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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岩波书店1939年出版的满文老档译本（藤冈胜二译） 本网配图
　　《满文老档》是明末清初满族入关前用满文写成的编年体史书，清乾隆时期重新抄写，在北京皇宫和盛京崇谟阁各存一套。其中存于盛京崇谟阁的这套《满文老档》，几经辗转，于1969年移交到辽宁省档案馆保存。
　　这部尘封的史书，为我们讲述了一段段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父子在东北大地纵横驰骋的真实故事，展开的是一幅幅后金崛起的传奇画卷。
　　《满文老档》曾被日本人盗拍
　　《满文老档》形成于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统治时期，其记录的文字是满族最开始创制的无圈点老满文和后来进行完善的加圈点新满文，到了乾隆年间因年代久远，官方称其为“老档”，故后人名之曰《满文老档》。
　　《满文老档》用当时明辽东地方衙门的公文纸和高丽笺纸书写，顺治元年（1644年），清入关定都北京后与其他档案文件一并移入京城，藏于内阁大库。乾隆六年（1741年），大学士鄂尔泰、徐元梦等奉旨从内阁大库中提取《满文老档》，逐页进行夹纸托裱。由于新满文的普及，认识老满文的人越来越少了。乾隆四十年（1775年），皇帝唯恐人们会遗忘满族文字的来源，或者说忘掉本民族文化的根基，就命人用新、老满文各抄写一部，每部26函180册，连同原本仍藏于内阁大库。三年后，乾隆皇帝又命人用新老满文将《满文老档》重抄两套，一套存于北京皇宫，一套藏于盛京崇谟阁。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日本人内藤虎次郎受日本外务省的派遣，以大阪《朝日新闻》“记者”的身份，到盛京进行所谓史迹“调查”，进入崇谟阁等处翻查皇室典籍等，看到了《满文老档》。此后不久，他又以西京大学文科教授、文学博士的身份进入崇谟阁对《满文老档》进行盗拍，并将照片带回国后冲洗出来并编辑成册，存于京都大学文学院图书馆等处。内藤虎次郎的所作所为无疑是文化侵略，然而，也正是如此，皇家秘籍《满文老档》惊现于世，后金崛起的传奇画卷得以展现在世人面前。
　　《满文老档》所反映的内容，始于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止于明崇祯九年（1636年）。记载了努尔哈赤统一各部，建立后金政权，而后对明朝政府进行战争，夺取辽东，建都辽阳、沈阳，以及皇太极继位后，继续进兵辽西，并数次深入关内，屡挫明师等军政大事。而且它还记载了当时满族的社会组织、八旗制度、法律规章、对外交涉、族内纷争、官员任命、生产和经济状况乃至宫廷生活、民情、民俗、天文、地理、气象等情况。
日本岩波书店1939年出版的满文老档译本（藤冈胜二译）本网配图
　　努尔哈赤靠争夺“人财”壮大实力
　　据《满文老档》记载，在努尔哈赤刚刚开始起兵为父祖报仇时，力量微弱，只有盔甲13副，士兵不足百人，没有被其它部族所重视，甚至自己家族的人也不满意他，愿意合作的只是一些附近居住的几家被压迫的人。在得到明廷安抚后，依靠明廷威势，努尔哈赤先后收附了邻近的董鄂部、哲陈部、苏完部、苏克苏浒河部等村寨。为了便于管理，避免争夺、叛变，将归附的人全部迁到努尔哈赤住地附近，加以编制安排，势力逐渐壮大，开始大量掠夺周边部族和被其占领的明朝城池中的人口及财物来充实自己的军备、壮大队伍，后来更有所谓的“识时务者”主动投降并献人献物，受到了努尔哈赤的礼遇。其中包括蒙古一些部落以及当时降官降人，如天命三年（1618年）二月，努尔哈赤对于前来归附的东海附近的使犬部人，赏给妻子、奴仆、马、牛、衣物、粮食、房舍、楼阁及碗碟瓮瓶等物满足其生活所需。而对于那些不暴力不合作的“战利品”，好点的可以编户入伍，糟糕点的只能以俘虏的身份被八旗均分为奴。
　　皇太极时期，为了进一步削弱明朝的势力，扩充自己的实力，数次入关劫掠，获取了大批汉族人口。皇太极统治的10余年间，清军先后5次大规模入关作战，掳掠了上百万人畜，并把此项军事行动称之为“捉生”行动。天聪四年（1630年）和八年（1634年），皇太极先后两次率兵袭扰关内攻打大同等地，劫掠大批人口和财物而回。皇太极高兴地说道：“财帛虽多不足喜，惟多人奴可喜也。”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命多罗英郡王阿济格率军入独石口，经延庆入居庸关，绕过北京直趋保定，连陷城池10余处，劫掠18万人畜及其它大批物资。崇德三年（1638年），皇太极又命睿亲王多尔衮、贝勒岳托率军兵分两路从墙子岭、青山关越长城，绕北京至涿州，再南下攻陷济南，俘明德王朱由枢，历时半年，转掠2000里，克城池50余座，俘获人畜46多万，金银百余万两。崇德七年（1642年）皇太极再次命多罗饶余贝勒阿巴泰率兵自界岭山、黄崖口分两路入长城。趋蓟州、克河间、衡水等城，又转攻山东，这次入关作战前后8个月，俘获人口37万。
　　努尔哈赤使东哥成了“叶赫老女”
　　明末辽东地区满族早期分为海西、建州和野人三部，其中海西部又分为叶赫、乌拉、哈达、辉发四部，叶赫部势力最大。随着努尔哈赤统一建州部后势力的不断壮大，直接威胁到叶赫第一部落的地位，于是在叶赫部首领纳林布禄向努尔哈赤提出领土要求被拒绝后，叶赫部决定联合哈达、辉发等满蒙九大部落攻打建州部。叶赫部为了与乌拉部结成同盟，叶赫部纳林布禄之兄布寨许诺将女儿叶赫那拉·布喜娅玛拉也就是当时被誉为满蒙第一美女的东哥嫁给乌拉部贝勒满泰的弟弟布占泰，于是，布占泰以叶赫女婿的身份，率兵加入了九部联军，这便是著名的“九部之战”。
日本岩波书店1939年出版的满文老档译本（藤冈胜二译）本网配图
　　但是战争的结果却出人意料：努尔哈赤以少胜多，击败了九部联军。东哥的父亲布寨在这一战中战死，纳林布禄也因战争失败不久便抑郁而终。
　　叶赫部布寨的儿子布扬古继为贝勒。布扬古为了议和，许诺将妹妹东哥嫁给努尔哈赤为妻，但东哥认定努尔哈赤为杀父仇人，誓死不嫁，并发誓谁杀了努尔哈赤，就嫁给谁为妻。于是，布扬古贝勒当众毁约，并向各部征婚，条件是杀死努尔哈赤，只因当时其它部落势力还不足以与努尔哈赤抗衡，不愿以身犯险，所以东哥的复仇计划也便搁置下来。
　　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哈达部发生内讧，叶赫部趁机派兵劫掠哈达部。哈达部只好请求努尔哈赤出兵援助。叶赫部很快得到消息，惊恐之下，就给哈达贝勒猛骨孛罗写了一封信表示愿意将东哥嫁给他，重修旧好，前提条件是抓住建州统兵将领，不向建州送人质，并杀死建州士兵。东哥这个诱饵非常有效，猛骨孛罗真的同意了，并约叶赫贝勒共议计划。猛骨孛罗的背信弃义激怒了努尔哈赤，当即努尔哈赤率兵攻破哈达城，哈达部就此灭亡。
　　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辉发部贝勒王机努死，他的孙子拜音达礼杀死叔叔自立为贝勒，很多部众叛逃到叶赫。拜音达礼求助于努尔哈赤，努尔哈赤率军帮他收复了叛离的辉发村寨。叶赫见此情景，故伎重演，提出将东哥嫁给拜音达礼。拜音达礼立场摇摆不定，多次背弃盟约，努尔哈赤于是率军攻占辉发，拜音达礼战死，辉发部也就此灭亡。
　　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努尔哈赤亲率大军征乌拉。布占泰提出将自己的女儿、儿子以及十七寨寨主的儿子送到叶赫作为人质换取叶赫的支持，但是叶赫并没有派兵相救。乌拉城被努尔哈赤攻破，布占泰投奔叶赫，最终抑郁而死在叶赫城中。至此，与东哥建立过婚约的部落全部成为努尔哈赤的囊中之物。
　　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布扬古贝勒见妹妹年过三十，婚事实在不能再拖了。权衡利弊之下，最终将东哥许配给了蒙古喀尔喀部达尔汗贝勒的儿子——莽古尔岱。
　　努尔哈赤听到东哥出嫁消息后，十分气愤，众贝勒大臣想出兵攻打叶赫，平复叶赫悔婚的怒气。但努尔哈赤理智的分析了局势说：“此女生来非同一般，乃为亡国而生矣！因为她，哈达国灭，辉发国亡，乌拉国也因她而覆亡。此女用谗言挑唆各国，致启战端。今唆使叶赫联合明朝，不嫁给我而嫁给蒙古，其意是想让我因为灭掉叶赫而启事端，借此事端与人结怨，所以嫁于蒙古也！无论此女聘与何人，寿命不会长久，毁国已尽，构衅已尽，死期将至矣。”当东哥真正出嫁时已经三十三岁。一年多后，果如努尔哈赤所言，东哥病死他乡，只在历史文献中留下了“北关（叶赫）老女”的称呼。
　　皇太极五位后妃出自蒙古部落
　　满蒙通婚是满洲与蒙古诸部融合的过程，努尔哈赤积极促进与蒙古各部的关系，当时后金与蒙古修好的手段主要是盟誓通婚，进而争取蒙古众多部落贝勒、台吉对后金汗国的依附和支持。从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蒙古科尔沁部明安贝勒送女给努尔哈赤为妻后，蒙古各部争相与后金联姻。直至天命二年（1617年），努尔哈赤第一次将其侄女嫁给蒙古喀尔喀部恩格德尔台吉，以缓和双方关系。对于蒙古各部众主动归附者，来着不拒，“皆厚予生活所需而养之”，并将来归附诸贝勒所带领的部落各编为一旗。天命八年（1623年），努尔哈赤又与蒙古部落盟誓：“对于归附的贝勒，以后若是犯罪，则与我的八个贝勒一样一视同仁。死罪则免死，遣还故地。不分内外，共享长寿太平。”
　　皇太极时期虽然与蒙古战争不断，但也是时战时和的状态，战时兵戎相见，和时互相通婚。从后金首领的联姻不难看出，满蒙联姻实属结成军事、政治、经济联盟所需，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六月初十，蒙古科尔沁部扎尔固齐贝勒蒙古思送其女哲哲给皇太极为妻。天命十年（1625年）二月，科尔沁部又将布木布泰也就是哲哲的侄女许给皇太极为妻。接着天聪八年（1634年）皇太极又迎取了布木布泰大姐海兰珠为妃，就这样哲哲与侄女海兰珠、布木布泰姑侄女三人都嫁给了皇太极。同年闰八月二十八日，察哈尔林丹汗的第四大妃巴特玛·璪带领部众前来归顺，皇太极纳其为妃。天聪九年（1635年）五月间，贝勒多尔衮等统帅大军出征察哈尔，林丹汗的第一大妃娜木钟率领部众前来归附。同年七月二十日，娜木钟至盛京，皇太极又纳为妃。皇太极通过前三次的政治婚姻，取得了蒙古部落强有力的支持，而对于后两次，则是通过接收蒙古部汗妃的“嫁妆”积蓄了力量，壮大了队伍。
　　有趣的是皇太极这五位来自蒙古部落的后妃在《满文老档》原档中只记录了她们的名字，而未记其姓，在后来抄录原稿过程中，乾隆皇帝下令将各福晋的名字，用白纸条贴盖，然后在上面改写她们的姓，俱改书为“博尔济吉特氏”，其本名遂被湮没不传。从此皇太极五大福晋的真名在清代官撰各类史书中均被删去。但是透过《满文老档》所贴白纸黑字，还能认出五大福晋被埋没二百多年的名字。这五大福晋分别是：中宫清宁宫国君福晋哲哲；东宫关雎宫大福晋宸妃海兰珠；西宫麟趾宫大福晋贵妃娜木钟；东宫衍庆宫侧福晋淑妃巴特玛·璪；西宫永福宫侧福晋庄妃布木布泰。
　　后金崛起之谍战风云
　　在《满文老档》中也重现战争的另一种较量——间谍战。无论是努尔哈赤还是皇太极都没有忽视这部分力量的作用。在努尔哈赤与明将毛文龙对峙阶段，毛文龙不断安排奸细混入后金军队及所驻城池，一方面搜集后金军事情报并做好战时内应的准备，另一方面对后金所占城池守城官员进行策反或者离间行动，以期得到里应外合的效果。所以努尔哈赤严加防范，他明确表示：“如有擒获毛文龙遣派奸细，送来者记功，其首告者记功赐赏；若不拿送，被人首告，则治以灭门之罪；而官员督查奸细不力，轻则革职，重则治罪，如若擒拿奸细有功，论功加官行赏。”而且努尔哈赤还分派人员巡察各地谍战工作开展情况，所获奸细或拘禁审问，或直接杀掉。
　　皇太极阶段，依然严查奸细，反抗逃跑者当场格杀，生擒的则所携财物归获主所有，而奸细本人则被卖作奴隶。与此同时皇太极不断遣人到各处军事要地侦探消息，根据情报的重要程度和可靠程度分发赏银。皇太极为确保所派奸细汇报信息的准确性，多数情况下要分批派出多支间谍队伍搜集消息，《满文老档》中记载：天聪四年（1630年）五月二十日，温察受皇太极之命来回报刺探的消息，与前七人所报相同。情报得到确认，方可采取战略部署。如果经验证情报不准确，对于提供情报的奸细则施以重罚。
　　皇太极对明使用间谍战最成功的范例当属用反间计使明崇祯皇帝杀死袁崇焕。
　　天聪元年（1626年），努尔哈赤率军攻占了锦州以东的明朝全部城镇，只有袁崇焕独守宁远一座孤城，努尔哈赤亲自督战攻城，却被红衣大炮击伤。一年后，皇太极亲率精兵，围攻宁远依然损兵折将。皇太极无奈采用汉族谋臣高鸿中的建议，率领大军绕道内蒙古，直抵北京城下。袁崇焕得知后，两昼夜急驰三百余里，以九千士兵与皇太极十多万大军对阵于广渠门外，皇太极出战不利，便施以反间计。据《满文老档》记载：“天聪三年（1629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遣杨太监往见崇祯帝。杨太监以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告明崇祯帝。遂捉拿袁都堂，最后用割肉离骨的酷刑致死。”其实是皇太极故意让两名被捉的明宫太监听见谋士高鸿中、鲍承先的对话，内容是袁崇焕与满人有密约，然后故意放走其中一名太监回京。崇祯皇帝中计，以为袁崇焕谋反，将其杀害。袁崇焕之死归根结底是明朝末年的阉党干政，朝廷内部的势力纷争所导演的一场悲剧，皇太极也正是利用这点不费一兵一卒，让明廷自毁“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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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人夺取全国政权是历史传奇
&遍观中国历史，就朝代更替而言，山海关外的满人在汉人吴三桂的引导下进入关内，然后一鼓作气夺取全国政权，并占有全国政权达二百余年，这样的历史大剧在中国历史上仅此一次，绝对可称之为传奇。
之所以称之为是传奇是因为，满人进关夺取政权所依赖的精锐部队不足二十万；满人也并没有足够的打遍全中国所需的战争物质储备，满人的文化积淀照比关内的汉人文化可用天壤之别来形容，满人所拥有的同盟军只有蒙古人。就一个夺取全国政权的团体而言，满人所拥有的条件可说是根本不足以夺取全国政权所用，但事实是，满人就是在这样的不足条件下夺取了全国政权，并且占有这个政权达二百余年。
这绝对是一个传奇！
其实，满人原本就并未做侵入关内夺取全国政权的战略考虑；仅仅是在吴三桂引满入关后，满人才发现，即使力量薄弱如满人，也已经成为自李自成大闹关内并逼使明朝廷难逃之后，在关内的政治力量中满人成为以军事力量为主要支柱的政治力量中的特别突出者，并因此而突然萌生占有关内政权的企图并实施之。
我们必须认真了解满清的历史，理解为什么满人会获得成功？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明白那段历史，明白中国文化的优劣，因为显然，正是中国文化的优、劣并存，才让满人轻易地夺取了全国政权，也才让满人占有中国政权二百余年。
吴三桂引满人入关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宁与外人，不与内贼！这里的内贼指的是李自成。正是李自成率领的造反军将明朝天下荡涤的四分五落，并且因为是“荡涤”性质的军事行动，因此，明朝以吴三桂为代表的很多管理层人士确定了“宁与外人，不与内贼”的基本指导思想。在当时的时候，吴三桂并不自认为是“汉奸”，而是将自己的行为视作为是拯救汉家黎民百姓。
&注意，吴三桂的这种思想代表了当时很多明人，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李自成进入北京后，备受满人和明人的双重打击，于是，每况日下，最终大败亏输，落荒而逃离北京。并最终销声匿迹。有些历史学家将李自成的失败归之于李自成政权体系骄傲自满，腐败，自削战斗力等等，本博以为是避重就轻，实际上主要的原因是，李自成发动战争的方式过于残酷，乃至于大明的很多子民愤而反对之，甚至吴三桂这样的大明高级将领产生“宁与外人，不与内贼”的念头。
哲学上有“存在就是合理”这样的理论，那么，满人的历史是不是也表明，满人这种外族侵略中国就是合理的呢？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呢？这是我们中国人必须自醒的问题。
&我们现在看待这个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是“民族融合”、“中华大家庭”。但是，为什么当年日本大举武装侵略中国就不被认为是“民族融合”和“中华大家庭”的一个历史步伐呢？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日本侵略者被中国人赶出了中国，大和民族未被容纳入中华大家庭。所以说，我们只能将其看作为历史虚无主义的结果。
&关键之处在于，因为满人二百余年的占有全国政权的历史，使得汉人不得不承认建立在这个事实基础上的合理性。而这又正是中国“酱缸文化”滋味浓郁的根本原因。
&谈到这里又要说到儒家文化。其实我们看满人入关后的政治、文化调整，明显可以看出，满人其实就是将儒家学说极力地发扬光大，并让其成为向汉人灌输满人政权合理性，以崇拜满人皇家为主要的国人向心力的主要理论载体。而由这个历史事实我们可以看出，作为汉人的孔老夫子所推广的儒家文化本身只是一个维护帝王统治的文化，和民族性无关，甚至是一个“心怀博大”，容纳各种内外文化的酱缸文化的基本基础。因此，历届中央政府都极力推崇儒家文化，让其成为帮助统治的“治国理论”。唯一一个不使用孔夫子理论的秦朝则二世而亡。
&清朝历史记载表明，雍正性格阴鸷，但是，其父康熙却最终将大宝之位传于雍正，而在雍正后，乾隆甚至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乾隆盛世，显然，正是雍正给乾隆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国内民众思想统一，从而容易形成合力获取重大发展的基础，那么，康熙看重雍正的是什么呢？
从雍正严苛整治吏治，甚至对满八旗人，特别是对自己的皇族内人也毫不留情地整治来看，这个严苛的雍正王爷秉持了一个首先全民尊崇皇家，其后，其他的满汉人等“政治平等”的基本理念。而这正是儒家理论加上满八旗政治传统的统一结合应用结果。这种平等让做官的汉人们感受到和满人同等的政治地位，从而心甘情愿地为满人服务，普通的老百姓则默认满人对他们的统治。其所依据的正是，民族平等之下的不分满、汉。我们可以将其定义为“民族融合”“中华大家庭”政策。
可以说，这正是满清之所以能稳坐全国政权二百余年的唯一依持理论。
&也是满人当初实际上挟持众多汉人，而这些汉人甘心为满人当汉奸，才夺取了全国政权所依赖的基本理论。
当众多汉奸按照“不分满汉”、“只为民做主”这样的理论来指导自己的行为时，做汉奸就是很心安理得的事情了。当我们理解上世纪抗日战争时期汉奸众多的历史现象时，其实就能从中看到相似的情形：譬如汪精卫建立“曲线救国”理论的核心指导思想如出一辙。
&满清不过就使用了一招“用儒家文化治理天下”，就能在那样的政治、经济、军事的贫乏基础上获取全国政权并占有全国政权达二百余年之上，可见外来的满人比发明了儒家文化的汉人更为了解儒家文化的威力。因此也就能实现“以汉治汉”的目的。
&而今我们有些人还在大力鼓吹儒家文化，可见，在当前这个全世界大融合的时代，有些人刻意迎合外人对于中国文化、经济的“潜侵略”，最终实现对于中国政治的“显侵略”，这是典型的汉奸行为。不过，这些人并不以这样的汉奸行为为耻，反而以实现中外融合，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国外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大融合为荣，这使得他们心安理得。犹如当年的吴三桂。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推动改革的基本战略考量是，当时的中国（包括现在的中国仍然是）面临着一个百年不遇的“战略机遇期”，这个所谓的机遇期的真实含义指的主要就是“和平时间”。在邓小平的理念中，世界其实就是二元化的：一个是战争时期，一个是和平时期。和平时期是为了战争时期做准备的，而战争时期则是促进和平的阶段。邓小平据此判断，二战和冷战之后的世界将会因为疲惫而不得不保持一段时间的“世界和平”，而这正是我们中国必须抓住的“战略机遇期”，并在这个机遇期内大幅度地增强我们的经济实力。其后，我们才能在面临非和平的时期时有足够的实力应对之。其实也就是用和平时期的积淀来做战争准备。而非和平是国际思想意识形态斗争所决定的必然结果。在这样的历史时期，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采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方式、方法来快速提升中国实力是唯一的符合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中国廉价劳动力众多这样的中国现实的。于是，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此诞生。
采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就必然要接受资本主义的思想和文化。而正是这样的国家行为特点使得一些人自觉不自觉地重新启用中国“酱缸文化”的特长，甚至更有甚者或者不怀好意者不惜抛弃中共所秉持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或者是根本就混淆了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基本思想。这便是我们这些年来思想文化领域混乱的根本原因。既如腐败，也可以归之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现实所带来了的思想文化混乱的结果。
毛泽东在此之前所警惕并且给予狠狠打击的正是这一点，这也正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最根本原因。毛泽东很清楚，就中国的文化传统而言，一旦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入中国，那么，建立在儒家思想基础上的酱缸文化必然会让中国人迷失思想。此时不仅是“民族融合”，而且会出现“思想融合”的状况，并且会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会让人们获得更多的物质利益而迫使人们更加自愿地在这种“思想融合”中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彻底融合掉。所以，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批四旧”、“批林批孔”、让干部和青年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就是为了让在他之后的接班人们真正了解中国社会发展的状况、了解基层民众真正的状况和需求，并因此而杜绝引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以此保证中国总是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统治之下。
邓小平也并非预测不到引入资本主义生产时的改革会给中国人的思想带来多大的混乱，这也是改革开放之初积极开展思想文化斗争的原因，只是成效不显著而已。但是，邓小平着眼于二战和冷战后的这个十分难得的战略机遇期，不惜铤而走险，坚决引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实现快速提升中国实力的最终目的，所谓“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正是此意。虽然有投机之嫌，但这却是建立在投资基础上的投机，所以，也难究其罪。
不过，我们需要警惕的却是，绝对不能容忍有人刻意改变中国的基本投资指南，也就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刻意改变中国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又是那些实力强大的资本主义成员极力要促成的，因此，我们看到国内有些人热衷配合这些国外别有用心人的行为，积极引入国外的思想和文化以将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融合掉”也就不足为奇了。
问题是，我们应该明白，满人当初实现稳当统治中国二百余年的秘密其实就是利用中国的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实现对国人的“民族融合”、“满汉合一”的洗脑。从而让关内国人主动去迎合满人。我们现如今面临着的还是类似的场景：既然中国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么，资本主义思想也就应该顺理成章地在中国大行其道才是，“融合掉”中国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而我们必须搞清楚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中国最终只有采用共产主义思想意识形态，我们才能真正稳坐世界之巅，真正实现像毛泽东所说我们中国“要为世界人民作出最大贡献”的终极目的。
我们未来的传奇就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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