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渐远日渐式微是什么意思思

点击联系发帖人 时间：2016-03-19 16:57

防微杜渐是什么意思

“棍棒教育”少了，学校式的管理多了如今的登封武校，不再像咱们印象中那样“简单粗暴”
渐行渐远的江湖气
&&编者按&&近日，有媒体指出，武校学生流向成治安隐患。常被诟病的武校管理，这些年情况如何？早已不是冷兵器的时代，学武还是上升的通道吗？从最初“五步一馆，十步一校”到现在形成庞大的产业，登封武校未来的发展方向何在？&&近日，河南商报记者走访登封大大小小的武校发现，武校的教学模式已绝非简单粗暴，学员毕业后绝大部分都转型做其他职业，武校也面临着转型。或许在不久以后，古刹练功、师徒切磋，只是影视作品留给大家的一个梦，登封不再有“江湖”而只有大学——只是具有武术教学特色而已。&&统筹：河南商报记者&李肖肖&&执行：河南商报记者&段艳超&李肖肖&&在登封少林寺周边村民的记忆里，登封武校发展初期，教练棍打学生、学校间互殴时有发生，致人死亡也不稀奇。&&登封武校的这股“江湖气”备受诟病。尽管这些年恶性事件渐少，但人们已很难改变武校管理粗暴的印象。&&近日，河南商报记者调查发现，多年前，登封武校就已禁止教练打学生，不再有拜师帖，称谓从“师父”变成“教练”……传统的武术传承方式正在消失。&&从“棍棒教学”&&到“科学管理”&&登封武校的百度贴吧里，几乎所有欲报名的咨询者都会在帖子里问：“学校的教练打人厉害吗？”回答多是否定。&&在不少人的印象里，武校教练“棍棒教学”已经是个传统。网上曝出的关于登封武校的负面新闻，大多也是因为打人事件。&&不过，在登封武校学生看来，教练体罚前几年确实非常普遍，但最近三四年几乎不再有，即便是偶尔的体罚，也在他们可接受的范围内，“这很正常”。&&登封武校一般都实行封闭和半军事化管理，学生外出需要请假，到学校后手机上交，放假才能拿回。严禁学生抽烟、喝酒、打架。&&17岁的黄世冲（化名），是登封一家武校二年级散打学员。在他看来，现在教练一般不打人，“学校逮到会罚教练”。但也有例外，比如学生练功偷懒或出错时，而且一人犯错，全班连坐。这种时候，教练一般会让学生集体多训练一会儿，或者“下腰”等。&&和黄世冲一样，登封另一家武校的学员胡强和王淞（均为化名）也认为这种连坐体罚“没啥”，“和平时练身体素质没啥区别”。&&胡强今年15岁，这是他入校的第四年。学校很多“传说”大家都耳熟能详，比如，以前新生被其他学校抢走，教练带着学生赶过去打群架。两个学生的冲突，可能发展成两个学校的冲突。&&但这几年，严重体罚、打架的情况很少。如果有人抽烟、喝酒或打架，被逮到就会严罚，屁股上还会挨两三棍，但打人的棍子也从粗木棍变成了细棍。对于学生事故，有学校领导认为，不能拿“有色眼镜”看：“一般的学校，也避免不了偶尔出事。”&&慢慢转变的习武观念&&近几年，往武校送的“问题孩子”越来越多，对这些孩子的管理，有时教练不得不动用“匪气”。&&3月13日下午，来自贵州的陈女士把自己8岁的儿子送到了登封一家武校。陈女士是单亲妈妈，她说，儿子染上了网瘾，当不少老乡把不听话的孩子送去武校时，她也下了决心。&&对于一些不服管教的孩子，教练很多时候的办法是：表演一套虎虎生风的组合拳，告诉孩子“你打得过我，你就从大门走”。骄横的孩子一般很快就老实了。&&登封素有习武之风，武校多年的发展，也免不了带着些庭院训诫式的“江湖气”。&&某任教14年的教练说，2004年左右，学校就提出严禁教练打学生，但实际上真正大有改观的，应该是2008年以后，大家的观念慢慢都转变了。事实上，登封大多数武校的教育理念和管理模式，已经和现代学校没什么差别了。登封市武术运动管理中心（以下简称武管中心）主任王松伟说，以前哪个武校有演出等活动，登封便被堵得水泄不通，现在学校都会提前上街维持秩序，“更别说会打群架了”。&&相隔不远的“现代”与“传统”&&随着“江湖气”消失的，也有武校的一些传统。目前，登封武校主要分布在该市西郊和少林寺周边12公里内。&&在市区的武校看起来更像学校，除建筑现代外，学员多穿校服、训练鞋，这里聚集着绝大部分的武校学生。而少林寺周边的武校规模都相对较小，如2000多人的少林寺罗汉院，还有200多人的少林寺武僧院等，学员都穿僧衣、布鞋，留圆寸头。少林寺附近还有栋四合院，青砖灰瓦，专门给从国外来习武的人住。&&少林寺武僧院在少林寺后山，寺院古旧，学员的日常娱乐便是在门口下棋。副院长释延杰说，学院与大的武校有所不同，教的主要是少林传统武术。在这里，学员还必须遵守传统礼仪。见到老师要抱拳立正，喊“师父好”。释延杰信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他收徒弟是有讲究的，要有资质、品行好，而且“与师父的属相不冲”。至今，武僧院还保留着晨钟暮鼓的习惯。下午5点，院里鼓声响起，便是吃饭时间了。&&还有一些更小的武校，比如登封少林兴华武校。校长张遂才曾是塔沟武校的教练，从业30多年，因为年纪渐大，开始自己带徒弟。他带有20多个徒弟，部分是亲戚朋友家的孩子，就住在自己家里，和自己一起吃饭。&&虽然近几年武校越来越现代化，经过市场的一次次洗牌，很多小武校日渐消失，但传统武馆依旧有生命力。武管中心主任王松伟说，登封市除了21所较大的武校外，还有22所小于300人的传统武馆，而这些传统武馆，可能在一段时间还会保留。“有的家长不愿把孩子送去武校，他们有认准的师父。一般师父就带几个徒弟，也不靠学费生存。看孩子被照顾得好，家长有掏几万元的，也有给师父买辆车的，这点和武校差别很大。”&&&&王松伟说，有人就喜爱传统，来少林寺就是想感受气氛，只要大家还有这个梦想，传统武馆在二三十年内还将保留。但王松伟直言，由于无法提供大的平台和发展机会，这种传统武馆随着社会的发展，或将消亡。&&现在留下的&&是抱拳礼和情义&&小龙武院院长陈同山说，塔沟、鹅坡还有小龙这几家大的武校，都是从最初的家庭式武馆发展而来。那时，收徒是很慎重的，如果感觉对方人品不好，教个一招两式就打发回家了。而拜师仪式之后，就算是一家人了，吃住都在一起。行拜师礼的时候，要有推荐人、见证人，还有宣誓词，宣誓词里写着“武德高尚，武风正派，不辱师门”等。&&虽然武校越走越现代化，但陈同山对传统还有着不可回避的依恋。&&&在他看来，真正练武的人，老一代慢慢年龄大了，年轻人渐渐不想吃这个苦，虽然提倡科学管理，但有的东西不是科学管理所能解决的。&&对于此，塔沟武校校长刘海钦认为，市场决定武校的管理模式必须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大概从20多年前，学生都改喊“师父”为“教练”了，如今，武校内的传统礼仪，也就抱拳礼还保留着，但因为武校学生更多接受的是传统教育，比较重义气，重感情，“学生家里很穷，也会拿出最好的东西招待你。同学毕业后常常相互‘拉一把’。”&&去年，某领导去登封视察武校时，提出武校应该恢复拜师礼的传统，并对此表现热切，但武校的校长们有点犹豫。时间长了，便不了了之，无人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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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江湖渐远：20年后“古惑仔”齐聚，曾生死与共的他们如何回忆消逝的一切？
江湖渐远：20年后“古惑仔”齐聚，曾生死与共的他们如何回忆消逝的一切？
20年前《古惑仔》在香港上映。
彼时，内地的市场经济刚刚开始，
互联网尚不知为何物，
《古惑仔》靠着地下录像厅和翻刻光盘流进大街小巷，
&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如今，在这个只要有手机有流量就不会孤单的年代里，
“江湖”已是古老的传说。
陈浩南、山鸡、大天二、包皮，
曾生死与共的“古惑仔” 如何回忆20年里消逝的一切？
《庄客》微信号：zhuangkemag
撰稿：王菡
摄影：姜南
版权：《时尚先生Esquire》
《庄客》获授权转载
“1956年，石硖尾大火，香港政府为安置贫民大量兴建徙置区。随着战后一代的迅速成长，数以万计的家庭生活在狭小单位，父母为生计奔波，填鸭式教育，使很多少年因此走上迷途。徙置区的球场是他们释放精力的场所，培养古惑仔的温床。”
《古惑仔人在江湖》的开头如是说。在球场被人欺负的主人公陈浩南，拜大佬保护自己，从此走进江湖的腥风血雨。《古惑仔》几位主演从小也在这样的徙置区屋村成长。
1996年，郑伊健从拍摄“阳光柠檬茶广告”入行已近十年。1993年，拍摄《超级学校霸王》时，摄影刘伟强很喜欢他的表演，说：“以后我做导演，一定请你来演。”
当时顾及歌手形象的郑伊健，并没有想过出演陈浩南。后来被王晶“骗”来，虽不情愿，也只好认真演。“郑伊健从第一天开始，拍完镜头都要说，‘我的淫色旅途又告一段落了'，每一天都这样。”陈小春笑着回忆。
郑伊健从小性格安静，喜欢独处。虽然读书成绩平平，却不会给家里惹事。“小时候觉得古惑仔不是好人。阿妈叮嘱过，读书不好不要紧，但有三件事一定不可以做：抽烟、交女朋友、当古惑仔。”
郑伊健谨记父母要求。“屋村有些成群结党的帮派势力，他们在自己住的村里不会搞事，而是捍卫秩序。所以我们邻里街坊都认识，生活蛮太平。”在学校，也曾有帮派成员软硬兼施要“踢”他入会，但他死扛，说自己情愿被打，也不就范，最后倒也不了了之。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永远穿“人”字拖的大佬。“经常有人跟你说，放心，他罩着你。或者是恐吓说，喂，有人等你放学，死定了你。结果放学，心砰砰跳，左看右看，也没见有什么人。”
同样在屋村长大的谢天华，在家中九个兄弟姐妹排行第八。“家里兄弟姐妹多，还有很多小朋友一起玩，在周围的山上疯跑，”他说小时候从没觉得孤单，“不需要加入帮派寻找温暖。”
扮演“山鸡”的陈小春则没机会接触古惑仔——他被爸爸用铁链拴在了门闸边，弟弟妹妹在身边跑来跑去，“如果他不锁我，我可能就真的去乱闯，和他们一模一样。”
黑帮片的“古惑仔”时代
1990年代后期，好莱坞电影冲击、盗版业摧残、东南亚市场的丧失让香港电影业陷入泥沼。“我们做演员的时候，好多前辈都说这行快死了。”
扮演“包皮”
的林晓峰说。根据漫画改编的第一部《古惑仔之人在江湖》在筹拍时就遭到院线老板们的集体质疑，争取到的上映档期也非常糟糕，在圣诞后春节前。但结果出人意料。
“晚上10点30分，时值香港典型春日，既湿且热，人群早已把人行道挤个水泄不通，有的更涌到马路上。朋友扬手唤我，‘你刚错过舞狮啦’，她说。要走进大华戏院，得持有特别邀请卡，但那可非名人济济一堂的首映。人群中的年轻人，与录影带店、地铁及麦当劳所见的没有两样……那天座上大都是年轻人，穿戴入时，头发染上瞩目颜色，赤褐、酒红的、也有暗淡红的，他们都全神贯注地看戏。”
美国当代电影理论家大卫&波德威尔（David
Bordwel）在《香港电影的秘密》一书中，如此描述《古惑仔》当年上映的盛况。
电影一炮而红，创下2100万票房。谢天华回忆，首映那天午夜，剧组在旺角一家电影院附近吃宵夜，有人跑来向他们报喜，说观众爆满，一班人马都很兴奋，立刻决定开拍续集，“那时连剧本都还没有”。
香港电影素有黑帮片传统。八十年代，吴宇森导演《英雄本色》《喋血双雄》，主人公身在黑帮，却都以英雄形象出现，义薄云天、胆识过人且心地善良。男一号周润发也成了郑伊健、谢天华青少年时的偶像英雄。
香港影评人石琪认为： “英雄这种传统价值观在危机年头会卷土重来。”
吴宇森的英雄片应运而生，《英雄本色》中小马哥那句“我不想一辈子让人踩在脚下，我失去的东西，我一定要拿回来。”曾经激励了郑伊健那一代等待机会的香港年轻人。
有一次郑伊健接受文隽访问，说到自己这一代是香港教育制度下的牺牲品：“我极不赞成政府把学生分类，精英学校以外的人就被忽略，如果升学派位派到不好的学校，那里完全是古惑仔集中营。我那间学校还好，算中间。”
年少时的郑伊健曾就读于美孚的圣德肋撒中学，学生质量和教学质量都很一般，记忆中学很难熬。
“老师根本不理会学生，一犯错，就罚抄校规，抄一次要几个小时！总之他们的观念就是，来读这间学校的都不是好学生。我表现不好不坏，因此常被忽略。”一起承担责罚的同学，也成了人生中最早的“患难兄弟”。
《古惑仔》系列继承黑帮片中的道义标准：忠于老大、为兄弟两肋插刀，但不同以往，这次故事的主角却是初入江湖的一群年轻人。
编剧文隽在改编时,
有意将原著漫画复杂的情节删减。兄弟因利益反目、陈浩南因吸毒被罢免龙头地位、洪兴社的江湖地位一落千丈等等，都在电影改编后删去了，留下一个简单纯净的江湖。
文隽说：“古惑仔系列不像以往的江湖黑帮片，它是江湖片加青春成长题材。所以观众群很广泛。”青春偶像演绎的流行漫画，全民都进入了狂欢的古惑仔世界。
暴烈青春与黑色浪漫
仅凭票房，并不足以说明《古惑仔》的成功。这一系列未能在大陆院线公映的电影，却在地下流行如野火蔓延，成为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从北方县城到南方小镇，几乎每个录像厅都在放映古惑仔。
直到2007年，谢天华来大陆参加湖南卫视《舞动奇迹》时，台下观众欢呼“大天二”，他才知道这部戏在大陆影响如此之大。而多年后陈小春去台湾，他遇到了这一幕：“有一天喝完咖啡，出门有两排人叫：我们都是蒋先生的人，我说拍戏而已，他们说不是拍戏，是真的。我说谢谢谢谢谢谢，两排人鞠躬鞠躬鞠躬。”
《古惑仔》大多在热闹喧嚣的铜锣湾、湾仔拍摄外景。摄影出身的刘伟强擅长手持镜头，摇晃的画面中，古惑仔们耀武扬威地走在灯红酒绿的大街上，动感十足。黑色皮衣，红色西装，闪亮的配饰，怪异的发型，在后现代的都市背景下，像一场魔幻的街头狂欢。
片中打斗并不血腥，用陈小春的话说：“真实的古惑仔，那种血腥啊，暴力，不只这么简单。绝对不能。我在马路上看过人家真的砍了，真的一只手掉了，还在跑，人家还在追。”
相比传统武侠剑法的飘逸和吴宇森枪战画面的暴力美学，街头砍杀是一片模糊跳跃的红色兴奋。跑车、别墅、金劳力士，古惑仔的世界也是物质极大丰盛的乌托邦，那是他们离开屋村，团结打拼后到达的彼岸。
在那个年代，亚洲金融风暴和九七过渡倒计时的压力下，香港人普遍陷入焦虑。影院黑暗中两小时对都市文明的僭越和放浪形骸，让这些焦虑多少能得到缓解。而彼时大陆的小镇县城里，一个个被高考、恋爱、贫穷折磨的青少年，物质欲望和暴力冲动也在闷热的录像厅中得以发泄。
虽然生活在没有英雄的时代，每个人内心对英雄的渴望从未消散过。生存的压力、躁动的青春，对未来的渴望迷茫聚集在年轻人心中，他们渴望加入一个群体并受其庇护，以打破现有游戏规则和官方秩序，满足偶然的出格。
《古惑仔》系列的英文译名是Young and
Dangerous。危险，是古惑仔上位征途上的必经考验。浩南经历了大佬B、女友苏阿细、兄弟大天二的惨死之后，成为了铜锣湾话事人。每一次这样的情节，都是片中感情戏最重之处。会合的散摊、嘉年华气氛的散去，以及马戏团拔营之后的荒凉，是浩南要独自面对消化的，也是长大后的观众们回味最多的。
消失的光阴
在香港公共场地拍戏，需要向政府申请，但经常申请不到，只能尽量抓住机会。临场有任何状况，就是剧组团结面对的时候。《人在江湖》的一场夜戏：湾仔街头，浩南带一众古惑仔在桑拿门口砍人。“摄影机都在暗处，导演让我们拿着道具刀冲出马路，结果谁知道真的有个人过来抓住陈小春，差点拔枪，”郑伊健回忆。那是一位正在休假的警察，见到街上突然冲出来一群古惑仔就上前制止。
谢天华也对这场戏印象深刻，“他只有一个人，在那种情况下勇敢地站出来，我很佩服他。但导演又没有喊停，看着他的样子，心里觉得很好笑。”
郑伊健和谢天华同为1967年生人，入行20多年，都坚持着一份认真。郑伊健中学刚毕业，还没有参加艺员训练班，在工厂、快餐店都工作过。“我做零件扳工的时候也很投入，那样过得比较充实，自己也有成就感。我很喜欢日本，再小的工作也能做得出神入化。”“也许我们那一代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所以从来不敢要求什么，只能做好自己。”
谢天华至今仍感谢拍摄《古惑仔》的机会。接拍这部之前，他是舞蹈演员。“跳舞毕竟很难跳一辈子的，开始演戏，算是打开了另一扇门，从此也真正爱上表演。”第四部《战无不胜》，“大天二”被敌人陷害，从楼上扔下摔死。这场戏谢天华主动要求不用替身。
“那个坠落的镜头是没剪辑过的，很大挑战。年轻贪玩也是真的，被细细的一条威亚，吊到五层楼那么高，向下看还是很害怕的。镜头要一直跟着我，我被威亚放到距离地面大概一尺的时候，收住，再直接放下来，画面里看就是一个人直接从五楼掉下来的感觉。”
角色的成功也给演员带来困扰。电影上映后，谢天华在街上遇过古惑仔寻衅找他打架，“还有一次，一个妈妈带着小朋友，见到我就把孩子拉到身后，用很警惕的眼神看着我。当时心里不高兴，想解释，后来想想是好事，说明演成功了。”
“这是好事还是不好的事，”陈小春如今还在纠结，“我街上碰到一些刚坐完牢出来的人，他们说鸡哥，鸡爷，我很喜欢你，从小看你电影长大，我有今天都是谢谢你啊……”
“他们还记得这个角色，作为一个演员是很开心的，但他们之后遇到的，不关我事啊。”
另一次，他去参加香港一个颁奖典礼。出场时，一个很出名的导演，突然走过来说：别以为古惑仔了不起啊。
陈小春现在依然对此感到不解。“我永远都会记得那一刻。我做错什么了？我只是个演员而已啊，剧本不是我写的，拍不是我拍的，我只是演一个角色，我有错吗？”
郑伊健也感到委屈。他一直自认自己是个歌手，但在拍完《古惑仔》之后，很多机构顾忌形象选择不找他合作。而直到现在，他们参加节目还会跟人辩解自己“不是坏人”。
“如果非要说《古惑仔》教坏人，那爱情片也会教坏人，儿歌里还有死亡情节呢：两只小鸟跌下水，跌下水……”林晓峰说，两个儿子八九岁时，就已经给他们看过这个电影了。“他们知道自己爸爸是做演员的，懂得什么是演戏，什么是真实。”
为求逼真，《古惑仔》不少场景在真实帮派聚会的场所拍摄，同时也请来曾经有社团背景的人士担任顾问——比如吴志雄，扮演浩南的大哥，大佬B，退出江湖之后开始演艺事业。
谢天华说大佬B在片场经常向演员介绍古惑仔的手势、语气，“还要背很多黑话术语”。陈小春说，导演和编剧经常要请教大佬B，甚至“有些情节就是大佬B的真实经历改编的。”
“现场有很多类似像古惑仔的人群在。有一场戏，我们在聊天，后面有一大堆人，以为是临时演员，后来才知道很多是大B哥叫回来的小弟。”
吴志雄在80年代已是铜锣湾的话事人，负责铜锣湾、湾仔的赌档，职位是426双花红棍。后来生意失败欠下巨债，退出江湖。
吴志雄做过不少黑帮片顾问，扮演黑社会大佬，却反感黑社会文化，并不认为黑社会有道义可言。他曾在访问中慨叹:
“在江湖打滚，得到的是身上几处伤痕、刀疤，还有一个恶样!” “黑社会能给你的就只有三个字:黑社会！”
黑社会文化一直是香港本土文化的一部分。香港开埠后，便逐渐开始有帮派南下躲避清政府管制，逐渐发展出香港的江湖文化。1949年，难民潮涌入香港，人口激增之下，香港仿如世界尽头文明终结处，贪婪、狂暴，植物凶猛，动物失序，物种竞逐，常态颠倒。也就有了香港黑帮枭雄电影的故事背景。
但90年代金融风暴席卷，让黑社会豪客们的日子变得难过。财源干涸让黑社会日渐衰落。除了传统的黄赌毒生意以外，小巴运输业、殡葬业、垃圾回收业等等，都有帮派势力渗透。黑社会让吴志雄见识到，有钱就有朋友，没钱就没朋友。
吴志雄现在向别人讲黑社会的历史，也是劝人明白黑社会真实的一面。他慨叹：“道义两个字，以前可以为兄弟两肋插刀，现在没有了，现在的黑社会是不懂理解的，不会讲义气，而是儿戏。”
有前帮派成员表示，以往活跃在低下层的黑社会文化，早已荡然无存，就连帮会中人，也不再尊重社团。“以前古惑仔，挣到钱都会交一份给社团，社团才有钱筹办红白二事，或者出钱和其他社团打仗。现在，古惑仔都自己挣钱自己花了，哪有人维护社团。以前出来谈判，还互相尊重对方是什么字头、辈分，现在谁认识谁？”
对于电影常把江湖人物塑造得威风凛凛，把黑社会的道义描绘得伟大、感人，吴志雄认为:
“电影只是梦工场，是娱乐，并不真实。它把黑社会英雄化、美化了。现实中的黑社会根本没什么义气可言。”
“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看过吴志雄表演的人，说他每次唱起《友情岁月》，都会引得台下一片唏嘘。
这首歌也是2013年 “古惑仔岁月友情”
演唱会台上台下大合唱的经典曲目。兄弟友情，是《古惑仔》系列最为人称道的价值观。
戏假情真，郑伊健、陈小春、谢天华、林晓峰，几位演员从几乎陌生到成为好友，都是因这部戏结缘。
郑伊健说他们几个人，性格天差地别，如果没有这部戏，估计不会有交集。平时虽然很少见面，各自忙碌，但任何一个人有事需要帮忙，大家都会出来。对林晓峰来说，相交20年，他们早已成为家人，
都在心里。当年在澳门桥拍砍人群戏时，林晓峰几乎被车撞倒，幸亏谢天华一手拉住，救他一命。
“当然我们又不是真的古惑仔，朋友之间没那么刺激动荡生离死别，也不会特别跟对方表白什么。”
林晓峰说。小时候他喜欢踢球，在球队里当守门员，颇有控制场面的大将之风。“但我很尊重队长，就像在《古惑仔》里配合角色需要一样。现在我们五个合作，需要我做配角帮衬，我也没二话。”
愿意为团队牺牲、为对方付出，是他们合作的基础。“若路上未同伴到底何必称兄说弟，若是任旧同伴跌倒何必一起上路”“朋友情义，随意去说说太容易”“自己知唯知己可以，有苦有难时永不容辞，是知己自己怎可以，到天塌下时各做各事”。不只是歌词，更是他们真心所信。
20年，他们经历了自己人生中的重要变化，为人夫、为人父。
虽然算不上一路同行，他们始终没有放弃对彼此的感情。共同的价值观，互相尊重、给对方空间，让这段友情的分寸感恰到好处。
2013年，五位“古惑仔”再次合作，没有找到合适的剧本，最后决定以舞台呈现。
几位分别坦言，兄弟情义在今天其实很少见了，观众看到这五个人还在一起，也是一种心理安慰。电影中兄弟情义对男性观众的抚慰，一如爱情之于女性，是精神鸦片，也是凡俗生活的英雄梦想。红馆舞台上，烈焰熊熊，郑伊健把光环归于兄弟：“如果少了这个团队，电影不会这么经典！”
林晓峰说得更直白：“我们不觉得《古惑仔》是江湖片，它讲的是兄弟情，肯为对方付出，不是牺牲，是心甘情愿的付出。”
随着全方位数码时代到来，一个只要手机有电有流量就永远不会感到孤独的时代，虚拟的人际关系里，伤害、感动也都轻盈起来。古惑仔代表的兄弟情义已成旧日往事，难以引起网络时代年轻人的共鸣。“过去大家面对面，人情味重一点，看到对方就知道他的笑是不是发自内心。那种感觉是文字、信息传递不了的。”
陈小春又补充，“我觉得‘诚’比‘义’重要、高级。义好像out了。现在说一个人讲义气，不如说他蛮忠诚、蛮真诚啊。”
郑伊健倒庆幸自己这代人见证了数码时代从无到有一路变化：“从call机到电话，后来发信息多过打电话。”
现在用社交网络业只是工作联系，不会沉迷焦虑。“我们几个用脑电波神交的。”
陈小春笑言，古惑仔打了人，至少还知道是谁打的，高登仔（香港网络水军）不负责任地骂了你，你都不知道是谁骂的。
追忆日渐稀少的事物，是对一段岁月的伤悼。比起观众的伤怀，林晓峰反而看得很开：“潮流会在进化中回转。手机从大哥大越变越小，现在又越来越大，但人和人的交流永远会继续，只是形式不同。”
人们无法放弃兄弟情义的可能，因为以血肉之躯相对，在真实的冲突和艰难的磨合中，才能更好地在一起生活下去。
《消失的光阴》唱：“挨过无尽变幻，停手只怕未惯。犹幸有手足撑，何用太早散。”郑伊健说，现在五个人一起在筹划新的合作机会，审慎物色剧本，希望能用现在的影响力去引导观众，而不是一味迎合，“会是一个新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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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中国,有好莱坞式的武打电影,有主旋律式的武打电影,有琼瑶式的武打电影,有无厘头式的武打电影,可惜却没有真正的武侠电影。观众们只能不断缅怀当年的黄金时代,然后在现在的黄昏年代中嚼着爆米花观看现代电影人们生产出来的量产化商品,而当他们最终厌倦的时候,黑暗和毁灭的末世时代便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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