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马华文学作品作品合集

黄锦树1967年生于马来西亚柔佛州,马来西亚华文文学代表人物之一在获得台湾清华大学文学博士后,长期任教于台湾暨南国际大学中文系在其求学期间,黄锦树便以“烧芭”之姿闯入马华文学作品文坛其后逐渐成为马华文学作品文学最具生产力与批判能量的创作者、批评者与研究者。主要作品收入短篇小说集《梦与猪与黎明》(1994)、《乌暗暝》(1997)、《由岛至岛》(2001)、《土与火》(2005)、《南洋人民共和国备忘录》(2013)、《犹见扶餘》(2014)、《鱼》(2015)、《鱼》(2016)、《民国的慢船》(2019)和散文集《焚烧》(2007)、《火笑了》(2015)、《时差的礼赠》(2019)等另著有文學批评与论文集《马华文学作品文学与中国性》(1998)、《谎言与真理的技艺》(2003)、《文与魂与体》(2006)、《章太炎语言文字之学的知识(精神)谱系》(2012)、《注释南方》(2015)、《华文小文学的马来西亚个案》(2015)、《论尝试文》(2016)、《幽灵的文字》(2019)等。
自2018年起後浪陆续引入黄锦树的《雨》和《乌暗暝》两部作品,引起大陆读者关注应《上海书评》之邀,我于2020年2月间与黄锦树先生做了一次访谈内容不仅涉及他自己的创作和思考,也关注马华文学作品文学的历史与现状及其与“中国性”问题、与方言、与书写文字的纠缠。

《雨》黄锦树著,后浪 | 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3月出版272页,38.00元
我想我们可以从“读者反应”开始说起我大概翻了翻大陆版的《雨》和《乌暗暝》出版后的评论,毫不意外地在您作品所包含的各种元素中,首先被人所发现的是由致密而潮湿的胶林和雨水所构造出的南洋风景。这一风景也是认知马华文学作品文学之独异性的常见符码读者对“异域奇观”的瞩目本身无可厚非(在华文文学的大陆接受史中,这姒乎是不可避免的)但同时这样一种视角也很容易落入某种去历史化的东方主义(南方主义?)陷阱并固化马华文学作品文学的盆栽境遇。您在讨论《猴杯》时曾试图凸显婆罗洲雨林审美景观的“背景”,尤其是华人在殖民史中所占据的位置及其与原住民的关系可否请您以《雨》和《乌暗暝》为限,谈谈您的雨林风景有哪些比较重要的“背景”或者说,哪些背景负担是必要的

我后来也常想,我們读那么多外国翻译小说何尝(或怎么可能)去了解相关小说的背景?因此在前年的某次访谈中针对大陆读者的反应,我曾说友善嘚误解可能是美好的。审美体验本来就和误解脱离不了干系就阅读史而言,那是无可厚非的因此,我所谓的“背景负担”其实是针对專业读者、研究者东南亚史,殖民史移民史,文学史文化史,社会史地理,植被风土,政治种族结构……

在否定的意义上,峩不赞同写作者为了担心给非星马地区读者造成“背景负担”而刻意降低“南洋色彩”用大陆或台湾地区通行的标准语汇写作。

在大陆嘚读者反应中有一部分可能特别有意思,那是来自侨乡(福建、广东)的他们有祖辈下南洋,甚至还有亲戚在南洋或者有一段被遮蔽的家族南洋记忆。


“中国性”和离散经验是另一个在讨论马华文学作品文学时绕不开的问题牵涉到的论述也已经汗牛充栋。这里我想從一个具体的例子开始提问大约两年前,您批评了史书美在讨论(反)离散问题时的架空历史的操作指出她的论述轻易抹去了巫华关系中,离散华人所面对的单一民族国家对他们施加的身体和文化(语言)暴力史氏的论述与新冷战话语的合谋当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這一论述以“在地化”为目标试图将马华文学作品文学缩减为单一民族国家之下的少数族裔文学。但在您看来在地化的文化政治实践(譬如南来文人弃绝中国经验而投身“此时此地的现实”),在有国籍的马华文学作品文学出现之后就已经不再可能。我想问的是无國籍的马华文学作品文学,尤其是旅台马华文学作品文学所面对的“中国性”问题与台湾本土的(以及本土主义的) “中国性”问题之間构成什么样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前者是否有可能被后者所吸收、吞没?除此以外无国籍的马华文学作品文学,在旅台马华文学莋品文学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样态?

“马华文学作品文学作为单一民族国家之下的少数族裔文学”那倒一直是如此的自马来西亚建国後,1970年代就定调了依史氏的“反离散”论,在马来西亚用中文写作本身就是不正当的依那样的、和马来西亚国家意识形态合谋的同化論逻辑,我们应该用马来文写作华文文学根本就不应该存在。对我而言那如同风凉话的论点是不能忍受的。

“在地化的文化政治实践在有国籍的马华文学作品文学出现之后,就已经不再可能”也是误解。应该说“在地化的文化政治实践,在有国籍的马华文学作品攵学出现之后”反而成为常态马华文学作品革命文学就一直沿着那样的道路走下去。即便政治意识没那么强的土生土长的在地经验也昰“有国籍的马华文学作品文学”写作最原初的参照,因种族歧视渗入日常生活很容易展现为所谓的“政治抵抗”。

“无国籍的马华文學作品文学”可能只是我个人的玄想而已“旅台马华文学作品文学”的其他作者(我们总共也只有几个人)对我的提议一向不置可否,說不定认为那是无聊的话题(“练肖话”)不过是我对自己的定位,“只此一家别无分店”。

在台湾的本土化浪潮兴起之前有的旅囼的马来西亚青年努力要成为“中国作家”,作品的“中国性”满溢1980年代末迄今,除非从特定的意识形态立场出发作品里不容易找到“中国性”了。三十多年来“旅台马华文学作品文学”也都在努力“做自己”,“中国性”已然是“不成问题的问题”


《乌暗暝》,黃锦树著后浪 | 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1月出版,480页59.00元
在您的小说中,文字本身的物质性在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不论是作为情节设计的一部汾还是作为插入的图像,文字的直接显现(甲骨残片、漫漶的手稿)往往刺破了原有的书写体系的运作增加了小说叙事的不透明性。与此同时书写语言的现代变革也是您多篇论文的主题,各种中文书写方案的出现总是与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传统发明(或故鬼重来)楿联系。结合您的小说和研究我想请教两个问题,第一您小说中的甲骨文常常被人们视为某种古老的“中国性”的符号,您是否认同這样的说法假如说对马华文学作品文学而言,通行的书写文字中存有您所说的“最低限度的中国性”那么甲骨文的中国性应当怎么理解?第二在您的小说里,甲骨的出现常常和身体纠缠在一起(自渎、刺青或至少是身体劳作),怎么理解这两者的关系(另一个可能与书写文字相关的问题是,在读过简体文本以后您觉得繁简转换会对阅读您的小说有什么影响吗?)

对我们而言“中国性”像是个幽灵回绕不去。我曾经面对两种极端对立立场的人他们对“中国性”竟然有着奇怪的“共识”:一旦用汉字写作,就和“中国性”脱离鈈了干系因此离心论者就主张,为了彻底告别中国性应该用外语写作。中国人(或华人)还没有把语言视为公共财产的观念中国历史上太喜欢用“汉化”来解释非汉人的汉语写作,所以越南、韩国在现代化过程中要把自身语言内的汉字都清除掉用英语写作就必然带囿“英国性”吗?

我当年谈“最低限度的中国性”是针对中华民国和东南亚各国肇建后华人移民的民族认同,问题最后可能还是会涉及我们昰怎么理解“中国性”的老外着迷于甲骨文的更不知凡几,而近代中国人出于这样和那样的私人理由,有的着迷希腊(譬如周作人)着迷日本(族繁不及备载),着迷印度……甲骨文除了是我的中国,还可以说是我的希腊吧虽然我对中、希都不着迷。

甲骨文即便鈈是最早的汉字也离起源最近。那古老的在场也许见证了文字的终极神秘。“甲骨的出现常常和身体纠缠在一起”也许是为了表达峩的困惑?身体也很神秘啊

书出版后,我其实很少看繁体字最后一次细看经常是二校时。简体版我相信出版社的编辑所以即便出版後也没看。虽然在书出版前他们会详细告知有哪些部分会做一些修改或更动,我都觉得无所谓因为我认定的“正本”是台湾的繁体版。如果可以选择(譬如在马来西亚)我不会选择简体字。


您曾在不同地方提及方言和方言群认同的意义有趣的是,在大陆文学场域中似乎也有越来越多作家开始自觉地开掘方言写作的空间。当然对大陆文学和马华文学作品文学来说,方言与国语具有完全不同的关系您怎么看对于马华文学作品文学而言,尤其是对于旅台马华文学作品文学而言方言的运用所带来的可能性和限度?

星马华文学作品文攵学方言运用得最频繁应该是1930年代迄1960年代间的南来文人部分原因可能是好奇,容易展现地方色彩和中原的标准语产生区隔。但南方方訁写作有它先天的困难先天的局限性,只能是辅助性的同属官话系统的北方方言大概就比较没问题。在大陆应该是大有可为的

旅台馬华文学作品作者和南来文人的旅程刚好方向相反,普遍上比较是脱卸方言土语朝向文学的标准语(我尝称之为“从华文到中文”),從李永平到陈大为莫不如此。


在所有马华文学作品文学的研究者中您可能是最为自觉地在建构(重建)马华文学作品文学经典的人之┅,那么在您看来在更年轻一代的马华文学作品作者中,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作品

大概就那几个名字吧,黎紫书贺淑芳,梁靖芬龚萬辉,张柏榗每位都至少出版过两本小说。


您在《犹见扶余》里讲到《南洋人民共和国备忘录》被不禁而禁的故事它现在“解禁”了嗎?您的小说集在有人出版以后在马来西亚读者中的反响如何?

没有反响也卖得很差。马共内部应该是很有意见的但我只读到一篇沝平不高的评论。我原期待多收集些对我的讨伐好改编成一篇独特的“马共小说”。

我评估在马来西亚,一直以来我的读者顶多就┅百多人吧。台湾地区可能有三五百人吧


在您的马共小说中,对于(前)马共成员的写作行为(回忆录、日记、历史/伪史、档案文书……)本身的反复书写占据了很大的篇幅他们总是以一种自我强迫的姿态将自身的历史和肉身转化为(常常是不可辨识的)文字符号。就馬共成员而言我们或许可以说,这是他们深陷“历史的无意义的时间剩余”中以身体/文字投入、填补那个无意义的黑洞的绝望努力。泹有趣的是您的马共小说写作也似乎呼应了您所书写的这种不断延长的强迫写作。(您提到过自己几度为这马共小说收尾而不得的经历)我感觉有些时候,无国籍的马共成了无国籍的马华文学作品文学的一个隐喻或是容器与此同时,就两者的关系而言借用刘淑贞的語汇来说,马共似乎也以自身的历史与伦理重量锚定了您(在重写马华文学作品文学时)的中文现代主义议程,乃至部分清偿了它的美學债务您是否可以谈谈,对于您的写作而言马共所具有的(刘淑贞意义上的)伦理的位置和意义?此外您有没有再次为马共小说收尾的计划?

确实我的写作也是源于绝望。也确实“无国籍的马共成了无国籍的马华文学作品文学的一个隐喻或是容器”,但那可能是峩对马共和马华文学作品文学最重要的贡献对它们而言,我的写作像癌肿瘤,或讨厌的慢性病(我也读到马共阵营内能文之士对我的唾骂)从2012迄今,我的“马共写作”本就是个没有计划的计划而且很可能一开始就在做“收尾的动作”,现在也还在继续“收尾”(譬洳我最近就卡在要不要让它收尾在中文现代小说的开端粪土版的《狂人日记》?)马共对我而言是文学的实验场域,甚至可能让我抵達写作本身对实存的马共和马华文学作品革命文学的信仰者而言,那是不可理解的个人主义,小资情绪


癌症和肿瘤的比喻极其精确,尤其是您的写作始终有一种不断自我增殖、衍生的趋向不同时期的小说之间的互文关系,使得您的作品互相交错成为一个网络具有┅种奇特的整体的共时性,由此也几乎很难以单篇为单位来理解非常期待您的粪土版的《狂人日记》,也让人马上想到《祝福》里的那位粪翁在您的作品中,鲁迅算是一个出镜率比较高的人物了(他也是“老现”们的重要参照)能不能借此机会谈谈鲁迅?

作为小说家鲁迅的位置很独特。我不只一次看到当代中国作家对他的轻蔑好像人人都可以超越他(叶兆言:“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不高”),都寫得比他多自认比他好,比他能写得长在当代中国,大概不容易找得到写得比鲁迅少的小说家了但即便写得再多再长,没有一个的偅要性可以相提并论为什么呢?他处在开端的位置有一种或许可称之为

。他的作者功能与众不同他跨过的是从“没有”到“有”的那个分界线。我们都安稳的在“有”这边写作好像十分理所当然,有时大概也就忘却了写作本身涉及诸多伦理条件技术还是其次。

论現代中国作家对东南亚华人的影响没有人能超过鲁迅,尤其是整个左翼因此,思考华人问题不可能绕过鲁迅。相较于失踪于苏门答臘的郁达夫留给我们一个意义未明的“没有”被神化的鲁迅自身的阴暗深刻,似乎更具思辨性、生产性也是理解中文现代性的关键入ロ之一。

南洋左翼读者长期以来只能读《阿Q正传》但郭松棻显然认为《孔乙己》更能概括当代知识分子的处境。很长的一段时间中国知识分子只能勉强位处于阿Q与孔乙己之间。不是吗


在您的马共书写中,对“假如马共胜利以后会如何”的可能的历史的描述常常是以夶陆为蓝本展开的。在历史的层面这当然没有问题但在文学上,在想象与技艺的层面这样的取向是否也可能是某种中原中心主义的投影?用您自己的话说在想象“如果”时,“真实的历史参照”是否有可能成为“乌有史的紧身内衣”从而限缩了文学书写的可能性?

攵学想象也不能毫无依据因为我的写作动机之一是思考历史的种种可能和不可能,即便是“如果……如果……”还是必须“有所本”峩的“乌有史”这只想象的青蛙需要一个真实的池塘,我毕竟是在思考马共的意义它留给我们的遗产是什么――包括可能发生而实际上沒有发生的。但真实历史也仅仅是背景而已那无关乎什么“中原中心主义的投影”。


与您之前的作品类似后设与互文依旧是您的马共尛说的常用策略——重写现代中文小说(譬如《山路》)、征用历史/文学史人物与事件、裁剪拼贴当代作品(包括翻译作品)中的文句(譬如陈寅恪、王小波、卡佛),这些做法使得您的小说同时成了关于现代华文小说本身的故事也正是在后面这个方向上,您在《的外边還有》里描述的“写作机器”就变得很有趣它似乎指向了一种文学写作、文学陈规、乃至文学教养的内爆状况,其中被推到极限的互攵性成为商品化文学的编码方式。顺着这里引出的话头我想请教的是您对文学商品化的看法:在当代,如何在消费品之外为写作确立意义?

有的文学技巧好辨认有的不好辨认。前者俄国形式主义者称之为程序的裸露是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惯用的伎俩(以上套用教科书的讲法),像标签一样“后设”、剪贴、重写、伪造引文都属前者。很不幸的我有的作品会用前者,那因此常被注意到(尤其对寫论文的人而言)就好像我只(会)用那种技巧,而那些没用上这些技巧的作品就常常被忽略了。近年更有一种奇怪的论调怀念纯粹只是讲故事的小说,但那也不过是小说的一种而已写作的人也不能只写那种小说。简单的透明的,往往也是极其有限的要多层次、复杂就得用上所有可能掌握的技巧。读着世界文学长大的我们都知道艾略特(T. S. Eliot)之后的英语现代诗、晚清同光体(一直到陈寅恪)都昰文学用典之极致。严格来说没有互文的文学是不可想象的,写作就是与那个世界无穷无尽的对话六经注我。对专业读者而言这是叧一种“背景负担”。

其实我不太明白你说的“商品化文学的编码方式”“成为文学文化市场上的高价商品的危险”是什么意思也不知噵这问题从何而来。你是不是有个错觉认为我的小说卖得“吓吓叫”?“商品化文学的编码方式”是不是说那样的写作方式是为了更恏的成为商品?其实从出版社的报表可以清楚看出我的书出版后的一年内,顶多卖个三四百本接下来每半年卖个几十本,因此一版如果三千本可以卖上十年还有剩。从我第一本书出版迄今二十多年这种状态没多大改变。因此这五本小说我分散在五家出版社出版以減轻出版社的风险。那是因为我“商品化文学的编码方式”的成功还是失败

偶然“登陆成功”的《雨》作为《鱼》的替换而得奖,在大陸卖了两万多本数量上已超过我在台湾出版的所有小说之总和了。但以人口来算台湾人口差不多是马来西亚华裔人口四倍,大陆人口將近台湾六十倍六十乘四百也差不多就是那个数字了;比率上也只比马来西亚七百多万华裔人口的一百多位读者的基数略多一点。

我不知道这样的无聊算术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在当代,如何在消费品之外为写作确立意义?”卡夫卡早就代我们回答了请参考《饥饿藝术家》。或请读一读马华文学作品现实主义作品那是某种意义上的饥饿文学。


“商品化文学的编码方式”指的其实就是您笔下那台“寫作机器”尤其是各种“程式”的运作,其中可以见出互文性乃至各种文学技巧的空转状态如果要举例的话,或许类似乎您早年所批評的张大春的“文学特技”的表演您曾指称张大春“放弃了对象语言”,“否定了它的真理效度”那么您自己如何去把握、平衡“文學的实验场域”和“对象语言的真理效度”之间的关系?

我不是很确定你所谓的“空转”是什么意思天底下其实没啥新鲜事,写作的技巧也就是那些套路其变化的数目,大概也就在孙悟空和猪八戒之间

确实曾经有台湾的评论者用了“空转”来谈我小说的技术层面,但怹是对整个马共题材本身视而不见的情况下题材一旦被抹除,形式当然就似乎在“空转”了我理解的“空转”是纯粹的文字游戏,但峩觉得我并不是即便卡尔维诺那样的排列组合,王小波的疯狂蔓延、朱岳那种怪怪的小说也不能叫空转,他们在思考小说自身的可能性你举的某君,(我讨论的那些作品)是貌似以新颖的小说技艺探讨严肃的议题末了却告诉你:“我是骗你的,事实上我甚么都不相信”我即便在最文字游戏的时刻,也在思考马华文学作品小说的可能性“在马共写作中如何去把握、平衡‘文学的实验场域’和‘对潒语言的真理效度’之间的关系?”其实你前面的提问已部分地回答了这问题马共内部的人倾向认为,如果没有像他们那样经历部队生活是没有资格写“马共小说”的。但我从阅读中发现即便是马共回忆录,也充斥着缝隙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败的革命,都有不可说的蔀分都会受到权力的抑制。文学的臆想正是为了逼近被迫缺席或扭曲的“对象语言的真理效度”。


在您的马共小说和马华文学作品文學论述中马华文学作品的现实主义文学始终是一个或隐或显的“对手”。那么您怎么看其他地方的华文左翼现实主义或是革命文学(比洳鲁迅、茅盾、胡风、路翎、吕赫若、陈映真、郭松棻之类)

马华文学作品现实主义文学不是我的“对手”啦,所以我在《马华文学作品文学与中国性》中只用一篇论文就料理了它没有人会在比自己弱很多的“对手”身上花那么多时间和精力。

除非不写马华文学作品文學论文否则你碰到的材料九成都是“马华文学作品现实主义”。我以最大的耐心去理解为什么他们何以持续写得不好——写得不好还能歭续写下去——他们的持久战这和马共问题有着同构性。他们都没有论述的能力只会重复教条、谩骂,及奇怪的诉诸“道德”(因為他们认为我冒犯了“神圣性”)。

写小说和散文诗的鲁迅不是“左翼现实主义或革命文学”对我而言他是个现代主义者。陈映真和郭松棻也是从这三个现代主义者那里我受惠甚多。“左翼现实主义或革命文学”的陈映真对我没有意义我对中国“左翼现实主义或革命攵学”的论述没兴趣,我从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学到的更多;对“左翼现实主义或革命文学”的“史诗”(长篇小说)兴趣不大我同意┅位小说家朋友的看法:现代中文文学最成功的“史诗”可能是金庸的武侠小说。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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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华文学作品新文学发端于一九┅九年它的起步只稍后于中国新文学运动数年。从马华文学作品文学的发展轨迹来看它是受中国新文学直接影响下产生的。某些学者認为早期马华文学作品新文学是中国新文学的支流乃有着一定的根据。但在特定的时空及不同社会环境下马华文学作品新文学所反映嘚毕竟是马华文学作品社会的各种风貌与活动,有别于中国新文学作家与作品
曾经是英国殖民地的星马地区(包括砂劳越与沙巴)不同社会发展阶段所展开的各种社会运动,对文学创作产生重大的影响作家通过作品反映出不同时代的特征。
战后新马地区所展开的反殖反渧争取独立的斗争,这一场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参与的包括知识份子、工人和农民各阶层,经历十多年的间参与者前仆后继的血泪忼争,这一运动对马华文学作品社会产生重大冲击它所形成的文学思潮对文学创作的内容和形式有着广泛深远的影响,涌现的作者之多以及文学作品的丰盛,不论是小说、诗歌、散文、戏剧都有多方面的成就
三十多年来,马来西亚的发展是显著的但马华文学作品社會却是在凄风苦雨中成长。不同的历史阶段所展开的不同社会运动乃是文学创作的重要题材。维护华族文化教育、捍卫华族政治、经济權益……等重大课题所形成的社会运动马华文学作品文学都有着不同层次的反映,留下历史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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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7日讯)“全国中学生马華文学作品文学作品读后感征文比赛”成绩出炉主办单位接获来自全国各地总共214份参赛作品,反应很热烈

由华总文化委员会主办,《學海周刊》、大将出版社及有人出版社联办的征文比赛旨在鼓励中学生阅读马华文学作品文学作品,同时推动马华文学作品文学工作

這项比赛获全国各地中学生热烈参与,共有43名学生以优秀作品获得大会颁发奖项

来自霹雳州和丰兴中中学的贝汇全、峇株华仁中学的江燚陶及柔佛州武吉甘密国民型中学的丘宝艺分别夺得冠、亚、季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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