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揭秘：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一道命令
揭秘：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一道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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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隔线----------------------------蒋介石丢失大陆后最恨何人？
腾讯历史谌旭彬
[导读]蒋介石最痛恨之人，既非毛泽东，亦非斯大林。图注：自左至右，马歇尔、宋美龄、蒋介石。短史记第29期1949年蒋介石丢失大陆，退居台湾一隅，曾有过诸多反省。但令许多人意外的是，蒋介石最痛恨之人，既非毛泽东，亦非斯大林，更非白崇禧、李宗仁，而是美国五星上将马歇尔。马歇尔作为美国特使，曾长期介入调停国共内战。对马歇尔提出的各种调停方案，蒋介石深感不满。如1946年1月，蒋介石看过马歇尔草拟的《临时政府组织法》后，大发感慨：“不仅误事，适足以因此亡国也。”稍后马歇尔又提出国共军队混编，无论海陆空军，国共比例均为2：1，蒋介石认为马的这一方案，简直是异想天开，“离奇万分”。因顾虑到马歇尔代表的是美国政府，蒋介石当面不能对其有过多的指责。但在日记里，则常常毫不客气地痛骂，指责马歇尔对“我政府之政策，彼则毫不顾及，可痛孰甚”；对马歇尔制定调停政策的动机，则判断为：“只求我国内不起战争，能由彼手达成和平统一，以获得成功之荣誉”；并讽刺马的调停愿望是妄想，“真可谓不到黄河心不死”。图注：1946年3月，马歇尔访问延安。相对应，马歇尔则指责蒋介石在和谈中“要求百出，贪得无厌”，乃至以美国“宣告退出调解地位”相要挟。气得蒋介石在日记中大骂马歇尔“顽梗自大”、“固执不化”、“神经错乱”、“强词夺理”。在蒋看来，马歇尔“既无理性又无道义”，“纯粹一军人头脑”、“毫无政治常识”，根本无力负担调停国共内战的重任，“美国外交之不讲信义，无视责任，欺弱侮贫，乃为马一人作梗”。马歇尔的调停，也被蒋介石视作“名为援助暗实阻挠”，其结果是“将中国送入虎口”，不但“中国军事为马氏所害”，而且“中国政治党务教育乃至社会人民，今日陷此苦境者，无一不受马氏之所赐也”，“自国民大会开会以来，政治失败，军事棘手，经济崩溃，外交陷于孤立，此虽为共匪内乱所造成，而是我国今日陷于如此绝境者，实马歇尔阴狠有以致之。”蒋尤其悔恨当初不该“误信马歇尔的调处，将最精良的国军开到东北，以致大陆空虚，各战场都感到兵力单薄”。总而言之，在蒋介石看来，“此次革命剿匪之失败并非失败于共匪而是失败于俄史(苏俄斯大林)，亦非失败于俄史而是失败于美马(美国马歇尔)”，“美必后悔莫及而马歇尔须负全责”。此种痛恨至于极点，以至于得知马歇尔中风及死讯后，蒋甚至认为是马歇尔的报应到了。或许正是出于这种对美国及马歇尔的痛恨心理，蒋的机要秘书周宏涛为蒋安排的最后出路，不是在美国，而是在日本箱根寻了一处前亲王的故宅，作为蒋完全失势后的政治避难之所。参考资料：杨雨清：《蒋介石为何对马歇尔积怨成恨》，《人物》杂志2011年第11期；《六十年后再论国民党大陆失败之原因》，载《革命年代》，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蒋永敬，刘维开著：《蒋介石与国共和战 》，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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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 1998 - 2016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大陆留给蒋介石的最后48小时(26)
策划（编辑）&章夫& 作者&田闻一&
出版&台海出版社
成都：—12&10&&
大陆留给蒋介石的最后48小时(26)
第十七章　日的夜成都(2)夜，本身就有两副面孔，一面是温馨，一面是狰狞。而公元日成都这个夜晚，注定和阴谋、血腥、鬼祟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字眼，还有蒋介石个人内心无限的眷恋错综复杂地联系在一起。
位于成都南郊，夜幕笼罩下的红墙斑驳、古柏森森的诸葛亮武侯祠，这晚一反以往地安静。这里驻扎了刘文辉的一团人，团长叫董旭坤。天刚擦黑，高墙里响起了急促的跑步声、枪托磕击声和低声吆喝声……董旭坤刚才得到中共“临工委”
情报。说是敌人今夜有行动，大队敌人正在北较场中央军校内集结，估计是送蒋介石去新津的五津机场飞台湾；敌人经过武侯祠时，很有可能来个“顺手牵羊”！
董团长在天黑以前就让部队作好了战斗准备。他们占领了制高点，凭借红墙作掩体，一支支伸出墙洞的枪枪、步机……在黑夜中警惕地向外瞄准。竹梢风动，外松内紧武侯祠中的董团已进入临战状态，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上半夜无事。整座九里三分的成都市，死了般冷寂。
子夜刚过，北较场中央军校前门两扇大铁门突然洞开，随即一队钢铁长队鱼贯而出。昂着炮筒的15辆坦克车在前开路；跟在后面，载满胡宗南部队的美制十轮大卡车，首尾衔接，长约两里许。钢铁巨龙中间，有几辆高级豪华轿车，其中有一辆新型流线型高级防弹车，一看就是蒋介石的。钢铁巨龙的末端由15辆装甲车押阵。好大的气派！蒋介石由胡宗南盛文派出的整整四个团警卫，向城南方向疾驰而去。
钢铁巨龙隆隆地卷过了东城根街、卷过了南大街，来到武侯祠。不出董旭坤团长所料，借着夜幕掩护，准备从新津机场逃走的蒋介石，指挥部队对董团实施了打击。
“咚咚咚！”道道长长的火舌，从多辆排开的坦克车炮筒里吐出，在夜幕中窜去，红红的，像是从多根毒蛇嘴里吐出的须，凶猛地舔倒了片片山墙。董团官兵英勇还击，2000名官兵用火力构成了一片火网；然而，胡宗南四个整团的火力构成的是一片火海。火海将火网压制、吞噬了。
武候祠被打得残垣断壁，里面董团的抵抗几近停止时，发泄够了的钢铁巨龙这才停止了肆虐，耀武扬威地重新集结整队，向新津方向一路呼啸而去。
一个小时后，五津镇已遥遥在望。借着机场上亮如白昼的灯光，担任护送任务的胡部官兵看见了古镇中段那标志性的、高擎云天的百年古榕，看见了机场中夜航起落的飞机，正暗自庆幸顺利完成任务时，突然，黑暗中枪声骤响。护送委员长的胡部官兵们猝不及防，有好些像被镰刀突然割倒的稻谷，倒了下去。
但这支护送委员长的队伍，毕竟是久经战阵的胡宗南盛文部的精锐部队，小小的慌乱很快就过去了。他们迅即开始组织还击。坦克车、装甲车和机枪、冲锋枪、卡宾枪，一起向隐藏在黑黝黝的河边树丛中的偷袭者开火。四个团的火力像交织起来的火网，把河滩、芦苇照得一清二楚；半边天都被映红了。河边的芦苇、树枝被打得一排排齐唰唰断下河去。可是，打了半天，哪里有人？偷袭者们，倏忽间像是驾了地遁，无迹可循。护送委员长的车队，这才停止射击；钢铁巨龙这才又向机场蠕动，护送着委员长鱼贯进了重兵把守的新津机场。
机场中，原先雪亮的灯光忽然间黯淡下来。影影绰绰中，只见披着黑斗篷，一身军服，军帽压得很低的委员长快步下了他的那辆高级防弹流线型轿车，在几个侍卫陪同下，急急登上“中美”号专机。很快，舱门关上，收了舷梯。飞机开始滑行、起飞。漆黑的夜幕中，“中美”号专机飞上了高空，双翼和尾巴上的几盏小红灯一闪一闪的，很快消逝在了夜幕中。
与此同时，在偌大的机场深处，传出一阵阵“轰！轰！”巨响，团团通红的磨茹似的火光冲入夜空，那是机场中的特务们奉委员长令，将5000吨无法运走的飞行器材炸毁。
“委员长飞台时中途遇袭......”顿时，消息像长了翅膀，很快传了出去。
新的一天姗姗来迟。
“号外、号外，看蒋委员长昨日飞台途中遇险！”
“号外、号外，看中共游击队夜袭蒋委员长！”……
在成都春熙路口、少城祠堂街……在九里三分的成都市600多条大街小巷内，人们都在抢看“号外”。
其实，蒋介石并没有走，昨夜走的是他的替身。
这时，在猛追湾畔南跃去那戒备森严、高墙深院的公馆里。蒋介石正站在那幢浓荫深处的法式小楼的二楼上，透过窗棂往外凝视。他那张清癯憔悴的脸上挂着一丝傲慢自得的冷笑。他身着戎装，没有戴帽子，身姿笔挺，始终保持着职业军人的姿势。从侧面看，他的像貌特征更为清晰。他那张脸给人印象很深，橄榄形的头上剪的是平头，高颧骨。那隆起的头颅，似乎蕴藏了比常人多几亿倍机敏诡诈的细胞；鹰眼明亮有光，眉宇间隐含着一种阴沉肃杀之气。
这时的蒋介石暗暗得意。昨天，他接连导演的两出“闹剧”，以及现在正在成都大街小巷内热销的“号外”，起了一石二鸟、事半功倍的作用。既打掉了刘文辉在武侯祠一个团，算是出了他心中一口恶气。更重要的是，将中共对自己的注意力引了开去。杀机终于过去了。这下，他可以放放心心，从从容容地走了。
　　　这天，蒋经国起得很早，他到父亲那里去时，蒋介石也早就起来了，他问儿子：“我们是明天走吧？！”
　　　“是，明天一早走，去凤凰山机场的车子都预备好了；我们从后门走，不走前面。”
　　　蒋介石感到有些奇怪，问：“这是为什么？”
　　　“走后门离机场近些，而且也要更安全些。”
　　　“那不行！”蒋介石坚定地说：“我们是从大门进来的，就一定要从大门走出去。”然后，他说他要作每天的例行功课――作为基督徒向上帝祷告。，蒋经国到隔壁去了。蒋介石祷告完后，又把儿子找去，说：“我们要走了，来最后一次唱国歌。”
　　他们唱了。
到了晚上，这是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一夜了。
“经国，明天我们就要离开成都，就要离开大陆了！”蒋介石站在窗前，长时间凝望着在夜幕和微雨笼罩中现在尚在手中的大陆最后一个大城市成都，语气不无惆怅、惋惜。
视线中，几星灯火在夜幕中闪烁游移，磷火般明明灭灭。冷雨打窗，极目望去一派凄迷。
“爹爹！”站在他身边的蒋经国关切地说：“我们明天一早就走，什么都安排好了，你就放心，早点休息吧！”
“不！”情绪从来没有今晚这样消沉、惆怅的蒋介石说：“经国，我想去最后看看成都。”
“爹爹！”蒋经国惊讶了：“这么冷的天，外面又在下雨，很可能还有危险；再过几个小时我们就要去机场了，就不必出去了吧！”
　　“不，我要去。”蒋介石很固执，很坚决。此时此刻，他有一种无尽的眷恋需要排遣。蒋经国只好去赶紧作了安排，并陪着固执的父亲步出了温暖如春的屋子。
下了黄埔楼，在蒋介石和蒋经国上车以前，侍卫室主任陈希曾将黑色的防弹斗篷披在蒋介石身上。
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一同上了那辆高级防弹轿车。三辆一模一样，让外人无法辩认真伪的三辆轿车首尾衔接，悄悄梭出北较场后门，向城内驶去。
蒋介石靠近车窗，用手拽开一点窗帘，目光竭力透过眼前迷迷朦朦的夜雨帷幕，将这座饱经忧患、九里三分的历史名城看得清楚些，再清楚些。轿车驶过了青龙街、东城根街，进了少城。他让司机将车开得慢些。街道上，有些路段淌着一滩滩的水，在黯淡的街灯照耀下，泛着昏黄的鱼鳞似的光波；车辗过，水向两边溅起。夜，还不是很深。但祠堂街已阗无人迹。这是一条文化街。街道两边，在一排排整齐的梧桐树、芙蓉树后，鳞次栉比大都一楼一底青砖灰瓦的小楼房，之中有戏院、茶楼、酒肆，但更多的是书店、报馆。这条充满了文化气息，流露出这座城市丰厚文化底蕴的长街已经沉睡，所有的店铺都关上了门，显得格外幽静。而在祠堂街一边，隔着一条堤岸上长满垂柳、河水波光粼粼的金河，就是颇为有名的少城公园。黑漆漆的园中，曦微的天光中，“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利剑般插入云天，散发着一种悠久而沧桑的历史韵味。还有那座有名的晋园餐厅，这时，全都无言地瑟缩在寒夜里。视线中出现了一个打更匠。他已然苍老，披着蓑衣，佝偻着身躯，迈着蹒跚的步子；一手挽着更绳，一手扬起更锤敲了下去：
“当！当！当！”“
“各家各户――小心――火烛――！”
更夫苍老的声音和着金属的颤音悠悠远去，余音凄凉。
“爹爹！”经国在身边提醒道：“少城已经过了，我们回去了吧？”
“不！”蒋介石吩咐司机和坐在前面的侍卫主任陈希曾：“车开到枣子巷，我要去凭吊戴公，戴季陶先生。”声音里充满了依依惜别之情。
一行轿车，首尾衔接，顶着成都冬夜的凄风冷雨向西，向西。
蒋经国不再说什么了。他知道爹爹对戴季陶那份特殊的感情。凭着依稀的记忆，一位身材单薄、面容清秀、举止儒雅、博学多识、谈吐诙谐、穿一身浅灰色长袍、脚蹬一双浅口布鞋、操一口四川成都话，颇有学者风度的中年人似乎飘然而来，恍如眼前。
爹爹早年留学日本时，与戴季陶既是同学，又是无话不谈的朋友。蒋经国不知从哪里听来过一桩传闻轶事，说那时爹爹与戴季陶在日本合租一间房子并同用一个日本使女。使女肚子里有了他们的孩子，生下来一看就知是戴季陶的。但戴季陶不敢要这个孩子，因为戴先生是有家室的，且夫人是个“河东吼狮”，戴先生惧内。
这个孩子只好爹爹要了，这个孩子就是以后长得高高大大，一表人才，像貌英俊，去德国学过军事的弟弟蒋纬国。
对这事，他既信又不信，当然不敢去问爹爹。但戴季陶，的确是党国数一数二的理论家，且对爹爹耿耿忠心，这是没有怀疑的。爹爹曾不止一次私下和公开对他和许多人说过，国民党内有三个文胆。这就是：戴季陶、陈布雷、陶希圣。然而，陶希圣政客的媚骨多了些，文人的傲气少了些；抗战时期，陶希圣曾经倒向过汪精卫，而且还当过汪伪南京中央政权中的宣传部长；后来看情况不对，才又反了回来。而陈布雷、戴季陶不仅才高八斗，人品上与陶希圣比，也是天渊之别。
现在，陶希圣尚在芶且偷生。而深受爹爹器重、赏识的陈布雷、戴季陶却先后去了。年前，眼看大势已去，而自己无力补天，他们二人竟双双自杀以明心志。
日，终身跟随爹爹，有“天下第一笔”称誉的陈布雷，服下大剂量的安眠药自尽。当时，戴季陶还在为党国百般奔走；他先是应邀去印度讲学，然后辗转去康藏，竭力拉拢各地土司为爹爹卖命，遭到这些土司的拒绝后，三个月后，极度绝望的戴季陶在他成都枣子巷家中，采取了与陈布雷同样的方式自尽......
“经国！”坐在旁边爹爹叫他了，他调过头来，只见爹爹凝望着窗外一派潇索的夜景，声调哀伤低沉，似在自语：“成都这个地方物宝天华，青山绿水，文化积淀极为丰厚，人文荟萃。历代大文豪中，好些都是成都人，例如司马相如、杨雄、李白、苏东坡父子……纵然不是成都人，凡大文豪也大都到过这里。”说着又一一例举：如流寓成都多年的唐代大诗人杜甫、还有我们浙江的陆游……他甚至提到了近代四川出的戴季陶、张群、郭沫若……认为他们也都是世界级的名人。特别是他提到家乡诗人陆游在不少诗中，对成都赞诵备致。说着，爹爹竟背诵了陆游写青羊宫花会什么的诗：“一路之上香如泥......”云云。
蒋经国注意到，父亲这里又着意提到了戴季陶。说戴季陶其实一开始笃信马列主义，是中共创始人之一。1819年出生于成都附近广汉县的戴季陶，名传贤，字季陶，号天仇，原籍浙江吴兴，在清初“湖广填四川”中，戴家移居四川广汉。他早年留学日本，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追随孙中山进行革命，1917年被孙中山任命为“大元帅府秘书长”。戴季陶从日本明治大学法科毕业后回国，最初长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五四运动时，在上海主编过《星期评论》周刊，1924年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中央宣传部长。
1920年至1921年夏，戴季陶对共产主义学说很有兴趣，与陈独秀等人往来密切，参加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筹备活动。但是，当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他却拒绝参加。后来，他与共产党走得愈来愈远，竟致成了国民党的理论权威。
戴季陶担任过国民党法制委员会委员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等要职。1924年11月，孙中山离粤北上，他是随行要员之一。翌年3月11日，孙中山病危时，他是孙中山遗嘱九个签证人之一。他最终反对国共合作，鼓吹“纯正三民主义”，并在上海设立“季陶办事处”，那是一个专门的反共写作班子。1925年6月，他写成《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7月完成《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他著述甚多，形成了一套全面系统的反共的“戴季陶主义”，是国民党中为数不多的理论家。
1948年，鉴于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一介书生的戴季陶为了排挤刘文辉的势力，为蒋介石扫清退路，不避艰辛，千里迢迢，到达甘孜，收当地最有势力的女土司向德钦姆为义女；又牵红线，让自己的义女与班禅行辕的卫队长益西多吉结婚，最终酿成了地方武装力量与刘文辉的争战。激战半月后，益西多吉夫妇联合的武装力量被击败，退往青海玉树。西康省省长兼24军军长刘文辉进一步加强了对甘孜、巴塘一带的控制。见失败无可避免，戴季陶失望之极，于日夜自杀于成都枣子巷家中。
就在蒋介石喋喋不休谈论戴季陶、赞扬戴季陶声中，坐在前面的侍卫室主任陈希曾转过头来，轻声报告：“委员长，戴公墓到了。”
蒋介石下了车，朝“戴公墓”走去。“戴公墓”座落在这城市与乡村接壤的一处荒寂的坟莹里。高高的一处土丘上，缠结的枯树与野藤在寒风中抖索。土丘前面有个很单薄的、孤零零的，质地是红砂石的碑；碑上镌刻着“戴公季陶之墓”，是一行篆体字。凄风苦雨曳打下的戴公墓好不惨淡凄凉。
蒋介石端端正正地站在戴公墓前，揭了军帽，低头致哀。他喃喃地地说：“季陶，中正看你来了。中正对不起你。你好好安息，我来向你道别……”说着竟哽咽有声。
“爹爹，不要太悲哀了。”儿子蒋经国走上前来，附在父亲耳边轻轻说：“时间不早了，我们该去机场了。”
蒋介石这才点点头，躬下腰去掬起一捧成都平原的沃土揣进荷包里。这才转身向座车走去。他走得很缓慢、很沉重，走得恋恋不舍。
一行三辆轿车调头往回开去，开得很快。蒋经国注意到，父亲似乎突然之间衰老了许多，疲惫不堪，颓然地坐在车沙发上，头往后抬起，靠在沙发高背上，再也无话，闭上了眼睛。
一行三辆轿车拐上了去凤凰山机场的公路。委员长的司机和侍卫们这才注意到，委员长的防弹轿车前后左右都有好多辆车在暗中保卫跟随。显然，这是蒋经国暗中的布置。
这是黎明前的黑暗时分。串串雪亮的车灯迅速撕破厚重的夜幕，像是一串掠过夜空的星群，急速地向隐约可见灯光的凤凰山机场流去、流去。
在座车平稳的引擎声中，蒋介石睡着了。蒋经国从坐在前排的侍卫室主任陈希曾手里接过一件军呢大衣，轻轻盖在父亲身上。儿子明白，年迈的父亲连日来心机费尽，加上忧伤，到现在实在是熬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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