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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在京为官期间仍然刻苦自律，勤勉踏实不过他身上也有很多毛病，诸如脾气暴躁、好游玩嬉戏等

不过他有幸結识了两位理学大儒，是对曾国藩影响极大的老师一位是倭仁，他教曾国藩写日记；另一位是唐鉴他教曾国藩打坐。

在曾国藩这一时期的日记中有很多对于严于律己的愿望和贪玩好耍的习性之间思想、心理斗争的描述。

所以说正是这两个坚持了一生的习惯让他能时时反省勇于直面自身不足，在经年累月的积淀中最终助他破茧成蝶，成长为伟大的战略家

曾国藩从27岁进入翰林院，之后的13年里他跟随倭仁等习程朱理学任翰林院庶吉士、侍讲学士、文渊阁直阁事，后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升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

曾国藩從一个不甚谙世事的青年成长为一个沉着干练的官场老手。在京为官的仕途虽然一帆风顺但是在这个时期曾国藩并没有什么大的功绩。

这并不是因为他自己甘于平庸而是在这个时期，曾国藩的资历还不足以让他参与帝国的最高决策这时的曾国藩也就是一位能员而已。

大清朝在这13年中显得暮气沉沉经历了鸦片战争的败绩，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清政府已经是日薄西山。

1850年清朝的第九位瑝帝——咸丰帝登基，即位之初咸丰帝表现出一种革旧布新、励精图治的气象，他广开言路鼓励大臣对朝政以及皇帝本人提意见。

起初咸丰帝对大臣提意见的奏折总是认真批阅，给予表扬时间久了，他就开始懈怠了很多时候臣子们递上来的奏折，他只在折子上朱批“已阅”两字表示知道就再没有下文。

有一次曾国藩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结果像石沉大海一般没有一点回响。早朝上曾国藩單独出列，表明有事启奏获准后曾国藩操着一口湖南话，不紧不慢一字一句地把几天前指出皇帝过失的奏章通背了一遍。

奏章中对咸豐帝个人生活以及治国理政列出了十大过失皇帝气得脸色铁青，站起来痛斥曾国藩为“狂悖”还要治他的罪。这件事情传出去以后朝野哗然，因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对大臣的要求主要就是“忠孝”，“忠”的最高体现就是“武死战文死谏”。

曾国藩敢于在朝堂の上公然指明皇帝的过失这就是文臣谏不畏死的表现，他的这一举动大大提升了他在学子士人中的忠义形象湖南籍的士大夫们更是将其奉其为楷模，这对日后曾国藩在湖南办团练起到了非常好的先导作用

“1851年咸丰帝为抗拒太平天国在全国大兴团练，而最后仅有湘军“來之能战战之能胜”，曾国藩到底有什么独到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