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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代导演标志性人物―――谢飞
来源:青年新闻网
简述：第四代导演标志性人物&&&谢飞
摘要:谢飞电影是中国作者电影的典范，他始终把主体性立场和个人化的诗情咏叹坚持的最长久、最彻底。同时他也将&ldquo
第四代导演标志性人物&&&谢飞
&&& 摘要:谢飞电影是中国作者电影的典范，他始终把主体性立场和个人化的诗情咏叹坚持的最长久、最彻底。同时他也将&在拍电影中教电影、学电影&的观点贯穿于他的电影教育生涯。在艺术需要守望的年代，谢飞电影一直是艺术理想的主观栖息地。
&&& 关键词:谢飞第四代导演教师理想追求创作风格
　　& 谢飞导演日生于陕西延安。中共党员。1965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后留校任教。曾任导演系主任。1985年任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同年被选为中国影协第五届理事。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副主席。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前常务副会长；中国电影基金会理事；中国电影评论协会理事；中国电影金鸡奖（1981年、1983年、1988年、1997年）评委会委员。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2005年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电影艺术家&称号。
&&& 关于谢飞导演，电影界流传着这样几个故事：
&&& 故事一：谢飞敢于讲真话。在尚未完全解冻的20世纪80年代初，在《西安事变》的座谈会上，谢飞就历史纪实问题讲起了长征表现失真的创作弊端。他说长征是反围剿失败后迫不得已的行动，当时红军衣衫褴褛，仓皇出逃，但在戏剧电影里，长征被表现为领袖的英明决策，战士的&北上抗日&，而且光鲜亮丽一路雄姿，这种&矫饰&的影像塑造了虚假的影像，影响了真实的历史记录。事后有记者请他过目修改以公开发表，他只字未动，还说：既然敢讲出来，就敢为它负责。
&&& 故事二：谢飞不甘当无为的官员。谢飞曾是最年轻的电影学院副院长，在考察了十九所美国大学的电影教育形态之后，他拟定了包括教学、生产、审查、明星制在内的一整套电影改革方案。但在20世纪80年代的条件下，电影教育的大规模变动根本提不上日程，这个提案很快石沉大海。谢飞意识到权利之于施政的重要性，所以在上级请他考虑连任副院长的时候直言不讳地提出：&要当就当正院长，其他副院长也要由我来提名。&领导当然不会答应他这个要求，而谢飞也不愿做一个无所作为的维持院长，很快他递上辞呈，毅然返回普通教师的岗位。
&&& 故事三：谢飞能够坚持自己的观点。影片审查，是每一个导演的必经之门。谢飞的作品追求社会伦理意义，一般不会遭受阻碍。但他的《益西卓玛》因是敏感的西藏题材，所以经历了漫长的等待，以至于延误了放映档期，错失了电影节选片，谢飞万分心急，直言相谏，直至相关机构放行。
&&& 这些故事并不宏大，但都暗含抗争意味，塑造了谢飞&内韧&&儒将&&绵里藏针&的性格形象。
&&& 谢飞生在延安、长在北京，真正与共和国一起成长。高级干部家庭出身的背景没有使他骄横，但给了他松弛的心态&&&面对事业与人生，或超然物外，或坦然相向，待人处世有一种不经意的洒脱。
&&& 在众多的中国导演中，谢飞是一份个案：他少有惊人的创新之举，却屡屡于国际电影节中奖。他以漫不经心的形象面世，作品却呈现严肃的社会道德取向。在第四代导演彰显的年代，电影探索的中心是语言形态，谢飞置身其中却不拘泥于此，每每以道德和历史的复杂纠葛获得国际国内认同。
&&& 在中国电影导演中，谢飞是以稳定的艺术创作透现出一贯的艺术追求，并始终保持艺术个性的导演。环顾谢飞不同时期的电影，始终有一种灵气贯穿其中，稳定的保持着艺术规范，并把守着艺术创造的热诚的是谢飞电影。而他的电影中又透现的是他的整体价值观，不因为题材的变化和表现手段的变化而改变。
&&& 谢飞电影的立足点是对理想的呼唤，这本源于第四代导演的经历所然，生活的磨难和委屈并没有抹去理想的光环，他们格外珍惜生命支柱中的精神理想，他们正视现实，无遮掩的表现现实、历史的灾难和积弊、悲剧。直面人生与其说是表现方式，不如说是显示人生态度。
&&& 艺术理想来源于他们对现实理想的期望，艺术创造又植根于现实负重之中。谢飞的艺术观是理想充盈的艺术观，愈到后来，他对艺术的理解愈为接近宽容生活苦难和表达拯救人生情感生命的理想程序。他的电影的艺术理念清晰可见，创作的内涵主线表达集中，艺术与人生追求的关系之紧密是不言而喻的。
&&& 谢飞电影的艺术魅力是人所公认的，作为艺术导演，他的创作魅力不能不说就是谢飞为代表的第四代电影创作的悲剧负重感造就的，深感人生美丽却难以顺利，深知理想美好却曲折难达，用艺术的过程加以展示就是动人感染力所在。由于自身经历的复杂曲折，也由于本质上接受的是传统教育，沉积于第四代电影人内心深处的报国忧民的思想十分强烈，他们的创作常常有咀嚼再三的思考，混杂于激愤、痛楚、爱恨交加的浑融情感。所以，他们电影的使命感和声张道义的自觉意念触目可及。而谢飞电影的艺术内涵具有悲剧性感染力，对人生的缺憾、人性的缺失、人情的遭挫的忧患和痛楚都给予了深切的关怀和抚慰。
&&& 谢飞电影的诗意表现是第四代导演中十分突出的典型，艺术的感染力由此而来，探究起来，诗意的呈现是独特的。谢飞导演这一代人的诗意审美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基础，就是对时代国家肩负的使命感，在他们看来宏阔的历史责任无可选择的落在自己身上，传统教育造就的道德崇高使命感更让他们激情澎湃，高张正义，弘扬集体利益，崇善人格精神成为创作主导方向。使命感造就他们创作的独特感召力。忧患产生悲剧的审美诗意，不由使人思索动容。
&&& 艺术审美的终极表现是人文价值，作为作者电影，谢飞创作集中体现了知识分子应有的人文关怀，而文化关注和人性意识成为其中最为核心的部分，这正是谢飞电影风格个性的重要体现。由此，谢飞电影的诗意激情特质始终闪现，熠熠动人。人文关怀的基本层面是关注现实存在，一般而论，典型的第四代电影是天热倾向于现实主义本质表现，由此透露着中国电影的许多优良传统和美学特征。他们电影的抒情性是与同样表现现实的其他导演相差较大的。以谢飞为代表的第四代导演的艺术根源于人生真实，却注重浑融复杂状态，而天然掩饰不住他们对人生的浪漫情怀。他们使在情感上倾向传统，温厚抒情，偏好诗意。
&&& 于是，现实主义方向与平民意识，赋予第四代导演们关注现实生活进程的眼光，创作始终落脚在社会变迁的现实土壤中；对人的命运与人性意识的关注、诗意化表现人的温情，标志第四代电影的价值所在。谢飞电影秉承了第四代电影的特色，更加显露诗意人生关怀和广博文化注目。他对自己创作作品对文化的关注，对人性的呼唤是津津乐道的。谢飞电影的价值就在于此。他的电影实际上是被理想催发而激愤、对现实时常而不满相交织而熔铸成的沉稳含蓄的文化体现。谢飞电影特别表现在对人的命运和人性意识的关注、诗意化表现人的温情等方面，这也是标志着第四代电影的价值所在。
&&& 谢飞电影的价值就在诗意后面的人性观照和审美的文化厚重感，从本质上他是带有对人生的悲天悯人色彩，但表面是冷静的，情调是温和的，心地是急切的。
&&& 严格地讲，电影导演并不是谢飞的真正职业，他的正式职业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教授。这样的一个双重身份对于谢飞的电影创作和教学工作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谢飞1965年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留校不久，&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他的教师生涯其实到70年代末才真正开始。他在&文革&结束不久的1980年久开始担任北京电影学院的副院长，在任八年。
&&& 作为导演，他从1983年到2000年，平均三年一部影片，每片必得大奖，而且几乎都是国际奖项，在第四代导演中独享殊荣。
&&& 作为教师，谢飞格外自得，不论拍摄多少部影片，他都没有贻误教书育人，看着年轻的导演们一批批地从电影学院走出，谢飞欣慰自己的事业永远不会衰老。
&&& 谢飞30年的电影教育生涯，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中国当代电影教育事业发展的一个缩影。电影教育从北京电影学院一个学校致力培养适合计划经济体制下大型国有电影制片体系内的专业电影创作之人才，已经演进到全国数百所高校百花齐放，为市场经济下多元化影视媒体的需要输送多方面人才的格局。谢飞不仅是一个优秀的电影艺术家，他也像所有电影教育工作者一样，通过自己的教学实践，丰富着对电影教育规律的认识，为中国影视事业的未来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张婕相关栏目：
万箭穿心监制谢飞抨击电影审查制度 谢飞个人资料
发布时间： 04:25:26
编辑：92game_net
导读：谢飞，中国导演，1965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后留校任教，先后任导演系主任，副院长，并担任中国电影协会理事，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理事等职务。谢飞曾执导《我们的田野》、《湘女潇
谢飞，中国导演，1965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后留校任教，先后任导演系主任，副院长，并担任中国电影协会理事，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理事等职务。谢飞曾执导《我们的田野》、《湘女潇潇》、《本命年》、《香魂女》、《黑骏马》等佳片，多次获得国际奖项。他也是今年华语文艺佳片《万箭穿心》的艺术指导与监制。
曾经执导《香魂女》《本命年》等电影的著名导演谢飞12月15日晚在微博发表公开信，呼吁以分级制度替代电影审查。他说，田壮壮、姜文、贾樟柯、张元等都受到过审查制度的侵害，包括自己正在送审的剧本。他在公开信中称，以电影分级制取代审查是我国电影事业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谢飞还称自己担任艺术顾问的影片送审四个月没有回应，并对其中“问题”提出质疑。他表示：“将现行的行政管理式的电影审查，改变为法律制约、行政监督、行业自治、自律的电影分级制。”随后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在官方微博转发了谢飞导演的公开信。
“审查制度不是法治，是人治”
公开信中，谢飞回顾了过往一些因为审查问题遭禁的导演和作品，包括张元、田壮壮、王小帅(微博)等导演的《北京杂种》《蓝风筝》《冬春的日子》等作品，谢飞还在公开信中提及自己担任艺术顾问的一部影片被定为“问题影片”，送审四个月了还没得到审查意见。并提出“审查制度不是
法治 ，是 人治 ”的观点。
谢飞在公开信中表示：“以电影分级制来取代行政审查，是我国电影事业发展面临的重要改革课题。”谢飞认为，各种文学艺术种类应该被平等对待，专门为电影设立审查制度是制约文化娱乐市场繁荣、扼杀艺术思想探索、浪费行政管理资源的成规陋习，应将此改为“法律制约、行政监督、行业自治、自律的电影分级制”。最后谢飞以国内电影表演大师赵丹的临终之言“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作为结语，呼吁有关部门和电影业一起探讨和研究这一重要课题。
“作为导演，我们连文责自负的权利都没有”
据报道，谢飞这不是第一次对电影审查制发表意见。早在2000年时，谢飞在接受采访时就表示，要改拍电视剧赚钱。谢飞当时说，之所以有这种想法，主要是缘于对中国目前的电影市场太失望，如果电影制度不改革，他将永不拍电影。他对记者表示：“现在中国的电影市场太差了，许多影片没有专门的发行渠道，造成投入的资金无法回收，拍出来的很多影片观众也看不到，让电影人背着一个赔钱的名声。”
他还自我解嘲地说：“拍电视剧赚钱，教书也行，学生多，收入也多。”作为导演协会的一员，谢飞对现在的电影审查制度颇多微词：“我们导演协会曾呼吁电影立法，立审查法。现在的影片审查制度都是一些管理条例，没有法律监督机制。电影审查随意又简单。比如审查时，若有参加审查的人觉得某部电影片名不好，就必须无理由地改名，没有法律对照。作为导演，我们连文责自负的权利都没有。”
12年后，谢飞导演再次因敏感题材电影送审后长时间无任何正式回应，忍无可忍对电影审查制再次开炮。
谢飞个人资料
导演谢飞日
生于陕西延安，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后留校任教，曾任导演系主任;革命前谢飞1913年2月出生于广东文昌县(今海南文昌市)湖山区茶园村，长期从事政法工作，曾任公安部咨询委员。
1965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后留校任教。曾任导演系主任。
1985年任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同年被选为中国影协第五届理事。
曾与他人合作导演影片《向导》，获文化部1979年优秀影片奖。
1986年与乌兰合作导演《湘女萧萧》，于1988年获法国第四届蒙彼利埃国际电影节金熊猫奖，第二十六届西班牙圣赛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堂吉诃德奖。
1989年导演的影片《本命年》，获1990年第十三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第四十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
1993年谢飞《香魂女》和李安《喜宴》同获金熊奖。
1995年第十九届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黑骏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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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康》上旬
《小康》财智版--谢飞：读懂父亲，晚了四十年
& 栏目:往事
谢飞：读懂父亲，晚了四十年
★文 /《小康》记者　罗屿
　　谢飞说，自己到了七十几岁才真正“尽孝”。作为“延安五老”之一谢觉哉的儿子，年轻时他忙于教书、拍戏，从未真正了解过与他年龄相差五十八岁的年老的父亲。当自己也进入老年，他开始静下心读父亲留下的日记、书信，在那些发黄变脆的纸张中，他渐渐读懂熟悉又陌生的父亲
　　谢飞常常自问，真的了解父亲么？
　　作为“延安五老”之一谢觉哉的儿子，他和父亲年龄差了整整五十八岁。自他记事起，父亲就是一个须发皆白的老人。
　　1971年6月，当谢飞兴冲冲从保定白洋淀农村干校返回北京准备结婚时，碰上的却是父亲的去世与葬礼。在那时候“横扫一切陋习”的“革命气氛”下，谢飞的家人在北京医院太平间为父亲搞了一个简单的遗体告别仪式。正在医院养病、同为“延安五老”之一的董必武，在儿子搀扶下赶来见老友最后一面。董老手书的挽联，谢飞至今记忆犹新：“长征老战士，文革病诗人。”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法制奠基人”，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部长、最高法院院长、政协副主席等职――这是外界予以谢觉哉的评述。作为儿子，1942年出生于硝烟弥漫的延安、乳名“延河”的谢飞，长久以来似乎从未真正且具体地了解过父亲。“他健在的时候，我们兄弟姐妹七人还多是学龄儿童、少年或青年；父亲暮年又逢"文化大革命"，我虽已大学毕业、留校任教，但运动频频，上山下乡，我在他身边的时光少得可怜。”改革开放后，被称为中国第四代导演领军人物的谢飞忙于教书、拍戏，开创事业，同样忽略了了解熟悉又“陌生”的父亲。
　　直到自己迈入晚年，生活节奏逐渐放缓的谢飞开始静下心，“读”自己的父亲――他读同为老红军的母亲王定国在三十年前的1982年组织人编写、出版的《谢觉哉传》、《谢觉哉文集》；读父亲留下的大量日记、书信，在父亲用毛笔书写的蝇头小楷里、在一张张发黄变脆的纸张中，他第一次对父亲的生活情感，有了实实在在的体会。
　　两年前，谢飞着手整理父亲日记、信件，从中选出与家人、友人的115封通信编辑成书，《谢觉哉家书》已于近日出版。
　　谢飞说，真正读懂父亲的足迹与悲欢，自己晚了四十年。
　　“我虽然敬爱你，却不能喊你做同志”　
　　1984年拍摄电影《湘女萧萧》时，谢飞第一次回到父亲故居――宁乡沙田乡堆资村的南馥冲。在那里，他第一次看到父亲第一位夫人的照片，知道了她的名字――何敦秀。
　　谢觉哉与何敦秀的结合，是旧中国农村典型的传统婚姻。何敦秀出身中医世家，其父中过举人，做过清朝官员，家教敦厚，幼时读过三年私塾。那时，谢觉哉曾在何家附近一个书院读书，与何敦秀堂弟是同窗好友，多次受邀去何家玩，被何父看中，安排与其女见面，在两人默许下，双方家庭结下姻缘。结婚时谢觉哉15岁，何夫人比他长近5岁。
　　谢觉哉与何敦秀共同生活21年，育有四男三女。受进步思想影响，曾为前清秀才的谢觉哉自觉走上革命道路，1919年他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36岁的他应何叔衡之邀离家赴长沙任《湖南通俗报》主编，该报揭露政治黑暗，批评错误思想和社会陋习，文字犀利辛辣，但因“宣传过激主义”的罪名于日被迫停刊。同年，谢觉哉在毛泽东等人介绍下加入新民学会，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半个世纪的长沙、洪湖、上海、江西苏区、长征、延安、解放等各个时期的长期离别家乡的革命生涯。
　　然而，远离故土的谢觉哉并没有忘记妻儿，《谢觉哉家书》中收录了他自1919年至1963年写给宁乡家人的二十二封书信。
　　谢飞正是在1984年回乡时，第一次看到父亲写给何夫人的信，它们被复印贴在墙上。
　　敦秀：
　　你上回写的信，喊我做夫君大人，这次写的信，喊我做焕南老兄。大人两个人，我实在不敢当。民国时代，官场中已没有大人的称呼了，家庭中，也不作兴喊爷娘做大人了。就是老兄二字，也不妥当……因为你的年纪，本比我大几岁，你以后写信，如果摆姐姐架子不出，你就写个“夫君”和“焕南”二字就要得。
　　这是1921年4月谢觉哉写给妻子的一封信，同每对感情笃深的夫妻一样，谢觉哉在信中向妻子“汇报”着生活起居：我在这里每天的事也不少，早晨六点多钟起来，洗面呀，操八段锦呀，屙屎呀，差不多要点多钟。八点钟的时候吃早饭，吃饭之后，就要做报，要到十一点钟才完工。再看几十分钟的报，就吃中饭。吃中午饭之后，或者要到学校里去上课，我在修业学校教了几点钟书。或者在屋里看书，或者同朋友扯淡，或者看外面来的信，或者自己写信，下午算是闲一点……
　　除了表达对妻子的思念，1920年代，谢觉哉在家书中还会反复提及对子女亲人前程的考虑，比如：“廉伯（注：谢觉哉和何敦秀的长子）说不愿在家，要学我一样，还真好笑。我这种人，在家里没有得用，所以跑到外面混混，其实没有一点趣味，抛离妻子，好像一种机械……况且廉伯本是个宜于务农的人，不要替他打错了盘算……子谷（注：谢觉哉与何敦秀二儿子）下半年升学，暂时不能替他预算前程。琼英（注：谢觉哉与何敦秀大女儿）、佩玉（注：谢觉哉同父异母妹妹）再读下子，将来还是在乡里做个裁缝或织袜司务，书读得好一点，或者当个把小学教员……
　　除对子女晚辈的教诲，谢觉哉对家人的关注，还体现于生活细微之处。1921年4月，看到各地饥荒，他嘱家人“家中的谷总要留点”，“怕不免有逃荒的到我地方来”，“预备应急”。1922年前后，听闻家中收成不好，他告知家里“继母的猪即可杀去一只，我的猪也即可杀去一只。剩下的那一只，也不要喂米……我再限你们每家至多只准喂二只鸭，喂一只鸡……猪同鸡的消耗很多，一定要实行，并要写信告示我。”
　　1927年，谢觉哉因　“马日事变”遭通缉，离开湖南长沙，自此先后流转到上海、中央苏区、延安。其间，因国共对峙，家书无法寄送，谢觉哉与家人断绝音讯十年。直到1937年国共联合抗战，谢觉哉被派往兰州，任党中央驻兰州办事处代表，才与家人恢复通信。
　　相隔十年，谢觉哉给妻子写的第一封信是一首诗。“音书久断绝，生死不可踪。累汝苦思念，暮暮复晨晨。累汝御强暴，一夕或数惊。累汝家计重，荆棘苦支撑。遥知鬓发改，不复旧时容。我行山川异，南北又西东……别离何足惜，贵不负初衷……”
　　自此封信后，谢觉哉与家乡亲人的通信再无中断。
　　1939年，谢觉哉接到孙子学初来信“今年十月祖母六十正寿，望祖父回家”。谢觉哉回信：回家暂时不可能，寿文应该写一封。他用工整的蝇头小楷写了满满四张大纸，“四十一年前的秋天，我和你结婚了，那天，不记得谁在房里唱‘送子’，我的外公拉我进去，说是什么‘大事’……有朋友来信，说你有丈夫气，其实，平凡的男子不一定比得你上，假如你不是生在这样的社会，读了书，不包脚，那你的本事，会比我强……可惜得很，我虽然敬爱你，却不能喊你做同志，因为社会制度的原因，使得我俩的精神隔离开了，因而也把我俩的形体隔离开了……再过一十九年即是我俩结婚的六十周年纪念，老话叫‘重谐花烛’，要重新拜堂行礼。那时候，也许不要到那时候，革命已经成功，国安家泰，我能够告老还乡，重温夫妻旧梦。等着罢，这不是空想，而是可能达到的。”
　　谢觉哉在信中不忘嘱咐妻子“从满六十岁那天起，不要再‘斩猪草’、‘提猪食’，少管些事，安静过日子，心里放宽广些，吃得好一点，包你活得更长久。”
　　在谢飞看来，之所以能够将父亲的诸多家书整理成书，有赖于何夫人对父亲家信的珍视与保护。据谢觉哉与何敦秀四子谢放长女谢延仁回忆，每次收到爷爷家信，奶奶何敦秀总会将它们一层一层包好，放在阁楼干燥处。天气晴好时，奶奶会拿出那些被层层包裹的家书，晾晒、防虫。
　　何敦秀离世后，这些家书交由谢放保管。之后，这些家书又转交谢觉哉与王定国的儿子谢飞及兄长谢飘。
日致何敦秀
　　“王定国同志，感谢你对谢胡子照顾得这么好”
　　就在谢觉哉与何夫人保持通信的同时，1937年，离家十余年的谢觉哉，在遥远的西北，被“组织安排”与24岁的王定国结婚。
　　组织说服王定国的理由有两点：谢老年纪大，需要人照顾；谢老做统战工作，需要有人以夫人身份从旁协助。
　　谢飞说，母亲年老后曾跟身边的工作人员讲，自己当时有过犹豫。“她在四方面军有个相好叫张静波，是她参加革命的引路人，直到查清张静波已在红军西征战斗中英勇牺牲，母亲才同意了婚姻。”
　　在谢飞看来，与有些人不承认、不理、不见的做法不同，父亲始终问候与帮助湖南家人的生活，并对何夫人讲“你永远是我的夫人”。
　　日，父亲给何敦秀写了最后一封亲笔信，表示：我的意见，你不来北京为好。理由如下：第一，我们离开了二十多年，我在外又有了家。你如来，很不好处置，要发生纠纷。现是新世界，和旧世界不一样。你我都是上七十的人了，经不起烦恼，对我不好，对你也不好。
　　50年代末，八十岁高龄的何敦秀被儿子谢放接到北京居住，据谢延仁回忆，谢觉哉带王定国去看望。“一开始没有上楼，让生活秘书把钱送上去。奶奶有些生气，走到晾台，把钱扔了下去。”
　　谢觉哉于是带王定国上楼，此后，二人多次请何敦秀来家里，也多次去看望，并送生活费。何敦秀有一次说：“王定国同志，感谢你对谢胡子照顾得这么好。”1967年，八十八岁的何敦秀去世，王定国亲自帮助料理后事。
　　在谢飞看来，自己父母虽然“先结婚、后恋爱”，但两人同样情谊深厚。
　　在《谢觉哉家书》中收入了一封“特别”的家书――日王定国第一次提笔给谢觉哉写信时，后者在信上做的文字修改。“……我的感冒（谢改‘冒’的笔画）已好一点，现有半个月时间，吃药也不（谢改‘不’字的笔画）行，就是全身都痛。余（谢改‘余’字笔画）人都好。谢七七有点不听话，每天把小龙打得哭。（谢左侧批：打小龙不对，责令改正）。”
　　这封信，可看作谢觉哉与王定国教与学的有趣例证。结婚前，王定国并不识字。婚后，谢觉哉有次让她帮忙拿《西北日报》，拿了三次都没拿对，她难堪地向丈夫坦承自己不认字。谢觉哉听后恍然，说：“不用怕，我教你。”　此后，在他们相伴的三十四年中，王定国不仅脱了盲，还跟着谢觉哉学写诗词、练书法，晚年成为有名的书画社会活动家。
　　1963年1月，王定国五十大寿，谢觉哉写诗赠与妻子：“暑往寒来五十年，鬓华犹衬腊花鲜。几经桑海人犹健，俯视风云我亦仙。后乐先忧斯世事，朝锄暮饲此中天。三女五男皆似玉，纷纷舞彩在庭前。”
　　“生活在‘一夫一妻’、‘先恋爱、后结婚’时代的现代人，往往不理解或喜欢嘲弄、调侃旧时代人们‘多妻、多婚’的婚姻情况，而不去了解我们的父辈，以至人类社会很长时期存在的历史与社会背景。”谢飞说，仔细阅读父亲半个世纪中与两位夫人的通信，他具体地感知了百年来中国人生活形式与制度的复杂存在与变迁，更感受到中国人几千年的“相敬如宾、珍惜亲情”的美好民族传统。同时也可看出参与制定新中国《婚姻法》的父亲，理智、平和地处理了在新社会“一夫一妻”婚姻制度下的家庭关系。
　　“你们说我做大官，我官好比周老倌”
　　既是家信，养育儿孙成了谢觉哉信中主要内容。进入1950年，谢觉哉在写给湖南的信中多次表示，子孙辈要安心农村生产，过好“土改关”，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1949年谢觉哉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的消息传到偏僻家乡，正值青壮年的湖南的儿女们，纷纷希望在北京“做大官”的父亲给予他们“照顾”，走出农村，到城里工作。日在给长子廉伯和次子子谷的信中，谢觉哉写道：
　　你们会说我这个官是“焦官”（注：湖南方言，指不挣钱的官）。是的，“官”而不“焦”，天下大乱；“官”而“焦”了，转乱为安。
　　家乡土改完成，谢觉哉在信中对子女讲：“从去年到今年的来信中，你们从未提过如何生产，只是叫苦、困难、要帮助”，“如果你们不改变，那是你们的事，有农会及乡政府督促你们，不要再写信给我了”，同时表示“只有有志气，能自立的人，才有资格请人家帮助，人家也会乐意帮助你，同时你也可以帮助人。”
《谢觉哉家书》
　　“世界上没有不费力气可以做好的便宜事”
　　对于北京家中这些学龄子女，谢觉哉在信中多是谈学习与品德教育。他抓紧一切可以写信的机会，如去外地开会考察时便和子女通信，事无巨细地关心教导成长中的儿女。比如，他会在信中和孩子们谈“吃苦”――“苦与不苦是比较出来的。同样的物质条件，某一地区或一时代的人以为苦，而另外一时代或地区的人却以为甜。”当孩子们来信说“妈妈够累了”，他会回信“能认识这一点是进步，但应更进一步，怎样使你妈妈不这样累”。当他看到谢飞在学校要求下种了蓖麻子却疏于照顾时，他会写“做事，不只是人家要我做才做，而是人家没要我做也争着去做。这样，才做得有趣味，也就会有收获”。当他听谢飘说自己演讲“两三句腹内就空了”后，写信告诉儿子“世界上没有不费力气可以做好的便宜事。你们的病就在这里。写字不肯费力气，作文、写信、记笔记不肯费力气”。此后，他在信中告诫幼时“绝顶顽皮绝顶娇”的谢飘，“就是你的见地比别人高明一点，但总还有不足之处，应该向人请教――对高于自己的人请教，也要对不如自己的人请教……说服人要‘和风细雨’，要表示谦虚。”当看到谢飘来信字写得过小，谢觉哉剪下认不出的字，寄给儿子，要求改正。因为在他看来，“会说会写，是做任何事情的工具”。
　　在谢飞看来，父亲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家。对待他们，从不会生硬说教，而会从小事着眼，生发开来。
　　1963年，临近谢觉哉80大寿，彼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院长的他从扬州考察回京，看到子女们集体贺寿的册子非常开心，同时也表示“尤其值得赞许的是大的小的都以同样的纸写文章……人无论做什么，都要有组织，要能够服从组织或为组织中的倡导者，要戒骄戒躁，克服不能团结人的毛病。”　
　　除了写信，谢觉哉还会利用周末为北京的子女集体上课：让王定国讲述童养媳经历，忆苦思甜；请小楷书法家樊淑真来家教孩子写毛笔字。
　　另外，当谢觉哉发现孩子们学完书法后没有收拾妥当，便又写信贴到墙上，表示毛笔要用清水洗，洗完插到笔帽里，不洗，毛笔就坏了。如此细节，他都会捕捉不放过。
20世纪50年代，谢觉哉与王定国。
　　“替人民当管家婆，颇不容易，但当好了，又很有趣味”
　　除了与家人的通信，《谢觉哉家书》还收入他与家乡干部及友人的不少信件。
　　1954年，谢觉哉主动给比自己年小三四十岁的宁乡县县长写信，表示希望了解故乡建设的情况，并叮嘱“莫误会我是向你要报告”，“我说的是自由通信。”在信中，谢觉哉甚至要家乡干部告诉乡亲：“谢觉哉愿意和人通信。”“不管是工作人员或非工作人员，他们有所见，有意见，有疑问，都可随时提出商量。我虽眼花事忙，只要字写得大一些（四号字大）不潦草，我一定亲自阅看，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写复信”。
　　确如信中所说，自此谢觉哉开始与故乡几位县领导持续几年通信，直到1963年他因病无法提笔为止。信中，他和家乡干部讨论养猪、稻田养鱼、林木保护、豆腐店、中小学的劳动教育……
　　1957年、1960年、1961年谢觉哉三次回到湖南，却只有两次去到家乡南馥冲老家。后来他许多信里都提到这个经历：去年正月我到宁乡看了许多好东西，值得称赞的，但也有的看不顺眼。为什么我只在南馥冲站了两个钟头就跑了，因为逼得我不能不跑。连夜由谭家湾修一条到我屋门走汽车的路，这是为什么？堆子山的木桥没有了，不修（听见细屋背嘴的桥也没有了），却赶修一条过汽车的桥――涨水就要被冲去。屋子里站几个穿白衣的招待员，不知道在哪里学来的……到流沙河（注：宁乡地名）主要是看鱼，有人吹得厉害，后来我对张县长说：“乘舟归去看蔬鱼”，不是看这样的鱼，这是摆样子的，应对参观者的……
　　此后，针对家乡亲人及干部的浮夸接待以及森林遭砍伐等问题，谢觉哉多次写信，表示“修车路，不是对我的尊敬，而是对我的不尊敬，使人民看了，要说我谢胡子是个官，是个架子很大的官，这是浮夸风的反映。”“我两次回乡，都不很称意。我还想回乡一次，不过有三个条件：第一，不要派一些人包围我，要让我行动自由；第二，要农村容易买到猪肉；第三，要看到到处都是幼林。”
　　除了批评，对待家乡的青年干部，谢觉哉更多是希望他们“吃一堑长一智”，“人，总是由犯错误进到不犯或少犯错误的”。“为什么深入群众而又脱离群众，深入实际而又脱离实际，毛病在哪里？你自己必须也可以找出答案。”在谢觉哉看来，要注意两个字，一是听，二是想。“虚心听取各方的群众的意见，然后想他们是否说了真心话，为什么说这样话。”在信中，谢觉哉不忘叮嘱干部“要知道这几年听假话说假话惯了，一时间不会全断绝……上面爱听假话，下面就讲假话，这是一个规律。你们曾经爱听假话，现在是不是群众敢向你们讲真话？除非你们已向群众做过多次检讨，群众认为你们是自己人了，他才敢把真话向你们说。”　“替人民当管家婆，颇不容易，但当好了，又很有趣味”。
　　近日，中宣部、中组部将《谢觉哉家书》列入推荐党员干部学习书目。在谢飞看来，父亲的这些书信，显示的是老一辈做人做事的清廉正派的风范，值得体味。
　　家书之后，谢飞表示仍会继续整理父亲的日记。谢觉哉从14岁记日记，坚持七十多年，即使1963年中风后仍坚持用左手书写，留下大量珍贵史料。如在日的日记中，谢觉哉写道：“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儿子谢飘曾问父亲5个圈的含义，父亲说是“共产主义者”，讲的是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毛泽东、何叔衡动身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如今，谢觉哉日记成为记录当年历史的唯一物证。
　　《谢觉哉家书》出版后，在当当、亚马逊等网站销量很好，在读者中亦颇受好评，谢飞在各地参与多场分享会。在他看来，整理父亲的书信日记是一种责任。“每一个人都应该搞清楚自己的祖辈、父辈是怎么回事，因为人类的历史、中国文化的历史就是由一个个家庭组成。”　
　　虽然从小就被称作“高干子弟”，但谢飞兄弟姐妹，无人求官、无人经商。如今重读父亲当年写给他们的“思想上‘看过去，看别人’、‘对人宽，对己刻’；生活中‘要自己动手’、‘爱惜东西’”的文字，谢飞感慨儿女的淡泊与父亲的教诲密切相关。
　　在《谢觉哉家书》封底，谢飞特别选印谢觉哉当年写给家乡亲人的一封信，信中赋诗：你们说我做大官，我官好比周老倌（家乡一老农）。起得早来眠得晚，能多做事即心安。
　　（本文参考《谢觉哉家书》生活?读书?三联书店）
　　（简介）
　　谢觉哉（），字焕南，别号觉哉，亦作觉斋。　“延安五老”之一，著名的法学家和教育家、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1884年出生，湖南宁乡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他在中央苏区任内务部长时，主持和参加起草了中国红色革命政权最早的《劳动法》、　《土地法》等法令和条例。1934年参加长征后，历任陕甘宁边区内务部部长、参议会副议长等职，制定与推行了《选举条例》、《宪法草案》等法令。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等职。曾出版著述《不惑集》、《谢觉哉杂文选》、《一得书》、《学语集锦》等；20世纪80年代整理出版《谢觉哉日记》、《谢觉哉文集》《谢觉哉诗集》等。
　　谢飞，谢觉哉之子，1942年出生于延安。1965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后留校任教，先后任副院长、教授，并担任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导演电影作品包括《我们的田野》、《湘女萧萧》、《本命年》、《香魂女》、《黑骏马》、《益西卓玛》等，多次荣获国内外电影大奖。
　　《小康》2015年12月上
编辑：龚紫陌
来源：小康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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