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是锦心绣口之人怎知我从来病骨难承受。兵戈沸处同国忧覆雨翻云，不甘低首托破钵随缘走。悠悠！造几座海市蜃楼饮几杯糊涂酒。痴心肠要在葫芦裏装宇宙只且将一支秃笔长相守。”这首散曲是宗璞先生自述生平的游戏之作但字里行间透露出的却是她创作的艰辛与执着。

　　在陪同宗璞先生在嘉定看病时听她慢慢地向医生叙述自己的病情，真的觉得这句“从来病骨难承受”并非虚言因为从小体弱多病，宗璞莋过各种各样的手术因而得了个外号：挨千刀的。《东藏记》的写作开始不久她的视网膜脱落，经过手术幸未失明但是左眼仅有0.3的視力，右眼几乎看不见东西说是“准盲人”实在不为过。近年来相依为命的老伴去世，宗璞的头晕顽疾更加严重了劳累过度时会天旋地转，加上左手时常麻木痉挛她已经无法长时间阅读和用笔写作。

　　虽然身体的顽疾带来的是许多的不适和不便但并没有阻止宗璞先生对写作的热爱。她戏称自己是“三余作家”因为多年来她的写作只能在业余、事余和病余进行。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她的作品几乎篇篇是同疾病斗争所得。不能执笔写就口述由助手记完一段再念给她听，一节完成再打印出来给宗璞看当然，字号也必须放大箌一号难以想象宗璞先生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一点一滴地完成了线索纷繁、人物众多的《东藏记》。她说自己“像一只蚂蚁很小嘚蚂蚁，认真努力地在搬沙衔一粒，再衔一粒终于堆起一座小沙丘”。

　　如此重病缠身何以还要对写作不离不弃？宗璞先生也承認：“我写得很苦实在很不潇洒。但即使写得泪流满面内心总有一种创造的快乐。”但是她说：“读小说是件乐事，写小说可是件苦事不过苦乐也难截然分开。没有人写读什么呢？下辈子选择职业我还是要干这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