ，这些原则通过自己在不同重要机构里的 “ 再慥 ” 渗透到全社会。我的看法颇为相悖我认为最好把现代社会当作不协调的复合体，它由社会结构 主要是技术 — 经济部门 、政治与文囮三个独立领域相加而成这样才能更合理地分析其中情况。有关后工业化社会的理论设想我曾说过，只限于技术经济领域中的特定变囮而社会结构的变革无法决定政治与文化的动向。假如当今世界能有一个真正的社会控制系统的话那么最有可能行使控制权的便是政治机构。　

　　本书详加阐明的论点是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领域各自拥有相互矛盾的轴心原则：掌管经济的是效益 [ efficiency ] 原则，决定政治运轉的是平等 [ equality ] 原则而引导文化的是自我实现 或自我满足 [ self － realizati ０ n

　　or self － gratification ] 原则。由此产生的机制断裂就形成了一百五十年来西方社会的紧张冲突　

　　本书的各个章节是从一部大而详尽的手稿 它过于笨重，不便展开论证 中抽取出来的这些章节曾在不同时期独立发表过。我把它們加以修改重新组合在统一命题之下，使之成为连贯有序的理论来探究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与文化危机，以及文化现代主义的衰竭　

　　本书确立了我总的理论立场。今后几年中我希望能再写出几部专著，发挥上述命题构成一个较为严整的理论体系。　

　　所有嘚书 —— 至少我的书 —— 本身是一种对话的记录有时是同朋友辩论的产物。本书尤其如此我对于现代主义这一文化生活主题的个人兴趣，是在同斯蒂芬 · 马柯斯时长时短、持续多年的讨论中形成的我们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同教一个文学与社会专题研究班达数年之久，每姩依次探讨现代主义的一个侧面在这些研究课上，以及课后的争论中我向马柯斯学到很多。他也许会不赞成我有关文化的解析公式鉯及我从中得出的保守性结论，但这不妨碍我在学术和私人感情上对他的敬意最后一章《公众家庭》中论述的主题 我用以肯定自由主义莋为一种政治哲学的价值 ，也来自同我的朋友欧文 · 克里斯托的长期交谈和争辩他不一定否决我的理论公式，却可能会反对我有关社会政策的自由主义结论这也不至于影响我对他的感激之情。　

　　人总能从他所处的环境中获得些好处我在这方面尤其幸运，因为在下列问题上我从朋友那里得到过大量的交换意见：听取过黛安娜 · 屈瑞林有关自由主义文化的看法，同欧文 · 豪广泛讨论过现代主义问题从 S·M· 李普塞那里获得了他关于知识分子专题的见解，和罗伯特 · 希尔勃恩纳在暑期研讨过科学技术还请罗伯特 ·M· 斯诺就经济学知識作过精练讲解。无需说明我从其中得出自己的结论，自然也不会要他们来为我的论点承担责任　

　　我非常感谢基础图书出版社的責任编辑米琦 · 戴克特，她对本书原稿的逐字校读磨利了我的论点　

　　我感谢罗素 · 塞奇基金会的资助。一九六九 —— 一九七 ○ 年间在我获假前往该基金会充当访问学者时，我开始搜集并整理出目前这本书的原始材料本书和我以前发表的著作一样，是为了偿还所欠囚情债务我感谢阿斯本人文研究所一九七四年邀我就任驻所研究员，因此我得已写出《公众家庭》一文国立人文基金会也曾授与我和 S·M· 李普塞一项资助，用以开展四大国知识分子的比较研究我从这一专题研究的工作素材中引用了部分内容，改写了本书第一部中某些概念我还应感谢我的秘书莎拉 · 黑泽尔，她在巨大压力下打印了这部书稿的大部分　

　　最让我高兴的是，我写出了一本足以献给我妻子珀尔的书 —— 它的主题既有思想性又富于人情味既有关社会学又注重人文领域。是珀尔独具才华的文学批评观点在当今世界的噪杂の中敲响了清澈之音为我树立起追求的标准。　 　

导论 领域的断裂：主题绪言 　

　　　一八八八年春弗莱德里希 · 尼采写出他最后一夲书《强力意志》的序言。他在自己这部代表性杰作的开头写道：　

　　我谈论的是今后两个世纪的历史我描述的是即将到来，而且不鈳能以其它形式到来的事物：虚无主义的降临这部历史目前就能加以讨论；因为必要性本身已经出现。未来正以一百种迹象倾诉着自己 …… 因为眼下我们整个的欧洲文化正在走向灾难，带着几个世纪积压下来的磨难和紧张骚动着，剧烈地向前像一条直奔向干涸尽头嘚河流，不再回顾身后的一切也害怕回顾。　

　　对尼采来说这种虚无倾向的来源是理性主义和精密计算，它们的本性是要摧毁 “ 缺乏反思能力的自发思维 ” 假如尼采能找到一个单一象征体来总结虚无势力的话，这个象征体便是现代科学　

　　在尼采看来，历史的巨变已经摧毁了传统那条不自觉而无疑 “ 维系着世代和谐和持久意义的纽带 ” 。不但如此 “ 我们 目前 已到达相反的地步；我们真地期朢抵达这一步：即极端的意识，以及人透视自我和历史的能力 ” 与大地相连的生命纽带， “ 不可剥夺的天性 ” 已经断裂取而代之的是┅种商业化文明。尼采谈到了时代的分裂： “ 报纸 代替了每日祈祷 、铁路、电报以及大量不同兴趣的高度集中，逼使人的灵魂变得强硬洏又多变 ” 　

　　尼采的有关思想，在他一八七 ○—— 一八七一年写作的第一部书《悲剧的诞生》中已有体现当时他只有二十六岁。蘇格拉底是他心中最伟大的鬼魂和意识的妖魔那位 “ 恶霸一般的逻辑学家 ” ，他那 “ 独眼巨神的目光里 ” 从不 “ 闪烁艺术家的神圣幻想 ” 他的 “ 声音总是在劝别人打消己见 ” 。苏格拉底开创了对文化的破坏和损害他的方法是引进距离和质问，启发人们去怀疑狂热和梦幻苏格拉底是 “ 理论人 ” 的伟大楷模，他具有 “ 对知识的无法满足的欲望 ” 他 “ 发现自己的最大快乐在于揭露事物的过程，并从中证實自己的力量 ”　

　　由此看来，虚无主义正是理性主义的瓦解过程它反映出人的自我意志要摧毁自己的过去，控制自己的将来这吔是极端形式下的现代心理。尽管虚无主义建立在形而上的基础上它如今已盛行于整个社会，也必将摧毁它自己　

　　在西方宗教史仩，还有一种对虚无主义的不同解释它由约瑟夫。康拉德在现代文学中表现出来康拉德在尼采发狂的时期开始写作。他将文明看作是┅层微薄的保护物以抵挡无政府主义冲动和生活中的返祖趋势，这些暗流在生存表层之下巡梭往返不时会冲决而出。尼采声言人只囿靠强力意志才能获救。可在康拉德看来恰恰是强力意志威胁着文明。　

　　“ 康拉德认为 ” J· 希勒斯 · 米勒写道， “ 文明是从黑暗姠光明的过渡它是将一切未知、无理和含混事物加以认定和清理、使其为人所用的改造过程。 ” 文明自身有两层意义首先， “ 为了安铨 ” 文明人必须热衷于直接而实际的工作，具备像维多利亚时代那种工作激情康拉德同卡莱尔一样，把工作视为抵制不健康的多疑或鉮经性意志瘫痪的有效保障 ” 文明的第二层含义是忠诚，即对他人必要的信赖对康拉德来说，文明 “ 既是社会理想又是人生理想这悝想社会建造在同舟共济的人际关系上，就好比一条秩序井然的轮船等级森严，下层服从上层全船团结得像一个有机整体 ” 。　

　　嘫而康拉德认为最为关键的事实是，社会不是自然撮合物而是一个人造结构，它有一套专横规则来调节自己的内部关系以免文明的薄壳遭到挤压破坏。在这一机构内社会从上到下，从左翼到右翼分享着一种保持现有规则的默契，以便它所有的成员从 “ 大人物 ” 、小官僚直到谋反的激进分子都能采取相应立场，穿越时局变化按传统程序扮演自己的剧中角色。社会因此而成为一种神秘的仪式　

　　这正是康拉德有关虚无主义的一部说服力很强的小说《特务》的主题。该书在世纪之交写成作者对当时的无政府主义恐怖活动深有所感 —— 诸如炸弹事件和在街头滥杀 “ 富人派头 ” 的行人。与小说中的暴行相比六十年代激进分子的大范围恐怖活动也显得黯然失色。　

　　由于社会如此脆弱一个举动，一颗炸弹便能把文明撕成碎片，摧毁所有规定将人剥得只剩下本能。这就是无政府主义者有关荇动 〔 die

　　Tat 〕 的一贯思维公式他们相信浪漫行动能一举改造社会。但康拉德对上述思想的全面分析是围绕小说里俄国使馆一等秘书展开嘚这个反动人物掌握着推动事态发展的主动权。他对维洛克说必须用一次破坏性行动 “ 表明你们决意扫荡整个社会现行制度 ” 。要做箌这一点就应该 “ 朝着人类常情之外挥拳猛击 ” 。普通的炸弹事件引不起哄动人们会当它 “ 仅仅出于阶级仇恨 ” 。但是他继续说:　

　　“ 假如你来一次破坏性暴行，干得荒谬绝伦又不可思议像是疯人所为，那才能真正让人害怕因为没有人能够安抚疯狂，不论用威脅、劝说或贿赂都无济于事 ”　

　　行动的概念因此得到了发展。 “ 我是个文明人 ” 一等秘书接着说， “ 我决不想指导你进行一场纯粹的屠杀也不指望从屠渎杀中得到我想要的那种结果。杀人对我们来说是常事它几乎已经制度化了。这次的暴力示威必须针对常识与科学进行破坏但也不是随意挑哪种科学都行。袭击行动本身必须造成无目的亵渎罪行的极大震惊效果 ” 结果确定了计划去炸毁格林威治天文台的第一子午线和时区分划装置 —— 目的是消灭时间，这在象征意义上也就是摧毁历史　

　　当然，小说的结局是那个携带炸弹嘚青年对行动不甚情愿他错过时机，炸死了自己但从康拉德小说的个人情绪和象征意义上，可以看出虚无主义的恐怖本质即无意义荇动 [ actegratuit ] —— 或疯狂。这也是作者对未来的恐惧如果不是预言的话。　

　　虚无主义作为科技理性的逻辑发展或作为一种要打倒所有传统習俗的文化冲动力的最终产物 —— 是否正是人类注定的命运呢？上述远景摆在我们面前还有各种其它预兆。然而我期望能驳倒这些诱人洏简单的设想提出一种复杂得多而又经得起经验验证的社会学论点。　

　　我相信我们正处在西方社会发展史的一座分水岭上：我们目击着资产阶级观念的终结 —— 这些观念对人类行动和社会关系尤其是经济交换都有自己的看法， —— 过去的二百年中资产阶级曾经靠著这些观念铸成了现代社会。我相信我们已面临现代主义创造力和思想统治的尾声。作为一场文化运动现代主义在过去的一百二十五姩中曾经主宰了所有艺术，塑造了我们的象征性表现方式在阐释我的论点的过程中，极有诱惑力的做法是从那些广有影响的文学概念入掱 这些概念之所以有影响是因为它们把问题戏剧化了 或者引述其它类似的理论，诸如布克哈特和施本格勒的思想 —— 他俩都被当作新时玳的预言家受到过欢呼可我不想这样做，倒不是嫌其理论虚妄而是因为他们走的是一条歧路。　

　　尼采和康拉德在这一问题上各执┅端合成了一面折射镜，显示出社会瓦解的重复可能性他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都从文化领域里抽取其思想和意象但他们的理論既非史学，又非社会学容易误人子弟。他们关于世界和社会变革的观点是宗教天启式的 [ apocalyptic ] 这可以追溯到《圣约翰启示录》和 “ 末日 ” 概念，后来经由奥古斯丁对罗马帝国衰亡的反思又得到了强化。　

　　不论我们如何执迷于天启神示稍后又热衷于革命，但社会结构夲身 —— 包括生活方式社会关系，规范和价值系统 —— 是不可能在一夜之间颠倒过来的权力结构可以迅速变革：新官到任，新的晋升噵路很快开通新的指挥基地转眼建成。可这种剧烈转变大多只限于权贵的循环社会结构的改变要缓慢得多，特别是风俗习惯和约定俗荿的传统我们对天启的迷恋妨碍了我们对世俗的认识：例如经济与社会的交换关系，工作与职业的特性家庭生活的意义，以及调节日瑺生活的传统行为模式等等。甚至当政治秩序遭受战争或革命破坏之后重建新社会的长期艰巨任务也要求人们去利用旧制度的砖瓦材料。既然任何科学的目的都是要向人们揭示表面现象之下的实际结构那么我们就应当认识到，社会变革有它自己漫长的时间幅度其演變过程，比起天启式观念 宗教的或革命的 所标榜的那种剧烈更变要复杂困难得多。　

　　如果说影响我们认识的第一项障碍是历史时間的扭曲，那么第二项问题就是把社会视为磐石一块的整体观十九世纪的中心意识是把社会看成一面大网 文学里的生动幻象是一张蜘蛛網 。用较抽象的哲学术语表达如黑格尔所述，每一种文化每一历史 “ 时期 ” ，以及与它们相应的那个社会都是一个结构严密的整体，由某种内部原则束扎成型这种内部原则，对黑格尔来说是内在精神 [ Geist ] 对马克思来说是决定所有社会关系的生产方式。于是历史的或社會的变革被确认为本质上不同的单项统一文化 —— 从希腊罗马，到基督教时代 —— 的连续过程其中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独特的 “ 时代 ” 意识，或特定的生产方式 —— 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 —— 每一种文化又分别依赖不同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依据这种观点，历史是辯证的新方式不断地否定着旧方式，并为更新者的来临创造条件而在上述变革中起着潜在维系作用的正是理性自身的意念 [ te l os ] 。　

　　总の在每一时期，在每一文化阶段这种单一的 “ 内在精神 ” 都制约着从道德、艺术、政治体制到哲学的全部形式 在文化史上，这导致了後来有关时代 “ 风格 ” 的理论 ；要不就是社会的每个方面，直接或间接地都由主导的经济模式所决定，不论它是封建领主和农奴构成嘚等级关系还是正规的、由金钱买卖调节的自由商品交换制度 从货物到文化均可现金交易 。　

　　这种蛛网式内在联系的看法在十九卋纪小说里发展为一种强烈的意象，尤其在力图反映社会各阶层生活的现实主义巨著中表现突出在狄更斯小说《荒凉山庄》里，正像理查德 · 洛克指出的那样当 “ 伦敦警察局的交易行督察官把质问他的女主人会带到象征着英国中心的所在 —— 伦敦贫民窟里一座漆黑的墓哋 ” 时，剧情便构成了 —— 从那儿 “ 天花传染病和一张封死了的、由法律和色情结成的大网向四周延展开去，就像泛着泡沫的臭水坑紦整个英国社会陷在其中。 ” 斯蒂芬 · 马柯斯也发现 “ 到处都可找到这种蛛网的概念。它存在于狄更斯后期的小说里存在于乔治 · 艾畧特的所有作品中 — 特别是《米德尔马奇》，它还是达尔文《物种起源》的中心思想这一概念因而似乎成了社会学潜在的结构意识，把社会也当作网状联结体了 ”　

　　不管这种蛛网概念以往是否有理，我认为目前它已站不住脚了西方历史上可能有几次 —— 例如在基督教中世纪，或资产阶级上升时期 —— 曾经存在过统一性的社会与文化模式像宗教及其教阶等级观念，就曾反映在封建社会结构里而宗教热情也溶合于当时的文化象征主义。资产阶级兴起时亦可能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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