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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中华,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何中华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历史轨迹和历史命运。在参与并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不仅融入了中国的本土文化,而且形成了中国文化的新传统。其成功的原因,固然是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使然,但文化选择也是一个不可忽略不计的重要因素。广义地说,理论的实际应用本身就是解释,它是一种以实践的方式所做的解释,而任何一种解释都是意义的生成和重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互诠互释的契合过程。(一)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无疑是一种深邃而重大的文化现象。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学如何兼容的问题。考察这个问题,就需要以东西方文化的近代碰撞为历史背景,以传统与现代化的冲突和纠葛为文化坐标,从解释学角度全面深入地探讨本土文化提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期待视野、历史机缘、接受模式,多维度地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儒学这一不可剔除的重要变量所发挥的作用。在这个基础上,进而彰显儒学作为中国传统中最有代表性的文化资源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和两者会通的可能性。它需要我们从文化原型的层面上比较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异同,并将其诉诸文化的时代性-民族性坐标,进行全面系统的比较研究,揭示二者之间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融合的可能性,以超越以往研究中的“体用论”窠臼的限囿。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建设性对话关系,凸显这种对话所形成的相互建构的积极意义,有利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型文化构建提供学理启迪。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已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我们所面临的不再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是否可能”的问题,而是“如何可能”的问题。从历史的长时段看,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在中国发挥巨大的实践力量,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历史和文化选择的结果。因为一种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取决于它能够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中国文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选择,必然带有中国的期待视野,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是经过中国本土文化过滤和重构的过程,其中优秀传统文化构成了一个不可剔除的解释学背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体现在不同的层面和不同的维度。首先是互补关系,即两者在社会功能、学科视野、研究方法等多方面的相互补充。其次是会通关系,即两者之间的相互发明、相互诠释。再次是整合关系,即在互补和会通的基础上,把两者融合为一种新型的文化形态,以实现综合创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在学理层面上存在着彼此的可通约性。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原型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预设之间的同构关系,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提供了形上学依据。中国文化同欧洲大陆文化的亲和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过程中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融合的可能性。(二)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关系,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视野、不同侧面加以概括。择其要者,我们大致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加以体认:　　1.拯救意识。　　马克思有其自觉的担当意识和拯救情结,他说过:“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马克思最喜欢的格言之一,就是“为人类工作”。青年马克思就立志成为一个“普罗米修斯”式的角色,也就是牺牲自己、拯救人类。马克思主义以人类的历史解放作为自己的终极旨趣加以确认并孜孜以求。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同样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使命感。儒家讲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内圣外王”功夫,无疑体现着儒家的“家国天下”意识和拯救的责任感。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深沉情怀,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高远志向,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宏大抱负……,无不是这种忧患意识和使命感的鲜明体现。应该承认,这种诉求乃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得到认同的深层文化心理原因。　　2.强调实践。　　马克思把自己建立的新哲学叫做“实践的唯物主义”,也就是那种“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他特别突出地强调实践的本质地位和前提意义。因为在马克思看来,以往哲学的致命缺陷就在于脱离了实践,所以要么陷入唯心主义,要么陷入旧唯物主义,它们都只能局限于“解释世界”。而马克思认为,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所以,他把“共产主义者”和“实践的唯物主义者”看成是同义词。中国传统文化也特别强调“践履”的功夫。孔子教诲人要“讷于言而敏于行”,认为此乃君子之德。在他看来,“巧言令色,鲜矣仁”。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圣外王”之道,要求“内圣”只有落实到“外王”才有意义和价值。老子也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佛教推崇的是“圣默然”。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真正信赖的是人的“行动”,而不是人的“言辞”,正所谓“听其言,观其行”。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就特别强调“实践出真知”的道理,他把实践作为人们认识的出发点、认识的动力、认识的检验标准和认识的最终归宿。可以说,对于实践的推崇这一共同立场,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在根本旨趣上的契合。　　3.人民本位。　　马克思主义有一个由人本学立场到人民群众主体性地位之确认的深化。它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中国传统文化也有一个由“人本”到“民本”的过渡。所谓“天道远,人道迩”(《左传》),意味着神学观念的衰落和人本观念的兴起。儒家有所谓“民贵君轻”、“民本君末”的思想。《尚书》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贾谊也有言:“民无不为本”；“夫民者,万世之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新书》)。毛泽东提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他充分地看到并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性地位,指出:“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他提出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毛泽东的这种人民本位思想,既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人民主体论立场,也凝结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本论观念。　　4.道法自然。　　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作为其主干的儒道两家,都有其显著的自然主义倾向。梁启超先生说:“中国古代思想,敬天畏天,其第一著也。……故人之于天也,敬而畏之,一切思想,皆以此为基焉。”《易传》有“天垂象,圣人则之”的说法。虽然《易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看似要求君子刚健进取,实则是模拟“天”的“刚健”之象的结果。因此,其中依然隐藏着人道顺应天道的基本文化原型。老子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说法,庄子有“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说法。马克思主义不仅以承认并尊重历史的客观逻辑为其基本立场,而且以追求人与自然的矛盾的最后解决为终极目标。同时,它还认为自然界不过是人的“无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这种对人与自然及其关系所作的宏阔理解,同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的基本观念也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和一致性。　　5.辩证思维。　　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哲学,将其思辨的辩证法改造成为实践的辩证法,它的根基就在于人的存在本身的辩证性质。在马克思那里,分工、私有制所造成的阶级关系及其极化,以及阶级关系的实际地超越,成为辩证法的历史表征形式。据有关考证,“一分为二”最早出现在隋代杨上善所作的《黄帝内经》注中,它融合了《老子》的“一生二”和《易传》的“分而为二”的说法。后来到了宋明时期,“一分为二”的内涵又有了进一步的深化,获得了对立统一关系的完整含义。张载提出“一物两体”的思想,进而主张“仇必和而解”。朱熹认为“一分为二”,“节节如此,以至于无穷”。王夫之则在总结前人有关思想的基础上,对“一”与“二”的关系作了较全面的阐释,把“一分为二”同“合二而一”联系起来考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遂成为“对立统一规律”这一辩证法内核的中国式完整表述。　　6.知行合一。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就在于它不再像历史上的哲学那样是书斋里的思想,不再是哲学家大脑中的思辨游戏,而是变成了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人民群众所掌握的强大思想武器。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知行合一”,讲求“实事求是”,讲究“经世致用”。鄙视凌空蹈虚、反对坐而论道,重视起而施行、主张文德武功,乃是中国文化的基本性格和取向。对于中国文化来说,即使是谈玄论道,也一定要落实到现实人生和现世社会。儒家是这样,道家其实也是这样。佛家看似高蹈空玄之境,实则也是拒绝“顽空”和“断灭空”的。佛教中国化之后,被中国本土文化同化为出世与入世相济的信仰形式,追求的也是形而上与形而下的统一。这样的文化偏好,养成的“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验”(章太炎语)。注重经世致用,此正所谓“广大高明而不离乎日用”(陈白沙语)。这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联系实际原则也不谋而合。　　7.真善融合。　　马克思主义承认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其内在的客观逻辑,因为“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它是“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但是,历史过程本身又是由怀有各自目的的个人通过自己的自觉活动创造出来的。因此,“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历史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也就是真与善的统一。其实,中国古代的历史观也是集“求真”与“求善”于一身的。中国的历史观有不同类型,有的强调“五德终始”,有的强调“天命”主宰,有的强调“民意”制约,有的强调“圣人”拯救等等。它们虽然不曾达到唯物史观的高度,但在其承认历史的逻辑必然性上,却与唯物史观具有明显的一致性。在中国传统文化视野中,历史的演进并不是无序和紊乱的,而是有其“定数”。另外,中国古代历史观认为,历史的演化总是表征为一个由恶到善的过渡和发展的过程,所谓“天命靡常,唯德是辅”(《尚书》)；“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左传》)。这也决定了中国人看待历史的视角。中国人审视历史总是有一种道德的眼光。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历史观,固有其“真善统一”的核心理念。它同追求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唯物史观之间,也存在着某种文化意义上的同构关系。　　8.大同理想。　　人类自从有了自我意识,便有了对理想的追求。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和追求。《礼记?礼运》提出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模式,就是这种远景的集中体现。对于理想社会,老子也有所谓“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刻划。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几乎所有对未来社会的描述,都无不体现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关系,充满着富足、安祥、和谐、康泰的人间福乐。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作为“自由王国”,作为“自由人的联合体”,作为“真实的共同体”,乃是实现了个体的人的自由和整个人类自由互为条件,且劳动不再仅仅是作为谋生手段的理想社会,是人摆脱了异己化命运,不再受制于外在的他律支配,从而获得彻底解放和真正自由的社会。“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样的社会理想,必将超出狭隘的地域局限,成为整个人类最终所必将期待的目标。它之所以能够为中国人所接受和认同,除了时代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原因之外,还必然有一个文化上的原因,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社会理念,为其提供了深层铺垫。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带来了双重的建构。早在1938年,毛泽东就指出: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中国的特性当然是由中国的国情塑造而成的,而中国传统文化正是中国国情的文化层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疑要经过广义的“翻译”,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这是它实现本土化的条件。这个过程意味着在形式层面上的跨文化转换。这种转换其实是双向的,不仅马克思主义获得了中国形式,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也获得了当代形式。这无疑是在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之间实现的一种建设性的对话。这种对话的深化和发展,既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的需要,又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一步实现本土化,从而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历史实践的强大精神武器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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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的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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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异中有同、同中有异，这为两者之间的契合与互动提供了可能。通过分析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一致性，给出两者之间亲和的基因，是谓契合；而通过分析两者之间的差异性，从而给出它们之间的互补因素，是谓互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契合与互动，统一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史实践，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契合；互动
马克思主义是在19世纪西欧产生的重大文化结晶，由于它是吸取英、法、德等国家优秀思想成果的产物，并且在法国、前苏联、中国等各个区域均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因此马克思主义汲取了全人类的思想精华，从本质上看没有地域限制、不受民族约束，是极具开放性的人类重大思想成果。虽然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存在民族性距离与时代性差异，但它们都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伟大思想积淀，两者之间一定存在契合性与互动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实践充分证明了两者存在着彼此融合的内在可能性”。以往研究注意它们差别的方面多，而揭示其亲和性的一面较少，现在是应该着重做这方面工作的时候了。因为这项工作，也是提升我们文化自信心的需要，是建构文化强国的需要，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复兴的需要。与此同时，文化的开放性自然地生发出批判精神。开放是对外事外物的肯定，对自身的否定，是虚怀若谷；批判则是对外物的否定，对自身的肯定、用自己的观念去否定别人的观念，为的是超越外物和他人。因而，不同文化之间尤其是两种伟大文化之间，要遵循开放态度和批判精神探究二者的契合与互动，以寻求更真、更美的真理与前途。
2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异中有同、同中有异。两者之间不能简单的以新旧而论，更不能认为中华传统文化已经过时，对其打下封建的标签。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世界上两种伟大的文化成果，它们之间有着很多的同质基因。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背景下，探索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异同，寻求两者之间的契合与互动，成为当前思想领域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西方以宗教为主导的神性文化不同，它建立的是具有社会普世性的生活准则与处世原则，因此具有开放性与容纳性，与之相同，马克思主义建立在各个国家优秀思想集成与变革的基础之上，同样具有开放性与容纳性，这为两种文化的契合提供了基础。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质基因决定了它们之间的契合，主要表现为：第一，二者看待其它文化的态度相一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基石，结合了老庄道家、法家等百家思想，同时又接受了来自外域的佛教文化，因此中华文化是包容性的、开放性的文化体系。与之相同，马克思主义集成了黑格尔、费尔巴哈等多位哲学先贤的思想成果，并且随着时代的进步，不断吸收与容纳世界先进的思想和理论成果，实现自身的充实和发展。第二，二者的致思趋向具有一致性。两种文化都经历了时间的洗礼，并随着时代的演变，按照实践验证一切的态度不断变革、更新自身。即两种文化都认同并遵循“任何真理都需要不断的与时俱进、不断变革，并从实践中获知真理。”比如，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经历不断的曲折与持续变革，从法国大革命的失败到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从前苏联的解体到新中国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马克思主义也不断的清除自身陈腐和僵化的部分，逐渐显露出其内在的精华。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对“实践”至上性和优先性的强调，与追求“知行合一”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第三，二者对经济与道德的关系看法上具有一致性。在经济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上，中国古代先贤即有近于唯物论的观点。《管子》一书的《牧民》《王辅》等篇，在探讨道德生活与经济生活的关系时，就阐发了道德决定于物质生活条件的观点，如“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有名论点。汉代王充在《论衡•问孔》中，引用上面的论点批驳孔子“去食存信”的说法，并在《论衡治期》中解释、发挥了《管子•牧民》中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实践者毛泽东赞同古代唯物主义者的伦理观点，他谈到“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用之者疾，为之者舒，是要垮台的”[2]，呼吁全党重视开源节流，倡导艰苦朴素。第四，二者的历史观具有一致性。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都非常看重历史的演进以及人类文明成果在历史车轮中的不断前进。两种文化都秉承着人类历史与文化结晶不是由某一两个人创造的，而是由整个人类在不断的摸索与积淀中形成的。因此，可以发现中华传统文化没有虚构一个像“耶稣”与“默罕默德”一样的先知与神灵，而是按照普世价值指导着人们的社会生活。马克思主义也秉持无神论观点，其思想反复强调历史是由整个人类去推动的，而不是由某几个人主导的，同样人类文化也是由各个民族、各个群体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一点一滴积聚而成。
3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互动性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同质基因决定了两者之间的亲和力与契合性，而两者由于地域与时代的差距，又有着明显的差异。这种亲和性与差异提供两种文化相契合和互动的基础与前景。正如解放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实践一样，马克思主义只有融入中国国情的实际，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相互动，才能更好的、更有价值的在中国大地上扎根、结果，为中国建立文化强国梦发挥更大的价值。
3.1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早期互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互动发生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从内容上讲，中国优秀的军事文化传统、政治文化传统、哲学和伦理传统、文艺和史学传统，与马克思主义水乳交融，相得益彰；从形式上看，马克思主义博奥精深的理论学说，带上了鲜明活泼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中国大众所喜闻乐见。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早期际遇比较，30年代以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自觉地卓有成效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有机地融为一体，找到了二者众多的结合点面，创造了许多具体的互动融合方式。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和方法批判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用实践经验去鉴别检验传统文化的实用性和有效性，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从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铸造出毛泽东思想的新体系。
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互动的价值也可从反面印证。陈独秀在宣扬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却全盘否定了传统文化的价值。他虽然看到了宇宙、社会、民族的运动、发展，也看到了新旧事物之间的竞争发展的源泉、动力，但把新旧文化的斗争绝对化，只看到二者之间的冲突性，看不到或不承认新旧之间存化着同一性、继承性。他认为，“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俘之余地。吾人只得任取其一”。陈独秀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互动与融合，看作“文化史上不幸的现象，是人类惰性的作用”。显然，他把新旧之间的互动与代谢，看成对旧文化全盘彻底的否定，而不是包含着肯定的辩证的否定，因此也注定了无法将马克思主义落实到中国革命历史实践之中。
3.2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互动经过几千年的积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价值愈发醇厚与永恒。比如，随着科学管理日益受到重视，人们开始发掘开采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宝贵遗产。日本人却比中国人更早地开始了这项工作。日本企业管理家从《孙子兵法》中发现了许多甚合于现代管理之道的精华。另外，中国的科学技术曾经在世界上名列前茅。随着现代科学日益转向综合研究，日益重视揭示世界的整体规律、横向联系，中国古典的富有综合性、整体化的科学思想，日益受到西方科学家的重视。马克思主义代表着最先进的生产力，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具有了进一步的互动空间。除此之外，马克思主义伦理道德的基本原理和准则是在吸收人类优秀伦理道德的基础上形成的，源于传统，又高于传统。它像百川汇成的大海，不拒细流。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积淀了极丰富、可贵的伦理遗产，是马克思主义伦理中国化的肥土沃壤。马克思主义伦理道德体系，以共产主义道德为核心，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石，科学地揭示了道德的起源、本质、作用和发展规律。新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伦理的基本学说作为框架和核心，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形成的优秀伦理传统――诸如天人合一、仁者爱人、民为邦本等思想资源――充实进来，以改造、升华，从人生观、国家观、人性、动机与效果、作风、品质、修养、家庭观诸方面找到了二者的交融点面或结合部，建筑起了“八荣八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严以用权、严以修身、严以律己”等社会主义新形势下的伦理、治党、用人思想大厦。因此，基于马克思主义本质上的开放精神，与伟大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契合与互动，将会结出更伟大的文化成果。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验证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性与互动性。两者之间能够实现积极的、建设性的互相促进，它们既互为中介，又相互改变。通过分析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一致性，给出两者之间亲和的基因与契合的路径；而两者之间的差异性，提供了二者发展的互补因素和互动空间。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均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积淀起来的伟大结晶，实现两者之间的契合与互动，才能提升我国的文化自信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参考文献：
[1]许青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统文化渊源及其实现路径[J].求索，2009，(07)：65-67.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3]黄凯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互动融合[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08)：65-70+87.
作者：谢伟光 单位：鲁迅美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的契合责任编辑：杨雪&&&&阅读：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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