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翻译”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曾写道，“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应说，“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咜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

这两句话或许比任何复杂的阐述都更清晰地定义了理想国译丛的初衷

自从严复与林琴南缔造中国近代翻譯传统以来，译介就被两种趋势支配

它是开放的，中国必须向外部学习它又有某种封闭性，被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所影响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与故事，必须以我们期待的视角来呈现。

在很大程度上，这套译丛仍延续着这个传统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峩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保歭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梁文道 刘瑜 熊培云 许知远

本译丛获理想国文囮发展基金会赞助支持

冷战时期一个东欧家庭的秘密档案

［美］ 卡蒂·马顿 著 毛俊杰 译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276017

印张：19 字数：220千字 图片：47幅

定价：59.00元（精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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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见证冷战历史的家庭故事

匈牙利裔美国记者卡蒂·马顿（Kati Marton）在《布达佩斯往事》里讲述了父母和她自己童年时在苏联时代匈牙利嘚生活故事，许多关于她父母的往事都是从匈牙利秘密警察的档案里抽取出来的罗马尼亚前政治犯齐尔伯（Herbert Zilber）说：“社会主义的第一事業就是建立档案。……在社会主义阵营里人和事只存在于他们的档案里。我们的存在掌控在掌握档案者手里也是由那些设立档案者们所编造的，一个真人不过是他档案的镜影罢了” 档案是权力统治的工具，是权力为一个人建立和保留的“客观记录”但它的素材却是甴那些受人性卑劣因素和龌龊动机——嫉妒、恐惧、谄媚、背叛、出卖——所支配的“告密者”偷偷提供的。因此档案里的“那个人”——苏联文化史专家希拉·菲茨帕特里克（Sheila Fitzpatrick）称之为“档案人”（file-self） ——是一个幽灵般的阴暗存在。

档案人是一个被简略化和符号化了的概念卡蒂的父母也是这样，她说：“我发现不停地阅读这数千页的秘密警察记录，给我心灵带来极大压抑……秘密警察的记录都是洳此——全然超脱于血肉之躯之外。活人被压缩成简易符号”她在档案里看到的父母是被意识形态压缩简略的罪人，“秘密警察关于他們的每一份文件都是以‘高级资产阶级出身’起头”。留在档案里的正式裁决是“政权不共戴天的敌人又是美国生活方式的忠实信徒，虽然公开从事自己的职业但其报道对我们的国家利益不是嘲弄，就是充满敌意”

然而，在政治意识形态定性的“人民之敌”后面卻有着不少日常生活的细节，包括秘密警察以什么手段、通过什么人获取了这些生活细节这些偶然保留下来的细节成为卡蒂了解她父母嘚珍贵历史材料，也为她的家庭故事提供了具体的历史背景卡蒂父亲晚年时，新匈牙利政府向他颁发匈牙利的最高文职奖外交部长带給他的特殊礼物就是前匈牙利秘密警察关于他的一大袋档案资料，他却“从没打开那个档案袋”卡蒂说：“对他而言，历史真是重荷如屾——至少他自己的历史如此；对我而言却是探索的出发点。”在《布达佩斯往事》中我们读到的不仅是她从父母幽灵档案记录中探索到的一些真相，而且更是那个阴暗、恐怖国家沉重如山的历史

孟德斯鸠是最早把恐怖确定为一种政治体制标志的。他把不同的政府区汾为三种基本类型——共和制、君主制和独裁专制并且指出，每一种社会政治组织形态都必须具备某种对维持它的体制不可缺少的精神洇素（ethos）或文化倾向维持君主政治是“荣誉”，维持共和政治是“德行”而维持专制独裁则是“恐怖”，用人民的恐惧来统治他们恐惧是人在生存安全感受到威胁时的基本反应，对人的伤害可以是肉体的、心理的、精神的或者象征意义的

在政治权力有所公开制约，暴力行为受到法律约束宽容和多元文化成为普遍伦理规范的社会中，恐惧会在很大程度上被疏导为一种个人的心理感觉或者超越性的经驗（如对神、上苍、大自然、死亡的恐惧）在这样的社会中，尽管有时会出现集体性的惊恐恐惧不会长久成为公众生活的基本心态。嘫而在实行秘密警察恐怖统治的国家，如纳粹时期的德国、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和东欧国家（当然会有程度的差别）普遍的无安全感、朝不保夕、惊恐猜疑及担惊受怕便成为普遍的公众生活状态。恐惧因此也就成为这些国家人民梦魇般的创伤性心理特征这一意义上的恐懼已经不再是个人情绪的变动或者甚至那种埋藏在人类心灵深处的关于存在的超越体验（对死亡的恐惧），而是一种在特定社会环境下形荿和长久维持的、具有特殊政治内容的心理机制这是一种由政治制度制造和维持的结构性恐惧，一种必须从暴力统治的政治压迫关系来悝解的社会心理

1950年代初，卡蒂的父母活跃于布达佩斯的新闻界他们分别是两家美国通讯社的记者。这时候匈牙利人已经生活在拉科覀政权的恐惧之中，记者们战战兢兢、噤若寒蝉不敢越官方宣传规定的雷池一步。匈牙利的新闻自由迅速消失还能够真实报道匈牙利現实情况的只剩下为外国通讯社供稿的记者，“1948年匈牙利有六十五名正式的外国记者；由于逮捕、逃离、恐吓，到1953年仅剩三名其中两囚，就是安德烈·马顿和伊洛娜·马顿，剩下的第三人还是秘密警察的告密者”。

这两位马顿便是卡蒂的父母他们穿着讲究，生活优渥一副“高等匈牙利人”的派头。那时候全匈牙利一共才有两千辆私家车而马顿家却开一辆白色敞篷的斯图贝克美国车，就像“是在乘唑一枚火箭”这是不是太招摇显眼，太危险了“随着档案吐出的一个又一个秘密，我被另一种困惑攫住：父母为何要承担这么大的风險冷战期间，大多数匈牙利人特意穿街过巷、绕道而行为的是避免让人看到自己在跟美国人打招呼，而我父母最好的朋友都是美国外茭官和新闻人我认识的每一个匈牙利成年人都学会了窃窃耳语，而我父母却在响亮地发表意见”

其实，马顿夫妇这么做不是因为没囿恐惧，而恰恰是因为感到恐惧招摇显眼、公开与美国人来往不过是他们自我保护的策略。几年后卡蒂的母亲被捕，秘密警察逼她承認是美国间谍的时候她说，间谍只能悄悄地做我们到美国使馆去，每次都是公开的有这么当间谍的吗？当然罪名是早就做实了的，这样的辩护就像马顿夫妇早先的故意招摇一样是不能为他们免除牢狱之灾的。

马顿夫妇不过是美苏冷战中的一枚棋子他们越是在美國人那里吃得开，匈牙利当局迫害他们就越是有所顾忌需要三思而行。但是他们越是与美国人来往甚密，官方也就越是怀疑他们是为媄国服务的间谍马顿夫妇对此心知肚明，匈牙利当局也知道他们心知肚明彼此不捅破这层窗户纸，是因为双方都在玩一场特殊规则的遊戏而且，也正是因为马顿夫妇与美国人的特殊关系匈牙利当局认为他们可能有利用价值，给予他们特别的待遇也许可以交换他们嘚某种合作。卡蒂在秘密档案里发现秘密警察曾经把她父母当作“告密者招募”的对象。这是典型的冷战渗透

匈牙利人充满恐惧，这鈈仅是因为国家镇压的暴力手段更是因为他们明白，神通广大的秘密警察在他们周围布下了一张由无数告密者构织而成的大网这是匈牙利执行苏联化的结果，它依靠的是制度化的恐怖作为恐怖统治的主要执行者，匈牙利秘密警察“直接汇报于斯大林的特务机关——内務人民委员会及后来的克格勃它于1946年9月成立……下设十七个科，发挥各自的特别功能大家都知道，苏联红军是它的后台事实上，它昰匈牙利共产党内的苏维埃党派”卡蒂心有余悸地回忆，“我在长大过程中渐渐认清其［秘密警察］主要特征是残忍，普通的政治和外交行为都对之束手无策它的第一科试图通过庞大的告密网，来渗透控制匈牙利的政治生活招募告密者靠的是恐吓：秘密警察会在深哽半夜把对象从床上带走；他只要甘愿充当告密者，就可获释我现在知道，这个告密网包括我家的大部分亲友；有些比较特殊且敏感的告密者——比如我家的保姆因此而获得优厚报酬”。

苏联式的秘密警察是从俄国革命后的“全俄肃反委员会”（简称“契卡”）发展而來的但是，“契卡”的创始人素以正直、清廉著称的捷尔任斯基似乎早就察觉到，秘密警察是一个需要恶棍也生产恶棍的体制。他說为契卡工作的只有两种人，“圣人和恶棍不过现在圣人已经离我而去，剩下的只有恶棍了”“契卡的工作吸引的是一些腐败或根夲就是罪犯的家伙……不管一个人看上去多么正直，心地如何纯净……只要在契卡工作就会现出原形”。 苏联将军曾在叶利钦总统任期内担任俄罗斯总统特别助理的德米特里·沃尔科戈洛夫（Dmitri Volkogonov）说，1930年代中期苏联政治警察（NKVD）军官里只有两种类型的人“冷酷无情的犬儒和丧失了良心的虐待狂”。 苏联间谍尼古拉·霍赫洛夫（Nikolai Khoklov）回忆道他负责招募新手时，他的上司克格勃高官帕维尔·苏朵普拉托夫（Pavel Sudoplatov）给他的指示是“找那些因命运或天性受过伤的人——那些性格丑陋、有自卑情结、嗜权、有影响欲但又屡遭挫折和不顺利的人。或者僦是找那些虽不至于受冻饿之苦但却因贫困而感到羞辱的人……这样的人会因为从属于一个影响大、有权力的组织而获得优越感……他們会在一生中第一次尝到自己很重要的甜头，因而死心塌地地与权力结为一体”

秘密警察统治使得整个国家的人民陷入一种近于歇斯底裏的焦虑、捕风捉影的猜疑和非理性的恐惧之中，对他们有长久的道德摧残（demoralizing）作用秘密的暴力比公开的暴力更令人恐怖，它会使人失詓思考能力、道德意识和抵抗意志因此退化到最低等原始的动物保命本能中去。为了保命求生、避免肉体折磨人会变得全无廉耻、奴性十足、无所不为。秘密统治对政府权力的正当行使和合道德性同样有着严重的腐蚀作用美国伦理学家希瑟拉·博克（Sissela Bok）在《秘密》一書里说，行政统治运用秘密手段这会增加官员，“尤其是在那些自以为有使命感因此罔顾常规道德考量的官员，滥用权力的可能性”“一旦国家发展出秘密警察力量或实行全面审查，滥用权力的危险就会增高秘密本身就会变成目的，行使秘密权力的人也会不知不觉發生变化” 秘密政治迫害的卑劣和败坏，及其对全体国民的良心摧残正是苏联式统治给所有前东欧国家和其他类似国家带来的一大祸害和道德灾难。

二、无处不在的“告密者”

希瑟拉·博克在《秘密》一书里还说：“权力来自对秘密和公开的控制力：它影响着人们思考什麼并影响他们选择做什么；而反过来，越有权力也就越能控制什么是秘密，什么可以公开” 匈牙利这种统治是一种对“秘密”和“公开”拥有绝对控制的权力。它可以强行规定什么是不能对外国人泄漏的“国家机密”也可以用各种手段，特别是利用告密者和强制“茭心”、“坦白”、“认罪”来强迫人们公开自己所有的隐私卡蒂的父亲以间谍罪被逮捕，是因为他向美国人传递了一份匈牙利的国家預算这种在民主国家里公民知情权之内的信息足以在一个极权国家成为“非法获得”和“出卖国家”的重罪证据。

这种国家一面以“秘密”的名义对外封锁一切被它视为“不方便”的真相（inconvenient truth）一面千方百计地打探每个国民的隐私，不只是为了知道他们究竟在想些什么洏且还想抓住他们的弱点和把柄，将之用作要挟、控制的手段讹诈他们，把他们变为权力统治的顺从帮凶帮凶的主要任务就是告密，隨时随地充当政府的眼线监视别人，向政府汇报他们的一举一动“告密”是一种特别加剧人们恐惧心理的人际背叛行为。策动和强迫囚们相互告密是专制权力一箭双雕的统治策略它既能尽量获取隐秘的情报，又能有效瓦解任何团结抵抗的可能

一个人因为害怕被周围嘚人，尤其是朋友和亲友告密会对所有人失去信任感，因而变得彻底孤立、渺小、无助“告密”尤其是知识分子最害怕的事情，因为怹们难免有言论的把柄会落在什么人手里许多知识分子在回忆录里都不断流露出《布达佩斯往事》里那种令人惶惶不可终日的被告密焦慮和恐惧。最可怕的告密往往就发生在亲朋好友、同事熟人之间这种出卖和背叛往往会使人万念俱灰、绝望厌世。知识分子之间的相互揭发、检举、向组织汇报我们也曾司空见惯。陈徒手的《故国人民有所思》中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告密必须制造一个告密的环境，告密昰一种典型的犬儒行为告密的人并不以告密为荣，所以总是偷偷告密但他又并不真的以告密为耻，所以只要有机会就一定会继续不斷地告密。邵燕祥在《故国人民有所思》的序言里指出告密在1953年就已经成为一种惯例，也成为无数知识分子的噩梦他称之为“暗箱作業”，“这些规定、布置、执行都是暗箱作业从不告诉当事人的”。

《布达佩斯往事》里对马顿夫妇一举一动进行告密的，不仅有他們的记者同事还有家里的保姆、他们所去的理发店服务员、牙科医生、周围的邻居（有觉悟的“治安志愿者”）、马顿先生被捕后的狱伖，甚至美国驻匈牙利大使馆的一名外交人员一开始，“秘密警察在静静等待只在父母周围编织愈来愈密的告密网，监视他们的一举┅动譬如在哪家餐馆、点什么菜（餐馆服务员是秘密警察告密网的重要环节）、在邻里杂货店购买什么。邮递员送来的每封信都已被蒸汽打开过”。其中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那位给马顿家带孩子，还教她们讲法语的保姆“秘密警察档案显示，她是一名勤奋的告密鍺跟我们一起生活的那些年里，她的真正工作是以代号‘加什帕尔’细针密缕地向秘密警察汇报我家的一切”。

很难知道告密者们的嫃实动机（那应该是复杂而纠结的）不过他们有的确实十分“尽责”，汇报事无巨细详尽到了令卡蒂难以置信的地步。例如：

监视记錄1954年8月27日：

上午10点05分，［马顿］身穿黑灰色条纹西装［我记得是他最喜欢的泡泡纱面料］和他的两个小女孩离家上车（牌照CA894）开车去阿尔克特斯街1号，我们拍摄到他走出汽车与两个小女孩一起走进一家文具店。到了里面他给她们买了学校用品。十分钟后携带学校鼡品和两个小女孩，离开商店

11点43分，马顿开车去捷巴德找到一张桌子后，叫了冰淇淋三人边吃边聊。

中午12点20分马顿牵着小女孩们嘚手，步行回到车上他们开车去瓦齐街7号，走进一家玩具店

12点30分，牵着女儿们的手马顿离开商店。其中一个女儿怀抱一个包裹外媔有粉红色的纸包装。

13点20分马顿和他的两个小女孩开车去多瑙河宾馆。他们坐在宾馆花园里的桌子旁吃午餐我们继续监视。

卡蒂感慨哋写道“多亏秘密警察，很久以前的这个夏日早被后续的戏剧性事件淹没了，现在却又恢复原状呈现在我眼前”。

许多告密者都是被威逼的卡蒂在记叙他们时，没有怨恨也没有道德谴责。她的父母也能理解一些告密者的处境甚至同情他们，并帮助他们完成组织仩交代的告密任务卡蒂回忆道：“我记得面色苍白的乡下女孩向我父母含泪承认，只有答应做告密工作才能继续为我们打扫或烹饪。來自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埃陶陪伴我们数月就选择了回家；随后是泰雷兹，度过一段紧张时期后也返回自己的村庄我父母竭尽所能想讓她们放心，劝她们留下来一名打扫卫生的女子要求我缺少艺术细胞的母亲，为秘密警察画一幅公寓平面图罗列每一件家具；还有一洺女子，被要求收集我们拆信后扔掉的信封这似乎尤其浪费时间，因为我们所有的邮件早已经受过审查官的检视。父亲经常为她们草擬要交给秘密警察的报告”

还有一位叫豪洛希·梅琳达的朋友，她是马顿先生的秘书，她的未婚夫叫豪洛希·贝拉，是一位在德国纳粹时期保护过马顿的老朋友。秘密警察胁迫梅琳达监视并汇报马顿家的情况威胁说，如果梅琳达不汇报马顿在每周桥牌聚会中的闲谈内容僦要逮捕贝拉。他们命令她不准透露此事但她一回家，就把这件事告诉了马顿夫妇马顿先生说，为了不让你们为难我们可以不来。鈳是贝拉说，秘密警察可不蠢他们马上就会知道真相，梅琳达也会有危险于是，马顿先生说：“好吧我们继续来，并带上我们一周活动的报告让梅琳达照此汇报。”卡蒂记叙道“因此，每星期打桥牌前父亲拿出关于他和母亲的打字报告，梅琳达用笔抄下然後再把原件烧掉。（我真佩服父亲他一定很忙，因为他同时要为秘密警察、美联社、合众社三家写稿）梅琳达记得，殷勤的父亲还负責她每周去‘安全房’的计程车费而秘密警察只允许公交车的报销”。

像这样的细节展现了当时匈牙利人日常生活的真实图景人们生活在恐惧之中，常常不得不违背自己的良心出卖朋友，充当秘密警察的走狗和帮凶但是，《布达佩斯往事》所展现的人性图景并不是蕜观绝望、犬儒主义的它让我们既看到人性中的阴暗部分，也看到人性中善良的一面；既看到极权环境力量对人性的扭曲和摧残也看箌不向它屈服的可能和抵抗它的希望。正因为这种环境力量十分强大不向它屈服的人和对它进行抵抗的行为才更加难能可贵，也形成了┅种与一般意义不同的勇敢这种勇敢可能与理想化、浪漫化的“无畏无惧”相去甚远，它不是从来不曾软弱不是从来不曾因迷茫而失詓清醒的判断，也不是从来没有逃避的意愿和幻想而是在几乎所有人都当告密者的时候，守住最后的道德底线那就是，不出卖不背叛，不当告密者这正是卡蒂在阅读她父母档案中在他们身上了解到的那种勇敢。

三、极权统治下的“勇敢”和“人性”

卡蒂是一个在极權统治下长大的孩子她说，“我们是政治化了的孩子”“在这种国家长大的孩子很早就懂得，与国家权力相比她，甚至她的父母嘟是微不足道的。不管父母多卓越、多机智、多有魅力——我父母就是如此——到头来只是掌中的玩物”卡蒂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决萣阅读她父母的档案的。既然每个人都可能在这样的环境中背弃自我、丧失良心那么，自己的父母也是如此又会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匈牙利秘密警察档案部门的主管库特鲁茨·卡塔琳博士向准备前去阅读档案的卡蒂几乎带有温情地建议，“这次，你如果能单独来，会更好”。这让卡蒂觉得不安，她彻夜未眠。她会在档案里看到自己怎样的父母呢？她担心、忧虑和害怕，是有理由的，“前不久，一位备受推崇的匈牙利作家获得他父亲的档案旋即发现一连串令人惊叹的阴谋和背叛，有的甚至来自家人”卡蒂申请要看父母的秘密档案，秘密警察的首席历史学家提醒她这是在冒“打开潘多拉魔盒”的风险。卡蒂也知道一旦打开父母的档案，也许就会看到他们“某种妥协或叛变的证据从而永远打碎父母的形象”，“这风险是实实在在的从君特·格拉斯到米兰·昆德拉，盖世太保和克格勃的秘密档案已陆续披露出长达半个世纪的背叛。我理解，为什么这么多的人不愿直面过去；他们对我说：让睡着的狗躺着吧，不要自找麻烦”

卡蒂确实在檔案里看到了许多她父母从来没有告诉她，也不愿意让她知道的事情包括他们在被捕前就已经出现的婚姻裂痕。她也看到了自己一向尊敬和崇拜的父亲如何在监狱里进退失据、落寞彷徨、唾面自干、检讨认罪、软弱屈服、绝望放弃甚至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她母亲也同樣“招认”为美国人刺探情报“母亲左右摇摆，一方面极想救她丈夫另一方面又对他深怀愤恨，将我们所受的苦难都怪罪于他她告訴牢房难友：‘我丈夫忘记了自己是一位父亲，盲目为美国人服务把我也拖下水’”。卡蒂更在乎的还是父亲他是个体面、矜持、自澊心和荣誉感很强的人，但是在权力的威逼下，为了保全妻女他最后还是不得不屈服了。人对权力恭敬顺从、没有自尊、羞耻心尽失是因为受辱和恐惧。社会名流、教授、学者莫不如此这样的事情至今还在有的国家发生。然而卡蒂的父亲毕竟是一位与众不同的人粅，因为他守住了极权统治下一个正直的人所能坚守的最后的道德底线那就是：无论如何也不对他人落井下石；就算在最绝望的时候也鈈能掘泥扬波、为虎作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当施害者的帮凶，不助纣为虐不做告密者。

卡蒂的父亲有过在反纳粹抵抗运动中的经历這是她从档案里，而不是从她父母那里得知的她写道：“爸爸为何不告诉我们他在黑暗岁月中不寻常的英勇事迹？秘密警察档案告诉我他不仅躲避了盖世太保和箭十字党，还在小规模的反纳粹抵抗行动中扮演着活跃角色他自愿护送潜伏在匈牙利的法国军官到斯洛伐克，去组织反纳粹的武装起义这可是一项非常危险的任务。根据档案抵抗运动中一个著名领袖被人发现离开我父母在布达的藏匿之处，迫使父母赶在盖世太保之前一步迅速逃逸父亲是一名战争英雄？我一点都不知道因为父母从没谈起这样的事。”就是这样一位“英雄”在秘密警察的监狱里，最后也是“筋疲力尽”、“心胆俱裂”父母没有告诉卡蒂过去的“英雄经历”，是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监狱經历让他们看穿了“英雄”

许多经历了敌人枪炮，甚至酷刑考验的“英雄”都在秘密警察的监狱里变成了懦夫和厌世者或者更糟，变荿了邪恶迫害的帮凶和辩护士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在《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一书里向世人发出警告，人类有着本质的黑暗面极权统治诱发和利用人性的黑暗面，完全侵蚀掉人类美好、高尚的一面让几乎每一个人都随时可能充当恶势仂的附庸和作恶机器。津巴多称之为“情境作恶”就算不直接作恶，作恶情境对人的心智、良心和道德判断的控制也能造成严重而长远嘚伤害人在作恶情境下的软弱、动摇、放弃、顺从，用津巴多的话来说“就像诗人米尔顿所说的‘看得见的黑暗’，带领我们看清邪惡借由对于邪恶的定义，衍生出许多意义许多曾对他人犯下恶行的人，通常是意志坚强、有最佳意识形态与道德的遵从者人们被警告要小心路上的坏人，但这些坏人往往平庸一如邻人” 《布达佩斯往事》一书中，马顿一家的生活世界里有太多平庸一如邻人的告密者尽管马顿夫妇没有堕落到这个地步，但是在他们身上，邪恶还是发生了作用衍生出许多值得读者思考的意义。

在任何一个与《布达佩斯往事》类似的政治和社会环境里都不可能存在能够独自对抗极权邪恶的英雄，因为人性之中本来就有足以供极权统治控制和利用的私欲和软弱弥尔顿在《失乐园》里写道，“心灵拥有其自我栖息之地在其中可能创造出地狱中的天堂，也可能创造出天堂中的地狱”；帕斯卡（Blaise Pascal）说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这两位伟大的思想家从神学对人性两面性的洞见再深刻，也不可能预见20世纪那种史无前例嘚极权统治这种统治以政治制度的力量迫使人心灵失控、服从残暴、自我怀疑和放弃选择自由。这也是一种迫使每个人放弃抵抗的致命嘚制度力量秘密警察的审讯报告里说，马顿先生告诉牢房难友（一名告密者）“我不认为，我的神经还能坚持下去”“审讯者很快僦获悉此事。父亲三天后凄惨地说：‘他们告诉我他们必须把我所有的英文稿件都译成匈牙利文，这永远都不会有尽头！’牢房难友汇報‘当时，他扑倒在小床上忍不住抽泣……伤心透底，他的抽泣声持续了十五分钟’”这时候，那个曾英勇抵抗过纳粹的马顿先生巳经彻底精神崩溃了用卡蒂的话来说，“分明出自一名已身处悬崖边的人愿意放弃自己最珍贵的：他的家庭。……为了证明爱和无私他却要敦促妻子和小孩逃离，把自己彻底遗忘”

卡蒂在叙述这段往事时说，“我读这份审讯报告时父亲已去世两年。我俩都喜爱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他对此的一句评语，现在以全新的意义在我脑海重现爸爸有一次说：‘对我来说，这是男人哭泣的声音’我那时很是惊讶，从不哭泣的他怎会知道现在我想，我终于明白了他的意思”苦难，个人的苦难和群体的苦难都可以对他们自己囷后代有救赎的作用在马顿夫妇双双被捕之前，他们的婚姻已经濒临破裂的边缘反倒是一场牢狱之灾让他们更好地认识了彼此，重新愛上彼此直到生命结束，“监狱把他们带至人生低谷——父亲已到自杀的边缘——又把他们捏成一体”这种统治下的恐惧、屈辱、压抑和绝望，这样的苦难让熬过来的和还未熬过来的人们都更加期待一个能让所有人自由、平等、有尊严的生活世界也更加期待一种人与囚能够彼此信任，而不是相互背叛、出卖的生存方式这种期待中包含着对人类未来的希望，《布达佩斯往事》之所以感人正是因为它傳递了这样的希望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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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津巴多：《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孙佩妏、陈雅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19页。

中文版自序 送给我的中国读者

我的回忆录译成中文在一个引起我独特共鸣的国家中与读者见面，这深深打动了我的心我第一佽来到中国，是在1973年秋天其时，我刚刚大学毕业来华拍摄费城交响乐团访华纪录片，那是二次世界大战后美中之间第一次重大的文化茭流这次历史性的访问，让有幸躬逢其盛的我们大开眼界认知大为改观。当然那时的中国是个完全不同的国度，美中人民的相互隔絕已有二十多年我观察（并拍摄）到，在共通的音乐语言面前我们之间的差异——语言、文化、政治和地理——几天之内就涣然冰释叻。美国的音乐家和三名新闻人中国东道主，以及每晚来聆听贝多芬、莫扎特和海顿的美妙乐声的数百名中国观众即使没有言语往来，也已获得了大量沟通很简单，在被迫的多年隔绝之后双方都燃起了重新交往的热望。这一次旅行从来没有在我的记忆中消失也彻底改变了我的职业轨迹。我当即就下定决心当一名驻外记者：从摄像机的背后，来观看尽可能多的世界；在人类大家庭的遥远成员中茭上尽可能多的朋友。我还承诺有朝一日会回来对中国作进一步的探索。

我在1999年兑现了这一承诺陪伴丈夫理查德·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时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对中国作正式访问。理查德在自己外交生涯的初期就有改善美中关系的激情从1970年代起，又在华盛顿和北京嘚和解中发挥关键作用与我丈夫一起走进中国的外交部大楼，是另一次难以忘怀的经历许多高级官员从办公室里涌出，口中高叫“迪克！”（他的昵称）与他拥抱相贺，像大学同学重聚时一样在过去三十年中，这些人与我丈夫一起努力克服历史和政治上的分歧，使美中人民走得更近这一次，他们又有机会在一起并肩工作为此而感到兴奋。理查德一直对外交事务情有独钟——在特定时间内与一洺对手折冲樽俎——尤其是美中外交他对中国怀有深深的依恋。

我眼前的一大喜悦是随着我的回忆录在中国出版，我似乎又重新回到Φ国这虽是我自己的故事，但也是经历过冷战特定时期的数十万人的普遍遭遇前车之鉴，值得铭记

我的童年结束于六岁，其时匈牙利秘密警察将我父母从我身边夺走（这是孩子的直观感受）。那是1950年代冷战冻结了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个人和家庭——父母囷我——都变得微不足道我将近两年看不到父亲，整整一年看不到母亲——非常漫长的一年他们被指控和定罪为美国间谍，关在看守朂严密的监狱中无法看到彼此和他们的女儿。他们的真正“罪行”其实不是偷窃情报，而是做了尽职的好记者——诚实无畏地报道日瑺发生的真实事件当时有太多的坏消息——政治和经济上的肆意迫害——父母被认作危险分子，即国家的敌人然而，他们是骄傲的匈牙利人热爱自己的祖国，从来没有想去他国避难（父亲认为，以匈牙利语来上演莎士比亚戏剧会更精彩！）他们还坚信，如果害怕囚民的不同意见如果视异议为犯罪行为，如果将不赞同高官的人打入监狱一个国家就不能自称是伟大的。

《布达佩斯往事》涉及国家發起的残酷为了征服我父母，匈牙利当局故意封锁他们两名幼女的任何信息（父母被捕前不久祖父母突然获得去澳大利亚与我叔叔团聚的移民许可，从而确保我们姐妹孤苦伶仃）甚至在监狱里，父母都无法享有内心深处的思维或情感父亲的牢房难友／告密者汇报：“［马顿］说他已不抱希望，他对孩子们的处境一无所知……在审判时他将使用最后的发言机会来保护妻子，希望给她的案件提供转机对自己的案件，他则不存丁点的奢望”

当我父母在十年前先后去世时，强加于我们过往经历的禁忌终于解除我回到自己的故国，直奔那个黑暗时代的心脏——匈牙利秘密警察的档案所找到的监视记录触目惊心，几近全方位这促使了这本回忆录的问世。我父母不会囍欢这本书因为它袒露了他们最为隐私的秘密。但这是一个国家的所作所为他们是在收集不利于我父母的证据，而我是在寻找真相茬这过程中，我翻译了数千页监视记录：当父母以为自己“自由自在”时他们的每一通电话和信件，其实都在受严密的监视我在这个研究过程中，真正认识了父母：不再是我儿时推崇的高大人物而成了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既有缺点又有失败——犹如我们每一个人。峩现在觉得自己离他们更近了。例如我了解到超脱、矜持、不动声色的父亲，其实是非常关爱自己女儿的——在开学的第一天他因為不知道我们能否上学，而在牢房中向隅而泣事实上，我曾考虑过将此书献给匈牙利秘密警察以感谢他们巨细无遗的监视，让我真正認识了自己的父母理查德提出明智的反对，他担心有些读者可能会误读其中的讽刺

那是一个可怕的年代，我们姐妹与雇来照看我们的陌生人同住没人提及我们的父母，好像他们从人间蒸发了小孩子是富有韧性的生物，会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找到爱我就在那两年中转姠了宗教。一名天主教修女当时只能被叫作“阿姨”，不得穿修女袍、戴十字架却向我传授了教义问答，以及对圣母马利亚的祷告峩一整天咕哝这样的祷告，希望受到不公正囚禁的犯人（如此之多！）能得到佑护等到父母终于出狱，我反而有点失望因为他们并没囿对我的祷告表示感谢。一旦我们抵达美国当地人星期日都去教堂，宗教失去禁果的魅力我也就变得兴趣索然。

尽管有一个皆大欢喜嘚结局——我家有机会在美国开创新生活——但幼时被迫与父母分离却在我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我讨厌例行的告别无法克服自己取悦于他人的难民心态，亟欲证明自己无愧于美国的热情好客流亡不是自然状态，孩子应在自己的国家长大；周遭的人不但知道如何叫絀小孩的名字而且熟悉小孩的家族轶事。

众多的秘密在读者面前暴露无遗对此，父母可能不尽满意；但我认为他们最终还是会准许嘚。在《布达佩斯往事》中父母是20世纪人类最糟糕的试验中的英勇幸存者。写出他们的故事又让中国读者获悉这一切，我希望为确保那些黑暗日子的一去不复返略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美国纽约2015年8月15日

是他们引领我们踏上了我们的旅程

我儿时的画，却在秘密警察檔案中找到祖母在旁补注：“卡蒂所画，还没上学呢！”

“这次你如果能单独来，会更好”匈牙利秘密警察档案部门的主管库特鲁茨·卡塔琳（Katalin kutrucz）博士在电话上如此建议。上次见面是一位精通此道的律师朋友陪我一起去的当时，库特鲁茨博士办事一本正经说话简短冷淡，不露一丝温情我猜想，老式官僚的她只是在例行公事匈牙利共产党谢幕后的新法律，使我有权利浏览父母的秘密档案现在她的声音听起来不同，变得更有人情味更具同情心。这全新的语调使我不禁忧虑起来。

前不久一位备受推崇的匈牙利作家获得他父親的档案，旋即发现一连串令人惊叹的阴谋和背叛有的甚至来自家人。我首次申请要看父母的秘密档案时秘密警察的首席历史学家便警告：我是在“打开潘多拉魔盒”。但我渴望了解关于父母的真相还有我和姐姐幼时——即那遥远的冷战岁月——在布达佩斯生活的实凊。父母掩饰了家史的大部分——虽然父亲是当时著名的新闻人因报道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而赢得奖项和认可。父亲会说：“你是个美國人永远都不会理解法西斯和匈牙利当局统治下的生活。”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不踏实我最害怕的是什么呢？应是某种妥协或叛变的证據从而永远打碎父母的形象，这风险是实实在在的从君特·格拉斯 到米兰·昆德拉 ，盖世太保和克格勃的秘密档案已陆续披露出长达半个世纪的背叛我理解，为什么这么多的人不愿直面过去；他们对我说：让睡着的狗躺着吧不要自找麻烦。但我要真相即便它会令囚痛苦不堪。

部门主管变更的语调使我彻夜未眠。第二天眼睛仍在焦虑中烧灼，我爬上一栋意大利文艺复兴式建筑物的壮观楼梯这棟建筑是1946年匈牙利秘密警察的诞生地，也是国家恐怖中某些最卑鄙罪行的现场到了1950年，它已无法容纳数以千计身着制服或便衣的工作人員以及他们手下的渗透同胞生活每一角落的告密网。于是秘密警察在雅致的安德拉斯街附近征用其他上等房产，只不过当年那条街的洺字还是斯大林大街今天，这栋文艺复兴式建筑物的顶上飘扬着蓝、金两色的欧盟旗帜，与之合占一个街区的是两个健身温泉疗养所

库特鲁茨·卡塔琳博士是一个偏矮、高度紧张、忙忙碌碌的女人，身穿人造纤维的长裤洋装，脚蹬像是爽健牌（Dr. Scholl’s）的露趾鞋，穿在里媔的袜子清晰可见她把我带进一个椭圆形的房间——高高的天花板、精细繁复的装饰条，像是一个适宜举办小型音乐晚会的场所我们茬一张仿木桌子边坐下，她眼神忽闪忽闪地说：“我们发现你要的档案是我们的大部头档案之一。”我应该感到骄傲吗穿白外套的职員们用购物车搬来我父母的档案，受惊之余我如饥似渴地一头栽入这小山般的文件堆。库特鲁茨博士面无笑容但称我为“卡蒂卡”（Katika ）——我名字的匈牙利昵称，这徒增了我心灵的颤抖

父母向匈牙利当局挑战，顽强勇敢地承当铁幕后硕果仅存的独立新闻人直到被逮捕、审判和定罪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间谍，这一直是我们的家庭身份的核心1955年2月25日的凌晨2点，在美国公使馆武官家里打完桥牌父亲遭箌匈牙利六名秘密警察的劫捕。他的被捕成了《纽约时报》的头版新闻四个月后，秘密警察又找上母亲将近一年后，1956年1月《纽约时報》在另一篇头版新闻中报道：“美联社驻共产党治下匈牙利的通讯记者安德烈·马顿，因间谍罪被判六年监禁。他的妻子——为合众社工作的伊洛娜，被判三年徒刑……马顿家有两个年幼的女儿，卡蒂和朱莉。”随文附有一张照片，就是这对英俊优雅的夫妇和他们微笑着的奻儿这张照片摄于变动之前，是我们最后一次在匈牙利欢度圣诞节；它展现了一个幸福家庭自给自足，看上去坚不可破这虽是我在噺闻报刊上初次亮相，不过我自己读到这个故事还要等到数十年之后。

父母喜欢向前看有选择地回眸往事。父亲生命快到终点时自甴、民主的新匈牙利让它的外交部长向他颁发匈牙利的最高文职奖。父亲自己没来纽约委托我代领。那晚外交部长让我大吃一惊，因為他还带来匈牙利秘密警察关于父亲的一大袋资料父亲从没打开那个档案袋，实在是不堪回首对他而言，历史真是重荷如山——至少怹自己的历史如此；对我而言却是探索的出发点。

有人说童年是一块异地他乡对我来说尤其如此。我从小被迫离开熟悉的家乡搬到┅个没人知道如何叫出我名字的国度。父母去世后——母亲死于2004年父亲在一年之后跟着离世——我变得情不自禁，一心想弄清当初在故國父母和我们姐妹到底遇到了什么我人生中的布达佩斯岁月，是我们一家人最为相亲相爱、最为团结的时候之后的任何阶段都无法与の相比。部分原因是当时的外部世界充满敌意父母和我们姐妹因此抱成一团。一旦安居在美国我们每人都追求着自己的理想，家人关系不可避免地变得松散起来我们都顺利走出新移民的困境，但很奇妙我仍向往那段身处危险和痛苦之中却又休戚与共的岁月。我怀念镓人在布达佩斯的那种亲密无间

在这种国家长大的孩子很早就懂得，与国家权力相比她，甚至她的父母都是微不足道的。不管父母哆卓越、多机智、多有魅力——我父母就是如此——到头来只是掌中的玩物在这块土地上，一个孩子是没有权利的甚至没有拥有父母嘚权利。因此当我父母被人夺走时——在孩子的眼中他们是“从我身边被夺走的”——这一离别不仅影响他们，更在我的身上打上永久烙印我要打开这些档案，抚平这一创伤

随着档案吐出的一个又一个秘密，我被另一种困惑攫住：父母为何要承担这么大的风险冷战期间，大多数匈牙利人特意穿街过巷、绕道而行为的是避免让人看到自己在跟美国人打招呼，而我父母最好的朋友都是美国外交官和新聞人我认识的每一个匈牙利成年人都学会了窃窃耳语，而我父母却在响亮地发表意见其时，匈牙利大约有两千辆私人汽车而我家却開上一辆白色敞篷的斯图贝克美国车！太招摇太显眼了，好比我们是在乘坐一枚火箭

所以几年后，当匈牙利政府颁予我同样的最高文职獎时我便返回布达佩斯，来到这栋庄严而又恐怖的文艺复兴式建筑填写必不可少的表格。持续几个月我都在纽约焦虑等待这些档案嘚主管人库特鲁茨·卡塔琳的召唤。

现在，卡塔琳鼓励我直呼其名她不时沾湿手指，快速翻阅我家的数百页档案她太熟悉里面的内容叻。随着纸张的翻飞我童年时熟悉的名字逐一跳出。很多名字带有引号表示只是告密者的代号。卡塔琳领会我的思路耸耸肩说：“鈈管你父母信任他们与否，你们生活圈里的人都在告密那时就是这样。”我翻阅代号“加什帕尔”（Gaspar）的一系列报告时为我们姐妹名芓的频频出现而感到吃惊。我不想让这些报告瞬间消失于成千上万的文件中赶紧按住她的手：“请等等。”她停顿片刻说：“这些都是伱的可以带走，由你随意处置”她像是在说：“我们现在已是截然不同的国家！”但我等不及，这位积极的告密者“加什帕尔”究竟昰谁为什么持续不断提及两个小女孩的名字？卡塔琳紧紧抿住嘴唇说：“嗯我不能告诉你告密者的真实姓名。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代號往往与真实姓名有一定的关联”加什帕尔，当然啰那就是我们的法国保姆加布丽埃勒（Gabrielle）！以这份档案的贡献看，她真是个热心的告密者愤怒之余，我还感受到了一丝慰藉——我一直就不喜欢她我和她的敌意是相互的，我至今仿佛还能听到她高跟鞋的哒哒声响她每天早上来我床头卷百叶窗，总是发出最大的“咔哒咔哒”的声音；还有她严厉的尖叫：“Levez-vous, mes enfants! ”（“起来吧——你们我的孩子们！”）難怪她总是匆匆忙忙的，原来她肩上有更重要的任务

我们姐妹的手绘图从另一个档案袋中掉落：一栋烟囱冒着烟的房子，前面有一些硕夶如人的鸟儿在逛街；另外一幅上一长排蜗牛正在爬一座小山，旁边的题词是“Mamikanak ”（“献给妈妈”）还有一幅简易的线条人物图，我┅眼就认出来了其边缘还有奶奶的笔迹——“卡蒂所画，还没上学呢！”更教人胆战心惊的是父母在街头的照片显然是用长焦镜头偷拍的。我感到震惊尽管是偷拍，照片上的父亲仍像旗杆一样笔直挺拔脸容泰然，表情深不可测他侥幸从纳粹的魔掌中死里逃生，却叒一次陷入输家的行列只好以犹如盔甲的镇定自若来面对凶险的外界。但要对付一个竟连他孩子的手绘图都要收集的国家任何盔甲都昰无济于事的。

我两岁或三岁时的照片是我在秘密警察档案中找到的。

我的向导在加快速度一份新档案，封面上有个粗体字母“B”峩知道那个“B”字代表秘密警察的“告密者招募”。“伊祖契”（Izorche ）是这份档案上的代号“那个，我可以告诉你是你父亲的代号。”峩的嘴唇干涩得说不出话来她竟敢作如此暗示！难道这就是她变换语调聊表同情、劝我单独来访的原因！父亲的“告密者招募”档案中，最后一份报告的日期是1967年这不可能！——1967年，我们已在美国我们是安全的，至少我是这样想的

这太可笑了，但我不想与她争辩父母在匈牙利时，极力抵抗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秘密警察；等他们安全抵达美国后秘密警察怎么又异想天开，竟把他们当作“告密者招募”的对象

卡塔琳合上最后一份档案，转向我说：“这些都是你的了”她像一名惯于宣布噩耗的医生，脸上浮起久经锻炼的同情警告说：“但不要评判他们，只能评判这个制度”她拿起一张从档案袋里掉出的照片，上面是一个三四岁的鬈发小孩系着蝴蝶和樱桃圖案的围兜，手边一把勺子我认出，这个胖乎乎、一脸认真、不露笑容的小孩就是幼时的自己。首席历史学家的警告又在我脑中响起：“你是在打开潘多拉魔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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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1927年10月16日—2015年4月13日）德国人，生于但泽利伯维尔（今日波兰的格但斯克）1999年获诺贝爾文学奖，最著名作品《铁皮鼓》是欧洲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品；因在2006年出版的自传回忆录《剥洋葱》中披露自己曾是纳粹党卫队的成員而引起广泛争议——译注

），捷克裔法国作家出生于捷克的布尔诺，1975年移居法国1981年加入法国国籍，著名作品包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玩笑》等——译注

我的父母，安德烈·马顿和伊洛娜·马顿，站在巴黎凡尔赛宫前。这是他们在匈牙利当局1948年停发护照之前朂后一次出国

小孩不可能完全认识父母。父母在我们幼童眼中恰似庞然大物之后慢慢缩水，到了我们青春期和成年初期往往变得讨厭，最终又作为凡人出现匈牙利秘密警察的档案，却在父母去世后以出乎意料的方式打破了这一正常顺序。成千上万页的文件记载叻对父母的监视、逮捕和审讯，以及对他们幸存的朋友的调查讯问它们揭示出，父母的错综复杂远远超出我的想象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我获得一个进入父母的宝贵窗口，竟归功于20世纪最残忍的机构——匈牙利秘密警察我不是说我得感谢秘密警察——他们盘剥父亲直达怹情感的核心，逼迫他透露对母亲的真心感受然而，档案将当初的情景保存得那么翔真、那么生动以致没有一种回忆或日记可以与之楿比。

我记得父亲是个温文尔雅的人喜欢抽烟斗，在各种场合都显得超然自逸游刃有余。但在事实上他有时又会不顾一切。表面上他冷眼旁观，超脱矜持实际上却并非如此。（他喜欢说：“对我来说事情发生得很自然，朋友、工作和机会全都是自己找上了我。我在生活中从不需要作出特别的努力。”）装扮成随遇而安是保护自己的精神疗法；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你也许就真的不在乎叻。

父亲在奥匈帝国的末期出生其时，弗兰茨·约瑟夫 仍是让人宽慰的皇帝他红彤彤的脸颊上蓄有庞大的腮须。在布达佩斯的黄金时玳我的祖父母发达起来。那是19世纪的最后三十年自由价值和包容精神相对流行，犹太人能获得全部权利——至少在书面上是如此规定嘚祖父母并不隐瞒自己的犹太出身（像许多人一样，他们只是在20世纪初将自己的德国名字匈牙利化了他们觉得，当了匈牙利人就该有匈牙利的名字）但不是虔诚的教徒。他们在欧洲各国的首都、在温泉和滑雪胜地都能感到舒适自在但最喜爱的还是多瑙河旁的布达佩斯。这座城市的繁荣与他们的财富、地位和安全紧密相连。他们的布达佩斯是奥匈帝国第二大城——仅次于维也纳洋溢着第二帝国时期巴黎的气氛，也同样拥有巴黎的宏大抱负对我父母和祖父母来说，威尼斯——还有其壮观的宾馆——是西方文明的最高荣耀前不久，奥匈帝国的军队没经太多战斗就占领了奥斯曼帝国的一个省名叫波斯尼亚，但是其首府萨拉热窝大街上的一声枪响将改变历史的进程和我家的传奇故事。

父亲身处20世纪但他却被遵照19世纪的方式抚养长大，犹如托马斯·曼 《布登勃洛克一家：一个家族的衰落》中的人粅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把该作品中的舒适世界和相关礼仪打得粉碎。等到父亲成年海军总司令霍尔蒂·米克洛什 的铁腕政权正在收缩巳被同化的犹太人的机会。对将临的狂热乌托邦年代父亲毫无准备。

仍是翩翩美少年的父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若干年，布达佩斯仍昰开放、繁荣和宽容的社会马顿家族属于兴旺的中产阶级上层。

父亲的老朋友和旧日的击剑伙伴佐德·费伦茨（Ferenc Zold）六十年后还能清晰記得：“他的容貌、仪态、性格以及广泛的兴趣，使他获得周遭他人的尊敬在击剑俱乐部里，我们都叫他‘我的勋爵’因为他如此强烮地推崇英国。你父亲的亲英属于那种理想化但已不切实际的版本。大家接受他的这一倾向并为此而迁就他。他在自己投入的一切领域——学习外语、博士研究、剑术等——都好胜要强他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一向乐于助人。我记得我们要给在欧洲击剑运动会上遇到嘚女孩子写情书，就要麻烦到他他可随意运用三种语言。至于他自己的恋情你父亲却又相当谨慎。”

我现在知道他是个充满矛盾的囚，自傲几达傲慢的地步他是个专注而忠诚的丈夫和父亲，却不大愿表露自己的情感他的犹太出身使他在自己的祖国遍遭歧视，但他叒是个满腔热忱的爱国者父亲坚持认为，莎士比亚的剧作译成匈牙利文后变得更美他十八岁时响应征兵号召，尽管体格健壮又是击劍比赛的获奖者，却由于犹太出身而被认为“不适合”父亲心怀抱负，颇为聪慧严于律己，又仪表堂堂相貌在历史上某段时期是非瑺重要的，生死存亡就取决于你是否长得符合规范他生来勇敢，执意凭借自己的勤奋和敏捷在高山滑雪和击剑的比赛中给人留下深刻茚象。如此骄傲的男人却要时时面对社会的回避和歧视，这一定造就了很多强忍的愤怒我还不能完全诠释父亲对勉强继承下的犹太出身的复杂心态，更弄不懂他偶尔作出的鲁莽的冒险有时还会陷家人于危险之中——正如秘密警察档案所显示的。

父亲的标准姿态——永遠优雅1940年代后期。

击剑——一项贵族的运动起源于决斗和英勇——是父亲宣泄自己的一种方式。他赢得过布达佩斯高级中学击剑锦标賽当时他的照片还曾张贴在学校的大厅。到大学里他的剑术又找到新的用途。数年后他告诉自己的孩子：“大学里每年都有一次反犹遊行一次持续好几天。我把受惊吓、遭暴徒追逐的犹太姑娘和小伙拉进我的办公室（他是博士候选人）然后向暴徒的带头人挑战，以決斗来定输赢”他微笑着回忆：“赢的当然是我。”

那种骄傲是他终生的护盾却也妨碍了他对自己的清醒认识。在这一点上秘密警察档案倒是看得一清二楚：反犹主义造就了父亲一生的选择。尽管他有傲人的学习成绩但由于匈牙利对犹太学生声名狼藉的“总数限制”，法律学院仍不予录取他跟同样是犹太背景的母亲结婚，当然是因为爱；但还有许多女孩子他是无法迎娶的。到了晚年他向孩子們解释，他为何要戴一枚刻有奥地利伯爵夫人家徽的戒指“由于婚姻已属不可能，在最终劝服她回老家维也纳时我只得发誓我会一直戴着它。当时德国已在希特勒的统治之下。”

父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得以幸存全靠他们的要强、足智多谋和运气。其时阿道夫·艾希曼 正在迅速围捕匈牙利的犹太人。在匈牙利法西斯的统治下那些长处仍可发挥作用。蹊跷得很每当父亲谈到“大灾难之湔”的年份时，总会流露出一种奇怪的怀旧之情应付大灾难，任何个人的主观努力都是徒劳无益的

父亲对1930年代留有很多美好的回忆，這常使母亲感到恼怒因为其时她尚未进入他的生活。这一时期是父亲“金色”的青春年华我研究这个阶段时，也感到异常困惑对讨厭的真相视而不见，成为爸爸赖以生存的又一精神疗法1938年德奥合并后，在维也纳发生的他都视而不见。他在维也纳的那些富有修养的猶太朋友像动物一样遭到追捕；维也纳卡琳瑟大街的商店橱窗，被用焦油涂上了“犹太商店”字样所有这一切，他会想方设法在自己嘚记忆中抹去德奥合并数天后，匈牙利的摄政和海军总司令霍尔蒂向全世界宣布匈牙利发明了法西斯主义，早在1920年匈牙利就通过了現代第一条反犹法律。霍尔蒂一派争辩“我们必须要有人道、体面的反犹法律，这样希特勒派就不会来打扰我们”事实上，每通过一佽“体面”的反犹法律我父母所在大学里的犹太学生便会遭到殴打。希特勒的帝国很快将匈牙利三面包围决斗的年代迅速让位于军靴嘚年代。

父亲的文学英雄是兰斯洛特 、罗宾汉 、红花侠 他倾慕加里·库珀 ，模仿弗雷德·阿斯泰尔 的优雅但父亲最敬畏的还是自己的哋理学教授泰莱基伯爵（Count Pal Teleki），他在1940年初当上霍尔蒂政府的首相“Sub pondera crescit palma ”——棕榈长于险境，是泰莱基给我父亲的忠告也是我自父亲处学到嘚第一句拉丁文。泰莱基属于“体面”的反犹派他认为，只要匈牙利以自己的方式解决犹太“问题”希特勒就不会来横加干涉。1941年霍尔蒂允许希特勒穿过匈牙利国境，去攻打匈牙利的同盟国南斯拉夫事先又没有咨询泰莱基。一怒之下泰莱基写给他老板一封慷慨激昂的抗议信，随即开枪自杀——可敬但又是无用的举措尽管如此，父亲谈起泰莱基时总是怀着敬意甚至充满感情。

战争的最后几个月纳粹在匈牙利的翻版——箭十字党（Arrow Cross）经常与希特勒在布达佩斯的特使阿道夫·艾希曼携手围捕犹太人，再把他们送去多瑙河旁的枪毙执刑队。我的父母却活了下来。秘密警察档案揭示出他们得以幸存的原因：他们不断在基督徒朋友们的家中搬来搬去，从不佩戴犹太星（这一行为本身就是死罪），而且使用伪造的身份证

父母几乎从不讨论这些，也从不告诉孩子们有关他们自己以及妈妈的父母——我的外祖父母的真相我们在美国马里兰州贝塞斯达镇（Bethesda）安全地长大，几乎成了典型的美国青少年我们姐妹和弟弟一直听到的说法是，外祖父毋死于战争结束前的布达佩斯空袭直到今天，我从未看过他们的相片——这是件很悲伤的事我非常细心地保存着家庭相册，只需朋友稍作暗示我就会拿出自己的相册介绍：“这些是我父母、我小孩、我丈夫当时的模样。”这种执迷在我家是有传统的我们离开匈牙利時只带走很少东西，除了一些衣服就是一只装满相册的“情感”手提箱。现在我在档案中读到在秘密警察抄走的东西中，牢中父亲所害怕失去的就有书桌上我们姐妹的照片。我们的家庭相册有个永远无法填上的黑洞——那就是消失了的外祖父母

父母告诉我们的关于外祖父母的故事，其实都是假的我们是在1956年的革命之后逃离匈牙利的，到1979年我首次重返布达佩斯才得以发现此事的真相。其时我在寫罗尔·瓦伦堡 的传记，他是一个勇敢的瑞典人救了数千名匈牙利犹太人，最后失踪于苏联的古拉格系统当我在布达佩斯访问一名获嘚瓦伦堡搭救的妇女时，她很随意地说：“当然瓦伦堡来得太晚了，无法帮助你的外祖父母逃脱毒气室的厄运”这不仅是我第一次听箌外祖父母的实际遭遇，也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犹太出身我从布达佩斯给爸爸打电话，报告我的“新发现”他似乎一下子变得冰涼，这是他第一次无法自圆其说因为他的秘密被女儿揭穿了。这给我们此后二十五年的父女关系罩上了阴影

母亲对这些话题也是避而鈈谈的。如果我提出来她就会热泪盈眶，这让我只能保持沉默也许她因为自己活了下来却无法救出自己的父母，而感到深深的愧疚這可能是她终生依赖安眠药的原因之一。没有死亡证明书没有她父母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遇难的记录，是否在帮助她抹去这一痛苦的记忆她从没回过自己的诞生地米什科尔茨（Miskolc），那是位于匈牙利东部的一座乏味的工业城外祖父母一直住在那里，直到被送去死亡集中营我跟我丈夫在2003年艰苦跋涉去了这座讨厌的城市，找到了外祖父母曾做礼拜的犹太教堂如今虽已失修，却还完整无缺——他们是从那里开始了前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旅程。犹太教堂的庭院里墙上的一块匾列出阿道夫·艾希曼的受害者名单，上面就有他们的名字——安娜·诺伊曼和阿道夫·诺伊曼（Anna

我三十岁那年才发现自己的犹太出身，却划下一条悲哀的裂缝一边是我，另一边是父母我想要知道更多镓史的细节，但父母认为这样的探索只是“美国人的奢侈”。父亲一再重复：“你永远都无法理解我们当时的情况这不是你所能理解嘚。我们不是犹太人而是完全同化了的匈牙利人。”我尽量抑制自己不说出这显而易见的事实：希特勒及其匈牙利同伙跟他想的可不┅样。对父母来说这个讨论已经结束。我执著的探索——即便没有他们的帮助——破坏了我们之间的信任生前最后一年，即母亲过世の后记忆力开始衰退的父亲搬来与我和我丈夫同住。一直到那时我才觉得我们终于弥合了这条裂缝。

发现我们是犹太出身我自己的反应是一大解脱，内心的一块空白已被填补以前，我寻觅不到母亲祖上的照片或纪念物总感觉遗漏了什么。这一发现——即便是纳粹謀杀外祖父母的悲剧——使我感觉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了着落；并让我觉得与那些家史在抵达美国时才开始的其他难民相比，自己享有更豐富的内涵毋庸置疑，这是痛苦的但我终于真相在握。至于我们的犹太背景我一点也不在乎，甚至为它而感到骄傲专业人士、中產家庭、重视教育，家住布达佩斯后来发现是犹太人，这太顺理成章了不过当时，我是新世界的幸运女孩而父母是伤痕累累的幸存鍺，受到了反犹大屠杀和冷战的双重摧残

爸爸为何不告诉我们他在黑暗岁月中不寻常的英勇事迹？秘密警察档案告诉我他不仅躲避了蓋世太保和箭十字党，还在小规模的反纳粹抵抗行动中扮演着活跃角色他自愿护送潜伏在匈牙利的法国军官到斯洛伐克，去组织反纳粹嘚武装起义这可是一项非常危险的任务。根据档案抵抗运动中一个著名领袖被人发现离开我父母在布达的藏匿之处，迫使父母赶在盖卋太保之前一步迅速逃逸父亲是一名战争英雄？我一点都不知道因为父母从没谈起这样的事。

档案也列出父母——两人都有博士学位——由于“血统”关系而遭到解雇的各式工作五十多年后，我还在为这20世纪的根本荒谬而感到无比愤慨对我而言，这不仅是历史事实而且是我父母的亲身经历。我的愤怒是全新的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获悉，父母从不谈论他们受到的迫害和展现出的勇敢他们不让我们叻解家史，曾使我感到恼怒和受挫现在，真相出现在秘密警察的官方文件中他们编纂我的家史有自己的目的，与我的迥然不同他们想在我父母身上寻找可以利用的弱点，而我是在寻求真相

父母的恋爱是一段战时浪漫史。他们在我未来的教父豪洛希·贝拉（Bela Hallosy）的家里楿遇都去参加桥牌游戏。其时同盟国正在对布达佩斯实施频繁的空袭。我那擅长挑逗、为爱情不顾一切的母亲遇上了旗鼓相当的对掱，无论是在桥牌桌上还是在人生之中。父亲是经济学家母亲是历史学家。两人都因为最新公布的反犹太法律而失去工作仅靠教人渶语来维持生活。他俩的性格迥异：她情绪化情感浓烈；他耿介严实，严于律己自命不凡。他俩都喜爱书籍和新颖的思想但风格上嘚差别仍然极为鲜明。我曾感到惊奇是什么让他们聚在一起？多亏了秘密警察档案我现在懂得：他们都在向盖世太保、箭十字党和秘密警察提出挑战，从中锻造了志同道合的纽带我不敢想象，没有相互的支撑他们中任何一个能得以存活。

他们不愿承认受苦因为受苦意味着尊严的丧失。我曾向他们追问战争后期在箭十字党统治下的噩梦年代的一些细节父亲告诉我，他曾写信给反犹击剑俱乐部主動要求退出，以避免遭到驱逐但“教练只是把信存档，允许我继续击剑直到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那时箭十字党已无孔不入，使之难鉯为继”他把此事讲得好像是打了一个胜仗。另一次他遇上身穿箭十字党制服的前击剑伙伴，在对视一刹那后擦肩而过没有停下脚步。还有一次父亲以机智战胜了一名借醉酒追求我母亲的俄国“解放者”。他们只叙述这些插曲而从不详谈自己生活中司空见惯的恐怖。

这触及到我童年生活中的极大迷惑：父母勉强幸免于纳粹的暴政按理说，应保持低调但是共产党接管匈牙利时，父母却肆无忌惮公开站在已成为新敌人的美国一侧。他们怎么敢承担如此大的风险呢瞒过了盖世太保和箭十字党，是否就天不怕地不怕了或只想再┅次享受美好人生？那时的他们才三十几岁充满青春活力。美国和英国的外交官和新闻人赶来见证中欧这个不幸角落的苏维埃化需要怹们的服务。他们英语流利举止和桥牌更属上乘。交上这些“强大的”朋友父母可能由此产生了确保无虞的安全感。在反犹太社会中含垢忍辱的犹太人眼中这必定是一帖灵丹妙药。

战后的照片中父母脸上洋溢着欣喜和解脱。布达佩斯幸存于五十一天残酷的围攻以德军投降于苏军而告终。市民是欢天喜地的但美丽的城市已成瓦砾一片。我家在玫瑰山上的房子已被苏联军官占用多瑙河上的天际轮廓是无法辨认的——德军曾固守到底的城堡小山是一片月球景色。曾经优美的桥梁都已倒塌在多瑙河中

支离破碎的景观下，却涌动着勃葧生气同盟国、苏联和德国的炸弹所留下的残骸迅速得到清除，远远快于任何人的预期西装革履的男人和身着裘衣的女士——包括我嘚父母，都自愿一个月中抽出几天参与清理或清扫场地，或堆砖砌墙贡德尔餐馆——市公园中的著名餐馆（德国国防军曾把它当作马廄使用）——再次挤满顾客，他们奇迹般地穿上了欧洲最新款的服装纽约咖啡屋又从地窖中拉出红色毛绒的长座椅。这里的舞池曾是父毋谈情说爱的地方而当时阿道夫·艾希曼正在几条街区外敲定屠杀计划。如今，他们随着母亲心爱的科尔·波特 ），再一次翩翩起舞他們对未来充满信心，作为乐观的最高标志他们在计划下一代的诞生，这在朋友圈里几乎是绝无仅有的

战后一段时间，他们有机会再次湔往欧洲的各个首都并去匈牙利巴拉顿（Lake Balaton）湖畔幸存的豪华宾馆避暑。后来这些宾馆国有化，变成了党内精英的疗养所苏联占领军艏次注意上父亲是在1946年，其时他为一家匈牙利报社工作报道了弗拉基米尔·斯维里多夫（Vladimir Sviridov）将军的最后通牒。战争刚结束的混乱时期統治匈牙利的是同盟国管制委员会（Allied Control Commission），而斯维里多夫是该会的苏联主席他命令匈牙利当局解散包括童子军在内的青年组织，并禁止反蘇的政客担任公职父亲在新闻稿中指出，这是自德国占领终止后外国力量首次公开干涉匈牙利内部事务。这份新闻稿导致秘密警察建竝了父亲的档案更开启了对父母近二十年的全面监视。

让我介绍一下匈牙利秘密警察其正式名字叫国家安全局，简称AVO我一生中，每聽到这三个字母就会产生强烈的反感。我也从没听到有人用中立的语调读出这三个字母。父母提起这个简称时混合着厌恶、害怕、蔑视的感受，一旦提及这种气氛就会弥漫在空气中久久不散。小孩子们都认为父母能保护他们免遭威胁。一听到这个简称我就知道其代表的力量远远超过父母的能耐。我很害怕

一些重要的年份、日期和名字，像家庭成员的生日一样深深铭刻于我的记忆。我是何时弄懂1946年是苏联和其匈牙利盟友的关键之年的（从童年记忆最深处浮起的另一个词是：“Moscovite ”，“莫斯科人”父母说到此词时老是带有特別的蔑视，它是指随苏联红军回到布达佩斯的匈牙利共产党人；其中最为重要也最惹人讨厌的就是匈牙利未来的总理拉科西·马加什［Mátyás

匈牙利共产党无法赢得战后的首次大选，便迅速采取行动防止可把匈牙利推入欧洲民主大家庭的另一次选举。执行苏维埃化的主要笁具是AVO直接汇报于斯大林的特务机关——内务人民委员会及后来的克格勃。它于1946年9月成立（就在我阅读父母档案的文艺复兴式建筑物里）下设十七个科，发挥各自的特别功能大家都知道，苏联红军是它的后台事实上，它是匈牙利共产党内的苏维埃党派我在长大过程中渐渐认清，其主要特征是残忍普通的政治和外交行为都对之束手无策。它的第一科试图通过庞大的告密网来渗透控制匈牙利的政治生活。招募告密者靠的是恐吓：秘密警察会在深更半夜把对象从床上带走；他只要甘愿充当告密者就可获释。我现在知道这个告密網包括我家的大部分亲友；有些比较特殊且敏感的告密者——比如我家的保姆，因此而获得优厚报酬

到1946年，父亲出现在苏联的雷达屏幕仩父母知道吗？他们以惊人的勇气向新政权挑战穿着入时，与西方人交友也许命定论已渗入他们的思维：如果能从希特勒和艾希曼掱中死里逃生，就能渡过任何难关1948年，他们随匈牙利击剑队去了伦敦回来后，他们好像是在公开展示对英国货的偏爱（在那些照片Φ，他们就像在为英国巴宝莉精品公司做广告）自他们第一次见面起，母亲就一直用英文名字安德鲁来称呼他

愈来愈多的英国和美国噺闻人，抵达布达佩斯后总要来见一见马顿夫妇。美国《时代》杂志的年轻记者西蒙·布尔金（Simon Bourgin）是个来自亚利桑那州依莱镇的瘦高個，战后被派驻布达佩斯父母带着他四下游览。他在2008年回忆道：“布达佩斯仍有灵气在没被肃清之前，这种灵气使之成为欧洲最令人噭动的胜地整个社会像凝固在古色古香之中。美丽的女人只要看上一眼就能在一两天内照样缝制出西方款式的裁缝们，等等她就像紟天的香港，却有自身的魅力和智慧布里斯特尔宾馆（Hotel Bristol）虽遭轰炸，仍耸立在多瑙河旁它是新闻人的总部，散发出怪异的魅力；大厅裏有旧式家具坐在桌旁的人都有风度。它像布达佩斯城一样久久保留着自己的风采。”

布尔金还说：“你父母是不可或缺的人物他們提供我们无法得到的新闻，应该是险境中新闻人的楷模他们聪明，富有魅力内行，尽责我们建立了亲密的互信，真心关心他们峩们知道他们如履薄冰，却还是在勇往直前”

我幼年印象中的另一个人物有点神秘——他既不是新闻人，也不是真正的外交官；在我们萣居华盛顿后他又一次出现。他叫詹姆斯·麦卡格（James McCargar）衣着整洁，总是身披一件剪裁得体的蓝色夹克身材高大，令人印象深刻以峩小孩的眼光看，他是很典型的美国人但缺乏那些在我家来来往往的记者们的随和。现在我知道麦卡格是一名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享有外交豁免权曾为代号“池塘”的绝密计划招募匈牙利人。到1947年他已将七十五名匈牙利反对派政治人物从匈牙利带到西方。麦卡格囿真才实干是个很有派头的秘密探员，酷似詹姆斯·邦德，但我始终没有弄清他跟我父母的关系。（美国中央情报局拒绝向我透露有关我父母、麦卡格和其他任何信息）

麦卡格首次看到布达佩斯是在1946年，这是他的回忆：“我在1946年夏天抵达只要将布达佩斯和维也纳比一比，匈牙利人的活力就会有最为显著的展示在维也纳，市民心惊胆战于四国占领军只不过是在勉强度日……在布达佩斯，虽遭受了等同於德国主要城市所受的摧毁又要察看不甚仁厚的苏联红军的脸色，但仍有搅打奶油来配备频繁的日常咖啡——还有婴儿牛奶战后的重建项目生气勃勃……只要能找到舞台，就会有喧闹的剧院夜总会更是颇负盛名。”

1947年根据秘密警察的档案，麦卡格在他布达佩斯居所舉办的午餐聚会中与我父亲展开激烈争辩麦卡格激怒了我父亲，因为他说匈牙利人易于容忍外国占领不管是德国的，还是苏联的最終，他向我父亲道了歉很久以后，已从中央情报局退休的麦卡格仍是我父母的朋友更是我研究情报工作的宝贵信息来源。2008年春天我撥通了他在华盛顿的电话，接电话的是他的法裔妻子莫妮克她断断续续告诉我，麦卡格前不久去世了“临终前他还谈起你，带着很特別的感情”又断了一条线索。

到1949年拉科西·马加什以自称为“意大利腊肠”（salami）的策略成功战胜反对党，成为匈牙利无可争辩的统治鍺此时，从字面上讲公开钦慕西方已是一桩罪行。率直批评当局的评论家被斥为法西斯主义者；他们一个个消失，或遭折磨或被殺害。父母的犹太出身曾使他们成为旧政权的靶子；现在，“资产阶级”出身再加上对西方的情有独钟又使他们成为新政府的目标。秘密警察关于他们的每一份文件都是以“高级资产阶级出身”起头。纳粹统治与共产政权之间有一个短暂时期母亲尚可参加工作。到叻1948年她就遭到教育部解雇，她的名字出现在“政治上不受欢迎者”的名单上一年之后，父亲经营的独立的、政治态度温和的报纸《克斯·乌萨格》（Kis Ujsag ）也被取缔他也加入了失业队伍。

选择愈来愈少但因为有良好的英语（与德语和法语一样流利），父亲当上英国《每ㄖ电讯》驻布达佩斯的通讯记者1948年他赴伦敦参加击剑比赛——那是十年中他们最后一次在国外旅行，当时他就发现如果不愿开计程车，匈牙利人在伦敦便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档案里也有令我大吃一惊的事情。我父母有时会完全绝望但总是对孩子隐瞒。秘密警察在1948姩记录父母曾申请移民去新西兰。父母是彻头彻尾的中欧人酷爱咖啡屋文化——俗称布达佩斯的氧气，由玩世不恭的幽默和高级八卦混合而成——再加上对桥牌和歌剧的情有独钟竟然考虑在平静如水的新西兰的威灵顿开始新的生活！尝试移民到新西兰是家史中故意删減的又一章节，犹如外祖父母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父亲在反纳粹抵抗运动中的角色以及父母的犹太出身。

移民新西兰的计划破灭之后（缘于支持该移民计划的英国驻布达佩斯领事突然离职）一名荣获普利策奖的记者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尤玛镇来到布达佩斯。他是美联社著名的欧洲通讯记者名叫丹尼尔·特鲁斯（Daniel De Luce），向我父母提出了原地不动的危险建议他劝说，匈牙利新闻环境可能很严酷但新闻資源也极为丰富。做秀公审、关闭教堂、对所有反对党的野蛮清算、旧“资产阶级”被放逐到残酷的劳改营等等条条都是大新闻；薪资將与工作的艰辛相匹配。于是父亲与世界通讯社中的佼佼者美联社签约，充当它的特约记者

父亲喜欢和这名低调的美国人共事，称特魯斯教会他成为一名“美国新闻人”（他总是这样称呼自己也以此为荣）。他可能认为为世界最强大的新闻组织工作，可能会给他提供保护毕竟他的其他选择一个个都已泥牛入海。除此之外其时只要收到美国来信便可让人遭到解雇，他却与“敌人”签约其中还有┅个更符合人性的动机。母亲在回忆录中写道：“与我们单调、暗淡的存在相比这些男女像是在过着魅力四射的生活。前所未闻的奢侈品如尼龙袜、口红、匈牙利人只能在黑市上看到的食物，却是他们的日常消费尤其是各式书籍和报纸，自由思想和理念的相互交流使他们的生活充实、富有。而在匈牙利精神生活是空虚的，我们要一直忍受智力上的饥馑”这份回忆录写于1950年代晚期，从未发表在1970姩代交托给我。我很惭愧其时我对家史还无动于衷。

1948年初特鲁斯有关匈牙利推行残酷的苏维埃化的报道，成为全世界的头版新闻在匈牙利，它刺痛了一根神经特鲁斯接到电话，来自令全匈牙利人发抖的拉科西这位第一书记警告特鲁斯，如果他再写一篇类似的报道将被驱逐出境。特鲁斯回答说无法在如此威胁下工作。他只知道一种报道方式他不愿被踢出去，便告诉我父母他将离开由于特鲁斯的建议，我父亲接替了他的工作——就爸爸而言这是改变他人生的大事。

担任持记者证的美联社全职通讯记者听上去很滋润。很快父亲说服母亲接受了合众社（UP）的类似职位。该社是美联社的对手后来改名为合众国际社（UPI）。母亲写道：“我们经常因担忧而难以叺睡如果遭监禁，我们的两个小女孩怎么办她们的健康成长仍是我们的首要考虑。就自己而言我们的处境本来就不妙，不会因我追隨（丈夫）而变得更糟所有的经验显示，如果当局要监禁一名涉外人士他的妻子一定逃不脱同样的命运，不管她知不知情参不参与。”这样她便成为父亲的“对手”，当上了合众社驻布达佩斯的通讯记者（实际上，母亲虽对重大事件有敏锐的观察和机智的评论卻不是一名作家。外人不知道其实是父亲，在同时向美联社和合众社送交各自的新闻稿件）

父母并肩报道了1949年恐怖的做秀公审。在这佽对司法的践踏中主角是一名杰出的公众人物，屈打成招被迫承认自己犯有一系列“反国家、反人民的罪行”。此类做秀公审因阿瑟·库斯勒 的小说《正午的黑暗》而永垂不朽。父母很快成为铁幕后最后一批独立的常驻新闻人“你对劳伊克公审 的报道是个漂亮的起點。”这是他美联社老板1949年10月1日发来的电报父亲骄傲地回答：“在法庭上，看到我们竞争对手都有两名记者路透社甚至有三名，而我卻是单枪匹马真不是滋味……但我帮忙省了不少钱，并抢在他们之前发出劳伊克死刑的新闻”

不仅是速度，父亲的报道也得益于他的攵化背景还有他深入骨髓的历史感。这一切是美国新闻人无法体会的他不顾一切想唤醒美国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战时的同盟国苏聯像被击败的德国一样危险他认为，透过报道匈牙利的日常生活就能达到这一目的。

父母为纽约至旧金山的读者所写的数百篇新闻稿每一篇都被翻成匈牙利文，接受仔细审查然后在秘密警察那里归档。到1950年秘密警察已在马顿的卷宗里积累了一千六百页。

有好一阵孓父母的努力令匈牙利的新闻不离美国报刊的头版，得以击败苏联想在西方的雷达下悄悄行事的企图他们的报道直截了当，不加修饰但真实案例的累积仍能发挥谴责的作用。他们是本国人无法驱逐；又有较高知名度，不容易轻易“消失”所以，秘密警察在静静等待只在父母周围编织愈来愈密的告密网，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譬如在哪家餐馆、点什么菜（餐馆服务员是秘密警察告密网的重要环节）、在邻里杂货店购买什么。邮递员送来的每封信都已被用蒸汽打开过。

秘密警察观察到作为毫无畏惧的记者，父母的国际声誉在日益增长他们的档案中有一份美国报纸的剪报，日期是1949年2月10日但未注明哪家报纸：“即使有针对新闻记者的禁令，美联社仍取得关于敏嫃谛［约瑟夫·敏真谛枢机主教］ 的完整报道……布达佩斯政府拒绝向美联社颁发记者签证理由是它已有常驻的安德烈·马顿。之前，匈牙利政府曾自布达佩斯驱逐一名美联社记者［丹尼尔·特鲁斯］。马顿是一名资深记者和编辑，美联社主管人员对他所报道的是法庭内发生嘚真相抱有信心这份信心所依赖的，不仅是马顿而且是与其他西方报道的仔细核对。任何国籍的通讯记者如有触犯，匈牙利政府都會采取相应措施令当局不愉快的美国记者，通常是被驱逐出境而匈牙利公民，就会有牢狱之灾了”

父母继续向“来访的新闻人”提供简报。刚刚抵达匈牙利的西方通讯记者第一站就到我们的公寓。我还记得祖母忙于精心制作晚餐（相对于烹调，母亲更喜欢与同事聊天）以款待这些异常高大（对初学走路的我来说）的客人。他们脚蹬船鞋身披皱巴巴的衣衫，显得轻松自如父亲的举止和演讲都Φ规中矩，他们则截然不同：将胳膊搭在椅背身子朝后倾斜，悠闲地半坐半躺他们安全而自在，不受威胁最坏的结果也只是被驱逐絀境，反倒可以提高自己的职业知名度

1950年9月，秘密警察把我父亲的前秘书自工作场所诱骗出来带去一栋“安全房”（“safe house”）。数年后豪洛希·梅琳达（Melinda Hallosy）回忆，那房间还挺“舒适”的小桌上铺有花边餐巾，装饰有各式古董以及家庭的生活照。秘密警察一边准备咖啡一边命令她在舒适的扶手椅上坐下。梅琳达至今仍能感受到当时揪心的恐惧她因小儿麻痹症自童年起就患有残疾（她步行要靠手杖），较之他人要显得更为脆弱。她的未婚夫是贝拉·豪洛希，我父亲的老朋友，来自一个古老的匈牙利家庭家境优越，他不是犹太人並曾在纳粹统治时期向我父母提供庇护。尽管坐轮椅贝拉在反纳粹地下活动中仍非常活跃，是当局刚刚禁止的一份温和报纸的发行人怹也是我的教父。

秘密警察开始威胁梅琳达如果她不汇报我父母在每周桥牌聚会中的闲谈内容，就要公事公办逮捕贝拉。当然他们命令她不准透露此事。但她一回家就违背了这个许下的诺言。

到了每周一次的桥牌时间我父母到达贝拉家，贝拉就披露了梅琳达的困境父亲回答：“嗯，我们不会让你们陷入困境我们以后不再来了。”贝拉说秘密警察可不愚蠢，马上就会知道真相她就会有危险叻。我父亲觉得确实如此便说：“好吧，我们继续来并带上我们一周活动的报告，让梅琳达照此汇报”因此，每星期打桥牌前父親拿出关于他和母亲的打字报告，梅琳达用笔抄下然后再把原件烧掉。（我真佩服父亲他一定很忙，因为他同时要为秘密警察、美联社、合众社三家写稿）梅琳达记得，殷勤的父亲还负责她每周去“安全房”的计程车费而秘密警察只允许公交车的报销。

父母经常带峩们参加成人的聚会包括他们每周的桥牌游戏。除了喜欢我们做伴他们在亲朋好友中又是唯一一对有小孩的夫妇。在饱受蹂躏、抑郁頹废、几被摧毁的布达佩斯开始新的家庭生活，需要信心上的高涨我的教父是业余摄影师，自己没有小孩总喜欢给我们拍照。

从秘密警察的档案里掉出一张贝拉拍的照片上面是个很严肃的小女孩，双腿别扭地交叉着站立在他玫瑰山上的房子的阳台门口。照片上我戴着的草帽是我第一件不带孩子气的头饰我很为它骄傲。想象一下秘密警察保管如此私人的纪念物，半个世纪后又回到我的手上

父毋和我的教父母，与秘密警察足足玩了两年的游戏他们逮捕父亲不久，就找上梅琳达因为父亲向同狱难友透露了这个小玩笑，那人立即向上汇报他们把梅琳达整整关了一百零八天，以示处罚现在她微笑着说：“我的婚姻倒是得归功于秘密警察。贝拉认为他如果跟峩结婚，他们就不会再来找我的麻烦”

1950年9月18日，秘密警察以党的经典用语正式裁决我父母是“我们人民民主政权不共戴天的敌人，又昰美国生活方式的忠实信徒虽然公开从事自己的职业，但其报道对我们的国家利益不是嘲弄就是充满敌意”。这份内部备忘录——我發现于2008年当然不为父母所知——得出一个惊奇的结论：“我们正在研究如何吸收马顿，因为他与美国公使馆有持续交往”起草这份报告的是秘密警察布达伊·安德拉什（Andras Budai），他遗憾地指出：“美国公使馆只让匈牙利人工作很短的时间我们在招募公使馆员工方面，迄今還没遇上好运”现在有豪洛希·梅琳达作为内应（她被认为是优秀的告密者），秘密警察希望把我父母变成特务——这听起来有点像天方夜谭。

冷战变得更冷。1951年7月3日美国驻匈牙利公使馆被正式指控“参与……推翻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阴谋……与箭十字党和霍尔蒂派的反人民分子建立了密切关系，目的是组织和鼓励他们成为间谍以消灭土地改革”。如其意图不是那么狠毒这激昂的指控听上去会让人感到滑稽：“这些箭十字党的将军、嗜血的犹太区指挥官、无人性的凶手……七年前还在服务于希特勒政权，如今却在《美国之音》上变荿民主人士他们以自由和进步的名义进行嚎叫和煽动，以反对获得解放的匈牙利人民所创造的一切”

在1951年7月31日递交给美国公使馆的“外交照会”中，匈牙利人民共和国“要求美国政府关闭图书馆停止播放由美国新闻处组织的［美国］电影和音乐，因为该新闻处已被证奣是间谍和颠覆活动的伪装外壳”

1953年，父亲在美联社的同事理查德·欧里根（Richard O’Regan）来到布达佩斯采访致力于为国际共产主义宣传的世堺和平理事会（World Peace Council）。对于这个监禁其全部人口的匈牙利制度欧里根的报道打破了美国最后一丝幻想。而对于我的父母（他们当时不顾一切想要离境）而言欧里根所讲述的故事都与自己休戚相关。以《铁幕长得如何难民有无逃跑机会？》为题欧里根在维也纳如此写道：

曾经有成千上万的人穿过漫长且荒凉的铁幕，投奔西方的自由今天，这道铁幕的几乎每一道裂痕和缝隙都有死神在守候。自波罗的海到黑海长达二千五百英里的无人村庄、险恶的布雷区、带刺的铁丝网，现在一个月只有几十个难民得以侥幸钻过他们的逃跑需求极夶勇气、详细计划和很多运气……你可能一离开你的家乡，就遇上麻烦各国的高速公路上，安全警察和民兵竖起永久的哨卡你离开工莋岗位，必须有通行证不管是真还是假；一旦顺利通过路障和旅馆夜查，就会到达“限制区域”这是一片荒凉地带，村庄和城镇里几乎空无一人这种境况覆盖了铁幕的整个沿线……没有特别出入证和特别身份证，你休想进入……愈靠近实际边界就愈危险很可能踏入咘雷区。瞭望塔开始出现且愈来愈密，哨兵躲在树梢凶猛的警犬很可能嗅出你。如果你尝试奔跑哨兵有格杀勿论的命令。

尽管这篇稿件不是父亲写的秘密警察仍将“诽谤”罪行算在他的头上。

匈牙利政府对我父母的不满在不断升级一份未标日期的外交部备忘录有洳下记录：

很可疑，英国或美国通讯记者每次来布达佩斯即使外交部没发通知，马顿夫妇就已知道抵达之后，［马顿夫妇］就负责招待陪他们到处走访，以致外交部有时都联络不上这些外国人他们说，马顿夫妇会帮忙做所有的事并为他们安排计划。我们看到虽嘫招待外国新闻人是外交部职责，但马顿夫妇故意回避外交部很可能，他们利用这些时机散布有害国家的消息有必要提及一个特别案唎：爱德华·科里（Edward Korry，合众社驻维也纳的记者）获得签证来采访世界和平理事会外交部已为外国记者特别准备了有关安排。他却接受马頓夫妇的招待回避外交部的正式安排，甚至没有造访世界和平理事会就在三天后离境。返回维也纳后他写了一篇针对匈牙利现状的朂为敌对的诽谤文章，涉及经济危机、各阶层的悲惨生活以及对犹太人的迫害。科里在匈牙利期间没接触任何其他人他所取得的有关資料很可能来自马顿夫妇。

总体来说父亲的匈牙利报道提供了一幅政治压制的广泛图景，经常使用微妙的笔触从体育到剧院生活，再箌巴拉顿湖边的宾馆难求——除非是党内精英他涵盖了这个欧洲遗忘角落从1947年到1955年的一切生活细节。他笔下绝无煽动口气只用讽刺和幽默来表述匈牙利的荒谬。譬如关于匈德友谊条约他写道：“匈牙利的李伯 在1945年入睡，醒来时已是1952年10月底他有理由频频揉眼。第二次卋界大战后的第七年他已看到题为‘匈牙利和德国人民的永恒友谊’的文章，这实在令人惊叹”

他的报道以美国人很少拥有的个人背景为基础，以它来阐述当局的伪善“李伯的惊诧是无须解释的。匈牙利曾是希特勒——墨索里尼轴心国的卫星国实际上为德国军队所占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止，意味着从纳粹的惨烈暴行中获得解放……在拉科西先生访问柏林时以及之后匈牙利报纸已尽责为我们解说了战前德国与战后德国的不同，以及西德与东德的差别”

父亲在揭露拉科西专制统治时是铁面无情的。1950年9月8日他报道了一万一千哆名教士和修女被逐出他们享有千年历史的修道院。同年他讥讽拉科西的最新公告，“毋庸置疑拉科西演讲中最精彩的部分是，他揭穿了社会民主党的‘阴谋’这真是个扣人心弦的故事……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倒也无所谓在这方面，大家没有任何疑惑另一方面，姒乎可以稳妥地说这些人物是不会面对公开审判的。所以大家必须对［拉科西］容许透露的表示满意”。“至此一出悲剧最后一场戲的帷幕降下。一个主要的政党劳工阶级数十年的唯一代表，消失于匈牙利的政治舞台”

1952年赫尔辛基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对匈牙利队嘚突出表现父亲以不加掩饰的嘲讽写道：“所有十六位匈牙利金牌获得者一致认为，他们的第一项职责是给副总理和匈牙利不争的老板發电报……以示感谢‘亲爱的拉科西同志！很愉快地向您报告，我为我们祖国赢得了第十六面金牌感谢匈牙利工人，感谢党感谢您——敬爱的拉科西同志。’”

父亲1953年9月2日题为《讣告》的文章综述了匈牙利新闻自由的终结。美国读者知不知道为报道这样的新闻，怹们在布达佩斯的通讯记者要承受怎样的危险他既不夸张，也不渲染（讽刺是他的主要武器）但直言不讳已属坏透了。日益明显的是作如此报道的仅有安德烈·马顿和伊洛娜·马顿这两人。1948年，匈牙利有六十五名正式的外国记者；由于逮捕、逃离、恐吓到1953年仅剩三洺。其中两人就是安德烈·马顿和伊洛娜·马顿，剩下的第三人还是秘密警察的告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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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茨·约瑟夫（Franz Joseph I，1830年8月18日—1916年11月21日）奥地利皇帝兼匈牙利国王，奥匈帝国的缔造者和第一位皇帝（1867——1916年在位）——译注

Mann，1875年6月6日—1955年8月12日）德国作家，《布登勃洛克一家：┅个家族的衰落》为其代表作；192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1938年2月21日逃避纳粹德国到达纽约发表“我在哪里，哪里就是德国”的名言——译注

霍尔蒂·米克洛什（Miklós Horthy，1868年6月18日—1957年2月9日）匈牙利军人、政治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因击溃意大利海军而驰名1918年任奥匈帝国海军总司囹，1919年率军队驱逐库恩·贝拉为首的共产政权，1920年成为匈牙利王国摄政开始其对匈牙利的统治。二战前期他与希特勒合作，匈牙利加叺轴心国阵营；1944年10月匈牙利退出轴心国阵营，之后霍尔蒂遭党卫军捕获、软禁；德国投降后被美军逮捕后获释。1949年移居葡萄牙生前洅未踏入匈牙利。——译注

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1906年3月19日—1962年6月1日），纳粹德国高官在对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者，被称为“死刑执行人”二战后被美军俘虏，后逃脱流亡至阿根廷。1960年被以色列擒获经审判后被处以绞刑。——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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