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郭沫若的儿子郭世英，是一个最具人性魅力的人
郭沫若在这种情况下居然还在吹溜拍，脊梁已断
郭沫若的儿子郭世英，是一个最具人性魅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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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唯辛
郭世英 （）
郭沫若和于立群的第三个孩子，1942年出生。
中学就读于北京有名的干部子女学校一零一中学，一直是“三好学生”、“模范共青团员”，被誉为高干子弟的表率。毕业后到外交学院上学，因为“思想问题”而不能在这所政治性很强的学校继续读下去，休学一段时间，然后转学到了北大哲学系。
在北大就读未满一年，因“X诗社事件”被下放到河南黄泛区西华农场劳动。1962年岁末，郭世英与中学同学张鹤慈、孙经武等人等人结成X诗社，交流诗歌、思想，希望“可以自由地表白自我”。1963年夏，诗社一事暴露，周总理亲自处理。张、孙两人被判劳动教养两年，对郭世英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下放到河南黄泛区农场劳动，对农业生产兴趣日浓。
&&& 1965年秋，经不住双亲劝说，郭世英回到北京，进入北京农业大学读书。他期待经过深造，重返农场。殊不料，不到一年后“文革”开场。
在农大就读期间郭世英曾发表言论，说毛泽东思想也应该一分为二、八个样板戏未必没有值得改进的地方等。他用英语给女朋友打电话，被同学听见，说他“里通”外国。
1968年3月，农大造反派组织“东方红”的一伙人非法绑架了郭世英，并私设公堂，要他招供五年前的旧案——X诗社事件。4月22日上午，郭世英从被关押的三楼房间里破窗而出，死时，年仅26岁。
郭沫若后来在信中以追悔莫及的心情说：“我让他从农场回来，就像把一棵嫩苗从土壤中拔起来一样，结果是什么滋味，我深深领略到了。”
&&&&&就在一年前、郭沫若另外一个儿子郭民英在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材料的情况下，也悄悄结束了自己24岁的生命。
郭世英在北大时的同学、哲学家周国平这样评价郭世英：“即使在已经度过了大半生的今天，我仍然敢说，他是我今生今世遇见的最具人性魅力的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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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郭沫若之子郭世英，周国平惹到２年官司，日前来信告知，终于结案。看来郭沫若家事，不碰为好。贴下了解：　　　　昨天，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下达民事判决书，驳回曹天予的上诉，维持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原判。因为我在《岁月与性情》一书中对若干历史事实的回忆，曹缠住我打官司，一诉再诉，长达几近两年，至此终于尘埃落地。　　这是终审判决，我在两审中皆胜诉了，虽略感欣慰，但谈不上兴奋。一场本不该发生的官司，耗费掉了多少宝贵的时间和精力。　　判决书中有一段话说得非常好：“因相关史实历史久远，相关史料多至今尚未公开，故曹天予与周国平根据各自回忆对同一事实的描述存在较大争议，应当允许双方在法律的限度内发表各自不同的意见。”这一段话表述了法院判决此案的基本立场，即对于历史事实的回忆和叙述，倡导在法律限度内的言论自由，这是最大限度还原历史真相的正确途径。我相信，这一立场的明确表述使得本判例具有了示范的价值。　　那么，为了这个判例的诞生，我因这场官司耗费掉一些时间和精力还是很值得的。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06)高民终字第95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曹天予(CAO TI^N YU)，男，日出生，美国国籍，波士顿大学研究员。　　
委托代理人张思之，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吴以钢，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周国平，男，日出生，汉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研究员。　　
委托代理人鲁哈达，北京市建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道日纳，北京市建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长江文艺出版社，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雄楚大街268号。　　
法定代表人方平，常务副社长。　　
委托代理人道日纳，北京市建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周威，北京市建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曹天予因名誉权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5)二中民初字第0749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曹天予及其委托代理人张思之、吴以钢，被上诉人周国平及其委托代理人道日纳、长江文艺出版社的委托代理人道日纳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05年5月，曹天予向原审法院起诉称，1962年至1964年间，我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与周国平为同学。“曹秋池”为我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使用过的笔名。2004年7月，周国平所著自传《我的心灵自传——岁月与性情》(以下简称《岁月与性情》)出版发行，他为该书所写的序言“我判决自己诚实”，内容表明该书是作者以真实身份对自己经历的历史的记载，而非虚构的文学作品。周国平在该书中毫无事实依据地指责我“利用”、“出卖”郭沫若之子郭世英，将郭世英之死J／刁咎于我，并以侮辱性词语对我进行人身攻击以及人格贬损，严重侵犯了我的名誉权。具体事实如下：一、周国平在毫无事实根据的情况下在书中指责曹天予“利用”、“出卖”郭世英，并将郭世英之死归咎于曹天予。1、采用虚构事实或者借他人之口的手段，指责曹天予“告发”了“X小团体之事”。相关文字见《岁月与性情》第91、92、93页。2、周国平以“知情人”的身份，将1963年被定为反动组织的“X小团体”的遭遇毫无根据地断定为导致郭世英死亡的原因。相关文字见《岁月与性情》第71、95、96页。3、虚构事实、主观臆断误导读者，将郭世英之死归咎于曹天予。相关文字见《岁月与性情》第134、135、137页。4、无端指责曹天予“利用”和“出卖”郭世英，毫不掩饰其对曹天予的仇视。相关文字见《岁月与性情》第102—103页。二、借人之口，使用侮辱性言词宣扬曹天予“经常撒谎”、“虚伪”、“总是在演戏”，甚至编造情节，说曹天予有“演戏冲动”，把曹天予描绘成一个人性扭曲、心理病态的人。对曹天予的人格肆意丑化。《岁月与性情》一书出版后，曹天予被舆论界普遍认为是X小组的出卖和告密者，如日大连日报“从轻盈到沉重”一文在对该书的评价中写道：“书中有关X小组和郭世英(郭沫若之子)、曹天予的描写引起了很大反响。其中，当事人之一的曹天予在书中被化名为曹秋池，
以一个告密者的形象出现。……而周国平则表示，郭世英是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人，不仅 X小组事件与曹天予有关，他后来跳楼自杀也是为曹天予所累”。综上，周国平带着对曹天予掩饰不住的仇恨，利用道听途说的不实之词，在《岁月与性情》一书中恶毒诬蔑曹天予是X小组的出卖者、告密者，并在书中大肆对曹天予的人品进行丑化。该书的出版发行，不论是在曹天予出生并生活了几十年的国内，还是在曹天予现在王作和生活的海外华人各界，都造成了对曹天予名誉的极大损害，性质恶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01条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周国平应当对此负侵权的民事责任。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周国平的《岁月与性情》，使得周国平的侵权作品广泛传播，应承担侵权的连带民事责任。请求依法判令：1、周国平在全国性媒体上向曹天予赔礼道歉；2、周国平、长江文艺出版社赔偿曹天予经济损失人民币10 407元；3、周国平、长江文艺出版社赔偿曹天予精神损失费人民币500 000元；4、长江文艺出版社立即停止《岁月与性情》的发行，销毁库存并不得再版。　　
周国平辩称：一、书中对于本案所涉历史事件的基本事实没有任何虚构或主观臆断的内容，对曹天予不构成诽谤。1、我作为本案所涉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本着对历史负责的严肃态度，对自己所见所知的相关事实作了客观的有分寸的叙述。在该书出版后，曹天予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也承认了书中所述主要事实，即他首先通过信件的方式与口述的方式将郭世英的事告知他人，导致X小团体事发的后果。当时的所有当事人亦均证实，X小团体是因曹天予的告发而事发。因此，我书中叙述的相关内容是有事实依据的。2、郭世英之死与X小团体的遭遇是否有关联的问题。郭世英死亡的原因是复杂的，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没有文革，就不会产生郭世英死亡的结果。我并没有把郭世英死亡的原因单一地归结为X小团体的遭遇。但是，在文革中，农大造反派整郭世英的主要理由就是X的历史问题。如果没有X小团体的遭遇，郭世英就不至于在文革中惨死，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令人费解的是，曹天予出于什么心理，一定要从郭世英之死的原因中排除掉X的事。而且，即使我写到X小团体的遭遇与郭世英之死的联系，这个内容本身对曹天予构不成任何损害。3、至于所谓我将郭世英之死归咎于曹天予这一指责，在我的书中完全找不到根据。曹天予错误地解释书中的内容，例如，书中叙述林铭述在郭世英死后所说的“这家伙”显然不是指曹天予，而是指郭世英。林的意思是郭死了，却把痛苦留给了亲人和朋友。令人惊讶的是曹天予为何硬要把“这家伙”往自己身上套。曹天予的曲解不能作为其名誉权受侵害的事实和理由。4、曹天予所引书中第102—103页一个段落的文字有删节，看原文便清楚，这一段话前半部分的描述对象是我自己当年在批判会上发言时的心情，这个心情可以概括为“对郭有多爱，对曹就有多恨”，“恨”的原因则是“对于郭世英这样一个纯粹的人，曹与他来往时仍怀着强烈的功利心，开始时利用他，最后出卖他”。同时，周国平并没有因为当时的这个心情而原谅自己，在后半部分中对自己在批判会上发言这个行为本身作了自我批评：“尽管如此，我现在感到遗憾的是，众口一词声讨一个人而同时剥夺他的申辩权，这种方式根本就是丑恶的、非正义的，批判‘反动学生’的斗争本身就是强化思想文化专制的一个步骤，可是，由于偏激和无知，我在客观上充当了这场斗争中的一个工具。”曹天予对这个段落断章取义，断言我“毫不掩饰其对曹天予的仇视”，是对原文含义的歪曲。二、我在书中没有使用侮辱性词语对曹天予进行人格贬损。曹天予所举“撒谎”、“虚伪”、“演戏”等词语，在原书中皆有具体语境。例如，“虚伪”是郭世英所说，郭的意思是说曹天予所标榜的“共产主义”只是“一块招牌”，他并非真的要共产主义。“演戏冲动”之例，曹天予引书中一段话，但删去了曹天予向我所叙述的与于立群谈话的内容，当时我之所以强烈感到曹有“演戏冲动”，重要原因就是觉得这个谈话内容是曹天予编造的，这一点并不因为他见到了于而有所改变。而且“演戏冲动”这样的词汇完全构不成“侮辱”。曹天予还引了“是人性在非正常条件下的扭曲”一语，书中在此前有一整段话，曹天予在转引时也删去了。结合上下文可以清楚地看到，我是从善意出发试图对曹的“毛病”给予同情的诊断和理解，完全没有丑化之意。我于2004年7月出版自传性质的《岁月与性情》，此书写作的初衷只是追忆和反思历史，绝无使任何人现有社会评价降低的动机。全书240 000字，其中写到“曹秋池”的篇幅仅3000余字，出现在我对四十几年前大学时代的回忆中。我在书中不用曹秋池的真名，用意正是不让一般读者知道所写的那个人是谁，同时希望书中所写的往事能引起曹天予的反省。事实上，在此书出版后，这方面的情节并未引起读者的注意。但是，从8月5日起，曹天予开始频繁向媒体发表谈话和在网站上发表文章，证实他发表的大量措辞激烈的言论直接把问题推到了公众面前，使得他本人以及他在X事件中的作用引起了舆论的关注，也迫使其他几位当事人和知情人不得不出面澄清那段历史。因此，如果说书中有关曹秋池的描写“引起了很大反响”，这个反响也完全是由曹天予自己鼓动出来的，而不是我书中的内容导致的。综上所述，我认为《岁月与性情》一书中没有分类： |当前位置： &
郭沫若两个儿子文革死亡之谜:郭世英是自杀?(3)
11:03:09 & &
&&&&不管怎么说吧，这一关总算闯过了。郭沫若或许长长舒了一口气。
&&&& 死去的郭世英遍体鳞伤，手腕、脚腕被绳子捆绑得血肉模糊&&
&&&&摁下葫芦浮起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当郭沫若战战兢兢紧紧追随&文革&的前进步伐时，&文革&的酷烈，并没有放过他。日，&文革&的风暴又吞噬了他的爱子郭世英。
&&&&据世人评论，郭世英是郭沫若众多子女中最有才华者，而且精神气质酷似青年时期的乃父。如果说郭民英的自杀，尚有疾病折磨的缘由，可是郭世英的罹难，却完全是&文革&-。手造成的。
&&&&据郭沫若的小女儿郭平英讲：1968年时，中国农业大学的同学对郭世英进行了监视，因为他经常说一些有点独立思考的话，比如说毛泽东思想应该一分为二、八个样板戏未必没有值得改进的地方。直接遇害的原因，是他跟女朋友打电话时用了英语，当时是为了练习英语口浯，结果被同学听见，说他里通外国，把他抓了起来。其间郭世英曾经逃出过一次，躲在一个清洁室里，但还是被同学发现，结果招来了严刑拷打。郭世英被造反派抓起来是在4月19日，当天是星期五。家人期待事情能缓下来，可是到了星期天人还没有回来。星期一一大早，郭沫若的秘书(当时已经知道了郭世英死亡的消息)就喊着郭平英、郭世英的女朋友，一起赶往农大。农大革委会选派的代表，跟随郭平英等人回家，向郭沫若夫妇报告说：&郭世英已经自绝于人民了&。事后在郭家的强烈要求下，法医做出鉴定，结果是：高空坠落。据郭平英说，死去的郭世英遍体鳞伤，手腕、脚腕被绳子捆绑得血肉模糊&&。
&&&&郭平英还回忆说，在郭世英被绑架、关押的这天晚上，郭沫若参加了由周恩来主持的解决第七机械工业部两派群众&派战&的会议。郭沫若本来可以请求周总理出面，但郭沫若没有向周总理说。郭世英遇难后，于立群责怪郭沫若：你见到总理的时候为什么不跟他说？郭沫若颤抖着解释说：我也是为了中国好。周恩来得知郭世英遇害后，专门来到郭家安慰：&革命总是要有牺牲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周恩来为郭世英之死，专门派联络员负责调查，但一直没有结果，最后不得不不了了之。
&&&&有人说，郭世英是不甘凌辱，以自杀表达他血的抗议；有人说，郭世英是被反绑着从三楼上扔下来，肝脑涂地而死。郭世英直接的死因，迄今还是-个谜。可是无论如何，一个年轻的生命，一个有思想的生命，总归是死了。从大处说，郭世英是不见容于那个时代；从小处说，郭世英之死，还要追溯到那个已经让他付出过代价的x诗社。
&&&&还是先让我们来看看，在亲人、朋友和同学眼中，郭世英是一个什么形象。
&&&&据郭氏姐妹回忆：
&&&&在郭家的子女中，郭世英最喜欢文学，很早就开始写诗、写剧本，经常与郭沫若讨论问题，而且性格豪爽，知错必改。郭沫若格外喜爱他。
&&&&据万里的儿子万伯翱回忆：
&&&&郭世英身高一米八零，在北京101中学读书时，酷爱运动、体力充沛，是学校的足球门将，而且聪颖过人，20多万字《古文观止》，默读两遍就可以基本背诵。
&&&&据曾经参加过x诗社活动的牟敦白回忆：
&&&&郭世英身材结实匀称，前额宽阔，一张马雅科夫斯基式的线条分明的面孔，服饰得体，气质高雅，颇像五四时期的大学生、知识分子。一个现代型的青年知识分子。一个真诚的、执著的理想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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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伯翱忆郭沫若子郭世英：体力充沛聪明过人，“文革”中坠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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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今年8月，红色散文作家万伯翱五十年来创作的散文专辑《红墙内外》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1943年出生的万伯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委员长万里的长子，1962年被父亲送去下乡，在河南黄泛区农场耕耘10年。1963年，《中国青年报》头版头条以“市委书记的儿子参加农业劳动”报道了万伯翱下乡锻炼的事情；在首都应届中学生毕业代表大会上，周恩来将其称为干部子弟下乡的典型。1972年，其进入河南大学就读，后在部队、国家体育总局工作。万伯翱喜好写作，先后著有《三十春秋》《四十春秋》《五十春秋》《六十春秋》《元戎百姓共垂竿》等及影视剧本多部。由于革命家庭背景，万伯翱从小有机会接触到一些中央首长及其亲属，能近距离地观察或者采访到他们的日常生活和休闲状态。《红墙内外》一书内容有记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老一代革命家体育生活的；有作者和红墙里的领袖人物交往的实录；有上世纪60年代他遵从父命，到河南黄泛区农场当知青时的生活再现；亦有充满生活情趣的散文等。澎湃新闻（）获出版社授权刊发书中一文，本文原题《郭世英：一颗划破星空的流星》。郭世英在报纸上发表的纪念郭沫若和于立群阿姨的文章里，曾不止一次提到，两位老人受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忍受着失去儿子的沉重打击。每当看到这里，我的脑海里马上闪现出一个大口抽着自卷烟叶，紧锁眉宇的大个子青年……他，就是郭老的二儿子世英。他的父亲也许是中国读书最多的人了，几屋子书，分成类，整整齐齐排列着。世英从儿童时代起就和书结成了伴侣。他看书还不是单纯凭兴趣。更多的情况下是一边读一遍思索。他很好动脑子。有时，干脆先合上书本，走进父亲的书房，父子俩开始一问一答谈读书心得交流思想。父亲最喜欢和他谈文学、论古今。累了就杀上一盘中国象棋或国际象棋，世英常以杀败父亲为快事呢！1962年秋，我在北京读过中学后，我的父亲毅然决然把我送到了河南西华农场劳动锻炼。第二年的春天，正当农场果园里苹果花盛开的时节，农场里传来了“一个姓郭的北京大学生下放到农场了”的消息。听说是北京来的，我连忙跑到招待所，想看个究竟。见了来人，我不觉一愣：这不是世英吗？为什么不上大学，到农场来干什么？他见到我，也十分高兴，风趣地说：“你下乡劳动的事迹，经报纸宣扬，已经家喻户晓了，我到这来，就是为了向你学习，你欢迎我这个学生吗？”我亲昵地打了他一拳，不解地问：“你真的是像我一样自愿到农场来锻炼的吗？”世英冲我苦笑了一下，又用手点着自己的脑袋说：“这玩艺儿出了毛病，神经衰弱，到农场来劳动一段时间，调节一下神经。”我仍半信半疑，想继续追问，他却把话又岔开了，问我：“农场什么活最累？”我说：“第一作业站（也叫分场）的活最累，是种麦子和棉花的。”“那我就向农场领导要求，到第一作业站工作。”他显得非常兴奋，然后活动一下筋骨，那情景似乎在做劳动前的准备工作。世英所在的第一作业站距我所在的园艺场大概有三四里路。世英到农场后的第一个星期天，我到他住处去看他，约他一起到户外散步聊天。屋外春光明媚，阵阵轻风拂过，粉红色的果花纷纷扬洒下来。我们迎着花雨，踏着铺满落英松软的泥土，在苹果树下漫步。他拂了拂掉在身上的花说：“这里真美，我刚来一个星期就爱上这个地方了。”我在这个农场已两年了，劳动的成果是美的，但劳动本身却是艰苦的。世英身高一米八，身材魁伟，在101中读中学时还是校队的著名左后卫呢！看着他那像郭老一样宽阔的前额，我仍为他放弃学习来劳动而感到惋惜，于是又问他：“我看不出你有神经衰弱的迹象，你到底是为什么到农场来？”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到农场来的原因，在农场只有党委书记和场长知道。你是我的好朋友，你不问我，我也会告诉你的。”1962年，世英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他由于从小受到良好的家教，又爱好运动，不仅体力充沛，而且聪明过人。他读《古文观止》，默读两遍竟可以基本背诵下来。郭老写《郑成功》剧本时，他也同时翻看郭老所用的参考书，动手写自己的《郑成功》剧本，并赶在郭老之前写完全剧。青艺到郭老书房催要剧本，郭老竟然说：“我儿子世英此剧写完了，你们先拿去看看吧。上北大哲学系以后，课堂上的学习内容，无法消耗他全部的精力。他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通读了黑格尔的经典著作，然后自称研究了三年的黑格尔哲学体系，约上两个同学竟找上门去与北大名教授朱光潜探讨问题。朱光潜教授对世英的答辩满意，真以为他苦攻了三年的黑格尔著作。当时，全国掀起学习哲学的热潮，基层单位也普遍建立了学哲学小组，报刊上不断发表各行各业运用哲学思想、主要是运用“一分为二”的观点解决从政治到军事，从生产到教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矛盾的经验文章。咋这种气氛下，世英招来几个要好的同学，说：“现在工、农、商、学、兵都在学哲学，用哲学，咱们是专门研究哲学的大学生，应该组织起来研究一些大问题，研究一些宏观的问题。”他的倡议得到同学们的支持，天真加认真，使这几个大学生毫无顾忌地向哲学的“禁区”进军了。他们研究的主要问题包括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不是阶级斗争？“大跃进”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对毛泽东思想能不能一分为二？什么是权威？有没有顶峰？……他们提出了许多敏感的哲学上的未知数，后来干脆把他们的小组命名为X小组。一到星期天，X小组的成员们就聚在一起讨论问题，而且常常是通宵达旦，既是放寒暑假，也以通信方式互相探讨他们不断提出的X。X小组的言论和活动方式，不久就引起了北大和公安部门的注意。有关部门从截获他们的来信和油印刊物上，掌握了他们“严重的政治问题”。事又凑巧，赫鲁晓夫的名字俄文拼写的第一个字母也是X，X小组便“顺理成章”地被视为“赫鲁晓夫集团”，小组成员被有关部门分别传讯。在当时与现代修正主义论战的气氛中，在强大的政治攻势下，小组的成员纷纷交代了“问题”，只有世英据理力争，每次对他的审问，都变成了激烈的辩论。最后，世英被指定为“有反党反社会言论”，“性质属于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敬爱的周总理过问了世英的问题。他老人家征得郭老的同意后，指示公安部门暂时安排世英到基层劳动锻炼一段时间。经有关部门商定，选择了河南西华农场。考虑到郭老的威望，世英以下放劳动的名义来到农场。世英向我讲完到农场来的原因后，我们相对无言，沉默了一会儿，他严肃地说：“虽然我不完全同意组织上对我的问题的结论，但是对于安排我到农场劳动，接触基层劳动人民，我是十分愿意的。爸爸也说：‘光关在屋子里读书不行，我也早想有个机会到基层劳动锻炼，过一种普通的劳动者的生活。’”说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旱烟叶，卷成烟卷吸起来。我看着他不断从鼻孔喷出的烟雾，问他：“你抽烟怎么这么厉害？”正说着，一阵铃声，场部公务员小孙的自行车从后面冲了过来。小孙翻身下车：“你们两位北京人聊什么呢！天不早了，该休息了。”“随便扯扯，世英刚来，陪他转转。”我答道。世英忙掏出烟荷包，熟练地卷好烟送到小孙嘴边说：“请你自己粘上吧！”小孙抽了一口感叹地说道：“前天党委路书记找世英谈话以后，让我拿出两包‘彩蝶’、两包‘散花’，这是咱们河南的最高级香烟，那味可比你这自制的强多了，谁知第二天你们这位北京大学生又原封不动送回来了……”我问烟火中一明一暗的世英，这是怎么回事？他颇为严肃地说：“农场的职工都吸一两毛一包的香烟或汗颜，我怎么好意思抽这么好的烟呢？所以就把烟送回去了。”小孙抽了一口，因纸太硬，灭了，世英又把火柴递给他。小孙接着说：“送回了香烟，咱路书记觉得过意不去，就给一站的刘站长写了个条子：‘请批给世英同志一点咱自产的烟叶’，让我骑车送去了。谁知小郭看了看，让我谢谢路书记！随手就把条子撕碎了。”“我不能一来就搞特殊，占公家的便宜。”小郭扔掉烟头，深深地吸了一口果园清新的空气说：“现在我抽的烟叶是我自己买的，我已给家里写信，让父亲的秘书把父亲看完的《北京周报》给我寄来。这种纸又白又薄，做卷烟纸最合适。”过了不久，我再去看世英。果然，床底下放着一麻袋自产的烟叶，床上散着刚裁成小条的《北京周报》。他原来干干净净的学生装，变得又脏又破了，头上戴一顶斗笠。有时他干脆不穿上衣，露出结实的肌肉，在似火的骄阳下，也像有些老工人一样，脊背上批一块小白布，抵挡一下火热的太阳。农场职工们上下班时都习惯背一个粪筐。世英也编了个粪筐，他见我来了，便拿起粪铲很帅地做了个铲粪的动作。而且，他很快就说起地道的河南话来。我说：“你真成了庄稼汉了。”听了我的话，同屋的作业班长告诉我，昨天，他和世英去商店买烟叶，在路上看到一堆马粪，他们都没带粪筐。小郭就摘下草帽，一个箭步把冒着热气儿的马粪捧到草帽里。“你闻闻我的手，现在还有马粪味儿呢！”世英边开玩笑，边伸过手来。我说：“一堆马粪，至于这样吗？”他回答：“我要不捡，就便宜了辨认，我得让我的粪堆天天见长啊！”全队评比精肥时，世英得了第一名。他就是这样出处好胜。艰苦的生活磨练了世英的意志，也培养了他的劳动人民的情感。我保存着当年他在农场黑板报上写的一首儿歌，题目是《小粪筐》：小粪筐，小粪筐，粪是孩儿，你是娘。迷家的粪合成了堆，散发五月麦花香。小粪筐，小粪筐，清晨唤我来起身，傍晚一起回床旁。小粪筐，小粪筐，你给了我思想，你给了我方向，你我的心呀在齐唱。世英喜欢看书，喜欢动脑。到棉花地里，他不时地观察棉花发芽、开花、结桃的过程，并用小本记录下来。他写信给父亲，不用再寄什么文艺书籍了，而要一些植物栽培学方面的书。郭老让秘书给他寄来了一本厚厚的《棉花栽培学》，他时常把书用绳子扎在胸前的棉袄里，歇晌时就取出来翻看。他诙谐地指着怀中说：“这就是我的小小图书馆！”1965年春夏之交，北京农大植保系部分师生到农场实习，撰写棉花实验田的论文。世英也悄悄动笔写了一篇，交给了农大的老师，老师惊异地赞叹这篇论文很有分量，并推荐给当时四年级的农大学生作参考。从此，世英对植物栽培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对我说：“研究植物栽培大有前途，我已下定决心，劳动结束后，转到北农大。毕业后，还回农场工作，我要让麦子、棉花的产量都翻一倍。”他还深有感触地对我说，他开始理解了马克思的话，劳动不仅改造了世界，也同时改造了人类本身。郭老身份关心在农场的儿子，他经常写信鼓励世英。我记得世英给我看过一封来信，郭老写道：“世英，得知你与工农大众艰苦劳动的实践，你不仅在劳动中改造着自己，也同时教育着我们。”郭老把已发表的毛主席诗词亲笔抄录了一遍，装裱成册页让秘书保价邮寄到农场赠送给爱子世英，世英爱不释手，一有空就翻看，吟诵。由于世英表现突出，多次上了农场的光荣榜。他每每都认真仔细地把奖状寄给父母。1965年春节，世英第一次回家探亲。他拿出自己劳动得来的钱，给父亲买了几瓶最好的枣花蜂蜜，又为母亲买了两块布料。世英回到北京，见到了近一年未见面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们，全家异常兴奋。郭老望着脸色黝黑的世英，不住地点头含笑。立群阿姨抚摸着世英买的一块驼色，一块蓝色的府绸布，悲喜交加地说：“这是世英第一次给我买东西，多好的颜色，多细的布，真是个会体贴妈妈的好儿子！”世英的探亲假有二十五天，可刚过了十天，他就急着要回农场。妈妈劝他多住几天，他说：“我们队长还等着我给他买药治腰疼病呢！”妈妈说：“药可以寄回去。”一切挽留都无效，郭老和立群阿姨只得让世英提前回农场。临走前，郭老让他把（自己贴用的）狗皮膏药捎给队长。当妈妈把儿子送出深宅大院，世英说了一句：“妈妈，咱们家根本住不了这么多房子，还是搬到个小点儿的院子里去吧！”世英仍穿着来时的大棉窝、肥大的棉袄棉裤上路了。1965年秋，上级批准世英返校继续读书。郭老同意了世英的想法，从北大转学到农大。可是，第二年的6月，世英离开农场返回大学还不到一年，动乱开始了。1966年底，在一个大雪纷飞，朔风劲吹的下午，世英突然回到农场。原来，他与同学组织了一个串联队，骑自行车从北京到贵州串联，途中特意拐弯到这里来看望我。私下里，他告诉我一些北京的情况。他说：“周总理想保护你父亲，没保住，他现在已被关进监狱。我父亲总算被保住了，眼下还算过得去，但是，大字报已经贴到我们家大门上了。”“今后的形势将如何发展？”我忧虑地问他。“现在乱得很，很难预料今后的形势。但我相信，像你父亲这样的老干部决不是那些人所说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终有一天，他会被解放的，那些兴风作乱的野心家早晚还是要垮台！”在当时，世英的这番话，慰藉了我一颗受伤的心。在今天，也证实了世英的政治远见。在忧心忡忡的时刻，他告诉我他自己的秘密，他有女朋友了，叫潇潇。我也认识她，是个有思想有才气的人。我默默地为他祝福，祈望他们来日幸福。世英充满感情地告诉我：“潇潇理解我，体贴我，这是最宝贵的感情。”我们没有时间长谈，天色傍黑，俩人依依不舍地分手。临别，他提醒我：“农场的运动虽然没有开始，但党委领导肯定会受冲击的，要有思想准备。”他站在一个高坡上，留恋地瞭望了一下整个农场，紧握着我的手说：“真不想马上离开你，可我还得追赶同学们去。等运动过去了，我就回咱们的农场来，我们一起干！”说完，便跨上自行车。他高大的背影，迎着风雪，艰难地消失在黑暗中……谁能想到，此次分手竟是诀别。随着“四人帮”这些魑魅魍魉的得势，总理的处境越来越困难，郭老也不断受到了非难。这时，又有人重提X小组的问题，并别有用心地提出：是谁包庇了“反革命分子”郭世英？这些人的矛头所向已经很明显了。1968年的春天，厄运终于降临到世英头上。一伙歹徒把他关押在私设的牢房里。为防止逃跑，把他的四肢都捆绑在椅子上，轮番批斗，连斗三天三夜。百般的人身凌辱，使血气方刚的世英出奇地愤怒。世英的处境像一团阴云笼罩着郭老一家。悬念，担忧，焦虑……怎么办？向周总理汇报，请总理出面交涉吗？不行！总理的压力已经够大了，外交内政，事无巨细，全压在他的肩上，不能再为世英的事打扰他，还是自己设法来解决吧。“世英啊，你要坚持住，我们马上就来了！”——全家人都在心中这样默念着。第四天，经过军代表的同意，郭老派秘书去农大了解关押世英的理由。然而，就在这一天，日，清晨6时，在郭老秘书和世英妹妹、世英的女友一起赶到学校的三小时以前，双手被反绑着的世英从那关押他的房间里，一个四层楼上的窗口中……血染红了楼前的土地，他倒在血泊中，结束了他的年轻的生命。他仅仅活了26岁啊！他像殉难献身的壮士一样，肝脑涂地地向恶魔进行了血的抗议！“他不是反革命，不是，不是！”世英的女友想大声喊叫，可是在她面前的是一群冷得像铁一样的面孔，那些面孔仿佛在质问她，为什么还不早些划清界限？！潇潇不相信世英会这样死去，他那么珍惜生命，热爱生命，不就在前些时候，世英刚刚让她找来一套《列宁全集》，在着手编纂一部“列宁语录”吗？不就在前几天，世英还要她帮忙凑些粮票，准备再去农村，避开学校里那种令人窒息的空气吗？他不会那么容易屈服的。然而，和那群铁一样的面孔辩论是徒劳的。潇潇和世英的哥哥、姐姐一起只能含着泪捧回了世英的血衣。悲恸撕裂了母亲的心。立群阿姨病倒了，病得十分厉害。她在病床上，看见世英微笑着向她走来，穿着褪了色的罩衣，身上带着血迹，啊，她要扑过去，把他抱在怀里，——可是，他消失了。身边留下的只是世英在农场时送给妈妈的两块布。“何必要他回来读大学呢？如果在农场继续劳动下去，他不会死的。他本来并不肯回来的……”立群阿姨像祥林嫂一样不断重复着这句懊悔的话。郭老是不愿在孩子们面前落泪的。他默默地走进书房伏在案边，一行一行，一页一页地抄录着世英留在人间的日记，就像倾听着世英在他身边述说着自己的心里话。日为什么？我问我的心，为什么我的心在痛？是别人看不见我的优点了？是受了委屈？是觉得失去了大家的信任？为什么痛呢？我想起了昨天一天里自己的心情……前天的会上对我有很不小的刺激。其实这是件好事，是一种痛心的愉快。这种愉快心是以前没有把握着的。我在痛心中看见自己又会有一个新的提高，是在一个相对落后的局面后一个新的提高。我觉得自己有力量比以前任何时期都做得更好。但是会上的一些人，从我的缺点出发，认为，我的政治思想不好，这却是我不能接受的。昨天我留着泪对老屈说：“相信我吧，我的心里只有一句话——坚决跟着党！哪怕把我打死，决不动摇！”日去年今天，我到了棉田队，好快啊，整整的一年了！人们总是担心，我是被一种什么类似压力的作用下才定了留下的“决心”的。“你的情绪好吗？你不想家吗？”……我想家，但是这如果只是基于人性论的观点的想家又有什么意义呢？我想家，这是一个革命的家。一年结束了，只不过是结束了一个开始，道路还长远得很。只有坚持不懈地改造自己，才可能冲破旧的习惯势力的束缚。向前面看，向远处看，是条大路在眼前，千万双老茧的手拉在一起前进。……日回到了家高兴了一会，却又马上觉得没事可做。怎么？这不是个革命家庭吗？但我总觉得这和我离得那么远。心里总出现农场劳动的情景，但我在这里却在享受着，在……爹爹，他曾对我抱有希望，他又对我重新抱有希望了。我看着他显得有些苍老的面孔，心里很难受。经受了多少风霜，斗争，斗争，而我……当吸血虫……简直不敢想象！如果不是无数我的同龄人安慰了他……投入战争中去吧！加快自己的步子。就这样，一行又一行，一页又一页，郭老噙着泪水把世英的日记誊写在宣纸线装本上，一共誊写了八册。厚厚的一摞，寄托着父亲对儿子的深沉的思念。听听世英的这些心里话吧，像他这样一个火热的青年，为什么竟会被人夺去生的权利！周总理得知世英被迫害致死的消息。他立即派联络员前往农业大学调查。然而在当时的气候条件下，被调查的人员是会有足够的本领来进行反调查的。几次派去联络员，均无什么结果。尽管如此，郭老和立群阿姨的心却得到慰藉。周总理语意双关地对郭老夫妇说：“为有牺牲多壮志，干革命怎么会不死人呢！”或许也是使世英在九泉之下可以告慰的话罢。敬爱的周伯伯相信他，亲人和朋友相信他，他是无罪的！世英当年的女友后来去了日本。在她去日本之前，我曾写过一封信给她，告诉她我想写一篇纪念世英的文章，请她提供一些材料。她很快就回信了信，信上说：“原以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还没有把他忘掉，没想到你还记得他……”口气之凄楚，令人泪下。后来，大概是为了表达她的感激之情，她还给我寄过挂历和年历卡。尽管当时她已经嫁了人，但她还怀念着世英，她把这爱深深地藏到了心底。世英，你这颗划破夜空的流星！我们要大声呼喊：不能让这样的悲剧在中国的大地上重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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