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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文化“标志”建筑 兰州能否建座“黄河楼”
日 09:14来源：鑫报
以河为景标志性建筑“价值”可观我国江河众多，许多大河源远流长，大小河流数以千计，总长度超过42万公里，主要河流2000余条。而在全国一些大江大河中心城市，几乎都有一座因河而起，以河为景的标志性建筑。雄峙长江之滨的黄鹤楼，几乎成为武汉的代名词，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名胜建筑，相传建于三国时期（公元223年）。新建黄鹤楼保持了明清黄鹤楼的基本风格和特征，并在原型的基础上有所发扬和创新。新楼的室内设计，分别以“神话”、“历史”、“人文”、“风尚”、“哲理”为主题，通过壁画、楹联、画屏、陈设等手段，形象地展现了黄鹤楼的历史文化内容，扩大并深化了建筑艺术的表现力。今天的黄鹤楼不仅成为闻名中外的景点，也取得极可观的经济效益。据了解，当年重建黄鹤楼仅投资800万元，开放20多年来，先后接待了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游客约5000万人次，累计创收5亿多元，其所创造的无形资产及所带动的品牌经济效益更是无法估量。湖南岳阳楼、武汉黄鹤楼、南昌滕王阁合称“江南三大名楼”。由于地处江湖之畔，风景优美，建筑设计精巧，气势雄伟，三座楼逐渐成为文人荟萃，宴客、会友、吟诗、赏景的游览胜地，也成为江南的标志性建筑。在今年“五一”期间，岳阳楼景区三天假期共接待游客超过10万人次。南昌依托滕王阁，举办了国际华人作家滕王阁笔会，向全国和全世界展示了南昌最美好的城市形象，提升了南昌在国内和国际上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扩大了南昌的影响力。滕王阁虽经过20多次的重建，但其知名度仍居江南三大名楼之首，逐渐在有限的公共文化资源分配领域内将服务与福祉最大化。纵观天下名楼，特别是“江南三大名楼”，不仅是文化的象征、标志和荟萃展示之地，而且是天下最为著名的旅游景观，经济效益十分可观，是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摇钱树”，对地方旅游业的巨大拉动力不言而喻。而黄河作为中国第二长河，世界第五长河，被誉为中国的“母亲河”，兰州作为黄河唯一穿城而过的城市，依河而建的标志性建筑除了中山桥和水车博览园外，沿黄城市带标志性建筑物还是缺乏内涵，由此可见，建造临河依水的标志性建筑，恢复古代兰州黄河边多楼的景象，打造来兰游客必登的景点，进而增加黄河文化内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建黄河楼打造“黄河之都”主景“黄河是兰州的命脉，黄河文化形塑了兰州文化的灵魂。黄河造就了兰州，同时兰州的发展也必须依凭黄河。”张克复认为，要利用博大精深的黄河文化对兰州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文化包装，展示兰州黄河文化符号的文化景观。而黄河文化的内在具有包容性、开放性，能够兼容多种文化，形成多元融合的黄河文化。在具体的开发中，应当有宽广的视野、独特的视角和宏大的气魄。张克复认为，黄河文化精神本身就是以虚体存在的观念、思想，要把这种虚体存在呈现出来，就必须通过符号化、实体化、情境化的方式，把黄河文化和悠远的历史人文底蕴转换为可见、可感、可知的实体化存在，使之有所依附，从而使观者通过实体化存在，体味悠远深厚的虚体存在的文化。“兰州应选择合适地形，临河规划建设一座气势恢宏的景观建筑&黄河楼&，形成整个风情线的主景。”张克复认为，兰州黄河楼的文化展示，归根到底还是以怎样的方式展示，在什么地方展示，以及展示什么和如何展示的问题。“&黄河楼&应与白塔山、金城关、中山桥、水车园连为一体，选址应在中山桥与城关黄河大桥之间，登楼可远眺南北两山，近观黄河岸边的美景。”张克复认为，该楼可参照武汉黄鹤楼、南昌滕王阁规模气势规划建设，建成之后使之成为万里黄河第一楼，成为弘扬黄河文化的标志性建筑和黄河景观的地标。同时，将各条线贯穿，提供一个能够从高处把两山一河景观尽收眼底的标志性建筑。黄鹤楼可以整合文化展示、观光、旅游、游乐、饮食、民俗体验以及休闲等多种功能为一体，从建设文化产品链条的整体思路出发进行规划。同时，在经济条件不具备的现实面前，兰州完全可以走市场化的融资渠道，通过招商引资的方式，采取“谁建设谁受益”的运营模式，将“黄河楼”打造成展示甘肃兰州文化、历史，以及民族文化、丝路文化、黄河文化三位一体的文化模式载体，将文化遗产和文化精品集中进行展示。
[责任编辑：王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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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舞、佳肴、美酒、大奖，弘阳洛克菲圣诞主题派对，欢乐来袭！
　　又是一年冬季，又是一年岁末，2015圣诞之际，辛劳忙碌了一年是否已感倦意重重？是否还在寻觅一处吃喝玩乐的天堂？是否还在为一次和ta年末的甜蜜出逃做准备？或许正被繁琐的工作纠缠，或许正在紧锣密鼓的安排明年的生活计划，或许正肩负着种种压力。此刻，请卸下心头枷锁，迈进无锡洛克菲酒店这片“世外桃源”，因为这边风景独好！
　　无锡弘阳洛克菲花园酒店特在日举办“缘起盛世 辉煌圣诞”洛克菲主题派对。本次派对仅限150人，当晚活动包含1、自助晚宴2、房券一张（期限三个月内）3、早餐券两张（期限三个月）4、饮品券两张（期限三个月）5、活动抽奖。此次圣诞派对可谓是一场性价比与颜值皆具的盛大年末狂欢，对厌倦了钢筋水泥的现代都市人无疑是一场华丽的年末出逃胜地。酒店三面环山一面朝湖，客房内即可眺望无边太湖美景，若起得早便可看见晨光初露洒满波光粼粼的湖面，听见清脆的鸟鸣……
　　当然最吸引人的远不止这些，此次派对活动到场的150位嘉宾里还将产生获得IPHONE6S的幸运者一名，总统套房入住一晚的幸运者一名，获得价值2888元年夜饭一桌的幸运者两名，另外，十名获得精品红酒一瓶的幸运者，中奖率之高不必多言。
　　歌舞，大餐，奖品，美酒，佳人，陪伴……此次的“吃喝玩乐住”的派对必定会为忙碌了整整一年的你划上完美的句点，还在等什么？（费经通）
　　小贴士：派对名额现已开放预订，票价：980元/位（含当晚自助餐、节目表演、互动抽奖、圣诞礼包、标准房一间/夜、自助早餐券2张、酒吧饮品券2张），1.2m以下免费无席。地址：马山旅游度假区环山东路9号弘阳洛克菲花园酒店
[责任编辑：曹妮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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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营企业考察报告1
从“倒U曲线”谈起
“倒U曲线”在经济学中又称“库兹涅茨曲线”。“倒U曲线”现象主要是指企业在原始资本积累和原始创业阶段，其业绩与规模呈现正常的上升趋势，但是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产品和利润达到一定的临界值时，会出现停滞不前甚至于严重的业绩和利润下降趋势，直到消亡这样一种轨迹。“倒U曲线”既可以指企业的产品、销售额和利润，也可以指它的业绩和规模，但从本质上主要是指企业发展的运行轨迹。
有三个民营企业案例：
案例一：A公司是以生产和经营高技术含量的中西药、保健品、生物药、美容品为主，兼营保健食品和现代建筑产业的高新技术企业集团，创建于1990年10月。它以减肥茶起家，连续在年实现利润2亿元，到1994年时其产值和利润已跃居国内同行业之首，完成了企业规模的原始扩张，实现了企业初期固定资产的快速积累和跳跃式整体推进发展的战略意图。但是，好景不长，由于管理方面(尤其是人力资源政策的极大缺陷)的先天不足，于1994年底出现巨大的经营危机；其总裁D君于1995年6月突然宣布企业进入休整期，从此销声匿迹。
案例二：B公司成立于1988年7月，其前身为某大学科技开发总公司。B公司是集技工贸于一体，以科技开发为基础，以信息产业、环保产业和医药产业为支柱的多元化发展的高新技术企业集团公司。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公司凭借人才方面的优势，先后开发出包括国家级重点新产品等在内近200项高技术产品，获各类地方级、国家级奖励和荣誉称号无数。该公司是一个拥有大批一流人才的大型企业，拥有员工1000多人，平均年龄仅29．5岁，其中30岁以下的就占70％，而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则占员工总数的48％，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近90％。日，创立了以信息和环保产业为主营方向的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8月通过收购股权加大医药板块的资本投入。但是去年以来，由于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缺陷和薄弱及由此导致的某些人才的使用不当，使得B公司业绩和效益大大滑坡；在资本市场上也在今年上半年由绩优蓝筹股转为出现前所未有的业绩预警。
案例三：目前，被北京某大报评为“2001年度最佳公司——最具爆发力的民营公司”C公司，在保健品市场一向不显山露水，却于日率先撞开资本市场的大门，被业界誉为“作为一家民营企业，一次性筹措到17亿元资金(以发行价计算)，这在中国资本市场前所未有，标志着国内民营企业融资渠道已经打通。”为什么该公司此时会如此恰当地选择进入资本市场?原因可能正如其董事长E君所言：“现在，面临着国外大企业的竞争，我们不能光*盈利来扩大规模，那样速度太慢了。民营企业要做大，只有两条路：出让给优秀的跨国企业，再就是上市……上市是为了加强竞争力，把企业发展下去。”作为国内民营药业的典型代表，B公司只用不到1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从家族企业向公众公司、由保健品企业向综合药业的成功转型，其中最成功之处就是它所网罗的职业经理人及其先进的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策略。
考察上述三个案例，就会发现我国民营企业常常是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和阶段时，就会上演一幕幕“各领风骚三五年”的悲剧。在民营企业中，称得上大型企业的，不足800家，约占总数的0.004%，真可谓凤毛麟角。造成这种现象是因为大多数中小型企业无法向大型企业迈进的“瓶颈”。那么到底，在这个跨越上，存在着什么障碍，能使这么多企业纷纷“下马”呢？
本文就这个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提出一些肤浅的见解，以达到抛砖引玉之效。
如果翻阅本书的民营企业家、民营企业员工、关心民营企业发展的人们、关心中国经济发展的人们，能够从拙作中能够体会到些许作者的苦心，本书写作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在这里，我还要强烈呼吁能够有更多的人来关心我们的民营企业，因为一个健康的社会经济体系中民营企业应该是主流，而不是处在边缘地位的尴尬局面。
序 从“倒U曲线”谈起
献给所有那些为中国经济发展奉献力量的人们和
全球最大的中文生意社区–全球商人社区 / 的网友们
第一章 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民营企业
第一节 民营企业发展简史
第二节 民营企业的优势
第二章 “草根”与“贵族”——民营企业发展的社会障碍
第一节 举步维艰
第二节 全球化的冲击
第三节 市场与信用
第三章 企业与家族——民营企业家族管理的误区
第一节 家族管理与家族化管理
第二节 皇亲与大臣
第三节 太子接班
第四章 直觉与制度——民营企业运作的误区
第一节 非理性的思维方式
第二节 残缺的制度
第五章 短视与投机——民营企业的战略匮乏症
第一节 战略缺失症
第二节 肤浅的策划
第三节 扩张与死亡
第四节 企业家精神与战略
第六章 企业生命之根——民营企业虚弱的竞争力
第一节 核心竞争力与生存
第二节 多元化战略的异化
第三节 民族产业当自强
第七章 惟我独尊与以人为本——民营企业的管理陷阱
第一节 企业家的狂躁症
附录：谏太宗十思疏
第二节 权术不是管理
第三节 没有任何借口吗
第四节 职业经理人的困惑
第五节 请尊重员工
第八章 民营企业与中国社会
民营企业管理最根本的问题不在于管理
作者个人非常喜欢“自古雄才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这两句话，就用这两句话与所有希望并相信中华民族能够崛起的朋友们共勉。
第一章 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民营企业的活力全球商人社区
第一节 民营企业发展简史
中国的事业是民营企业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整个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民营企业的迅速崛起，民营企业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之一。。据统计,全国已有3200多万户个体私营企业,解决了一亿多人的就业问题,我国民营企业总户数已达800万家，分别占全国企业总数99%、工业产值60%、工业增加值40%、实现利税77%、出口额60%、城镇就业机会的75%，民营企业的年产值增长率一直保持在30%左右，远远高于同期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GDP中所占比重已达到61%,拥有的资产占全社会资产的比重已超过20%,民营企业产值已“三分天下”甚至“二分天下”。我们现在完全可以说，民营经济是国家经济的主要成分，中国经济的未来完全依赖于民营企业。
随着中国加入WTO，国有企业要改制，以后没有纯的国有企业了，都是股份制企业，它是民营企业、私营企业，也是国家的股份，有综合性的混合经济所有制。从这个意义上讲民营经济一定是成为中国经济的主导力量。但我们同时也要看到，民营企业一个显著的特点是生命周期过短。据统计,我国民营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2.9年。北京中关村“电子一条街”5000家民营企业,生存时间超过５年的只有430家,其余91.4%的企业已烟消云散；生存期超过８年的企业仅占总数的3%左右。一般民企真正发展的黄金时期也就在2到年，之后要么倒闭、要么长期停滞徘徊。沈阳飞龙集团、山东三株集团、珠海巨人集团、郑州亚细亚集团、广东中山爱多集团、广东顺德万家乐公司、广东太阳神集团、深圳银广厦集团、瀛海威集团、中式快餐店”红高粱”……，如同流星一般划过天空，万人翘首，最终却陨落。每天都有无数民企开业，标志着创业者个人事业的开始，每天又有无数的民企倒闭，鹤然而逝。中国的企业可真是江山易改，城头变幻，一声叹息。
力帆集团老总尹明善说过一句话：“我的成功要换在市场经济国家是不可能的”。这句话含蓄的说明了民营企业成功与失败的深层原因。实际上，民营企业家是不是完全依*自己的个人能力与素质起家的：
一、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由于历史的原因，早期中国私营企业主大多是社会边缘人士，即无法进入主流社会层面的人士，包括劳改劳教释放人员、返城无业知青、个体户、农民、城镇无业人员、被国营企业开除或辞退人员，所受教育有限、层次不高。他们往往从个体户开始，凭着一股草莽英雄的勇气在商海中冲撞，一不小心就发了财，成了民营企业家。
二、上世纪八七到八八年的价格双轨制，差价总额达到几百亿元，大部分差价都落入了民企老板与少数政府官员手中。
三、上世纪九十初期的原材料投机生意，很多人低价买高价卖赚取市场差价而起家；九二到九三年的房地产开发热，大片土地转手之间就赚得几十万、上百万元；九十年代中期的炒股热，一些胆大者低价购进大量股票，一夜之间成了暴发户；是朋友、同事参股合资开办的合伙企业。
四、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的国有企业转制过程中，过去在党、政、军、行政、事业单位掌握一定权力，或者在国企、民营企业当经理人期间聚拢了大量资源的人，在机会适当的时候，跣足下海，开公司办企业，实际是将过去的权力和市场关系变现，将无形资源变现为有形的货币。一批特权者变着法倾吞国家财产发了大财。这是一种公然破坏市场经济环境，人为制造市场不公平竞争的现象-。
五、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至今，由于各种原因，下岗工人、失去土地或因为种种原因不愿困守乡村的农民， 以及刚刚毕业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这是中国数量最大的一拨创业者，也是小打小闹的小生意。这一类型的小老板，占中国创业者总数的90%。其中许多人是被逼上梁山，为了谋生混口饭吃。这批人中极少数因为偶然的机遇成长为大中型企业的，因为现在国内市场已经不像二十多年前，像刘永好兄弟、鲁冠球、南存辉他们那个创业时代，经济短缺，机制混乱，机遇遍地。如今这个时代，多得是每天一睁眼就满世界找钱的主儿，少得是赚钱的机会，用句俗话来说，就是狼多肉少，仅仅想依*机遇成就大业，早已经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了。
我们还要面对一个事实，就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素质也普遍偏低。这是因为：
一、有关权威部门在九十年代末对温州民营企业家做的一次述职调查结果显示：小学毕业在3.86%、初中毕业占40.3%，高中毕业在38%，大专毕业占14.1%，本科毕业占3.1%。这表明，民营企业家的主体部分的学历还是普遍偏低。由于绝大部分的民营企业家出身于社会边缘人士，无论是思维模式还是行为方式都局限在他出身背景的圈子里。个体户的所有活动都不需要正规企业的那种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和激励；农民的生产活动多数是小农经济形态，独家独户，精耕细作，自己自足，与外界的协调和配合很少，并不需要什么组织运作，处于半封闭的状态；而城镇无业人员长期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的边缘人，是城市社会中低层中的低层，完全*自己的单打独斗来生存。所以，民营企业家从创业开始就不具备现代企业家精神。当企业规模扩大，运作复杂之后，他们所创办的现代公司与他们内心深处的小农意识或市侩式的思维方式之间产生了极大的矛盾。
二、中国市场经济的反站不过短短二十来年，民营企业发展成规模型企业也不过十年左右，整个中国民营经济形态尚未形成稳定而成熟的运作模式，正如邓小平所说的，现在一切都还都是摸着石头过河，走到哪算哪。很多人都说西方管理不适合应用于中国民营企业，实际上是中国民营企业与种种发达先进而成熟的西方管理文化与技术相去甚远，民营企业远远没有达到应用现代西方管理的境界。只不过走过了二十年的道路的中国民营企业家与经过了长达几百年的市场经济磨练的西方企业家相比，不过像小孩一样幼稚。从本质上来说，中国民营企业还没有跨越西方百年前的泰罗制时代，甚至大部分的民营企业还远远没有达不到这个水平。
三、很多民营企业家是*胆子大、眼光、善于投机、善于钻政策空子、善于打擦边球而起家发财的。在他们身上，更多的是市井钻营者的机敏和梁山好汉式的豪气，这些民营企业家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套住上家的货款、如何为延迟付款找借口、如何通过某种手段让合作伙伴落入其设下的圈套、如果摆脱追债者的纠缠。民营企业家身上更多的是生意人的精明与狡黠、甚至是街头地摊式的精于算计，缺乏的是哲学家的头脑、企业家的眼光和政治家的胸怀。还有一些民营企业家因具有政府背景而通过权利寻租，将国家资产侵为己有，这仅仅是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而已，这些人的能力更多的是体现在玩弄政治权术、上窜下跳、欺上瞒下的官场，根本谈不上什么经营与管理。当企业发展壮大之后，需要现代化、专业化、规则化和制度化经营的时候，大部分的民营企业家就显示出无奈与无能。民营企业老板绝大部分都是地主老财型、跑江湖的生意人型、博彩投机型、红顶商人型，具有现代企业家精神和一定哲学素养的人实在是少之又少，这决定了大部分的民营企业家都没有一种长远发展、服务社会和振兴民族经济的思想境界。我们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大部分民营企业都不是学习型企业，而是游击式的投机型企业；大部分民营企业老板都不是学习型经营管理式的企业家，而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投机型老板。
民营企业的成功往往是老板依*某一个好的产品、好的项目，或者是瞄准了一个好机会，然后毅然决然、不顾一切地冲进去，在没有竞争者的前提下一举成功。但是，这种成功并不伴随着老板的人格、企业文化及管理水平的提升，于是，在企业的后续发展中，就出现了企业发展的需要与老板低质的人格之间永无休止的斗争。因此，可以说，中国大陆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只有一个个老板，这些老板们的共同特点只有一个——胆大。
中国民营企业老板的发迹，很多都不是个人长期努力的结果，在中国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转轨时期改革开放初期，颇有些类似十八世纪美国的西部拓荒，没有规范的市场秩序、没有严格的法律法规，市场经济体制也是一片空白，有的只是无限的利润空间，随时随地都是发家致富的机会，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是市场，到处都是空白点，到处都属无人竞争的领域，只要有超凡的胆量，冲进去就能获得暴利。比如；经济的转轨期使一大批民营企业老板完全不用*个人努力，只*把握好时机和一定的胆量就发了大财，投机行为的巨大成功造就了成千上万的富翁，也造就了这些富翁的一种投机心态——认为钱是*投机赚来的，这些人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博彩爱好者，办企业等同于买彩票、喜欢赌，当然他们就不太喜欢检讨赌博成功的概率，更不会谋定而后动，不打无准备之仗。因而完全忽视西方社会早已形成的企业家精神——*长期艰苦努力，*企业结构制度和经营战略的真功夫。
中国历史是一部封闭的封建小农经济发展停滞的历史，是一部重农抑商的历史，是一部对商业文化无情打压的历史。因此中国从来没有形成过真正成熟的企业家文化和商业文化，因为从来没有形成过成熟的市场经济，所形成的只有政治斗争的文化，而中国的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就是玩弄权术、玩弄手腕、对权利的渴求、对当官的渴望、利用权利进行黑箱操作。这种文化模式从每个民营企业家青少年时期就影响着其思想，而一旦他们开始经营企业，潜意识中的中国式政治文化思维定势就会发挥作用，无形中影响着这些先天不足的民营企业家们的行为方式。　
中国民营企业家血管里流淌着一种对市场经济及规范化管理的血液：对组织、计划、领导、合理运作和配置资源的无知；对规划化市场经济游戏规则的漠视；对公平、公正和伦理道德的蔑视；对企业长期发展的短视；对正规化制度化建设的不屑一顾；对人才的不重视。这是计划经济、小农经济及中国几千年封建文化带给民营企业家的无法磨灭的深深烙印。这是我们无可回避的真实景象。
第二节 民营企业的优势全球商人社区
　　若干年前，人们对农民企业家多少有些不屑一顾，农民企业家也变成了饱含铜臭味的暴发户之意的贬义词。现在细细回味一下，农民种庄稼，懂得一份耕耘一份收获，非常务实，少些浮躁，心态懂得知足，耐力比较持久。搞经营也是一样的道理，民营企业产生、发展壮大、生存得下来，必然是有他的优势所在的。
　　现在有一种提法，一些专家认为民营企业已经褪掉了身上的乡土味，逐渐开始上规模了。实际上，仔细研究一下民营企业的行业分布，就会发现，99%的民营企业都是分布在服务业、零售业、分销业、五金金属制品、农产品等零散型行业，就以中关村的民营企业来说吧，小本经营的占绝对优势的比例。说白了，和大型公司比起来，都是小打小闹。
　　当然，小有小的优势。我们都知道规模经济效益，往往有些行业偏偏就没有规模递增的经济效益。比如说，龙虾捕捞，都是在一定面积的海域单船作业，多船作业对降低成本的作用极小，因为全部船只都将在同一水域作业，其获得好的捕捞量的机会也相差无几。这样就形成了许多小作业者以几乎同样的成本在作业。
　　有的时候，尽管存在规模经济，高运输成本仍限制着效率高工厂的规模及生产地点。抵消规模经济性的运输成本，决定了工厂可以经济的服务半径。比如说，把上海生产的膨化食品用汽车运输到东北去销售，高昂的运输费就限制了这种可能性。如果不是我孤陋寡闻，仅仅生产泡沫的企业是绝对不可能成为一家跨国大公司的，因为行业结构就已经局限它的扩张。
　　还有些时候，虽然在生产过程中可能存在内在的规模经济性，这种经济性可能会因为库存成本较大或销售波动而无法获得。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只能忽高忽低，这与大规模、资本密集、要求连续运行的设备的要求是相反的。同样，如果销售极不稳定且大幅度波动，拥有大规模设备的企业则不比较小的、更灵活的企业更有效。小规模、低专业化的设备或分销系统通常在转产方面比大的、专业性程度高的企业更灵活，虽然在稳定运行情况下，小企业的运行成本要高些。比如说，在服装行业就是这样，流行趋势变化多端、时尚潮流难以捉摸，这就要求企业要有灵活性，具有快速反应能力。还要注意到，频繁的花色变化是造成竞争的基本因素。在这种情况下，造成领先时间变短，一个大企业可能比小企业效率低。和其它一些产业中就是这种情况。
　　不可否认，民营企业大部分都是，技术含量低，管理水平差，竞争力不强，不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民营企业所在的大部分行业的进入壁垒比较低，利润空间有限的缺点，也正是其优势所在。那就是，寻找一个市场狭小的空隙，人不做我做，自然多多少少总有一些民企可以生存下来。这点倒挺像犹太民族，只要能够自己当家作主，就是在一片荒漠建立国家，也要在逆境中求生存，欲与天公试比高，让沙漠变绿洲。
　　再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看，民营企业家大部分都是出身社会中下层甚至是低层，这种从下层环境锻炼出的强烈的生存欲望刺激了人的斗志。因此上帝非常公正，他给了挣扎于底层的人一种自发向上求生拼搏的意志。正是因为这样，民营企业往往有着一种奋发向上、不畏艰难的勇气和韧性，尤其可贵的是，企业有着一种自我完善、不断克服自身缺陷的勇气，这是民营企业的一大优势，恰恰也是我们民族经济腾飞的最大希望。
　　中国一向是有家文化的传统，在这个社会背景下，95%的民营企业都脱离不了家族型企业的形态，在本节，我们讨论一下，民营企业的第二大优势，家族企业的优点。不过我们在这里要注意到的是，家族企业与家族化管理是不同的概念，在本书的后续章节，我们会有详细的叙述。家族企业的优势表现在下面几点：
　　一、在企业初创时期，凭借家族成员之间特有的血缘关系、类似血缘关系、亲缘关系和相关的社会网络资源，以较低的成本迅速集聚人才，全情投入，团结奋斗，甚至可以不计报酬，能够在很短的一个时期内获得竞争优势，较快的完成原始资本的积累。家族企业的创立者或继承者，往往以其较大的股份、较高的辈份或独特的个人魅力，在家族企业中扮着家长的角色。家长依托家族的血缘关系，将企业的决策权集中在自己手中或家族内部，从而建立了集中、稳定而强大的领导实体。
　　二、家族往往还是家族式企业融资来源的最初渠道。中国当前的金融体制主要是为国有企业服务的，家族企业的融资渠道相对单一，通常是利用家族式的网络。创业时期企业的经营风险无疑偏大，而家族资金的介入实际上承担了类似高科技发展中的创业风险投资资金的作用。根据调查，我国私营企业的开办资金最主要来自于本人原来的劳动或经营积累，占56.3%，亲友借款占16.3%。这一点在李书福、南存辉等江浙一带家族企业中体现得非常突出，这些人身后往往站着一大批“隐身富豪”，使得他们的企业从来就不缺乏资金的支持。
　　三、在迅速变动的环境中，家族企业的运作成本相对较低。家族的管理模式不仅有利于前期降低生产成本，而且从最初创业的意义上说，家族化经营的协调成本也相对较低。再加上有家族观念的约束，信任度一开始就能达到一定水平，所以过程中的监督成本也相对较低。由于决策者与管理者均为家族中人，信息的传递极为快捷，遇到问题时可及时处理，无须先请示汇报。由于是利益的共同体，基本不存在内耗，从而能提高效率。在企业资金困难时，家族人员还可以不计报酬地工作，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在资金上的压力。比如蓝招衍、蓝招宝兄弟创办的珍禽公司，如果没有哥哥招衍早期在精神、物质、技术等各方面的支持，招宝恐怕早就支持不住了。
　　四、我国社会的道德水准较低，人们的可信度较低，加上法制不健全，由上述三项成本所构成的代理成本就非常之高。家族管理有利于企业降低监控成本，因此家族企业的总代理成本相对于其他类型的企业低。家族成员之间特有的血缘、亲缘关系，使家族企业具有强烈的疑聚力，加上心理契约成本较低，再加上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合一，家族企业的总代理成本可能较非家族企业为低。比如浙江天通股份的潘广通、潘建清父子的“子主外，父主内”的家族企业。儿子的业绩主要体现在使天通公司发展成国内软磁行业的龙头，国内市场占有率达35%以上。而只有高中学历的父亲则在小小的郭店镇默默运筹天通公司的制度安排，根据环境变化，改造企业。试想，如果不是基于血浓于水、亲情无价的父子关系，那么小潘恐怕不会安心在外东挡西杀 “打天下”， 天通电子要想做大应属不易；而没有老潘如此殚精竭虑的实现家族控股，小潘忙了半天很可能要“为他人作嫁衣裳”。
　　目前的职业经理人阶层的缺乏和信用环境的恶化，导致民营企业家不敢贸然选择外部经理人员进入。民营企业的所有者在选择经理人员时的一个基本准则通常是，民营企业所选择的经理人员首先必须是可信的，如果不可信，那么经营管理能力越强，可能对于企业所有者造成的损害也就越大。清晰、稳定的法制环境，透明的职业经理人评价体系，都是促使企业所有者和经理人之间建立信任关系的基础。但是，目前这些方面的环境并不具备，企业的所有者在这种状况下只能转而选择家族之内的可信人员参与经营。“超级解霸”的发明人梁肇新创业之初的“反家族情结”，就让他在合作者手上吃尽了苦头，直到后来任用妻子王周宇，才使企业开始走上正轨。
　　我们再来详细解释一下什么是外聘经理人的代理成本。
　　民营企业所有者在某个岗位，就有与这个岗位相关的关系资源，一旦离开这个岗位，则与这个岗位相关的关系资源就会逐渐丧失。虽然民营企业所有者以前在这个岗位工作多年，交了不少朋友，但离开一两年就会发现，原来的朋友有的调离，有的退休，有的去世，有的坐牢，有的出国，总之，人都换了。而这些新人民营企业所有者并不认识。谁认识，民营企业所有者派到那个岗位的人（虽然他是民营企业所有者的雇员）认识，他与这些新的关系户有很密切的关系，尽管为建立这些关系而支付的请客送礼的费用是民营企业所有者支付的，但别人并不认识民营企业所有者，只认识他，这些关系资源都属于他，而不属于民营企业所有者，虽然民营企业所有者是老板。所谓两权分离，就是将决策权交给别人，尽管这些权力原来属于民营企业所有者，因为企业是民营企业所有者的，但这些权力现在由他来支配。 　
　　因此对所有者来说，自然就面临一个代理成本问题。代理成本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所有者对经营者的监督成本。民营企业所有者派一个外人去经营和管理民营企业所有者那几百万甚至几千万资金，民营企业所有者能放心吗？当然不放心。不放心就要加强监管，监管的办法很多，如审计、查账、派财务人员等等。所有这些都需要付出代价，这些代价就是监督成本。
　　二、经营者偷懒给企业造成的损失。民营企业所有者派到经理岗位上的那个人的确是个人才，的确很有经营能力，但他有力不出怎么办？由于企业不是他的，也由于激励和约束不到位，他对工作不尽职尽责，由此丧失了很多机会，给企业造成较大损失。
　　三、经营者“损公肥私”给企业造成的损失。比如，巨人集团的失败，在财务上有两个导火线，一个是巨人大厦的资金短缺，另一个是康元公司的资金流失。康元公司原本是由史玉柱兼法人代表，为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让职业经理人兼任法人代表。经营者利用史玉柱下放的权利，到处滥签合同，签合同的目的是为了得到好处费。结果，经营者拿到一大笔好处费后便逃之夭夭，而康元公司的老板史玉柱则蒙受巨大的损失。
　　我们假设家族成员决策能力为60分，非家族成员决策能力为80分，似乎应该把这个岗位交给非家族成员。然而，一项正确的决策，不仅仅需要知识和信息资源作支撑，还需要人们对企业资产以及企业的整个发展发自内心的关心。家族成员对企业的关心是不言而喻的，他们把企业的资产当作自己的生命，甚至看成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他们把企业看成自己的孩子，看到企业发展壮大，就像看到自己孩子茁壮成长一样高兴；看到企业有任何的损失，有任何的挫折和失败，就吃不好，睡不香，格外伤心。这种关心，也是企业的一种资源，笔者将这种资源称为关心资源。正确的决策，是信息资源和关心资源两种资源的产物。仅仅有知识资源和信息资源是不能保证科学决策的。
　　某企业设备更新，既可以买A设备，也可以买B设备，两种设备质量和性能相当，A设备售价100万元，无回扣；B设备售价150万元，有10万元回扣，设备工程师凭借他的知识和信息，完全可以作出正确判断，即买A设备，但他实际的决策并不是买A设备，而是买B设备，因为价格便宜是企业的目标，是老板的目标，10万元回扣才是他的目标。
　　如果在工程师这个岗位上不是外人，而是家族成员，他的目标与老板的目标是一致的，他决不会作出选择B设备的决策，他肯定会选择A设备。之所以有这种差异，因为前者只有信息资源和知识资源，而没有对企业的关心资源，后者拥有的信息资源和知识资源可能不如前者，但后者拥有对企业的关心资源，为保证企业的正确决策，关心资源有时比知识资源更重要。
　　上述实例还可以细化：有A、B、C三种设备。A、B两种设备价格都是100万元，两种设备性能相近，只是B 设备的使用寿命比A设备低10%，A设备可使用10年，B设备只能使用9年，两种设备都没有回扣；C设备的性能与A设备相当，但价格比A、B两种设备高出50万元。在A、B、C三种设备之间，最值选择的是A设备，要能作出这种选择，既要有关心资源，又要有较好的知识和信息资源；一个做工程师的家族成员，虽然有高的关心程度，但因知识局限和信息资源的不够，结果他选择的是B设备，没有选择A设备，即他没有作出最佳决策，他作出了次佳决策；一个非家族成员的工程师，他有渊博的知识和信息资源，但可能会对这个事情漠不关心，结果他选择的是C设备。 　
　　这说明，在一定情况下，家族管理虽然不能实现最佳决策，但能做到次佳决策，一般不会作出最差决策；外部人员只有能力，而没有对企业的归属感，有可能作出的是最差决策。
　　不过我们还要看到，企业规模扩大之后最需要突破的一个瓶颈首先就是管理，而在家族企业中，任人唯亲的问题相当严重。这种“近亲繁殖”的后果，就是使家族企业在用人方面的选择面越来越窄，可用的人越来越少；家长制的管理体制及创业初期的成功则使许多老板昏了头，自以为是，而这恰恰又排斥了社会上更优秀人才的加盟；其次，家族企业通过血缘关系建立起的信任，也会在自觉或不自觉中对其他员工产生不信任感。一方面缺乏人才，另一方面又缺少留住人才的环境，家族企业便会止步不前，甚至走向没落。典型的例子国外有王安电脑，国内有三株和爱多。有资料证明这一点，浙江私营企业共有１８．５３万户，居全国各省区第二位，但户均注册资金仅７６．０５万元，始终处于“长不大”或扩张缓慢的状态。
第二章 “草根”与“贵族”—民营企业发展的社会障碍全球商人社区
第一节 举步维艰
1、 国税局征管部门来了——罚款和招待。
2、 国税局稽查部门来了——罚款和招待。
3、 地税局征管部门来了——罚款和招待。
3、 地税局稽查部门来了——罚款和招待。
4、 国地税案件复查来了——罚款或招待
5、 国地税执法检查来了——罚款或招待。
6、 工商局征管部门来了——罚款和招待。
7、 工商局稽查部门来了——罚款和招待。
8、 质量技术监督局来了——罚款和招待。
9、 审计局来了——罚款和招待。　
10、 劳动局来了——罚款和招待。
11、 环保局来了——罚款和招待。　
12、 计生委来了——罚款和招待。
13、 公安局来了——招待。
14、 银行来了——招待。
15、 市委工作组来视察——招待。　
16、 市政府工作组来视察——招待。
17、 市人大工作组来视察——招待。　
18、 市政协工作组来视察——招待。
19、 市委领导来视察——招待
20、 市政府领导来视察——招待。
21、 市人大领导来视察——招待。　
22、 市政协领导来视察——招待。
23、 省里来人视察——招待。　　
24、 学校来了——赞助。
25、 孤儿院来了——赞助。　　
26、 敬老院来了——赞助。
27、 老干局来了——赞助。
28、 文联来了——赞助。
29、 洪水来了——赞助。　
30、 旱灾来了——赞助。
31、 援藏干部来了——赞助。　
32、 八一来了——慰问。
33、 国地税税务师事务所来了——咨询费。
34、 老板二奶来了——放血。
35、 黑社会来了——放血。
36、 报社来了——放血。
37、 电视台来了——放血。　
　　在相对不稳定的大环境催长下的民营企业发展是步履艰难，困难重重。一方面要应付政策和市场的不规则变化，同时还要引导企业内部的不断革新。孰轻孰重，从发展和运营的角度来看，都无法放的下，而柳传志“找死和等死”之说则非常形象的概括了此种矛盾的对立和统一。比如政府的不正当干预，往往也使正在成长中的民营企业遭遇危机，某些政府部门利用权力参与不正当竞争，更是把企业推到了进退两难的境地。1996年，福建某地一家民营企业在政府的鼓励下，愿意搞基础设施建设，修建大桥。双方约定，多少年内在旁边不再批新桥，保证建好后可以收回投资。桥建好了，有关部门一看不错，又批准别人在他的旁边修了另一座桥，条件更优惠，这条路更方便。政府部门的毁约，毁了当地政府的形象，也毁了这家民营企业。　
　　来看这样一个现象：某饼店，小本生意，坐落在某公园门口，一度兴旺。引起了“有关部门”（即市环卫处）的注意。市环卫处要求他们交纳80元/月的门前清洁费。饼店拒交，结果，不久之后，这家饼店前面四、五米处立了两个大公用垃圾桶。再一个月后，饼店关门。不合理的费用你也得交，不交？想看脸色。如狼似虎的“有关部门”。
　　很多民营企业老板都有弃商从政的严重倾向与这个比喻不无关系，比如要数重庆力帆集团尹明善，他现在是重庆工商联主席，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再如，安徽某地的民营的轮船运输公司在近几年发展迅速，从几条破船发展为拥有8000多万元的企业了，董事长也突然摇身一变，干起当地交通局副局长。
　　这是因为，我们的政府对私人产权的保护非常不够，有些地方出现了政府任意侵犯私人产权和人生权利的现象。因此我们的民营企业家“理性”地知道，只有获得了一官半职，或者与政府官员相勾结后，对他们的产权保护才可能稍微完整一些。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正是因为民营企业看到我们在没有与官员勾结的情况下容易被侵扰，那么自然地，一旦我们同官员勾结，我们就会和官员一样，去恣意侵扰他人的私人产权——尤其是干扰甚至赤裸裸地霸占别人的产权，扩大自己的私人产权。当然在此过程中，也会接此机会，侵占国有资源，扩大自己的私人产权。例如海南曾经为民间“反腐”事业而英勇牺牲的何海生先生的亲生经历所揭示的，他的公司一夜之间被篡改到别人门下，如此大胆且如此简单的侵犯产权行为居然和法院还纠缠不清。
　　第一个提出要把中关村办成“中国的硅谷”，第一个在中关村创办民营高科技实体的陈春先先生，因为公司间的纠纷就被人绑架过两次。而相比与其他被绑架的民营企业家，陈春先又算是幸运的。日，江西省德兴市待业青年朱胜利、潘德生将民营企业家张某年仅10岁的儿子绑架，勒索人民币150万元，最后以撕票了结。日晚10时20分，家住深圳市笔架山庄一位事业有成的民营企业家明某，开着奔驰车从外面回来，走近他的住所时，被早有预谋的两个人绑架杀害，该案被列为广东省的大要案。
　　一些民营企业家，在遇到这样的敲诈与绑架时，采取了私下了结的办法，让这些黑恶势力更加肆无忌惮。一些民营企业家不得不接受当地黑恶势力的“保护”。另一方面的威胁让民营企业家们更加束手无策。
　　几年前的雷献强被绑架案在许多民营企业家心里都留下了阴影。被誉为“东南亚第一大排档”的海口市狮子楼大酒店是海南省一家著名企业，而且成为海口的一大饮食景观。他们组建的狮子楼京剧团也是海南省唯一的一家京剧团。
　　然而，该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雷献强不幸与其合作伙伴–某市公安局创办的汇通贸易公司，就狮子楼夜食城的有关合作问题发生了纠纷。雷献强先生依法向海口市振东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然而，诉讼的另一方——某市公安局却在庭审后不到一小时出动十多名特警，将雷献强先生从海口直接抓往南昌，制造了一起轰动海南的“狮子楼事件”。
　　该市公安局为了达到彻底制服、控制雷献强的目的，在双方正在法律诉讼期间下，在举报雷犯有侵占罪不能成立的情况下，无视法律，违法将雷抓捕。其后该市公安局派人强行侵占了雷的公司，赶走公司管理人员；
　　多次搜查雷的私人住宅，强行扣押、没收雷私人及公司财产100多万元；对雷的父亲和女儿及亲属断绝经济来源，致使雷的女儿辍学，雷的父亲无钱医治去世，使其家破人亡，他们还强行解散由雷创办并经海南省文体厅批准成立的狮子楼京剧团。同时，他们为了给其违法行为披上合法的外衣，还对雷关押了八九个月之久，并对其多次刑讯*供，*其撤销对公安局的民事起诉，并承认自己犯有“流氓罪”、“赌博罪”等。人民日报内参指出：“这是一起无视法律尊严的违法事件”。
　　民营企业的商业秘密和商业利益缺乏保障，这也是民营企业最担心的问题之一。这几年已经发生过这样的情况，一些民营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工作一段以后，掌握了公司里面的技术秘密或者其他商业秘密，然后跳槽，或被高薪挖走，跳槽时他们就会把商业秘密、技术秘密，甚至把一些客户关系也带走。日，在4年内一手将创维电视的销售业绩从7亿元做到43亿元的创维中国区域销售部前总经理陆强华，发表《致创维销售体系全体员工公开信》，将其与创维集团4年来的恩恩怨怨彻底公开，并携150多名精兵强将投奔竞争对手高路华，一个原本简单的高层员工流动变成对原企业的致命打击而收场。
　　这在外企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在它们的聘用协议里有一条严格的规定，离职后多少年内不能到与公司有竞争关系的公司工作，离职多少年内应该为公司保密。但在中国的民营企业里我们看不到这样的条款，看到的却是一些企业的高管投奔到竞争对手的怀抱，而原企业对此束手无策。
　　同时，知识产权的问题已经严重威胁着民营企业。2002年春天，中国民营企业在海外连续遭遇“知识产权”的伏击，先是DVD厂家在欧盟被扣货，跨国公司飞利浦拦路收取专利费。其理由是中国企业使用了飞利浦的专利而未付专利费。虽然人家早在1999年6月就已经发出过通知，要求生产厂家购买专利使用权，但国内企业未在意。中国入世后，对方就采取了扣货行动，使国内企业措手不及。据《中华工商时报》报道，1月17日，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日本雅马哈发动机株式会社诉天津港田集团公司、天津港田发动机有限公司等5家公司商标侵权案，诉讼标的3000万元。这是我国入世以来最大的一起知识产权案。然后，日本摩托车企业联合代表团来华“打假”。“打假团”包括本田、雅马哈、铃木、川崎重工等，他们在北京拜会国家经贸委、国家质量检验检疫总局和国家工商总局等与打假有关的中国政府部门，并向中方递交了大量指控中国同行侵权的材料。日方提交中国的材料称：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的统计数字，中国每年生产的大约1100万辆摩托车中的近900万辆是盗版日方产品，其中200万辆出口到亚洲各国，有的仅仅把日本产品换个商标而已。力帆、隆鑫、宗申，中国最大的从事摩托车生产的民营企业均在调查之列。
　　这是中国经济在转轨中遗留下来的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以民营企业20多年的历史，和国有企业相比，技术积累和开发能力薄弱，只能普遍仿制国外的产品打开市场。而仿制别人的产品涉及到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早就引起外国企业的注意，中国入世使对方终于等到了机会。
　　银行贷款难仍然是绝大部分民营企业面临得一个最头痛、最现实、关系到企业生死存亡的问题。民营企业短期资金来源中的50％依*银行贷款。贷款的方式以抵押、担保为主，信用贷款非常少。民营企业获得银行贷款期限一般不超过一年，中长期贷款仅占民营企业贷款的5％，只能弥补流动资金缺口。但民营企业非常需要长期限的资金，以进行技术改造和厂房设施建设。许多企业为了发展，往往不得已动用流动资金来搞技改和基建，结果加剧了流动资金紧张的状况。为满足长期资金周转的需要，一些企业不得不采取短期贷款多次周转的办法，从而增加了企业的融资成本。一份调查资料清楚显示：目前，我国民营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是自我融资。分阶段看，初创时的启动资金有90％以上来自资金持有者、合伙人以及他们的家庭，后继投资中至少62％的资金依*业主自有资金或企业的前期利润。平均而言，中国商业银行在民营企业融资中的作用相对较小，只有29％的民营企业在前5年中得到了有保障的贷款。
　　这个问题首先要从我们国家的银行体系来说，在我们国家，企业与商业银行、商业银行与中央银行之间的关系与市场经济国家的关系完全颠倒了：企业围着商业银行转，要贷款，还不还并不重要；商业银行围着中央银行转，要再贷款；中央银行发钞票满足贷款需求却不能造成通货膨胀。反正大家都围着“领导”转。“官本位”是其最明显的特征。
　　银行为什么不愿意贷款给民营企业的原因也很简单。银行依然是国有企业，它对国有企业发放贷款即使出现了坏帐，政府会出台“改革措施”比如成立“不良资产管理公司”等形式替银行的错误决策买单。但是对民营企业发放贷款则未必能享受相应的待遇。而对民营企业发放贷款如果出现了坏帐，则有“贷款终身责任制”悬在信贷员的头顶。所以国有银行一般都不愿意对私有企业发放贷款。除非民营企业能按照某种“潜规则”来与国有银行有权决策者达成交易。而之所以被称为“潜规则”正是因为它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其中的奥妙。那种另类的人，不遵守银企之间的潜规则，不买银行的帐，比如说孙大午，他的事业只能是黄鹤一去不复返了。孙大午不愿跟“公家人”合作共事，是因为他不愿看人家的眼色。2000年，孙大午发展1000亩的葡萄园，需要贷款600万。当时，大午集团分管财务的副总经理劝孙大午走走后门，孙大午被说服了，给一家信贷机构的老板送去了1万元，但是，1万元没办成事，孙很气愤，非要将这1万块要回来，最后要回了6000元。从此之后，孙再也不跟这家信贷机构做任何关系疏通。当然此后，大午集团也断了这条贷款财路。走投无路之下，民营企业老板们只好走民间融资这一险棋，于是又牵出“孙大午非法集资案”。
　　其次在像东部沿海城市温州这样的地方，民营企业家们目前都向地下金融网络寻求贷款，这一地下金融网的服务质量在许多方面要远远优于国有银行体系。仅仅凭借自己的信誉，企业无需回答任何问题就能从地下钱庄获得营运资金贷款，不过每月为贷款支付的利息也高得惊人，折合成年利率可以高达20%。民营企业还从自己的工人中吸收存款，然后再根据企业的利润状况向他们派发红利。工人们对此是求之不得的，因为国有银行的存款利率只有1.2%，已赶不上物价的涨幅。
　　就民营企业自身来说，民营企业的规模普遍较小，老板的经营管理水平很低，企业竞争力差，民营企业家的信誉度低，信用等级达到AA级以上的企业很少。现在经常出现的事例就是，一些房地产开发商，为了回笼资金，通过自己的员工、亲戚、熟人充当购房者“购买”自己的物业，通过办理“假按揭”共套取贷款，达到了提前收回楼款的目的。 　
　　正是银行贷款困难重重，每当正果进行宏观调控的时候，民营企业就成了炮灰。比如年政府试图给过热经济降温，当时，紧缩措施造成经济的巨大混乱，由于银根缩紧，民营企业无法从银行贷到款，烂尾项目比比皆是。各行业的发展也是兴衰交替：在上海以南的工业城市温州，打火机生产商的数量，当然又是民营企业，在短短几个月之内由寥寥几家激增到3,000家，然后又随著经济发展减缓而回落到几家的规模。就今年来说，国家宏观调控，让这出悲剧又再一次的重演。
　　面对如此之多的社会性障碍，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段永基不无感慨的说过这样的话，”我认为任何一个企业都是一个生命体。一个生命体如果能诞生、成长、强大，除了自身努力以外，还需要外面有一个比较良好的生态环境。在欧美等国家，政府对企业不怎么管、企业也不太乱；而在国内，政府是拼命地管、企业是使劲地乱！很多人问我，中国民营企业能不能出五百强，我说出不了，为什么出不了？就是生态环境不好！”
第二节 全球化的冲击全球商人社区　
　　所有称霸世界的伟大民族都是好战的民族，而当某一民族失去其好战性格时，它也就失去了与其他优秀民族处于平等地位的自豪权利。
　　全球化的特点就是资本的欲望不断膨胀，发达国家的资本随着营销网络的急剧扩张来不断的销售产品以赚取经济利益，如同野草一样在任何可以生长的地方都不断蔓延，因为资本的天性就是不断攫取利润和增殖。在殖民主义时代例如19世纪，欧美帝国主义往往是用强制的军事武力手段到第三世界抢夺土地和自然资源来赚取利益。诸如英国法国在非洲有很多的殖民地，他们就在那里强取豪夺，依*殖民统治利用广大的土地和廉价劳力，将原材料运回自己的国家；再如，日本在据台期间也是从台湾把大量的木材和食糖运回本土。在目前的后殖民主义时代，西方国家就较少使用强制性的武力，而是用一种亲密暧昧的关系，像跨国合作或是文化工业的输出来赚取经济利益。麦当劳文化或是肯得基的产品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们在中国不断建立加盟店，四处扩张。吃惯了蒸煎煮炸饭菜的国人们也都是心甘情愿的掏出腰包，争相抢购，让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获得高额的利润。
　　以前一个国家是不是发达国家的标准就是工业化，也就是说，你这个国家是生产农产品或是生产原料，还是生产工业化产品。可是现在这个标准慢慢打破了，全球经济进入所谓产业重组阶段。发达国家，诸如美国、欧洲、还有日本这样的国家，开始把生产制造的过程，把它国际化，放到很多落后国家去作。现在这些工业化国家已经不太制造产品，世界上很多的重要的工业产品，事实上都是发展中国家或者是比较落后的国家来制造。
　　发达国家所从事的是高附加价值的商业活动，诸如金融、产品关键部件设计、IT行业等。判断一个企业是否可持续发展的标准，并不是看你有没有融入全球化之中，而是说，你在一个商品从原料投入到成品的零售消费过程的每一个生产环节中，站的是什么位置。比如说，全球有一个Nike鞋制造销售的分工，从原料投入开始，这原料可能是橡胶、或塑料，有些人是负责供应原料，然后有就负责制造加工，做出鞋子后，有些人负责做运输行销，在有些人把它运到比如美国纽约的第五大道上去贩售。这整个过程，所谓的产业链中，谁从事的是比较核心的活动，也就是附加价值比较高的活动，谁就赚取最大的利益。再比如说，简单的组装与装配，中国的VCD、DVD、电脑等行业大抵如此，核心的知识产权都掌握在上游的跨国公司手中，自己只能赚个加工费。由于处在产业链的下游，就意味着产业的门槛不高。当这种行业有钱可赚的时候，就会有大量民营企业蜂拥而上，结果导致供大于求，而且各个民营企业的产品基本没有什么差异，最后的结果必然是恶性的价格战。到了这时候，行业内所有民营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都会成为难题。这种处于产业链末端的布局，导致民营企业根本没有核心的技术能力来保护和支撑民营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为发达国家掌握品牌、负责运输行销、零售消费，从中获得最大的利益，创造价值是这样来的。这些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不做制造，原料他也不管，他只负责市场与设计，下单子，甚至有时候连设计都让落后国家去负责。外国人提供设计，提供图样，然后来中国之后就打制样品，打样之后再做出一个半成品，然后给外国人看，觉得满意，他就会下订单。这就是整个的国际经济分工的流程。　
　　记得美国动画片《狮子王》里有一段情节，土狼们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羡慕的看着狮子们在阳光明媚的大草原上，威武地、自由自地的捕食，不禁感慨万分：原来我们是生活在食物链的下游，难怪如此。我们的民营企业就有点像是《狮子王》中的这些土狼。
　　中国民营企业的最大优势在于成本的低下，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是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的几十分之一中国不仅是劳动力成本低，中国的人力资本、土地、原材料等等的成本较资本主义国家的成本要低许多。比如说人力资本，美国民营企业的总裁、CEO等民营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平均年薪高达几百万美元，而据中国最近一次有关中国内地上市公司总裁和高级管理人员年薪调查报告显示：其平均年薪仅十几万人民币，最高的也只有100多万，最低的民营企业的厂长经理的年薪只有不到2万元，差距是何其大。中国的民营企业在国际市场的最大优势也是劳动力成本低而衍生的产品的价格低廉，事实上，中国产品的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也主要是表现为在产品价格上的竞争力，这也是发达资本主义的国家及其民营企业最惧怕的。于是乎，就有了欧盟对进口中国彩电的配额政策，有了美国对福耀玻璃的反倾销议案，有了国际VCD巨头联合起来对中国的VCD民营企业联合收取所谓的“专利费”行为。可以这么说，巨头们并不惧怕中国民营企业的研发实力的提高、不惧怕中国民营企业的管理水平的提升，唯一惧怕的就是中国民营企业在国际市场的产品的价格的巨大的竞争力。要知道，我们中国民营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比国际巨头们的生产成本都还要低，这是唯一可以和跨国大公司相抗衡的地方。
　　但是，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演进，中国的市场格局正在出现大范围的调整，并且这种演变正愈加显著。世界500强中有400多家在中国投资，美国最大20家工业公司中的19家，日本最大20家工业公司中的19家，德国最大10家工业公司中的9家均已在华投资。跨国公司实际上已把中国逐步纳入其价值增值链和经营网络之中。在跨国公司全球网络中，生产制造中心、研究开发中心和管理营运中心是3种重要的节点。经过十几年的投资，中国作为跨国公司的制造中心已经初具规模，一些跨国公司也在中国建立技术开发中心，这些开发中心多数还处于初级阶段，特点是往往只进行针对中国市场的适应性开发。这样，随着大批国际巨头的加工制造民营企业进入到中国以后，上文所述的民营企业在成本上的比较优势可能会有所改变，中国的本土民营企业会面临成本不断上升的压力。
　　国际巨头们在中国建立了自己的加工制造基地后，必然要推进民营企业的本土化建设，需要一些高管人员来帮助管理民营企业。由于民营企业刚刚建立，作为国际巨头来讲，丫根就谈不上自行培养一说，因而只有向国内民营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抛“橄榄枝”。众所周知，国内民营企业的工作环境本来就不怎么好，且管理人员的薪金水平也不甚理想。而跨国民营企业却一方面能够提供足够有诱惑力的薪金，另一方面，又能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和职业设计，而这两点，国内的本土民营企业却都无法提供，至少是达不到跨国民营企业提供的水平。跨国民营企业提供的这些待遇，特别是良好的工作环境和职业设计的待遇，不能不让相比之下既囊中羞涩，又急于施展自己抱负的国内高管人员为之心动，于是，高管人员的跳槽也就开始了。
　　事实上，这一迹象在中国的民营企业，特别是在优秀的本土民营企业中，已经表现的很明显了。根据报道：世界最大的空调生产民营企业，来自欧洲的伊来克斯在首轮与本土民营企业过招失利后，痛定思痛，大力推进了本土化建设，其中最主要的一项就是加大对本土人才的招揽力度，至今为止，其高管人员无一例外的都是从本土同行中的优秀民营企业中招揽过来的，其中，来自海尔的占了绝对多数，而且几乎占据了各个部门的主要管理职位，因此有人戏称伊来克斯为“海尔二队”。
　　而大家都知道的，民营企业高管人员作为一种人力资本，是一种具有稀缺性的资源，一旦离开原有民营企业，会在降低本民营企业的竞争能力和管理水平的基础上，提高其所投奔民营企业的实力。因此，民营企业的高管人员一直都是各个民营企业保护和激励的重点。而民营企业要想留住高管人员，就必须提供与向其抛出绣球的民营企业相当的待遇，付出很大的人力资本的成本，否则，只能任其走人。
　　由于大量加工制造企业的进入，必然会导致劳动力特别是熟练工人的需求的大幅增加。按照要素禀赋理论，从长期来看，在一个国家和地区内，在各要素总量相对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使用的某一要素持续增加，则这一要素的价格也会持续增加。也就是说，在劳动力需求持续增加的情况下，劳动力的价格也即工人的工资也会有一定的增长。　
　　这样的例子在中国比比皆是。现在的深圳，以前就是作为跨国集团在中国的加工制造基地的，那时的深圳的劳动力成本可能是比当时内陆的劳动力成本还要低，但是，经过20年的发展以后，深圳的劳动力的成本可能是仅次于上海的最高的城市了。
　　同时，随着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逐步见效，专家预测，中国的人口将会在2010年达到一个顶峰以后，迅速下滑，步入老年社会，中国的适龄劳动力将会有一个比较大的程度的减少，而这个时候，正是中国逐步走向“中国制造”的时期。在这个时刻，劳动力的成本上升压力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在这种状况下，为了有效利用生产线，很多民营企业就有可能接受外资企业的加工定单，为外资品牌做OEM、ODM。事实上，这种现象在现在看来也很普遍，现在的长虹、TCL、春兰等等民营企业无一不在为外资品牌OEM、ODM。而且，随着竞争激烈程度的加大，由于中国本土民营企业的价格优势的失去，国内本土品牌为外资品牌OEM、ODM的比重会逐步增大。
　　还有很大一部分民营企业就干脆会丢掉自己的品牌，全力为外资品牌OEM、ODM，因为，在激烈的市场中，如果自己做品牌的话，成本太大，风险太高，而且市场上能接受的品牌也是有限的，这样做，很有可能得不偿失。相比之下，替外资品牌做加工制造，赚取应有的制造利润还是比较轻松，也来得稳定，风险低，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这一方面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格兰仕（GLANZ），格兰仕就是依*中国的廉价的劳动力成本替国外的多个知名品牌做OEM发家的，而且，格兰仕还向外宣称：低成本就是其核心竞争力，现在号称是世界上最大的微波炉生产基地。但同时难以置信的是；格兰仕甚至连自己的渠道都没有。
　　前苏联著名的生物学家巴甫洛夫曾做过一个著名的煮青蛙的实验：把一只青蛙放入一锅没有加热的凉水之中，然后用火对着锅底慢慢加热，刚开始，青蛙还在油锅里面欢快的游着，由于油锅里面的温度是慢慢升高的，青蛙浑然没有感觉到油锅里面的水温在升高。一直到油锅里面的油烧开了，青蛙才意识到自己的处境的危险，于是拼命的想跳出去，可是，这时候的它，怎么跳也跳不出去，最后，被活活的烧死在油锅里面。
　　本来青蛙要跳出这个油锅是很简单的事，但为什么最后却烧死在油锅里面呢？原因就在于其过分重视当前的享受，忽视了对长远的威胁的理性认识。青蛙如此，那民营企业的这种做法又何尝不是这样。
　　做OEM、ODM并非完全不好，而且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能够安心、清闲的获取相对稳定的制造利润，也是个很不错的选择。但是过多的OEM、ODM会养成民营企业的惰性，使民营企业过分依赖于OEM、ODM，逐步的远离市场，忽视对市场的敏锐的把握，忽视对民营企业研发的投入，忽视民营企业的品牌建设和渠道建设，好像市场与自己无关。并天真认为，只要*着为外资品牌OEM、ODM，自己的民营企业至少应该是安枕无忧了。如果真是这样，那它可能在不久以后就要成为即将被煮的青蛙了。
　　《第一滴血》塑造了一个美国英雄，似乎是拯救全世界处在专制统治下的人民的救世主。实际上，美军在越南怎么样为非作歹就不要提了，美军，你没法想象一个号称文明之狮，号称一个全球民主国家他们的军队在越南的时候是怎样践踏人权。当时美军在越南的所作所为，根本就是享受、甚至是作威作福。有的美军开吉普车，在路上看到有一个漂亮的越南女孩子，就下来硬是把那女孩子架上车。他们来到落后国家，并不是为了人权正义，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且所作所为完全没有符合我们所谓的人权，我们的国人，特别是我们的民营企业家应该擦亮眼睛，明白这个道理。
　　外资企业来中国投资，找中国本土民营企业做OEM、ODM，看中的是中国本土民营企业的成本优势，是为了降低自己品牌的成本，以便在市场上攫取更多的利润。正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那样，国内的劳动力成本是会随着劳动力的需求的增加而逐步提高的。大到一个国家来说，如果哪一天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处于一个比较高的水平，而外资们又找着了一个劳动力成本比中国还低的国家或地区，它是会毫不犹豫的在中国撤资，而改投他国的；具体到某个民营企业来说，除非你的劳动力成本时刻保持在国内甚至是世界范围内的较低的水平，否则，外资会随时终止与民营企业的OEM、ODM合同。
　　而我们知道，要作到这一点，几乎是不可能的。外资一旦终止与你的OEM、ODM合同，你该怎么办？等你醒悟过来，要重返市场，你会发现你在淡忘市场的同时，市场也早已把你给忘的一干二净了。　
　　现在有些人提出中国的民营企业应该国际化。
　　就现实来说，民营企业国际化无非就是*这两种方式进入：第一种方式就是无品牌进入，也即替国际品牌或是国外的代理商做OEM、ODM，其中最典型的要属温州的打火机民营企业和格兰仕，前文已经详细叙述过；第二种方式就是依*自有品牌找准市场空隙以非主流产品低价进入或直接低价进入。采取这一方式国际化的典型可能要属海尔。当初，海尔就是*着一种既可当冰箱使，又可当桌子面用的两用学生型小型冰箱以不太高的价格而成功的使自己的产品进入美国而打入国际市场的。不管是使用哪一种方式，他们的共同点都是*着自己的价格优势，而非价值优势来国际化的。说的更清楚一些，就是*着国内的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而进入国际化市场的，因为本土民营企业的管理水平远不如国际化民营企业，管理成本肯定是在国际化民营企业之上的。
　　在国际市场上，一方面，国际品牌由于其加工制造基地改设立在中国、印度等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使得其生产成本大幅下降，甚至是与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成本相当，而且，由于国际品牌的无与伦比的巨大的品牌影响力，使得国际品牌无论是在价格方面，还是在价值含量方面都占有相当大的主动性。另一方面，其它非世界加工制造基地的发展中国家比如印度，巴西等国家的大量的廉价的产品也会充斥着国际市场，与中国本土民营企业的产品直接展开竞争。
　　前面分析过，民营企业产品的成本将随和加入WTO而不断上升。这样，本土的民营企业就不得不面临着这样一种尴尬的局面：在产品的品牌知名度上，不如来自发达国家的国际化品牌，在产品的价格上，又由于不断上升的成本，而使产品售价越来越高于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同类产品，在价格上也失去了优势。这样，中国的国际化的品牌就被夹在了中央，成了“高不成，低不就”，而这对那些来自本土的以价格取胜的品牌来说，无疑是个毁灭性的打击。
　　这绝不是耸人听闻的事情。在六十至七十年代中南美洲国家曾是开发中国家中众所瞩目的明日之星，当大家的焦点放在中南美洲时，在亚洲也只有菲律宾较有希望。可是日后他们的贸易政策改弦易辙，根据贸易悲观理论，因为他们是生产一些属于自然资源或是技术层次较低的产品，如果持续跟外国贸易会对他们的经济有害，所以他们采取日渐封闭的贸易政策，他们认为有益的政策是发展他们自己的产业来代替这些技术层次较高的进口品。有些原本颇有希望从开发中国家进入已开发国家之列的中南美洲国家，尔后均无法持续发展经济。
第三节 市场经济与信用
　　当别人用手段去沽名钓誉的时候，我却用一片忠心博得一个痴愚的名声；人家用*诈在他们的铜冠上镀了一层金，我只有纯朴的真诚，我的王冠是敝旧而没有虚饰的。
　　中国自古是礼仪之邦，中国人过去以守信义、讲信用著称于世。孔夫子一句“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成为中国人最正统、最经典的人生哲学。但是，现在，在经济活动中不讲信用的行为到处泛滥，毫不留情地把我们在信用方面一贯的民族自豪感和优越感击得粉碎，仿佛几千年来我们这个礼仪之邦宣扬的“一诺千金”“抱柱之信”只不过是一个轻飘飘的毫无意义的哈欠。人们都能明显感到信用关系的紊乱已经危及整个社会。
　　拿西方发达国家的公民素质与我们作个比较，就会发现，我们的国民在社会公德、文明修养上与西方人比起来差之甚远，尤其是国人的信誉程度严重缺乏。曾经有人作过这样夸张的描述：可怜的消费者每天生活在层层疑云之中，早上起床后喝牛奶疑心牛奶是不是掺水了？走在桥上会想这桥是否会垮塌？遇到陌生人的一笑，马上会警觉这人是不是骗子？回到家中听孩子兴高彩烈地告诉说算术得了100分，心里又可能会问是不是抄了同学的答案？抽的烟可能是假烟，喝的酒可能是假酒，甚至喝一口水都会担心水有没有污染？劳累了一天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又冒出一层怀疑──这房不会塌吧？
　　很多国内企业大都宁愿跟外资企业做生意，也不愿意与国内企业打交道，原因就是外资企业有按时付款的好习惯，而国内企业不等到你把腿跑断就不会把欠款给你，至于赖帐不还，那更是家常便饭。
　　当代中国经济中的一大特色就是造假。假烟、假酒、假药、假奶粉、假鞋、假名牌服装，除了飞机大炮之类实在造不出的东西以外，任何可以赚得暴利的都有假货，而假货的来源大多是由民营企业产出。比如，浙江温岭数以百计的个体商户每天生产数以吨计虾米。为让虾米变得黄透红，部分无良商户用有毒的染料为虾米添色。这种燃料经北京化工研究院和北京大学分析测试中心检测后，证实是“毫藏花精”，主要用于木材染色，有强烈致癌性。他们的产品都被批发到广州、上海、哈尔滨、四川、福建和山东日照等地。在中俄边境贸易之中，大批中国的假皮鞋、假皮夹克、假羽绒服，假药假酒足足地让“老毛子”吃够了苦头，也让中国商人与中国产品的声誉在国际上一落千丈。
　　非常之多的刚刚洗脚上田和下海经商的小型民营企业主抱着“人无横财不富”的古训，以造假贩假为手段，迅速牟取暴利，快速的捞到第一桶金，完成了的原始积累的过程。
　　除了造假之外，产品广告当中的夸大，质量和功能上不足、缺陷等等的隐瞒，都是普遍的现象。就拿史玉柱的脑白金来说吧。在“脑白金”的说明书中说：“人体的司令部是大脑，大脑的总司令是大脑中央的PINEALGLAND(部分说明书称其为‘脑白金体’)。其分泌物为脑白金，它控制着人体的衰老程度。”而中国卫生部1997年12月给脑白金批准的保健功能是：“改善睡眠，润肠通便”。中华医学会神经内科北京分会的主任委员李舜伟告诉我们，脑白金的安全性、有效性都没有得到足够的证实。对于大多数的消费者而言，他们是不具备专业的知识去评判一种保健品是否真的有效，他们能够相信的就只有他们认为可以信赖的专家或者专业媒体，这种信息的不对称造成了中国现在的保健品市场重视营销或者说是广告，而忽视了产品本身的作用。史玉柱正是因为看到这点在脑白金的销售策略上仍然是采用巨人的典型的销售传播伪科学的老路子，虚假广告的狂轰滥炸。像史玉柱这样的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代都会有的。他们创造着奇迹，愚弄着别人，结果是自己的钱包越来越鼓。
　　这些生产保健品的民营企业的车间里生产的过程，就是把几分钱的材料成本的原料变成几十甚至上百的售价的保健品。那些所谓的策划大师或专家再帮助把这些药品打造成成神话，欺骗销售者。我曾经看过一个案例，就是写他们如何把一个快不行了的减肥药做了两个版面的广告后收益了300万的，在他的那篇手记里能明显看出来他对产品的不信任和不屑。这就是广告，这就是策划。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消费者就是看着广告才去买这些东西的。
　　但以广告起家的民营企业大都有相同的结局，就是倒掉。因为他们所策划的产品深入人心，公司指名度很高，所以一旦老底被揭穿，信誉丧失，也就彻底地断送了自己的前途。这说明了，市场的力量是巨大的，一个公司所能够做的极之有限，这也说明了外界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你的交易价格。有多公道的社会，就有多公道的交易。
　　90年代初，震动中南海的无锡非法集资案导致了陈希同、王宝森这样的大贪官落马。这起诈骗案不仅使无数老百姓的一生血汗化为乌有，而且非法集资案后面的背景还直接涉及了政府官员的信用危机。它更深刻说明了当今社会信用匮乏的严重性。1995年至1999年间，彭海怀、彭海生两兄弟通过注册27家空壳公司，到工商银行和深圳发展银行骗开信用证共89笔，涉案金额近7000万美元。
　　在以发展高科技产业、培育风险投资著称的北京中关村，失信和欺诈也已成了一个极为普遍的问题。由于缺乏普遍的商业信用导致的各种商业欺骗行为在中关村此起彼伏。一家被骗上当的企业去报案，发现报案者已经排到了3000多号。据了解，好多人为了跻身中关村，打着高科技的幌子，利用中关村开办企业的种种优惠政策，采用各种虚假手段注册企业。等到开展业务时，便产生资金困难，导致种种失信行为层出不穷。
　　在中国的股市呈现的则是，各种形式的造假层出不穷。从琼民源开始，到东方锅炉、ＳＴ红光、大庆联谊，一直到最近被揭露的银广夏问题和湖北蓝田的惊天造假。在我们的证券市场上，虚增利润，有目的地编造上市公司前３年的报表，涂改缓交税款的批准书，隐瞒重大事项，漏记利润支出和漏记债务，提前确认收入，伪造银行对账单等各种形式的财务造假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无商不*！我不敢说，所有的民营企业家，都有意地以欺骗的方式，去从事他们的经营。所以，我也只是以“瞒骗”这个字眼来解释现实中的事实。这个事实的确也普遍地存在。大部分经营者也不一定刻意地抱着这种心态去从事他们的经营。但有所隐瞒，甚至欺骗的成份在内，却是不争的事实。在我所知道的生产商和销售商当中，没有发现过，哪一个是不存在这种行为的。没有哪一家企业胆敢把自己公司的毛利率数字公开出来的，他们往往以商业秘密作为理由敷衍了之。
　　有理由可以这样说，大部分民营企业家主要缺乏的是诚信、道德和社会责任感、做人原则、正义感和一种人性中最基本的同情心。民营企业家已经拥有太多的冒险精神和淘金冲动，有着太多的智慧和敏锐，但很多人像流氓无产者或是村沙，为了暂时的成功可以把最基本的道德价值观弃之不顾。
　　广东某公司的营销模式都是大区代理制。所谓大区代理制，是制造商，在每一个地区寻找一个总代理商，由总代理商负责运作当地的市场。该公司与某地的一个代理商签订合同之后，就面临着一个代理商是否履行合同的问题。即代理商必须按合同规定在一定的时间内汇款来公司提货，以便启动市场操作。而每当这个时候，就有很多代理商不履行合同，长期按兵不动，既不提出终止合作，又不履行合同启动市场。在该公司的代理商中，不履行合同者占全部代理商总数的一半左右。这样，代理协议书成了一纸空文，代理商视合同为儿戏。小胜在智,大胜在德”,“无道者不可成大事也”。如果一个企业缺乏起码的商业道德,这样的企业还能做得下去吗?
　　还有许多民营企业为了竞争的需要，想出了很多特有的销售模式，其中就包括了赊销和代销，但是对民营企业来说，赊销和代销风险都非常大，有的经销商将货卖完，并不及时将货款归还，很多甚至还欠帐赖帐，很多实力不强的企业就是因为这样，资金无法及时回笼而被拖垮的。“
　　80年代的三角债，90年代商业领域的赖账现象，拖垮了无数国企或私企，债务人往往比债权人还理直气壮、悠闲自在，为讨债磨破嘴皮跑断腿的债权人有时甚至要对债务人提出的要求百依百顺，生怕得罪对方出现“竹篮打水一场空”的后果。
　　在中国普通民营民营企业中，很大一部分老板往往有这样一种偏好：对于公司原材料供应厂家和商品供应商，总是尽可能让对方早一些送来货物，然后，尽可能拖延给对方的付款时间，即便是付款期限过了很长时间后，仍然不给对方付款，无论你打多少催款电话，派人跑多少趟，任凭你费尽口舌、陪尽笑脸、跑断双腿，仍然还是那句话：“现在没有钱，过段时间再说。”至于到底过多长时间，没人能够准确回答，只能是“到时候看情况再说”。于是乎，就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不是讨债者用砖头把欠债者的头砸破，就是欠债者用木棍将讨债者的胳膊打断；或者是讨债者赖在欠债者厂长经理家中吃饭、到办公室一同陪座，寸步不离；或是在迫不得已找黑社会帮忙，请当地有名的流氓老大派人到欠债公司讨债，一些民营企业门口常有一些穿着黑衫、戴着墨镜、叼着香烟、别着匕首的“哥们”光顾，往往就是这么一回事。事实上，拖欠一下供应商的货款或收了客户的订货款而不发货，这一类中国式的商业把戏在现代社会已越来越落后，表面上看起来会占一时便宜，但却搞臭了自己的信誉，让一个个客户和供应商离去，丧失了稳定的客户，丧失了稳定的供货商，在行业内的名声狼藉，最终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民营企业的业务往来过程中最常见的是这样一种现象：A公司与B公司达成了外包加工某产品的协议，B公司按照合同要求自己花钱为A公司开发产品模具、并垫款购买了原材料加工制成之后，A公司却通知B公司不要那批货了，于是，B公司花的几十万元全部付诸东流、血本无归，而A公司不给予任何补偿。再比如，C公司让D广告公司帮忙制作企业宣传广告，D广告公司花了几万元成本制成之后，C公司却借口资金周转不灵不付钱，等到D广告公司把钱拿到手了，已是漫漫一年多时间过去了。 　
　　深圳一家生产继电器的民营企业常出现这样一种状况：公司开发出一种新产品，准备大批量生产。公司跟三十多家材料供应厂商签订了供货合同，合同上写明货到后十五天内付款，供应厂商按合同规定按时将物料送到，但十五天之后公司却迟迟不予付款。当对方来电话或来人催问时，采购部经理按照总经理指示找出各种理由进行搪塞，根本不按合同规定付款。有的货款拖欠两个月、有的货款拖欠6到8个月，有的款项甚至整整拖了一年。于是，造成公司信誉极差、供应商不再相信公司的合同条款。过了一段时间，公司生产走上正轨，产品逐渐稳定，却出现了由于材料跟不上而生产线长时间停产的现象。究其原因，是因为材料供应商不相信我公司会按时付款，未提前给我公司准备货物，即便是库存有少量货物，也一定要等到公司付款之后才发货，反正一句话，不见钱不给货。造成公司生产线一个月的正常生产天数仅为10天左右，其他时间都在停工待料。
　　很多民营企业老板呈现出一种双面人格，一方面，他们接受了很多现代企业管理的理念，认同很多国际公认的企业运作原则，在公开正式场合中，他们个个都能侃侃而谈、长篇大论，把经营说得娓娓动听，甚至在言语之中的管理观念都属十分前卫型。但另一方面，在日常工作中又会很自然的流露出其思想最深处的那种劣根性——包括家族意识、人治意识、专制意识、地缘意识、封建意识，甚至是帝王意识。比如，当采购部经理前来请示：“是否要按合同规定按时给某供应商付款”。老板会说：“先不要付，拖一个月再说”。又比如，当销售部经理前来请示：“上个月给某客户安装的那套设备出现了故障，现已无法运转，按双方合同规定，我们必须给某客户换一台新设备，并赔款十万元。我们是不是严格按合同执行？”老板会说：“想办法找出他们操作设备中的错误，把责任推到他们身上，尽可能减少我们的责任，既不安装新设备也不赔偿十万元，派人去修一下就行了，反正跟它做这么一次生意，以后又不会再找它了。”
　　老板们嘴上说的那些东西都是外界输入的、后天灌输的、从书本和媒体那里得到的，只是纯粹从理论上被接受的东西；而内心深处隐藏着的与生俱来的、从小受社会及家庭影响的那些“自在”和“内在”的东西则完全是另一个样子。对其行为起决定性作用是这些埋在内心深处的东西。
　　中国人从小都会被大人教导这样一些观念：“撒谎是可耻的”、“说话要算话”、“不要偷别人的东西”等基本的行为准则。这种基本的是非观念对一个人一生的成长起着最关键的作用。罪犯之所以成为罪犯，就是在于从小没有受到这些最基本的价值观念教育，或者是抛弃了这些最基本的价值观念。我们的很多民企老板和很多普通的国人一样，早已经把儿时形成的是非标准抛弃掉了。
　　中国正面临着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问题。但中国更独特的情况是，从古到今的文化传统一直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之前，市场从来没有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唱过主角。
　　小农生活在人数不多的村落中，以土地为生，平时打交道的都是亲戚邻里，极少与外界发生联系。因而这种经济模式下沉淀的文化就是：重人情而轻规则，遇事不依制度而诉诸“关系”、“后门”，重空间而轻时间，老乡观念强、守时观念差。这样的文化资源，用以应付村落里熟人间的关系自然没问题，但如果要和陌生人做生意，就有些不够用了。
　　如何和陌生人，也即非亲戚或非老乡的外地人，打交道？中国传统文化教给我们的是两个字：一曰“忠”，二曰“义”。 　
　　“忠”用以协调自己与作为陌生人的上司的关系，所谓“一仆不事二主”。而“义”则是用以协调自己和作为陌生人的朋友的关系，所谓“哥们义气”，“结义兄弟”。而集“忠”、“义”于一身者，最典型的则非关羽莫属。关羽与刘备，既是仆主关系，又是结拜弟兄关系，因此“忠”、“义”都需要。 　
　　有意思的是，关羽作为一名战将，武功决非后世小说描绘的那么高强，加之刚愎自用、狂妄自大，终于酿成杀身大祸；而且“大意失荆州”，颠覆蜀汉有利战略格局，过失不小。当时的人对此就有比较客观的评价。比如蜀汉后主刘禅就曾封关羽为“归缪侯”，语气间多有不屑。可是历史越往后翻，关羽身价越高。宋代以降，尤其是元明清三朝，关羽多次为朝廷所封，地位越来越高，成了与孔夫子比肩的“武圣人”。关羽身价一路走高，折射的是市场因素开始在这个小农国度逐步“发酵”的事实。道理很清楚，商业越来越发展起来，越来越多的人需要与陌生人做生意，如何建立买卖双方的信任呢？关羽“千里走单骑”“义薄云天”的传奇就在铜钱的计算声中粉墨登场了。
　　商业生意倚重“义”文化，是在我们这个小农国家发展出来的必然逻辑。所以直至今天，我们看到的仍然是“酒桌上的生意”，所谓“生意不成仁义在”。陌生人之间的生意关系，一定要发展到朋友之间的“义气”的程度，才算可*。这就是在中国做生意的逻辑。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总是请人去吃“花酒”，看来真的是选对了地方。
　　可惜的是，“义气”要求双方的交情发展到一定的深度，这不是所有的买卖关系所能具备的。在“义气”的故纸堆里，我们看到的只是放大的“人情”，找不到“法治规则”的身影。更何况，小农的思想里，本身就隐藏着某种程度的“欺生”的狡黠。因为他与外界的交易，即使有，也往往是一次性的，故而“欺骗一次又何妨”。
　　中国近代史上，西方的船坚炮利国敲开了中国的国门，封闭千年的人们见识到了西方物质文明的陷阱，在感叹之余，寻求强国之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开始大办洋务。最终却被一场甲午战争把这个强国之梦撕得粉碎。原来，国家落后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有没有洋枪洋炮或是近代工厂，而在于政治体制、哲学思想、社会文化。治理企业与治理国家是同样的道理，企业落后的原因也不在于技术、资金、设备和技术层面的管理上，而在于企业的经营哲学和价值观念方面。 　
　　在这个世界上，最容易学到的东西是外在的硬件，而最不容易学到的东西是隐性的内涵，是软件。而越是内涵的东西，外延就越大，就越是能够对事物发展起着内在的决定性作用，无形东西的作用远胜于有形的东西。中国民营企业在经营管理中的一大特点就是简单模仿外资企业的做法，最典型的当属郑州亚细亚商场，如统一着装、微笑待客、统一企业形象等，而国外企业最根本的特色——诚实、信誉却没有学到。就如同中国近代史上的洋务派一样，只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决不学习西方先进的内在文化，仍然抱残守屈，最后仍然以北洋舰队的覆灭而告终。 　
　　我们见到了今天民营企业的信用度，甚至是整个国度的信用都是极度缺乏。这个问题恐怕不是依*弘扬传统的“义”文化所能解决的。我个人认为，中国这块缺失信用的土地，极需从外界引入平等、诚信、负责的商业精神的种子，在这里生根发芽、茁壮成长。而很有才能、不乏智慧民营企业家们更应该找回诚实和信誉，找回人文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因为国内外的历史实践告诉我们，企业家成功*的并不是才华，而是一种社会责任感、一种理性科学精神、一种道德感、一种人文精神、一种对规则遵守和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