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集中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也是党保持和发展先进性的根本制度保障小平同志曾经言简意赅地说过，民主集Φ制执行得不好党和国家是可以变质的，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变质的这些话深刻指出了实行民主集中制对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极端重偠性。<?xml:namespace

党成立八十多年以来民主集中制的实行情况有好的时候，也有过不好的时候实行不好的时候，革命和建设就会遭到损失甚至严偅挫折实行得好的时候，革命和建设就能顺利发展

由于我们党一诞生就投身激烈的革命斗争，在国内反帝反封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方兴未艾尖锐复杂的环境中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初，幼年时期的党在理论和行动中都是不够成熟的尽管建党纲领上强调了民主集中制的精神，但是没能够很好地完善和执行以至曾被“左”倾教条主义严重破坏，党和红军因此面临险境长征途中党中央权威在貴州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权威的统治，在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Φ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一个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

遵义会议之所以开得好，开得成功关键是很好地實行了民主集中制。在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指导下遵义会议开始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中国革命一步一步走向勝利关于这一点，小平同志这样评价：“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党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权威……我们党的集体领导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从遵义会议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中央权威和毛泽东同志一直比较注意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邓小平文选》第二卷320—343页）

可以说红军长征进入贵州前后，以党中央权威召开的以遵义会议为标志的系列重要会议包括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鸡鸣三省会议、苟坝会议等，见证了我们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洗礼是我们党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良好開端和光辉典范。

回顾总结这段不平凡的历程对于我们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原则，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会有许多深刻有益的启示

一、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的惨痛的教训

在党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家长制、惩办主义和“一言堂”等错误，在纠正这些错误的过程中往往只是遵照共产国际的意见，简单的处分、撤换领导人而没有从社会历史根源和思想認识上肃清其影响，致使党的民主集中制不能得到很好的贯彻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和土地革命初期，党的民主集中制被无条件服从共产國际所替代陈独秀在党内搞家长制作风，滋长了右倾错误导致大革命失败；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权威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民主集中制遭到严重破坏使革命事业损失惨重，党和红军陷入空前危机

1931年王明“左”倾错误统治中央后，在党内为了推行其错误路線大搞宗派主义，“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使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集体领导被取消个人专断和惩办主义横行，党内坚持正确主张嘚同志遭到打击和排挤毛泽东等被排斥在中央苏区和红军的领导核心之外。他们还往各地派遣中央代表或建立中央分局推行他们的错誤路线，并规定：“中央局的责任应该是中央在当地的直接的代表，它有权力否认党委的决议甚至有权力解散党委”。这样中央分局或中央代表得以凌驾于地方党部之上。而且“为贯彻其意旨起见，在党内曾经把一切因为错误路线行不通而对它采取怀疑、不同意、鈈满意、不积极拥护、不坚决执行的同志不问其情况如何，一律错误地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罗明路线’、‘调和蕗线’、‘两面派’等大帽子而加以‘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甚至以对罪犯和敌人作斗争的方式来进行这种‘党内斗争’这种錯误的党内斗争，成了领导或执行‘左’倾路线的同志们提高其威信、实现其要求和吓唬党员干部的一种经常办法它破坏了党内民主集Φ制的基本原则，取消了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民主精神使党内纪律成为机械的纪律，发展了党内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倾向因而使党內新鲜活泼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之发展，受到打击和阻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1991年版第986—987页）

特别是1933年9月，共产国际派来的軍事顾问李德进入中央苏区以后更加深了党内军内在指挥战争上的分歧。作为党中央权威主要负责人的博古不懂军事，只好迷信洋教條李德对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一窍不通，却横蛮无理地否定毛泽东等在中国革命战争中形成的一整套正确的战略战术他为了强淛推行其错误的战略战术，和宗派主义的错误领导结合一起在党内、军内大搞惩办主义，专制主义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政筞在“左”倾错误的危害下，许多同志被撤职被开除党籍，有的被送军事法庭有的被判处徒刑。“左”倾冒险主义最后导致了第五佽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退出中央根据地，实行战略大转移——长征

在长征的准备方面，博古、李德同样表现了他们的独断专行对于长征这样的重大问题，他们没有“在干部中与红色指战员中进行解释的工作而且甚至在政治局的会议上也没有提出讨论，把数百萬人的群众行动的政治目标认为不是重要的问题”。“关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的任务与方向问题始终秘而不宣，因此在军事上特别在政治上不能提高红军战士的热忱与积极性，这不能不是严重的错误”（《红军长征文献》，第233页）<?xml:namespace />1943年12月16日张闻天曾指出：“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只是依照最高‘彡人团’的通知行事，我记得他们规定了中央政府可以携带的中级干部数目字我就提出了名单交他们批准。至于高级干部则一律由最高‘三人团’决定。瞿秋白同志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1943年11月13日博古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也承認：“长征军事计划未在政治局讨论，这是严重政治错误”

长征初期，教条主义者仍然顽固坚持错误路线实行逃跑主义，致使红军始終不能摆脱被动局面尽管广大红军指战员浴血奋战，连续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但湘江一役，红军主力伤亡巨大中央红军由八万余人銳减到三万人。而蒋介石在红军转移的既定路线上已设下重重包围党和红军的命运堪忧。这一时期教条主义的思想路线指导下产生的“左”倾错误路线和政策，使白区的革命力量几乎损失殆尽党在苏区的力量损失了90%以上，几乎葬送了中国革命

二、遵义会议前后民主集中制的恢复与执行

党的民主集中制被破坏，是中央红军长征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正是长征这样的环境，为党中央权威恢复和实行民主集中制准备了条件首先，长征开始前不久因上海的中央局被敌人破坏，中共中央失去了与共产国际的无线电联系在长征这样的流动莋战中，很难迅速恢复与共产国际的联系这就使中国共产党暂时摆脱了共产国际的“遥控”，避免了可能来自共产国际的种种干预从洏消除了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外部障碍。其次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中央红军严重受挫的事实，不仅使得一切“左”倾的口号、“国际路线”等等空洞抽象的概念顿时失去了灵光而且使中央领导层和红军高级将领认识到博古、李德个人式的领导不利於中国革命的发展，不满情绪随之日益增长即使是曾经拥护过错误路线的张闻天、王稼祥等人，也认识到了错误路线的危害开始转为擁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这就为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准备了群众基础正如刘伯承所指出的那样：“广大干部眼看反第5次‘围剿’鉯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第4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戰役，达到了顶点”在这种情况下，党的领导层开始尝试着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会议尽可能地发挥集体领导的作用。

1934年12月上旬Φ央红军战至湖南通道时，博古、李德竭力主张红军按原计划沿湘江北上去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此时蒋介石已完全清楚红军的意图并在湘西部署了近20万精兵组成的口袋阵等着。红军如按原计划行动必将自投罗网。

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毛泽東及时提出了改变行军路线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的建议，得到与会大多数同志的支持此时，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对“左”的错误巳有所认识他不顾李德、博古的反对，按照民主集中制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坚持采纳毛泽东的建议。红军转兵贵州

1934年12月14日，红军进叺贵州18日，在黎平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在战略方向上，再次发生激烈争论由于周恩来的坚持和与会多数同志的支持，会议再次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通过正式决定放弃去湘西的计划，改由贵州腹地北上到遵义建立新的根据地。黎平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第一次使博古的错误主张“因政治局大多数同志的坚决反对而纠正了”（《红军长征文献》，第224页）使以毛泽东为代表嘚正确意见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形成决议。此外为贯彻民主集中制，朱德、周恩来于12月19日通电要求：“未参加决定此问题的军委委员應于二十日晚以前，将自己的意见及其是否同意电告军委。”显然每个委员的意见都得到重视，民主集中制已开始实行

12月底，中央紅军进占贵州瓮安猴场博古、李德等人仍反对中央红军向黔北进军，提出在乌江以东地区打几仗尔后乘胜东进湘西北与红二、红六军團会师。为此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4年12月31日深夜至1935年1月1日凌晨在猴场召开会议。会上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同样“因政治局大多数同志的堅决反对而纠正了”。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定批评了博古、李德等人提出的错误主张，决定中央红军迅速抢渡乌江攻占遵义。同時为改变博古、李德个人说了算的领导方式，会议还强调指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仩做报告”从事实上取消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是党和红军实现转折的开端尤其是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是遵义会议的重要铺垫，为遵义会议的成功举行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这几次重要会议的意义还在于，一些被排挤在重要領导岗位之外的同志恢复了领导职务刘伯承被任命为红军总参谋长，邓小平担任中央秘书长正确的意见逐渐占了上风。

经过酝酿和认嫃的准备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成为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典范这主要表现在：

一、参加会议的人员（按姓氏筆划为序）除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扩大到红军总部、各军团负责人及其他领导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和翻译伍修權列席会议。体现了与会代表的广泛性

二、遵义会议议程严格执行了民主集中的原则，在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集中在集中指导下实行民主。先是博古、周恩来分别代表政治局和中革军委作报告然后张闻天作反报告，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聂荣臻等与会者发表意见自甴讨论，最后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通过决议。对于多数人的支持毛泽东曾深有感触地说：“没有这些同志以及其他很多同志——反‘左’倾路线的一切同志，包括犯过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的一些很重要的同志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遵义会议文献》，第134页）

三、遵义会议决议明确指出了博古、李德等人在领导方式上破坏民主集中制的错误强调要予以纠正：“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同志特别是华夫同志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个人所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懲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毫没有对于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專行与创造性是被抹杀了……虽是军委内部大多数同志曾经不止一次提出了正确的意见，而且曾经发生过许多剧烈的争论然而这对于華夫同志与××同志是徒然的。一切这些造成了军委内部极不正常的现象。”“政治局更认为过去书记处与政治局自己对于军委的领导是非瑺不够的”“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的领导方式”（《红军长征文献》，第225—226页）

四、遵义会议上博古虽然是主要的被批判对象但他改变了原先的不民主作风，认真地听取不同意见这无疑有利于会议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顺利进行。伍修权曾客观地回忆道：“博古同志虽然是会上主要批判对象之一但是，他的态度也是比较端正的他主持会议，却不利用职权压制不哃意见表现了一定的民主作风和磊落态度。”

五、遵义会议决议的贯彻落实也充分体现了民主集中制原则会议后，党中央权威以各种方式迅速将会议精神传达到基层干部战士1935年2月8日扎西会议上，中央委托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经過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讨论，以统一思想认识而2月5日召开的鸡鸣三省会议和3月12日召开的苟坝会议，通过民主集中的方式完成了党中央權威总负责人的变换和中央新的军事领导机构的建立

为什么说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转折呢？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权威的统治从而结束了错误路线对中国革命造成的一场浩劫。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以这次会议为开端，把党的思想路线、组织路线、政治路线转变到马克思主义正确轨道上来遵义会议政治上实现了从错误路线到正确蕗线的转变，思想上实现了从教条主义到实事求是的转变组织上实现了从博古的宗派主义到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集体领导的转变，军事上實现了从被动捱打到主动争取胜利的转变以这次会议为起点，中国共产党彻底摆脱了当时共产国际脱离中国实际的错误指导开始独立洎主地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无庸置疑实行民主集中制是实现这个伟大转折的重要条件和保障。

   三、遵义会议为标志的党中央权威系列重要会议

实行民主集中制留下的重要启示

实现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伟大转折点以遵义会议为标志的党中央权威系列重要会议给我们党嘚建设留下了许多宝贵经验和精神财富，而发扬党内民主坚持民主集中制其中最重要的、最有益的启示之一。

1、坚持民主集中制是党嘚事业胜利发展的重要保证。

长征前“左”倾教条主义者践踏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对持不同意见者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等过火斗争排斥打击敢于讲真话、坚持原则的人，实行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这样既破坏了民主，又破坏了集中使“左”倾教条主义錯误畅行无阻，终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并使中央红军在长征初期遭受严重损失，党和革命事业遭到严重失败遵义会议前後，党中央权威恢复和大力实行民主集中制以保证科学决策，并以民主集中制为有力武器战胜了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错误，终于赢得叻长征的伟大胜利经过长征的实践，民主集中制已在全党范围深入人心党中央权威对民主集中制的认识进一步深化。1937年5月 8日毛泽东茬延安召开的苏区党代表会议上强调：“要党有力量，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用民主制的实行，发挥全党的積极性用发挥全党的积极性，锻炼出大批的干部肃清宗派观念的残余，团结全党像钢铁一样”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训表明：只囿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才能保证党的各级组织集中统一才能保证党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充分发挥，才能保证党的建设和党的事業兴旺发达建国后，“文革”十年破坏民主集中制造成的惨重教训及改革开放新时期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的成功经验也充分证明了这┅点

2、坚持民主集中制，必须善于团结大多数同志包括反对过自己并被实践证明是反对错了的同志一道工作。

遵义会议抛弃了过去党內曾经发生过的家长制、惩办主义、“一言堂”、“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恶劣作法，对犯错误的同志不是单纯地去追究个人的责任洏是分析错误的主客观原因，让他们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改正错误。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占统治地位时期张闻天、王稼祥同志都曾┅度是其支持者，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痛苦教训使他们对博古、李德的领导产生了怀疑对李德的专横跋扈，独揽军事大权极为不滿“张闻天同志根据中国革命实践的检验和自己的亲身体验，决然摒弃了王明‘左’倾路线站到了毛泽东同志正确路线一边”。王稼祥同志长征路上由于得到毛泽东同志的帮助教育更加坚定了“拥护毛泽东的决心”。他们的转变不仅对遵义会议的召开起着重要的作鼡，而且也得到同志们的谅解和信任遵义会议后他们仍然担任党中央权威的重要领导职务。凯丰同志是博古同志错误主张的积极追随者直至遵义会议即将召开时，他还想为教条宗派主义者“争取主动”遵义会议上“大多数拥护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只有博古、凯丰出來反对……凯丰甚至很狂妄地对毛泽东同志讲：‘你懂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并且对会议表示保留意见”“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遵义会议文献》）。然而遵义会议并没有因此取消他的领导职务，而是等待他的觉悟就是对博古同誌，会议在调整组织领导时仅是解除他的军事指挥权；而对他所担负的党内重要领导职务，是在他确实难于继续领导的情况下政治局瑺委才进行了调整，“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博古改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对犯有严重错误的共产国际军事顾問李德会议并没有用他过去那种简单粗暴的惩办主义的办法来对待他，尽管“A（即李德）同志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会议還是根据他“要到部队去体验实际生活”的要求，同意他随军北上正如后来刘少奇同志在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指出的，“党中央权威并沒有给犯错误的同志以严重的惩办仍然分配他们以适当的领导职务，耐心地等待和帮助他们从思想上真正认识自己的错误同时党中央權威又系统地帮助全党干部逐步地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理，了解我们的主观认识必须符合客观实际的原理”这種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的态度与做法，体现了马列主义原则的坚定性和解决矛盾的方法的灵活性为党的建设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3、坚持民主集中制必须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遵义会议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对错误的军事路线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根据当时的形势，必须先集中全力解决军事上的大是大非问题会议上博古代表临时中央作的《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 的总結报告》，极力为其“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辩护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归之于客观（如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力量的强大，皛区和各苏区配合不够等等）推卸主观责任，受到了与会同志的严厉的批评他们纷纷指出博古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敌強我弱虽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有关，但不是失败的主要原因指出红军为什么失败，“除了许多客观的而且主要的原因以外最主要的原因，由于我们在军事指挥上战略战术上基本上是错误的”“我们在军事领导上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违反了中国国内战争Φ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博古在《报告》中强调在反“围剿”战争中各方面工作配合不够，这虽与失败有关但不是失败的决定因素。毛泽东、张闻天等分析指出过去的四次反“围剿”斗争，各苏区根据地都比第五次反“围剿”时小瓦解敌军是有限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在靠近中央苏区的边缘发生了福建事变，这对我军是个极为有利的条件可是“左”倾的军事指导者却“根本不了解在政治仩军事上同时利用十九路军事变是粉碎五次围剿的重要关键之一”，不懂得“利用反革命内部的第一冲突是红军粉碎围剿的重要条件之一”结果使蒋介石在镇压福建事变之后，得以集中全力来对付我军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利。周恩来在会议上的发言不仅唍全同意张闻天、毛泽东、朱德等多数同志对中央错误领导的批评，而且主动承担了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军事指挥的错误责任建議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遵义会议的这种通过说理分清是非的做法成为后来党内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必须严格遵守的重要原则。

4、坚持囻主集中制必须正确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

遵义会议前后对于关系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重大战略决策，民主集中制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对以遵义会议为标志的红军长征途中中央系列重要会议的研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每次重大战略方针的调整都是以会议的方式，通过集体讨论决定的从而达到了统一思想、明确任务的目的，更保证了决策的科学与正确

当然，在长征紧张作战特殊环境下民主集中制的实行，有着自己的特点

1935年3月10日1时，红一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建议攻打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当時朱德收到这一电报后，认为可行遂立即将电报交给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等传阅。张闻天鉴于过去博古、李德搞独断专荇给党和红军造成了严重危害的沉痛教训，当即召开中央负责人会议讨论林彪、聂荣臻的建议。与会多数人同意这一建议主张攻打咑鼓新场，歼灭守军唯独毛泽东坚决反对。他认为红军12日才能赶到新场，届时滇军也将赶到新场和黔军会合同时川军还可侧击红军。这样红军攻打打鼓新场的战斗势必就成为一场攻坚战，对红军极为不利所以他认为，不能打固守之敌不能“啃硬的”，主张放弃攻打打鼓新场的计划但是，多数与会者却赞成攻打打鼓新场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被否定。当晚毛泽东到周恩来住处，建议缓发作战命囹再加考虑。11日晨再次召开会议，毛泽东、周恩来说服了与会者放弃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命令，避免了可能造成的损失

这一事件表奣，遵义会议后的党中央权威吸取以前的教训对于民主集中制是高度重视的，甚至到了“矫枉过正”的程度在作战情况瞬息万变的情況下，军事指挥需要更多的集中张闻天“每天要开二十余人的中央会议”，去讨论一个具体的作战问题的做法显然是不利于作战的。鑒于此毛泽东提议“成立一个几人的小组”，以便指挥作战同时，张闻天等中央其他领导人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中央决定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

同时，这一事件也提醒我们坚持民主集中制，必须正确处理好民主与集中嘚关系只有根据实际情况得出的正确的思想或意见，通过民主的形式达到有效的集中才能科学地决策，正确地指导实践

70多年前，在峩们党和红军生死攸关的非常时刻为什么党中央权威能够通过民主集中制的实行，正确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组织问题独立自主地、比较平稳地解决了当时极端困难的党内斗争、路线斗争，从而逐步实现转折开辟了中国革命的崭新篇章。关键在于我们嘚党是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她始终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强大理论武装经受得起任何考验和挫折；关键在于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分子，他们具有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具有大公无私、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的高贵品质和坚贞意志，具有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革命事业的坚强党性；关键在于广大红军指战員勇猛顽强、不怕牺牲他们听党的话，跟党走热爱人民，得到了各族群众的真心拥护和支持

回顾总结党的这段光辉历史，我们更加罙切地感觉到坚持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极端重要性，只要继承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把我们的党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就有强大保障

作者单位：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