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时期的时代精神有那些
改革开放时期的时代精神有那些
包括在改革开放时期形成的创业精神、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青藏铁路精神、航天精神和抗震救灾精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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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说，中国共产党人就是传承中国精神的“火炬手”。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时候，始终有着一个坚定不移的价值追求，这就是为“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而奋斗，这正是他们能够感召和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魅力所在。
　　中国精神是源远流长的。一部中国精神的发展史，就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不断传承、不断发展、不断弘扬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的见证。
　　在陕西省安塞县，第29任县委书记雷鸣雄在黄土高坡上的一间窑洞里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正是在这些革命战争年代诞生的“红色精神”的引领和影响下，才有了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铁人精神、航天精神、特区精神等中国精神的一脉相承、相互辉映。我们在学习实践活动中提出“弘扬延安精神、推动科学发展、建设美好安塞”，体现了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的新要求。
　　中国共产党人以表率行动，生动诠释了中国精神的真谛，谱写了一曲曲中国精神的动人乐章，铸就了一座座中国精神的不巧丰碑。
　　改革开放为中国精神注入时代元素
　　上世纪70年代末，《芝加哥论坛报》记者蒂姆与其他7名美国记者，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到中国常驻的美国记者。
　　30年后，他再次来到北京时感叹：美国的现代化发展用了一二百年时间，而中国仅在30年的时间里就变得足以让世人惊讶！变化最大、最深刻的是中国人，每个普普通通的人。这是一个开放、自信的民族。
　　一个前进的时代，总有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一个发展的民族，总有一种积极进取的意志。
　　60年来，中国人民不断从民族精神中汲取力量，又不断赋予民族精神新的时代内涵。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交相辉映，为伟大的中国精神注入了崭新的时代元素。
　　记者日前走进温州“华妹服装辅料有限公司”，首先被高高悬挂着的“10101号”营业执照所吸引。公司招牌下印制了这样一行字－－“中国第一个个体工商户”。
　　这份特殊的营业执照上盖有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鲜红公章，执照上清楚地写着：姓名：章华妹；地址：解放北路83号；生产经营范围：小百货。
　　日，年仅19岁的小姑娘章华妹，从温州鼓楼工商所领到了第一张“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成为中国第一个个体工商户。那时她只是经营着几毛钱的日用品、纽扣、纪念章、表带等，而如今却已经成为多个公司的董事长。
　　第一次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一个农民专业合作社，第一个个体工商户，第一次实行厂长负责制，第一个股份制企业，第一个上市公司，第一个股份制商业银行……改革开放以来，这一个个“第一”“首次”，正意味着一次次突破、一次次进取。
　　无论是创新的成功，还是探索的失败，锐意进取的创新精神都是新中国成立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精神丰碑的耀眼底色。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非凡的勇气和智慧，在30多年改革开放历程中创造的奇迹，足以让世界称奇。北京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宇文利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作为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实践，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引发并实现了中国精神的新转变，并将中国精神的发展推进到新的阶段。”
　　宇文利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人们在开放意识、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公平意识、契约意识、民主意识、法制意识等方面都逐步得到增强。
　　美国学者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对中国20多个省份的40多个城市进行调研后写道：在人类的历史上，以前从未有过如此之多的人口以如此之快的速度过上这样水准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与他们漫长历史中的任何一个时代相比，中国人都更开心、更自由、更有创造活力。
　　如此，中国社会真正充满希望地活跃起来，而这些，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不可想象的……
　　中国精神在迎接挑战中彰显、升华和创新
　　9月5日上午，18岁的王亮到中国政法大学刑事与司法专业报到。这位皮肤黝黑的小伙子在去年5月12日震后最危险的6个多小时里，3次钻进废墟的缝隙里，救出了3名同学。他的工具包括自己的左手、右手以及安慰的话语。
　　“经历了地震那么大的灾难，今后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不会再退缩，都能挺过去的，也希望毕业后能帮助更多的人。”王亮说。
　　随着开学日期的来临，学会了坚强、自信、友爱、奉献的北川中学的孩子们奔赴各地，开启他们人生中一段新的旅程－－2009年，北川中学共有432人参加高考，达到高考本科以上录取线人数为138人，创出历史新高。北川县县长经大忠感慨：“我们的孩子们，从废墟里爬出来，就再也没有倒下过，他们的精神更是没有倒下过。”
　　他们，正是中国精神新的代表。
　　中国精神，正是在民族的进步和不断奋斗中彰显、升华和创新的……
　　依靠中国精神，我们取得抗震救灾斗争的伟大胜利；依靠中国精神，我们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今天，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众志成城”“共克时艰”“危中求进”“化危为机”成为全民族的共识，中国精神成为应对危机的强大动力。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经济带给世界一连串的惊喜－－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9%，为全球最高增长率，跃升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09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6.1%，仍属全球最高经济增长率；第二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9%……
　　全球经济界人士认为，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在金融危机冲击全球之际仍保持强大的发展能力与潜力，其内在原因就在于中国人没有被金融危机吓倒。在金融危机面前，信心比黄金还宝贵。英国《观察家报》由衷感叹，如今在中国几乎“到处感到自信的气息”。
　　中国处变不乱，遇难不惧，从容应对，化危为机，缘于一种万众一心的民族凝聚力，缘于一种自强不息的中国精神！这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写照。
　　实践证明：经过60年的披荆斩棘，我们有了巨大的收获。但任何时候都不应忘却－－
　　我们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我们的改革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这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路依旧漫长、艰难。
　　坚守信念，传承精神，是一个民族成熟的标志。
　　传承中国精神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接力。
　　在未来道路上，中国精神就像一盏灯，引领中华民族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征程上阔步前进，开创更加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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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转载]朱老大伯重要文章：关于毛时代和改革开放时代的思考
　　我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我亲身经历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火红时代，我曾欢呼支持过改革开放，盼望民族早日富有强大。又眼看改革开放的沉沦落败而痛心疾首。眼看与人民同命运共呼吸的党走向民心背向而无奈！我们這代人是共产党执政六十年得失的历史见证人。这是我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周年华诞的文章。曾在乌有之乡发表过。因文不合资改大爷口胃。被没収，坐牢了。好得有好心人转到其它网站藏起来，今天偶然经过发现把它请回家了。
我眼前的丰碑
　——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周年华诞
　　今年是建国60周年，是共产党执政60周年。60年的历史可分毛主席主政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前30年，改革开放的后30年。如何总结，评价60周年的历史?到底共产党的丰碑在哪里?民族的丰碑在哪里?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这是一个关系到民心民望，这是一个关系到民族兴衰，共产党能否取信于民继续执政的大问题。
　　我们打开电视荧屏，放眼尽是描绘改革的画面，打开收音机，尽是一浪高过一浪的改革之声，拿来报纸，改革的文字占满版面。在歌颂资改路线这三十年“成就”的同时无不对共产党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大加伐挞。好像共产党执政的前三十年是罪恶的三十年，只有改革开放的这三十年才是给人民造福的三十年。在李锐，厉以宁，辛子陵等资改路线说教派黑心学者笔下，没有毛主席前三十年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罪恶”，就没有后三十年改革开放的“丰碑”。为适应一个政治利益集团推行资改路线的需要，把历史当成肥猪肉。喜欢吃肥就割肥，喜欢吃瘦就割瘦，不惜笔墨攻击歪曲贬损前30年。说什么“穷”，“苦”，“乱”，“罪恶滔天”。把一个整体的历史，割断破碎。以点盖面，把错误说成罪恶，否定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否定前30年的社会主义的伟大成果，从而达到否定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他们歪曲史实为推行资改路线划时代的“丰碑”上颜色，来欺骗、忽悠年轻人。
　　厉以宁，茅市场等改革精英秉承外洋主子旨意，为外洋主子利益的需要，运回来一船船臭鱼烂虾，忽悠我们的民族，他们是改革开放的说教大师，是改革开放的坐上宾，是改革开放的旗手。一些卖国汉奸，贪污腐败分子，洗刮人民的财富，占为己有，运往外洋，却是改革的先锋!改革开放的中坚力量。好像人类的历史，在他们之前是凝固的，没有动力的历史，人类改革在他们才开始!一部人类的进化史，人类改革前进的历史，任由他们歪曲，任由他们支解，颠倒是非，好坏凭他一张嘴，凭他一枝笔!在他们看来历史上任何改革都没有他们伟大!没有他们那样的“丰碑”。
　　好在，丰碑不是由谁人可写的，丰碑是历史写的，丰碑是民心写的!
　　评价历史，评价历史上的人物，要客观，要站在当时历史的环境立场上评价，要站在中华民族的利益高度来评价。要站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立场来评价.
　　什么样的改革才算得上伟大，才是丰碑?我们民族上下五千年历史，从事改革实践的人物无数，有成功有失败。但最成功最伟大的改革实践家，丰碑立于历史风雨而不倒的，一是秦始皇，二是毛泽东。
　　秦始皇废分封立郡县制。是前所未有的社会体制改革。
　　秦因有赵高，“指鹿为马”，政亡二世，可秦制传百代!秦之后历朝代的改革，都是对秦制的巩固，完善，发展的改革。根本无法可与秦始皇比。正因为秦制的先进，合理才使我们华夏民族，强盛于世界其他民族两千年。后来西方民族的封建制解体，是吸纳华夏秦制的精华，而又不全面循秦制，在秦制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创新，建立共和宪政制。也因为共和宪政制比华夏民族封建官僚集权制，更合理，更适应人类社会的发展，才超过我们华夏民族，才强盛过我们华夏民族。把原来先进的华夏民族抛落后头。共和宪政制，是西方民族献给人类历史的体制改革的一座“丰碑”。虽然这两座丰碑对人类历史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伟大贡献，但因历史的局限性，都未能脱离私有制，剥削制度的土壤。
　　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带领被国民党官僚集团残酷压迫的工农“刁民”们，和立志为民族献身的志士，上井，行程二万五千里，到延安，兄亡弟继，父死子承，前赴后继，经二十八年浴血奋斗，牺牲千百万工农和志士，把蒋家官僚王朝推倒，赶到小岛台湾，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走上了执政的前台。面对国内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国外列强虎视着这新生的共产党政权。内忧外患，怎么办?对这个残破的民族，残破的国家怎样治理?摆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老一辈革命家面前：
　　一、沿袭华夏民族官僚封建制;
　　二、搬西方列强的共和宪政制;
　　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参照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走一条全新的社会主义道路。
　　毛泽东从他对中国社会的深入调查研究，华夏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受列强欺负的历史中，认识到，民族的发展强大，要有更合理，更先进，更能聚合民族力，更能调动民族积极性的社会制度。如果跟着别人的屁股走，这个民族永远也不会强大。毛泽东坚信，只有改革生产关系，才能更大更快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只有人民才能创造历史。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实事求是，自力更新，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为中华民族的自立自强，为尽快缩短和超过列强的差距，为造福中华民族子孙后代，他推行前所未有的社会体制改革——废千古以来的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
　　毛泽东周恩来不是不懂经济，不是闭关锁国思想疆化,不是不开放!把制造业工厂建在三线山区难道他们不知道成本费用高吗?为什么他们这样做?他们知道和平是斩时的，战争是必然的，忘战必亡国，制造业的民族独立自主是民族的命，民族生存的根!开什么?放什么?他们站在民族的最大最高利益上考虑施政方略。
　　当年中国人民穷得叮当响，穿衣服要布票，吃粮要粮票，吃肉要肉票.建国初期,斯大林提出在新疆给他一块土地，建罐头厂。毛泽东、周恩来就不开放!说：你借给我们钱，我生产出来的罐头用来抵债。
　　50年代苏联为中国援建好多工业项目，毛泽东.周恩来察觉“大哥”想通过援建钳制“弟弟”的经济独立发展,控制我们民族。再穷也不要给外国套条绳子绑住我们民族的经济，祸害子孙!果断地废除合同。提出自力更生的建国口号，建设我们的国家。
　　赫鲁晓夫来华，到北京游泳池向毛泽东送“大礼”，说：我们给你在旅顺建大军港，把航空母舰开过来，帮你们防御海疆，对抗美帝。毛泽东摆摆手，不要!“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也“傻”。
　　毛泽东，周恩来的治国理念，是立足于给华夏子孙的富强夯桩基础，不是发水果糖。开什么?放什么?他们很清楚。丧失自主权，危害我们华夏子孙安全的，他们坚决地不放，宁可勒紧裤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毛泽东社会制度的改革，适合国情，顺应民心民望，凝聚了中华民族的共同意志。创造了举世瞩目，千古奇迹。这些伟大成就反映在中华民族经济效果和社会形态，精神面貌的有：
　　一、消除了中华民族几千年以来没有办法根除的匪患，黑社会。
　　二、根除了自清道光以来寄生在我们民族身体上的吸毒顽疾。
　　三、根除了我们民族数千年以来没有办法解决的以娼妓为业的社会毒瘤。
　　四、医疗走向群众，杜绝了天花病，麻风病，血吸虫病……等多种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
　　五、把有限的物质合理有效地进行社会分配，从中央领导人到工人都领等量的物质配额，政府为人民，人民信任政府，创造了有史以来最廉洁的政体。
　　六、毛泽东集政治，经济，哲学于一体的《矛盾论》，《实浅论》《论十大关系》的治国理论文献，令列强敬畏!挺硬了中华民族的背梁，春秋赵国有蔺相如，强秦不敢谋赵。人民共和国有毛泽东，强苏不敢南下，恶美不敢东来.数百年来华夏大地真正没有外强一兵一卒中华民族真正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朋友满天下。
　　七、实行土地改革，耕者有其田。一盘散沙的农民，从个体自耕农，发展到以队为基础的集体耕作经济模式，是我们中华民族千古以来对社会管理最有效的社会管理制度。人本经济，修建了八万多座水库，水灌面积比解放前大大增加。水田亩单造产量从解放初期两三百斤，七六年以达到普遍600—800斤。一个人口众多，缺粮的民族自给有如。内无内债，外无外债，全民族人民，精神向上。社会治安良好，门不闭户，路不拾遗。
　　八、在一穷二白的土地上，连一枚铁钉都不能生产的国度里，建起了能支撑我们民族安全的军工业，重工业，石油工业，民用轻工业等国营企业，集体工业经济体系。万吨轮下水，两弹一星上天。
　　九、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民顺政通，民族力高度凝聚。中央的号召不用一个钟头，就可以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党的号召就是我们的需要，是哪一代人的信仰。以钱学森，邓稼先等为代表的留洋学子，抛弃优秀的生活环境，回国艰苦奋斗，为国为民族效力。焦裕绿式的干部，雷锋式的战士，尉凤英式的工人,钱学森，邓稼先式的知识分子不是单薄的个体，而是有厚实的社会群体基础，是那个时代的精神。
　　................
　　这是共产党执政60年，耸立在全国人民心里的丰碑!耸立在中华民族历史的丰碑!这是中国共产党60年来耸立在世界人类发展史上的丰碑!
　　毛泽东之后中国的改革，说不上什么改革。只能是公有制向私有制的回归。无论是回到中国式的官僚私有制，或搬来西方资本主义的共和宪政资本主义私有制，都不是什么改革。其制早在人类经济活动中实行两千年，数百年，根本不是体制的创新。
　　那些资改路线的推行者，资改路线的说教派，把伟大改革实践家对华夏民族作出伟大贡献的秦始皇骂成“暴君”，把毛主席领导的社会主义改革实践的伟大成就诬蔑歪曲成“罪恶滔天”!其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他们整天在吹什么改革开放“丰碑”、“丰碑”!说他们没学识，不懂历史是不公允的。他们可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学阀精英,还用万吨大船，从外洋装回来知识。你看资改路线的推行者给他们殿前设坐，美利坚政府给他们高额奖赏，学冠加顶，在国内国外政界荣耀之极!就可知道这些学者给资改路线，外洋主子提供知识的价值!他们不是没有知识，他们没有做人的基本良知是真的。因为没有良知的人，知识越多就越坏，什么伤天害理的歪主意都想得岀,坏事都做得出来!
　　自比毛泽东聪明，推行资改路线的那些人。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抛弃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叛变共产党执政为民的治国纲领。为他们的家族，为他们的利益集团，打左灯向右转，全方位，全领域的彻底开放，创造的“奇迹”，真是空前绝后!“丰碑”一座!你看：
　　——他们的开放，为了推行资改路线寻求权力的支持，“猫论”，“先富论”诱导培植，腐败空前的官僚权力利益集团和出卖国家利益为主的买办利益集团的群体。为了先富，各行各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不惜坑蒙拐骗，假冒伪劣，奶制品的有毒，药品造假，桥梁高楼倒塌，……人民吃不安心，住不放心，导致整个社会没有信仰，没有明天生活的希望!政府诚信还不如以卖淫为业的妓女。
　　——他们的开放，卖爷田，给人民发水果糖骗取一时的信任。农村的分田单干，工业的招商引资，国退民进，中退外进,市场换技术。走进华夏商场，见不到国产名牌，见到的全是外姓产品，举目华夏，见不到当年的国企雄姿，阻挡眼帘的全是私企，外国企业。进口、出口没有价格话语权。任人家提高压低，把中华民族的经济导入殖民经济，一条无形的绳子套住了我们民族经济的咽喉。摧毁了捍卫中华民族安全的社会主义经济长城。把伤愈后正准备展翅腾飞的中华民族，带入了内忧外患，动乱的前夜。
　　——他们的开放，为了最大限度地组织力量，推行资改路线，推毁毛主席建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把反共产党，反毛主席，反社会主义，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四反分子”，用作先锋，把企图颠覆，搅乱中华民族的间谍放进来。把知识分子“精英”培养成出卖民族利益的汉奸。挖共产党的坟墓，挖中华民族的坟墓。令西方列强的和平演变计划得逞，他们获得了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坚船利炮得不到的利益。
　　——他们的开放，大国责任，当年的朋友离我们远去，我们敌人满天下，连巴掌大的海岛小国，也敢猖狂地在南海抢占我们的海域。
　　——他们的开放，GDP是国民财富的高级理论，我们成了世界列强商品产品的加工场，环境的高度破坏，大面积的深度污染，人民因环境污染而成患病者。连上天赐给我们的食水权利都被剥夺。
　　——他们的开放，遍地高楼大厦，人民却买不起房，可少数人拥有数百万的别墅，养二奶，三奶，以数百万元计的进口高科技医疗设备，却诊断不了农民工的尘肺病，只能无奈的破胸验肺。
　　——他们的开放，各地建了数不清的戒毒所，却控制不了吸毒的人群。
　　——他们的开放，警力增加十数倍，还有190武警，防止不了杀人抢劫案的发生，应付不了“刁民”挑动不明真相的群众上访闹事。
　　——他们的开放，造就了0.4%的少数人撑握了90%的国家财富，以惊人的速度创造了当今世界最大的贫富悬殊。
　　——他们的开放，放弃对工人农民的组织管理和领导，剥夺工人农民经济领域的监管权，政治领域的参政代表权，而“周扒皮”，“南霸天”，黑社会的张子强、搞分裂的热比亚等都带上了代表的光环，穿上了早朝的礼服，参政议政。被当地政府侵害合法权益的工人农民，沦为弱势群体，只能越级到政府“衙门”前跪地，呼天!
　　——他们的开放，招商引资，工业园的大发展，把农民赶离土地，贱卖企业，工人下岗!数千万农民工人的女儿走进夜总会，以性为资本就业。“市府大院寡妇村”(互联网报的料)，腐败官僚，先富分子把老婆束之高阁，把歌星，明星，穷人的漂亮妻子，用权力金钱请上他们的龙凤床，进行性开放的改革实践。
　　——他们的开放，以法治国,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部大法可以不执行。对他们，权就是法，钱就是法，关系就是法。滋生一批玩法,乱法,食法的精英法律党。法律条文颁布千千万万,贪官,黑心老板,黑社会杀人犯可以得到法律恩泽而劳动穷人怕官司,打不起官司,法律的恩惠走到他们中间还十万八千里。
　　——他们的开放，创造了GDP第三大国，不但美元多得没地方用，四万亿美元存往美利坚银行。这样富有的国家，工人农民买不起房，读不起书，医不了病。
　　_____他们的改革开放,把政府改成机会主义政府,改成投机倒把的政府.政府的全部功能就是一个卖字了得.卖完国企卖资源,卖掉土地卖劳力.举国尽洋奴,全民皆房奴.把民族子孙的明天透支给资本家.官吏,黑社会享乐.
　　——他们的改革开放,没有把社会主义优秀的东西继承，巩固发展，没有把资本主义优秀的东西吸收过来，而是把我们民族封建官僚制度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最坏的东西组合在一起。主动全盘否定自已传统文化，引进西方腐朽文化,崇洋媚外、仰人鼻息、以奴为荣,搞得国不像国，党不像党，社会主义不像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不像资本主义，民族共识信仰丧失。大批官僚子弟，先富子弟持绿卡到外洋，过天堂生活。创造了举世震惊的老子在国内掌权，儿子在国外经商，老子在设计管理这个民族，儿孙是别国的公民，这样怪现象的特色社会!
　　这就是他们开放的“伟大奇迹”，划时代“丰碑”，我真的没有办法用文字去表述。但中华民族的历史，人民的血泪，会给他们开放的“丰碑”写一篇真实的铭文!西湖旁，岳坟前，长跪着的秦桧，就是他们立在中华民族历史，立在中华民族儿孙心里的“丰碑”形象!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齐小林｜“报”的逻辑在华北解放区参军动员中的多重呈现_开放时代杂志-爱微帮
&& &&& 齐小林｜“报”的逻辑在华北解放区参军动员…
【本文节选自《开放时代》2015年第6期。图片来源：新华网。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内容提要】“报”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规范。国共内战期间，在动员农民参军的过程中，中共强调农民因社会经济改革获利之后报答中共的必然性；农民看重参军带来的潜在损失，更加强调“报”的公平性问题；一部分区村干部考虑更多的是农民是否因被动员参军而报复自己，以及如何规避农民的报复。这不仅影响了中共政策的制定，也影响了农民对于参军的态度和村干部的动员。“报”这一传统社会的基本规范，在华北解放区动员农民参军过程中的不同层面都有所体现，凸显了传统规范与中共革命之间复杂的关系。【关键词】报　参军　中共　农民　村干部一、吃米不忘种谷人：中共视野中的“报”与农民参军　　交互报偿的原则在每一个社会中都是被接受的。在中国，“报”这项原则有由来久远的历史，中国古人不仅高度意识到“报”的存在，而且将其广泛地应用于社会制度上。作为一个志在改造社会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关注着农民对其政策的反应，并将使农民获得利益视为得到农民支持的重要基础。抗日战争期间，中共放弃了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的激烈政策，但仍然推行“减租减息、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以求获取农民的支持，使农民报恩于己。每当中共面临困境时，给农民利益即成为其制定政策的重要指导思想。1940年末至1942年初，华北抗日根据地战略形势恶化，灾荒不断，根据地缩小，农民生活日益贫困，中共的兵员补充遇到严重困难。为顺利度过敌后抗战最艰苦的阶段，中共实施战略收缩，在根据地内部，则反复强调深入贯彻“减租减息、交租交息”的政策，中共中央认为：　　凡在比较普遍比较认真比较澈（彻）底的实行了减租减息，同时又保障交租交息的地方，当地群众参加抗日斗争与民主建设的积极性就比较高，……但是这一政策，在许多根据地内还没有普遍的认真的澈（彻）底的实行。……在这些地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发扬，也就不能真正将群众组织起来，造成热烈抗日的基础。……当此抗战进入更加艰苦的时期，要求各根据地更加发动广大群众的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更加团结一切抗日阶层来坚持敌后的长期斗争。中央在详细研究各地经验之后，特将我党土地政策作（做）一总结的决定。……务望各地同志加以研究，认真执行。　　由此可见，中共希望通过推行“减租减息、交租交息”政策，形成农民参军抗日的基础。抗日战争结束后各根据地推行的“查减”、“清算”、“复仇”，乃至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运动无不循此逻辑：“如果在一万万几千万人口的解放区内，解决了土地问题，即可使解放区人民长期支持斗争不觉疲倦。”　　中国的传统伦理是十分强调“施恩拒报”的，在忠恕之道中，这是“施者”的义务。中国的伦理还同时强调“受恩者”的义务，受者对于所受之恩惠，不能不报，这是最基本的道德。“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吃水不忘打井人”、“吃米不忘种谷人”等俗语即教导人们不要忘记他人施予的恩情。“施”之行为在“施者”主观意念中固不望“报”，但社会客观上则可产生“报”之回应。所以在社会关系中，人人都可以放心地做“施者”，因“施”之后，人必“报”之。由此可见，中共对于土地改革之后农民奋勇参军的乐观期待，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对中国传统的“报”之逻辑的理解。　　土地改革过程中的“诉苦”、“忆苦思甜”，即是唤起农民报恩热情的重要方式。虽然吴毅最近的研究表明，作为政治规训的诉苦仅显效一时，其效用呈现出递减趋势，最终失灵，但是从中共的角度讲，通过“诉苦”、“忆苦思甜”等方式，将农民纳入报恩轨道的基本意图依然是清晰的。李里峰指出，诉苦的基本推演逻辑是：“穷人苦是因为富人恶；蒋介石和国民党是富人的代表，故要仇恨、愤怒和斗争；共产党是穷人的代表，帮助穷人翻身，故要爱戴、感激和支持。”中共期望农民的感恩之心化作感恩之行，它所强调的是施恩之后农民报恩行为的必然性和绝对性。　　良心是中国传统社会中最重要的道德规范之一，没良心是对人非常严重的指责。懂得报恩是有良心的体现，反之，忘恩负义即是没有良心的重要表现。华北解放区参军动员过程中中共带领农民普遍进行良心检讨，试图利用良心这种传统的观念激发农民的报恩心理，将农民行为纳入报答中共恩情的轨道。1944年12月，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在拥军运动的指示中，强调要对干部、群众进行教育，组织群众进行良心检讨，使干部、群众充分认识到八路军是什么队伍，八路军是谁的队伍，使之体会到没有八路军主力，就没有根据地，就没有抗日民主政府，就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就没有自由的人民。在反复召开良心检讨会的基础上，订立拥军公约，打下动员农民参军的基础。1944年11月，淮北苏皖边区冬学委员会在冬学运动的指示中要求参军教育：　　从现在我们根据地人民生活与大后方人民生活的对比中（或与邻近顽区人民生活对比），从现在根据地人民生活与过去人民生活的对比中，具体说明这些好处首先是共产党、新四军、八路军、民主政府所给予的，因此，要饮水思源，不要“好了疮疤忘了痛”，而应该时时刻刻对得起共产党、新四军、八路军、民主政府，把良心检讨一下。……要对得起新四军、八路军，要保持既得的利益，第一就必须很好进行拥军优抗……第二更重要的还必须积极参军，壮大人民自己的武装……　　这段文字当中所蕴涵的“施恩—报恩”逻辑是清楚而明了的。相对于中共政策的语言，基层干部的表达更加直白和通俗。1947年山东解放区动员参军时有些基层干部“抓住群众分了土地和浮财的事实怯告（方言，即要挟的意思——笔者注）群众：你小子要东西有劲，参军孬种了？你的身是怎么翻过来的，你忘本没良心？你不参军对得起共产党么？对得起某某人吗？现在毛主席和蒋介石在山头上摔跤了，我们上山扯蒋介石腿的”。不管是中共高层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指示，还是根据地基层干部直白的动员，其核心均是围绕着“报”这一中国社会关系基础的逻辑而展开的，它们反复强调的是农民对中共给予的利益必须回报，参军则是回报中共的最佳方式。在中共传统的党史撰述中，良心检讨的效果是明显而有效的。此种例子比比皆是。例如，河南焦作市李封区（今中站区）东王封村女翻身英雄张兰英，即利用个别良心检讨及摸心思的方法完成了动员农民参军的任务。村干部动员福来参军，均遭到福来的拒绝，于是张兰英引导福来进行良心检讨：　　张兰英：福来！现在家内有啥吃没有？翻了身没有？　　福来：现在已翻了身，我有十一亩地了，也有饭吃了。　　张兰英：谁叫你翻的身？　　福来：八路军毛主席叫我翻的身。　　张兰英：是呀！八路军领导你翻了身，你就应该去参加八路军，把那些没有翻身的人救出来。你哥不是叫汉奸打死吗？现在也应该去报仇呀！　　在张兰英的说服下，福来很高兴地去参军了。　　由此可见，在参军动员中，中共和农民之间的对话，是围绕着中国传统社会“报”的逻辑展开的。不管是中共政策的制定者，抑或是从事具体工作的基层干部，都有意无意地注意到了这一点。部分根据地的领导者认为，良心检讨、凭良心引导，是以群众能够接受的方式去教育群众。1945年在淮北主持工作的刘瑞龙指出：“这方式好处有几个：不是教条主义的说教，不是喂鸭子，而是由群众自己教育自己。发动群众从回忆过去的切身体验，看看今天切身利益的过程中，体验到将来远大的前途，从而决定自己所要采取的行动。这里，话是由群众自己说的，事情是群众自己的经历，语言是群众妇孺皆知的语言，没有一句党八股，方式不是谁骂谁，谁教训谁，而是大家自己‘凭良心’”。在以“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为重要行为准则的社会里，我们很难想象农民不会因土地改革而奋勇参军。以至于农民因感恩而积极参军参战支持中共革命的说法，依然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我们的脑海里。　　然而，历史事实果真全然如此吗？如果历史事实果真如此，中共实在没有必要反复强调农民应该进行良心检讨。中共有自身的逻辑，农民也有着自身的逻辑，两者尽管同源，却未必完全相同，历史的复杂性或许正在于此。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在面对参军和良心检讨的要求，不少农民更看重的是“报”之规范基本对等和公平的一面，进而，这影响到农民对于参加中共军队的态度。二、酒换酒来茶换茶：农民对参军公平性的考量　　在古代中国，“报”的观念不仅适用于普通人之间，亦适用于君臣关系。人们以市道概括君臣之间的关系：“君臣相与，以市道接，君悬禄以待之；臣竭力以报之，逮臣有不测之功，则主加之以重赏，如主有超异之恩，则臣必以死复之。……夫臣不复君之恩，而尚营其私门，祸之原也，君不能报臣之功，而惮行赏者，亦乱之本也。”也就是说，在君臣之间的“施”与“报”要维持基本的平衡，君臣之间才能相安无事。相对于精英文化通过经典著作的传承，乡间戏曲、故事、传说、俚语、民谚、宝卷是塑造农民政治意识的主要渠道，张鸣通过对这些资料的分析认为，在很多农民看来：　　家国虽然并列，但较起真来，家的份量无疑还是要大些。……君臣关系几乎就是雇佣关系、交易关系，俗语“皇帝也不能白使人”，“学成文武艺卖于帝王家”说的也是这层意思。况且，在一般情况下，农民并不认为自己是“臣”，“食人之禄，忠人之事”，反过来，不食其禄就不必忠其事，更不必忠其人，俗语说：“人不衣食，君臣道息”，正为此也。　　在现代国家尚未形成、民众臣民意识浓厚的情况下，这是一种正常现象。虽然中共力图在华北解放区塑造新型的与农民的关系，很多农民依然以臣民心态看待自己和中共政权。具体到参军问题，他们认为参军是制度、王法。1948年4月，在河间姚天宫村的参军动员中，农民“一般的是没有把参军任务当成是自己应尽的义务，认为是给专署扩的兵”。在建屏县，参军“在群众中（被）认为是一种制度，该谁去就得去，在干部则（是）作为上级交代的任务来完成的”。建平县有些农民认为这是“官家要兵，不得不去”。1948年9月，宁城县参军动员中，则有人说：“这是国法，人随王法草随风，国家要兵就得去。”在这种观念下，很多农民自然会以市道观念衡量是否参军，充分考虑中共施恩与自己回报之间的对等和公平性问题。　　在华北解放区动员农民参军的过程中，中共强调的是农民对中共报答、报恩的必然性。毫无疑问，“报”是中国农村社会最基本的社会准则，然而，面对中共的参军动员，多数农民认识到了“报”的必然性，但更强调的是“报”的公平性。公平性是指在“施”与“报”的过程中，“施”与“报”的基本对等，“施”与“报”的关系才能得以维系。杨联陞在《报——中国社会关系的一个基础》中曾经举例说明这一点，他说有的穷儒负担不起适当的回礼，所以谢绝所有宴饮的邀请，当然，他的社会关系也因此难以维系。民间俗语“得人一牛，还人一马”，“酒换酒来茶换茶”，既强调了“报”的必然性，也强调了“报”的基本对等。基本对等是“施”与“报”的关系得以长期维系的重要条件。普通民众间“施”与“报”的关系需要遵循基本对等的原则，国家政权与普通民众间“施”与“报”的关系同样也需要遵循基本对等的原则。　　在国共内战激烈进行期间，面对着中共的参军动员，农民不可能没有患得患失的计较。或者说，他们会衡量在土地改革中的获得与战争中可能的损失是否相对平等。农民参军之后可能会遭受到的损失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牺牲生命　　绝大多数农民都害怕死亡，信奉“好死不如赖活着”的理念。现代战争巨大的杀伤力使士兵伤亡率极高，亲眼目睹了战争残酷的农民对参军望而却步。国共内战期间，大量农民随军支前，对战争有了直观的感受，“从前方归来的担架、逃兵，他们一方面传播了胜利的消息，同时也散布一些恐怖的情绪，把飞机大炮的威力扩大到不可设想的地步”。“美国有大炮，一仗打死好几百”，“中央军厉害，有美国帮助等”。部分农民看到身边的青年因参军伤亡，更使得其参军情绪低落。1947年4月，武训县扩军，由于“伤员的移住及个别战士的牺牲，大大刺激了群众，在群众思想上有些人种下了怕参军的、怕死的偏向”，影响了群众的参军情绪。永年县某村“1946年强压参军二十人，现在牺牲三个，有三四个荣誉军人，群众很泄劲”。部分农民认为“当兵不牺牲也得残废”。1948年4月，易县扩军，因“三区白山1947年扩军到现在已牺牲了四个，涞水战役和保北战役中的伤员太多”，“看到现在打仗伤亡数大，农民害怕当兵”。　　各地关于战况的流言则加剧了农民的恐惧。1947年初冀南流传着“八路军在山东死了八十万”的谣言，1948年初涞源县有人说：“天津附近中央军杀的八路军山堆一般，眼睁睁的看着刺刀挑的，八路军一个都跑不了……”在信息传播不发达的华北乡村，这些流言的传播刺激着农民的神经，暗合了农民对战争残酷性的想象，使得农民对参军后的潜在危险更为担忧，“这样就对扩军起了直接性的坏影响”。北岳区在1948年的兵役调查中发现，害怕战争中的巨大伤亡是青年农民参军最大的思想障碍：“青壮年对参军的顾虑，最主要的是怕死，特别是解放战争以来，运动战攻坚战伤亡数较大，而又有不少的青壮年当中亲眼看到战争之残酷，而感到害怕。”　　（二）家庭生产　　家庭，在农民的精神世界中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让他们离家参军是极困难的，“地、牛、鸡、父母妻子是连心肉”，他们“舍不得离开家中的父母、妻子和土地房屋”，所谓“千里去作（做）官，不如种上二亩田”。李新后来回忆道：“农民是安土重迁的，只愿过和平生活，要他外出打仗，颇不容易。”青年男子参军对于其家庭而言是很大损失。青年参军后，其家庭的生产生活一般呈下降趋势。1942年，张闻天在陕北调查时发现：“抗工属的生活均不及群众！”1945年，晋察冀军区政治部认为：“基本群众参加部队以后，几年当中，普遍家庭生活状况下降了，有的甚至讨乞在外，流落死亡。”1946年5月，在察哈尔省政府组织的拥政爱民座谈会上，战士反映：“抗属因无生产力把地荒芜的，没柴没水的更是比较普遍的现象。”1948年5月，北岳三分区后勤司令部对宛平几个村庄军工烈属的生活状况进行了统计，结果显示所有在村中的军干烈属生活均不能自给。1949年3月，华北人民政府民政部通报认为，根据地内“烈军工属的生活还是比较困难，生产水平较之一般群众为低，而且呈现继续下降之势”。　　军属生产生活下降，不仅加剧了战士的不满，也使后来者对于参军顾虑重重。1945年11月，晋察冀中央局研究室认为：“抗战八年来，根据地中凡是家里有劳动力的，一般光景上升，抗干属一般下降，对扩兵有大影响。”1946年，冀南扩军的情形是：　　几年来由于群众未充分发动起来，群众的阶级教育不够，以至（致）今天优抗工作不能成为群众的自愿的工作，不少村庄的优抗是被迫的，群众在优抗中的勉强与不满的表现是很多的，这样的优抗自然不能保持经常，在抗属方面一定也觉不到什么光荣。由于优抗工作不好，没有造成群众运动，于是就必然影响抗属对自己儿子丈夫参军的不满，这就造成战士的绊脚石，抗属拉腿就成为必然的事情，这就大大影响了部队的巩固，影响了其他群众的参军。　　1947年3月，罗瑞卿在晋察冀土地会议上复述一些贫农的言论：“当兵去？人在人情在，我当兵去了家里没人管，我为什么当兵呢？”并认为，“这是农民心眼里的话”。北岳区在兵役调查中也承认，“动员参军时，青壮年的最大考虑即家中生产与生活问题，因自己亲眼看到村中对军烈属照顾的不好，致使他的地产量低，生活困难”，因而不愿参军。　　（三）婚姻解体　　青年农民参军之后，不仅家庭的生产生活下降，而且婚姻也将面临某些困难。首先是由于家庭生活下降，生活贫困，士兵妻子无依无靠，时有被迫逃荒、改嫁者。如前所述，青年参军后，抗属的生活一般呈下降趋势，“在生活困难情形下，抗属的生活有的又发生两种变化：一是造成对区村干部和本村不满，自己感觉受到欺负；一是受饥饿所迫，女人出嫁，老幼死亡”。1946年9月，在冀中，“存在抗军婚姻问题，特别是改嫁问题，多是在‘五一’以后发生的”，“天灾人祸”是其主要原因。1947年12月，罗瑞卿在晋察冀土地会议上指出：“地方上对贫苦军属的爱护照顾、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很不够，曾有不少的贫苦军属，因为生活无着而要饭吃，还有军属因为生活得不到照顾而改嫁的。使军人最关心最不满的，是有的坏干部诱逼军属改嫁；有的干部是为了贪财；甚至有不少的坏干部、坏党员，强奸、诱奸、骗奸军属，有的要挖人家的墙角，为了霸占人家的老婆，逼着男方去参军。强奸军属、挖人家墙角，实际上是起了破坏军队的作用。”　　“村干和抗属通奸或强奸，使战士感到老婆没有保障”，而尚未参军的青年则因此在参军时犹豫不决。1946年9月，武强县四区董家庄一青年，干部去动员他时，他说：“当兵是行，可是你保证我媳妇不和我离婚。”区长很好地答复和安抚了他，他当即参军了。同年在冀南，某些新战士提出：“男女混在一起有啥好处？”“发动妇女，男女光在一起，要出岔子吧！”“我不在家，妇女光闹腾，反正不放心！”调查者认为：“这就看出有老婆的新战士，因为乡村有的地方性乱，而害怕妇女活动起来出问题。”1947年6月，邯郸新兵团新参军的战士张彬说：“参军时我才娶老婆几天，老婆小我不舍得搞，我走了别人给搞了，太冤。”甚至有些村干部也“怕走后村里流氓污辱他的老婆”，而不愿意参军。1947年12月，冀中十一地委认为：“个别坏份（分）子强奸虐待抗属现象”，“对扩兵工作造成极大困难”。　　面对参军可能带来的损失，有些农民后悔减租减息，后悔分果实。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在莒南县，面对中共的参军动员，有农民说：“光翻身翻身分着二亩地就倒霉了。”有的说：“你早说减租减息后参军俺不减，这净紧着耳朵哈撒。”有的干脆说：“把分的亩数斗争果实给您吧，俺不去参军。”坏分子则趁机造谣：“你看，分果实，行了。”同样，在冀中，有些农民见扩军就非常后悔分果实，说：“要知道叫参军，那时还不如不斗，不分果实。”国共内战期间，冀东地区发生过一次小规模的反对中共参军动员的叛乱，这些青年人的口号是：“死在家门口，不能死在前线上，国民党好不了，共产党也得不了好”；“翻啥身了，金银都叫政府翻去了，咱们只分到点破票子”。　　面对中共的参军动员，农民进退维谷的难堪心理可见一斑。一方面，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是传统社会重要的社会规范，既然已经分到了土地和财产，从这个角度讲，农民认为自己应该参军；另一方面，很多农民实在不愿承受参军可能带来的巨大损失，参军意愿因此大打折扣。　　1947年3月，冀南参军委员会谈到农民对于“翻身—参军”逻辑的抵触，甚至认为土地改革是中共为促使农民参军耍的手腕。在参军动员中：　　有些基层干部忽视“进行反蒋保田教育，启发群众参军的积极性和自觉性”，“而拘泥于机械的良心检讨、拥党拥军教育”，有的干部动员单纯说：“良心检讨、没有良心吗、饮水思源啊、共产党来翻了身得了地还不参军吗”，很易引起群众的反感，引起群众“土改是手腕，反正是为参军”的误解。故有的群众说：“同志！不用良心检讨啦，反正是叫俺参军。”有的青年说：“你不是说俺分了地，不参军就是没良心吗，俺情愿不要地，俺也不参军。”有的群众说：“这还不如不分地哩，分了二亩地把俺孩子分了去啦！”有的则将分得的文契送回。　　1947年，任河县扩军时，有群众说“先反（翻）心，后翻身，翻了身，就参军”，冀中党委认为：“这几句话表面上看起来不错，实际上是含着群众不满之意。”黄骅扩军，有农民认为“八路军土改为了参军，咱可别反（翻）身了”，有人对自己的儿子说：“你可进步啊！可吃了斗争果实啦！你还哭，后悔也晚了吧。”在山东莱西，“有的群众把土改看成是买兵的手段，分了地就得当兵，干部到村去工作也看成是要兵，形成不少青年不敢去开会，个别区群众要地不大胆”。1948年9月，宁城县扩军，有人说：“八路军手腕高，分给你东西你就得去当兵。”“贫农强调家里离不开不去当兵，动员的紧了就给两个字的回答不去，或者就不见面了，如说‘你分了东西应该去’，他说‘我还退回去’。”1949年4月，青县凤凰店开参军会时，有人拾起了块□（原档案字迹模糊，下同）：“写你开会，叫你分地分房，叫你参军，叫你到长江南打仗送死去等。”　　在土地改革中没有获得利益、受到冲击的中农对参军的态度更加消极，他们抵制参军。1948年3月，冀中区党委在汇报中说：　　因为在平分运动中对中农团结不够与提高成份（分）的原故，故有的中农对扩兵观望，无极王庄扩兵动员到一个中农时，他说：“我不是翻身农民，不保田不保家，你们参加了我们再参加吧。”西中堡有一个中农说：“找我们干什么，怎么分果实不找我们呀？！”　　1948年4月涞源县扩军中，西龙□村六七个青年农民坚决不参军说：“斗了东西，你们吃肉，嚼到嘴里是香的，咽下嗓子是光的，当兵了，轮着我们咧，翻身你们翻了，我们保卫什么果实呢。”北岳区扩军中，有中农说：“贫农翻身了叫我们保卫什么胜利果实呢？”冀中扩军，“有些中农认为平分对贫雇农有好处，对自己没好处，去了冤”。1948年9月，宁城县扩军中，有中农说：“我没分到东西我不去，分东西分地都是贫雇农先挑，保卫土地果实他们也应该先去”；斗错的中农说：“我愿意还当富农，我不当中农了。”地主富农则说：“我们这行人也真不叫人啦，不知道公家怎么回事，真把我们看的嗅也嗅不得了，我们也没这个那个的，怎么啥也不让我们做，分了我还叫我去当兵，要叫我去当兵就把东西完全给我退回来。”　　中共的土地改革以强力分配土地和社会财富，使很多农民感到震惊。但是，农民传统的经济伦理和财富观依然残存着，在很多农民看来，“财主”、“东家”并非革命者眼中生活腐化的代名词，土地越多，财富越大，反而是道德高尚的证明。这些“财主”、“东家”是很多农民的榜样。因为，在传统的社会经济体制下，只要努力经营，勤俭持家，并遇上好机会，贫困户有可能变富，雇农、佃农可以上升为自耕农、富农、地主。“地主的地也是一滴血一滴汗挣来的，人家的肉吃在咱的肚子里是不对的。”正因为如此，很多中农认为自己通过劳动是可以致富的，如河间西柳漥中农贾修昌说：“我人多是吃我个人的饭长大的，我又没分果实，我才不去参军的。”由此可见，部分中农认为凭借自己的劳动也能够获得土地和财富，为什么要去参军打仗呢？　　报恩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规范。然而，个人在社会关系中，并非由社会文化机械性地规约，相反，个人是有相当大的自由度与自主性的。尤其是当个人面对政权的时候，社会规范的规约显得更加空泛。参军意味着个人利益的巨大牺牲，在个人利益与革命利益之间，很多农民更珍视个人利益，将其置于革命利益之上，因此不愿意自己的子女或者本人去参军，即所谓“群众当然愿意抗蒋，但一动员到自己的子弟就不愿意了，因这与他本身的直接利益是有矛盾的”，于是形成了中共“虽有扩军要求，但群众只要求在家好好过日子”的局面。这是两个相对独立的主体彼此间利益不断互动所必然呈现出的现象。　　虽然中共将土地改革和农民参军视为前后联系、自然承接的两件事情，但是，很多农民从自身利益考量，将中共的政治经济改革与参加中共军队看作相对独立的两件事情。他们支持参与中共的政治经济改革，是因为中共的政治经济改革能给他们带来某些切实的利益，双方存在利益上的契合，但当中共的工作重点进入到动员农民参军的阶段，农民面临的是生死攸关的选择，围绕着是否参军的问题，双方利益就发生了背离。因此，这两个阶段之间不存在以农民感恩为内容的转承。反而，由于加入了个人利益这个变量，很多农民脱离了中共的政策预设，将参军视为畏途。冀南区党委对这种现象有非常深刻而形象的分析：　　经过两年来的自卫战争与一年来的翻身运动（虽然土改不彻底），群众的觉悟程度比以前是提高了：对地主阶级的仇恨一般是有了增长；对蒋介石的罪恶，应该打倒蒋介石也明亮了；对共产党与人民解放军的力量也看到，有决心跟着共产党走，有信心打倒蒋介石。也确有部分群众深明大义，在我们的号召下自愿参军；但一般群众还有他落后的一面，也就是说，他们知道应该打倒蒋介石，不打倒蒋介石将来就过不好，所以赞成扩军，但他们不愿自己参军，想叫别人参军去打蒋介石，而他在家里过安生日子，他离不开家，离不开老婆，离不开父母，父母妻子对自己的孩子或丈夫也是一样，别人参军他赞成，她的孩子参军她的丈夫参军他（她）心疼。即使是翻身农民也不是说完全没有这种思想。这就是农民目前的利益和整个利益长远利益矛盾的问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中共在动员农民参军时强调“报”的必然性所面临的困境。在土地改革中受到剥夺的地主、富农，乃至部分受到冲击的中农，对参军则持消极抵抗的态度，其参军意愿自然不高。某些土地改革中的获益者认为“土改为了参军，是手腕”，在参军与保持原状之间，他们宁可保持原状，也不愿意参军，因为在固有的社会经济体制下，他们仍然有可能通过缓慢的积累，完成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上升，而不必承担失去生命和家庭的危险。大多数农民看重的是参军带给自身以及家庭的损失，而不是翻身带给自己的利益。既然从理论预设上将参军视为农民对中共政治经济改革的回报，那么农民可以选择回报，也可以拒绝回报。即使回报，也可以选择不同的方式进行回报，这完全取决于农民自身的判断，或者说觉悟的高低，然而正如冀南区党委所言：“（农民中）先进群众还是少数，中间落后还是多数。”中共在动员农民参军的过程中反复强调良心检讨的原因也在于此。面对中共动员农民时反复强调感恩的逻辑，强调参军的必然性，农民则强调参军会带来的巨大损失，以至于认为以参军回报中共政权是不对等的，或者说不值得的，他们强调的是报偿互惠原则公平性的一面。三、得罪谁一定要报复：村民的报复行为　　面对中共的参军动员，很多农民发现自己在道义上处于不利的地位，因为谁都知道保家卫国的大道理，得地报恩也是人之常情。然而，参军对农民而言，的确意味着要遭受很多可预见和不可预见的损失，有些农民因此对中共的参军动员心怀不满。作为普通的农民，他们不可能从社会体制变革的高度来审视自己所面临的进退维谷的处境。但是，他们的不满同样是真切而实在的。在这种无可名状的难堪中，很多村民将不满投射到日常生活的场域。因此，很多从事参军动员工作的村干部，成为这些村民发泄不满的对象，受到了村民的报复和打击。　　有些村民对村干部的报复是即时性的，在参军动员的过程中双方即发生激烈冲突。1945年12月，建屏县扩军时：　　白家庄我们动员了几个党员和群众，恰遇一个党员不愿去，回去时他家问他，他说：“我这没办法我这是党决定的。”就这一下，那几个被动员的家属就不算了，于是有的就骂起区干部来了，据说当晚有一个家属找到区干部处就指着骂……我们区干部不敢反口，只是一片好话，他们两三个人把人家驾着，人家边骂边走才回去，第二天有的披上镢头非去掘支书的房子不行，吓的支书几天不敢回家。五区唐家沟村武委会干部，因为区干部在该村动员他，他几次要与区干部动武，不是别人拉住就打去了。六区上观音堂村长在这次动员中一下子把该村青年给拉到区里包围住区书，大哭不去当兵，威胁区书。　　1947年3月，清苑县扩军，村干部刘士荣动员刘士隐参军，刘士隐对自己的家人说：“这次扩兵是刘士荣逼我的，我要是死了，你们要给我报仇。”1948年12月，易县扩军时：　　群众打骂区村干部的共发生十二起：九区华昌村杜洛有公议其子后即拿刀子要找干部拼命，并到干部家去捣乱；刘岗、陈落银被公议后不满，用石头打村干部；一区易合庄侯落老婆为其子当兵打了治安员，三区建新村梁伯公议后干部到家中动员，家中五口人以五个斧头向干部抵抗，最后逃跑了；三区七里庄王振山弟兄四人，过去在部队开小差投敌后争取回来的，这次讨论上其弟后，即在大街上大骂干部，七区东岱岭沈洛鱼之子被公议后用棍子追打干部，送区后装病逃跑了；十区河西张洛海亦用刀子进行抵抗；六区李家庄新战士向村中过高要求东西，错认为自己当兵是干部的过，将村长给打了；五区慰都刘山新兵对家（方言，指情人——笔者注）自己要逃跑，小队不让把小队也给打了；十区金坡郝洛音在过去反特时曾因有破坏事情被反为特务，家中弟兄四人，这次公议后用脚将治安员踢死，后又复活，并用猪挺杖抵抗。　　当然，在因参军问题而引发的村民和村干部的即时性冲突中，前者很难占据上风。与此不同，有些村民隐忍不发，默默等待报复村干部的最佳时机。土改整党为一些村民报复村干部提供了机会。正如有些干部事后所说的：“作（做）工作总有得罪人的地方，得罪谁一定要报复。”保德三区东庄一干部因扩兵的强迫行为，“被和他有私仇的妇女拿着木棍，只打三下，把下腿打断了。四区也曾发生过同样一件事”。整党中村民报复干部的原因异常复杂，黄道炫对土改中干部整改的卓有成效的研究表明：“整党过程中，农村长期积累的一些复杂的宗族、私仇及干群矛盾在群众运动中显得错综复杂。”显然，由扩军所引发的村民与村干部之间的矛盾是不能忽视的。　　如果说村民和村干部之间的即时性冲突，以及村民借土改整党之机报复村干部，具有公开性和利用体制变革的特征，那么，社会上流行的关于扩军损阴德的传闻则是村民对村干部隐晦的报复和诅咒。1947年，邯郸县流传着“临洺关有鬼兵，光打扩军干部”的谣言。1948年，渤海区则有“扩人家的军是缺阴”的说法。“鬼兵”、“缺阴”的说法，虽为无稽之谈，却反映了民众的某种心态。在信奉因果报应的乡村社会里，来世未知的报应更令人不寒而栗，这给扩军干部带来了巨大的恐慌和不安。如斯科特所说，在弱者幽暗的处境中，“充满了背后的议论、流言蜚语、言语攻击和匿名的暗中嘲讽，以及对公共仪式秩序的否认”。四、多扩了是拿老乡送礼：村干部规避报复的行为【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五、难以尽述：“报”之逻辑所呈现的复杂性　　20世纪是中国历史发生剧烈变动的时期，然而某些社会关系的基本规则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依然规范着人们的行为。中共以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为自己的基本指导思想，据此制定改造社会的政策措施，甚至希望锻造出全然按阶级理论行事的新人。在中共革命经典的表述中，农民大量地参加中共军队，是由于其阶级意识的觉醒。然而，华北解放区动员农民参军的具体过程表明，不管是从事动员工作的基层干部，还是被动员的普通农民，都不具备明确的阶级意识。与此相反，传统社会关系的基本规则对农民的影响，远比阶级意识、革命意识对农民的影响更为深远。在中共制定政策和动员农民参军的具体过程中，充分考虑到了“报”之规范对农民行为的制约，强调了农民报恩的必然性和绝对性。然而，个人并非机械地遵守“报”的规范，他选择的自由是很大的。农民与中共在同一逻辑的基础上看待参军问题，农民更看重的是参军的公平性。很多贫苦农民信奉通过缓慢积累获得土地的信条，虽然，通过强制力量在短时间内获得土地，对于很多贫苦农民来讲并无不可，甚至乐见其成，但如果要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他们即会退缩。所以，一些村民对于动员他参军的村干部心怀不满，伺机报复。村干部害怕农民的报复，在动员农民参军时采取敷衍的态度，用各种方法来降低或者规避村民报复对自己所造成的不利影响。　　然而，历史的魅力就在于我们穷尽笔墨也难以完全复原历史，更难以尽述历史的复杂性。有限的资料提醒我们，“报”这一逻辑在参军动员中有另一种值得注意的呈现。如果村干部能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维护村民的切身利益，村民也会心存感激。李康在冀东西村的调查中发现，1948年扩军，西村青年在林志的怂恿下从征兵处逃跑。林志被处以极刑，但是，颇有些村民反倒觉得林志替这些新兵的父母做了好事。另一方面，在西村人的回忆中，征兵屡屡成为争权夺利的借口、压制群众的整人工具和一走了之的避祸手段。1947年底，西村的老干部被放出来后，新干部曾想让他们都去参军，而且永远也不要再回来，斩草除根。由此可见，害怕报复仅仅是“报”的逻辑在村干部动员村民参军过程中的一种呈现。与此共存的是，一些村干部将动员他人参军作为报复他人的重要手段。害怕报复和报复他人显然因事因人而异，两者有机而和谐地统一在村干部动员村民参军的过程中。由此我们也可以想见，在某些时候，掌握动员权力的村干部也可以将参军动员作为报答他人恩惠的手段。这是“报”的逻辑在村干部动员他人参军的过程中内容相反、本质相同的呈现。凡此种种无不影响着中共动员农民参军的具体运作。此外，由“报”的规范所引发出来的人情、面子等观念，也对中共动员农民参军产生了复杂的影响。然而，我们很难清晰地表述个中的复杂性。总而言之，当我们抛开意识形态的话语，深入到历史的细部，即会发现很多基本的规范并没有发生改变，它们只不过是以不同的形式展现自己的存在。在中共革命的进程中，存在着剧变的一面，也存在着不变的一面。这种变与不变的相互纠缠，铸就了中共革命的复杂面相。齐小林：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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