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转载）蓝英年：康生在延安——俄国人眼中的康生
《中国的贝利亚——康生》一书的作者维克托·乌索夫是俄罗斯著名的汉学家，著作等身。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上世纪二十年代苏联情报机构在中国》、《末代皇帝溥仪》、《邓小平及其时代》和《中国的贝利亚——康生》。读过《中国的贝利亚——康生》后，觉得作者所使用的材料大部分来自中国，有一种“出口转内销”的感觉。尽管“出口转内销”，但有些材料我还觉得新鲜。近年解密的共产国际档案材料，我则闻所未闻。乌索夫通晓中文和英文，广泛搜集材料，仅注释就有539条，看来下过一番功夫。
从乌索夫披露的材料上看，康生从上世纪20年代上海时期就开始整人，一直整到文化大革命。整人起家，死在整人的岗位上。康生是遗臭万年的人物，可惜他不像秦桧那样遗臭万年，还不到三十年就被人遗忘了。我为写这篇文章到学校图书馆查资料，请一位年轻的女图书馆管理员替我查康生的材料。我问她知道康生吗？她摇摇头。我又问他知道林彪吗？她迟疑了一下说道：“林彪反对毛主席？”我对她大加夸奖：“你知道林彪，了不起。”她去查书目，说只有一本，还是上世纪90年代出版的。而俄国人这本书是2004年出版的。俄国人没忘记康生，我们却把这个应该永远钉在耻辱柱的千古罪人忘记了。
1937年11月底康生和王明回到延安。康生仍然把宝押在王明身上。他已经知道毛泽东在党内的势力，但仍然相信王明有共产国际的靠山，王明的恩师米夫是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王明的实力超过毛泽东，二虎相争，尚不知鹿死谁手。他跟王明一起工作四年，志同道合，镇反肃托，相得益彰。如果不是抱定紧跟王明的决心，不会到延安后，1938年初，他陪同王明到枣园给敌区干部训练班作报告的时候，率领学员们振臂高呼：“我们党的天才领袖王明同志万岁。”他同毛泽东从未谋面，彼此不熟悉，互相不信任。但康生在毛泽东身上也下过赌注。毛泽东知道康生回国前，亲自到法国马赛港把张学良部下从上海带到那里的毛的两个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接到莫斯科的举动，不免感动。舐犊之情人皆有之。毛泽东的孙子、解放军少将毛新宇在《我的伯伯毛岸英》一书中写道：“康生当年从法国把我伯父接到莫斯科，通过在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团驻地的生活与交往，我伯父对康生印象不错。他自小缺少别人的关心和照顾，康生对他嘘寒问暖，出于人的自然本能，一种亲和力便从心底油然而起。”康生和曹轶欧把毛氏兄弟视如己出，关怀备至。康生回延安不久，就发现对形势判断失误，王明远非毛的对手，必须改换门庭，逐步与王明拉开距离。毛虽对康生照顾毛氏兄弟心怀感激，但对他仍不信任，把他视为王明的人。毛知道康生是党内老资格的情报和肃反专家，却只给了他一个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的虚职。康生明白不做出重大贡献是得不到毛的信任的。1938年3月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毛和任弼时等少数人提议王明应留在延安工作，不必返回武汉。康生投票支持毛、任的提议，走出改换门庭的一步。康生的举动立即得到回报，被毛任命为中央党校校长，离开冷清的职工委员会。从3月至6月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期间，康生紧跟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等人，不断批评王明领导的长江局，同王明的距离越拉越大，渐渐得到毛的赏识。但得到毛对他的完全信任还是毛与江青结婚后。当时不少老干部反对毛同江青结婚，认为江青历史不清楚，只有康生力排众议，保证江青历史清白，坚决支持毛江结婚。几个月后，1939年2月，毛任命康生为中央社会部部长兼情报部部长、敌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取代了邓发，一跃成为保卫和情报部门的最高负责人，中国的捷尔仁斯基。康生大显身手的时刻终于到来。
我们一般人理解，延安整风运动是整顿党风、学风和文风，即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时间的跨度是1942年2月至1943年6月。实际上，在这之前有肃托运动在这之后有抢救运动，时间跨度从1939年至1945　年。肃托是王明和康生从苏联带回来的舶来品。始作俑者自然是斯大林。肃托运动在中国不大被人提起，在读过俄国人写的这本书前，我只知道中国有托派，不知道还有个肃托运动，以为只有整风运动。包括前期的整风，后期的审干和抢救，都是康生领导的。人们不大熟悉的肃托运动开始于1939年，康生担任社会部兼情报部部长之后，整风运动的前三年，规模多大，伤害了多少人，有关的材料不多，记录在案的只有康生在延安制造的三大冤案。令人不解的是这三个人都同托派无关，为何称为肃托运动，同后面的肃反有什么区别？
钱惟人案。钱惟人时任边区公路局局长，曾同边区交界的国民党地方当局商议过修建公路事宜，同国民党对口负责人接触过，被康生诬蔑为国特。康生为掌握动态，叫钱的妻子监视他，对他的一举一动都向社会部报告。对钱百般逼供，使用暴力手段，但钱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国特。康生下令把他关进黑窑洞，一直关押到日本投降。最后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不了了之。但整治钱的手法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
王尊极案。19岁的少女王尊极是北平女学生，华北大汉奸王克敏的侄女。她在救亡运动的感召下，痛恨自己的汉奸家庭，毅然放弃小姐生活，投奔延安参加革命。康生就凭她是王克敏的侄女把她定为日特兼国特，双料特务，1939年4月下令逮捕王尊极。采用车轮战术审讯她，审讯人员轮流休息，不让她睡觉。王尊极被折磨得两腿粗肿，无法行走，只得供认自己是日特兼国特。供认后就得交待罪行。王尊极说她怕记不住联络密码，把密码编在毛衣的花纹里。她编造的故事荒诞不经，破绽百出，康生不相信，审案人员同样不相信，部分审案人员甚至怀疑王尊极是不是特务。康生下令把她关进黑窑洞，一直关到1945年，关了整整7年。
李凝案。李凝是东北地下党员，1938年来到延安。康生见她走路像日本女人，并听说她有一件日本式的女衬衣，便把她定为日本特务。李凝坚决否认，并对她的指控一一反驳。康生下令把她监禁起来。李凝最终下落不明，很可能被秘密处决。
这三个案子应属于肃反范围，同托派不沾边，也没把肃反对象定为托派。可俄国作者却把这次“抓特务”称为肃托运动。也许还有我不了解的深意。这三名受害者同康生无冤无仇，从未在他领导下工作过，康生为什么对他们痛下毒手？这三个案子是康生为树立自己的威权小试牛刀。尽管肃托是在康生领导的社会部内秘密进行的，但康生整人的狠毒手腕渐为人知，他的名字成为恐怖的代名词。他身穿苏联皮夹克，脚蹬长筒马靴，在四个警卫员的簇拥下，威风凛凛地出现在延安街道上。
1942年2月整风运动开始的时候，康生已经是整风运动中仅次于毛泽东的重要人物。他身兼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社会部部长兼情报部部长、中央总学委副主任。
中央总学委不归政治局和书记处领导，只服从总学委主任毛泽东。总学委领导延安整风运动。这个组织很像文革中的中央文革小组，凌驾于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上，只听从“最高指示”。康生领导整风运动，也只听从总学委主任的指示。全党从学习马列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很快转入审干、肃反。康生说：“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肃反。”即整风必然引向审干、肃反。我在晋察冀边区上中学的时候听说过抢救运动，我们的很多老师都参加过延安整风，不少人被抢救过。他们的口径一致：整风是在王实味事件发生后转入肃反的。康生搞得过火，伤害了很多人，由毛主席出面纠正，还向受害者赔礼道歉。毛原本不知道肃反过火，知道后马上纠正。建国后很长一段时期没再听说过肃反和抢救运动。俄国作者看法不同。他认为康生大张旗鼓地搞肃反和“抢救落水者”运动毛是知道的，毛未必下过指示，而是康生揣摩毛的想法自行进行的。康生有揣摩领导意图的高超本领。毛在6月19日的讲话中，做了明确的部署：“要区别好人和犯错误的同志，各机关要冷静观察。”毛的讲话过了一个月，运动仍无斩获，他很不满意。康生再立新功，炮制出“张克勤反革命特务案”。
延安枣园后沟有座西北公学，培训保卫干部，隶属中央社会部。西北公学成为康生肃反的试验田。在西北公学学习的学生张克勤被康生定为特务，他不仅承认自己是特务，还到处作报告，规劝特务分子不要执迷不悟，赶快坦白认罪，重新做人。这就是著名的“张克勤事件”。张克勤原名樊大畏，19岁，1936年10月在西安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战爆发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派他到兰州做地下工作，并在兰州入党。1939年6月国民党怀疑他是共产党，中共驻甘肃代表林伯渠把他调回延安。父亲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妻子被捕后也随即叛变。整风期间延安保健药社接到重庆李某给张克勤寄来的国民党刊物《中央周刊》。西安三青团报纸刊登过共产党员自首名单，为首的便是张克勤。从鲁艺也转来了检举张克勤是特务的材料。康生把张克勤定为特务，理由是：1.张克勤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国民党特务容易从他下手；2.张克勤来自国统区，国统区中共组织已被国民党特务渗透；3.张克勤家庭背景复杂，父亲和妻子相继叛变，他自己可能也已叛变；4.张克勤与国统区至今保持联系；5.西安三青团报纸已刊登张克勤叛变的消息；6.鲁艺有人揭发他是特务。康生的逻辑是：如果张克勤不是特务，延安还有谁是特务？于是下令逮捕张克勤，开始昼夜不停地审讯他。向张克勤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是怎么到延安的？张克勤把到延安的经过说了一遍。第二个问题是：你到延安来干什么？张克勤说自己是兰州党组织派到延安来学习革命理论的。张克勤直到这时还保持镇静，以为不过是审查他的历史，这种情况他遇到不止一次了。但第三个问题完全把他问懵了：有人揭发你到延安是搞特务的。张克勤坚决否认：“我没参加特务组织，而参加了党组织。”审讯人员大喊大叫：“你狡辩！比你地位高、年龄大的人都交代了，你还敢抵赖？”康生下令对张克勤实行车轮战、突击战和神经战，三天三夜不让他睡觉，十九岁的张克勤终于支持不住了，承认自己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康生初战告捷，要利用胜利的东风制造舆论。有舆论才有压力，有压力才能震慑特务分子。几天后康生召开检举坦白大会，他在大会上说：“今天召开坦白、规劝大会，现在由张克勤交代自己的特务活动！”
脸色苍白的张克勤走上讲台，痛哭流涕地控诉国民党怎么把他拉下水，要求特务们猛醒，赶快交代问题。自己带头揭发，一口气交代了十几个特务。他还谈了自己的转变过程，衷心感谢党组织对自己的抢救，一定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张克勤事件”掀起审干高潮，从整风变成审干，从审干变成抓特务。手段从人身侮辱、恫吓、车轮战等升级到用刑。
1943年4月1日胡宗南派高级参谋胡公冕按照事先议定的日程到延安与中共谈判。胡公冕原为中共党员，后投靠国民党，但一直同情共产党。康生认为胡公冕是来联系延安特务的，所以在他到达延安的前一天夜里下令大逮捕。4月1日夜里逮捕了多少人没有准确的数字。据任弼时秘书师哲回忆，超过四百人。这些人都是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被秘密逮捕的。康生有自己的逻辑：“有材料还需要审问吗？先抓起来再说，正因为不清楚才关起来审问，审问就是为弄清问题。”先逮捕人，后逼供口供，这是康生惯用的伎俩。关押在窑洞里的人，除夜间连轴转逼供外，还施加暴力。一心向往革命的青年忽然被宣布为特务，对他们精神上的打击太大，超过对肉体的折磨。自杀的，逼疯的，哭喊的，充满阳光的世界变成悲惨世界。这就是延安的抢救运动。薄一波在他晚年的回忆录《七十年的回忆与思考》中写到他亲眼见到的抢救的“惨状”：“有一件我难忘的往事，其情景多年来不时涌上心头……那时母亲也与我一起到了延安，我把她安置在深沟的一个窑洞居住。有一天，我去看她，她说，‘这里不好住，每天晚上鬼哭狼嚎，不知怎么回事。’我于是向深沟里走去，一查看至少有六七个窑洞关着约上百人，有许多人神经失常。问他们为什么？有的大笑，有的哭泣……最后看管人才无可奈何地告诉我：他们都是被‘抢救’的知识分子，是来延安学习而遭到‘抢救’的！”
师哲作为参与逮捕行动的安全部人员，回忆1943年3月末康生是如何圈定被捕人员名单的：
康生手里拿着名单，一边同我们谈话，一边在名单上做记号、打圈点，嘴里念叨：这个是“复兴”，这个是“C.C”、“汉奸”、“叛徒”、“日特”……
1943年7月15日中央机关召开挽救失足者动员大会，康生发表了胜利者的演说。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弗拉基米尔在《延安日记》中写道：“意外地邀请我们参加在杨家岭举行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彭真宣布开会，他告诉共产党员们，形势十分严重，有一大批‘国民党特务’已经暴露，并遭逮捕。……彭真说：‘特工部抓不尽充斥于延安的所有特务，因此我要求共产党员们在这个事关重大的问题上给予帮助。’彭真讲完话，一些悔悟的‘特务’排队上台——自然是事先安排好的。他们恳求宽恕，发誓要在毛泽东领导下忠实工作。一共十二个人上台讲了话……”接着由康生作“抢救失足者”报告。弗拉基米尔写道：“第二个发言的是康生。这个情报局头子怒气冲冲。他咬牙切齿，发了风似地挥手叫喊：‘你们十分清楚，你们有很多朋友被捕了！等你们一离开这个礼堂，就会发现你们之中又有很多人失踪！要是今天在这里参加会的许多人明天被关起来，你们不要大惊小怪。’”
“然后，康生开始要求会议的参加者和延安的所有党员行动起来清除特务，挽救特区。‘你们所有在这里的人都是替国民党做特务！’康生大叫大喊。‘你们干嘛要搞破坏？我们什么地方亏待了你们？你们什么都有，有房子，有口粮……为什么你们要置我们于死地？只要悔过，我们就宽恕你们，但你们也必须记住，悔过不都是诚心诚意的！再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康生的讲话起了吓唬人的效果。一种令人窒息的寂静笼罩着礼堂，听众显然都吓呆了。”令康生意想不到的是会议结束前，朱德上台发言：
“朱德以平静的声调问道：‘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开过会后，我就该不再信任我的朋友和战友了？’‘这是不是说，从现在起，我就该担心自己被捕，或等着看我的朋友被捕？你怎么敢用这种方式来对待党的积极分子，对待党的优秀分子和骨干？’朱德讲完掉头就回到他座位上。”作者没写康生的反应，想来是愕然、气愤，但亦无可奈何。反对康生领导的抢救运动的领导不止朱德一个，陈云便不在自己领导的组织部内搞抢救运动。但他们都没有制止康生的能力，因为总学委凌驾于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上，康生是总学委副主任，只服从正主任毛泽东。
李锐评价这次会议时写道：“康生的这个报告被称为‘恐怖’的报告，把延安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反奸’斗争推向了高潮……几个月的时间里，清凉山解放日报社系统95%的人都成了‘特务’，以至后来再抓出‘特务’、斗争‘特务’的人也都是‘特务’。”李锐先生说4月15日康生的报告把“反奸”推向高潮，把“反奸”的高潮推向各抗日根据地。但抢救的发源地是西北公学，“张克勤事件”炮制出来后，抢救运动很快在延安各单位展开。自张克勤现身说法，在大会上坦白交代自己当特务的经过后，各地竞相召开坦白大会，“特务分子”纷纷上台坦白交代。绥德师范学校召开坦白大会，十六岁的马逢臣跳上主席台，大喊了一声“我交代”，接着说：“我是受过特务机关训练的特务，任命我当石头队长。”说着他举起一块石头。“这就是我的物证。他们让我用石头杀人。”会场上的人感到惊愕不解。接着又发生了一件更加让人无法理解的事。一个十四岁的小姑娘跑到主席台前，痛哭流涕地说：“我根本不是真心实意参加革命，而是受万恶的特务指使。他们让我用美人计腐蚀干部，从他们身上搜集情报，把他们拉下水。”康生欣赏自己的“杰作”，但中央领导人不能不过问了。很多领导干部对康生的做法有意见。但要想制止康生的所作所为，只有他的顶头上司总学委主任毛泽东一人。周恩来和任弼时劝告毛停止抢救运动，延安不可能有那么多的特务。然而毛认为他多次批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反对“逼供信”，为纯洁革命队伍，运动继续下去又有何妨？他这样说，心里也不相信延安有那么多的特务，但要找一个适当的口实收场。
这时共产国际已经解散，没有指导中共的国际机构。但就在这时毛泽东收到共产国际前主席季米特洛夫1943年12月22日以个人名义发来的电报：
毛泽东（亲启）：
一，关于令郎。我已安排他在军政学院学习，他毕业后当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现代军事方面获得扎实的学识。这个小伙子很能干，我相信您会把他培养成一个可靠的好帮手。他向您致以热烈的敬意。
二，关于政治问题。不言而喻，在共产国际解散之后，它过去的任何领导人都不得干预各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但是从私人友情考虑，我又不能不告诉您我对中国共产党党内状况的担忧。您知道，从1935年起，我就不得不经常密切过问中国的事务。我认为，从反抗外国侵略的斗争中退缩的方针，以及明显偏离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在政治上都是错误的，在中国人民进行民族战争期间，采取这样的方针，有把党孤立于人民群众之外的危险，有导致内战加剧的危险。这只能有利外国侵略者及其在国民党内的代理人。我认为，发动反对周恩来和王明的运动，指控他们执行了共产国际推荐的民族统一战线，说他们把党引向分裂，这在政治上是错误的。不应该把周恩来和王明这样的人排除在党外，而应把他们保留在党内，千方百计利用他们为党工作。另外一件使我担心的事是，一部分党的干部对苏联抱有不健康的情绪。我对康生所起的作用也心存疑虑。清除党内敌对分子和把党团结起来的党内正确措施，被康生及其机构扭曲得面目全非，这样做只能散布互相猜疑的情绪，引起普通党员群众的无比愤怒，帮助敌人瓦解党。早在今年8月，我们就从重庆获得完全可靠的消息说，国民党决定派遣奸细混入延安挑动您同王明和党内其他活动家争吵，挑起敌对情绪以反对所有在莫斯科居留和学习过的人。关于国民党的这一诡计，我已及时预先通知了您。国民党秘而不宣的打算是，从内部瓦解共产党，从而轻易把它摧毁。我毫不怀疑，康生的所作所为正在为这些奸细助长声势。请原谅我这种同志式的坦率。我对您怀有深深的敬意，坚信您作为全党公认的领袖，定能洞察事务的真相。仅仅由于这一点，我才如此坦率地同您谈问题。请按我给您发送这封信的方式给我一封回信。紧紧与您握手。
季（米特洛夫）
抢救运动是在季米特洛夫直接干预下刹车的。季米特洛夫指出“康生的所作所为正为这些奸细助长声势”，话说得很重。季米特洛夫虽已不担任共产国际主席，但毛泽东知道他同斯大林的亲密关系，也许这封电报是斯大林让他发的，毛泽东不得不接受。中共中央领导人早已对康生表示不满，除前面提到的朱德外，还有周恩来、陈云、任弼时等人，对毛也有一定影响。但毛仍然袒护康生，自己承担责任，公开向被受害的党员道歉，康生则没有作自我批评，不肯为毛泽东分担责任。康生在莫斯科和延安犯下的罪行没有清算，以至到“文革”担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后，犯下更大的罪行。康生一生风光，死后哀荣。四人帮粉碎后才得到彻底的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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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本禹回忆录&第二部分在中南海工作的日子：第十七章&（上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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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本禹回忆录
第二部分：在中南海工作的日子
&第十七章：调《红旗》杂志社，
去通县宋庄参加四清运动
17.1 调《红旗》杂志社
年夏，我评李秀成的第二篇文章《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问题？》写出之后，江青和康老要我到钓鱼台去找反修班子修改。那一次康老告诉我，他想要我到他们的写作班子，正打算向中央办公厅管人事的龚子荣要人。但是，陈伯达抢在康老之前给毛主席提出调我到《红旗》杂志社。田家英跟我说过，要去就去康老那里，不要去陈伯达那里。所以，在邓力群代表《红旗》跟我谈话，要正式调我的时候，我对邓力群说，我不想去《红旗》，邓力群一听就板起脸来说：
“这个事是给主席打的报告。主席批了，没得商量了。 ”邓力群也是老资格，又有主席的批示，我没有选择了，不得不到《红旗》杂志社去。1964
年底，关于李秀成自述问题的第二阶段的大讨论结束了，我也调到了《红旗》杂志社。
我知道田家英和陈伯达矛盾很深，我们一起在天津搞工业调查的时候，陈伯达是组长，田家英是副组长，我夹在他们中间左右不是人，对他们之间的矛盾是深有体会的。田家英曾当面给我说过，他担心我万一不由自主，在陈伯达面前说一些对他不利的话，现在我要调《红旗》杂志社，到陈伯达手下去工作，当然需要考虑田家英这位老领导的心情。所以，在成行前我专门去给他辞了行，请教他我到了《红旗》该注意些什么，实际上是跟他保证一下，让他不必有多余的担心，我不会在陈伯达面前说他的坏话。
陈伯达在争取我到《红旗》时说要给我副总编的待遇，其实只是在告诉别人：你看，主席支持的人我也支持。我去了他也没有怎么重视我，我去报到，他也不见我，是邓力群安排我和范若增一个办公室办公。报到后我到陈伯达办公室见他，他也就一句“你来了”
，不谈具体工作。后来《红旗》成立历史组，他才任命我当组长。康老没有要到我，就跟我说，毛主席的事情你还得干，你要和《红旗》副总编范若增一样，经常参加钓鱼台的工作。于是，我调出中央办公厅之后，编制在《红旗》杂志社，人却是经常要到钓鱼台给中央写文章。
17.2 我的四清经历和几个小人物的命运
年入冬我们十几个文化战士去了北京通县宋庄公社，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邓力群带队任队长，陈茂仪（《红旗》杂志秘书长）任副队长，苏星、关锋、海波、钟林和我分别担任小组长，其他成员还有陶文鹏、王梦奎、邓绍英、滕文生、王锐生等。我是到了翟里大队。
根据我这个时期在现实中接触到的、看到的，四清运动的重点就应该是批走资派。翟里大队的一个副大队长叫邓庆福，他私藏私分粮食，群众反映非常激烈，我们调查掌握证据后，就请示上面抄了他的家。社员一贫如洗，没有吃的，邓庆福家里却几房子都是东西。他家院子也大，很多箱子，打开一看满满的都是粮食。为了教育干部社员，我们搞了一个展览，社员们看了惊讶得不得了，他们从来没有见到那么多的东西，吃的、用的、穿的，花花绿绿什么都有，还有补品、贵重物品，相当先进的收音机也有，家具也是全村最好的。这些东西在当时太超出普通农民的生活了，光是抄出来的粮食堆起来就像座小山！社员是按工分分粮食，他们是分了该得的粮食还私藏私分。他们怎么私分呢？就是队上交公粮后社员再分粮，分完都会剩下一些，这些不在统计之内，等社员都走了，他就带领几个干部私分、私卖。参与的有保管、会计、队长。这个副大队长分得最多。粮食是农民最保贵的财产，一个普通的干部，就居然私分得那么多粮食，还有那么多其他财产。
上有行则下必有效！有一个小队长，是个皮匠，也私分粮食，群众反映他不承认，硬说是节省下来的。我们从小队会计突破，这个会计先也不讲实话。我们说，不讲我们就带人抄家。一听要抄家，他就主动交代了。
我们去小队长家，发现粮食都藏在柜子里。一个小队的干部，就那么一点点权力，就敢在社员的眼皮底下私分集体的东西。所以，社员就没有积极性了。他们说，我们干那么多，都是给他们干部干的，我们工分那么低，就分一点点钱，一点点粮，他们说是为集体，其实都是为他们自己了。实际上这就是毛主席说的新的地主、新的富农。解放前是公开的剥削，他们这是不公开的剥削。我亲眼看到这些之后，就觉得毛主席讲重点是斗争走资派讲得真对。
关锋管的那个队，副大队长也贪污，情况和我这个队的副大队长类似。也办了一个展览，绸子缎子一大摞，皮箱放不下，电器都是新的，饼干都是铁盒子装的，数不过来多少盒。那时刚从困难时期出来不久，这些都是很高级东西了。他贪污钱，贪污粮多，家里东西就多，光是这些他也是个贪污犯。当然，就数值来讲那是和现在没有办法比较的。这个人有点成绩，在公社里有名，上下关系都好。所以，贪污证据确凿，却因为上面有人撑腰，谁也拿他没有办法。谁拿他，他就搬来上面的人，把拿他说成是整群众，上面的人听他的。关锋对这事非常反感，就是不服气，就是要拔这个钉子。这个人欺压老百姓的事儿很多，不光是贪污钱和粮。关锋很仔细，让滕文生搞了一个小册子，把他的种种恶行、斑斑劣迹都写出来了，最后还是把他拿下了，开除了党籍。关锋倒霉之后，北京市马上就给这个人平反了，平反的时候，也不讲点具体材料，不谈事件的来龙去脉，就是一句话：一批极左分子，在关锋的领导下，诬陷造谣，加给
的罪名都是不实之辞。关锋到去世的时候对这个事情也不服气。当时他搞那个小册子时说：我就写本书定在那儿，他翻案也翻不了。但还是没有用，他自己人也死了，内部材料，人家不给他发行。
“真理”都是相对的，谁掌握权力了就是“真理” 。当然这个“真理”是打引号的。真正的真理是动摇不了的。
我打成走资派的那个副大队长邓庆福也是这样的，我倒霉之后，北京市就给他平反了，说他没有私分粮食，也没有贪污。还有一个人，解放前当过狗腿子，他在队里打谷场管称杆子，利用这个权力和粮食紧张，采用“高抬低压”秤杆的办法，霸占和欺压妇女。他看中谁家妇女，就让秤杆高高翘起多给人家一点粮食，用这个办法去诱骗人家，诱骗不成的，他就让秤杆低低的，克扣人家的粮食。有个外号叫“小半仙”的妇女，不结婚，喜欢谁，谁给她一点东西，就跟人睡，要不喜欢谁，谁给她钱，给她粮食，她也不干。她不喜欢这个把秤的，他再怎么高抬秤杆她也不干，这个人没有办法，就把她强奸了。邓小平重新掌权后，这样一个坏分子，北京市居然也给平反了。只要是我们搞的，北京市一律平反，连坏人也平反，理由是我们迫害群众。看看今天农村的村霸，是不是与邓小平的乱平反有关？
对比之下，有个老刘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老刘死了，对他的死，我是遗憾的，因为是我没有处理好。在查了邓庆福之后，有人说，有个人你们没有查。他姓刘，现在是贫农，解放前当过土匪，经常搞绑票。一般来说，
“盗亦有道”，当土匪也有当土匪的规矩，不能绑票自己村里的人。这个人不讲这个规矩，绑过村里的人，村里人都不喜欢他。我们在运动中不搞土匪，没有这个任务。再说他已经是贫农了，解放后也没有再当土匪，而且他的一儿一女，参加四清也积极。但是，社员反映了，我就要应着。我说，好吧，让他交代交代，把事情说清楚，教育教育。我叫我的队员小周去找他谈。结果他很紧张，以为我们搞了邓庆福之后要搞他，小周找他谈话后没两天，他就跳井自杀了。
人死了事情就大了。小周说，我也没有逼他，就是照你说的让他交代交代。邓力群经历的事情比较多，又是带队的，我赶紧报告邓力群。邓力群说，没多大关系，过去的土匪死了就死了，但是要报案，给北京市公安局报案。我们报案后，公安局马上来人，法医一套人马也来了。人已经从井里拉上来了，法医翻来覆去地看，照相、记录，都好了就叫我们埋人。我说究竟检查出什么了？法医说，我们的任务是来看是他杀还是自杀，是他杀就要立案调查，是自杀，那就是村里的事了。我问，那怎么知道是自杀呢？法医就跟我讲，被推下井的人要挣扎，到井里还要挣扎，指甲盖底下一定有泥灰，这个人指甲盖很干净，没有挣扎的痕迹，他是自己跳到井里的，没有挣扎。
这个老刘，家里一大堆人，他一死没有强劳力了，家人生活很困难。人不死，怎么对待土匪都没有问题，等人死了，大家又同情起来了，几十年前的事也原谅他了，都觉得我过分了。我没有整他，或者要抓他，人死了，都是我的责任，我为这事检讨过。我要将他家生活稳定下来才好，后来我给他女儿找了一份国家工作，让他一家有了保障，但是他自己终归是死了。
通过“四清”我们把干部都查了一遍，翟里大队除了那个副大队长，其他干部都没有清出很大的问题，那个小队长的问题也不算大。四清之前社员出工，打了钟还稀稀拉拉的，四清以后，没打钟就在钟底下等出工了。
我亲眼看见，社员的积极性确实是提高了。社员们说，大跃进的时候，地里的庄稼都没有好好收，南瓜都烂在地里了，收起来的也没有人去分，还是烂掉了。58
年确实风调雨顺，确实丰产了，但人都去修水利了，东西收不上来。全国都有这种情况。丰产不丰收，丰收不丰分。老百姓实际没有分到多少东西。后来农民积极性不高，也不是公社搞得不对，主要还是干部的问题，干部贪污，欺压社员。四清整顿了一下，社员积极性又起来了。我们工作队很清廉，工作队到的地方，干部也不敢贪污，社员分的粮食就多。他们说，你们每年来一次就好了，特别是收粮的时候，你们来跟我们一起收、一起分就好了。就是说，生产解决了，大的问题就是分配问题，解决了干部的私分问题，社员的心就顺了。我们走了后他们连年丰产丰收，这恐怕也算是四清的成果吧。
毛主席说四清主要矛盾是群众和走资派的矛盾。这是对的。我们就是搞干部贪污、私分粮食、欺压群众这些事。邓力群大体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的，就是搞走资派干部，主要是搞共产党的干部，不是搞其他干部。原来王光美搞的那个“桃园经验”
，搞的问题就多了，包括历史问题也搞。我们不搞历史问题，死了的那个老刘，也不是我想搞他历史问题。搞历史问题就大了，农村有很多人参加过什么伪团丁，那么多人怎么搞？
17.3 一封私人通信让我卷入高层漩涡
四清运动要发动群众起来，提高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自觉抵制资产阶级意识。我们是遵照毛主席的思想，搞发动群众，对贪污的干部的斗争，也不是搞喷气式什么的，叫走资派站在那里就行了。可是，当时王光美已经发明的“桃源经验”，是搞秘密串联，搞“小台湾”，神秘兮兮。而且斗争走资派搞喷气式，很残酷。刘少奇到处推广王光美的“桃源经验”
，刘仁底下的那些人都是学“桃园经验”
。群众和那些走资派也是乡里乡亲的，你要搞喷气式、搞残酷的肉体斗争，群众也掰不开面子，所以就抵制。我们，包括邓力群都不同意王光美“桃园经验”那个搞法。刘仁看到下面的群众一时间不起来，都抵制那个搞法，就认为是下面干部搞四清不积极。他发了个讲话，说你们不搞就算了，我们都撤回去。
刘仁的这个讲话精神下去后，我是有些看法的，当时我只知道是北京市的一个领导讲的，还不知道是北京市委的第二书记刘仁讲的。我那时年轻气盛，也没考虑那么多，就批评说那样对待群众是老爷作风。群众不觉悟，就应该去做工作，发动他们起来，而不是要训斥、要撤走工作队。当时后楼主办的内部刊物《情况反映》是给中央领导看的，经常要登一些下面的重要情况。研究室的领导之一陈麒章当时是负责这个刊物的。他们知道我在下面搞四清，叫我把下面的事经常跟他们沟通沟通，报告报告。所以，我离开后楼研究室之后，还和研究室的一些同志保持联系，常把我遇到的一些情况写信告诉他们，大多是零零碎碎的。正是在给一个同志的私人信件上，我把我对刘仁讲话的看法都写出来了，因为是私人通信，也写得就比较激烈。那位同志觉得内容不错，没有跟我说，就把信转到陈麒章那里去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那样的通信都是与工作有关的，很难说是完全的私人性质。陈麒章看后认为我对刘仁讲话的批评意见是有点分量的，就在他的刊物上注销来了，还从办公厅的北京市简报里找到刘仁的讲话，作为附件一起注销了。
主席向来很反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神秘化、地下工作那一套，他从《情况反映》上看到了我的文章，哪知道看了就支持我的意见，把我的意见批给彭真看，好像还批评了刘仁，说刘仁不该那样讲话，让彭真去处理。这之后刘仁就检讨了，还生病了，不过很快就治好了。我对他们提出的批评是有点过火，主席又过问了，彭真就很紧张，意见也很大。这下北京市的领导就反感我、攻击我，说我吹毛求疵，说我以势压人，弄得主席批评刘仁了。彭真先找了陈伯达，说刘仁这个人是老革命了，你们批评我们的书记，先给我打个招呼啊。我可以去批评他的，你这么一注销来，给主席看了，这事情就弄大了。
陈伯达这个人没有独立自主性，的确是像主席说的那样，经常在党内这一派和那一派之间搞投机。他一方面在主席的船上，一方面在刘少奇的船上。彭真和刘少奇是一条线的，我们批评刘仁就等于是给彭真难堪，就等于是搞到刘少奇那里去了。而且彭真这个中央书记处的常务书记，厉害程度丝毫不在邓小平之下。所以，陈伯达一看北京市对我有意见了，彭真也不满意了，就很紧张。说实话，我这个信也的确是给他造成了困难。不过，那时候，陈伯达怕跟彭真起矛盾是没有道理的，实际上彭真更怕跟我们起矛盾，因为毛主席是支持我们的。
陈伯达来电话批评我们：你们是怎么搞的？不经过我同意，怎么随便给人下战书？我也没有叫你们下战书。你写这东西应该先通知我。你是《红旗》的人，这影响很多人，牵涉到《红旗》和北京市委的关系，《红旗》和党中央书记处的关系，影响我和彭真的关系，彭真是得罪不得的。你们这么一弄，彭真还以为我要整他，对我有意见了。我跟陈伯达解释：
“我知道了，以后反映什么都先通知你。我把我的通信底稿给你看，那是私人通信，讲得随便，有点上纲上线，不是正式意见，没有想到他们会注销来。注销了，有些话就是过分了。请彭真给刘仁打个招呼。我说他是老爷，他也不会超过王光美的，怎么会变成资产阶级老爷呢？我们收回这话。要不要我给彭真写信说明，这是我的问题，跟你没有关系。
”陈伯达说，你别这样写了，赶紧到彭真那里去检讨，认个错。
由于我的文章里面还引用了关锋的几句话，比较激烈，所以他要我叫上关锋一起去。说来也巧，陈伯达要我们去向彭真检讨，彭真也找我们了。彭真看了我写的情况简报，怕我再直接给主席写信，找他麻烦，就指名叫我和关锋去参加他召开的四清工作动员会（要关锋也去是因为我那个信也提到关锋了）。那天天寒地冻，虽然专门给我们弄了个火炉子烤火，我们还是冷得不得了，听了四个小时，冻了四个小时，底下的干部没有火炉子，就更遭罪了。听完会，主持人说，你们两个请留下，一会儿有车送你们到彭书记家，彭书记要见你们。彭真是很大的领导，要见我们，我们要不去问题就大了。一会儿车子来了把我们从头衔拉倒彭真家。
那是我第一次到彭真家里，热气开放，温暖如春。以前我给他送文件不止一次，但都是送到市委，没有到他家里去过。这次到他家一看，真是富丽堂皇，就像现在很豪华的装修，比现在的豪华饭店的高级房间还要高级。桌子都是很高级的木头，我以前都没有看见过那么好的木桌。吃饭是个专门的房间，很大，有很多精致的摆设。我当时没有见过大世面，我在上海见过我爸爸的老板，家是很气派的，但那是资产阶级，共产党里面这么阔气的我没有见过。在团校、在中央办公厅我都没有见过。田家英住的地方很差，根本没有吃饭的房间，吃饭都在办公桌上。当然田家英不是很高的首长。可是，主席家里与彭真的家相比，也简直是两重天，暖气不暖，常在屋里呆要穿棉袄。不信就到主席故居去参观一下，木床、旧沙发……。总理家里我也去过，西花厅，总理和邓颖超住在一间小屋，都挺朴素的。林彪的家我没有去过，不知道。
彭真是个大手笔，领导能力很强。他知道主席重视这事，就在向陈伯达做过交涉之后，又亲自和我们交涉。他实际是希望我们别再告他，想与我们缓和关系。我们去了他那里之后，他不但不批评我们，好像还很重视我们。关锋是老干部，我以为他会以关锋为主。不是，他把关锋冷在一边，老跟我说话。
他先跟我们唠家常，问寒问暖，连我老婆怎么样，多大年纪，长得好不好，感情怎么样都问，还叫我常到他家里来。我说，我还不知道您爱人叫什么名字，他就说叫张洁清。然后，问我最近看什么书，主动提起我评李秀成的文章，当然他先说了关锋的文章好，赞扬关锋一番作为铺垫。他对我说，我看到你的关于李秀成的文章，当时就支持你。你的文章写得好，那么长的文章，我一口气看下去了。真是犀利啊，怪不得主席欣赏你。主席的批示我看了。你是对的，周扬他们不对。
“忠王不忠”，李秀成的确是对革命不忠，真正对革命真诚的是农民英雄陈玉成，跟你一样是拥护陈玉成，他不屈而死。你是我们党的新兴力量，你要好好努力，不要辜负党的培养。彭真说他支持陈玉成，反对李秀成，一下子把我们的距离拉近了。陈伯达说彭真是副书记。这么高的中央领导，和主席一样支持我，我对他的好感一下子起来了。乘此机会，我说，有件事我做得不好，我对刘仁同志的那个意见应该先向您反映，我直接给办公厅写了封信，他们就注销来了。这个事情跟陈伯达同志没有关系（我们来之前，邓力群也在通县，我们跟他通报过彭真要见我们。邓力群也叮嘱说，见了彭真说一下，你们写的那个情况汇报，主席批的那个东西，是你们自己弄的，不是陈伯达叫写的，陈伯达对这个事情很恼火，你要提陈伯达撇清楚）。
彭真说，这有什么关系呢，你有意见，有权利写。还说，你们的意见很好，对待群众怎么能用这种老爷式的腔调呢？说完他还要请我和关锋两人以后担任整个北京地区四清工作的顾问，参加北京的会议。但是，他又说，刘仁这个人呢，讲话就是怪，喜欢讲反话，我体会，他那个意思是反激一下，就是说，下面再不积极的话，他就不管了，这是激发他们积极起来。他说不管了，意思还是要管。你们就当成他的真话了。他不是这个意思，他要是真反对就不对了。他是个书记，怎么能真不管呢？
彭真讲的很有道理。我说，我水平低，当时我跟关锋讲，关锋也没有仔细看。我们俩水平不高，可能领会错了，主席看了我们的报告认为刘仁不对，就批评了。这是我们做得不好。彭真说，没关系，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主席批评他好啊，主席都批了，弄得他很紧张，心脏病都发了。他以后知道该怎么讲话了。激发人家，就正面讲嘛。
彭真这么一说，我和关锋倒觉得过意不去了，因为当时我们对刘仁也并没有什么看法，只是觉得他的话讲得不对。听过彭真的这些话，我觉得彭真好像不在乎这个事。于是，我再次强调说这个批评不是陈伯达的意见。他说，就是陈伯达的意见也没有关系。彭真又说，你们《红旗》杂志办得很好，工农兵学哲学，主席都说了，我也是这个意见。彭真的这个态度和陈伯达的指斥大不一样，这使我对彭真更加好感。
聊完了这些话，就吃饭。我第一次吃这么细的饭，豆腐都比肉好吃，我老吃豆腐，关锋是老吃肉，那个肉也好吃。我们在通县都是“三同”
【是通吃、同住、同劳动吗？】，都在社员家吃饭，到工作队队部也没有什么好吃的，就在这里大吃了一吨。在中央开会，我以为吃得也不错，中南海我们吃大食堂，就算好的。田家英请我到四川饭店吃过，也算吃得好，但比起彭真家的这个饭菜，都是天差地别。
走的时候彭真叮嘱我，以后看到北京有什么事你就直接跟我写信，写我亲收，信封上写上你的名字，他们就不会压了。我领会他那意思是说，以后北京的事不能再向别人说了，要跟他本人说。这一点我不反感，因为当时彭真党内很有威望，中央会上常是他讲话，比邓小平还厉害。那时也没有什么“二月提纲”的事，我确实是把他看作自己的同志了。想想看，来了就说我的文章好，我批评刘仁的事也不在乎，态度和蔼，又请吃，又唠家常，还问寒问暖，问我看什么书，连我老婆怎么样，多大年纪，长得好不好，感情怎么样，都问，我能不感觉他是自己同志吗？我那时
多岁，也没有经过复杂的事，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比较简单，不知道有那么多矛盾，就觉得他是一个关心我们的首长。当然，我也知道，这个首长关心我是看毛主席的面子，因为毛主席挺重视我。
我回来以后对关锋说，彭真请我们吃饭这么隆重啊！关锋说，还不是主席批了你那封信。彭真权力大，陈伯达都不敢得罪他。你写了那封信说刘仁的坏话，陈伯达要你去说明那不是他的意思，是你自己的意思。彭真请吃饭还不是因为那封信，因为主席批了那封信。彭真不是说了吗，以后北京有什么事给他反映，要先跟他打招呼。这样的话，我们还能说他不好吗？关锋对一些事情的看法比我尖锐，他究竟是经验多。我问他，我跟彭真讲清楚没有？他说，你应该说明，你是跟中办同志个人写信，不经意说了自己的看法，不是有意告北京市的状。应该把这个意思说清楚。我说，那你怎么不当时就补充？他说，你的事我怎么补充？我回来一想，觉得是我们自己对事情没弄得很清楚，就批评起来了，是有不足的地方。于是我就给彭真写了一封信，一来是按照关锋的意思把我那封信的事情说清楚一点，也算是对向陈伯达有个交代；二来吃了人家的那么一吨饭，也该说声感谢。给彭真的信，不是关锋叫我写的，我在信里说了对彭真招待很感谢，希望他转告刘仁同志，消除误会。此后我和彭真再没有什么来往，也没有写过信。
文革后彭真隔离审查，搜他的家，所有彭真的信都交给康老了，那里面就有我的这封信，那时候彭真好像是反党集团一样，所有跟他关系好的，都要怀疑、审查，戚本禹响当当的的造反派，居然跟他有通信。康老、陈伯达、江青都看了。就说我是拍彭真的马屁，向资产阶级投降。江青有点怀疑，问我：
“你怎么跟彭真写信，跟彭真搞在一起了？”。我跟江青说，是陈伯达叫我去认错的。如此这般讲了一下过程。江青就问陈伯达，陈伯达说“没有啊，我不记得啊”
。还好在开会的时候，关锋也在。我说： “江青同志，这个事关锋同志可以证明”。关锋也证明了。江青知道了实情就说陈伯达：
“你这个老夫子，你自己做的事你还说人家。
”那次，康老也在，王力也在。康老说他仔细看了我的信，彭真请吃饭，一般的感谢，没有讲别的内容，没有什么事儿。康老这么一解释，这封信就不算事了。陈伯达说康老在包庇戚本禹。
可是我出事后，开始是陈伯达整我，后来是总理、康老、江青讲话，讲我早就投靠彭真。我看了陈伯达的遗稿才知道，把我抓起来，他们都赞成，就是康老说了“要谨慎，戚本禹在群众中有影响，这个事情……恐怕要请示主席”。康老那时病了几天，不知道其实抓我是请示过主席的，但一知道抓我是请示过主席的之后，为了撇清，就又说我早就投靠彭真了，还引用我信里的一句话“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说可见戚本禹是投靠彭真了，与彭真成为一家人了。总理 315 讲话也说，戚本禹是早就投靠彭真了。这都是不对的。我要做最后的声辩：写信是
1964年的事，当时彭真是党内很重要的领导，位置仅次于邓小平，毛刘周朱陈林邓，下面就是彭真，政治局委员，陈伯达叫他副书记，可见他是实实在在的中央领导，他请我吃饭，我就写了那个信表示一下感谢，算不算罪状？怎么是投靠？那时候总理还三天两头跟彭真一起开会哩，难道总理也是投靠？“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这话，不过是客气话而已。现在还有人造谣说我信里写了“最敬爱的彭真同志”
。我给主席都不这么写的，怎么可能给彭真写“最敬爱的”这种话呢？造谣的人自己没有头脑，不等于其他人也没有头脑。
17.4 批评“繁琐哲学”惹出的麻烦
翟里大队归宋庄公社管辖，宋庄的四清由上面统一管，上面经常让我们汇报，填写各种各样的表格，很复杂，我们得派一个专人来应付。正好《哲学研究》约我写文章，我就说现在是繁琐哲学盛行。什么繁琐哲学盛行呢？就是大大小小的问题，没完没了的统计、填表、查问，上面老来人听汇报，要这材料要拿材料，比队长邓力群来得还勤，邓力群有什么事，叫我们说说就行了，也并不经常开会。他们是没完没了地折腾你。一天晚上，我越来越气就写了一篇短文，批评繁琐哲学，关锋拿去看了说好，我就交给《哲学研究》杂志发表，清样出来了，邓力群看到了，就问，你这个批判繁琐哲学是不是中央跟你说了什么？我说没有。他说，毛主席正批评刘少奇的繁琐哲学呢。
我当时写的是文牍现象，但是提到了哲学高度讲这个问题。想不到的是，制定二十三条时，毛主席和刘少奇发生了分歧，毛主席说要解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主要抓党内当权的走资派，刘少奇说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四清、四不清的问题要解决，党内外矛盾交叉的问题要解决，毛主席就说他是繁琐哲学。而我讲繁琐哲学是讲具体方法问题，跟刘少奇搞的繁琐哲学一点关系没有。因为我是从哲学角度讲，所以用了繁琐哲学的题目。邓力群是刘少奇的秘书，很敏感，一看我讲繁琐哲学就警惕了，以为我是在批判刘少奇，以为我消息灵通，以为一定是听到毛主席批判刘少奇繁琐哲学。我问他，你怎么知道主席批繁琐哲学。他说康生跟他打招呼了，说毛主席跟刘少奇发生分歧了。邓力群跟康生关系不错，有时候跟康生打电话。邓力群说，这个事中央还没有公开，不要去赶这个热闹。他以为我是要乘机出风头。其实，我研究理论写文章真没有想投什么机，批判李秀成的文章是我自己写的，后来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也是我自己写的，没有人布置任务，也不是因为听到什么消息。再后来到文革中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那是任务了，因为毛主席说要搞大批判，要研究历史写批判文章，但也没有给我规定题目。我跟邓力群说，我批判繁琐哲学，批的是工作方法的问题，毛主席和刘少奇的分歧我一点不知道，我在农村没有回家，自从上次那个私人通信搞出那么多的事情后，我也没有和办公厅通信。邓力群相信我，说那就赶紧把文章撤回来吧，以免引起误会，你看我都误解你了，别人误解就更大了，党内文件一传达，你的文章一出来，好像你在反对刘少奇（他不愿意我反对刘少奇），这样的话引起党内矛盾不好。这是中央上层的东西，领导之间的事，现在没有传达，我们不要作这样题目的文章为好。我认为邓力群的意见对，马上打电话告诉《哲学研究》杂志的林聿时，请他赶紧把文章撤下。他们说目录都上了，印刷费都付了。我说哪怕印了也要抽下来，损失我赔偿，我说这是邓力群交代的，不能发了。我也不好说怕引起什么误会，就说请他帮个忙吧，下次我一定写一篇大文章。他说那要损失多少钱，我说我来补。他说那倒不用，别的杂志赔钱，他们杂志赚钱，不在乎这点钱。他最后把文章撤了。因为这么一个情节，我就特别留意毛主席和刘少奇的意见分歧。有关他们分歧的文件传下来后我仔细看，觉得还是毛主席对，刘少奇不对。邓力群看了后，却搞调和论，说他们是一个说法问题，一个工作，不同的说法而已。刘少奇也没有否定搞党内矛盾，我和关锋不同意邓力群的说法，认为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敌我矛盾，内部矛盾，干群矛盾，贪污腐败，私分粮食，各种人的历史问题，农村什么问题没有，你要找矛盾什么矛盾都有。这是客观情况，但是我们工作队的体会是，你不能一天搞那么多的事情，还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党内腐败问题，要让农民多分粮食，这是主要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就好解决了。邓力群认为，你得把各种矛盾摆出来，然后才能抓主要矛盾。我们怎么能一进去就知道什么矛盾呢？主席说，什么都抓是繁琐哲学，但你摆出各种矛盾，又去抓主要的，就不是繁琐哲学。我们就这么随便议论，也没有谁要抓谁的辫子。
我四清回来才看到“桃园经验”
，当时还觉得不错。为什么主席后来跟刘少奇产生这么大的分歧，还专门把陈伯达从农村叫回来写二十三条？那时候仅仅知道主席和刘少奇有分歧，在这个封锁哲学的问题上，我是理解主席的意思，但是那个时候说刘少奇不让主席开会，讲话，主席与刘少奇有那么大的矛盾，我是真不知道。
【关于批判繁琐哲学，我综合所有材料后，得到关于此事的以上表述，原来材料中有很多小冲突，我都抹平了，当然也许没有平。原来的材料有个说法与现在这个整理矛盾比较大，无法融入，希望戚老自己核一下：
“后来稿子送到康生那里，康生就给我打电话，要我到钓鱼台去一趟。我去后康生说：
‘这个事情你碰到地雷了……，烦琐哲学是主席批评刘少奇的，你这文章在这样的刊物上发表，别人就会以为要批判刘少奇了。
（上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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