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8位名人手迹 带我们了解抗战时期的重庆·重庆晨报数字报
第012版：重庆新闻视点
208位名人手迹 带我们了解抗战时期的重庆
它们是重庆市档案馆的“馆藏精华”，历经20余年筹备编撰即将出版；很多名人题词、信札首次公开
1936年，冯玉祥为《重庆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土木第六班、机械第二班同学录》题词。
1940年1月，陶行知为《新华日报》创刊两周年纪念题词。
1940年6月，孔祥熙为重庆大学第五届毕业生题词。
抗战时期，康心如为重庆明善小学创办十周年暨清芬楼落成题词。
重庆晨报记者 蒋艳 报道 重庆市档案馆整理出“馆藏精华”，共208位、400余幅抗战时期名人的手迹，分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四个板块，编撰成《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名人手迹》，本月有望出版。 很多名人题词、信札，是首次公开，这也是抗战名人手迹第一次集体亮相。这些手迹不仅展现了各位名人的个人风采，书信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更是还原了最真实的抗战大后方生活。 时间跨度大 上世纪90年代曾启动编纂工作 1937年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西迁重庆，随之而来的是经济、军事、文化重心的西移，重庆成为中国战时首都。战时中国各党派、各阶层、各领域的代表人物，相继来到重庆生活、工作、学习。 重庆市档案馆作为国家一级档案馆，拥有40余万卷抗战历史档案。其中，抗战时期的名人手迹，是馆藏的珍贵档案。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曾启动抗战时期名人手迹的精选。”中国档案学会档案文献编纂委员会委员、重庆市档案馆收集整理处处长唐润明说，因种种原因暂时搁置，这项工作时隔十余年之后重启。 2011年，部分名人手迹曾在市级机关综合办公楼、三峡博物馆，以及北部新区、万州、涪陵、璧山等地巡展。2012年，展览曾跨越海峡到了台湾，台北、新竹、彰化……每到一处都吸引了很多参观者。 收录人物全 208位抗战时期名人手迹入册 唐润明说，在世界各国和中国人民隆重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编辑出版《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名人手迹》，很有意义。 “在部分手迹的基础上进行补充，对重庆市档案馆的珍贵馆藏再次进行精选，”唐润明介绍，最后选出了208位、400余幅名人题词和信札，“很多图片、真迹是首次公开。” 内容分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四大板块。政治人物中，有蒋介石、刘湘、孙祥熙、宋子文、董必武、张澜等；经济人物有康心如、卢作孚、杜月笙、胡子昂、刘鸿生等；军事人物有冯玉祥、陈诚、何应钦等；文化人物有冰心、郭沫若、马寅初、胡秋原、梁漱溟、沈钧儒、黄炎培、陶行知等。 抗战时期，只要在重庆待过、你能叫得出名字的名人，都在其中。唐润明说，这也是抗战时期名人手迹的第一次集体公开亮相，人物图片、题词信札，都与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抗日战争史密切相关。 历史韵味浓 私密信札、题词还原抗战生活 “在抗战时期，日常书信仍然是用毛笔书写，后来钢笔逐渐普及，”唐润明说，这些信札曾经很私密，如今成为历史的见证，还原最真实的抗战大后方生活。 题词或取材于经史子集、诸子百家；或信手拈来，浑然天成。信札是战时生活的真实写照，字里行间，流淌着浓浓的爱国热情、英雄气概与平民情怀。这些手迹，也是难得的书法精品，是研究书法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书为心迹，笔为心笔”，可以看到不同的人生风采和书法大观；“方寸之间，翰墨千秋”，一段中华民族不畏艰难、抗击侵略的恢弘史实，以这样的形式娓娓道来，既印证历史，也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每一封书信背后 都有一个故事 茅以升负重任 抗战时期曾计划修索道 山城重庆，坡多梯坎多，背水、挑菜，都要爬坡上坎。当时城里清运垃圾，也得人们肩挑背扛。1945年10月，茅以升给时任重庆市政府秘书长杨绰阉写了一封信，信中讲到在炮台街修一条索道清运垃圾，信笺上有“中国桥梁公司”字样。 “绰公秘席前承，嘱代为筹画炮台街运送垃圾索道一节……”茅以升在信中，讲述了卫生、工务两局到炮台街勘测情况，附有计划说明书、示意图设计。当时的炮台街在哪里？就是如今的沧白路，嘉陵江索道楼所在之地。 而且，信中写明当时修索道需要的工程经费为33万元。为了节省开支，茅以升还积极想办法：“钢索一项，桥梁公司存有些钢料，当可暂借应用。” 同一时期，还有另一件大事，茅以升主持设计的望龙门缆车，于1945年4月竣工，当年5月16日通车运行。炮台街索道应该在望龙门缆车之后。但是，由于战时环境、财力等原因，炮台街修索道一事未能实施，直到上世纪80年代，相同位置才有了一条过江索道。 冯玉祥重情义 敦促张自忠陵园落户北碚 在重庆市北碚区梅花山，有一座抗日民族英雄张自忠上将的陵园，现在已是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 冯玉祥与张自忠感情至深，张自忠牺牲之后，是他促成了陵园落户北碚，并嘱托建设、看管好。从一封信就可以看出两人特殊的感情。 日（民国三十五年），冯玉祥为建张自忠将军墓园一事，给北碚管理局局长卢子英写了一封信。信中这样评价张自忠：“五十个联盟国家，只有这样一位受伤不退，以致阵亡的张上将自忠。他的坟墓就埋在贵治，这真是最大的光荣和幸福吧！” 冯玉祥在信中还写道，“张将军建一墓园，五间广大的享堂，是由王尔昌先生担任募建的；马路上有一个大的石头牌坊，是由玉祥担任募建的；园的当中，左中右三个亭子，是由鹿钟麟、薛笃弼、张树声三位先生担任募建的……为了墓园地亩的事，和一切建筑管理的事，同人等诚恳底（地）请求您多负些责任，特此委托。”落款是“张上将墓园筹建委员会”，委员会的负责人正是冯玉祥。 孔祥熙为救灾 致信重庆市长提出方案 从日起至日，日本对战时中国陪都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战略轰炸，重庆城损失惨重。 日，孔祥熙为迅速救济“重庆大轰炸”的灾民，给时任重庆市市长吴国桢致函。 “连日敌机肆虐，狂炸市区，商肆民居多被夷毁，灾情惨重至深……”孔祥熙在信中表示，应该切实赈灾，以安民心。 信中还说了如何救济重庆的灾民，拨款10万元买芦席，给受灾最严重的贫民先搭临时房舍；有能力自己建造者，各方都要予以便利，“早日恢复市面，而各得营生。”信中也表示，至于救济费，更不能延误，要最短时间内办理完成，尽早让灾民得到帮助。 康心如能耐大 陶行知郭沫若都曾向他募款 抗战爆发后，在恶劣的环境下，要办成、维持一件事，相当困难。一些战前声名显赫、一掷千金的人物，不得不放下身段，为自己、为朋友、为国家，请求资助。其中，不少名人向“金融大亨”康心如募款。 比如，“海上闻人”杜月笙、杨虎，二人在民国时期的上海滩，何等威风。到重庆之后，杜月笙为了替张君励主办的《民宪》半月刊拉广告，写信给康心如，请他所属的四川美丰银行“惠予赞助，按期赐登广告”。杨虎则为帮助著名学者常任侠推销其所著的《经济封锁与反封锁》一书，写信给康心如：“望仗鼎力赞助，并代征银行界同仁多予预约。” 陶行知先生是著名教育家，1942年，育才学校创办之初，由于学校运转缺乏资金，也向康心如开口募捐。在信中，陶行知这样介绍学校情况：近几个月以来，物价持续高涨，学校每月的预算已达十一万元。但是学校所存的钱款，却只有五万元。余下的，只有每个月去筹措。希望能够得到捐助，帮助学校渡过难关。 1941年，郭沫若为支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孩子剧团”公演募款，也曾致信康心如。 马寅初有性格 因重大校长卸任拒绝受聘 马寅初是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教育学家、人口学家，曾担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新中国建立后曾历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兼教授、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校长、浙江大学校长等职。 但这个人却十分有性格，从一封信就可以看出来。马寅初对时任重庆大学校长胡庶华，曾有不错的评价，胡庶华是重庆大学第二任校长。1938年，重庆大学准备聘请马寅初授课，并担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及系主任。但恰逢此时，马寅初听说，胡庶华不再担任重庆大学校长。 马寅初立即就给重庆大学校长办公室回了信：“倘胡校长回校复职，自当践约，于下学年在贵校担任讲授数小时，至商学院长及系主任。因才不胜任，请另选贤能为荷。” 大意就是，如果胡庶华回来继续当校长，我可以来上课。如果不让胡庶华当校长了，我也就不来了，你们就另请高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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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有专兼职教师29人，其中教授12人，副教授17人，博士生导师2人，博士后1人，博士12人，重庆市学术技术带头人5人，重庆市学术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5人。
　　中心研究人员长期致力于抗战大后方研究，近10年来在《近代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文艺研究》、《电影艺术》等刊物上发表有关抗战大后方研究论文100余篇，出版《重庆国民政府》、《抗战时期的重庆防空》、《抗战时期重庆的文化》、《重庆抗战史：》、《重庆大轰炸》、《西南抗战史》、《中国抗战重庆陪都史专题研究》、《为了忘却的纪念——中国抗战重庆历史地位研究》、《》、《四川新兴版画发展史》、《》等一批学术专著。主持完成或主持在研“第二次国共合作及其历史经验研究”（特别委托项目）、“抗战后方企业与企业家群体研究”、“真相、正义与和平：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及其遗留问题研究”、“红神研究”、“大后方电影史研究”、“”（后期资助项目）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国时期的中国西部科学院研究”、“中国电影史抗战时段大后方电影研究”等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重庆大轰炸研究”、“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全民抗战研究”、“抗战大后方工业研究”、“抗战大后方金融研究”、“抗战大后方教育研究”、“抗战大后方美术研究”、“抗战大后方历史研究现状的调查研究”、“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成效与影响研究”、“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分歧、冲突与谈判研究”、“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模式与机制研究”、“第二次国共合作国际国内环境研究”等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或委托项目。以及“抗战时期西南地区的社会变迁研究”、“抗战时期重庆科技经济内联外引研究”、“大后方戏剧研究”、“重庆抗战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研究”等重庆市社科规划项目。
　　中心设抗战后方政治研究所（以政党关系史、陪都史为研究重点）、抗战后方经济研究所（以企业、金融、交通和农业史为研究重点）、抗战后方社会研究所（以社会事业、社会变迁为研究重点）、抗战后方文化研究所（以艺术、文学和学术史为研究重点）、抗战后方教育研究所，抗战文化遗产研究所（以抗战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为研究重点）和重庆大轰炸研究所。
　　中心成立以来，积极开展学术交流活动。2009年3月举办了中国抗战大后方美术文化研究高层学术论坛，2009年4月举办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学术论坛，2009年9月承办了“：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第四次讨论会” ，2010年8月承办了“海峡两岸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和“台湾史研究论坛—台湾光复六十五周年暨抗战史实学术研讨会”。
　　“中心”将按照实体性研究机构的原则进行建设，利用重庆市的政策支持和西南大学的学科优势，通过建立灵活机制、凝炼学科方向、整合学科资源、加强队伍建设、开展学术交流、深化项目研究和基础设施建设，努力将“中心”打造成学科交叉、特色鲜明、优势明显，具有前沿学科研究领域、优秀学术研究团队和一流学术研究成果的研究中心，建成国内一流、国际上有重要影响的中国抗战大后方学术研究、学术交流、人才培养、咨询服务的重要基地。
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 -
　　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主任
　　周 勇，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重庆市委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主任,兼任重庆市社科联副主席、重庆市科技顾问团顾问、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会会长、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主任、重庆市中国近现代史学术带头人、西南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是重庆市最早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之一。
　　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第二次国共合作史研究，主持多项国家社科规划项目，取得开拓性成果。
　　主要著作：
　　《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上下卷），重庆出版社1992年
　　《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下卷），重庆出版社1989年
　　《国民参政会纪实》（上下卷、续编），重庆出版社1985年、1987年
　　《国民参政会》（论著），重庆出版社1998年
　　《重庆通史》，重庆出版社2002年
　　《重庆抗战史》，重庆出版社2005年
　　《西南抗战史》，重庆出版社2006年
　　《中国共产党重庆简史》，重庆出版社2006年出版
　　《红岩精神》，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
　　《巴渝丰碑－－重庆地方党组织成立80周年》，重庆出版社2007年
　　《当代中国城市发展丛书――重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
　　《中共中央南方局研究丛书（七卷本）》，第一副总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
　　《城市解放系列丛书――重庆解放》，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年
　　《中国共产党重庆历史》第一卷，重庆出版社2011年
　　主要论文：
　　《嘉庚斥汪电报提案考证》，《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5期
　　《战时期的国民参政会与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比较研究》，《民国档案与民国史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档案出版社1988年
　　《第二次国共合作与新中国政治制度研究论纲》，1992年第1期
　　《抗战时期国民参政会研究》，《重庆国民政府史研究》日本2004年
　　《论国民参政会在抗战时期的地位与作用》，《探索》2005年第5期
　　《抗战时期的国民参政会――兼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各派政治力量的关系》，《光明日报》日
　　《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几个基本问题的探讨》，《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一期
　　《红岩精神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党的文献》2009年第二期
　　《论红岩精神》，《探索》2009年第3期
　　在研重大科研项目：
　　主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红岩精神研究》
　　主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第二次国共合作及其经验研究——以中共中央南方局和抗战大后方为中心》
　　主持国家出版基金重点项目《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丛书》
　　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潘洵（1965年2月——　），男，重庆市北碚区人，中共党员，博士，教授。现任西南大学宣传部部长、兼任中国现代史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理事，重庆市历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是重庆市“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学术带头人和重庆市首批宣传文化”五个一批”部门级人才，曾获重庆市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2007年）。
　　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中华民国史、中共党史的教学和研究，主持完成、在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真相、正义与和平：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及其遗留问题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民国时期的中国西部科学院研究”，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重庆大轰炸研究”、“中国大后方全民抗战研究”、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重大委托项目“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重庆市社科规划项目“重庆抗战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研究”，重大委托项目“重庆市统战文化研究与建设规划纲要研究”等省部级以上项目10余项，在《光明日报》、《战争责任研究》（日本）、《中国科技史杂志》等刊物上发表论文50余篇，主编、参编《》、《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日志》、《国共合作重庆谈判图史》、《重庆大轰炸》等著作10余部。研究成果（含主研）曾获全国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重庆市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重庆市“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重庆市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三等奖等。
　　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副主任
：男，1965年10月生，重庆市梁平县人，现为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已出版学术专著5部，主编教材4部。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权威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60多篇，被《新华文摘》等刊物全文复印和转载30多篇。主持省部级以上社科规划项目5项。曾获教育部霍英东基金教学奖，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二等奖和三等奖各一次。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重庆市“322重点人才工程”二层次人选，重庆市第2届学术技术带头人，重庆市优秀教师荣誉称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中国老舍研究会常务理事、理事，海峡两岸梁实秋研究学会理事，重庆市现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
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 -
　　1、抗战大后方政治研究所
　　2、抗战大后方经济研究所
　　3、抗战大后方社会研究所
　　4、抗战大后方文化研究所
　　5、抗战大后方教育研究所
　　6、抗战文化遗产研究所和重庆大轰炸研究所
　　7、《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抗战大后方研究通讯》编辑部
　　8、重庆抗战大后方研究网站管理部
　　9、办公室
　　10、资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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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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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重庆是抗战时期的陪都，是二战期间作为盟军远东反法西斯司令部所在地，留下了丰富的抗战文化遗迹和陪都文化遗迹。重庆的抗战陪都文化在重庆历史文化名城中占据特殊重要的地位，是重庆都市文化旅游开发的核心内容之一。本文分析了重庆抗战陪都文化旅游开发的社会经济意义和开发现状，提出了重庆抗战陪都旅游开发的具体对策和措施。 　　[关键词] 重庆抗战文化陪都文化旅游开发 　　重庆是国家级的历史文化名城。二战时期，重庆作为战时中国的陪都和盟军远东反法西斯指挥中心而蜚声海内外，这种带有历史烙印的知名度，令许多城市望尘莫及。八年抗日战争，给重庆留下了数不胜数的抗战陪都文化遗迹，既有实物的，也有文献记载及民间流传的。重庆的抗战陪都文化在重庆历史文化名城中最富有价值和代表性，是重庆走向世界的又一张名片，是重庆都市文化旅游开发的核心内容之一。 　　重庆的抗战陪都旅游文化开发，以前重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传统教育，成功开发出了以弘扬“红岩精神”为主题的景区和线路。近年来随作社会各界呼声日增，也有一些大的动作，比如修建黄山抗战遗迹博物馆和歌乐山抗战文化传统街区等。然而，由于在认识上还不到位，对这项工作还是重视不够，投入不足，旅游开发仅限于遗迹的保护和开发。遗迹的保护和开发又不得力，致使不少抗战陪都遗迹特别是城市中心地带的一些遗迹由于自然和人文影响毁损、破坏严重。重庆抗战陪都文化旅游开发需要端正认识、创新思维、科学规划、系统管理。否则，重庆丰富的抗战陪都文化遗产的价值就不能得到应有的发挥和体现。本文从开发意义、资源现状、开发设想、开发管理等方面作一分析和思考。 　　 　　一、重庆抗战陪都文化旅游开发的社会经济意义 　　 　　1.重庆是原国民政府二战时的首都，还是二战时期盟军司令部在远东战区的指挥中心。因此，重庆抗战陪都旅游文化的开发，不仅能弘扬中华民族气节和民族精神，彰显中国融入世界主流、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国际地位，还有利于两岸达成共识，推动祖国统一大业。 　　2.抗战陪都文化是重庆人民宝贵的历史和精神财富，应该倍加珍惜，好好加以挖掘、保护和弘扬，警醒后世。旅游开发始终与资源保护联系在一起的，统一的。重庆抗战陪都文化旅游开发的启动，才能有效地保护重庆的抗战遗迹和陪都遗迹，才能保护和弘扬抗战陪都文化。 　　3.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同美国的华盛顿、英国的伦敦、苏联的莫斯科一起被列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四大历史文化名城，为人类和平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对抗战陪都文物遗址遗迹加以保护，并将这些独特的资源开发成为旅游景点，建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把抗战文化做成全国、世界都叫得响的旅游品牌，能够构建独特的重庆旅游形象，提升重庆的城市地位。 　　4.发展重庆抗战陪都文化旅游可以加快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的开发，优化该地区产业结构，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动力。 　　 　　二、重庆的抗战陪都文化旅游开发的资源基础 　　 　　据统计，重庆大大小小的抗战陪都遗迹有近4处之多，这是重庆抗战陪都文化旅游开发的资源基础。因种类和分布不同概括如下： 　　1.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机关旧址:中华民国政府总统府遗址行政院旧址、立法院和司法院旧址、考试院旧址、监察院旧址、国民参政会旧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旧址、军事委员会礼堂旧址等。从地理分布上看，国民政府的行政、军事等权力机关大多集中于市区，立法、司法、监察等民意机构多分散在郊区。 　　2.中共南方局及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等革命遗址:重庆不但成为最高当局所在之地，也成为国共两党保持联系之地。最初中共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分别设在市内机房街和棉花街3号，但在1939年均被日机炸毁，遂迁至红岩村；《新华日报》的营业部也由西王街迁至渝中区民主路28号(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中共领袖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秦邦宪等人工作和生活的遗址较为集中地分布于上清寺及附近地区，其中大部分是“红岩革命纪念馆”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受到了较好的保护与保存。 　　3.抗战遗址:重庆在抗战时期谱写了最为悲壮和光辉的篇章，留下了许多为挽救祖国危亡、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可歌可泣的遗址，如“六·五”大隧道惨案遗址、抗建堂旧址、抗战胜利纪念碑、跳伞塔、苏军烈士墓、张自忠将军墓，分布较为零散。 　　4.名人旧居:抗战时期的重庆，党、政、军、学、商等各界名人云集于此，留下了众多的生活、工作和居住地，被保存至今的多达几十处，占现存重庆陪都文化遗址的5%以上，是陪都文化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布于重庆市区及北碚区、巴南区，如林森别墅“林园”、孔祥熙官邸“孔园”、“二陈”别墅、马歇尔寓所、宋子文公馆、张治中私邸、宋庆龄旧居、白崇禧的旧居、冯玉祥旧居、杨森公馆、郭沫若故居、老舍故居、陈独秀旧居等等。 　　5.驻重庆使馆及通讯机关旧址:抗战时期，苏、美、英、法等3多个国家在重庆设有使馆或通讯机关，如苏联大使馆和塔斯社旧址、美国大使馆旧址、英国大使馆旧址、土耳其大使馆和澳大利亚大使馆、法国领事馆、加拿大使馆、韩国临时政府旧址;这些使馆集中分布在市区内。 　　 　　三、重庆抗战陪都旅游开发存在的问题 　　 　　重庆抗战陪都旅游开发，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仍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1.缺乏重庆抗战陪都文化旅游开发规划。《重庆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第一次明确将重庆陪都遗址纳入规划，列出了重庆抗战陪都遗址重点项目72项；由世界复兴与开发银行制定的中国重庆城市环境项目《重庆文化遗产战略总体规划》，也有关于重庆抗战陪都遗址遗迹的保护规划。此外，重庆市有关部门对抗日战争陪都博物馆、黄山陪都遗址等项目进行过总体规划，制定了红岩革命纪念馆保护建设规划，在对重庆抗战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是，已有的规划无论是在规划的指导思想和科学性方面，还是在规划的可操作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在开发规划方面，《重庆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虽然涉及部分抗战遗址，但并没有实质性的开发内容。重庆的抗战文化资源，无论是它的文物价值，还是它的经济价值，在重庆市的所有文化资源中均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至今为止，重庆市还没有一个全面对重庆抗战陪都文化资源进行保护、开发的专题规划，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也是重庆抗战陪都文化旅游开发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2.对抗战文化资源的破坏相当严重。一般而言，对历史文化资源的破坏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建设性”破坏，在城市开发与发展的过程中，不顾历史文化资源与名城保护的审批程序，擅自拆除或改建历史文化资源，破坏原有文物环境的传统风貌。如“中国民主同盟总部旧址”、“战时儿童保育会旧址”、“国民政府大门”等的拆除就是突出的例子，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二是“保护性”破坏，由于对文物价值的认识不够，对文物修复保护的法定程序不了解，往往在保护文物的过程中，好心办坏事，甚至有的建筑不按原貌修复，面目全非。如梁实秋旧居“雅舍”的保护就是保护性破坏的一个代表;三是“开发性”破坏，特别是在大力发展旅游业的今天，在对一些文物资源进行旅游开发的过程中，某些部门目光短浅，为了适应旅游者的所谓“需要”，在短期内获取较高的经济效益，对文物遗址进行掠夺性的开发利用，甚至随心所欲地“改造”文物，名为开发，实为破坏，造成文物被破坏的悲剧。 　　3.保护与开发的数量不多、范围过窄，类型单一，保护与开发的重点局限于革命遗址遗迹。据《陪都遗址寻踪》一书不完全统计，重庆比较重要的抗战遗址遗迹266处，保存完好的仅有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宋庆龄旧居、蒋介石旧居、马歇尔旧居等5处，保存基本完好的有178处，部分残存的81处，已拆毁的54处。在266处遗址中，需要维修的达21处，大量抗战历史遗址遗迹失管失修的情况严重。除极少数革命历史文物外，其他遗址遗迹资源的保护与开发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历史文化的陈列展示部门馆厅建筑破旧不堪，陈列设施陈旧，展示手段落后。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建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只有1处(红岩村革命纪念馆)，建成旅游景点对外开放的也仅有红岩村革命纪念馆、黄山蒋介石官邸、林园、孔公馆、宋庆龄故居、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驻址、张自忠将军墓等几处。 转贴于 看准网
　四、重庆抗战陪都文化旅游开发构想 　　 　　1.重庆抗战陪都文化旅游开发要重视资源的挖掘和保护。旅游资源是旅游开发的基础。过去，在旅游开发中，强调旅游资源开发，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旅游资源只有“保护”观念，不应该有“开发”之说法。资源有物质形态的，有非物质形态的。对于物质形态的资源，如遗址、遗迹、文物，要保护；对非物质形态的资源，文学、艺术、精神等，要挖掘、弘扬。重庆抗战陪都文化旅游资源，不止有如前所述的大量物质形态遗产，而且有大量的非物质形态遗产（如文学、戏剧）。在这种观念下，作旅游开发，才能展开视野，才能增加抗战陪都文化旅游的文化内涵，不至于形成“空壳”开发。 　　2.重庆抗战陪都文化旅游开发要实施综合开发。旅游开发包括旅游景区开发、旅游线路开发。旅游景区开发不仅包括资源、市场、形象开发，还包括旅游环境的塑造和建设；旅游线路的开发涉及到吃住行游娱购诸多方面。这意味作旅游开发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多学科、多兵种协同作战，进行综合研究、综合规划、综合设计，以系统观的思想和方法来开发设计旅游项目，才能创造出最佳的旅游价值。重庆抗战陪都文化旅游开发，同其他旅游开发一样，必须实施综合开发、整体开发，不能象目前这种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或者“脚痛医脚，手痛医手”的单兵作战的办法的进行开发。 　　3.重庆抗战陪都文化旅游开发要统一规划管理。重庆抗战陪都文化旅游资源丰富，种类多，分布广，其旅游资源主要分布在渝中区、南岸区、沙坪坝区、北碚区等地。必须由市旅游局、文化局组建专门机构，统一管理，统一规划。建议除红岩精品景区和线路外，实行分区管理规划，区际实行合作方式管理。也可借鉴“红岩革命纪念馆”成功模式，由市统一成立跨区系列专题旅游开发公司，如“国民党机关旧址管理公司”“抗战遗址管理公司”“名人旧居管理公司”“二战使馆遗迹管理公司”等。实行公司管理，负责保护文物和挖掘文化、旅游开发工作，在市抗战陪都文化旅游开发局的直接领导下，责权利统一。 　　4.旅游开发要重视旅游活动策划创意。旅游开发离不开旅游策划。旅游策划包括公关策划、旅游产品策划、旅游活动策划、旅游项目策划、旅游广告策划等。其中旅游活动影响大、最具轰动效应，常引起媒体的关注，通过公关宣传，容易形成热点，可以塑造一地的旅游形象。一个好的旅游项目策划又往往给旅游企业带来丰厚的经济效益。在去年，业界有志之士为纪念抗战胜利6周年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创意设想： 邀请华盛顿、莫斯科、伦敦、重庆四大城市市长来重庆参加纪念会，把纪念会办成一次具有国际影响的“和平高层论坛”；举办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在具有历史意义的解放碑（抗战胜利纪功碑）广场举行反法西斯战争经典歌曲万人合唱、联唱会；邀请全球千名二战老兵来渝聚会，以及万名二战老兵游重庆，同时邀请包括台、港、澳在内的千名二战老兵参加纪念活动，接受重庆人民的致敬。另外，拍摄反映重庆抗战历史的电视专题片和抗战重庆题材的电视剧；举办二战经典历史影片汇展，在电视台、电影院集中放映反映二战历史或著名战役、重大事件和活动的经典影片。6周年纪念活动已经过去，策划最终没有实施。但如果在每年的反法西斯胜利纪念日四城轮流主办成世界和平年会，这还是可行的。如果在使馆遗址的基础上，开展一些该国的民风民俗表演活动等，还可达到文化交流的作用。 转贴于 看准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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