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厉害的人这样做笔记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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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对党的意义的认识
你见过有几个人是真心入党的?(除了老一辈干革命的)现在入党要么是为了前途。有一哥们在招聘时问一大学生,要么是为了钱途!你认识了吗:你还是党员啊。
哈哈哈?真心话?(很平常的一句话)那学生战战兢兢的回答:是的,现在党员也有好人的,多逗啊,不许装党的意义就是当!上当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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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端正入党动机
1、树立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的坚定信念;2、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3、在工作学习生活等各方面起模范带头作用。
二、自觉接受党组织的培养、教育和考察
1、主动向党组织汇报思想、工作、学习情况;2、积极参加党组织安排的活动;3、努力完成党组织分配的任务;4、认真参加党组织的培训;5、自觉接受党组织的考察
三、努力学习实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1、坚持不懈的学习、再学习;2、坚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3、自觉坚持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4、在学习工组中创造一流业绩;5、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和革命气节
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坚持从严治党的方针,首先要把好入口关,严格按照'坚持标准、保证质量、改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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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干部学习课件:十八大党章修改的重要意义和主要特点
10:39:19&&&作者:mayaru&&&点击:
中央有关部门在答新华社记者问的时候明确做了回答,是这样的一个提法,说是把党的十八大报告确立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的战略思想写进党章,包括把党的建设成熟鲜活的经验通过总结写进党章,使党章跟党的十八大报告的精神、内容和要求能够做到有机的衔接,这是修改党章的一个基本的考虑。
干部学习课件:十八大党章修改的重要意义和主要特点
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
尊敬的各位党员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一起交流新党章修改的一些问题。今天我们先交流第一讲,十八大党章修改的重要意义和主要特点。
这里边主要是围绕这两个问题展开做一点交流。第一个问题,从党章地位和作用来看党章修改的重要意义。第二个问题,十八大党章修改的主要特点。
一、从党章地位和作用看党章修改的意义
首先,我们来交流第一个问题,关于党章地位和作用,从党章地位和作用来看党章修改的意义。党章在我党的建设当中有什么样的地位和作用呢?这是我们党员学习遵守贯彻维护党章的一个基础和前提。刚刚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要求,全体党员和领导干部要学习党章,贯彻党章,要想学习党章,贯彻党章,首先就需要了解党章在我党的建设当中的地位和作用,我党这些年来,基本上对这样的问题有一个共识,就是从四个方面对这个问题形成一些基本共识和思考。
首先第一个方面,党章是我党的政治纲领和党员、党的各级组织,党员领导干部行为规范的集中体现和反映。大家如果翻开党的章程就会发现:党章在内容和体例上,它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关于党章总纲的内容,总纲规定哪些内容呢?主要是包括党的性质、党的指导思想、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以及现阶段我们党在内政和外交等方面的主要政策,这是我党的政治纲领或者说是政治方向、政治原则,这样的一些规定。
党章除了这个部分内容以外,还有条文部分,条文一共是十一章五十三条,是对我党的建设的十一个方面做出了总规定和要求,这些规定恰恰是对党员、党员领导干部以及党的各级组织在党内生活当中,它的行为规范的要求,因此党章在我党的建设当中,它这两个部分比较全面,既有政治纲领,又有行为规范的规定和要求,这是党章的一个特点、一个地位和作用。
第二个方面,党章
以及我们从中感悟出我们需要把握的一些基本的问题,这个对我们党员增强党章意识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接下来,第二个问题,我就跟大家交流一下,十八大保障修改的主要特点。
这次党章的修改它是在现行党章1982年党章的基础上进行修订的,在准确一点讲,现行党章是1982年党章,1982年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的章程,后来经历了五次修改,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大,经历了五次修改,然后这一次十八大修改是在这五次修改的前提和基础之上做了进一步的修改和补充、完善。现行党章的情况是这样的,它的章节和体例和框架,特别是条文部分,基本上保留了1982年党章的框架、体例和每一个章节的标题。
现行党章是在全面总结我党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以及党的组织和党员队伍的实际情况制定的,总体上是适应指导党的建设和党的工作的需要,这是这次党章修改的一个总体判断。因此在这个总体判断前提下,这次党章的修改体现了这么几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就是党章修改遵循的原则,这个原则保留了过去长期以来党章修改的原则,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一直坚持下来,这个原则有这么几句话,这是中央的一个概括和总结,第一句话叫总体上保持稳定,只修改必须改的。第二句话,只做适当的修改,不做大改。总体上是适应的,因此就局部的做适当修改,不会做大调整和改动,这是第二句话。第三句话,可改可不改,坚持不改的原则,这是第三句话。
现行党章一共是十一章,它的基本框架没有变动,主要内容没有更多的变化,这些年有一些变化和调整,但是从主体来讲,没有更多的变化,因此坚持可改可不改就不改的原则,有的同志也是有些困惑,说什么叫只修改必须改?判断的标准是什么?
这次党章修改里边就明确地讲了,特别是昨天我们中央有关部门在回答新华社记者提问的时候明确地讲了,只修改在党内已经形成共识的那些内容,有些内容大家觉得有一些意见,一些修改的建议,但是党内没有形成共识,这次也没有改,所以我理解,只修改必须改的,凡是在党内已经形成共识的是比较改的,不然的话可能就是不是必须改的,这是党章修改的原则。把握这个原则对于我们来学习党章原文,包括理解党章哪些保留没动,哪些发生变化,做了调整和修改是非常有帮助的,这是一点。
第二点,党章修改的基本考虑,为什么党的十八大要对党章做出适当的修改呢?它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中央有关部门在答新华社记者问的时候明确做了回答,是这样的一个提法,说是把党的十八大报告确立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的战略思想写进党章,包括把党的建设成熟鲜活的经验通过总结写进党章,使党章跟党的十八大报告的精神、内容和要求能够做到有机的衔接,这是修改党章的一个基本的考虑。
当然这样讲,实现党章修改与通过党章的修改,使党章的内容跟十八大报告的内容有机地衔接,并不是说党的代表大会报告里面的一些要求、提法,一些新举措都要在党章里边进行衔接,什么能衔接,什么不能衔接,一方面要看内容本身的重要性以及它的党内是否形成共识,如果说相对来讲党内没有形成共识或者说有些内容没有必要在党章里边写,在党的代表大会报告里边去阐述就可以了,可能在党章里边也没有一一地进行衔接,当然也有一些内容,报告里边提出来了,甚至是一些新的一些亮点,一些新的一些提法和要求,泛论社会各界的关切,这些内容由于刚刚提出来,还在党内没有形成更多的共识,或者说它本身就需要一个实践的过程来检验,将来条件时机成熟的时候再写进来也不迟,所以有些内容也没有在党章里边体现,这部分跟十八大报告也没有全部地进行衔接。
我举一个例子,十八大报告这一次有一个很重要的亮点,也是反映了时代的需求,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概括、提炼。这个核心价值观第一次从三个层面上做了24个字的表述和概括,这就是: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这样一些理念;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理念;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好的理念,这些内容我们体会,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以及道德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观问题第一次做了回应,体现了时代的需求,也是社会所盼,人民所想,非常好,但是这个事情本身刚刚提炼出来,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些内容是否还有待于完善,怎么来思考这些内容?在党内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和过程,所以这次党章修改里边并没有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报告里边的这么一个重要的内容和亮点直接写进党的章程并没有,这个也是过去党章修改的一贯的手法,一个基本的习惯。
这个事跟过去基本的一个写法和习惯。我举一个例子,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里边第一次正式地提出我们要“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里边正式出去,但是当年党章修改的时候,我们只做了个别的修改,只是把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的总纲部分,然后在条文部分修改了要求党员要学习邓小平理论,领导干部要学习邓小平理论就是做了这样一个个别的修改,因此再加上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个事刚刚提出来,它在党内形成更多的共识,认为这个提法,包括它的理论和实践,比较成熟比较稳妥,还需要一个时间的过程,所以当年就没有写进十五大党章,包括后来五年之后的十六大党章修改也没有写进来。
一直到十年之后,2007年党的十七大党章修改才第一次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党章,这个也是经历了一个过程。党的代表大会报告的提法跟我们党章的有些内容的衔接,报告在先,党章在后,也有一些内容同步衔接了,有些内容有先后顺序的一个时间的过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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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遵义会议8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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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遵义会议80周年。对遵义会议的历史地位,中共中央在1945年的历史问题决议中有明确的论断:它“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在1981年的历史问题决议中又指出:“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任何重要历史事件都必须把它放在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来考察,才能真正理解它的意义。既然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的转折点,就要用长时段的眼光,从中国共产党整个历史发展进程来考察,对遵义会议以前和以后党的状况进行比较,看发生了怎样的根本性变化,才能更清晰更深刻地认识这次会议的历史地位。
  分歧的实质
  亲身经历过这场巨大变化的陆定一同志,在遵义会议9年后说过一段没有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话:“它在党史上是个很重要的关键,在内战时期党内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一条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的路线。遵义会议是由错误路线转变到正确路线的关头。”他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指出:“不了解当时的情况,很难了解这个决议。”
  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那时共产国际刚刚解散,他的话还不便说得更明白。其实,他所说的“两条路线”是两种指导思想:前者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决定神圣化,一切听从它的指挥,在十年内战时期表现为“左”的机会主义错误,王明和早期的博古是它的主要代表;后者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坚持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去夺取胜利,毛泽东同志是它的主要代表。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指导思想。遵义会议前,前者在中共中央占有优势;遵义会议后,后者在中共中央取得了优势地位。这个变化可以称得上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转折点,与党和国家命运的关系太大了;而取得这个变化,实在极不容易。
  为什么会出现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现象,而且长时间在中共中央居于统治地位?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当时还处在不成熟的幼年时期,也缘于中国革命的极端复杂性和极端曲折性。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时起就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作为指导思想,从而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但正如列宁在1919年11月向东方的共产主义者所指出的那样:“你们面临着全世界共产党人所没有遇到过的一个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共产主义的一般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这是一个困难而特殊的任务,但又是一个能收到卓著成效的任务”。而这个任务只能在实践中经过反复探索才能完成。在开始时,很多人容易无视本国的特点,把书本上的东西当作教条加以绝对化。
  再说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关系。这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相当复杂的问题,需要进行具体分析。周恩来同志说过:“毛泽东同志说,它是两头好,中间差。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这是一个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论断。
  “两头好”,包括它的早期。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共产国际都起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对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共产国际的这种帮助十分重要,但确实也有一些问题。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了解太少,派到中国来指导工作的代表很多并不高明,大革命的失败同他们指导中的错误有重大关系。
  “中间差”,主要是指土地革命时期我们党内三次“左”倾错误都同共产国际有关。第一次“左”倾错误集中体现在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中,认为“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向全党提出“创造总暴动的局面”的任务。这个决议案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指导下起草的。第二次“左”倾错误(就是“立三路线”)也直接受到共产国际十次全会大力开展反右倾斗争和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四封指示信的影响。指示信说:“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底时期。”“现在已经可以开始、而且应当开始准备群众去用革命方法推翻地主资产阶级底联盟,去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专政。”当然,共产国际在这段时间里也不是一无是处,如中共六大在共产国际指导下指明的中国革命性质、形势和策略方针是基本正确的。由于中国共产党当时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对它不仅有巨大的思想影响,而且有严格的组织约束,重大问题必须执行它的指示并经过它批准,要突破和改变这种格局极为不易。
  为什么尽管“左”的错误多次在中共中央居于支配地位,但中国内部仍能出现并发展起一批从中国实际出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成功范例?那是因为不少在第一线做实际工作的领导人在实践摸索中积累起新的经验和认识,逐渐明白:只有这样做才能生存和发展,否则只有走向灭亡。而当时中共中央一直留在中心城市上海,工作重心放在城市工作方面,同根据地的通信联系十分不便,因而干预比较少。
  这样就逐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内两种不同指导思想之间的根本分歧。
  矛盾的激化
  从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起,“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取得统治地位。在推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方面,比起前两次严重得多,所造成的危害要大得多,时间也长达4年之久。
  刚从苏联回国不久、缺乏实际革命经验、只会搬用那些书本教条来吓唬人、主观主义地发号施令的王明等人,得到共产国际代表和远东局更大的支持,成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他们自称“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提出要“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把不顾敌我力量对比实际情况的“进攻路线”称为“国际路线”,极端夸大革命力量,把反动统治势力看得不堪一击,认为革命和反革命之间已到了决战阶段;而把坚持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趋利避害、灵活机动从而取得一系列反“围剿”战争胜利的正确主张斥为怠工、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有系统地向全国各地派遣中央代表、中央代表机关或新的领导干部,来贯彻他们的“反右倾”斗争。
  1933年初,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由于在城市工作中遭到严重失败,被迫迁入中央苏区,直接把持了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一切大权。这是以往不曾有过的。他们在反对“罗明路线”的口号下,严厉打击、排斥以至惩办从实际情况出发、坚持根据地历来实行的正确主张的各方面领导人。毛泽东同志被剥夺党、政、军各方面的领导权,处于“靠边站”的地位。由临时中央召集的六届五中全会是第三次“左”倾错误发展的顶点。会议盲目地判断“中国的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说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说这一斗争将决定中国的“革命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在军事上,共产国际远东局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把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经验和从苏联军事学校学来的条条硬搬到中国来,反对游击战,硬打阵地战,同强大的敌人死拼。这种“左”倾错误气焰之高、打击异己手段之狠,在党以往的历史上不曾有过。尽管党和红军中一些领导人仍提出不同意见,但并不能扭转和改变这种状况。最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
  这是中国共产党继大革命失败后一次最重大的失败,使党和红军面临极端严重的危机。但长征开始时,党和红军的领导权仍掌握在“左”倾教条主义者手中。他们不顾周围的实际情况,采取直线式行军,又导致抢渡湘江时的惨重损失。进入贵州时,红军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如果再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党和红军必将被完全断送。事实是最好的教员。矛盾的激化也表明,长期存在的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党和红军中大多数人在惨痛的事实教育下,认识到再也不能照那条错路继续走下去。这时,同共产国际联系的电台已在过湘江时被敌机炸毁。遵义会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召开的。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完全独立自主地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历史性决断的会议。
  历史的转折
  遵义会议直接解决的是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这是当时具有决定意义而又有可能解决的问题,但它的意义并不限于这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反映的是两种指导思想、两种方法论的根本对立。陆定一同志在1944年讲解遵义会议决议时说:“军事问题的讨论是放在第一位。但会议的本质是反机会主义的开始。”他举例说:“过去估计敌我力量都不是从实际出发,如说国民党已经崩溃了,帝国主义就要垮台”“我们要学习毛主席,在工作中从实际出发”。毛泽东同志1963年同外宾谈话时更明确地说道:“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者说苏联一切都对,不把苏联的经验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次会议解决了中国共产党面对的一个根本问题:究竟一切按共产国际和“左”倾教条主义的指挥行事,还是独立自主地从中国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会后,党和红军立刻呈现全新的面貌,显示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四渡赤水,直入云南,抢渡金沙江和大渡河,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又摆脱新发生的内部危机,挥师北上,到达陕北,取得长征的胜利。
  当时担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同志回忆道:“遵义会议以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人。我军一动,敌又须重摆阵势,因而我军得以从容休息,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待敌部署就绪,我们却又打到别处去了。弄得敌人扑朔迷离,到处挨打,疲于奔命。这些情况和‘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相对照,全军指战员更深刻地认识到:毛主席的正确的路线,和高度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艺术,是使我军立于不败之地的唯一保证。”
  为什么同样是这支中央红军,在长征初期处处被动挨打,造成重大损失,而在遵义会议后便有如生龙活虎,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发生这样令人耳目一新的变化,原因便在于从教条主义的僵硬束缚下解放出来,独立自主地坚持从实际出发,敢于大胆地灵活地采取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决断和行动,冲破万难,终于闯出一条新路来。
  新传统的形成
  当然,不可能在一次会议上解决所有问题,特别是全党还来不及从思想根源上深入总结造成以往种种错误的教训。这需要有一个过程。但只要将遵义会议以前和以后对比一下,就会清楚地看到:中国共产党从指导思想到实际工作由什么占主导地位确实已起了根本变化,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这以后,又经过瓦窑堡会议、抗日战争爆发、六届六中全会、全党整风到党的七大。现在,很多人对那次整风运动的真实情况和深远意义了解太少,有的还存在误解或曲解,把某些支流说成主流。其实,那次整风运动最集中的内容不是别的,就是反对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要求尊重客观实际,把“实事求是”放在最突出的地位。它的方法是要求各级干部结合以往自己和党的实际工作经历中的成败得失进行总结,看清楚只有当主观符合客观时才能取得成功,如果只凭主观行事而违背客观实际就会碰钉子或导致失败。这自然比一般空泛的议论有效得多。陈云同志在1943年系统地读了毛泽东同志起草的全部文件、电报后说:“感到里面贯穿着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实事求是。”整风运动的最大成果是什么?就是使这种观念从此在中国共产党内深入人心。这是它最重要的意义所在。这是又一次思想大解放。不了解这一点,就不可能真正懂得这次整风运动。接着,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扩大会议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刘少奇同志在七大所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说:“这些理论与政策,完全是马克思主义,又完全是中国的。”这个极端重要的结论得来不易。它是中国共产党成熟的表现,又是从遵义会议起顺流而下、水到渠成的结果。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观念,就这样一步一步地深深镌刻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心中,成为党内公认的正路,形成全党新的传统。以后,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时期,它成为一种无形的衡量是非的行为准则。人们有时对事情会有各种不同看法,但最终只能以是否符合这些准则来判断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这是一份极端宝贵的精神遗产。尽管以后历史发展中还经历过种种困难和曲折,但如果没有遵义会议开始的这个根本变化和它产生的深远影响,就很难想象中国共产党能领导全国人民在此后几十年岁月里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
  正因为这样,遵义会议才称得上第一次历史决议所说的“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称得上第二次历史决议所说的“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说:“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也是对遵义会议前后这段历史作出的最好的结论。
  (作者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
  《 人民日报 》( 日 07 版)
(责编:刘军涛、文松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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