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重庆市历任市长简介
民国时期重庆市历任市长简介
重庆的市政组织，渊源于20世纪20年代初，1921年7月，刘湘在重庆就任四川各路军总司令兼四川省省长，11月令设重庆商埠督办处，由川军第二军军长杨森兼任督办，此即重庆市政的萌芽。但重庆真正有市的组织和“市长”的称呼，则始于1927年，迄今已有80年的历史了。从首任重庆市市长潘文华起，80年的风风雨雨中，作为重庆最高行政长官的市长(含文革时期的革委会主任)，已更换了25人，其中解放前9人，解放后16人。
1、第一任重庆市市长潘文华:抗日爱国名将潘文华 ()
国民党高级将领、二级陆军上将。字仲三，日出生于四川省仁寿县龙泉山脉二峨山下一贫苦塾师人家。六岁丧母，继后父亲又被疾病夺去了生命。1900年只身来到省城成都，先当学徒，尔后从军。他以一种超人的吃苦精神，练就一身硬功夫，枪法剑术，擒拿格斗，上房越脊，都在全协名列前茅，人称“潘鹞子”。不久，被推荐免试进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与刘湘、杨森、唐式遵、王缵绪等同窗共学，参加了反清秘密团体。结业后随新军第33协入藏作战。
1909年，川边巴塘发生叛乱。潘文华随新军第33协入藏，任副排长，在巴塘一带作战，生擒头人哈巴龙，升为排长，继任连长。1911年，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西藏，他与郭元珍等同盟会员率部响应起义。失败后，回川在川军第三师任营长，1918年1月任北洋政府陆军第22师43旅86团团长，1919年12月任川军第7师独立旅旅长，1920年任川军第2军2旅旅长，1920年任川军第2军4师师长，1923年任川东清乡司令，同年11月任北京政府陆军第33师师长，日，授将军府植威将军。1926年7月兼任重庆商埠督办公署督办。10月，他随刘湘响应广州国民政府北伐，第2军被改为国民革命军21军，任国民革命军第21军2师师长兼5旅旅长，后任第21军教导师师长。在军阀混战中，一直跟随刘湘，几乎无役不从，在有名的“下川东之战”、“二刘大战”中，为刘湘打败对手杨森、刘文辉立下了汗马功劳，成为刘湘集团高级核心人物。
1927年11月改重庆商埠督办为重庆市政厅，潘文华也由督办改为市长，是重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任市长。1934年曾经兼任四川剿匪军预备军总指挥，1935年1月兼任四川剿匪军南路总指挥，参加围剿长征红军。1935年7月辞重庆市市长职。在任商埠公署督办和市长八年，大力进行市政建设，把通远门外及上清寺一带的乱坟荒地开辟为新市区，面积等于旧市区的1倍以上;并修建了七星岗、两路口、上清寺之间的公路;成立自来水公司;成立重庆市电力公司，购置大型发电机，在大溪沟建厂发电，还顺应了民众的要求，向日本领事馆提出:如不交出日租界，政府无力保护日本人生命财产，迫使日方交还了王家沱日租界;开办重庆大学，对重庆的建设颇有作为，为重庆人民办了不少好事。
抗战爆发后，潘文华毅然率部出川抗日，1935年10月任第23军军长。日叙任陆军中将。1937年8月任第2预备军第2纵队副司令兼第23军军长，10月任第25军团军团长，参加著名的广德、泗安战役，他亲临前线指挥，给不可一世的日军以沉重打击。周恩来曾评价:“广泗一战，举世震惊。”
此后集军政大权于一身，1938年1月任第28集团军总司令，并兼任川康绥靖公署副主任，1939年3月兼任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日加上将衔，1941年8月兼任第56军军长，1944年冬秘密参加民盟，1946年任川黔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1948年8月任华中剿匪总部副总司令，后任重庆行营副主任，1949年4月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等职。日，在彭县率部起义，避免了一场大的战役，促成了川康和平解放。1950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潘文华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日在成都病逝。
2、张必果:少有作为的“守成市长”在中国历史上，凡谈到前任制定法规制度后任只是消极地继续前任工作而少有作为的时候，人们大都会说到中国汉代的“萧规曹随”。在近代重庆历史上，也有这样一位“守成”市长，他就是重庆建市以来的第二任市长张必果。张必果因在位时间短，相关的档案资料留存下来的有关他的东西太少太少，不仅让我们对其在任时的工作情况难以了解，就是对他的个人生平简历也只有一个简单的概括，仅有的只鳞片甲，再加上人们的推断预测，我们在点评重庆第二任市长张必果时，姑且冠之以“守成市长”，应该是比较恰当的。
张必果，原名张梓芳，字必果。四川邻水人，早年留学日本明治大学。回国后曾任《北京晨报》主笔、刘湘驻京代表、蒙藏委员会委员、四川善后督办公署秘书长等职。1935年7月任重庆市长，日在成都病逝。
3、李宏锟&&国民党陆军中将。字剑鸣，四川三台县人，生于1889年。早年毕业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历任四川边防军旅长、师长，国民革命军第22军师长、21军副司令，成都卫戍司令、四川善后督办公署参谋长等职。日，授陆军中将。同年4月继张必果之后任重庆市市长，1938年8月去职。
4、蒋志澄&&字养澄，浙江诸暨县人，生于189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随后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回国后任四川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1938年8月任重庆市市长，1939年5月去职，改任教育部总务司司长。
5、贺国光:很得蒋介石的赏识
贺国光()国民党陆军中将。字元璋，湖北蒲圻人，生于日。早年随父入川，1906年初考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骑兵科。毕业后在四川新军第17镇中见习。1911年初，任四川第三十三混成协、队官、督练公署的科员、科长。辛亥革命爆发时参加起义，而后离开所部返回武汉，投靠湖北省都督黎元洪，被委任为第4骑兵旅上尉营附。1913年部队整编，考入陆军大学第四期学习-这是中华民国建立后陆军大学的第一次招生，招考严格，生员广泛，促成了陆大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期学生，群英荟翠、将星闪耀。有日后的任军令部长、陆大校长的徐永昌，任陆大教育长的周亚卫，国军中枢要员林蔚、熊斌、王文宣、项雄霄，桂系巨头黄旭初，奉军悍将郭松龄，直鲁联军的重要将领王翰鸣、许琨，此外还有一位大名鼎鼎的汉奸:汪伪政权军事参议院院长、陆军上将萧叔宣。
1916年12月陆大毕业后，贺国光回到家乡，任职于湖北陆军第2旅，深为旅长南元超所赏识，先任为上尉参谋，旋改少校营长，又晋升为上校团长。1920年南元超被湖北督军王占元所害，团长寇英杰接任旅长一职。1921年，湖北省发生驱逐湖北督军兼省长王占元运动，他随寇英杰部退至河南，任湖北陆军第1师第1旅旅长。
日，寇英杰以战功升任河南军务督办，所部湖北陆军第1师扩充为两个师，贺国光升任第1师师长，并兼开封警备司令。
1926年秋，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五军军长;日，被任命第1集团军高级参谋。1928年初，贺国光从湖北到南京就职，在第1集团军参谋长何应钦办公室工作，随军参加二次北伐。二次北伐成功后，四大集团军总司令会商缩编全国军队事宜，并成立整理委员会执行其事。贺国光于1928年7月出任第1集团军整理委员会监督部主任。11月13日，调任训练总监步兵监，负责全国步兵的军风纪和精神教育。贺的精明干练，文笔敏捷，尤其擅长参谋业务，被蒋介石所赏识，逐次提拔重用，由无根基的杂牌将领，成为国军统帅部的智囊之一。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何应钦调任武汉行营主任，贺国光随之任行营参谋长兼第一纵队司令;5月，又兼任湖北省政府委员。8月10日调任编遣委员会遣置部副主任，指导编余官兵的分遣、安置。入冬，又随何应钦调任第1路军参谋长。中原大战期间，贺国光以蒋介石总部高级参谋身份，负责协调刘峙第2军团和何成浚第3军团在平汉线的作战。日，任训练总监部副监，日，又改任军事委员会第3厅副厅长，主持军委会内总务工作。
1933年5月，蒋介石在南昌设立行营，亲自主持围剿红军。贺国光以被蒋点名调任行营第1厅厅长，主持作战、情报、勤务等军事事宜。1935年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参谋团入川，进驻重庆。日叙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军衔。同年11月1日，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四川行营参谋长。
抗战爆发后，贺国光仍留四川，安抚留川将领，安定抗战大后方。日晋升四川行营副主任并代理主任。1938年5月与叶楚伧等发起在重庆创办《西南日报》，任董事长。国府迁来重庆后，四川行营调往成都，改称成都行辕，1939年2月任成都行辕主任，仍司安抚拉拢川军将领之职。
日，国民政府改重庆市为行政院直属的特种市，11日又改组重庆市政府，任命贺国光为重庆市市长，是为重庆改为国民党中央政府直辖后的第一任市长，同年12月去重庆市市长职，改任四川省府秘书长，代理省主席，将四川省政大权握在手中。贺国光到任后重新任命各级官员，在成都西门外茶店子集中办公。同时联合省府、行辕力量，组织平抑物价委员会、县政人员甄审委员会、征工委员会，又撤换军管区参谋长，使全省军事、政治、劳役、兵役状况大有改善。但是川军诸将领的不满，在潘文华等21军宿将支持下，不断给贺国光捣乱。贺国光与川军诸将周旋多年，早已疲惫不堪，此时便乘机向中央请辞。
1940年11月，改任宪兵司令兼重庆卫戍副总司令。日，日本飞机连续轰炸重庆。重庆发生较场口隧道惨案，防空司令刘被革职，他继任防空司令。1944年3月，调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协助蒋介石掌管全国军事机要，并主办策反伪军和建设海军的工作。1946年2月，调任西昌行辕主任，半年后改任西昌警备司令部司令。1949年，任西南军政长官、西康省主席。
日西昌解放前夕，逃往台湾，任台湾总统府国策顾问，并保留西康省主席的空头衔。后任土地银行总监督。日在台北病逝。
6、吴国桢:曾与周恩来义结金兰吴国桢()字峙元，湖北建始人，生于日。幼时天资聪慧，三岁读私塾，《三字经》能倒背如流，乡人称为“神童”。吴六岁随母到北京与父亲团聚，并定居北京。吴国桢读完小学刚十岁，就进了条件极好的天津名校南开中学。他是学校年龄最小的学生，读书用功，校长张伯苓很欣赏他。在南开中学时，吴国桢和周恩来、张道藩、杜建时、段茂澜等同窗。周恩来长他五岁，因志趣相投两人情谊最深，另有一个同学李福景，三人朝夕过从，别的同学称他们为“三剑客”，他们义结金兰。从南开中学毕业后，吴国桢考进清华大学，成绩常名列前茅。
1921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1923年毕业于美国格林内尔大学，次年获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硕士学位，继而又获得该校博士学位。就在他读普大时，北洋政府执政、皖系军阀段祺瑞派亲信陆军次长徐树铮到欧美考察。为延揽人才，徐树铮离英赴美前，出了个“何种政治体制适合中国”的问题，让驻美公使交给留美学政治、经济、法律三门课的学生回答。吴国桢应征就政治方面撰写一篇论文，徐树铮看后极为赞赏，认为人才难得。一九二六年，吴国桢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的政治理论》获得评审委员会通过并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
1927年回国，先在上海吴淞的国立政治大学教了半年书。接着到国民政府外交部特派江苏交涉员公署任秘书兼交际科科长。1928年任汉口烟酒事务局局长、土地局局长，不久又改任财政局局长、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外交部第一司副司长。1931年春，吴国桢与黄卓群(汉阳铁厂厂长黄金涛的千金)新婚不久，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浚又委吴国桢为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
日，29岁的吴国桢被蒋介石委为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汉口市市长。吴国桢在汉口长达6年，民国时期在汉口任市长最长的当推他。吴国桢在汉口市长任内，十分重视市政的兴革。如中山公园的建设，汉口防洪抢险等。时在汉口大水灾之后，市政建设百废待兴、物价上涨、人民生活痛苦，吴上任后改善经济，稳定人民生活，继续完成张公堤堤身加高加固工程、中山公园整修和扩建工程、沿江马路工程等。在市政经费困难条件下，集资在汉口水厂附近建立了一所女子职业学校(后改为市二女中，今为十七中学)，一所完全小学(定名九小，今为六渡桥小学)。加强督学制度，举办中、小学生各项学科比赛。吴国祯在市长任期内是有几分硬气的。当时湖北省会(武昌)公安局长蔡孟坚按照省主席杨永泰的办法，推行保甲制度，吴自巍然不动。日，汉口沦陷，到重庆就立刻上任担任国防最高委员会政务处长。
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任职仅九个月，吴又奉命于危难之间，1939年12月出任重庆市市长，当时作为军事指挥中心的陪都重庆，日寇的飞机多次临空轰炸。吴国桢走马上任，立即疏散人口，清理废墟﹔整顿民防，修防空洞，一切按部就班进行。每次轰炸过后，吴国桢就外出视察。不过，百密总有一疏。日，日机分批多次来轰炸，时间极长。校场口地下大隧道的洞口被堵塞，秩序大乱，1200余人因窒息或相互践踏而死。消息传出，舆论大哗，蒋介石大为震怒，专职的防空副司令胡伯翰撤职查办，吴国桢也引咎辞职。
1942年12月交卸重庆市长，改任外交部政务次长。外交部长是宋子文，因他在美国的时间多，实际上吴等于代部长。吴国桢进外交部没有带一个私人，尊重外交部原有的传统，待人谦虚，善待僚属，因此口碑很好。他主持的外交工作也很出色。1943年1月南京国民政府与美国签订《中美条约》，美国交还在华租界并废除了一系列在华特权，同月，宋子文同英国政府代表在重庆签订《中英新约》，废除了英国在华享有的特权，但英拒绝交还香港和九龙。吴国桢谈判有功，蒋奖给他一枚勋章。
日，吴继王世杰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蒋把他调来打算在即将开始的国共高级会谈中发挥作用。因为周恩来将是中共的主要代表，而周曾是吴的同学与好友。在后来的国共谈判中，事实上吴国桢没有直接参予，国民党方代表是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四人﹔中共方代表是周恩来、王若飞等。吴国桢只管会谈新闻的发布。不过蒋介石与毛泽东的几次会晤，吴国桢都在场。
日，蒋与毛在重庆山洞林园会晤时，美国《生活》杂志记者曾摄下这一珍贵的历史镜头，后排右起第一人即是吴国桢。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吴在美国曾向人讲到他对毛与蒋两人的评价。他说:“毛蒋之间，论才，毛大于蒋”。
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任上海特别市市长。1948年8月，蒋经国以经济督导员身份，赴沪“打老虎”。吴国祯从经济观点着眼，认为用高压的政治手段，无法解决经济问题，抵制蒋经国的“经济改革”，两人产生龃龉。
1949年，大陆临近全面解放，赴台湾任“行政院”政务委员。蒋介石在台湾设置国民党总裁办公室，吴国祯为设计委员。7月，蒋介石应菲律宾总统的邀请，飞赴菲律宾，参加“碧瑶会议”，吴为蒋随员。
1949年12月，陈诚辞台湾省主席取，吴国祯接任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1953年4月，吴辞台湾省政府主席职务，留任陈诚内阁政务委员。5月，请假离台湾飞美。以后，蒋介石请人致书吴氏。嘱他回台担任总统府秘书长职务，吴以“政府年来措施，并不与祯之一贯主张相同”，函复拒绝。
1954年，吴在美国纽约《民气日报》及芝加哥“WNG电视台”对记者发表谈话，指出台湾国民党一党专权，违反民主法治精神等问题，台湾当局极为不安，明令撤除吴国祯行政院政务委员职务，并经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决议，开除吴国祯党籍。
吴初抵美国，任《芝加哥论坛报》远东版编辑两年。1965年，迁居乔治亚州萨凡纳市，应聘为州立阿姆斯壮大学史学教授，晚年致力于中国历史与政治之研究，整理从政史料，并有英文著作问世。日，因病在美国萨凡纳市去世，年82岁。
吴国桢的人生道路复杂多变，瑰奇独异，研究现代史少不了研究他，因为在中国现代政坛，他是诸多重大政治事件的当事人和见证人。
7、贺耀祖:公开批评“吉普女郎”，反对内战
贺耀祖(-1961.
07.16)国民党陆军上将。湖南宁乡人，号贵严。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入伍当兵。不久被保送入湖南陆军小学堂，毕业后考入武昌第三陆军中学，后被送往日本留学。宣统三年(1911年)，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时归国，后得黄兴资助再赴日本，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1期辎重科。
1916年回国后在湘军任职，1917年任湘军暂编第1师1旅1团团长，1920年任湘军暂编1师1旅旅长，1923年任湘军第1师师长，1926年4月任护湘军前敌总指挥兼湘西防务司令，7月投靠国民政府，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2师师长，参加北伐。1927年初兼任北伐军江右军第3纵队指挥官，
3月攻克九江升任第40军军长;4月任江苏省政务委员会委员，旋攻克南京任京沪卫戍司令，10月特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在任首都卫戍司令时，为下野的蒋介石在南京复职创造了条件，因而颇得蒋信用，迭任要职。
1928年3月任国民革命军第1集团军第3纵队总指挥，4月任第3军团总指挥兼第40军军长，5月因济南惨案被撤职后寓居上海，被日本诬为“支那暴将”，被蒋免去各职。8月任中央政治会议委员，11月任军事委员会训练总监部副监。1929年4月任湖南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5月暂代国民政府参军处参军长，1930年5月任徐州行营主任，1931年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2月任甘宁青宣慰使兼甘肃省政府委员，“九一八”事变后，主张“和内攘外”。
1932年9月任参谋本部第2厅厅长，1934年11月调任中国驻土耳其公使，日叙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军衔，11月当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
1937年4月任兰州行辕主任，并代理甘肃省政府主席，卢沟桥事变后，力主联合苏联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同年11月兼任甘肃省防空司令部司令。日加上将衔。由于协助营救原红四方面军在青海、凉州一带的流散人员，对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的工作予以积极合作，遭蒋介石忌恨，被调离兰州。1938年8月任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兼调查统计局局长。1939年底任驻苏联特使，曾反复向蒋介石电呈中苏友好之利和反苏**之害，不为蒋所采纳。1940年秋回国后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主任兼国民政府行政院经济委员会秘书长和国家总动员会议常委兼秘书长。
1942年12月，因放行苏联支援延安的飞机，被降任重庆市市长兼重庆防空司令，1945年5月再次当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2月辞市长职，赋闲上海。1947年5月任战略委员会委员，1949年3月任行政院政务委员，8月13日在香港与龙云等44人联合发表与蒋介石集团脱离关系的起义声明。蒋派特务威胁其生命，周恩来指示有关人负保护其赴华北解放区。到北京后，受到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的会见。
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交通部部长，中南行政委员会委员兼参事室主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地方政协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民革中央常委。
日在北京病逝，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8、张笃伦:写信求来解放碑第一座四面大钟张笃伦()国民党陆军中将。字伯常，安陆县三陂港人。自幼入塾就读。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考入湖北陆军小学。1909年(宣统元年)升入武昌陆军第三中学，加入共进会。2年后被保送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入伍生队。辛亥武昌首义时，由保定南归路经上海，被沪军都督陈其美委充上海警卫军司令官。10月29日，清军攻占汉口，张以“效力疆场为要务”辞职回鄂，由鄂军都督黎元洪委为战时总司令部参谋，听从总司令黄兴调遣，督战于汉阳前线，阻击清军。南北议和后，仍回保定军校学习。1914年7月毕业，赴山西投大同镇守使兼晋军师长孔庚，任镇守使署中校参谋，代参谋长。次年5月，因追随孔庚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被改任山西第一混成旅步兵营营长。后被革职，重返上海。&
1917年7月，孙中山揭起“护法”旗帜。张奉命随何成浚回到湖北策动荆州驻军石星川师响府，钼成湖北靖国军第一军，任该军少将参谋长。次年1月石星川部被湖北督军王占元击散，张随何率残部退驻湖南常德，编为2个梯团，张任第一梯田团长，交湘西边防督办兼援鄂军总司令李书城指挥，与围堵之北军苦战。嗣后，率部赴(恩)施南，入湖北靖国军唐克明部，继续开展护法斗争。1918年5月，辞职赴上海后奉命入粤，任驻粤滇军总司令部上校副官长。次年5月改任广东海疆军第一混成旅参谋长兼代旅长，率部戍守海南岛。1920年，因屡遭粤军攻击，辞职回上海，蛰居数年。&
1923年10月，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推行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孙中山立即成立以熊克武为总司令的四川讨贼军总指挥部。张奉命入川，出任讨贼军总司令部少将高参，协助前敌总指挥赖心辉，与北军邓锡侯、唐廷牧、陈国栋等部，苦战于黑虎寨、资中、张关铁山、内江、成都等地，终因众寡悬殊而失败。&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北伐攻占湖南，全国震动。依附吴佩孚的刘湘、刘文辉主动与赖心辉聚首言和，商请张为川军总代表，赴衡阳面见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请其将川军收编。10月，随北伐军进入武汉，被任命为汉口特别市公安局长兼武汉特别市代市长。任期内，悉心保护中共湖北党的创始人董必武、陈潭秋的安全;支持学生为收回英租界组织的示威游行，并亲带纠察队前往现场维持秩序，捉拿潜入武汉的土豪劣绅汤毓龙等。&
1927年7月，汪精卫集团叛变后，退任汉口市政府委员。11月，秘密逃往上海，参加“湖北革命同志会”。后以四川省主席刘文辉的代表身分，往来于上海，南京、武汉间，充当刘与蒋介石的桥梁。1930年春，蒋介石任命刘文辉为第五路军总指挥，张利用刘的合法番号，自己在湖北拉起了一支队伍，即第五路军第九军。队伍整编后，请何成浚任军长，自任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不久何成浚投蒋，并收买了第二师师长容景芳，将第九军收编。张反蒋不成，遂亡命上海。1936年6月，经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援引，出任江西省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区保安司令兼专署所在地南城县县长，他开始成为政学系成员，并遂渐成为重要骨干。任内手订十戒(忤逆不孝、烟赌嫖、早婚、养童养媳、放青苗钱、捕蛙等)，颇得人心。1935年5月，先后调任贵州桐梓、陕西南郑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任内，奉命阻止红军北上;贯彻联保联坐法;督修赣闽、川黔、川陕边界公路，以便“追剿”红军。因出力尤多，深得蒋介石的器重。&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蒋介石为进一步控制四川，将张调往重庆，担任军委会委员长重庆行营办公厅副主任，1939年2月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昌行辕主任。日叙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军衔。在西昌7年，利用与彝人首领邓文富联姻等形式，分化地方势力，大挖新设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的墙脚，挑起少数民族人民之间的互相角斗。&
抗战胜利后，1945年11月调任重庆市市长。是时，蒋介石派特务杀害了民主志士李公朴、闻一多等，激起重庆各界人士的义愤，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张应邀出席，‘同时保释了《大公报》采访部主任曾敏文，开释记者10人，师生17人。任期内重视市政建设，完成了下水道、北区干路、和平隧道、和平市场等工程。
日，重庆市第二届第五次临时参议会在市中心都邮街建成“抗战胜利纪念碑”，并在纪念碑顶部装置标准四面时钟一座。此四面时钟原为重庆五四路真原堂之宝，时任重庆市长的张笃伦亲自给真原堂主教尚维善写信求钟。10月18日，尚维善主教表示愿意捐赠时钟，问题得以圆满解决。
1948年4月，调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时，张明晓蒋家王朝的末日已到，便拉他的二弟民社党中央委员张仲宣，赞助和平运动，同时密谋“应变”方案。次年2月，调任重庆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政务委员会秘书长。4月21日，闻蒋介石准备捕杀一批进步人士，他提前准备好通行证，买好飞机票，秘密将市参议会会长胡子昂等人送出重庆。全国解放时，携眷飞抵香港，担任中国招待所所长，接待国民党去港的军政人员。不久转赴台湾，离政赋闲。1958年去世。
9、杨&&森:大红灯笼髙髙挂的四川土皇帝杨森(日-日)，字子惠，原名淑泽，又名伯坚，四川广安县人。国民党二级陆军上将，四川军阀。1904年，杨森中学毕业，参军进入四川陆军弁目队。1908年，进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学习，加入了同盟会。曾任护国军第1军少校参谋、参谋处长，第2军第4混成团团长，1921年任川军第2军军长兼任重庆商埠督办处督办，为重庆市政组织的第一任行政长官。1922年投靠吴佩孚，任中央军第16师师长、四川省省长等职。1926年加入国民革命军，任第20军军长兼川鄂边防司令等职。日叙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军衔，日叙国民党二级陆军上将军衔。
1937年抗战爆发后率20军出川赴上海参加淞沪抗战，几乎全军覆没。同年升任第27集团军总司令兼第20军军长、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27集团军总司令。1944年12月出任贵州省政府主席。1948年4月継张笃伦之后任重庆市市长，兼重庆卫戍总司令等职。1949年底重庆解放前夕飞台湾，为重庆解放前的最后一任市长。
中国近现代史上，杨森绝对算一个传奇人物。他自纋对习武从军有浓厚的兴趣，中学毕业后就进入军校，加入了同盟会，此后戎马半生。他是四川土皇帝，与各路川军军阀争抢地盘，但是日军侵华国难当头之际，他又率军赴上海抗战，几乎全军覆没。
杨森虽为军阀，却以新思想著称。他曾发起“建设新四川”运动，要求妻妾子女学英文、数学、蓺术、骑马、网球，要求子女必须大学毕业。杨森妻妾成群，姨太太数量之多，在国民党军政要人中排得上第一第二，过着大红灯笼高高挂的生活。公开的妻妾有12位，子女共有43人。1949年带著妻子田衡秋、胡洁玉飞往台湾，受到蒋介石的收留，任总统府国策顾问、战略顾问。1960年任“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理事长兼“奥林匹克运动”理事长，长住台北市。90岁时与新竹人张灵凤结婚，新娘是年仅17岁的中学生，于右任有诗赠:“海誓鱼龙舞，山盟草木知”，不久生有一女，一时传为海内外的奇谈。
而杨森，最大的特点就在于他虽然妻妾成群，却不緃欲;他好女色，却不为女色所累，不会因为贪恋女色放弃个人生活;由此看来，杨森虽“恶名在外”，令人不齿。但我们再看另一方面的客观事实，杨森的生活方式虽然有害，绝对不能提倡。可是他本人出于“惜命”的动机，还是通过营养、运动来弥补身体的亏缺。国民党大员好色无度者如蒋鼎文、周佛海等，都因亏空过甚而早早一命呜呼。惟独杨森能逃此厄运，应得益于他思想中的理智成份。他终生勤于锻炼，每天都要早起骑马、打网球，还要求妻妾和子女们一同锻炼，每天如此，从不间断。晚年他每个星期天都要去登山，风雨无阻。在70岁时他学会了开飞机，90岁登上海拔4000米的髙山，在台湾引起轰动。
1977年自菲律宾归返，5月15日以93岁高龄以肺癌病逝台北三军总医院。
民国市长&&给重庆留下了什么
城市是人民创造的，也是市长书写的。日，重庆正式建市，从此有了市长。从首任市长潘文华到现任市长王鸿举，78年间，共25任市长在重庆的山水间留下耕耘的足迹。遵循历史唯物主义观，值新重庆直辖10周年，我们走近半个世纪前的市长们--阅读他们，便是阅读重庆的近现代史。
上清寺城市史上的活化石
阅读上清寺，就是阅读重庆近代史。上清寺建于上世纪30年代初。解放前的9任市长均在上清寺留下过足迹;解放后的历任市长，几乎全在上清寺工作和生活。相对其他街区的大改造，上清寺的面貌变化最小，故，它成了这座城市的一块活化石。
一、首任市长潘文华:拓城、修路、规划建筑、兴办自来水工程1、拓城
日，上清寺市妇联办公楼外，合川民工李兴福正作维修后的收浆处理。办公楼是一幢古色古香的别墅，原主人即重庆首任市长潘文华。记者问他，晓得潘文华吗?李头也不抬地回答:不晓得!
潘文华，字仲三，川西仁寿人，历任川军33师师长、国军23军军长等职，二级陆军上将，1949年12月率部在彭州起义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时间毕竟太久远了。”文史专家杨耀健说，“潘任市长是1929年，距今78年了。”
三峡博物馆副研究员张仲称，“潘对重庆的最大贡献是拓城。”自1928年8月国民政府颁布《市组织法》后，“市”才正式作为一级行政区划，区别于省与县。重庆建市伊始，地界模糊，主城局促。早在1926年潘任重庆督办时，他就开始了拓城准备，因为“以重庆市区30余万人口，仅以高低斜曲之十三四平方公里面积容之，其拥挤自难避免，若非另图新区，则无法解决。”由于主城两江环抱，拓城只能冲出通远门，“当时的通远门外，累累荒坟数十万座，人称棺山，也是市民的祖宗墓地，哪个敢动?”但行武出身的潘文华力排众议，坚决迁坟，“否则，重庆将永远困在一个死凼凼里!”并任命川军旅长郭勋祺任迁坟局局长。经1年多努力，将坟全部迁走，开拓出从七星岗到菜园坝、从上清寺到曾家岩、从牛角沱到李子坝的“新市区”。
潘文华的拓城与修路是同时进行的。成都市文史专家、潘文华嫡孙潘夕潮对此有深入研究:上世纪20年代末，潘亲自规划的主城三大公路开工了，它们以现渝中半岛山脊为界，分别叫中区干线、南区干线(沿长江)和北区干线(沿嘉陵江)，中区干线于1929年8月完工，由七星岗经上清寺到曾家岩，全长3.5公里，路宽20米(含人行道)，底层砌碎石，上层敷三合土，是为我市第一条等级公路，“因潘文华崇敬孙中山，取路名叫中山路。”潘夕潮说，“并分为四段，上清寺叫中山四路。”
在上清寺住了60年的郭竹玉说:“当时这条路一下雨就成泥浆浆，有车过得赶紧拿伞挡着，不然全身都会弄得稀脏。”正因为有了路，重庆拓城迈开大步，向西冲破佛图关，将一个叫沙坪坝的小镇扩展成文化区;向北延展到江北城，向南扩大到南岸区，特别是抗战内迁后，潘文华的继任者，市长蒋志澄、吴国桢、贺耀祖等，在拓城上无不殚精竭虑，一座有规模的近代城市终于呈现在群山环抱的两江之滨。
上清寺，则成了达官贵人新居的首选地。
3、规划建筑
建筑，是近代重庆的见证
上清寺为何能吸引那么多有钱人的目光?79岁的退休干部高原解开了这个谜。高是30年代搬入上清寺生生花园的，“当时上清寺环境安静，嘉陵江对岸的江北，除相国寺外全是农田，每到春天，桃花盛开，田园秀美，江上号子如歌，那可真是居家的好地方啊!”与王沂东、何多苓等齐名的中国著名写实画家袁正阳，70年代从上清寺走向军旅，今年春节他回到故乡，感叹这条街是重庆变化最小的，“因为许多老建筑保留下来了。”
当年的市长潘文华在拓城时，对上清寺作过认真规划，“这里当时属城郊，建的全是高档住宅。”杨耀健说。如果从上清寺街心花园算起，老建筑起点是民主人士鲜英私宅特园;从特园向西是宋子文公馆怡园(现上清寺派出所内)，再往李子坝方向，则分别有生生花园、史迪威旧居等一系列别墅群，“特园斜对面是范庄，原川军将领范绍增的私宅。”市设计院的谢超感叹道，“可惜给拆了!”
从范庄往曾家岩方向走，路中段左侧是张治中将军的桂园，1945年毛泽东来重庆谈判就住这里。出桂园往前30米是求精中学，“它早年是教会学校，黑砖砌的西式建筑，二战时曾是远东盟军司令部。”媒体记者毕克清楚记得，“1978年，我在求精读初中，有一天突然来了一大群美国人，下车后激动得又哭又笑，后来才知他们年轻时当兵驻扎在这里。”出求精中学前行，就到了市妇联原潘文华公馆，再往前，即著名的曾家岩50号，人称周(恩来)公馆，其左侧是军统头子戴笠公馆，斜对面是现市委5号门，入内，有一幢罗马廊柱洋楼，“那是原国民政府行政院。”陶维全称，如今的市委2号楼，早年是宋美龄别墅，现农委办公楼，是李宗仁住宅，旁边，则是解放后先后住过邓小平和任白戈的小楼。
4、兴办自来水工程
“我搬到上清寺时还没有自来水，大家都去江边挑。”郭竹玉说，“后来有了自来水，一条街只有几个水站，买水牌才能去挑;到上世纪60年代，曾家岩街上也才只有一个水站。”张仲称重庆有自来水前，用水主要靠人工去两江挑，“挑水成为一个行业，全市挑水工有两万余人，他们住的地方就叫水巷子。”
1929年春，潘文华兴办自来水工程，选城区最高处打枪坝和嘉陵江边的大溪沟观音梁作为厂址，两厂间接一根直径500毫米、长2080米的水管，利用山势落差供水;日，自来水工程正式送水，全市设售水站10个，日供水量2000吨，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以至抗战时徐悲鸿到重庆后，绘《挑水图》并诗:“忍看巴人惯挑担，涉登百丈路迢迢。”上世纪40年代，从第6任市长吴国桢起，又先后在北碚、沙坪坝、李家沱等建水厂4个，供需矛盾稍有缓解，“直到上世纪80年代，因居住结构的变化，自来水才流进一家一户。”
二、张笃伦:改变城市空气的德政因缺水，早年重庆的厕所不冲洗，一到夏天，臭气难闻，“以至驻防的一个川军师长，每天早晨让人抬了滑竿，去通远门外的荒坡屙屎。”杨耀健说这不是笑谈，史书有记载。重庆公厕的改变离不开张笃伦，他是1945年上任的第8任市长，市民称“公厕市长”。
重庆有公厕前，不少市民有随地拉撒的陋习。张笃伦整顿伊始，先是禁止白天运粪，再兴建有砖墙的公厕，采用隔离式蹲位，安装自来水管冲洗，并扩建下水道，使千百年来每到夏天就臭气烘烘的城区终于清新了，市民称之“德政”。因公厕是政府修的，故又叫官茅厕，袁正阳还清楚记得，上世纪60年代他读人民小学时，学校大门左边就有一个巨大的官茅厕，那是附近上千户居民的水火出口，“由于公厕少，一大早仍有人推着板车，沿街高喊倒尿罐。”
三、解放初期三任市长各有建树
重庆解放初期的两任市长是陈锡联和曹荻秋，第3任市长是任白戈。他们都在重庆留下了光荣足迹。陈锡联从二野三兵团司令员任市长，在治乱、荡涤污泥浊水、巩固新政权方面卓有建树，但他任职时间不长，即调任解放军炮兵司令员。曹荻秋和任白戈则依靠广大干部群众，将千疮百孔的旧重庆恢复建设成西南最大的工商重镇，为数十年后的第三次直辖奠定了基础。
1、曹荻秋每周三天下基层1951年1月曹荻秋接任市长。曹荻秋，1909年生，四川资阳人，土地革命时期曾领导广汉暴动。1949年6月，曹任上海西南服务团团长率队西征，“曹到重庆后口碑非常好，他作风朴实。”党史专家艾新全介绍说，自入城后，曹就给自己定下规矩:每周三天下基层调研，“他几乎走遍了全市所有工矿企业，对收拾烂摊子，做到了心中有数。”
曹的建树至今仍醒目。解放初的重庆市政建设十分落后，自来水只及主要街区，全城下水道仅长119里，污水横溢，公共交通简陋落后。任市长后，曹开始实施江北、南岸和杨家坪增建自来水工程，组建市公交公司，筹建无轨电车工程，并按刘邓首长建议，将市委机关从枇杷山“王园”(王陵基公馆)迁出，改建成枇杷山公园;拨款130亿元(旧币)，将已停办的川东师范扩建成市文化宫，同时将市政府从杨森公馆的“渝舍”迁出，扩建为市少年宫。这一系列工程，受到邓小平的高度赞许。“我记得当时重庆的无轨电车是非常先进的。”83岁的冯三义，当时任重庆电车工程负责人，“1955年通车时，从上海进的20辆电车从朝天门登岸后，全市万人空巷，轰动一时!”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现文化宫、少年宫、大田湾体育场、市北区干道、两杨公路，仍记载着这位市长的心血。期间，曹荻秋还主持了重庆的“一五”规划实施，重点项目有重庆电厂、长寿电厂、重庆塑料厂、长寿化工厂、重庆肉联厂等骨干企业。
2、任白戈建重庆八大剧团曹荻秋1955年调上海后，任白戈接任市长。作为重庆的第12任市长，他任职达12年之久，给市民留下深刻印象。
任白戈，南充人，生于1906年，曾留学日本，30年代在上海任左联秘书长，积极参与国防文学论战，其清新文笔在青年中影响很大，“重庆刚解放时，我在蜀楼(今儿童医院)听刘邓首长宣布市委常委名单，其中就有任白戈，我很吃惊。”陶维全说，“因为我在学生时代就读过他写的不少文章。没想到，重庆竟有这样一位大作家来当常委。”
杨耀健对任白戈主抓重庆的文艺赞赏有加，“五六十年代，任白戈亲手建起8大剧团，包括京剧、话剧、川剧、杂剧、歌舞、曲艺、木偶等，许多节目在全国都有影响。”
譬如重庆话剧团1952年创作的话剧《四十年的愿望》，就是任白戈抓的，再现了成渝铁路通车这一盛典，在重庆演出135场，引起巨大轰动，后又调演北京、上海等十几个城市。市剧协副主席、川剧《金子》编剧隆学义说，任对戏剧有感情、更有研究，只要工作许可，他经常去剧团参观排练、提意见，戏完退场后即与演员围坐交流，“一点没有市长架子。”50年代末，重庆川剧团赴京参加第一届中国戏曲调演，“大获全胜，除张德成获荣誉奖外，成书仿获一等奖，袁玉堃、许倩云、吴晓雷获二等奖。那时的重庆川剧，人才辈出，生旦净末丑均各有七八个后备角色，每天晚上各剧场灯火辉煌、欢声雷动，有时买票要排几天队。可以说，川剧自明清以来几百年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才是它的黄金时代。”
市委离休干部陈虹称，1961年长篇小说《红岩》的出版及由此产生的巨大影响，“与任白戈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3、雕塑系和园林局不能撤
上世纪60年代初，全国粮食困难，为压缩城市人口和粮食供给，“四川省粮食厅的工作做得真细。”陶维全记得，“在一次由任白戈主持的压缩会议上，四川方面认为，四川美术学院的雕塑系老师比学生多，必须撤销;巴县中学等一批学校必须撤销，再有就是园林局必须撤销--理由是现在人们连饭都吃不饱，种花种树给谁看呀?”
会上争得厉害。最后任白戈发话了，“他当时毕竟还兼任副省长，说话有分量。”任白戈说雕塑系不能撤，“因为它是全国仅有的两个雕塑系之一，你们今天可能看到它是在吃干饭，但明天它将发挥的作用你们清楚吗?”同理，巴县中学也不能撤，“因为教育是未来。”后来的事实证明，任白戈有远见，否则就不会有大型雕塑《收租院》、重庆不会涌现一批影响全国的雕塑大师、也不会有毛主席纪念堂那些精美的雕塑作品，而名校巴县中学，又岂能培养出数以万计的莘莘学子?
关于园林局的去留，则因任白戈非常注重绿化，“让黄葛树进城”就是他提出来的，“因为重庆的土质气候适合黄葛树。”任白戈说，“编制可以少一点，但机构和功能必须保留!”
4、川渝共谋发展不可偏废
任白戈任市长期间，提出过“三江理论”。所谓“三江”，一指温江，即成都平原是粮仓;二指内江，即发展经济作物和畜牧业;三指江津--代指重庆工业。其核心是全川发展要一盘棋，不可偏废。在1965年西南局贵阳会议上，任白戈大胆地放了一炮，认为当时全省的发展思路有问题，过分偏重川西，忽视了重庆，“这是一种炮舰政策，不对!”
“应该说，任白戈主政期间为重庆发展打下了基础。”艾新全称，重庆工业的门类进一步齐全，特别在能源工业，包括重庆发电厂(507)、长寿电厂的建成。二是农业方面，任白戈主政时正好经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时期，“正是由于公社化，重庆才开始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三是修通川黔铁路，它于1964年通车，极大改变了渝黔交通;四是重庆市民的精神面貌得到极大提升，“任白戈在重庆树立了一大批英模人物，如全国劳模黄荣昌、少年英雄刘文学及红岩群英谱中的江姐、许云峰等，影响了几代人。”
斯时重庆，辖区扩展为7区(市中区、江北、沙坪坝、九龙坡、南岸、北碚和大渡口)3县(巴县、綦江、长寿)，为今天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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