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页面上的内容需要较新版本的 Adobe Flash Player。
您现在的位置：>>
>>正文内容
民国政治史
【字体： 】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
作者：乔志强
文章来源：中华文史网
更新时间：日
在二十世纪最初几年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形成了一支新的政治力量，这就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关于它的形成有几个问题应该说明。
　　一　形成的阶级基础
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有不同的社会阶级基础。中国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产生了资本主义，也诞生了资产阶级。由于中国特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时投资于新式工业的很多并不是手工业作坊的业主，而是一部分地主、官僚、商人、买办，他们利用其社会地位、权利和资财，投资于近代工业，他们属于资产阶级的上层，这是改良派形成的社会阶级基础，他们投资于近代工业时间上相对更早一些，从事于本集团的舆论活动（宣传维新思想）与政治活动也早一些，戊戌变法时期这一派即已形成。立宪运动是他们政治活动的顶点。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中稍后又有众多的中小资产阶级，他们多来源于手工业者、小业主、中小商人、以及华侨，这一部分属于资产阶级中下层，受侵略者与封建势力的压榨较大，而与他们联系又少，对于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顽固统治势力的斗争更为激烈，这部分人就是革命派产生的阶级基础，他们主张武力推翻腐朽卖国的清朝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在二十世纪的最初十年中热烈地宣传民主革命，一九○五年前正式形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派。清末的反清武装起义是他们政治活动的顶点。关于这些论者已多，兹不再赘，这里主要说明革命派为什么在二十世纪最初几年内迅速形成。
　　如前所述，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中，中小资产阶级由于受侵略者与封建势力压迫更大，投资于近代工业时间较晚、力量较小。直到义和团运动后，民族资本的中小规模的厂矿才有较大的发展。以戊戌变法前一年的一八九七年为例，这一年中，中国资本设立厂矿23家，资本额为5，776千元，每家平均资本额为251千元；而一九○五年这一年中，开设厂矿60家，资本额为8，138千元，每家平均资本额为136千元，就是说以这两年为例，开设厂矿的家数由23发展为60，每家平均资本额却由251千元降为136千元。另外一个数字是，一八九六——一九○○年的五年间开设厂矿的资本额总数为19，717千元，其中十万元资本以下的小厂矿资本额为1，542千元，即小厂矿资本额占全部资本额的7．9％；而一九○一——一九○五年这五年间，开设厂矿资本总数为19，085千元，其中十万元以下小厂矿资本额为3，704千元，即小厂矿资本额占全部资本额的19．4％。(以上数字均据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页资料计算而成。)也就是说十万元以下小厂矿在所有华资厂矿中所占比例，由7．9％上升到19．4％，可知一九○一——一九○五年间，中小资本的厂矿发展是很快的，因而也说明这期间中小资产阶级的势力也在迅速增长。
　　当然除过这个经济的因素而外，二十世纪初中小资产阶级的政治意识和斗争也在发展，因为经过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这些历史事件后，人们对清政府是帝国主义走狗这一点认识更为明确，要想挽救中国危局，舍革命而外别无他途，革命派的理论很快成长并为更多的人们接受或同情。在义和团运动前，改良派在国内舆论界远远胜过了革命派，但在义和团运动后，则迅速向相反的方向变化。比如孙中山的反清武装起义，原先不为人们理解，但庚子后变化很大。孙中山自己回忆说：“当初次（指一八九五年——引者）之失败也，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惟庚子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息，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吾人睹此情形，心中快慰，不可言状，知国人之迷梦已有渐醒之兆。加以八国联军之破北京，清后、帝之出走，议和之赔款九万万两而后，则清廷之威信已扫地无余，而人民之生计从此日蹙。国势危急，岌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孙中山：《建国方略》，见《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199页。)说明在二十世纪最初几年之中资产阶级革命派在阶级基础以及他们代表的政治要求方面已达到形成的条件。
　　另方面，革命派的思想及活动在义和团运动前即已出现，但为什么说在二十世纪初革命派才完全形成。这一点应该从革命派与改良派在政治思想上区分斗争过程来看。因为只有与改良派在政治思想上明确划清以后，才能说革命派的形成。
　　二　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分合
革命派与改良派的主要区分，即人人熟知的前者主张武装推翻清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后者主张在不变动清朝统治情况下进行改良。这两种主张从他们双方出现起就不相同，但不是从二者一开始出现就明显划清的。政治论争开始并不明显尖锐，两种政治力量的成员中，思想界限并不清晰，有的成员思想上两方面的特点都有，有的在组织和行动上发生变化。两种政治力量之间，在思想上组织上明显划分开来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也可以说是革命派形成的过程，要弄清革命派的形成，就必须弄清二者思想分合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由不明显到清晰的过程，也是一个有分有合到迥然不同的过程。如果不这样历史的来看两者的形成，就会对一些历史现象误解或不理解。我们不能把二者在思想上还没有明确划分时期某些人物间的关系，主观地用以后的标准，甚至现在的标准去臆测他们。比如把孙中山和梁启超的某些过从看成是孙的界限不清、梁的投机欺骗。也不能把唐才常、吴禄贞思想言论行动上的某些矛盾看得不可思议，甚至轻易地否定他们起过的革命作用。相反，应该是把这两种思想逐步划分、有过分合的过程清理出来，找出其历史原因与影响。
　　革命派和改良派划分清楚、分合发展，亦即革命派的形成过程，可以分作几个阶段：
　　（一）戊戌变法前　这个阶段中改良派已经形成，革命派也已出现。政治主张的不同也是清楚的。但在政治主张上也有共同点，即当时国事日蹙，民族危机严重，都想挽救国家危亡，可以说当时对救国这一点上还是相同的，当时救国的不同手段，即维新改良与推翻清朝的不同，还没有摆到头等重要的地位，两派人员之间还有往还，并有某种程度的合作。在这方面革命派还更主动，其事例如：一八九五年孙中山在广州设革命机关农学会，“尝请康及其徒陈千秋等加入，陈颇有意，以格于师命而止。”(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1946年商务印书馆版47页。)同年春在上海，陈少白曾拜访过康有为，向他陈说推翻清朝的道理，康有为还“首肯者再”，说“很对的”。并介绍了梁启超，三人谈了几个钟头。(陈少白：《兴中会要》，见《中国丛刊·》，一，46页。)特别是一八九六年冬，横滨华侨倡议组织教育子弟的学校，“欲由祖国延聘新学之士为教员，以此就商于兴中会，陈少白乃荐梁启超充任，并代定名为‘中西学校’，……康以梁启超方任时务报记者，荐徐勤为代，并助以陈默庵、陈荫农、汤觉顿，且谓‘中西’两字不雅，更为易名‘大同’，亲书‘大同学校’四字门额为赠，徐勤既抵日本，初与孙陈时相过从，引为同志”。(冯自由：《革命逸史》，六集，1981年中华书局版10页，此处记述与同书初集中记述时间史实均有不同，应以此处所记为符合史实。)
　　这些史实说明，在戊戌变法前，革命派与改良派之间，曾考虑过合作，人员之间有来往，还没有发生大的论争。这是由于两派政治思想当时主要地追求挽救国家危亡，康梁“初亦以救国二字为号召，……当时两党固非不可同冶一炉而致力于国事也。”(冯自由：《革命逸史》，六集，1981年中华书局版，9—10页。)此时在双方之间，还有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即要救国，也就是爱国。革命派自不必举例，就是改良派在这个时期中也还保有这一点，据一个革命派的回忆说：“丁酉冬，大同学校成立，余遵父命入学，徐勤（号君勉）任校长，专以救国勉励学生，每讲演时事时，恒慷慨激昂，闻者莫不感动。教室上黑板及课本书面皆大书标语曰：‘国耻未雪，民生多艰，每饭不忘，□哉小子’十六字，师徒每日罢课时必大呼此十六字口号始散。”(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1946年商务印书馆版第51页。)说明当时双方在爱国这一点上有共同的基础，由于这一共同点的存在，改良、革命手段之不同还并不突出，双方当时并非水火不相容其原因在此。
　　（二）庚子以前　这段时期两派主张分歧日益明朗，相互交往减少，开始发生争论，但在个人之间仍有往来，改良派中亦有人与革命派接触，如梁启超。
　　戊戌变法是改良派活动的一个高潮，他们由政治宣传发展到政治运动，这一政治派别已经有理论、有一定的组织、有政治纲领并推动了政治运动，改良派已完全形成。他们通过光绪帝颁布了一些没有得到实现的政治方案。戊戌变法虽然遭到失败，但是改良派的首脑人物，特别是康有为的思想，不但没有从改良的失败中汲取教训，反而钻进了封建君臣恩遇的死胡同，并于一八九九年成立保皇会。既然改良派用“勤王”代替了“救国”，用“忠君”换去了“爱国”，就必然使他们与革命派疏远以至敌视，爱国的共同点消失，改良与革命的争论必然突出起来。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先后逃往日本，孙中山等人“以彼此均属逋客，应有同病相怜之感，拟亲往慰问，藉敦友谊。□托宫崎、平山向康示意。康自称身奉清帝衣带诏，不便与革命党往还，竟托故不见。”改良派并且在共同办的横滨大同学堂中张贴攻击孙中山的字条。并与孙中山“驳论激烈，相持不下。”(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194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第50页。)就是说改良派的主要负责人一旦放弃了爱国的要求时，就开始敌视革命派，争论必然发生。但是在戊戌变法后，由于事实的教训，改良派中也开始有人转向革命派，著名的如毕永年、王照等。也有的人徘徊不决，二者兼有，如唐才常、吴禄贞等人。也有的改良派没有立即与革命派断绝，如梁启超。在革命派方面，则对改良维新的行不通更为明确认识，如章太炎原先可以任时务报记者，到一九○○年在上海张园召开的国会上，即剪辫明示与改良决裂。这段时期虽短，但在革命派与改良派之间，已基本划分明白，相互开始争论，一九○○年左右革命派已开始形成。
　　这几年中被人们注意的是梁启超与革命派的关系，即所谓“孙梁携手”，梁启超在康有为离日赴美后，于一八九九年六月六日在横滨曾与杨衢云会谈合作，虽然不成，但说明尚未断绝。这年的夏秋间，梁与孙中山“往还日密，渐赞成革命，其同学韩文举、欧榘甲、张智若、梁子刚等主张尤形激烈。于是有孙、康两派合并之计划。”(参见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46—65页；四集，97—98页；六集，12—13页。)这部分改良派人士此时有此主张，说明他们与康有为地位不尽相同，还没有完全丢弃救国主张转到康有为的“勤王”死胡同，梁启超当时的一些政论文章说明了这一点。固然以后他还是退回到改良立宪的立场上去了，但当时这段时间的思想，也不能以“投机”二字概括，应对它的演变作具体分析。
　　这段时期中唐才常和自立军的活动，则显示了另一种矛盾。即改良维新思想与革命反清思想开始明显分歧，但又没有明显划开，处在激烈分化过程中的这种分歧又同一的矛盾，体现到一个具体人物身上，或事件上，唐才常和自立军就是典型。两种思想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两派不少人都参加了自立军活动，这并不是逻辑上的矛盾，而是说明两种思想正处在由不明确到开始划分清楚、由原先有共同点到开始消失的交界点上。
　　（三）同盟会成立以前　一九○○年以后，清政府腐朽走狗面目已无掩饰，这几年中全国各地反帝反封建自发斗争迅猛兴起，推翻清朝政府已成为救国的必由之路。这几年中政治与思潮发展是如此迅速，在短短不到五年之中，革命派与改良派的不同主张明显地摆在人们面前，使人们必择其一。这段时期中，一九○三年又是最主要的一个年头，拒法、拒俄运动以及苏报案等事件把民主革命思潮推向一个高峰，清朝封建统治者投降媚外、镇压人民的行径，使人们对革命与改良看得更清，不允许有什么徘徊，没必要再有游疑了。原先首鼠两端的改良派被迫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梁启超就是在一九○三年明确表示了他们与革命派的决绝与区别，而革命派为了推翻清朝政府，也正是在一九○三年于日本成立军事学校，训练武装反清骨干人员的。在这个意义上，把一九○三年说成革命派的形成比较恰当，那么，一九○五年同盟会成立，可以说是革命派的最终形成了。
　　由上可见，二十世纪初，由于在阶级基础方面，在政治形势上条件具备，革命派正式形成。同时革命派也是在二十世纪初，与改良派的早期论争中形成的。
　　三　革命派与改良派的早期论争
　　康有为、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后先后逃亡日本，一八九八年十一月，梁启超在横滨创办《清议报》作为他们在海外的喉舌，一八九九年七月，康有为在加拿大域多利建立保皇会，公开丢掉维新变法这面含有爱国性质的旗帜，宣扬幻想载□复辟，以后他又在南洋、欧美澳有华侨居住的地方建立保皇会分支机构，发展势力，暂时蒙蔽部分人。并且陆续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一九○二年二月），在上海创办《外交报》（一九○二年一月）、《东方杂志》（一九○四年三月）和《扬子江》（一九○四年六月）。在这些刊物上，他们对外主张实行不触及帝国主义根本利益的所谓“文明排外”，对内宣扬君主立宪，反对民主革命。康有为在一九○二年发表专门针对革命的文章《辨革命书》，公然指斥革命是“人不分割我而我自分割之，天不弱亡我而我自弱亡之”，他骨子里主要是反对推翻清朝，居然声称：“谈革命者开口必攻满洲（意指清朝政府——引者），此为大怪不可解之事。”竟然宣扬清朝统治是“唐虞至明之所无，大地各国所未有也，亦可谓古今至仁之政矣。”(康有为：《辨革命书》，见张□等编：《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下简称《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212、214页。)他们一方面公开反对革命、主张保存清朝统治，另一方面则要求清政府向资产阶级上层让出部分权利。康有为在一九○二年发表的《公民自治篇》中大讲“公民”，他所讲的“公民”是“家世清白”、“能施穷民，能纳十元之公民税者”“一切得与齐民异，如秦汉之爵级然矣”。所谓“公民”就是指由地主官僚转化来的资产阶级上层。这些“公民”与一般人民群众有很大区别。“既为公民，得举其乡、县之议员，得充其乡、县、府、省之议员，得举为其乡、市、县、府之官。不为公民者，不得举其乡之议员，不得举充乡、县、府、省之议员，不得举充乡、市、县、府之官，一切权利，不得与公民等。如此则荣辱殊绝矣。民将皆发愤为公民，民将皆自爱而重犯法而期为公民。”他的这种压迫下层发展上层的办法，是打着“公民”的招牌，乞劝清政府给以支持，他说：“人人与之同忧，而君可免忧，人人与之同患，而国可免患，公民哉！人人与之同权，而君权益尊，人人与之同利，而君利益大，公民哉！”(康有为：《公民自治篇》，见《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174、176页。)改良派代表的利益，保护清朝统治的态度说得是很清楚了。他们还大肆攻击当时国内正在掀起的群众反帝反封建斗争，反对反清革命。一九○一年《清议报》一篇文章公然咒骂：“义和团者乱民也，吾恐朝廷不与以排外之题目，则张献忠、李自成之流，亦将煽之以出他举矣。”(赵振：《说败》，见《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19页。)一九○三年六月《中外日报》连载一篇名为《革命驳议》的文章则对人民群众，对革命可以说极尽污蔑之能事。他们说：“近惟大江南北，及两广地方之会匪，已处于□天□地侧身无所之地步，或者有革命之思想，可以引为我有，然此等人殊不足恃。观哥老会党在长江一带滋事多次，终无一成，事可知矣。若引为心腹股肱，是取败之道也。”他们既然只乞求于皇帝，看不起人民群众，那么必然也就反对革命派的主张，“夫以多数之乡民，既未能煽以革命如此；散处各地之会匪，又不可恃如彼；仅恃此数十人高掌远跖，日以革命之名词，集徒党而演说，冀有起而应之者，果何益之有欤？”“然使天眷中国，圣主当阳，内修政治，外联邦交，中国犹有可为也。若革命之说一起，则举足之顷，已即酿乱，已即必败，而内讧未已，外侮踵至，中国即非复我有矣。不亦可以已乎！”(《革命驳议》，见日、9日《中外日报》。)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在这一时期展开了论争，但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康、梁改良派的认识有着一个曲折的过程。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逃亡日本，孙中山等许多革命派认为他们吃了清政府的苦头，该会“改弦易辙”实行“革命的办法”了，谋求和他们联合反清。但是，由于康有为不但坚持改良主义，而且反复强调“今上圣明，必有复辟之一日。余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惟有鞠躬尽瘁，力谋起兵勤王，脱其禁锢瀛台之厄，其它非余所知，只知冬裘夏葛而已”，(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194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49页。)谈判不得结果。梁启超当时思想在形势激烈发展变化下，处于一种极端矛盾状态，从这个时期他的几篇代表性文章可以看出。一九○一年《清议报》发表的《过渡时代论》一方面歌颂“有进步则有过渡，无过渡亦无进步。”说当时中国“人民既愤独夫民贼愚民专制之政，而未能组织新政体以代之”。但同一篇文章中又说：“故倡率国民以就此途者，苟不为之择一最良合宜之归宿地，则负国民也实甚。世界之政体有多途，国民之所宜亦有多途。天下事固有于理论上不可不行，而事实上万不可行者；亦有在他时他地可得极良之结果，而在此时此地反招不良之结果者。”(梁启超：《过渡时代论》，见《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1、5、7页。)即显示出其思想在改良与革命上的矛盾，显示出当时与康有为保皇改良思想有一定的差异。差不多同时他发表的《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更突出地表明了他的这种矛盾，他在论述“破坏与成立”的关系时说：“今日之中国，又积数千年之沈疴，合四百兆之痼疾，盘居膏肓，命在旦夕者也，非去其病，则一切调摄滋补荣卫之术，皆无所用，故破坏之药，遂成为今日第一要件，遂成为今日第一美德。”说：“故今日而言破坏，当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得已之事。”但同一篇文章同一段中接着又说：“虽然，天下事成难于登天，而败易于下海，故苟不案定目的，而惟以破坏为快心之具，为出气之端，恐不免为无成立之破坏，譬之药不治病，而徒以速死，将使天下人以药为诟。”(梁启超：《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见《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15页。)这段时期中思想上的这种矛盾是他与康有为的差异。他与康本质上相同的地方，也就是后来他又退回去的原因是，他们都是为争取上层资产阶级的发展而向清政府乞求劝说，而不是反清革命。一九○二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的一篇文章《论立法权》中，用充满情感的语气苦口婆心地实际上说给清朝政府：“故今日之君主，不特为公益计，当□国民以立法权，即为私利计，亦当尔尔也。苟不□之，而民终必有知此权为彼应有之一日，及其自知而自求之，则法王路易第十六之复辙，可为寒心矣。”(梁启超：《论立法权》，见《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第163页。)他的“进步的”带有感情的辞章确也占据了不少舆论阵地，但他同时又用人民革命吓唬清廷，表露了上层资产阶级的利益，从这一点发展到以后用君主立宪来抵制革命也就不足为奇了。
　　梁启超在当时这种思想状态下，与兴中会持“合作”姿态，使在日本的不少兴中会员倒向改良派，双方原合办起来的大同学校亦为改良派夺取。一八九九年冬，康有为指示梁启超到檀香山活动，梁启超临行还向孙中山表示“合作到底，至死不渝”，孙中山用亲笔信介绍梁启超给孙眉及其他兴中会员，梁到檀香山后采取欺骗手法，编造自相矛盾的口号“保皇为名，革命为实”，又有孙中山的亲笔信，使不少兴中会员受他的迷惑，革命派在檀香山的阵地被保皇派窃据。
　　孙中山等革命派于一八九九年两次派毕永年等到长江流域联络会党，又命郑士良、陈少白等在香港设立联络会党机关，联络广东会党，但改良派又打出“殊途同归”的旗号，把哥老会的龙头拉了过去，不搞反清搞“勤王”，使兴中会在长江流域及广东一带惨淡经营起来的会党基础遭到挫折。这些说明在二十世纪最初几年，两派思想界限不清，革命派遭到不少损失。
　　但是随着历史的向前发展，一九○三年起全国群众革命风潮日盛，民主革命思潮也趋向高涨，梁启超的矛盾思想状态必然回归到他代表的根本利益上去，而蒙蔽手段亦不可能延续下去，从一九○三年起他发表了一系列反对革命的文章，这是他所代表的上层资产阶级利益所决定的。一九○三年春节，梁启超发表《敬告我国民》，公然宣称国民程度太低，不配讲革命。他说：“今忧国者动辄曰政府压制，故民间不能展其力也。斯固然也。然使政府压力顿去，我国遂能组织一完备之国家乎？我有以知其不能也”。他论证了“我国民自治力之甚弱”以后，得出结论说：“故吾辈今勿徒艳羡民权，而必当予备其可以享受民权之资格”“故我国民勿徒怨政府詈政府而已。”他警告人民如果起义革命，清政府虽无能力镇压，“则定之者不得不赖外国”“至于赖外国以定内乱，吾族尚可问耶？吾族尚可问耶”？(梁启超：《敬告我国民》，见《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340—342页。)这是公开恐吓革命。一九○四年他又发表《新大陆游记》，更进一步说：“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雷励风行，以铁以火，陶冶锻炼吾国民二十年、三十年、乃至五十年，夫然后与之读卢梭之书，夫然与之谈华盛顿之事。”(梁启超：《新大陆游记》《中国人之缺点》，见《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791页。)全国各地群众反帝反封建斗争以及民主革命思潮的发展，使他的上层资产阶级改良立宪立场更加坚定，对革命也就更加敌视了。这几年他的思想发展和革命形势发展同步加快。一九○四年四月他发表的《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一文竟把革命说成是最可怕的坏事。“中国无革命则已，苟其有之，则必百数十之革命军同并起，原野厌肉，川谷阗血，全国糜烂，靡有孑遗，然后仅获底定。”他数说革命之害说“中国革命，则被革命之祸者全国，而食其利者并不得一方面。”“中国革命，蒙革命之害者动百数十岁，而食其利者不得一二年，故一度革命，而所积累以得之文明与之俱亡。”“此吾所以于衣被全欧震撼中国之革命主义，而言之犹有余栗也。”(梁启超：《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见《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806、809、811页。)这些言论出之上层资产阶级代表改良派理论家之口，本不足奇，只是这几年形势发展太快，迫使他必须明确表态罢了。
　　改良派从组织到政治思想领域大肆向革命派进攻，从反面教育了革命派，孙中山为了揭露改良派的面目，恢复革命派的阵地，于一九○三年七月到日本东京，在留学生和华侨中讲述革命道理和方法，帮助他们认识改良派实质并与之划清界限。八月间在东京成立青山军事学校，孙中山在学生的誓词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要实行“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宗旨。(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第74—75页。)这个革命纲领斗争目标明确，划清了与改良派的界限，从思想上武装了革命派。孙中山于十月间又到檀香山，看到兴中会遭到梁启超的破坏。孙中山着手宣传革命，到处发表演说，并改组《檀山新报》，作为宣传机关，与改良派展开组织和思想上的斗争。
　　一九○三年十二月，孙中山发表《敬告同乡书》，揭穿了梁启超等人的伪装，旗帜鲜明地指出了革命与改良的不同，他说：“夫革命与保皇，理不相容，势不两立。今梁以一人持二说，首鼠两端”，揭示出他们一伙“口谈革命者，欲笼络革命志士也”，从他们“演说保皇立宪之旨”以及污蔑人民“不当享有民权”的行为看，“可见彼辈所言保皇为真保皇，所言革命为假革命，已彰明较著矣。由此观之，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孙中山：《敬告同乡书》，见《孙中山选集》，1981年人民出版社版，59、60页。)他在一九○四年一月的一封信中指出：“非将此毒铲除，断不能做事。”要“使人人知所适从，并当竭力大击保皇毒焰于各地。”(孙中山：《致黄宗仰乌目山僧函》。)同月，他继续在《檀山新报》发表《驳保皇报》一文，揭露保皇派大言什么“爱国”是骗人，他们爱的是：“大清国”而非“中华国”，驳斥了保皇派革命可召瓜分的胡说。
　　与此同时，孙中山为了与保皇派争夺华侨和会党中的群众，他加入了美洲华侨中的反清秘密团体致公堂，团结致公堂总理黄云德等人，夺回被保皇势力把持了的致公堂的部分权力，肃清保皇派的影响。孙中山帮助致公堂改组了被保皇派篡夺的致公堂机关报《大同日报》，使之成为宣传反清革命的工具，并为致公堂重订章程，明确致公堂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接着，孙中山与黄三德遍游美国各地，协助致公堂对会员重新登记，宣传反清革命的道理，批驳保皇派散布的种种谬论。经过几个月的活动，大大打击了保皇势力在致公堂以及华侨中的影响。十月，孙中山在纽约报纸上发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指出“全国革命的时机，现已成熟”，清朝政府“可以比做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孙中山选集》，1981年人民出版社版，第66、67页。)他信心百倍地指出：“满清军队在任何战场上都不足与我们匹敌，目前爱国分子在广西的起义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他的文章表明了对保皇派的斗争取得重大的进展和革命派反清斗争的信心，推动了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这年底，孙中山又转往欧洲宣传民主革命，把在德国、比利时、法国留学的革命分子组织起来，成立了革命团体，加入者近百万人。从此，保皇派在欧洲失去了立足之地。
　　孙中山在和改良派的斗争中，举起反清革命的旗帜，这面有爱国光辉的旗帜，使革命派日益争得更多的群众，终于夺回了被改良派占据的阵地，取得了胜利。一九○四年后，孙中山“漫游所到，凡有华侨之处，莫不表示欢迎，较之往昔大不同矣。”(孙中山：《建国方略》，见《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200页。)在东南亚华侨中革命派组织的中和堂，“分会遍设槟榔□、吉隆坡、怡保，坝罗各埠，从者日众。”(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第75页。)革命派思想和组织上日益战胜改良派，为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综观资产阶级革命派形成的过程，可以看到二十世纪最初几年，经济、政治情况在迅猛发展，革命派形成的条件成熟，它的形成成为历史的必然。而它又是在与改良派思想论争中形成的，两者政治思想的主要区分，也是革命派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正是因为他们主张反清革命，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一面爱国旗帜。
　　【资料来源：《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1984年第3期】
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