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报》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特刊（日）生死抉择中的引领与追随■肖冬松★成功实践造就杰出领袖，杰出领袖和党的领导集体带领广大军民进一步推进成功实践，这就是中国革命波浪式前进发展的辩证法。长征是气吞山河的英雄交响，只有广大红军官兵忠诚追随、奋力高歌，才能奏出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乐章。长征既是一部苦难史，也是一部胜利进军史。如同只有经过难以忍受的阵痛才能创造出新的生命一样，中国共产党人正是通过长征的磨难和反思，才逐渐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摆脱了被动和困境，获得了新的生机活力，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光明前景。从红军日在华南渡过浅浅的于都河，直至毛泽东日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长征是如此紧密地与中国这段历史联系在一起。（一）列宁指出，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形成这样的领导集体，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基本条件。从建党到开始长征，中国共产党在13年艰苦卓绝的奋斗中始终没有形成成熟、稳定的领导集体。这一时期，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博古先后主导中央工作和大政方针，广大党员和红军官兵不屈不挠、英勇斗争，虽然取得巨大成绩，但也遭受了一系列重大挫折。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内的统治，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巨大损失，使革命事业始终在胜利与失败、前进与后退的怪圈中徘徊。特别是王明和博古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比前两次“左”倾形态更完备、危害更大。1931年1月，党的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书记米夫的直接干预下，26岁的王明和23岁的博古开始主导中央工作，实行错误领导长达4年之久。他们不了解中国社会，缺乏实践历练和政治、军事斗争经验，并把军事指挥权拱手让给了根本不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特点的共产国际派驻的军事顾问李德。李德能言善辩，常常引用凯撒、塔西佗、拿破仑等一连串名人的话语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吓唬和说服他人。他第一次与毛泽东会面时就直接否定了毛泽东的经验和想法，傲慢地说，游击战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红军必须开展常规战争，不能放弃一寸土地。李德深受伏龙芝军事学院盛行的德国军事理论的影响。他的主张与蒋介石的德国顾问冯·赛克特的想法如出一辙。当李德提出红军必须用自己的碉堡战和“短促突出”战术对付冯·赛克特的碉堡战时，军事失败的命运就已经注定。广昌保卫战，红军伤亡五千多人，这是红军有史以来遭受损失最大的一次战役。随着战事发展，红军伤亡不断增多，根据地一天天缩小，被迫进行战略转移，踏上了艰难求生、前途未卜的长征历程。长征是党和红军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面临的最为严峻的一次生死考验，要么生存发展，要么失败死亡。它比其它任何结果都更加有力地证明了“左”倾教条主义思想的破产，也比其它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成熟的领袖和正确的领导，以穿透种种思想迷雾和死亡陷阱到达光明彼岸。（二）真正的领袖不是自封的，而是在长期实践中自然形成的。长征初期，中央红军按照“铅笔划好的路线”直线前进，实施“大搬家”式的战略转移，有时打了3天，才走4公里，有时几天几夜睡不上觉，精疲力竭，行动迟缓，损失巨大。湘江战役后，由长征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余人锐减至三万多人,而且仍处于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事实证明，博古等人是不够格的中央领导人，无法带领红军官兵摆脱险境，走向胜利。黎平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改变了预定的行军方向，向敌人较为薄弱的贵州北部挺进，初步显示了毛泽东正确思想的影响力。遵义会议尖锐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并解除了博古在中央负总责的权力。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中央领导核心成员之一。稍后不久，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一个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领导集体正在孕育形成，并给中国革命带来无法估量的深远影响。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和拥护，既与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长期担任重要职务，具有丰富政治军事斗争经验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与朱德一起锻造了铁一般的红军队伍，创建了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即中央苏区，领导根据地军民粉碎了国民党军队一系列进攻和“围剿”，是土地革命战争的重要领导者和成功实践者，代表了中国革命发展的正确方向。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等人带领广大红军官兵成功进行了三大斗争，赢得了长征的胜利：一是与强敌斗，随势而变，快速机动，灵活作战，积极主动地调动和打击敌人，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佯攻贵阳，直逼昆明，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冲破国民党军队重重包围，取得了对敌斗争的胜利。二是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斗，穿越地球上最险峻的峰峦沟壑和荒无人烟的辽阔地区，爬雪山，过草地，忍受饥饿、寒冷的生理极限。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红军官兵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长征中得到了充分展现。三是与党内分裂行为斗，坚持向北进攻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和北上抗日的民族大义，坚决抵制了坚持南下退却逃跑并另立中央的张国焘路线，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为党所领导的革命大本营、抗日大本营扎根西北奠定了坚实基础。成功实践造就杰出领袖，杰出领袖和党的领导集体带领广大军民进一步推进成功实践，这就是中国革命波浪式前进发展的辩证法。（三）思想是闪电，行动是紧随其后的隆隆雷声。杰出领袖能够认清本质、洞察先机、带领军民走向胜利和辉煌，决不是由于上苍和运气的眷顾，而是用先进的理论、路线、战略和策略引领实践的结果。确认领袖，实质就是确认一种理论、路线、战略和策略对行动和实践的支配权、领导权。王明和博古的“左”倾错误，是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的错误，深层根源是思想路线的错误。正如《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的那样，一切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之正确或错误，其思想根源都在于它们是否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出发，是否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和中国人民的客观需要出发。王明和博古等人以教条主义对待马克思主义，他们的“理论”与实践脱离，他们的领导与群众脱离，他们的路线、战略和策略与客观现实脱离，这是导致党和红军在这一时期遭受重大失败、面临生死危机的根本原因。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先锋和楷模。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提出了“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方法；反对抽象理解中国革命，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基本思想和土地革命的策略原则；反对占领中心城市以夺取全国胜利，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反对单纯军事观点等错误思想，提出了思想武装和政治建军的纲领原则；反对军事行动上的冒险主义和逃跑主义，提出了以反“围剿”为主要形式，依托根据地作战，诱敌深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等为主要内容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初步形成了一整套具有中国革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路线方针、战略和策略原则。遵义会议后的长征实践，是对初步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成果的一次全面检验。长征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成果的胜利。（四）长征是气吞山河的英雄交响，只有广大红军官兵忠诚追随、奋力高歌，才能奏出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乐章。历史证明：党的成熟尤其是党的领导人的成熟，红军官兵的忠诚追随和英勇奋战，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是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真正的忠诚源于觉悟，坚定的追随来自认同。遵义会议后，思想政治工作和党内民主、军队民主得到进一步加强。以前，红军官兵知道自己的使命是扩大和保卫土地革命的成果；长征途中，他们知道是在为民族解放和争取中国革命胜利而战，知道自己的行动方向和目标，因而情绪高昂、意志坚定，忠诚追随毛泽东和新的领导集体指明的正确方向前进。在四渡赤水时，一个13岁的红军小战士与大部队失去了联系，他爬山越岭，拼命追赶，饥渴难耐时以自己的小便解渴，三天三夜后终于回到大部队行列；过草地时，红军炊事员都知道向北向南问题，尽管面临饥饿、寒冷甚至死亡的威胁，他们还是毫不犹豫地背起铁锅，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南下逃跑主义，沿着毛泽东等人指明的北上创建革命根据地、坚持民族抗战的方向前进，表现了广大红军官兵的铁的忠诚和铁的信念。忠诚追随不仅体现在政治方向上，还突出表现在军事行动中。广大红军官兵用绝对服从命令、坚决完成任务的铁的誓言，用不怕流血牺牲、勇于夺取胜利的铁的担当，生动诠释了忠诚追随的丰富内涵。日，中央红军即将到达陕北吴起镇而胜利结束长征，此时陈云正在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报告长征情况，他在谈到长征胜利的原因时说，在红军部队中，党员占了百分之四十，连长以上的指挥员一律都是共产党员。每次战斗前，连队的党员都召开会议，选出后备指挥员，大约有四五个人。如果连长在前线受伤或者牺牲了，队伍不会跑散，因为第一后备连长会立即挺身而出；如遇不幸，第二后备连长又会代替他，一个接着一个。红军将士以巨大牺牲和辉煌战绩书写了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对领袖的坚定追随。长征是一部由血与火、力量与智慧写就的伟大史诗，是承载中国共产党人生命密码和精神基因的历史宝库。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是一次新的长征，需要全军官兵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坚决维护和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不断推进强军兴军的伟大实践。光彩神奇的浪花■奕　辰两岸青山一水出。赤水河位于贵州西北，是长江上游的支流，因含沙量高，水色赤黄而得名。这里的每一朵浪花，都因见证过红军脱胎换骨般的转变，而在两岸青山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光彩神奇。为什么这支红军变得这样灵活机动、不可捉摸？我想，蒋介石在1935年1月末至3月下旬这段时间，一定发出过这样的疑问。红军攻占遵义后，蒋介石调集40万兵力进逼遵义地区，对红军形成重重包围之势。由于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成立了负责全军军事行动新的“三人团”(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红军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开始显示出巨大的威力，创造了“四渡赤水出奇兵”的神话：一渡赤水，摆脱被动； 二渡赤水，避实击虚； 三渡赤水，调敌西进；四渡赤水，跳出合围。古今中外，有在不到两个月时间，从一条河上四次渡河作战的吗？没有。只有中国工农红军创造了这样的奇迹!二渡赤水的遵义战役中，红军将运动战的特长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几天之内取桐梓、夺娄山关、重占遵义城，共歼敌20个团，毙伤俘敌50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了红军长征以来的最大一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红军的士气，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红军在赤水河、鲁班场、茅台镇等地留下的故事，成为永远的传奇，多少年后还在被世人传颂。在新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一书中，这样记述四渡赤水战役：“迈开铁脚板，忽东忽西，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使敌人感到扑朔迷离，疲于奔命”“这一胜利，是改换了中央军事领导之后取得的，充分显示了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81年过去了，这一狭窄地域里作战地图上的箭头，总是让人联想到赤水河起起伏伏的浪花。索尔兹伯里说过，长征是无与伦比的，长征是独一无二的，而四渡赤水是“长征史上最光彩神奇的篇章”。我想，当年索尔兹伯里一路追寻到达赤水河时，首先想到的一定是浪花有幸，见证了奇迹；首先看到的，一定是这里的浪花传承了光彩神奇的光芒。而“光彩神奇”这个词汇，被他捕捉到了，写进了《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长征精神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孟　财国外对红军长征的大量报道，有效瓦解了各种歪曲、丑化共产党的谣言攻势，使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日益客观、真实。国内外不少有识之士由衷发出感慨“中国的希望在延安”。还有不少国际友人、海外华侨通过了解长征的伟大壮举，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渠道帮助中国共产党，支援中国革命，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与此同时，长征精神、长征文化在海外的积极传播，使得世界各地的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革命群众都从中受到了教育和鼓舞，他们从中不断汲取精神养料，激发出强大的精神力量。在反法西斯斗争进行到最艰难的时刻，西班牙的年轻战士读到长征相关事迹后说：“中国红军奋斗的故事，激起了我们国民的巨大热情”“我们从长征中学习到了坚定的信念、英勇的精神。今天，我们也要以中国人民为榜样，甘愿播洒热血，为保卫我们国家的领土完整、国家独立、捍卫自由和国际和平而努力奋斗。”南斯拉夫游击队曾两次印刷有关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小册子，希望以此来坚定战士们的信仰、激励他们的斗志。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巴耶塔也曾表示，中国红军长征的胜利是激励意大利人民反法西斯抵抗意志的重要精神源泉。红军长征的胜利，不但把中国革命带出了危险的境地，引向了光明前途，而且还激励了全世界各国人民为人类进步事业而进行不懈努力的信心和力量。“草地党支部”，影响我一生—— 老红军罗玉琪回忆长征中过草地的故事■万学林　陆　超　本报特约记者　戴　强罗玉琪，四川省阆中市人，1920年出生，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参加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反六路围攻和红四方面军长征。历任上海警备区防化处副处长、处长，浙江生产建设兵团后勤部部长，上海警备区后勤部部长、上海警备区顾问。回忆起自己的长征经历，老红军罗玉琪始终对一个人念念不忘：“我之所以能成功走出草地，是因为副连长李玉胜牵头成立了'草地党支部’，帮助我闯过了生死难关……”看着大部队逐渐远去，那种感觉真的非常绝望见到罗玉琪老人时，他已不能言语，他女儿罗沙粒拿出罗老回忆录，向我们转述她父亲念叨了一辈子的“草地党支部”故事。那是1935年，“红小鬼”罗玉琪随着红四方面军进入草地。茫茫草地上，部队走了多天，可依然看不到尽头，再加上伤病和饥饿折磨，瘦小的罗玉琪越来越难以坚持。因为长时间在黑水里浸泡，罗玉琪双脚早已发肿，特别是被草尖划破的伤口，沾上黑泥浆后开始发炎。起初，罗玉琪还能一瘸一拐地跟着部队。但因为好几天没吃饭，他禁不住饥饿，两眼发黑，迈不开步子。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罗玉琪掉队了。“看着大部队逐渐远去，那种感觉真的非常绝望。”想起当时情形，罗玉琪只能用天塌地陷来形容，离开了同志们关爱，他无法想象自己还能活着走出草地。挣扎地挪着步子，罗玉琪发现，一路上掉队的人越来越多，有的伤势非常严重。在硬撑着趟过一条小河后，一些人疲惫不堪，索性躺了下来。“这些掉队的人，就像断线的风筝一样，根本不知命运会怎样。”每次回忆起那一幕，罗玉琪都感慨不已。太阳已经偏西，接下去将是黄昏、黑夜……躺在潮湿的地上，罗玉琪越想越害怕：“革命到这里算完了，没有粮食，伤口又疼！万一遇上国民党骑兵队，也根本无力招架……”罗玉琪越想越绝望。有了党支部就有力量，我们要像一根拧在一起的铜绳这时，一个瘦高个赶上来，他厉声喊道：“不行，怎么能躺在这儿……”之后罗玉琪才知道，那个瘦高个儿就是28团三连副连长李玉胜，安徽人，鄂豫皖老红军。他也受了伤，为寻找掉队的通信员，才落下了。大家跟着副连长顺着小河向上走，差不多走了3里多路，好像比30里还长。好不容易到了一块空地，大家就斜倚着枪，闷声坐了下来……看见大家无精打采，李玉胜高声说道：“红军战士都是英雄汉，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坚持下去！”接着他大声地命令：腿脚方便的到溪沟旁找软草，用树棍砸碎当粮食；伤重的捡拾周围干柴，聚拢来烧水、洗脚……水烧开了，天也快黑了，却还不见李玉胜，大家焦躁起来。就在这时，李玉胜回来了，身上斜挂着枪，还拖着一支死山羊，大家一下乐开了，七手八脚地把羊剥了皮烧来吃。大家兴高采烈地吃着山羊肉，李玉胜却一声不响地躲在一边吃野菜。被一名同志发现后，他解释说：“让伤重的同志多吃点，我还能动呢！”这下大家也不吃了，直到李玉胜接过一块羊肝，大家才继续狼吞虎咽地吃起来。看见大家恢复了精气神，李玉胜提议成立临时党支部，大家立即响应，一致选举他为支部书记。至今罗玉琪还记得，成为书记的李玉胜第一次开会时说：“我们虽然掉队了，但是有了党支部就有力量，我们要像一根拧在一起的铜绳……”大家鼓起了勇气，有了战胜困难的决心。党组织领导我们战胜了困难，使我们顺利走出草地当天晚上，大家围聚在一起睡了，罗玉琪却睡不着。看到罗玉琪睁着双眼，李玉胜低声问他：“小鬼，过草地害怕吗？”罗玉琪本来想硬撑一句，但最后还是点头说：“嗯……有点！”“放心吧，困难肯定能克服过去。”李玉胜摸着罗玉琪的头说，“你是共青团员吧，革命才刚开始，一定会有光明前途的！”第二天行军时，一名重伤员饿昏了，被喷了好几口冷水才苏醒过来。这时，李玉胜掏出一个树叶裹成的小包。解开小包，大家发现里面是一块只咬了几口的羊肝，原来李玉胜根本没舍得吃那块羊肝。继续行军途中，伴着一声撕心裂肺的呼叫，一名战士陷入沼泽。“不要动，我们来救你。”李玉胜让大家迅速把绑带解下来，连成一根数米长的带子。他匍匐过去把带子一端送到战士手里，大家一起用力将那名战士拉了出来，这名战士异常感动：“还是组织的力量大啊！”在临时党支部坚强领导下，20多名伤员团结一心，经过3天艰苦行军，终于走出草地与大部队会合。“副连长，我永远忘不了你，是你救了我。”分别时，罗玉琪哽咽着和李玉胜告别。李玉胜摸着罗玉琪的脑袋说：“不是我救了你，是党组织领导我们战胜了困难，使我们顺利走出草地。”听着女儿讲到这里，罗玉琪眉头舒展，双眼变得明亮起来，久久地看着我们，他好像在用眼神鼓励我们：把“草地党支部”精神好好传承下去，永远做党的好战士。长征史上的今天日，中央政治局致电在阿坝按兵不动的张国焘，再次阐述北进战略，催促左路军全力开进：“左路军则迅出洮河左岸，然后并力东进，断不宜以右路军先出黑错、旧城，坐失先机之利。”跟随右路军行动的徐向前、陈昌浩也于24日致电张国焘，陈说利害：“箭已在弦，非进不可”，且“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前途所关，盼立决立复示，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在中共中央一再电示和徐向前、陈昌浩的劝告之下，张国焘才开始令左路军向班佑行动。（莫&斌、杨彤宇辑）谁有真理就服从谁■辛士红长征的胜利，是正义对反动、革命对反革命的胜利，也是真理对谬误的胜利。从1921年到遵义会议的召开是14年，党的领导人几经更换，但始终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和坚强的领导核心。这也使我们的革命事业屡经曲折，有时陷入“乱红如雨，不记来时路”的迷茫与困惑，有时遇到“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的碰壁与无奈。从遵义会议召开到新中国成立，同样是14年。中国共产党人沿着这条路线，让一个崭新的人民共和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遵义会议不但是长征从被动走向主动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共产党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里程碑。长征之初，红军官兵迭次失利，尤其是湘江之役，部队几乎濒于绝境，与第四次反“围剿”以前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红军官兵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要求改变领导的愿望日益强烈。朱德表态，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周恩来说，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张闻天、王稼祥商量，要把博古、李德轰下去。谁掌握了真理，谁就掌握了战场的胜券。遵义会议之后，红军“好像忽然获得了生命”，处处主动，生龙活虎，相反，国民党军则处处挨打，疲于奔命，重要原因在于历史选择了毛泽东，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一名党员到底该服从谁？毛泽东曾经旗帜鲜明地指出：“谁有真理就服从谁，不管是挑大粪的也好，挖煤炭的也好，扫街的也好，贫苦的农民也好，只要真理在他们手里，就要服从他们。”刘少奇也说过：“我们共产党人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提倡盲目的服从。”对于上级的决议、指示，既不能选择性地执行，也不能盲目地机械地执行，而应该行得通的就坚决执行，行不通的及时提出理由和建议。如果上级仍然决定执行，则必须执行。随时准备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是一名共产党人的党性和天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吴起镇时，只剩下7200人，当时红十五军团有7000余人，然而，时为军团长的徐海东马上把部队交给党中央指挥，并从7000元大洋的家底中拿出5000元交给中央。相反，张国焘自恃人众枪多，公然向党争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广大指战员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恶行一致进行抵制，后来他叛逃到国民党时，连自己的警卫员都拒绝跟他走。谁有真理就服从谁，体现出眼睛向下的作风、尊重真理的敬畏，更彰显出矢志不渝的忠诚和看齐追随的坚定。全军官兵只有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不移地听党话、跟党走，才能更好地落实军委主席负责制，确保军队最高领导权指挥权集中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把军心集聚在党的旗帜下，为强军兴军而勠力奋斗。一个红军连队的不变追求—— 解读第十三集团军某红军师炮兵团红三连的“善战密码”■毛武韬　刘　逸　本报特约记者　彭小明敢打硬仗、善打恶仗、常打胜仗。你们见证了“战争之神”从无到有、由弱至强、从胜利走向胜利。85年风雨征程，大渡河畔，你们“三炮救长征”用铁血写就忠诚。万里长征有你们的身影、太行山上有你们的足迹，百团大战开辟中原、洛阳城下隆隆炮响，渡长江、战两广，挥师滇南美名传。1600余次战役战斗加钢淬火，谱写了“铁血雄师、山地铁拳”的浴血荣光。新时期，你们牢记习主席嘱托，苦练打赢本领。信息主导、远程摧毁、精确打击，“战神”怒吼是你们在改革强军新长征上发出的时代强音。昔日“三炮救长征”，如今演训打头阵——时代变迁，能打仗打胜仗的追求不变8月3日上午，红三连在连史馆举行外训动员，连长周江带领官兵重温建连85年来的战斗故事，激励大家在接下来的演训任务中当先锋、打头阵。活动结束后，周江独自走进连史馆里抚今追昔。“三连老连长，个个响当当。”周江刚提升为红三连第33任连长时喜忧参半。他告诉记者，自从当连长的第一天起，他就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因为在这个岗位上，每一任连长都取得了辉煌成绩。当年，红三连挺身而出“三炮救长征”，收获了沉甸甸的荣誉。这门迫击炮，激励一代代三连官兵敢打硬仗、善打恶仗、常打胜仗。“我不能躺在荣誉簿上睡大觉，更不能把传家宝在我这一任上弄丢了！”上任时，周江在这门老炮前庄严宣誓。80多年来，除了首任连长赵章成，连队还涌现出炮兵英雄黄金海、关海龙、史四海、温祝清、杨有山，炮兵优秀连长潘梓椿等数十名英模人物。除却胜利一无所求，为了胜利一无所惜。团政委郎迎春介绍说，无论是战争年代赴汤蹈火，还是和平时期参加演训活动和救灾任务，红三连赓续“英雄炮兵、百炼成钢，红军连队、英勇顽强”的连魂，打赢了一场又一场胜仗。连队先后被上级表彰为“洛阳英雄炮排”“洛阳英雄炮班”“满堂红炮兵连”等光荣称号，被中央军委原炮兵司令部誉为“炮兵部队的一面旗帜”。时代变换，能打胜仗的追求不变。2008年汶川抗震救灾，三连22名官兵组成突击队冒死挺进震中映秀，成为第一支挺进震中的部队。近年来，连队连续赴热带丛林、雪域高原、西北大漠等地野外驻训，实兵演习中均打出优秀成绩。从60迫击炮，到152加榴炮——装备升级，把手中武器练到极致的目标不变新排长下连，热乎劲减半。三连新排长吕金蓬抱着操作高精尖武器的目标下到基层，首次参加车场日,看到战友细致地保养擦拭152加榴炮，忍不住抱怨：这种“老炮儿”，还能发威吗？“未来山地作战，加榴炮依旧大有可为。”在该连蹲点的前任连长强巴欧珠对他说，“革命战争年代，我们用小米加步枪打赢了飞机加大炮，连队的前辈们把手中武器练到极致。新时期，尽管自行火炮、车载火炮早已列装部队，但加榴炮也有自身的优势。”那些年战场上屡屡建功，绝非偶然和侥幸，而是千锤百炼而得。首任连长赵章成在“三炮救长征”前，早已是闻名红军部队的炮专家，虽然文化水平低，但他肯吃苦、善钻研，对迫击炮的性能烂熟于心。60毫米口径的迫击炮能够“三炮救长征”，152毫米口径的加榴炮能否重现神威？这是三连官兵面临的时代拷问。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三连官兵传承“精益求精”的精神，小到掌握操作要领，大到融入战法体系，他们都反复摸索训练，他们探索出的快速架炮四步法在全师推广。去年外训，导调组突然赋予炮兵群实施火力打击任务。接到命令后，作为基准炮连的红三连迅速侦察目标、计算诸元。反斜面目标、零线目标怎么打？炮长刘照辉沉着应对，迅速获取气象条件、算取修正量、量取弹药温度，炮兵群依据诸元参数精准命中，完成了此次超高难度任务。多年来，该连历经4次换装，变的是手中武器，不变的是敢打必胜的追求。团长陈大勇一语中的：“装备的先进性固然重要，人装结合才是制胜关键。”快打快撤是底子，融入体系是里子——战法多样，战斗力生成的基本规律不变入伍13年，操炮13年，四级军士长彭小利见证了红三连的变与不变。早在2000年，152加榴炮列装该团。半年后，集团军组织的新装备训练情况验收，三连首先上场，打出首发命中的优异成绩。为了让新装备快速形成战斗力，连队官兵立下军令状。从接装到实现首发命中的6个月里，他们每天几乎加班加点，对零部件、参数等进行庖丁解牛般的研究。考核前，该连官兵底气十足，取得优异成绩。16年弹指一挥间，如今彭小利已成为久经考验的老兵，虽然手中的武器还是13年前的“老伙计”，但作战效能已大幅提高。这16年，是红三连和加榴炮的新长征。三连最初的目标是实现“快打快撤”，为此，他们探索研究“火炮多阵地机动战法”“火炮指挥信息系统联网”，一改“通信基本靠吼”“指挥基本靠走”的局面。在原成都军区组织的爱军精武大比武中，三连取得5个竞赛课目3项第一的佳绩。三连官兵未来得及歇口气，信息化的浪潮就扑面而来。上级刚把三连“快打快撤”的经验推广，基于体系的联合作战很快成为战争新样式。体系是什么？战位在哪里？处于联合作战末梢的三连官兵把联合作战军事理论作为必修课，抓住高原联合演习时机，把战术融入战法，进一步提升实战能力。今年外训，三连首次在新的领导指挥体制下开展联合作战基础训练。“3发急促射——放！”一发发炮弹如离弦之箭，直奔目标。（本版图片由红三连提供）勿忘这胜利背后浸透的血雨■蔡鹏程数年前，一位老红军在儿孙的陪同下回到长征故地。伫立于大渡河畔，老人激动不已，指着河水说是红色的。在场游人以异样的眼光打量着老人，有人问他的儿孙：“老人家是不是出现了幻觉？”随后，老红军掩面泣诉的话语令众人沉默：这河里流淌着战友们的血呀！冰心说：“成功的花，人们只惊慕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却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当我们以胜利者的姿态回望长征这座历史丰碑时，是否看到了这胜利背后浸透的血雨？是否还记得这支当时衣衫褴褛的队伍，在血雨腥风中付出了多大代价才突出重围？“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今天的学生，坐在窗明几净的教室里品读毛主席这大气磅礴的传世诗句时，也许会觉得长征是一件浪漫的事。想想也是，80年前的往事，怎能苛求涉世不深的孩子们有多深的感受！然而，对一个民族而言，辉煌背后的苦难不能忘记；对一支军队来说，胜利之前的锤炼不可忽视。战争是一种极为特殊的角逐，它不需要裁判，结果却绝对公正，它的规则如钢铁一般冰冷：实力决定胜败。今天的人们习惯用“英勇善战”来形容人民军队，但请别忘了：红军当年是打了败仗才被迫转移的，仅湘江一战，中央红军就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请别忘了：多少红军部队被敌人围剿浴血牺牲，多少红军将士倒在了雪山和草地，多少鲜活的生命掉入滔滔江河、滚落百丈悬崖……恩格斯说：“虽然民族热忱对战斗有巨大的意义，但是如果缺乏训练和组织而仅凭热忱，任何人都不能打胜仗。”的确，胜利从来不会从天而降，胜仗也绝不可能唾手可得，它来自于艰苦卓绝的锤炼。当年，红军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如今，人民军队何以制胜未来？答案不言自明——练兵备战。铭记历史，是为了昭示和开创未来。我们纪念长征，就是要从长征的历史中汲取精神营养，走好属于我们的新长征。对于共和国军人而言，有一条特殊的长征路——从练兵场到战场。在这条路上，我们不能有丝毫懈怠。美国名将巴顿有句名言：“一品脱的汗水可挽救一加仑的鲜血。”军人练兵备战是天经地义的事，在这个问题上无需讲太多的道理。因为每一位将士都应该明白，军人在练兵场流的每一滴汗，都是为了让亲人、同胞在战争来临之时少流血。一门改写历史的迫击炮■红三连指导员　张　琨在连队荣誉室正中央，摆放着一具没有瞄准具和左支架的迫击炮。每逢新兵下连、老兵退伍、重大纪念日等时机，连队官兵都会来到这里，领略这门炮的威武之姿，聆听它的传奇故事。日，在强渡大渡河战斗中，担负先头作战任务的第1团组成17人奋勇队，乘坐1条小木船向河对岸率先强渡。当17勇士强行登岸后，敌人的机枪像火舌一般向他们喷射而来，17个人被完全压制在滩头，无法前进。千钧一发之际，指挥战斗的团长杨得志急令炮兵连长赵章成开炮支援。手里只有一具“眼瞎腿缺”的迫击炮和3发炮弹的赵章成，靠着经验准确测量距离方位，3声炮响，3发炮弹在敌人桥头阵地开了花，完全打乱了敌反扑和阻击队形。17勇士顺势占领有利地形，跟进部队也顺利登岸，成功扭转了战局。跨过大渡河这道天险后，这门炮一直伴随红三连官兵南征北战，无论仗打到哪里，它的神威就发挥到哪里。和平时期，随着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改写历史的迫击炮虽然进入了连队荣誉室，但它承载的精神得到继承和发扬。2015年盛夏，三连首次上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进行实弹演习。面对陌生的地理环境、高寒缺氧等恶劣条件，三连官兵打出了优异成绩。在我们连队，无论是干部还是战士、新兵还是老兵，都能讲出这门改写历史的迫击炮的故事。李艳峰、张超整理两份战术史料凸显红军长征中科学的战略战术指导——运用之妙 存乎一心■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 提供红军长征途中，几十万国民党大军围追堵截，沿途还有无数道天然屏障阻隔困厄，令各路红军时刻处于险象环生的境地。但英勇的红军将士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以非凡的智慧和勇气，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创造出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一个又一个“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的经典战例，一次次击退追兵阻敌，突破重重包围。正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到的：“古人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个'妙’，我们叫做灵活性，这是聪明的指挥员的出产品”，科学的战略战术指导，灵活地运用战术原则，无疑是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有力保证。——编&者为了粉碎国民党军队围歼中央红军于川黔边境地区的企图，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迅速脱离敌军重兵压境的遵义地区，北上渡江。日，总司令部下达《野战军渡江作战计划》：“渡过赤水，夺取蓝田坝、大渡、江安之线的各渡河点……在尾追之敌紧追我后，而我渡赤水与渡长江发生极大困难，不能迅速渡河时，则应集结兵力突击尾追之敌，消灭其一部或多部……”随后，根据战场形势变化，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完成了长征中一次出奇制胜的精彩军事行动，以至于国民党追剿部队也不得不叹服红军“神机妙算，出进无常”。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后，在战略上形成了有利的新局势。日，红军将士以无坚不摧、战无不胜的革命精神强渡大渡河。1935年9月总司令部编制的《当前情况及战术摘要》中对渡河作战中灵活多变的排兵部署、渡河技巧和防御战术做了详细总结。上图4：《摘要》封面。上图5：《摘要》内页。上图6：《摘要》中关于“依漕渡或航渡之时”的战术示意图。长征心语■刘万平红军一渡赤水河渡口土城。红军二渡赤水河渡口太平渡。红军三渡赤水河渡口茅台渡口。红军四渡赤水河渡口二郎滩。长征途中，红军与国民党围追堵截之敌打过很多恶仗、险仗，其中不少成为出奇制胜的经典之战，至今在我军军史上闪耀着灿烂光芒。比如，遵义会议后的四渡赤水，就是中央红军长征中一次惊心动魄的精彩军事行动，毛泽东本人也视之为自己军事指挥生涯的“得意之作”。四渡赤水是一组环环相扣的战斗，从1935年1月中旬到4月初，中央红军在黔、川、滇边界的赤水河流域转战近3个月，灵活机动，迂回穿插，调虎离山，最终成功跳出了几十万敌军层层布设的包围圈。整组战斗跌宕起伏，险中取胜，将军事指挥艺术的创造力发挥到极致。“四渡赤水出奇兵”，是在出敌不意的运动战中让红军化险为夷，赢得主动。“奇兵”之为“奇”，离不开精心运筹，更要有一股子勇于创新的精神。红军四渡赤水，固然有为形势所迫的因素，但从主观上看，更体现出党和红军强烈的使命感和进取心。长征路上，党和红军虽然饱经磨难，但对中国革命、对民族命运始终充满了责任担当。面对强敌的重重包围，红军官兵一直在积极主动地寻找生机、寻求出路，由此演绎出一幕幕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争奇观。这种源于使命而勃勃进取、为了职责而不断创新的精神，今天依然弥足珍贵，值得传承弘扬。作为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我军肩负着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坚强力量保证的历史重任。在前行的征程中，以强烈的使命感、危机感作牵引，增强主动运筹、开拓创新的自觉性，对我们攻坚克难、闯关夺隘，推进改革强军无疑有着重要意义。今天的赤水河畔，草木茵茵，风景如画。当年的马蹄声、厮杀声已经远去，但红军“瞻之在前，忽而在后，空灵奇幻，如神龙在天，见其首而不能见尾”的灵活机动战术，却铸就了不朽传奇，留下了传世辉煌。如同四渡赤水一样，红军长征中出奇制胜的经典战例，其实无不是在实战中被强敌“逼”出来的，被残酷的战场环境“炼”出来的。这给我们以深刻启示：无论是军事理论创新，还是训法、战法创新，都要紧贴实战，紧盯未来战场，在真打实备中催生灵感、探寻胜道。练为看、练为演，只能练出花拳绣腿。多在实战背景下摔打磨砺，才能练就制胜本领。图片由《解放军画报》资料室提供。红军将士忆长征彭俊明手书“红军万岁”。“长征出发前，14岁的我被编入军部管理科。一路上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天上还时有敌机轰炸扫射，所以我们大多是白天休息，晚上行军，一个晚上往往要赶七八十里路。一次，敌机飞过后，贺龙和任弼时、肖克、关向应等10多人骑着马过来。贺龙看到我年纪小，便喊道：'彭小子，来，上我的马，带你一段路。’我回答道：'谢谢首长，管理科的战友们都在这儿，我要和他们在一起。’”“部队过金沙江时，我看到一头小灰骡子在江边徘徊，这头小骡子过江时不肯下水，便被遗弃了。我看着怪可惜的，灵机一动，将小骡子的牵绳绑在一头大骡子的尾巴上，大骡子就这样把小骡子带过了江。可这时主力部队都已经过江了。我正着急时，负责阻击敌人的红五师师长贺炳炎来了。贺师长一边大声叫道：'你这个小家伙，怎么还没有过去？’一边拉着我坐上他的牛皮筏子过了金沙江。”彭俊明，土家族，1922年2月出生，湖南省桑植县澧源镇人。1934年参加苏维埃政府儿童团，1935年参加桑植独立团，同年11月，彭俊明和父亲一起踏上了长征路，并于1936年10月，跟随贺龙领导的红二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1952年复员回到地方。本报记者&柳&军、通讯员肖卫君、赵&云摄影报道长征故地新景观会理，川滇两省交界的历史重镇。1935年5月，中央红军从皎平渡口巧渡金沙江进入四川会理，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了著名的会理会议，总结巩固了遵义会议成果，决定继续北上，强渡大渡河，会合红四方面军。红军在会理，足迹遍及31个乡镇，向广大群众宣传党的纲领和政治主张，也将红色火种播撒在这座历史名城。时光飞逝。会理人传承长征精神，艰苦奋斗，勤劳致富。如今的会理，气势磅礴的皎平渡大桥让金沙江天堑变通途，一个个现代化工业园区拔地而起。作为全国石榴生产第一县和全国粮食生产大县，以及川西南和滇北理想的经济走廊，会理已经成为川南一颗璀璨的“明珠”。李鑫钰、本报记者&王传顺摄影报道上图1：昔日会理城。（资料图）上图2：会理新貌。揭秘红军长征中感人至深的生死诀别情怀壮歌自辉煌■韩金强　左红波《长征之路》是著名画家沈尧伊历时一年精心创作完成的重要作品之一。此幅油画作品将长征中不同时间和空间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表现出红军长征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伟大精神。长征，是一首壮丽的悲歌，也是一首雄伟的凯歌。回顾长征中一幕幕感人至深的诀别画面，不禁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勇气和意志所震撼，不禁为红军将士的无私与伟大所深深感动。雪山无语，洒下多少离人泪；草地无言，铭记多少诀别痛！无数红军将士为了心中崇高信仰，为了伟大革命事业，与骨肉至亲、生死兄弟毅然诀别，向死而生、踏泪前行的悲壮抉择，不论过去多少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不能丢掉红军将士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的勇气，就必须让长征中形成的红色基因接续传承、永不断代，让我们这支军队永葆红军本色、奋勇前行！——编&者&1三别慈母1934年，刘湘围攻川陕苏区。红军撤离时，红军战士李中权的9个家人，因恶霸的报复被迫全部跟着红军长征。李中权虽然与母亲同在长征队伍中，但只有过3次短暂的相见。三别母亲，最终阴阳相隔，令李中权抱憾终生。第一次见面是在1934年春天，李中权在通江遇见母亲，当时两人都已经知道李中权父亲的死讯，但都在向对方隐瞒。由于身有任务，李中权匆匆离开了母亲。第二次见面是在1936年3月，李中权在宝兴县意外遇到母亲。母亲拉着他的手，高兴地顾不上回答他的问话，目不转睛地瞧着他，好像永远看不够似的。李中权看着才40多岁就已生出许多白发的母亲，热泪盈眶，找来傅连暲医生给母亲看病。一家人彻夜长谈，为了牺牲的家人抱头痛哭。第二天一早，队伍就要出发了，李中权又一次匆匆和母亲告别，母亲叮嘱他：“孩子，你放心地走吧！不要惦记我们，你要爱惜自己，好好活着！”第三次见面是在1936年5月，李中权当时任大金川独立第二师政委。他带一个排到东边红一团检查工作，路上，在丹巴东边遇见了母亲，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李中权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形：“母亲面容极度憔悴，神情忧郁，只是呆呆地望着我，似乎累得已经不能开口了。”李中权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形：“看着坐在眼前的母亲，我真不忍心再让她这样走下去了！可眼下部队都已分批北上，我无法把母亲妥善安置下来，也无法为母亲提供更多的帮助。但我知道，再往前走就是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地，身患重病的母亲还能走过去吗？想到这些，我的心简直要碎了。我望着母亲，心里暗想：这可能是我与母亲的最后一次相见了，一定要好好看看我的母亲……“这时，通信员提醒我说：'政委，我们的队伍已经走远了。’我看着已经远去的队伍，想到就要与母亲分别了，心如刀绞。我对母亲说：'娘，你还是在这里养养身子再走吧。’母亲听后无力地摇摇头，什么也没说。这时，通信员看看我，说：'政委，要不就把我留下来照顾大娘吧！’通信员的话真让我有些动心了。“没想到母亲却坚定的说：'不成，队伍上的红军一个也不能少！我两年都坚持下来了，还愁走不到陕北？’这时，通信员再次提醒我说：'政委，队伍都走远了。’母亲也用颤抖的声音催促我说：'孩子，你们快走吧，别误了队伍上的大事呀。’我很想为母亲再留点什么，但摸摸口袋，盐巴、银元都没有了，便在无奈之中取出公文纸，给后续部队的一个政委写了便条，请帮助照顾一下我的母亲，然后把这张便条交给了母亲。我向母亲辞行时，母亲双眼满含泪水凝望着我，什么话也没有说。我望着远去的队伍，牵过战马，把它交给了中柏弟弟，留给母亲乘坐。”李中权的母亲后来在过草地时去世了。多年以后，当李中权知道母亲去世的具体情况后，他含泪写下一段话纪念母亲：“我亲爱的母亲，儿时时刻刻都在怀念您，此种心情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娘呀，你同父亲一样，是生得苦，死得苦；但父母长征途中生得光荣，死得伟大！这种精神是能够荣传万代，光照千秋的！我亲爱的母亲你安息吧！”2不幸而又伟大的母亲们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曾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这样写道：“毛（泽东）的另一个孩子是个男孩，一九三二年出生于瑞金，名叫小毛，长征时也留下了。一九三三年贺子珍又早产了一个男孩，是由傅连暲大夫接生的。但是这个孩子没有成活。长征时贺子珍在西行途中，又怀孕了。”英国作家李爱德和马普安，曾专门去寻找贺子珍留在长征路上孩子的下落，并在《两个人的长征》中详细记下了找寻的全过程，但是最终只能写道：“这个谜至今仍未解开”。长征胜利多年以后，贺子珍曾哀伤地回忆：“长征路上生的这个女孩子，我连看都没看清楚她长什么样子，也说不清楚具体是在什么地方，送给了什么人家。我也无法知道她今天的死活。”在长征途中，曾玉是另一个在战火中生下孩子的女红军。曾玉是红五军团参谋长周子昆的妻子，本来不在长征的名单中。但她实在舍不得离开红军，舍不得离开自己的丈夫。竟然挺着7个月大的肚子，悄悄跟在队伍后面一路走了下来，成了名副其实的编外成员。因为是“编外”，曾玉没有口粮和装备，只能凭着一名战士坚强的毅力，和战友们对她的接济苦苦支撑。部队在翻越老山界时，正遇追兵迫近，曾玉肚子疼得厉害，马上就要生了。董必武找来担架抬着她走，可没走多远，抬担架的民夫在遭到敌人袭击时放下担架跑了。曾玉只好骑上钱希均找来的马，颠簸中，鲜红的血顺着她的腿流下来，把马鞍上垫着的被子都湿透了。追兵越来越近，女红军们只好把她从马上扶下来，搀着她走。可是经过一路颠簸和惊吓，曾玉怎么也走不动了。大家架着曾玉一步一个血印朝前走，想找一个稍微安静和安全点的地方把孩子生下来。但莽莽山林中，不见一户人家。几个女红军只好找来一把枯草，把曾玉围起来。孩子就出生在了这把枯草上。这是红军长征途中的第一个婴儿，可还没等她睁开眼睛，母亲就只能把她留在出生的地方，期待能有人收养……孩子的哭声还在继续，女红军们只能架起欲哭无泪的曾玉继续赶路。因为，这位年轻的女人不仅是母亲，更是一位战士，纵然有千般不舍，也只能含泪前进！1936年，红四方面军第3次过草地时，妇女干部李金莲就要生了，草地一望无垠，妇女部的工作人员只好在距离大部队行军道旁不远的地方围成一个圈，李金莲就在这个圈中生下了孩子。孩子生下后，大家你扯一块衣襟、他凑一块布，勉强把孩子包裹起来，走出了草地。在甘肃峨州时，政治部主任傅钟代表组织劝李金莲：“战争环境带小孩很不方便。为了行军、作战，组织上希望你把孩子送给老百姓吧。”李金莲作为一个年轻的母亲，经过了多么大的痛苦，才生下孩子，面对自己的亲骨肉，她如何能舍得把他送人。但作为一名红军战士，她别无选择，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只好含泪把孩子送给当地的老乡。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把心头肉舍掉的那种痛，比流血割肉更要疼上百倍！3生死诀别中的真挚爱情1934年9月，红军为了做好战略转移准备，开始拟定随军行动人员名单。想要随红军主力一起行动的女红军，必须先经过体检关。和董必武结婚才两年的陈碧英，对丈夫的感情很深，压根没有想过自己会被留下来，然而，由于她的身体条件不达标，且有孕在身，组织上决定让她留下来。陈碧英如何舍得与丈夫分离，哭着央求董必武去帮她求情，让她一起参加长征。董必武没有答应陈碧英的请求，劝她接受组织的安排。可在两人告别时，董必武又是那样依依不舍。陈碧英眼泪汪汪，手帕湿了又干、干了又湿。董必武实在忍不住了，狠狠心坚决把她劝了回去。临别时，陈碧英把系在腰间的小手电筒解下来，送给董必武，哽咽着说：“你年纪大了，晚上走夜路多留心呀！”陈碧英从此下落不明。对于董必武与陈碧英，这一别，就是一生。董必武把爱妻临别时送给他的手电筒视若珍宝，一直带着它走完长征。不难想象，在董必武的心头，有多少对妻子的愧疚，有多少对妻子的思念。但是，为了党的事业，他只有独自忍受思念的痛苦，在革命的路上奋勇前进。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为了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和打通国际通道，中央决定组建西路军，西渡黄河向河西走廊进军。吴仲廉随丈夫曾日三调入红9军，任军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已经怀有8个月身孕的吴仲廉，不久后在张掖西北的临泽县生下了一个男孩。此时，曾日三对嗷嗷待哺的孩子和虚弱的妻子根本无暇照顾。日，在康龙寺南石窝附近，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被迫决定：将现有兵力和人员分为左、右两个支队进行游击活动，等待与党中央派出的援西军会合。李先念和李卓然率领的左支队向西行进了几天后，为便于主力机动，决定成立一支干部支队，由毕战云任队长，曾日三任政委，与主力分开行动。吴仲廉也在这支队伍中。干部支队离开主力后，多次与敌人遭遇。一天傍晚，当他们到达北川门时，马家军骑兵像海啸一样汹涌袭来。为了掩护伤病员和妇女突围，政委曾日三亲自担任火力掩护。因寡不敌众，部队陷入敌人的紧密包围之中。敌人凶狠地嚎叫着：“当官的出来，否则统统杀掉！”曾日三挺身而出，他一边高呼“红军万岁”,一边拉响了身上最后一颗手榴弹。目睹丈夫壮烈牺牲,吴仲廉心如刀绞。被敌人俘虏后,她仍然坚持斗争。直到抗战爆发后,才被周恩来、叶剑英等领导人从南京晓庄“反省院”营救出狱。“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长征中的爱情，无时无刻不面临着生死考验，有时候一转身就是永别……4岂曰无衣，与子同袍1934年10月，红军开始进行战略转移。为了隐蔽，一般都是在黄昏或下半夜出发，队伍在黑暗的笼罩下悄悄地离开驻地。临行前，徐特立去看望瞿秋白。瞿秋白把自己的马换给了徐老，并让自己身强力壮的马夫跟着徐老踏上了长征路，自己支撑着瘦弱的病体看着朝夕相处的战友远去。瞿秋白被捕后，临刑前镇定自若，唱着《国际歌》走向刑场。林伯渠与何叔衡在梅坑依依惜别。何叔衡为林伯渠践行，对酒畅饮，彻夜长谈。分别时，何叔衡脱下自己的毛衣，赠给即将远行的战友。林伯渠怀着沉重的心情，写下了惜别诗《别梅坑》：“去留心绪都嫌重， 风雨荒鸡盼早鸣。赠我绨袍无限意，殷勤握手别梅坑。”何叔衡后来被敌人包围，发誓说：“我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最终英勇就义。叶剑英长征离开于都时，刘伯坚为他践行，两位战友对酒畅叙，诉说衷肠，心情非常沉痛。后来刘伯坚被捕，在移囚时，他拖着沉重的脚镣，气宇轩昂地走过大街，写下了壮烈诗篇《带镣行》：“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市人争瞩目，我心无愧怍。带镣长街行，镣声何铿锵。市人皆惊讶，我心自安详。”就在《中央日报》登出这首诗的当天，刘伯坚倒在了刑场的血泊之中。叶剑英知道后赋诗一首，怀念这位战友：“红军抗日事长征，夜渡于都溅溅鸣。梁上伯坚来击筑，荆卿豪气渐离情。”长征途中，红军倒下的战友更多，甚至可能每走一步，就是诀别。《西陲血路》里记载了老红军赵连成过草地时，一路照顾他的班长离开他的情景：“……天黑了，就在这棵大树下，平了一块地方，铺上些树叶子，准备睡觉。班长在黑暗中说：'明天我起来做饭，路难走，你多休息一会吧。’“雨停后，天快亮了，我悄悄地爬起来，想给班长煮点牛皮汤喝。“汤煮好后，盛在碗里，我端着去喊他。一连几声，他都没有答应。我心跳加快，掀开被单一看，他眼睁得大大的，全身僵硬了……”1936年2月，红四方面军开始执行张国焘制定的《康（定）、道（孚）、炉（霍）战役计划》。当时，情况十分严峻，敌人的前卫部队正和红四方面军担任掩护的部队激烈交火，主力部队只有翻越夹金山进入康定、道孚、炉霍地区才能摆脱强敌的追击。在夹金山脚下，1000多名红军伤病员被留在了那里。而5000多米高的夹金山，积雪过膝，即便是身体强壮的战士也难以承受，把1000多名在百丈关、天全一带战斗中负伤的伤员抬上去，无异于将他们直接送进鬼门关，而且必然会有更多的红军战士陪着他们死去。老红军何福圣回忆道：“红军指战员都明白：这是必然的选择……已经开始登山的红军战士不忍离去，回头注视着山脚下密密麻麻或躺或卧的一大片伤员，那是他们亲密无间的同志、生死与共的好战友啊！数万名军人的哭声惊天动地，震撼着冰雪覆盖的夹金山……那是我何福圣今生今世也永远忘不掉的场面！”贺子珍含泪托孤■吴东峰毛泽东夫人贺子珍在长征途中没有与他一道行军。当时红军规定极严，夫妇不能在一起。参加长征的红一方面军中有三十名妇女干部。红四方面军则有两千名妇女，还组成一个妇女独立团，该团在长征中曾经历了一些殊死的战斗。贺子珍由于怀孕，便与大多数妇女一起被分配在休养连。她只有在周末或在驻军休整的几天里才能与毛泽东见面，而这种休整在长征初期是极少的。他们可能比别的夫妇见面机会略多一些，但也多不了多少。若遇丈夫有病，妻子需要照顾丈夫，则可以例外。除此之外，这一规定在长征中从来没有改变过。刚过赤水河后的一天晚上九时，在傅连暲医生的看护下，贺子珍生下一个女孩，这是她生的第四个孩子。当时国民党军正在追赶红军，毛泽东和红军总部凌晨四时就要撤离，因此无法作出照料婴儿的适当安排，也不可能把孩子带着一起长征。孩子生下来几小时后就从贺子珍那里抱走，也没来得及给孩子起个名字，只用一块黑布把孩子裹着，连同一二十块银元托付给一对农民夫妇抚养。以后再也没有打听到那个女孩的下落。上图1：1931年，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康克清（左一）、贺子珍（右一）等女红军的合影。上图2：李中权（右一）与走完长征的家人们合影。上图3：沈泽民与张琴秋的新婚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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