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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看**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1949年10月，凤阳县政区划分为1个市、9个区、58个乡镇。其后，几经撤区并乡、复区分乡，2005年，凤阳县有26个乡镇。2007年乡镇行政区划调整，2008年合并行政村，至2010甫川颠沸郯度奠砂订棘年，凤阳县划分为1个乡、14个镇、3个省级工业园区：府城镇、临淮关镇、武店镇、刘府镇、西泉镇、大庙镇、殷涧镇、总铺镇、红心镇、板桥镇、大溪河镇、小溪河镇、官塘镇、枣巷镇、黄湾乡、凤阳县工业园区、凤阳硅工业园区和凤宁现代产业园，其中府城镇、临淮关镇为标准建制镇，凤阳县工业园区设在府城镇门台地区，凤阳硅工业园区设在板桥镇境内（南洛高速公路出口处），凤宁现代产业园与县硅工业园相连。凤阳县共有198个行政村，26个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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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阳县有，田牌坊就不清楚了
浪子何处书路&4-17 2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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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陕西之光绪三十一年（1905）大事记
( 12:06:16)
&光绪三十一年（1905）陕西大事记
（雷和平根据省、市、县史志资料整理）
二月二日，安康哥老会首领梁悦兴，组织该会哥弟和农民举事，相约在文昌宫击杀总兵(镇台)傅殿魁。因准备不周，闵春来、李元谋当即被捕，另一部分战死，起义失败。傅殿魁将起义者装入站笼杀害，并四处追捕梁悦兴。梁悦兴经牛山转赴湖北武当山，因叛徒告密被俘，押至白河杀害。
4月，周至县哥老会首领窦明堂秘密联络云屯、马家滩一带群众，设立山堂，散发“飘布”，准备掀起反教斗争。
春 西安知府尹昌龄在城隍庙后街创办西安府中学堂（今市二十五中学址）。
夏，宁强县燕子砭哥老会首领刘长海、薛毓麟等结伙成立“光明山堂”反抗天主教暴行，砸毁一九O一年清政府为教会所立的儆戒石碑。
五月初八日，阎良境域南部北屯一带冰雹成灾，损坏庄稼。
六月，清政府命各地修乡土志，城固县修成《城固县乡土志》
八（9）月初十（8）等日，安塞连降严霜，秋禾成灾。
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陕西留学生康宝忠、井勿幕、谷思慎、赵世钰等加入。康宝忠任同盟会总部评议部评议员，并任陕西省主盟人。
九月八日，子长连降寒霜，秋禾成灾约有七成。
十月，英国太古洋行派人在甘肃采购羊毛619包，不持运照，未纳厘税，被泾阳厘局查获，按章将货扣留。清朝政府却下令让泾阳厘局赔偿白银9615两。从此，外国洋行运货人员竟悬挂洋旗，闯关过境，拒不纳税。
十一月，清廷以修潼关至西安铁路，对陕西按亩加捐。扶风县每斗赋粮由15分银加至22分银，每斤盐由17文增至45文。
十二月十五日，陕西巡抚曹鸿勋奏请清廷修建潼(关)西(安)铁路，设立办路事务所，聘请日本工程技术人员勘测线路，估计需银400万两。后因筹集资金不易而罢。
秋，三原宏道工业学堂和陕西高等学堂、陕西师范学堂选派官费留学生31人及自费留学生17人，东渡日本学习农、工、路、矿各种实业。
冬，扶风知县谭绍裘改多贤书院、考棚、演武厅为高等小学堂，并设官立初等小学堂12所。
冬，同盟会会员井勿幕奉孙中山之命，回陕进行革命活动。
是年，武功县裁教谕，改设视学。成立初级师范学堂，学生20名。
是年，《武功县乡土志》纂成并石印刊行。本志由南乡人张尚谦、张尚龄主笔墨，党桂森、张闻多主采访，知县高锡华总其成。
是年，明道书院停办，改为户县高等小学堂，内附师范传习所。
是年，乾州李守先、梁成甫等成立天足会，倡导女子放足。
是年，泾阳柏筱余（原名惠民，另字效愚），捐资办学，在本村兴办效愚男子小学和女子小学，在石桥创办惠民高等小学，在三原设立英语、数学专修学堂，在西安开办三育学堂和西岳庙女子小学。
是年，兴平张元际、张深如等倡办兴学基金，使全县小学堂皆有了基金。在县上设立学堂经费处，储存各村学堂基金。
是年，兴平知县杨宜瀚受命前往日本考察学堂、工艺、巡警等要务。
是年，华州设立巡警。
是年，扶风知县谭绍裘纂修《扶风县乡土志》1册4卷。光绪三十二年（1906）付印。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4），经陕西巡抚曹鸿勋奏准，清政府拨地方官银八万一千两，派候补知县洪寅为总办，于1905年创办“延长石油官厂”。
是年，西乡妇女陈玉洁在其夫朱存诫为堂长的高等小学堂任教。
是年，商南在县城内设邮寄代办处。
是年，雒南、商州、山阳、镇安相继设巡警局。龙驹寨设巡警总局。
是年，陕西巡抚曹鸿勋在西安专设学务处，稽查全省学务。
是年，陕西仿照山西西学专斋办法，由学生自纳学费，凡考试合格录取的客籍学生，每年除自备伙食外，高等学堂每名交纳学费银60两，中等学堂每名缴纳学费银40两。仿照山东奏办罪犯习艺所章程10条，开办罪犯习艺所，“教以工艺，导其自新”。
是年，在西安城隍庙后门盐运署旧址建西安府中学堂，在粮道巷署旧址建巡警学堂。次年，以贡院供给所隙地建存古学堂。以关中书院旧址改建师范学堂。同时在西安钟楼北街设学务公所。
是年，大荔县试改学署为劝学公所。
是年，大荔县绅赵松泉祖母，捐巨款重修毁于火灾的文庙大成殿。清帝诰封“一品夫人”，并在东大街东口路北，树立石牌坊，上刻“圣旨”和“深明大义”四字，以彰其功。
是年，大荔县商务会成立。
是年，改“洽阳学堂”为“郃阳高等小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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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宁羌州上清河人刘长海（外号刘野人）联络薛毓麟、陈万富、沈万华等人，组织民众反对教堂。州衙派员处理，要刘长海等人亲往教堂请罪，刘长海断然拒绝。贡生陈鸿渐为息事宁人，托人作保了息。七月，州衙为此勒碑晓谕州军民。
&&是年，清政府正式下诏废除科举制度，王之屏和绅士周炳倡议将振文书院改立宁羌州高等小学堂，岁支银1500余两。
是年，沔县在原书院设立高级小学堂。&
是年，耀州人宋向辰东渡日本留学,为本县第一位出国留学生。
是年，子洲裴家湾小学堂创立。
是年，设立蓝田警察局。
是年， 开辟从开封经郑州、潼关～西安及西安～兰州马差邮路。
是年，岳觐唐等人在西安创办《关中日报》。内容除“谕旨”、“译电”,刊登国内外、省内外之“新闻”及“评论”外,着重商务调查、专件来函,还附有文苑小说等栏目。日出1张,宗旨为“普益群智,改良风俗”。
是年，陕西选派官费留学生30余人赴日本学习，三原宏道高等学堂占其半数。&&
是年，淳化县设立劝学所。
是年，安塞大水冲入县城，水深达二尺许。
是年，安塞改书院为高等小学堂。
是年，安业书院更名为镇安县高等小学堂。
是年，澄城废驿站,设邮政代办所。
是年，周至对峰书院改称高级学堂。
是年，郿县实行新学,改西横渠书院为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堂,改30余所私塾为初等小学堂,还设60余所蒙养学堂。
是年，设留坝厅警察局。&&&&&&&&&&&&&&&&&&&&&&&&&&&&&&&&&&&&&&&&&&&&&&&&&&&&&&&&&&&&&&&&&&&&&&&&&&&&&&&&&&&&&&&&&&&&&&是年，改中部（黄陵）桥山书院为高等小学堂,四乡义学亦改为初等小学堂。
是年，兴平县学堂经费处在县署东侧成立,管理全县180所小学堂教育基金。
是年，宝鸡县改书院为高等小学。
附录：年度重大事件及人物
1、傅殿魁（？—1911），湖北汉阳人。光绪三十一年（日任陕西兴安镇总兵。宣统二年（1910），陕西民军起义，安康哥老会首梁悦兴谋划行刺总兵傅殿魁，事泄被处死，引起民愤。宣统三年（1911）9月初1，西安光复的消息传到兴安府，哥老会首领高庆云联络巡防队哨兵准备起义。宣统三年（日午夜，起义开始，以白布为号，一举攻下新城，占领军装局，杀死傅殿魁。
2、尹昌龄（）字仲锡，晚号约堪，四川华阳人。清翰林，官陕西关中道，有循声。工诗、善书，入民国，居成都，办理兹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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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尹昌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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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名：约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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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籍：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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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地：四川华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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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日期：186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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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世日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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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四川军政府审计院长，内务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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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成就：办理兹惠堂
　　先世居郫县（生于郫县两路口东风村“今属安德镇”），祖辈来成都经商，遂入华阳县籍。是成都的五老七贤之一，著名慈善事业家。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中举，十八年入翰林院，散馆选为庶常。历任陕西白河知县、长安知县，继升为商州知府，兼摄凤翔、延安西安知府，对清末陕省兴学、练兵、劝工、蚕桑、铁路、游学诸新政多有建树，誉为“八局知府”。
　　民国后出任四川军政府审计院长、内务司长、黔中道尹、政务厅长等职。袁世凯窃国，川政不稳，乃辞归，致力于成都慈善事业。12年，任慈惠堂总办，将原普济堂、育婴堂、幼孩厂、济贫厂、恤嫠局一并裁撤，归慈惠堂统一管理，成绩显著，博得社会好评。
　　慈惠堂经营有惠昌火柴厂，杨森督川时仅有资金2万元，不足开工。万般努力，四方筹措，凑足20万元，更名培根火柴厂。生产的无毒火柴，迅速占领市场，对当时提倡国货，抵制洋货，起到积极作用。每年盈利，尹用来创办培根工厂、培根学校、女婴教养所、民生工厂、幼孩工厂。专收被社会遗弃者。民国25年，委任为四川省赈务委员会主席，尹氏主持慈惠堂期间，不仅办得很有起色，而且非常同情和支持人民革命，为当时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提供掩护场所，南充张澜、双流周烈三、绵竹王干青、彭县萧华清、内江陈元春等，都曾先后在慈惠堂工作过。慈惠堂经营有果园，离尹住宅很近，有人向他说：“果园由你经营，你是一堂之主，熟时摘几个尝尝何妨？”尹答曰：“吾瘵保其实以润孤穷，敢自甘呼？”平素去慈惠堂办公，坚持回家吃饭；因故不回，必嘱家人送饭食来，从不在堂中“搭客饭”。性喜养犬，上下班必跟随，伙房为讨好主人，偶给犬食，尹见之必责曰：“累赘慈惠堂，分食他人碗中物，大不该！”有个叫秦寄宇的无锡人，清末有成都游幕，置有二百余亩田产，无子嗣，逊清后流寓成都，慕尹氏廉洁，主动把田产捐给慈惠堂，要求就养。
　　尹昌龄经营慈惠堂多年，一切由他指划，躬亲综核，一丝不苟，常对手下办事员说：“慈善机构的钱来之不易是济贫救命的，若有亏空，天理不容。”卧病弥留之际，嘱咐老妻：“人死后慈惠堂财产账目切勿轻为为启动，待举公正者任事时，始办移交。”
　　民国31年11月29日在成都病逝。死后家无余财办理丧事，只得由慈惠堂孤寡老人赙金主办。成都十二桥烈士王干青，与昌龄共事多年，深有感触，作《吊尹仲老》诗曰：“家无半亩居，人得广厦庇，余身二十年，存活亿亿万计。”可概其一生廉直。
　　附录国民政府令：
　　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尹昌龄，学术湛深，持躬廉谨。早岁服官莅事，卓著声称。光复後赞襄川政，屡任要职，嗣复办理地方慈善事业，垂二十年，兼主办川省赈务，殚精竭虑，昕夕不遑。近年被选为四川参议会参议员及国民参政会第二屈参政员，硕望嘉谟，期资匡益。遽闻溘逝，轸惜良深，应予明令褒扬，并将平生事迹存备宣付国史馆，以彰贤哲而资矜式。此令。
　　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一月十日
附录《尹昌龄事略》：
　　尹昌龄，字仲锡，晚号约堪。上世纪自湖南武岗迁蜀，始居郫县。家贫父服贾成都，遂占籍为华阳人。昌龄弱冠中光绪戊子（十四年）乡试，壬辰（十八年）选庶常，谒选得陕西白河县。历宰商州咸宁，所至多干济，有廉声，百姓赖之。为抚部岑春煊、藩司樊增祥所器，陡凤翔、西安两府。时清庭倡言新政，凡兴学、练兵、劝工、饲蚕、修铁路、遣游学等，昌龄身领八局，综核名实，次第毕举。革命事起，昌龄离陕还蜀，民国初，任蜀中审计院长、内务司长，黔中道尹。返蜀後，任政务厅长。时蜀方多故，昌龄不欲诡随，遂逊位以去，专力慈善事业。成都旧有慈惠堂者，约有田产一百馀亩，民国十二年，众推昌龄主其事，不二年，大著成效。其馀慈惠堂机关曰普济堂、育婴堂、幼孩厂、济贫厂、恤嫠局等，皆以亏蚀残败，不能支，昌龄乃合并之为一，
总入慈惠堂，规模遂大，田宅租税，厘然有经。川督杨森，以惠昌火柴厂入之，始有资二万元，昌龄举债以广其业，累资至二千万元，因更名培根火柴厂。继设培根工厂，培根学校。又立女婴教养所、民生厂、幼孩厂等，凡织布、缝纫、石印，制鞋制纸、苏裱、木器等手工业，无不分科举办，挹工商所赢以为慈善教育补助。四川节制数易人，权阀干治，而於昌龄皆恭敬如一，发议导善乡舍无间，故能持久而有功。俗为善堂者，多用鬼神为号召，务扶乩邀福为事。昌龄悉割除妖妄，衷诸礼教，以轨於正。晚近饕戾成风，通都大邑，多外托善名阴为奸利。昌龄能知人，别善恶，汲引端士相助，出纳谨严，铢忽必饬，躬亲综严，帅以廉直，有谕俗诏事之文，丁宁款密，为杨所称。方日警亟，时昌龄於所居构防空垒，扃鐍深固，凡慈惠堂文契簿籍泉币之属，皆庋其中，亲加钥焉。弥留之际，以钥付其老妻，嘱之曰：“必得後继者，以钥公畀之，他勿得启。”昌龄殁後百日，其妻集耆老故旧於堂，奉钥以授继任张澜、徐孝刚发之，得房宇管业证二十有七，计为房二百四十九间，又独院二十四所；田产管业证计八千三百四十八亩有奇，现金百数十余万。观者莫不耸叹感服。无锡秦寄宇旧仕蜀中，有田二百余亩，高昌龄之义，悉纳所有，请设养老院，隶慈惠堂，养老百人，且自寄养其中。慈惠堂有果园，密迩昌龄之居，不肯轻摘一果，曰：“吾将保其实以润狐穷，敢自甘呼？”每日公事毕，归食於家，不得归，则挈盒以往。晚蓄二小犬，恒携以随。一日堂中人偶饭之，昌龄诇知之，遽斥其犬曰：“勿滋堂中累！”其守介不私如此。昌龄少服膺宋明先儒之书，毕生处事接物，推原经术。晚与同郡徐炯等办大成中学，以尊孔子之道。殁之日，家无馀财，年七十有四。
　　（录自《国史馆馆刊》，黄穉荃撰）
附录《尹仲锡与慈惠堂》
陶亮生　　编者按：陶亮生先生以八十余的高龄，根据亲身见闻，撰写了一篇长达七万言的《五老七贤亲炙记》，这是一篇可贵的史料。
　　“五老七贤”是解放前成都市民对一些有名气的绅士的尊称，这些人大都是在政治上有过较高的地位，学识比较丰富，持身也比较端正，敢于仗义执言，为人民说话，在当时成都社会有一定影响因之他们的事迹是值得记述的。
　　由于我们的选辑篇幅有限，对陶老此文，只能分期刊登，除有第一辑已刊登其中《我所知道的徐子休》一文外，本刊又刊出《尹仲锡与慈悲惠堂》，其余诸人事迹将在今后陆续刊登，以飨读者。
　　尹仲锡先生名昌龄，本四川郫县人，家居省城，入华阳县学遂为华阳人，父名培墉，读书有识见，因贫学贾。又因为人能干，以商号伙计被主人拉作干股东，遂由劳方变为资方。主人生意兴隆，由成都发展到川东、重庆，再发展到汉口，培墉遂为汉口分号的掌柜。武汉近江南，好买书，培墉节衣缩食，随时购名贵书籍寄家，资二子诵读。长子元理，次即先生，先后入学为秀才。商号股东以别方面的生意亏折，至将总号拉垮，负债累累，例由各股东摊赔。培墉为债主勒索，经常年届除夕，不敢回家。先生兄弟因处境日困，而治学益勤，不数年，先生中乡试，债主乃稍事宽假。越一科，先生便成进士。入翰林，得各方资助，将父债还清。培墉由是为封翁（即因子孙显贵，诰封父祖的荣典），新春受贺了。
　　明清两代丧乱之际，政府皆外重内轻，在朝内做官，只有薪俸，别无收入，一般清苦，而在外面作地方官，则额外收入较多，一般都能致富。按当时制度，成进士翰林之后，即进翰林馆学习朝章国故三年，还须经过大考，然后散馆（即毕业），分等第，授编修，检讨等职。考试不及格者，以知县分发各省外用。出身富贵家庭的新翰林，则希望得编修，可以坐致卿相。寒士鏖不起资格，只想“克己求现”，到外地作官，可以救贫。这种情况已成当时公开的秘密了！要达到外放的目地，其窍门是在大考的试卷上写一破体字①被试官朱笔一抹，便不及格，但阅卷大臣一般是阁老（即宰相），尚书之流，这些大老，年事高，眼睛近，为了怕他们发现不出破体字来，只好把这个破体字誊写得特别大，阅卷大臣一眼看出，施红勒帛，立刻降级。穷翰林得此处分，都喜上眉头，门盈贺客。尹先生即由此分发陕西“知县即用”。与翰林“即用知县”，禀到后不得超过一百天，定要放出去上任，不久候补，人称“老虎班子”，言资格硬扎的意思。禀到（即报到）的规矩，是长官（总督或巡抚）上坐，候补人员依次列坐，长官按册呼名，本人趋前请安②，递手本③，长官相年貌，看履历，命退就坐。官运亨不亨通，这短短的几分钟内，就可以占卜得出来。益年少貌美、资格硬扎者，必优先得缺，古今都是这样。尹先生最可笑，少年苦学，搞成近视眼，离不得眼镜。翰林在京见京官，见宰相，皆平揖，不请安，现在外放，必须请安。他听到呼名，趋前晋谒，请安仪注不熟，长官似乎有些冷眼了！又因见长官必取下眼镜，他取下眼镜后两眼顿黑，摸不着手本，情绪紧张，在地上瞎摸，长官更觉难于忍耐。他忽然想起手本原放在靴筒内，急取呈递。长官看了，便说：“贵县是散馆出来的呀！兄弟亦是散馆出身，辛苦辛苦了，快作准备，我即与你查缺。”尹先生暗笑，我不愁你不给我查缺。不十日，便奉委去署白河县。
　　白河县在陕南，地本苦寒，加上连年灾荒，匪多民散。先生认为必先清除匪患，招集流亡，搞好生产，民才得安。乃兴办团练，操习技击，他本身也腿缠锡瓦，驰马挥弋，布衣粗食，与团丁共甘苦，仅仅马前一锣一伞，表示是官。先生说他这些作法，是从于清端公④书中学来的。不一年大见成效，以治绩卓异调繁难大缺，所至无不风行草偃，政声大著。可是，由于他为官清廉，也负了一身的重债。专制时代，整个政局虽然黑暗，但遇到稍有天良的上司，还是要认真考察下属，提拔贤能。陕西州县有四个大缺⑤渭南第一，先生不久遂调渭南，接樊增祥的事⑥；后又升商州知州，作各州首长，十年后乃实授凤翔知府。先生能名著陕西，而问官司、断讼案更是秉公持正，丝毫不苟，民众呼为尹青天。当时，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每年秋操，朝廷分别调能员进京参观，先生官渭南知县时，即被调北上一次，官知府，又再调，不仅为袁知，且曾拜大肉之赐⑦。突有满洲亲贵密遣人来要好索贿⑧。先生怕玷污自己的清白，赶快回陕，由于亲贵索贿不得，此后多年，先生虽累被保举卓异，始终不升官，做知府一直到清廷覆灭。庚子之变，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逃西安，供应浩繁，西安知府胡埏，成都人，号称干员，还办不下来，求凤翔府帮助。先生乃请他的兄长尹元理来支援，所以后来成都人多传说“尹三爷办皇差”的故事。
　　两宫回銮，胡埏升道台、赴安徽，先生奉朝命调首府，可见慈禧亦知道先生了。先生官首府，与藩司樊樊山最相得，言听计从，身兼八局（事关全省），人人满意，功劳皆归诸藩公，藩司亦推让贤能，逢人便说，“我一生低首谢宣城”（李白句）意即终身佩服尹先生。时旗人申允为巡抚，樊山眼中是看不起这位顶头上司的，时时私下露些心事与先生听，说他要参劾申允。先生说：“国（即本朝）是满人的天下，以下参上，一定吃亏，不如忍些气。事权既在我们手中，一庸人指手画足，亦害不到好多百姓。”樊山始终对申允不迁就，劾文作好，拿给先生看，希望为他提意见，先生力言不可。樊山说“我这篇奏议，是从气节出发的。”先生说：“情节简单，满纸怒气，气多节少，功怕难收。”而樊山不听，卒以此罢官！樊山去，申允仍重先生。申允去藩司钱能训护院，先生丁母丧，八局仍不听辞职⑨。辛亥革命陕西都督为张凤翙，张原来是西安府衙门的差役，因事被先生打过二百扳子开革者。此人通袍，豪健自喜，招纳亡命，竟成大功。任都督后，迭欲拜访先生，先生以为将施报复，谋出走。不意此人一来，先伏地叩头，承认过去一切错误，自言不是大人打我一顿，会更拖烂，今得出头，都是大人教诲之力，务求大人出来帮忙，使全陕人民得见青天。先知其诚，因而敢为胡薇元缓颊，出胡于狱。胡薇元浙江人，进士出生，诗文能手。分发四川候补，未补官时，曾掌嘉定府九峰书院，赵尧生先生出其门。及官华阳，又拔识先师林山腴先生，有船司空斋诗行世。后由四川升调陕西，代尹先生任西安府。变乱之后。坚贞不屈，几为张凤翙所杀，幸先生一言，乃得归老成都。
　　先生卒不为张用，亦返成都。时尹昌衡任四川都督，欲请先生任内务司，而袁世凯电促先生晋京，简放贵阳道。贵阳巡按使刘显世亦极重先生，先生因此援引了许多有才干的川人在贵州做县知事，促进了川黔两省人民的互相联系。
　　护国战争以后，贵州政局易人，先生卸职回蜀。他虽历任重要地方官逾三十年，归家后却无一椽之庇，赁屋以居。他善于填词度曲，写过不少川剧本，“离燕哀”一剧流传甚广，“龙舟会”（此剧、本诸王船山）、“五人墓”等，老艺人犹有知者，这些戏的教育意义，至今仍未过时。蔡松坡率师讨袁，由滇及黔，听见黔人称颂先生，及入成都，视先生为伊尹、吕尚，时时请益。蔡居蓉旬余而去，以省政付戴戡，嘱戴必请尹先生为政务厅长，川事始能办好。戴登门多次，先生不出。徐子休为先生昆仲共事多年的人，呼徐为三哥，徐深惜先生有政治才干，而历官外省，川人不曾受惠，故民国初元即想先生出主政务、肃官常，今蔡公拳拳致意，欲惠川民，情不可负，力劝先生一试，乃就政务厅长职。先生委任知事，不仅凭资历才能，即声音相貌，亦细心观察，作到心中有数，然后委署。戴戡有一次要安插几个人作县知事，未得先生同意，即行定局，先生遂称病求去，戴百般道歉，乃暂留。先生以川汉铁路股款未耗尽者，尚存交通银行，为进步党人掌握，戴亦进步党人，请戴出力争回，作为四川建设之用。因电财政总长梁启超求索（梁为进步党党魁），未得结果。先生又鉴于戴与督军罗佩金有矛盾，军政不协，政必无功，甫一年，就辞去，而蜀乱大作，戴战死。此后邓锡侯作省长时，又欲先生出主政务，报纸揭载先生不愿问政的函扎，言词极苦。后刘文辉任四川省主席时，训练县长，礼聘先生特开讲座，除讲授五种遗规，外先生还采集有关吏治资料，编纂成书，亲切讲授，希望官不尽邪，民少受害，虽未能生大效，但先生一片苦心，感人至深。
　　成都慈惠堂有一大宅，榜书“慈惠堂”三字，这是一所官办的慈善机构，有田三百余亩，加上政府拨给的救济经费，可养活鳏寡孤独废疾之无依者三、四百人。它创始于清朝雍正之初，大府委员督之，称为总理，民国以来，政乱财窘，救济经费，逐渐挪作他用，堂务日废。市政公所成立后，市政督办陈光藻（字鸿文），对堂事颇具热情，认为这个机构是办慈善事业，要有实惠，不是虚名，绅办胜官办，要先生出来主持。先生鉴于过去曾奂老主持筹赈会时，银元化为废纸惹得穷人怨骂，不肯重蹈覆辙。机时其它一些有名人物，听说先生不干，就纷起钻营，欲染指慈惠堂，陈光藻却婉言谢绝，天天上先生的门，叩请支持，闹得先生之兄元理先生不得清静⑩，才用“激将”法过先生说：“老四，你的性情固执，惹起外面一些嫌话，说你尽管有‘尹青天’的招牌，可是五十几岁还无后人，只怕有些缺德的地方。”先生问：“从何听得？”元理先生知道先生最佩服的人是徐子休先生，便答：“徐三哥听到的。他并向我说。慈惠堂有田养几百孤寡，眼前的公益事你都不肯作，一旦被军方提去，则那些孤寡必将饿死，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了（见《晋书》、《王导传》）。”先生被这番话激动，就挺身出来办慈惠堂。
　　先生莅事，见三百多鳏寡老弱皆面黄水肿奄奄待毙，知系每天两顿稀饭营养不足所致，乃节省行政费，增加给养费，本人不支分文薪水，他每天到堂办公中午仅买四百文（即两个铜板）的粑红苕充饥，并系自掏腰包，不许堂内供应，（些句系郭君穆同志增补）在他这样克已奉公的带领和精打细算的安排下，终于使所养诸人，由每日两餐变为三餐，稀饭改为干饭，待他们体力恢复，然后逐渐把这个消费机构转变为生产机构。跛者、可使守门；瞽者、可使习乐。男编箕帚，女搞缝纫，慈惠堂逐渐兴办了三、四十个生产服务机构，如成衣铺、鞋帽铺、裱褙铺、印刷铺等。各部门皆制定条例，共同遵守。如鞋铺料子，由堂内趸买，做一双鞋，规定利润若干、几成归堂，几成归已。吃公饭，食费不扣，挣私钱，人人喜欢。但对私钱也要加以管理，每月你用几成，用你的户头代你向银行储蓄几成。因为这些穷人，本是被人丢出来无挨靠的，现在有了手艺，能挣钱，亲人来认，还得顾家，能够结婚，还得使他们成配，他们有了存款，在这类情况下便可提取。甘愿出堂回家，自食其力者，存款全部由本人提去。出堂的人偶然眷念故旧，回堂看看，还有两餐一宿的招待。
　　慈惠堂事业一天比一天发展，群众相信，捐助者多。育婴堂、孤儿院，都交慈惠堂接管了。所养的人越多，所生的财也越大。于是是先生把丁公祠办成一所“文诚义塾”，选孤儿之优秀者肄习其间，专学国文、数学、英语三科。英语好的送到武汉、天津工厂学技术；国文好的，荐到军政界任司书，别人乐于接受，认为受过道德教育，能力强，工作认真负责。
　　一般军阀都很坏，但他们也不是一件好事都不做。由于先生品德无亏，把慈惠堂办得好，军人也愿意来捧场效力。成都凤凰山。是清末新军的营房所在，有陆军公园，规模宏壮。赖心辉任省长时，拟另建营房，将旧营房拆除。房料堆积如山，赖命整个送给慈惠堂。尹先生则利用这些木料在外东大田坎一带修成一条街，开设不少商店，慈惠堂发了一笔财。清末，周孝怀任劝业道时，在九眼桥附近办过火柴厂。民国以来，房子还在，一贯驻兵，已经破烂。尹先生想恢复这个火柴事业，向军方首领杨森说，可否将这所破房送给慈惠堂搞生产？杨森应允，立命军队迁让。先生验收讫，估计建厂开工，非万金不办，正在作难之际，便有几个以支持慈善事业为名，却想从中牟利有军人来说：“听说仲老要办火柴厂，没得钱，我们愿意投资集股，成全此事。”先生是不懂生意的人，便问：“你们投资目地安在？”军人们说：“按股分红。”先生说：“你们入股，大家把赚的钱分了，鳏寡孤独还吃什么？”军人们哑口无言，踉跄而去。先生遂到中国银行去会行长周询（字宜甫）。周问：“先生忙得很，何以有暇来访？”先生遂说明欲向银行借万把块钱修火柴厂。周说：“银行借款，要有抵押品。”先生说：“我和家兄有郫县田六十亩，红契可否作抵？”周说：“银行放款要货物作抵。”先生说：“这就难了！”立刻改口说：“有！有！”徐徐从包内掏出一张大红的翰林名片交给周说：“我这三个字值不值一万元？”周大惊，说：“先生大名，何止才值万金，请收存好，我想办法。我是行长，要首先遵守行规。但行长本人借钱不要抵押，不过有一限度。我私人错伍千元给先生救急，不论早迟赐还都可。”先生错到这笔钱不久，便办起一个培根火柴厂来了。
　　先生办事，与晋书载桓温睹棋相似：“不胜，不轻下子。”慈惠堂各项手工业，务求工坚料实，以信誉创销路。培根火柴厂的商标，是一个小孩端着碗吃饭，目地为育婴，人呼为“娃娃牌”，每一根都得用，不但畅销全市，还推销到外县，邓锡侯就首先以六县防地许其专利。火柴原料如磷、钠、钾之类，多购自国外。欧战将作，先生又向银行贷款，购进原料，足资十年之用。抗日战争中国土大部沦陷，娃娃牌火柴竞至销到敌占区内。先生酒酣耳热，曾为我谈，这是他平生得意之笔。其后先生感到娃娃牌商标的含义有所未足，于是更名为“扇牌火柴”。在火柴盒面画折扇一把，上有前语六行，系先生亲手撰书。其文是：“厂中余利，专恤孤穷，若有私心，天地不容，以扇喻善，奉扬仁风。”（更名扇牌一节，系郭君穆同志增补）
　　市侩如孔祥熙，来成都时亦曾参观慈惠堂所办的各项事业，极口称赞，并捐助二十万元。在法币贬值的威胁下，只好将这笔钱买田，于是慈惠堂就变成了有八千多亩田的大地主。正因为他是有许多佃户的地主，当敌机乱炸成都之际，又赖以救护了堂里的孤寡盲人，渡过了难关。因为成都人口众多，向外疏散，人人都有走投无路之苦，慈惠堂田亩遍四郊，企业星罗棋布，转徙由已，八千多鳏寡孤独废疾，务使各得其所。惟一大群瞎子最难安顿，坚决不肯疏散。因为这些瞎子皆有手艺，在成都可以挣钱，一疏散下乡，饭虽得饱，却无市场，尹先生感到难于强迫。适逢一夜大风，把旗杆折断（国民党规制，各机构每日升降旗有仪式）了，先生遂以鬼神之道诳瞎子说：“这是大祸将至的凶兆。你们不走，只好我陪你们同归于尽。”数百瞎子闻言大哭。先生猛然想出办法来，急招管理田地的职员们开会，问明距各乡场不远的佃农，得四百多户，则通知他们克日进城商讨要事。先生对佃农们说：“你们种慈善机关的田，应以慈善心情来报答田主。敌机轰炸，救死扶伤，人人有责。今天请你们来，为的是疏散瞎子，希望你们一家领一个回去照料，为我分劳。我亦不忍过分劳累你们，只要求初到你家时，床铺厕所，使瞎子摸惯走熟，三餐同你们一样吃饱，待秋收纳租时结算，断不亏负你们。格外有桩最重要的任务，瞎子工作所需的材料，由城里随时给他们送来，只是每逢场镇赶集日期，早饭后，你们照料他们把售货担子挑好，牵着他越陌度阡，走到场口找个安稳地址，使他坐定，然后引他行个通场，于场尽处又找个地址叫他坐惯，走不上四、五次，他便熟了。他在在街上干活，你们的人可先回家，待下午生意完毕，市场散了，瞎子在原地休息，等你们来牵他回去。必使他不走下田，不陷入厕，保证他们的安全。秋后你们纳租时减让多少，凭瞎子说句话，也就算数。你们做得到否？各佃农听到先生对瞎子如此关心周到，深深感动，齐声答到：“做得到。”于是先生向众佃农叩头，下一全礼，众佃农无不感动泣下！堂里犒赐他们之后，他们便各引瞎子回家，把瞎子当做自己老人一样地看待。疏散数年，瞎子无一横死者。
　　先生借折断旗杆来劝说瞎子下乡，是对鬼神邪说的利用，实则先生一贯善用此法。慈惠堂经营的企业多，财物富，侵蚀偷漏，势所难免；工人多了，吵嘴闹架，更是常事，处理起来，十分困难。慈惠堂当初大概是用古庙改建的，庙内灵官神像一直保留不废。先生觉得灵官很有用处，每逢朔望，必肃衣寇焚香敬礼，堂内出了盗窃财物事件，对可疑之人，以送官威胁，他都不怕，但听到喊到灵官面前睹咒，他就怕了，于是暗地抛出盗窃的财物，或磕头认错，求观后效，先生必呼入密室，慰教而掩盖之，不加张扬，由此，犯者日少。
　　气类相感，得道多助，这是常理。慈惠堂部门很多，独无养老机构，先生感到不足，但在抗战期间，却突然添设起来了，是什么人帮助的呢？有一位秦斋余先生，浙江平湖人，锡良任川督时邀参幕府，专办报销，今所谓总会计师，直到民国四年陈宦督川时，此人还未出省幕。他有一继室，一独子，蔬食布衣，积钱不少，除有良田六百亩外，京沪武汉各地地尚有存款，妻子都不知道他有多少钱。他儿子留学美国回南京后，蒋政府给以工作，已娶妻生子，对父母情意淡薄，很少来信。秦老年思子，带着一笔钱到南京看望儿孙。不料其子初尚以礼相待，同桌吃饭，久则嫌其脏，中餐西吃，再久则约父别居，父就约，始知为寄宿舍，等于赶他出家门了！秦内愤，告归，付饭钱，儿媳居然领受。秦十分伤感，看破破父子天伦情谊，归舟至宜昌，即缮就呈文，邮递重庆四川省主席刘湘，愿将所有田产捐赠成都慈惠堂，请省府备案，以免将来子孙来争夺继承。刘湘感到奇怪，又是从宜昌寄来之函，疑为疯子，未予置理。秦回成都，到慈惠堂访尹先生，略述经过，问慈惠堂已否奉到省府通知。尹疑此老或系一时受儿媳刺激，愤而出此，未必真欲捐产。殊秦复又具呈省府，再申前请，刘湘乃令成华两县勘查田产属实后通知慈惠堂接管。尹先生乃亲去回拜此老，攀谈之余，方知他是清末纳捐知府，人称秦太守已多年了。秦向先生说：“我有钱，还老无所终，穷人怎过呀？请仲老将这笔田产收入拿来专办养老。”先生道：“慈惠堂还无养老机构，我正感歉咎，得公大力相助办成，钦感无已！但养老机构要设一主任来管理，拟请公来承担，我来纳总，如何？”
　　从此秦太守便成为慈惠堂职员之一，直到解放，仍留用为省救济委员会干部，后安排为市政协委员，我在市政协认识他，年已九十了。闻五几年汉口银行清出他一笔七万元的多年存款，通知领取，他亦捐作救济费用，一文不取，夫妇皆以布衣蔬食终。
　　由育婴堂进入慈惠堂教养成人的男女，先生皆为之择配，盲不配盲，残不配残，审慎周详，还要给他们办赔奁，先生既作翁姑，又作岳丈。自甘出外成家立业者，悉听其便，他们婚后归宁，堂里还要招待。孤女中有的聪慧貌好，又习有技艺，在慈惠堂受到良好道德教育，因之外间来求婚者亦多，先生虑其受骗，虑其作妾，尤为审慎。外人知先生有盛望，亦不敢欺负堂里出嫁的孤女。有一孤苦少女，被继母逼其卖淫，女不从，时遭毒打，四邻不平，拥女奔慈惠堂，叩请先生收留，先生命育婴堂诸母悉心防护，汲汲为之择配。婚期已定，继母欲嗾使恶少多人，闯入礼堂捣乱，先生侦得消息，临时挽请四川省主席张群亲来证婚，继母才不敢妄动。
　　先生既正直干练，又善理财，刘湘统一四川，将省府由渝迁成都，请先生出任财政整理委员会委员，先生约刘培之和我作财整会秘书，为他帮忙。亲见先生审阅公文，丝毫不苟。他因短视，胡须剌纸，簌簌有声，我们窃笑他是啃桌子的老吏，实敬佩他认真负责的精神。永川专员沈鹏和其他一些由蒋政府中央派来的官吏，由于银钱手续不干净，经先生批斥，被省府调免的不少。
　　先生又兼任省赈务会主席，一些比较正派的军政人员，卸职后自请来为先生作助手的不乏其人，如余中英、林味兰等都是。他们不要薪水，每日准时上班。有一笔川北的款，为专员刘某久握不放，省赈会行文督催，亦置不复。某次该专员突来见先生，执后辈礼，并强拉先生及同室办公诸人赴海国春餐馆午餐，先生禁不起他的纠缠，只好迁就应邀。途间乘机向余中英说：“这顿饭吃不得，如吃，几千元赈款就吹了，你身边如有钱，可前去先会账。”余果先去柜上招呼，因他曾任市长，宴罢，刘某付钱，柜上坚不肯收，刘气沮，返任后只好将赈款汇还省赈务会。
　　抗战期间，省外难民流川，安揖抚绥，由省赈会负主要责任，许多流离转徙的难童，举目无亲，都由慈惠堂一手包揽，数达四五百名之多，疏散下乡后，又为疫疠所传染，先生每隔数日，必下乡看望，闻有死亡，辄哽咽不食，英法两国在蓉教士和医生多人，自请效劳，巡行抢救，才将疫患扑灭。
　　先生终生为人操劳，然闲适之趣，有时也善于寻觅。慈惠堂总理办公室里仅有硬椅几把，桌案函电文书，鱼麟杂沓。一贯为他义务帮忙制定规章、撰写公告函电的如郭仲权、李培芝、李重瑶、洪均亮等皆大笔手，笔砚稍闲，先生就与这几个人论文谈天，风生四座。我有一次往，先生说，你来得好，我们到后院去看教瞎子打扬琴。盖先生本人便解音律，择堂里青年盲瞽，嗓音清亮者教其弹唱，礼请名艺人、名票友义务传习，我当天看见的就是先生亲戚乔仲权先生正在唱白帝城托孤的老生。成都旧俗，中人之家办喜事，往往请一棚扬琴艺人来助兴，取其热闹。由于唱扬琴的多是瞎子，女宾都可环坐而听。先生说，瞎子唱，可以听，但确实难看，我要把他们打扮一下。至今回想，真有趣味。当时兰袍玄挂，是国民党政府规定的文官礼服，先生为瞎子们各备二套，头戴红结六合瓜皮帽，一律墨晶眼镜，望这俨然，近亦不恶，生旦净末末分组为朋，外配琴师杂役二人，则用眼睛好的，使其负具偕行。预印有招聘单，或昼或夜，唱戏几出，如何招待，给钱若干，都有具体规定。届期杂役领队，瞎子并肩鱼贯而行，琴师殿尾，衣冠楚楚，赴主家鬻艺。于是慈惠堂扬琴名冠成都市。由来堂内所收弃婴，多不知其为谁家子女，于是只好或姓婴，或名慈，或名惠，今市曲艺团扬琴老手洪奉慈，就是当时慈惠堂教养出来今还存在的一个。
　　先生主慈惠堂不几年，居然生子，名志纯，直至七十四岁寿终，还未纳媳。然每进育婴堂，群儿涌来，争唤爷爷不置；群乳母争抱所收养的弃婴来，争夸肥硕，先生慰劳分甘，人人满意。巡庖视厕，励短引长，细致周到。史称郭子仪子孙众多，问安惟示点额，比诸先生犹不及也。周总理说，只要我们把国家搞好，天下儿女都是我们的儿女，先生就是把堂里所收弃婴都当成自己的子孙看待。
　　先生宦达早，不曾教过书，因系大成会员，应徐子休先生聘，为大成学校文专班学生指导过史学研究。我于先生乃考丽泽会课多次受知的弟子，下笔给我改过文字。先生家住马王庙街，终身为洪均亮作佃户，疏散期间，借住火柴厂闲房数间。我亦因疏散，主办外东成城中学，暂居校内，与先生一江之隔，过从较密，先生挈其子来，与我拜门，我不敢当，录取为成城高中生，毕业后入川大。先生每来我处，无话不说，叙及家私，至为琐细。他说，法币贬值，原来每天割肉一斤，只好减为半斤，再减为四两。牛肉要相因些，近又改吃猪肉为牛肉，儿女知趣，专让老人肉食。他说：“人家说我善理财，实则慈惠堂各部门诸公之力，不过我不象孔祥熙、宋子文把公家的钱往自己的荷包里装而已！”先生尽管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却从未赴重庆或南京出过席；蒋介石来成都，在北较场场接见士绅，谈及学生品德问题，先生说：“书有书谱，画有画谱，菜有菜谱，茶有茶谱，人更是要有人谱（书名，刘念莹作），多宣传这些书史，多标举正派人物，风气哪有不转变的。”他的意思，是说蒋的班底子坏，害了中国。
　　陕西三原举人干于右任，试礼部，已获选，有人讦其为革命党，遂遭黜落，返原籍，巡抚派先生查看，先生用打草惊蛇法资其出走，于感甚，终身称先生为太尊（士绅对知府的称谓），先生父母皆葬西安，于曾特购飞机票陪先生西飞扫墓。北方沦陷，先生以此生不能返先人骨，作诗颇酸恻，曾为我言，术士说他只能活七十岁，过期数载，虽不验，实衰矣！一日过我，我和内眷都不在家，而小儿守舍，望先生下车，步履蹇涩，两儿奔迓，呼太老师，掖入寓斋小憩，先生摩二儿顶，问东问西，久而后去，次日，以函达我，谬赞为有教育，有福分。不逾月，闻先生病甚，驰车往省，抵九眼桥，遇林山腴先生，相问何往？目地适同，因下车皆行，至火柴厂，入室，见先生偃卧藤椅，补被萧然。前一二年，先生曾私语我，慈惠堂事，他想交文藻青接管，商诸政府，政府认为风浪大，怕文禁不起。所谓风浪大者，盖如许繁杂的一个机构，几同独立国，觊觎者众，因之迟延至今。当时先生家内有其兄元理及洪均亮在座，先生说，使我能再活一年，看见这八千多鳏寡孤独有个下落，死亦瞑目！林先生乃牢骚满腹之人，一中把先生的话打断，说：“现在睁着眼睛的人都没路走，你还惦念着你那些瞎子啊！你当想你过去得意的文章，与樊山唱和时的乐趣”。先生果然兴奋地答：“山公（当时年辈虽稍长的人，也以山公呼林先生）二十几岁考尊经书院诗，课题为‘杏花春雨江南’，许多秀句，至今我还背得出来。”洪均亮竞争先背出。先生又扯到慈惠堂去了，以诙谐中语喟然而叹，说：“我死后慈惠堂要成为北元魏的下文。”（三字经云：北元魏，分东西，先生料今后慈惠堂的闪途，只有被豪绅争夺，拖烂到分家具了事。）元理先生截断他这种念头，说：“我们老四就是这些脾气。刚才山公喊你想高兴的事，你偏要自寻苦恼！”坐了将近一小时，我们告辞，先生还勉强起来与林先生和我握别。走出大门，林先生说：“仲老手冰冷，阳气不通，恐将作古人矣！”我归家正午后三钟。六钟顷，便有人来告，言在东大街撞见尹三爷买寿衣棺木，我急忙奔赴，先生落气一小时了！饰终之典，闻出自省政府，因先生是省赈务会主席。
　　先生行述，出自林先生手笔，遭乱遗失，至今追忆先生行事，时间很难准确，言论事实，遗漏更多，上面所写，绝无增饰之笔。先生死时，各方哀悼文辞极多，赵尧老（熙）、林先生、商藻亭、周孝怀、江翼云、李培甫师及谢无量皆有撰述，我举庞石帚诗中一句“人惜亭宁宰相才”来作总结。
　　先生出殡前夕，我命两个还在上小学的儿子大文、大章明日绝早起床，同我去为尹太老师执拂（挽柩以行）。黎明，偕行至宋公桥街，儿子眼睛亮，远远望见送殡行列，惊问我：“尹太老师又没有做官，何以那个高个子警备司令严啸虎也带着人来吆小菜担子，为太老师出丧清道呢？”我乘机教育儿子说：“人只要道德文章为世所敬重，就比做官还贵，立德、立功、立言，为之三不朽，尹老太师便是太上立德的头等人物，所以社会上都尊敬他。”我们行过九眼桥，忽听前面在吵闹，盖旧俗大出丧，必将孝幛、孝联、用竹杆扎好，用人拿着，像仪仗那样，缀队前行，数百瞎子请求充仪仗队，治丧人员因路不平，虑其颠顿，坚不同意。瞎子们大嚷说：“总理对我们那么好，他百年归天，这点心都不要我们尽啊！”因而一齐大哭。群情感动，准其所请，但为安全计，一个瞎子配一人掺扶，路人不知，认为是什么新的典礼。我们送丧，直至宋潜溪祠旁茔地，行礼乃去。后十年，闻茔地被征，迁葬牧马山。
　　先生子志纯，有父风，在北京工作，女三人，皆能持门户。旧时曾为先生铸铜像，在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随时有人在像前焚香礼拜，以类迷信，遭迁撤。　　
附录《敬悼尹仲锡先生》：
　　（成都华西日报日社论）当此盗跖纵横，贪鄙成习之今日，尹仲锡先生逝世之噩耗传来，使吾人格外悲痛，格外忧惧，引笔悼之，略抒胸臆。
　　综观先生之生平，由翰林出仕，而知县、知州、知府、而审计院长、内务司长、政务厅长、又省参议员，国民参政员，中央振济委员会委员、粮食部顾问，斯可谓荣矣。然而环顾宇内，车载斗量，其生也不见使吾人敬，其亡也不见使吾人悲，先生之文章，或见诸书法，或见诸舞台、或见诸时论，斯可谓美矣。然起视书肆，充斥满目，其存也固不足使吾人羡，其亡也亦不见使吾人惜。先生之事业，则以慈惠堂为枢纽，以育婴、养老、义教习工无不展布，斯可谓善矣。然而彰善显德，以欺世盗名，滔滔者天下皆是。其成也固不足使吾人钦，其败也亦不使吾人痛。呜呼先生，其生也使吾人景仰，其死也使吾人悲痛，尤使吾人忧惧，则别有说焉。
　　其一曰，先生经营之慈善事业，其资产五千余元起，累至数十百万、千万、万万；由经营无息借贷起，扩至孤儿弱女之养教嫁娶，其开支款项动辄万计。而先生年逾古稀，疏散寄居培根火柴厂，与孤儿弱女同起居，其寄居之室无地板，有人启问其故，答云经费支绌，无以营所居，噫！慈惠堂有良田八千余亩，而先生无之；慈惠堂有街房数百间，而先生无之；慈惠堂之财产，为先生手创，而先生仅寄居无地板之房，以终余年，此钜万资财，尽涓滴施之于孤贫老弱，自身竞不获一地板之酹报；孔子云：“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当盗跖纵横，贪鄙成习之今日，如先生者戛戛乎其难矣！
　　其二曰，先生经理之慈善事业，大部自强梁手中争来，且常须经剧烈之搏斗，而成千累万之孤儿弱女，亦在先生庇护之下，未遭鹰噬，更在先生庇导之下，赖以生存发展。先生从未一度刊登广告，以资宣传；亦未发布新闻，以鸣得意；更未见名人题揭，以事表扬，尤未见受者志感，以肆歌颂。噫！勇于私斗，怯于公战；善言自饰、锦旗自造、碑碣自立、世人已恬然不为怪矣，以视先生，能不耳烧面赤乎？此吾人所以景仰先生，此吾人所以痛悼先生者也，先生逝矣，而待先生乳哺之孤贫老弱，眼前之已有二千数百余人，来者尚不知多少，其谁能挟已饥已溺之怀而抚之育之？慈惠堂之资产如此钜大，有先生在，累积日增，养教日广，先生死矣，谁能挟急公好义之心，而不享受地板之微经以之营之？此先生逝世之噩耗传来，使吾人格外悲痛，格外忧惧者也。吾人谨盼代表市民之市参议会，主持公益之市政府，特别注意，期无负于五十万市民悲痛景仰之尹老先生。
附录：《商洛中学的创始人--尹昌龄》
　　作者：张耀华商洛日报
　　生命，短暂而脆弱。有的人，却以己之大德大智和对社会人生的深彻感悟，给一方创造着精神与物质的财富，惠泽后人，生命也因此而不朽。曾任商州知州兼商州中学堂监督的尹昌龄先生，便是这样一位知行结合之人。
　　尹昌龄()，字仲锡，晚号约堪，四川郫县人。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历任白河、长安、渭南、咸宁知县，邠州、商州知州，凤翔、西安知府等职。1910年丁忧回籍。清廷腐败，民心思变，他同情革命，曾在住所内隐匿过被清廷通缉的革命党人。
　　光绪二十七年(1901)八月，三十三岁的尹昌龄先生，从邠州知州离任赴商州任知州。下车伊始，呈现在这位一向视兴学校、广教化为最的州牧面前的，除了闭塞与落后，别无他物。最能说明此种景象的，是先生手书之《创办商州中学堂碑记》，概略叙述，当有裨益。
　　碑记之首，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商州土风不振，弊在无书无师。书院徒存空名，其弊又在无款。虽欲礼罗名俊，讲舍宏开，计无所出，束手而已。”此时，西学东渐，“朝命初下，改建学堂”。先生以自己的睿智和凭着对时代机遇的敏锐把握，以及对商州民风淳朴、重教兴学之风厚重的洞察，带头捐钱，开始了他艰难而又卓有成效的办学之旅。筹款之艰自不待言，仅引先生之叹“办事之难，莫难于筹款”，便可窥测当时情状。办学之资稍有初基后，先生欣然地说，从此之后，选拔德才兼备之人管理学堂，可以预想商州弦歌之化百年不衰。
　　爱教之深切，当为之计深远。办学之资，取之于民旨在兴教，如何不被“奸人所觊”，确保百年铎声传承，又成了先生思虑的焦点。先生不惜引用《庄子·外篇·月去箧》中“不乃为大盗积者也？”来表示自己的忧患，并对那些可能对其剖豆瓜分者，“以盗官银论”进行威慑。在碑文结尾，先生警示道：“敢昧此心，神其殛(诛杀）汝！”
　　世界上，没有比广植桃林，启人智慧、教人向善更重的事情了。学校，是这一重任的主要承载者，可谓任重而道远。周子曰：“名胜耻也，实胜善也。”先生作为一州之行政长官，其他功业似已缺失不传，惟办学之绩却载入史册，其智德久久弥散在商洛中学一代代学子心中，“翱翔乎道德之林，沉酣乎仁义之府，耳濡目染，日变月化。”曾国藩亦有言曰“地瘠多栽树，家贫勤读书”。对于地域经济不发达，想要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孩子来说，此话尤显意义深远。
　　与其说先生在书写碑记，不如说是在为后世商州人树立了重教兴学的榜样，为商州历代学子开辟了一方精神乐园。历史也在此定格：据陕西省教育志办公室考证，商州中学堂即今日之商洛中学，是陕西省创办最早的中学。1903年元月，陕西巡抚允升，嘉奖尹昌龄办学成绩，通令各府、州、县“视为模范”。从而在全省兴起了创办新学的热潮。
　　为使世代后学能永远铭记这位先贤——商洛中学的创始人尹昌龄先生，营造浓郁的校本教育氛围，商中在中心花园塑立了先生铜像，并于碑座之后全文拓刻了先生所撰之《创办商州中学堂碑记》，让先生的精神时刻昭示后人。
编辑本段尹昌龄在凤翔的政绩
　　王丕卿遗稿文史组整理
　　尹昌龄字仲锡，四川华阳县人，翰林出身，清光绪三十年（1904）曾任凤翔知府，风骨崭然，清正廉洁。处清末政治腐败之秋，锐意改革。到任后，首先由教育着手，于文庙东旧考院地址创建凤翔府中学堂，并附设师范传习所，培养师资。将高等小学堂移于儒林巷“凤起书院”地址，大加修葺。提倡科学，增新课程。对府中学堂的图书、仪器、标本、教具一律购置齐全。严立教规，整饬校纪。延聘品优饱学之士，充任教习。同时，在陈村、柳林、彪角、横水四大镇筹办公立初级小学堂。在县署下设立劝学所（即今教育局），专司督办（此处缺十数字）一新。办理之善，为全省之冠。
　　清末，外侮迭兴，不平等条约，一再签订，赔款割地。发不聊生，百业不振，风俗日非。尹昌龄到任后，除兴办教育外，兼重实业，提倡耕织，教发务桑养蚕，在旧试院地址设立凤翔府蚕桑学堂，在东关成立工艺厂，聘请四川教师讲课传艺。招收学徒百余人，校厂互用，理论实践相结合。并研究改进了民间旧式织布机，从而时生产了宽面平布和条子布，并织丝制品绸、绉、绫、缎，一时人争效仿，起到了改进织布的良好效果，所产布、绸质地优良，经销全省，凤丝、凤茧，名驰遐迩。
　　尹昌龄认为要发展丝绸业务，必需唤起人民养蚕，而养蚕又必须先种植足够的桑树。乃（缺字）湖购回大量的桑树、桑籽、供人栽种《又缺十数字》直至解放后，大生产开荒地时，才为农民开发），更重点的在府、县衙署及箭道空旷之地，种植桑树数万株，为凤翔实业开辟了新局面。可惜辛亥革命时蚕桑学堂及工艺厂均毁于战火，茁壮新业竟遭夭折，实堪痛心。
　　尹昌龄在任官期间，以下风易俗为己任，每于公余，常便服出游，对于为子不孝父母，为弟不敬兄长，以强欺弱之事；打架斗殴、赌博吸烟，巧取豪夺，奇装异服，不务正业之辈，一经发觉，立即传唤严加申斥，情节严重者，或加笞责。因而，凡街巷游荡、懒惰、倚门、闲谈的男、女、老、少，一听“尹大人”来了，即避匿潜踪，闾阎肃然。其诘奸禁暴，励精图治之精神于此可见。去任后，庶民怀德，竖碑留念。
　　3、燕子砭教案。
燕子砭居燕子河与嘉陵江的汇合处，依山傍水，古香古色的街市掩映在修竹垂柳、山岚波光之中，无须装点便是一幅典雅清新的山水画。而燕子砭更使人注目的则是90多年前在这里发生的震惊中外的燕子砭教案。
　　1000多年前燕子砭便是一个热闹繁华的水旱码头，古名乌镇。光绪年间，外国传教士开始到燕子砭青岗坪建立天主教堂，传播天主教。他们依仗帝国主义势力俨然以救世主自居，无视我国神圣主权和民族习惯，横行无忌，引起当地民众的极大反感。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宁羌遭受洪涝灾害，次年又遭大旱，庄稼连年歉收，致使饿殍塞道，哀鸿遍野。汉中府拨出赈济款，责成汉中教区主教拨士林以教会的名义向灾民发放。拨士林以赈济款购成粮食和食盐，部分发运燕子砭。燕子砭教堂神甫意大利人郭西德规定教民可从优赈济，以此诱民入教。教堂又乘灾民之危放高利贷，民众积怨日深。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收成稍好，郭西德火急逼债，指使佣人及恶徒抢收农民黄粮。加之，如火如荼的京津义和团运动的影响，民众怒火不可遏制，遂导致燕子砭教案的发生。
　　是年农历六月二十日晚，以李荣栋、滕尚贤和杨海等人为首，聚集青冈坪、寄刀沟和木槽沟民众300多人，手执灯笼火把、大刀长矛，齐集燕子砭寻郭西德是问。郭西德落荒而逃至税卡姚赤章处藏身。接着愤怒的民众潮水般拥来，姚赤章明庇神甫，暗示民众，将郭西德抓获送至街上，次晨处死，投尸江流。同时处死的还有会长杨兴隆、侍从周雅各伯、管帐李占螯及其子李大银等七八人。
　　宁羌州知州刘鼎臣问讯亲临燕子砭，劝谕民众散去。拔士林急速向清政府提出严重抗议。时值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清室帝后逃命西安，闻报十分惶恐，立即采取严厉措施。知州刘鼎臣以“保教不力”被撤职。汉中知府傅世伟令总兵蔡某及新任宁羌知州姚旭明，严拿聚众殴杀洋人的“祸首”。
　　次年春，官府侦骑四出，潘长富、潘长贵、杨海等先后被捕，株连甚众。清政府犹以要犯未获，追捕不休。李荣栋的母亲沈老太婆，深虑乡亲的安危，对其子说：“您为一乡有识之士，今乡人有急难，你难道不能为大众而奉献吗？”李遂慷慨赴难。荣栋既出，株连渐已。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农历七月初八（公历8月21日）凌晨，李荣栋、杨海、潘长富、潘长贵、杨春华和李连仲等6人，在押解去西安途中，被害于褒城天星桥，并在燕子砭悬首示众。凡案内举贡生监，皆处以军流重罪；并签定文约，允许外国传教士在汉中各地修建教堂，自由传教，且免除教堂一切捐税；罚宁羌州停止科举5年，赔偿白银5万两，用以修建汉中及燕子砭教堂；另罚银8000两（后减半）在州城内修建教士公馆1座，在燕子砭为郭西德修坟墓，建经堂。清政府赏加汉中主教拔士林二品顶戴，康乐尧和夏芝畦三品顶戴。光绪二十九年（1903）又以税卡姚赤章未拿获正法，再罚银2000两，以作修建教会学堂之用。特在汉中教堂、燕子砭、宁羌州城立碑3通，以表教案事。
　　光绪三十一年（1905）上清河人刘长海，性格豪放，无视洋人的威势和封建礼法，敢作敢为，外号“刘野人”，目睹教堂平空滋事，欺压百姓，而官府偏袒教堂，遂同薛硫麟、成万富和沈晚华等人揭露教堂的罪行，提出：“怀揣龙虎胆，枪棒不离身，棒是无情棒，专打传教人。”神甫康华以污蔑教堂、妨碍传教为由，要挟宁羌知州处理。州衙强迫刘长海亲往教堂请罪，乞求宽恕。刘长海断然拒绝。贡生陈鸿渐为息事宁人，转托滕尚贤和李有松等作保，赴教堂同康道华交涉，佯称“刘长海畏罪甚愧，不敢出头露面，暗求该牌贡生陈鸿渐，转托下牌滕伤贤、李有松等甘愿作保，同意教堂代为认罪乞恩。”同年农历七月，知州赵华章又为此勒碑（即《悔过碑》）晓谕合州军民，方告了息。
　　民国元年（1912）刘长海在燕子砭建立民团，一见教案碑，倍感奇耻大辱，锥心刺骨，怒火中烧，率众将其击碎，推入嘉陵江中。教堂惶恐，府县惊心，即将刘长海逮捕入狱。县署罗织他屡犯教堂的罪名20多条，公诸于众。在县衙公堂上，刘长海昂首挺胸，眦裂发指，面对酷刑，毫无惧色，当堂慷慨陈词。对于反抗教堂的言行，满招满认，使闻者振奋，见者感佩。县知事惧犯众怒，不敢公开处死刘长海，民国2年（1913）腊月十四日深夜，将刘长海斩于县署阶下，时年50岁。
李荣栋、刘长海等人在中华民族最屈辱、最黑暗的时代，敢于挺身而出，举起反抗帝国主义的大旗，不屈不挠，前仆后继，表现了宁强人民乃至中国人民反帝爱国的崇高思想和为正义事业勇于献身的可贵精神，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光辉史页。至今燕子砭一带还传诵着这样一首歌谣：五龙六虎四条牛，举贡秀才赛五侯。洋人不敢正眼看，官府一听也摇头。五龙者指李朝栋、李云青、李荣栋、李泽栋和李云悦兄弟5人；六虎者即蔡家地的杨俊、杨海、杨龙、杨耀、杨彪和杨喜兄弟6人；四条牛即潘家湾的潘长青、潘长富、潘长荣和潘长贵兄弟4人。他们都是此次教案中的骨干。
4、康宝忠（1884年－日），字蝶庵，一字心孚。祖籍陕西城固，生于四川。中国民主革命家、法学家、社会学家、记者。
清光绪三十年(1904)夏赴日，入经纬学校，任陕西留日学生同乡会干事长。翌年七月加入同盟会。七月二十日(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康宝忠被举为总部评议员，对同盟会发展多有贡献，井勿幕、于右任即由他介绍加入该会。
同年十二月，他积极参加了中国留日学生反对日本政府颁布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关于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的斗争(史称《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事件)，任留日学生会总干事。清政府下令逮捕留日学生中反日、反清的骨干人物，康亦名列其中。光绪三十二年(1906)初，同盟会派遣留学生中的同盟会员归国筹划反清革命，康奉派与四川籍革命党人回国赴川策动，不幸事泄，一些革命党人被捕。四川总督锡良面责康父，并责令交出宝忠，嗣因锡良调离四川，才免受牢狱之苦。他复返日本，随章太炎学习国学，又入早稻田大学经济科。
同年十月十七日(12月2日)
，由黄兴主持，在日本东京神田锦辉馆举行《民报》创刊一周年庆祝大会，到会者近万人。孙中山在康和景梅九的陪同下进入会场并发表演讲，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
宣统元年(1909)康由日本回，授七品京官，被分派到邮传部，先后任大清银行学堂教习、监学、代理教务长。
二年三月初七(日)，汪精卫谋杀清摄政王事发被捕，康亦被清政府怀疑跟踪，遂借年假以省亲为名返四川成都暂避。三年(1911)正月，因父去世，居丧在家。四川保路风潮兴起，革命党人以康家为聚集地点，密谋反清起义。日武昌起义爆发，康赶赴重庆时，张培爵等人已宣布独立，请康出任内务部部长。他推辞未就，旋赴南京任临时大总统府秘书处文牍科负责人，又被推举为临时参议院议员。在讨论建都时，康力主迁往北京，与孙中山建都南京之主张相左。后经于右任(时任临时大总统府交通部次长)
力劝，方放弃己见，但未出席参议院会议。接着，通电辞去议员职务，与友人组织图书公司，普及教育，同时兼任《民主报》记者；又与章士钊创办独立周报》，每期均有他的文稿。
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康亦被袁世凯政府猜忌。同年任吴淞中国公学教务长，在经费极端困难的境况下坚持办学，直到学生毕业方辞职。
主要成就：
　　1915年赴北京，先后任北京大学讲师、教授及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教员，主讲中国法制史。1916年，北京大学在国内首设社会学班，请他讲授社会学，被誉为中国第一位社会学家。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康同情并支持进步学生的爱国行动，被举为北大教职员干事会干事，北京教职员联合会总务干事、主席。他办事认真，不辞劳苦，常从早晨奔忙至深夜，致使心力交瘁。同年11月1日在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授课，课间休息时，突发急病逝世。
5、《高又明与柏筱余、高季维及其后代》
& 来源：高又明先生纪念网&
作者：高启宏
古语曰："山南为阳，水北为阳"，陕西省有一个古老的县城，在泾河的北面，因而叫泾阳县。县城以西四十里为王桥古镇，在这里泾河从巍峨的仲山流出，是一马平川的关中平原。秦朝著名的"郑国渠"渠首就修筑在仲山谷口。后世又修建了白公渠、泾惠渠，泾惠渠水向东流淌，在王桥镇东十里处即到了桥底古镇。泾河水世世代代养育了关中大地的人民，仲山见证了秦汉唐的强大和清朝的衰落。清朝光绪年间，清廷腐败，民族危机日甚，革命风潮渐起，在这泾阳的王桥、桥底镇诞生了三位著名的民主革命人士，他们对革命做出了杰出贡献，世人称之为"辛亥革命泾阳三杰"。泾阳三杰何许人也，乃高又明、柏筱余、高季维三位先生是也。
高又明，名明德，字又明，1886年诞生于泾阳县王桥镇高家堡一贫寒农家。其父高一龙，其母王氏。家有薄田数亩，以农为业，兼行医道。高又明幼时，其父高一龙因对邻家债务事打抱不平，得罪豪绅而出走。高又明排行老大，过早地担负起家庭生活重担。高又明好学聪颖，性沉静，有巧思，细致入微，对长辈特别孝道。其品行得到乡邻称颂。
柏筱余，名惠民，字筱余,1888年诞生于泾阳桥底镇柏家村一巨富家庭，自幼即豪放不羁。柏家当时经营药材、绸缎及钱庄生意，在陕、甘、川、鄂、沪等地皆有商号。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其父柏森为柏筱余选伴读。做为贡生出身的老主人柏森，深知选人之重要，遍访乡里，对于高又明的品行，时有所闻，遂聘高又明到柏家做书僮，为柏筱余做伴读。是年高又明十二岁，柏筱余十岁。
高又明到柏家后，以其人品和魅力，深得柏家器重。遂陪伴柏筱余读书、习字、生活和玩耍。柏家不惜优礼重币，延聘名宿，给他们二人授以身心性命之学，使他们接触"关学"等各家学派，因而为他们打下了深厚的学问基础。高又明更感学习机会的不易，加倍努力学习，特别注重前朝人安邦治国的韬略和关注国内外形势及革命进展情况。后来，两人肄业于三原宏道学堂。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高又明因柏家商务赴四川，与陕西同乡井勿幕相识，志同道合，并结识进步青年熊克武、但懋辛等。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井勿幕奉孙中山先生之命，由日本回陕，组织陕西同盟会。高即由井勿幕介绍加入同盟会。高积极支持井勿幕联合刀客会党共同反清的正确主张，介绍井勿幕和会党首领吴虚白（僧人，三合会中人，慕亲会领袖）等结识，终于形成了革命党人与刀客会党共同反清的局面。
柏筱余在家居读书时已爱结交，曾与同里姚文山、高季维和地方名流结为知己，……他尤其器重少年时的书僮高又明之为人。又明参加同盟会较早，对国际形势和革命进展情况极为熟悉，时相告知，因此他们晨夕水乳，相得益彰"（柏筱余之子柏纪会语）。这时的柏家村之"柏氏花园"成为了革命党人的秘密活动据点，高又明负责管理，里面草木茂盛，四季花香，环境幽雅，内有"水榭亭"等景观。这里是西安去渭北必经之地，交通方便。因是私人园宅，又管理严密，外人不能随便入内，因此，成为同盟会在渭北秘密聚集的一个重要场所，同盟会重要会议、活动多是在此举行。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
10月初,高又明、井勿幕、吴虚白等在大雁塔召开会议，讨论贯彻同盟会纲领，为加强反清联盟，表示反满决心，决定重阳节祭扫黄帝陵，推郭希仁、张翊初起草祭黄帝陵文。重阳节时，高又明与柏筱余以考察矿藏畜牧为名化装同行，抵达黄陵，与其他同盟会员及同情同志者二十余人共祭黄陵。明确提出了"扫除专制政权，建立共和国体"的政治主张。与祭之人无不受到祭奠仪式的震撼，深感文字动人，不若仪式之有形有色，深刻有效。高又明特抄录祭黄帝陵文存于三原县居所的书箧中。
1909年(宣统元年),高又明介绍柏筱余、吴希真诸人加入了同盟会。柏筱余不惜毁家资助革命，无人出其左，对革命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高又明与柏筱余商议，在三原创办"勤公社"， 推纪时若、张立卿、王治平等主持工作。具体输入进步书籍报刊，进行宣传鼓动工作。
高季维，名铭新，字季维，1886年诞生于泾阳王桥镇高家巷一殷实家庭。为高又明同族人。其赋性聪颖，有豪侠气，善墨文，为人力求实践，不尚高谈。在四川经商时，值铁路公有运动，益有所感，遂约友在上海办《克复杂志》,经王麟编（泾阳城内姚家巷人）、旦宅旸二先生介绍加入同盟会。
1910年(宣统二年)，在奠定陕西革命事业基础的"柏氏花园"会议上，渭北会务推柏筱余、宋向辰、井勿幕、邹子良四人为总揆，高又明承担印刷、武器制造、药物购制等任务，高季维负责宣传等任务。会后，与会人员在柏氏花园?水榭亭"合影留念，相约：他日革命成功，而吾人尚在者，仍在此集会庆祝，可媲美"兰亭"盛会也！（详见本书《水榭亭会议始末》）
1911年(宣统三年)，高又明与柏筱余等人经汉口再赴上海，继续潜心钻研炸弹制造技术，策划起义，与于右任、宋教仁、陈其美、谭人风等长江中部同盟会重要人物多有交往，并多次谒见孙中山先生。
西安辛亥起义成立秦陇复汉军政府。高又明任军政府军械官，负责制造地雷、炸药、抢械，组建炸弹队，奔走于东、西战场，保证了民军的武器供给，被誉为陕西革命军中制造军火的首倡者。陕西战事危急时，弹械缺乏，由于右任介绍，柏筱余以家产为抵押，向外商购步枪万枝，大炮四尊并子弹运抵陕西，民军枪械得以为济。高季维负责交通，致力甚多。入冬，高季维又在西安设立红十字会，于东西各县设分会，医治伤兵，筹备医药。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保卫了西安新生的革命政权。
1913年，高季维、柏筱余及王玉书等开设了"新民图书馆"，专门输入进步文化书报，教育民众。
1914年（民国三年）秋，同盟会人反对袁世凯，进行二次革命，宋元恺奉孙中山命由日返陕活动，在西安组织乐群学社，系中华革命党秘密机关，高又明、高季维均积极参与其事。
靖国军时，高又明先后担任总司令部军械处处长、制造局局长兼第四路军军械处处长等职，为靖国军筹备军火、药品等。高季维任总司令部参谋，兼工程营营长。他们事事互相帮助，尽职尽责，协助胡景翼、于右任等讨伐袁、段、曹、吴北洋军阀，立下不少战功。
1919年（民国八年），高季维赴富平美塬镇途中不幸中弹牺牲,葬于故里白渠之旁。高又明对高季维的牺牲，深感悲痛和惋惜，在后来的文章中写到："伤哉！先生之死，年仅三十有三岁，天若假以年，必有更伟大之建树。余众同志凡知者，莫不为吾党惜！莫不为先生悲也！"高季维英年牺牲，留下儿子高鸿（日生）才一岁。其母刘淑铭时年仅23岁，却矢志不再嫁人，决心抚养高鸿成人，母子二人靠遗产维持生活。高又明对高季维留下的这一孤儿寡母，多有照顾，以尽同乡同族、同志朋友之情谊。
1926（民国15）年，柏筱余因欠三原某钱庄三万余金，无力归还，被非法羁押，后经调解以物偿债，出狱后遂身患疾病。1931（民国廿）年，高又明由京返陕，在西安定居，发展民族工、商、文化事业。他得知总角之交柏筱余身患疾病在兴平生活无着，前往探望，给其子柏纪会一钱折，每月在南院门广济大药房账上领卅元银元，以补生活必需。高又明又是柏纪会的干大（干爸。渭北孩子满月有撞干大的风俗，往往安排自己最亲近和器重的人做孩子的干大），老友有病，自然对柏家照顾有加。
由于过度操劳，高鸿母亲不幸患病，于1933年病逝，年仅37岁。当时，高鸿的叔父高兰亭在南京工作，高鸿遂被接到南京上初中和高中。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局动荡，日寇不久逼近上海、南京。高又明十分关心高鸿的安全和学业，遂联系高鸿返回陕西。安排在西安有名的"西安高级中学"27级借读，不至于中断学业。为方便高鸿的生活和学习，高又明先生特腾出寓所一僻静东厢房供高鸿居住。高又明看到高鸿天资聪颖，刻苦好学，十分欣慰，常对人曰："此子日后必为国家科技栋梁！"愈发地怀念高季维烈士，为纪念高季维先生的革命事迹，遂逐一回忆，写出高季维先生的传略事迹，将手稿郑重地交付高鸿，并嘱曰："汝父英年牺牲，事迹鲜为人知，余将其逐一写出，日后发表，以使世人知之，以纪念先生耳"。
抗战时期，柏筱余每闻抗战捷音，则欢欣若狂；及闻某地失守，则振臂大呼或拍案击床；目赌敌机横空西安，尤为愤激，因之病情加重，回泾阳家乡静养。不料竟于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病逝，享年五十三岁。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葬柏家村。当时中央政府明令褒奖。对于柏筱余的逝世,高又明倍感悲痛,为纪念柏筱余先生,不顾自己年迈体衰,呕心沥血,写出《柏筱余先生纪念碑》一文，亲自书碑立于安葬地柏家村柏筱余陵墓旁。高又明在碑文中写到："呜呼！余与君少小相依讬，介之加盟，其见义勇为，慷慨激昂，所贡献于党国奠基之初者,诚非浅鲜，竟以荡尽家资负债莫偿，陷于囹圄之中，而君处之泰然不闻怨。尤其时同人多流亡在外，爱莫能助，良用疚心。今者"水榭亭"之高朋大半凋谢，而主人之墓木已拱矣。回忆前尘，烟云过眼，援笔记之，使后世获悉革命事业中，曾有此无名英雄作奠基石也！"感情之深厚，跃然碑上。
高鸿于1944年考取留学，高又明在亲友间发起筹款并身体力行赠以资费。行前高又明亲自设宴为高鸿饯行，嘱其学成回国，报效国家。高鸿就读于美国伊利诺大学研究院，1947年获博士学位。1948年2月回国到南京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任教。高鸿出国前将《高季维传略》手稿托付给同学好友保管，谁知因国内连年战争，险遭丢失，幸而回国后觅回，高又明对手稿进行了补充修定，在文章的最后告慰地写到："（高季维）子一名鸿，今已供职南京中央大学，成为全国著名的化学权威，仁者有后言不虚也"。高鸿先生于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成为全国首批院士之一，1992年被聘为南京大学、西北大学终身教授。
1948年前后，高又明晚年应《西北革命史征稿》约稿，不顾自己年老体衰，资料难觅，写下辛亥革命回忆录《如是我见我知录》。因高又明本人亲身经历陕西辛亥革命活动，故资料丰富翔实。文中写到的陕西同盟会第一次会议，联合会党、刀客的详细过程，陕西关学，陕西同盟会员祭黄陵及保存的当年抄录的祭黄帝陵文等等，是全国少有的文字记载。成为研究陕西辛亥革命的重要史料。其主要情节收录在《西北革命史征稿》中。
高又明先生撰写的《柏筱余先生纪念碑》亦收录在《西北革命史征稿》中，《高季维传略》于一九六零年前后在《泾阳文史资料》、《泾阳史话》上加标题发表，使后世人得以详细地了解柏筱余、高季维两位先生的感人革命事迹。
高又明先生对子女后代的教育成长非常重视，他认为："缘每一个小孩子，之将来能成为社会中有用的好人与坏分子，全赖幼时家庭教养习惯及受到学校教育如何"。所以他言传身教，循循善诱，给子女一个很好的教育空间，又给子女提出了一个做人最基本的要求："总说来，余期望各个儿女们都成为社会中有用的好人"。在生命垂危之际，他还念念不忘的是几个尚未成年的子女教育成长问题，安排几处房产"收益专一儿们学费"。
日高又明先生病逝，终年六十五岁。按照他生前的安排，家人将其安葬于西安城南，北里王村之东。
当年草木茂盛、环境幽雅的"泾阳柏氏花园",历经时代变迁，现已荡然无存，仅留些许假山石及顶柱石等。1983年，经柏筱余子柏纪会多年奔波，陕西省政协、统战部"根据从简，节约精神"，修复了柏筱余先生陵墓。柏纪会1984年选任泾阳县政协委员，1993年逝世，葬于柏筱余陵墓之侧。
高又明先生一门儿女承载着父亲的期望，在坎坷曲折的人生道路上自强不息，全部完成了高等教育，评定上高级职称。其中拿到国家级奖励，担任领导职务，选任全国政协委员者不乏其人。在各自行业，均有建树。高又明先生九泉有知，当足以欣慰，含笑于九泉之下。
2005年，高又明之子高启纶、高启维介绍柏筱余之孙女柏仲影女士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留下三辈人的一段佳话。
三位先生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浴血奋斗，甚至不惜献出家产和宝贵生命，更为祖国的民主昌盛、中华振兴而奋斗终身，实为中华民族杰出的代表人物，更是后世之楷范。
6、张元际（），字晓山，号仁斋。清末西安府兴平县庄头村（今兴平县庄头乡庄头村）人。自幼受业于本县高兰亭，及长游学长安，求学于关中书院柏景伟，继而在泾阳味经书院求教于刘光蕡，后又往清麓山正谊书院听贺瑞麟讲理学。返兴平后，在县城城隍庙设堂讲学，求教者甚众。光绪十八年（1892）遵父遗训，自筹经费在故乡创办了尊经学堂。光绪二十七年（1901），又自筹资金在桑镇杨双山寺和南乡草堂寺分别创建了明经学堂。光绪三十一年（1905），与同邑张渊赞助知县杨宜翰筹办私捐，以为兴学之资。又与张渊等人奉命赴沪，考察学务，并采办教学用品。翌年返回兴平，任劝学所总董，在全县劝立初等小学堂180余处，皆有基金。又同邑绅商量，在县设立学堂经费处，成立各村学堂基金会，兴平教育基础自此以立。晚年主讲爱日堂（宏仁书院）和正谊书院，远近至者，室不能容。与其游者，陕西有牛梦周，河南有白寿庭，山东有孙仲玉，浙江有夏云峰，青岛有张范卿，朝鲜有李习斋，皆一时理学名士。&&&&&&&&&&&&&&&
张元际热心地方志编纂。编有《兴平县志》及《兴平县乡土志》各一部四卷，1923年，又应县知事王廷珪之邀，参与编纂《重修兴平县志》一部八卷。他终生不涉官场，不慕荣利，讲学著书，乡人称贤。
7、杨宜瀚，字吟海，四川成都人。兄宜治，官太常寺卿。宜瀚好学，尝入乌鲁木齐都统金顺幕中，治军书，知名，保知县。中顺天乡试举人，以知县发陕西，补兴平，调宝鸡。以经术饰吏事，与杨调元齐名。署华州知州，民军围署索饷，以威劫入甘露寺中，有以事系狱赖宜瀚平反得出者，约护宜瀚出。入夜，宜瀚独至神殿自经死。遗书亲友，意思安闲，谓已得死所，无可哀者。
8、宋向辰()名元恺，字向辰，亦作相臣。陕西耀州(今耀县)人。青年时就读于味经书院，书院停办后转学入三原宏道高等学堂。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以优异成绩被选送日本入东京振武学校官费留学。在孙中山爱国精神感召下，加入中国同盟会，是陕西早期同盟会会员之一。
三十二年(1906)秋，同盟会陕西分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宋被选为负责人之一。杨铭源等在东京创办《夏声》杂志时，他不仅捐助经费，还经常写稿，宣传民主思想与同盟会的纲领。三十三年(1907)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因代表中国同学反对该校不准中国留学生听日本军港地理课程的决定，被校方勒令退学。后入明治大学经济科学习。
三十四年(1908)，受孙中山派遣到朝鲜和中国的大连、北京等地从事革命活动。
宣统二年(1910)春与井勿幕回陕，集同志于泾阳柏氏花园，讨论同盟会工作，被公推与井勿幕、柏惠民、邹子良四人总揽渭北会务，分工负责组织联络各方同志。会后，即指定樊灵山、胡应文、马天闲等在耀州庙湾陈家沟等地设畜牧场，在宜君、马栏等地筹设铁矿，作为联络各方同志的据点；同时还积极制造枪支、炸药，准备武装起义。
同年，利用担任陕西中等农林学堂日语教员兼陕西高等学堂兵学教员的合法身份，晓学生以革命大义。一时教员、学生参加同盟会的很多，学生中张义安尤为他所器重。
日，西安起义，成立秦陇复汉军总司令部。宋先一日将革命文告印好，让马开臣张贴于街巷，并将东仓门军装局枪弹分给民军及各校回县学生。10月29日军政府改组，任外交部(后改为司)部(司)长兼军医医院院长。曾率炸弹队在乾县薛禄镇击退清军的进攻。1912年，陕西军政府改外交司为交通司，宋转任交通司司长。1913年改行新官制，裁并交通司，宋又任陕西留日学生经理。
即将赴日就职时，“二次革命”爆发，遂参加反袁斗争，直至“二次革命”失败后，又追随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组建中华革命党，任中华革命党陕西支部长。
1916年秋辞去陕西留日学生经理职务返陕，在西安柳巷组织乐群学社，自任社长。
乐群学社实为中华革命党陕西支部机关驻地，宋在这里训练党人，积蓄力量，开展革命活动。
日，张勋拥溥仪复辟帝制，举国同愤。孙中山密电向辰：“率秦晋健儿，直捣燕京(今北京)，讨伐张逆，再造民国。”并任宋为讨逆军总司令，宋遂与樊灵山等奔走呼号，运动起兵。陕督陈树藩欲借此扩张势力，消灭异己。决定陕军分三路进兵，以陕西警备军统领郭坚为讨逆军总司令，率北路军先行，宋、樊等随军参赞。讨逆军7月初渡过黄河，拟借道山西直捣北京。陈树藩诬郭部为“叛军”，电晋督阎锡山“费神剿除”。阎即派大军截击围攻；陈树藩乃令未过河的两路军驻守黄河西岸，断其归路。讨逆军苦战月余，宋壮烈牺牲于万泉县高碑庙(今属万荣)。孙中山为其题挽匾“国而忘家，为国捐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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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在壬辰秋月云水居士易木于桥山书院玉壶春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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