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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胡十六国的意思：
【词语】： 五胡十六国
【解释】： 1.旧史称匈奴p鲜卑p羯p氐p羌五个少数民族及其所建的十六个割据政权。有五凉(前凉p后凉p南凉p西凉p北凉)p二赵(前赵p后赵)p三秦(前秦p后秦p西秦)p四燕(前燕p后燕p南燕p北燕)p夏p成汉。始于晋永兴元年(公元304年)，南朝宋元嘉十六年(公元439年)讫，历一百三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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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朝之后的五胡乱华。。。。喵，提问这个事儿也要专业呀。来，开始普及一下。。。。耳朵竖起来唷，喵喵！1首先呢，五胡乱华的时候，西晋还没完蛋呢。。。西晋完蛋是长安政权被刘曜消灭那一年，然后一直在假装北伐的牛睿同志就高高兴兴地即位，成为东晋的开国君主。。。而这个时候各路胡人已经欢快地蹦跶了很多年了。其次你说原因？嗯。。。。原因就是三国时期北方汉人死的比较多呗。按照记忆捋一下。黄巾起义，祸害到幽州，青州和兖州，死一地。李傕郭汜大混战，关中正在吃人，后来连人都没得吃了。诸葛亮北伐的时候，关中本地人口耕地根本挡不住，玩命从东方调兵调粮食。曹操打徐州，嗯。。。。陶谦太守好，阿瞒来养老。刘备被吕布背叛，困在广陵，人相食。袁术同志自己糟蹋淮南，后来只能吃糠。。。。曹操打河北，嗯。。。。坑杀，坑杀，以及坑杀。曹操又去打乌丸。。。。。嗯，斩踏顿及名王以下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其余众万余落,悉徒居中国（不要跟我提问有没有逗号）。好啦，北方是怎么平定的呢？嗯，曹老板虎豹骑qi脸，把你们一波带走。生民百遗一，念之。。。。算了，别念了。啊，还有一个。刘备打汉中的时候，曹老板顶不住，把汉中氐族迁徙到关中去啦。以及姜维北伐的时候，郭淮顶不住，把西北羌族迁走一大批。总结一下，这就是北方和平的真相。。。。。自己人嘛，死的七七八八。胡人都牵进来，叫他们种地，当兵。真正该杀的嘛。。。其实都没死，获得不错。黄巾军余党跟着臧霸圈了块地。还有各路自治不表。别问我谁干的哟。这个北方的局面发展到西晋怎么样了呢？首先呢天更冷了，这个是有影响的——边疆区的耕地面积会缩小。然后，有请一位古人为哀家现身说法——急急如律令，召唤郭钦！晋武帝太康二年，侍御史郭钦上疏曰：戎狄强犷，历古为患。魏初民少，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内及京兆、魏郡、弘农，往往有之。虽今服从，若数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胡骑自平阳、上党，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尽为狄廷矣。宜及平吴之后谋臣猛将之略，渐徙内郡杂胡於边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万世长策也。同志们，仔细看一下这份太康二年的文件。戎狄强犷，历古为患——这是说胡人自古难搞。魏初民少，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内及京兆、魏郡、弘农，往往有之——这是说曹老板和曹老板的对手们搞得好啊。。。。搞得好。虽今服从，若数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胡骑自平阳、上党，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尽为狄廷矣。——这是畅想未来，大开脑洞。百年之后？侍御史您可真心大呀。顺便说一句，平阳是后来匈奴汉国的首都。宜及平吴之后谋臣猛将之略，渐徙内郡杂胡於边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万世长策也。——这是让他们赶快滚。不听。——这是晋武帝的反应。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再召唤一个人吧——有请江统。惠帝元康九年，太子洗马江统以为戎狄乱华，宜早绝其原，乃作《徙戎论》，其略曰：“四夷之中，戎狄为甚。弱则畏服，强则侵叛。是以有道之君，待之有备，御之有常。期令境内获安，疆场不侵而已。汉建武中，马援领陇西太守，讨叛羌，徙其余种於关中，居冯翊、河东、北地。魏武帝徙武都氐於秦川，以御蜀，盖权宜之计。今已受其敝矣。夫关中，帝王所居，未闻戎狄宜在此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候隙乘便，辄为横逆。此必然之势也。宜及今兵威方盛，因其死亡流散，与关中人户为仇雠之际，徙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诸氐，出还陇右，著阴平、武都之界。并州诸胡，建安中听其散居六郡，今为五部，户至数万。正始中，毌丘俭讨句骊，徙其馀种於荥阳，部户亦以千计，并皆骁勇便利。夫百姓失职，犹或亡叛，犬马肥充，则有噬啮，况於夷狄，能不为变！此等皆宜申谕发遣，还於本域，慰彼土思，惠此中国，於计为长也。”朝廷不能用。其实吧，这两份文件意思差不多，哀家带着童鞋们看一下。四夷之中，戎狄为甚。弱则畏服，强则侵叛。是以有道之君，待之有备，御之有常。期令境内获安，疆场不侵而已。汉建武中，马援领陇西太守，讨叛羌，徙其余种於关中，居冯翊、河东、北地。——这是说胡人自古难搞。汉建武中，马援领陇西太守，讨叛羌，徙其余种於关中，居冯翊、河东、北地。魏武帝徙武都氐於秦川，以御蜀，盖权宜之计。今已受其敝矣。——这是说马援和曹老板干得好啊。。。干得好。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是皇汉江统的著名论断。宜及今兵威方盛，因其死亡流散，与关中人户为仇雠之际，徙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诸氐，出还陇右，著阴平、武都之界。并州诸胡，建安中听其散居六郡，今为五部，户至数万。正始中，毌丘俭讨句骊，徙其馀种於荥阳，部户亦以千计，并皆骁勇便利。夫百姓失职，犹或亡叛，犬马肥充，则有噬啮，况於夷狄，能不为变！此等皆宜申谕发遣，还於本域，慰彼土思，惠此中国，於计为长也。——这是畅想未来，大开脑洞。让他们赶快滚。元康九年的朝廷在干啥？江统同志你好可爱呀。朝廷不能用。——这是答复。注意一个微小的区别。数年后的这份文件收获的反应是不一样的。不听。意思是你胡逼逼啥呢。不能用。意思是你说的很好呀，然并卵。两份文件看过之后呢，西晋时期是个啥样子，就懂了吧。胡人和汉人的人口比例，在北方并不悬殊——这就是结论。氐族，羌族，羯族，这都是种地的。——这是另一个结论。匈奴人在山西。鲜卑是好人。在漠北，辽东和河西。嗯。。。。但是他们和晋人毕竟不太一样。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哦。2，第二部分呢，我们来谈一谈哲学。首先呢，五胡乱华，这是传统史学对西晋末年以来三百年大混战的概括。第一，这不是一个历史事件，而是由无数个历史事件累积起来的历史阶段。第二，一个历史事件的原因，比如说石勒为什么要杀司马越一伙人？这个原因很好找。石勒王弥饿了。司马越等人太遭恨。还有别人希望西晋的统治集团一锅端。等等。当然最直接的原因是王衍那伙人的脑子有问题，选择了一条必死的行军路线。加起来嘛，他们就烧烤了。但是一个历史阶段的原因，这个问题是不是成立就不好讲了。我更倾向于认为：梳理历史阶段的原因，这个命题是不成立的。历史阶段就是历史阶段，是无数个历史事件的累积，他没有原因。历史阶段不是由某个点，或者某条线激发，诱导出来的。而是无数条线，无数个点按照自己的意志运动，交织，形成的一幅巨画。这些个人意志的累加，是矢量和，不是标量和。他们的意志可能是完全相反的，所构成的结果，也不是所有人希望的那样。作为历史的观察者，可以站在唐朝建立的这个节点，对之前三百年的乱世做出总结。但总结并不是策划和预判。因果律这种线性思维，在研究一个混沌模型的时候，是乏力的。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生物的进化路线和生物圈的变化，我们作为古生物学来研究，可以梳理出一条条脉络。但这些脉络构成的最终的那个生物圈，是不可测的。是因果律不能解决的。这也就是社会科学在预测和解释方面相对乏力的原因——当然，不是做不到，但是，不要用一条因果律去做。人口数量和结构只能预言战乱和经济繁荣，预言不了其他的东西。同样，气温，科技，湿度等指标也只能解决另一部分问题。3，哲学谈完了，下面我们回到历史中吧。我们看到，三国的大乱世打破了胡人和汉人之间的力量对比。大乱世是后汉末年矛盾积累的结果，人口大幅度增长后的一个节点。我们看到，随着气温下降，草原向南方延伸，胡人定居于塞内。从东汉初年的羌人内迁开始，到南匈奴内附的巩固，氐族的下山，鲜卑从大兴安岭跨越漠北的分流和快速的汉化（应该说是部分鲜卑，尤其是辽东鲜卑），以及羯族的农耕（石勒是个农民）痕迹。当然，这只是下一个大乱世的舞台而已。舞台之上，我们还看到了什么呢？嗯，接下来是比较晦涩的东西啦。首先是秦法汉制还要不要的问题，曹魏响亮滴回答，不要！五等爵制复兴了。民爵神马的扫进历史垃圾堆了。然后是党锢之祸以来的胜负问题，太学生赢了，窦武陈藩赢了。未尝不太息痛恨于桓灵也，谥号已经加上去了，棺材板钉上了。董卓给你们平反，士人给你们叫好。人民为你们隐藏消息。同皇权斗争是这样艰难地取得了胜利啊！然后胜利者就去忙别的了。这是另一条线，这条线叫——秦汉式君权的萌发，鼎盛，衰弱和朽坏，贯穿了战国后期到东汉末年这一千年的历史。舞台是脆弱而凶险的，台基构成已经改变。大剧院风吹雨打，气温降低。舞台上演的是四大悲剧，麦克白洋洋得意，不知悬崖在侧。这两条线的叠加，构成了魏晋时期的风土人情。这两条线之间有联系吗？也许有，但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样的坐标系面前，趋势很明显。什么趋势呢?秦汉式的君权萌发于战国后期的秦国，通过西汉达到鼎盛，然后逐渐衰败，直到消亡。那么，接下来是什么呢？是下一种君权，或者说中央集权的萌发和孕育。爵制消亡的时刻，新的集权模式就开始了自己的探索，但是，这种探索并不发生在朝堂上。而是发生在帝国的边疆区。礼失求诸野，其实，是这意思。是的，他们是刘渊，刘聪，刘曜，石勒，王弥，李雄。李特。胡人和汉人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之下，新的集权方式，必然兼顾彼此。新的君王，也必然留着两种血液。三百年后我们知道了，这种方式有了一个最简要的新称呼，叫天可汗。而在西晋初年，这一切，都处在孕育阶段。那个时候，石勒可能刚刚学会了汉语。刘聪正在洛阳太学读书，对中原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江统和郭钦盯着这些在首都大街上穿行的异乡人，胸中涌出的浓重不安最后化成不朽的政治文件。既然我们明确了，旧帝国的死亡，就是新帝国的开始。而新的帝国和集权方式，是在底层孕育的。那么，西晋的上层在干什么呢？答案是，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在干什么。旧体制已经死了。曾经统御过东亚世界的秦汉帝国，被他们亲手埋葬了。但他们又奢望着再创辉煌，他们明知道旧帝国的制度已经死去，但又试图在各个场合继续模仿他。所以在魏晋，你看不到二十等军功爵，但你，还能看到三公九卿。你看不到荆楚刺客横行漠北，但你能看到三千死士一朝云集。你看不到孝，但你还是能看到以孝治天下。你看不到激赏酷吏的君主，但是还能看到希望君主靠谱的可怜酷吏。这种情况，我们称之为精神分裂，简称精分。而精分是没有效率的。所以很不幸，秦汉帝国死去之后的这几十年，我们的政治生态，无非混和维持。当然，也有聪明人。复兴五等爵制，只是这些聪明人的第一步，下一步，是彻底恢复西周制，试图在维护士族分封利益的基础上，也维护版图的完整和扩张。好可爱的想法呀，可惜痴人说梦。当然，我理解他们。西周制是他们唯一能够参考的，也是曹老板去世前夕的自我暗示——我是周文王吗，我是周文王吧。。。可惜，世殊时异。西周能够在封建制的基础上维持扩张和领土完整，恰恰在于，封建制在当时相对于部落邦联，是绝对先进的。是加强集权的手段，而不是相反。更重要的是，当时的中国还很大，周人的地盘还很小，有大量的未知之地，可以允许方伯们进行扩张。也正是由于天下广阔，赋予方伯一定领域内的兵权，有利于统一。但西晋不再是这样了。这个世界就这么大。各路方伯却仍有兵权（西晋的四征四镇和汉朝是不一样的，具备治理民众的权力。这个制度，起源于曹睿后期，司马懿镇关中。在向上溯源，是曹仁镇樊城，夏侯渊镇关中）打不出去怎么办？八王之乱。好了，三条线已经纠缠在一起：胡汉的力量对比+寒冷，秦汉制度的死亡和集权的周期性衰败，西晋高层对于新制度的探索和试验。但是记住，这不是什么原因。这只是历史的脉络，我们描述历史时采取的一些简笔画，最快速度勾勒出线条和轮廓。因为历史是由无数条线交织而成的，这三条线，无非是最好识别。在看到这三条线之后，你就知道：1，八王之乱是不可避免的。齐王，楚王，成都王，长沙王，都是热血上头的中二青年。殿中的少佐们，心怀鬼胎，孙秀看着潘安，咬牙切齿。这些年轻人才是火并的动力，贾南风和皇帝脑残不脑残，杨骏和司马亮妥协不妥协，都没卵用。年轻人得不到出头的机会，年轻人想出头，年轻人手里有兵，年轻人失去了旧帝国的一切道德准则，而这一切，都是注定的。2，胡人入侵是必然发生的。算不上入侵，他们无非是聚集在塞内的少数民族。他们是西晋的臣民。和吃不饱饭的汉族苦逼一起反了，仅此而已。3. 五胡乱华是铭刻在我们基因里的一个历史阶段。他彻底踢爆了西晋上层试图维持名义上集权的假面具，而让真正的英雄们流着血在边疆出生。石勒之后，还有比汉人还试图像汉人的苻坚，还有孙子兵法和孟德新书的好学生姚苌，还有刘裕，还有在边疆区出生的高欢，尔朱荣和宇文泰，最后的最后，还有杨忠和李虎，还有杨坚和李世民。4，不但秦汉帝国会死，隋唐帝国，在朱温篡唐那年死去，明清帝国，同样如此，那一天是日，记住这个日子。5，集权和专制只占了历史上的一部分时间，另一部分时间，中国沉溺在血海中。你所关注的五胡乱华，无非是两个集权之间的血泪纠缠，政治这东西，永远起源于苦寒之地。诞生在血与火的风暴中，伴随着绝望和忧患。6，即便如此，华夏从未死去。7
因为如此，华夏永不死去。the end.类似的问题就不要再探讨了哦。这是说的最碎和最清楚的一次。。。
更新老……谢邀，这几天一直在加班，有时手机都会被上交，根本没机会回答问题。不过看其他答案，有谈气候的，有说民族政策失败的，还有说晋朝操蛋的，这些都是引发五胡乱华的原因。可有没人谈下其他的？譬如汉人寒族地主知识分子和胡人结合的，再如掌握国家政权的士族阶层都在做什么？这些也不应该忽视啊。我忙完了有机会扯两句吧。终于滚回家了，补充下。我自己没有什么科学的方法论，只是瞎琢磨。后来借着写一本穿越小说《残晋》的方式，间接地写出了晋朝之所以会勃兴骤灭的缘由。可由于文笔是硬伤，懒惰是本性，再加上其他因素的影响，断更了。所以也没法说清楚了，只能在这里简单地谈谈。但凡时出现这种“某某事件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之类问题，由于每个人的方法论不同，所以各自给出的解释也截然不同。一旦要找个很高大上的原因，就只能笼统地概括为：秦汉两朝的模式已经走到了死胡同，原先的军国主义帝国已经蜕变成了被士族架空的空架子……可秦汉两朝的模式就算走到死胡同，也犯不着让胡人来闹一闹啊，干嘛自己人不折腾折腾，扫出一个新的世界呢？这就是个新问题了。总所周知的是，秦汉两朝的强盛，建立在先秦贵族破产的基础上。而到了东汉时期，豪强地主进一步发展壮大，最终形成士族阶层，最终掏空了汉朝的底子，经过三国分裂后，统一的晋朝已经完全成了士族把持的政权。与士族对立的，则是寒族或者庶族，他们也是地主阶层。事实上，士族、寒族、豪强之类的区分并不明显，大体而言，能影响州郡、族人总能在中央政府核心任职的是为士族，能影响郡县族人能在州郡担任高级佐吏的是为豪强，而几乎没有家族背景或者家族势力积淀不足者是为寒庶。在九品中正制被士族曲解操控后，上品无寒门，下品无高门。士族子弟基本上是垄断了政府的人才选举，除了人才选举之外，就连军功这个原本是寒门希望所在的地方都被士族势力污染。众所周知的是，晋朝灭吴时有个“二王争功”，也就是出身士族的王浑和出身地方豪强的王濬争功，结果是躺着睡大觉的王浑比在前线浴血奋战的王濬功劳大……在这样的制度下，寒族出身的知识分子根本无法通过正常途径施展抱负，想要实现人生价值，就只能通过非正常的手段了。有什么非正常的手段呢。自然就是为虎作伥，别人吃肉我喝汤。晋朝的建立，许多人都只看到了河内司马氏是高门士族，便简单地认为晋朝是纯粹的士族政权，取代了过渡时期的曹魏……大错特错。士族的实际核心是家族积累，外在表现方式就是世代公卿、服膺礼教。曹魏的皇族谯郡曹氏在汉末时期自然只是个普通的地方豪强，可经过几十年的积累，早就变成士族了。要明白的是，谯郡曹氏在作为地方豪强的年代，河内司马氏乃至以后鼎鼎大名的琅琊王氏、陈郡谢氏，他们在汉末的影响力还不如谯郡曹氏。所以，家底雄厚的地方豪强是很容易在政治投机下摇身一变转化为士族的，而家底不足的寒庶乃至屁民奴婢也很容易在政治投机下摇身一变跻身地方豪强乃至慢慢形成士族的。而在曹魏，搞政治投机，最简单的是什么？自然是参与司马氏篡位，分一杯羹。所以在西晋建立后，我们会很惊讶地发现，司马炎最亲信的大臣贾充、石苞，都是寒庶出身。贾后时代执掌朝政的张华，也是个寒庶出身。他们都是有机会靠生育和教育跻身士族的，然而却没能像豪强出身的琅琊王氏、太原王氏等幸运。甚至还不如跟着晋朝跻身士族又跟着西晋一起衰落的北地傅氏、东海王氏那样。其原因何在？不是因为贾充石苞张华等人官儿不够大，权力不够大，而是最简单的原因——他们没有人丁众多的宗族可以依靠。虽然如此，可毕竟是有了这个机会。而且毕竟有琅琊王氏、太原王氏、东海王氏这样从地方豪强跻身士族的样板。所以，到了晋朝建立之后，人才选举制度依旧是被士族操控的老样子。寒族没有晋升空间，就只能盼着搞政治投机。八王之乱时期，这些操蛋的晋朝藩王幕下，几乎都有一大堆出谋划策无所不用其极的寒门出身的人才。因为朝政真的是被士族出身的庸才把持了，而这些本应该在正常的行政轨道下运转的人才，都纷纷加入了谋朝篡位者的幕僚大军。典型的例子，像河间王司马颙的幕僚李含，赵王司马伦的幕僚刘舆刘琨兄弟，甚至和长沙王走的很近的真正的英雄祖逖。没错，他们不论出发点如何，但在整个八王之乱的过程中，寒门知识分子几乎就是挑唆内讧的主力军。而掌控朝政的士族在干嘛呢？大伙都知道，他们在“清谈”……于是，在野的绞尽脑汁策划谋朝篡位，出仕的整天谈玄论道惰政殆政。这样的国家不完蛋，怪了。所以这样的政治投机、内置内讧内战，完全可以看做是寒门阶层和军方（无论皇族还是胡人叛军）联手，已实现其享受人才选举机制的非正常手段。八王之乱如此，五胡乱华亦是如此。由于有“民族”这个古里古怪的东西作祟，所以许多人对八王之乱看的非常平淡，丝毫不会觉察到其破坏力，而只是一味地纠缠五胡乱华。其实笼统地看五胡乱华，似乎倒是个民族问题，可仔细分析，是这样吗？首先，是关中氐羌作乱，秦州流民入蜀，賨人（巴氐）建立成汉政权。这完全是偶然好不，可作为成汉的统治者李氏一族，高度汉化，在成为流民入蜀前，李氏兄弟甚至都做了秦州的州郡佐吏。如果没有什么意外，他们已经形成新的地方豪强集团了。而他们入蜀的过程，也和不久之后中原的士族南渡入江南没什么本质不同。唯一不同的，则是他们建立了割据政权而已。但这个割据政权，可不是什么民族压迫政权，而是一个实实在在地由巴蜀地方豪强拥立的政权。只是很恰巧，割据政权的皇帝是个賨人而已。也就是说，假如当时秦州流民的首领是一个汉人，或者说巴蜀的豪强有自己的人选，这个政权都无法跟“胡人”划上关系。然后，是匈奴及羯人的作乱。刘渊起兵，是借着支持成都王而得到的机会。他们的政权性质，刘渊和刘宣也有过讨论。刘宣认为要“复呼韩邪之业”，换句话说就是要抱团形成一个半独立的游牧汗国，继续依附中原朝廷。而刘渊则否决了这个意见，要以刘姓的身份复辟汉朝。这已经够皇汉了……再就是羯人的问题……这根本就不是问题。石勒的主力士兵，以汉人和乌丸人为主。石勒所倚重的高级将领“十八骑”，有一半也是汉人。石勒的文官，几乎清一色汉人。石勒的政权，说实话，也就是一个汉人流民武装和乌丸人、羯人联合，由寒门知识分子操控的反叛政权。至于网上像石勒石虎的所谓“民族屠杀”，都是没有来源的无稽之谈，石赵政权的战争，汉人的死伤数量远少于八王之乱。石赵政权之所以能在河北立足，就是因为这一支反晋的汉人流民和胡人联合的武装在豪强地主的绞杀之下需要一个牢固的地盘。石赵政权之所以瓦解，是由于他们的政权是以汉人流民和胡人为主，他们极大地损害了河北豪强地主的利益，河北的豪强地主选择了鲜卑慕容氏搞掉了石赵政权，而不是因为什么种族压迫汉人反抗云云。这也是后来真正煽动种族屠杀，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脚的冉闵败于旋踵的原因。接着，便是鲜卑人。鲜卑人得分两个阶段。首先一批入华的鲜卑三部，也就是宇文、慕容、段三部，他们汉化程度较高，长期作为中原朝廷的仆从军团参与作战。由八王之乱的余晖带动的五胡乱华中，鲜卑人起初是作为晋朝雇佣军或者仆从军的方式参加的，他们是晋朝用来对付叛军的棋子。在羯人石勒依靠汉人流民和胡人凑成的军队霸占了河北后，石勒政权发现河北已经没有多少自耕农可以养活政府了。而占有大量土地的豪强地主，仍然以忠于晋朝的名义拒绝向任何人缴纳赋税。所以石勒只能用暴力手段向豪强地主开战，从石赵开国道灭亡，石赵一直在扫荡境内的豪强地主，而没有任何途径完全整合河北的土地，甚至也没有能力与豪强地主勾结，这么一个政权跟三国时期的蜀汉一样，毫无根基，骤亡是必然。而取代石赵的冉闵，仍然没有发现问题的关键，傻乎乎地以为靠民族仇杀就能解决问题，结果在河北豪强地主的带路下，鲜卑人的军队迅速就灭掉了冉闵。而此后的鲜卑政权，从慕容氏时期的合作，最后到拓跋氏时期的完全合作再到接受鲜卑贵族为汉人士族的所谓“汉化改革”。鲜卑人虽从实质上来说，汉化程度很低，但他们找到了和河北豪强地主抱团取暖，构建出新的士族阶层的途径，于是在河北山东豪强地主和鲜卑贵族的交配下，隋唐时期的关东士族，也就形成了。所以归根结底来说。五胡乱华，便是寒门地主和内附后受到不公平待遇的胡人联手，对士族垄断仕途的晋朝的大规模政治投机。他们的目的……也不过是跻身新的士族阶层，等待下一次的大乱。而这一切，要等到北周的重新军国主义改革和科举制度的出现才能终结。新的军国主义改革，通过对外扩张为寒庶提供了晋升途径，所以隋唐的扩张都很疯狂。科举制度，通过考试为寒庶提供了选举途径，就算朝廷丧失了扩张能力，也不会有大批的没有出路的人才会冒险政治投机了。
各位前辈说的已经很详尽了……我想补充一个相对宏观的角度。不过在下既不是历史专业，也没有经过远东魔术协会历史部的资格认可……所以说的也是半脑洞半事实，各位权当个评书故事来听。
五胡乱华当然有各种外因，但是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晋帝国出问题了。毕竟北方胡人也不是第一次遭寒灾，呼韩邪只能请求依附汉政府，而汉赵却能把晋政府直接RUSH掉了……这只能说，晋政府已经无力支撑其帝国，就算胡人不推一把，恐怕他也时日无多了。
晋政府何以如此衰微，当然直接原因是八王之乱。但是八王之乱的源头，则是司马炎罢州郡武备和分封诸王。这个在后人看来有点昏聩的决策，当时确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当时的皇权很孤独。
在政府里，皇帝面对的是一群世族高门，他们把持仕途，控制舆论，威胁皇权。昨日有河内温县的司马家，明天又会有谁家呢？司马炎不可能不害怕。所以把分封诸王，是为了用军队的力量保卫皇权不受这些世家大族的威胁。而在东晋之后，皇权复振，南朝也是倾向于赋予皇族以兵权，镇守要地，防止东晋那种门阀掌握兵权各种挟制政府的情况发生。因此在当时来看，司马炎这样做，这样防备世家大族，确实是有其无奈之处。
这样看来，真正的症结，在于统一帝国的皇权卧榻之侧有世家大族酣睡，让皇帝坐立难安。世家大族的出现，让整个帝国的皇权不再可能重现秦汉帝国的强势。
世家大族，在汉代就出现了。据说（因为看过的资料太少，不敢下定论）秦汉帝国的商品经济相当发达，土地自由买卖，颇有现代自由的市场经济之风。而东汉帝国的政策，又偏向于自由放任。近代的自由放任，放任出的是卡特尔，托拉斯这种怪物，东汉的自由放任，就放任出一帮世家大族。这些世家大族，包庇大量破产农民，拥广袤的土地，俨然“土皇帝”。这些“土皇帝”有了资产，有了当地的影响力，渐渐就控制了社会舆论。汉帝国原有的官员选拔制度察举制，因为这些大族的控制舆论，做官通道渐渐被世家大族所垄断，经常一家好些人都在政府里做高官。比如袁绍他们家四世三公……就算一个世族没啥文化，没法进入政府，他也会因为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诸多人口，有很强的私人武装力量，比如东晋初年捣过乱的义兴周氏……总之，这些名为“世家大族”的怪物，他们经济实力雄厚，垄断政府，有些甚至有私人部曲。但是这样，世家大族实际上是把秦汉帝国埋葬了。
秦汉帝国的立国准则，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皇权，控制广大的弱小的自耕农。在皇权之下，不允许出现任何中间层来妨碍皇权直达民众。刘邦出身的亭长这一职位，实际上就是皇权深入郡县的表现。皇权至上，下边是均匀而广阔的基层。编户齐民直接被县政府管辖，县政府则是由帝国任命的官员县令管辖。
但是世家大族的出现，把这一切都改变了。世家大族把原本属于国家户籍下的编户齐民变成了私人的依附者，土地也变成了世家大族私人的土地。而这些世家大族又累世为官，掌握政权。自耕农变成了庄园主，名义上是帝国的官员实际上是家族的代言人。
皇帝和皇权，变得孤独而孱弱。虽然不至于东周故事，但也是争斗四起，再无宁日。
秦汉帝国的前辈皇帝，当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帝国政府无数次抑制豪强，但是没啥用。自由竞争的结果，就是垄断。垄断的结果，就是养出世家大族这么个怪物。帝国政府的措施，最多只有延缓的效果，却难以治本。
所以，当时晋帝国面对的问题，不是一时的问题，是整个秦汉帝国自身弱点经过长期积累的大爆发。秦始皇没回答，汉武帝没回答，光武帝似乎直接放弃了回答……司马炎只能本能地
大肆分封皇族来换取安全感。这不是什么长久之计，但起码能解暂时的倒悬之危。但是奢靡堕落的社会风气，异族的内迁，皇族的权力斗争，把司马炎费劲心思营造的一丁安全感全部砸碎了。
说到底，秦汉帝国的病症已经总爆发，世家大族已经成为一个皇权根本无力完全压制住的怪物。司马炎暂时的缝缝补补，已经不能挽回秦汉帝国制度的江河日下。而看似要成为新主人的世家大族的子弟，却一个比一个的浪……啥都干，就是不干正事……喝酒，谈玄，嗑药，就是不问政治和军事……
整个中州陆沉怎么看都是时间问题了。
需要有一帮新的力量掺和进来，用新的理念和方法重新组织帝国，才有可能结束这一片衰败。最后，这股新的力量就是弘农杨，成纪李背后的关陇集团，不过那是要到300年后的事情了。
所以我觉得，五胡乱华，最重要的原因是秦汉帝国制度已经衰朽到无力抵抗任何突发事件了。两晋南北朝是当时人的浩劫，但也是新的起点。PS. 我的私货觉得，当时之所以会形成庄园主，很重要的原因是市场不发达。市场不发达，源自剩余产品的稀少，源自生产水平的相对低下。等到了宋朝，占城稻传入，生产技术革新，剩余产品多了，市场发达，即使宋帝国再也“不问田制”，也放任不出庄园主了。还有一个PS. 全程私货脑洞和看过的资料混杂，谬误之处还请指出然后轻喷……玻璃心的答主敬上……
排名第一的答案并不完善。如同二楼 所说，发生五胡乱华的原因有拉力（内因）和推力（外因），八王之乱和西晋政治的种种弊病诚然是拉力，但推力并非只有气候变迁这一个。本题又可以分解为两个互相联系的问题：一、五胡为何内迁（或曰侵入）中原？二、进入中原的五胡为什么要反晋叛乱，并且为何获得了成功？先说五胡为何内迁。北京大学王小甫教授曾经总结历史上对游牧民族入侵农耕地区原因进行解释的理论，共有七种观点：1、掠夺和侵略是游牧民族的本性。2、气候变迁，草原不再适宜居住。3、人口膨胀，草原承载不了那么多的人。4、贸易受阻，既然做不成买卖那就只好侵略。5、掠夺有利，一抢就成功为嘛不抢。6、扩大统治。7、文化冲突。台湾的王明珂先生也认为，对其他族群、尤其是农业居民的掠夺是游牧民族重要的辅助性生计活动。一句话，不管内因还是外因，温暖富裕的中原就像散发着荷尔蒙味道的女神，时时刻刻引诱着身旁性欲勃发的屌丝，胡族无论如何都有插入的欲望，软的（贸易、款塞）不行，那就霸王硬上弓（战争、掠夺）。所以，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中原女神岂是你想入就能入的？当双方谁都不认怂的时候，最终就只能通过战争解决。从战国秦汉再到三国魏晋，胡族与汉族的战争史不绝书。而且这一时期从总的趋势上看，汉族是占据优势的，不论是匈奴、羌族、乌桓，最终都在汉人的武力下被驱逐或镇压。但战争的目的虽然最初是阻止胡族的进入，最终却不得不允许部分胡族以款塞归降的方式进入长城以内。因为就统治边疆的成本来说，不可能将胡族完全消灭，而必须代以控制，或者加以利用，“以夷制夷”。所以我们看到，从战国晚期，秦、赵、燕三国与胡人开战开始，到三国曹魏时期，虽然汉人屡次战胜胡人，但进入内地的胡人却越来越多。最初只是允许胡人待在长城之下无人耕种的区域，慢慢地进入塞内，然后是关中、山西、河南、河北这些中原腹地。他们有的是战争失败后被强制迁徙，有的是自己偷渡移民。匈奴和羌人在西汉时便以进入塞内。鲜卑和乌桓在东汉时也逐渐由塞外进入辽宁、河北一带。而羯胡、氐族则以小规模移民的方式悄无声息地聚居在了山西、陇右等地区。对这些进入塞内的胡人，汉族统治者也意识到了危险性，西晋江统的《徙戎论》里说得明明白白。但现实政治又不可能再将他们全部驱逐或消灭。统治者希望用分解的手段最终将这些胡人纳入军队编制或者编户齐民使他们慢慢汉化，曹操划分匈奴为五部，征投降的乌桓人为骑兵，都是这个目的。那么这个方法有效吗？在一定条件下是有效的。乌桓被曹操征服吸收后，再无反叛。但鲜卑、匈奴这些比较强大的部落则时有反叛。不过一直到西晋八王之乱前夕，这些叛乱都发生在中原腹地之外的边疆地区，而且很快就被镇压了。而西晋末年司马氏自己作死的八王之乱，搞光了中央政府统治的家底，朝廷能够控制胡族的条件完全丧失。这时的胡族便有能力趁乱崛起称霸天下了。（未完待续……）
我没资格讨论这个话题，因为我对晋史没有深入的了解，有些细节的事情我搞不清楚，但可以指出来。五胡泛指匈奴、羯、氐、羌、鲜卑，每个民族甚至每个部落建立起政权的原因都不同，其来源也并不一样，以及少数民族建立政权下的政治倾向到底是什么？比如鲜卑慕容氏一直与鲜卑宇文氏、鲜卑段氏撕逼，与西晋的关系离离合合，不过很长一段时间慕容氏都向西晋效忠，严格来讲慕容氏不能说是乱华，只是西晋失去了约束力，慕容氏得以在北方逐渐盛强。又比如石勒反的对象是刘曜，羯族原本就是匈奴的从属种族，这一族原先最没存在感，作为西域人总算在中国历史上建立过短暂的政权。然而我也没法搞清楚各种族迁移的情况，其起源和分支。乱华的是否只有五胡？前凉和西凉姑且不算，冉魏、北燕、西蜀的建立者都是汉人。其余还有丘沈、陈安、侯子光、范贲、黄韬数不清的汉人政权作乱。真正有朝廷承认的北方政府有并州刘琨、幽州段匹磾、凉州张寔而已。针对个别历史事件都能专开一题，我承认我这样的回答不入流，根本只是表面叙述，请高人出书。-------------------------------------------真受不了那个经常用写情感小说的调调来回答历史问题的人，用他所喜爱的三国来黑两晋十六国，真莫说晋史，他就连汉魏这段历史也是一知半解。三段话说完五胡乱华的原因，再大论一篇三国..........首先西晋不是没有忠臣、良将，门阀崛起只是导致了资源垄断，世家以利益为先，然而这个现象本就是曹魏一手带起的头，如何能把问题全归于西晋？说西晋因为没有向心力而导致五胡乱华那是胡说八道，有点常识的人不会不知道八王之乱发生在胡乱之前，因为接连的内斗，西晋的忠臣良将全死于政变和内战当中。思想问题只占据西晋灭亡的一部分原因，因为内战消耗导致国力和军力衰退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西晋的国力在司马炎时代就已经因为过度奢华导致消弱，再到贾南风秉政又是一乱，没吸取西汉王朝大封同姓王侯并授予兵权的教训又是一原因。但这也说明与刘同学说的思想没有绝对必然关联，因为掌控兵权都是司马氏一族的人，乱国也是他们，别的人要乱国也得有资本才行。总的来说在诸胡大规模侵袭中原之时，西晋就已经面临政权解体的危险，诸王之乱激发的不仅仅是异族的矛盾，不同的阶层的怨念也在瞬间爆发。这个阶级矛盾来由已久，因为分封宗室的制度，早就令一大堆寒门之士不满，想要出仕的人多要依附权贵，结成党派。五胡乱华的问题只能说是比三国时期更乱更复杂，不能理解为三国的百姓生活比十六国时期好..........异族与中原的矛盾自古以来就存在，所以才有万里长城，气候迁移真不是主要原因，以游牧民族的习性就是擅于掠夺。羌族与中原的矛盾更是在汉代到西晋都是头疼的问题，刘渊的爷爷于扶罗曾经协助东汉讨伐黄巾，其后天下大乱，马上就领兵掠夺并州、冀州、兖州等地方，曾被曹操大破。最先祸害中原的是曹操当时分出的匈奴五部之一刘豹一部，这一部落原来就在曹魏并州境内，在刘豹时期都很安分。然而邓艾很早就看出这是个祸害，三国志记载：“是时并州右贤王刘豹并为一部，艾上言曰：“戎狄兽心，不以义亲，强则侵暴，弱则内附，故周宣有玁狁之寇，汉祖有平城之围。每匈奴一盛，为前代重患。自单于在外，莫能牵制长卑。诱而致之，使来入侍。由是羌夷失统，合散无主。以单于在内，万里顺轨。今单于之尊日疏，外土之威浸重，则胡虏不可不深备也。闻刘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为二国，以分其势。去卑功显前朝，而子不继业，宜加其子显号，使居雁门。离国弱寇，追录旧勋，此御边长计也。”又陈：“羌胡与民同处者，宜以渐出之，使居民表崇廉耻之教，塞奸宄之路。”大将军司马景王新辅政，多纳用焉。”邓艾已经把问题说得很明白，这种戎狄民族不讲亲义，他盛强的时候就干坏事，衰弱的时候就依附朝廷。西晋的问题就是衰弱得太快，并没有抑制内附的匈奴势力，这刘豹死得也太晚，刘渊还得到了继承权。这个刘渊年轻的时候也没干啥，就是学习《毛诗》、《京氏易》和《马氏尚书》，爱读《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史记》、《汉书》，伏笔早已深深埋下。另一个成汉政权也和曹操有关，张鲁在汉中时，李氏的部族从刘璋的领地巴西迁移到汉中。曹操入汉中后李氏又全部投降，被迁回西北。元康六年（296年）时因为关中连年大旱，李特部族一边流亡蜀中，一边救济穷苦百姓，西晋难以制止流民涌入，后来因为赵廞、罗尚的欺压，李特一族才联合益州人士反他娘的。在晋太安年间山西、河北、内蒙等地区都发生了饥荒，这才是北方流民再度大规模逃下南方的原因，石勒就是这些逃荒者之一。鲜卑慕容一族自曹丕执政时就入居住辽西地区，莫护跋曾助司马懿讨伐公孙渊。这样就都不难搞明白了，自曹魏时期开始就一直在搞少数民族内迁，虽然执行的是汉胡分制的方式，不过也确实存在汉胡混居的现象。我的意思是五胡并非来自国外，他们很早就居住在国内。少数民族中的首领多接受汉化，他们的存在是一股一股武装势力，国家处于强盛时期的时候，他们是无害的，然而对衰落的中央政权而言却是致命的。因为西晋王侯忙着内战，此消彼长，才让诸胡有了崛起的机会。西晋南迁之后，王导、桓温、刘琨、祖狄、郗鉴、庾亮、刘弘、陶侃等良臣名将辈出，尽管也是内乱不断，然而比起孙权建立的东吴可算是稳定期比较长。什么叫做【自此世人只知有家，不知有国，面对国家兴亡，不愿担当】？嵇绍持戟在白痴皇帝身边坚守而死，刘弘正是魏将刘靖之子，汉臣刘馥之孙，请问世家名门是否就真的不愿担当？三国的人口数量在中国历史上垫底，仅比西汉开国之初要略高一点，自西晋时期全国人口已经恢复到3千万，十六国期间却逐渐上升到5千万。东晋作为六朝之一，对中国古代的文化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谢灵运、陶渊明、王羲之就都是东晋人。【曹操提出的唯才是举让世人看到了公平，刘备的惟贤惟德让世人看到了正义，孙权的用人不疑让世看到了诚信。】刘备如何惟贤惟德？曹操如何不举贤纳德？刘备是法家，压根就不以德行唯举，能用法正这样的小人，张飞这种傲慢的武夫，都说明刘备是实干家。刘备死前让刘禅读的都是法家和兵家的书籍。诸葛亮治蜀亦以严法著名。曹操不举德的话，曹魏的几个吉祥物王朗、华歆连可摆着看的价值都没有了。孙权真是用人不疑，两宫之争搞到孙吴精英尽丧，然而孙吴豪族的奢华腐败之风仍旧未能去除。我指的是三国本就是一个吃人的时代，什么曹操、刘备、孙权的就是光荣与梦想，司马懿、司马昭就是厚黑，这真的对三国历史有基本的了解？曹魏之衰落在于亲族秉政，属于自我堕落，司马懿以功臣之名崛起，谴责他人玩厚黑，首先得是曹魏宗亲先扶得上台面。说实话，司马氏就是怕曹爽专权的故事重蹈覆辙，怕再搞一次政权落入外人手里，因此还不如分封宗室，这样宗室怎么斗争也还在司马家手中。至于蜀汉的问题，是因姜维好战无功，宦官黄皓当政，导致政权意识分裂，国力消弱，被灭当属理所当然。孙吴多年来腐败成风，内斗不休，人才消减，军队战斗力退化。自蜀汉灭亡之后还能再撑十几年，都算是运气了。就拿吴相张悌的分析来看吧，张悌也认为自司马氏掌权之后民心早就从曹魏归于司马，蜀汉与司马氏的实力悬殊不仅在于国力的问题，蜀汉整个政权的状态就算司马氏不出兵讨伐也将会逐渐衰败，已不可与中原争锋。《襄阳耆旧记》：魏伐蜀，吴人问悌曰：“司马氏得政以来，大难屡作，智力虽丰，而百姓未服也。今又竭其资力，远征巴蜀，兵劳民疲而不知恤，败於不暇，何以能济？昔夫差伐齐，非不克胜，所以危亡，不忧其本也，况彼之争地乎！”悌曰：“不然。曹操虽功盖中夏，威震四海，崇诈杖术，征伐无已，民畏其威，而不怀其德也。丕、叡承之，系以惨虐，内兴宫室，外惧雄豪，东西驰驱，无岁获安，彼之失民，为日久矣。司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烦苛而布其平惠，为之谋主而救其疾，民心归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扰，曹髦之死，四方不动，摧坚敌如折枯，荡异同如反掌，任贤使能，各尽其心，非智勇兼人，孰能如之？其威武张矣，本根固矣，群情服矣，奸计立矣。今蜀阉宦专朝，国无政令，而玩戎黩武，民劳卒弊，竞於外利，不脩守备。彼强弱不同，智算亦胜，因危而伐，殆其克乎！若其不克，不过无功，终无退北之忧，覆军之虑也，何为不可哉？昔楚剑利而秦昭惧，孟明用而晋人忧，彼之得志，故我之大患也。”吴人笑其言，而蜀果降于魏。五胡乱华与道德教育真没什么必然的关联，东汉的党锢之祸就是教育与选拔制度出了问题，因而腐败成风，传统的价值体系崩溃，再经过诸侯混战的浩劫，导致了寄托于精神情怀的建安风骨出现，再到曹爽时代开始大兴玄学，结合时代背景而言，玄学的崛起有必然的趋势。如何能将五胡乱华归罪于玄学，实在是不知所云了，这个问题也扯得太远了.......【这个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击败过游牧民族的农耕民族，曾经前仆后继、齐心合力将全盛时期的匈奴击溃的伟大国家，却因为道德崩坏，向心力的遗失亡于匈奴、鲜卑、羯、氐、羌之手，中国历史也自此进入了兵火连天、人心丧乱、暗无天日的三百年浩劫。】——这么一段话给我看到了数百年前迂腐书生的酸气，那击败全盛时期匈奴的国家早已灭于曹魏，中国历史自东汉就已经进入兵火连天、人心丧乱、暗无天日，经济发展不谈，军事力量不谈，科技水平不谈，就只谈五胡乱华是司马氏政权下的思想有问题，闻鸡起舞祖狄和刘琨要哭，每日搬砖的陶侃要哭，收复蜀地，三度北伐桓温要流泪，真说的好像前因后果的责任都在西晋一样.........
欧洲叫这罗马帝国崩溃的黑暗时代，无法种植
以常理度之，西晋代魏之前，三国已经形成了局部统一，各国为了生存发展，各项经济措施也开展的有声有色，经济面貌逐渐好转，大规模地政治动乱和军事战争也不多。建筑在这一基础上的西晋政权，按理说，应该具备了建立一个长治久安，稳定团结的王朝的前提条件。但西晋初年，朝堂上就党争激烈，官员相互倾轧。完全没有以往开国王朝那种君臣一心，励精图治，共同奋斗的景象。仅仅五十年就宣告灭亡，在两千年的中国封建政治中，实属罕见。以下，我仅通过西晋政权结构分析，试图为这一现象提供点解释。
曹魏，西晋两代虽然政治策略和政治主张虽然不同，但却有着相似的官僚阶层，也就是说这两个王朝中央权利结构构成类似。这是因为魏晋嬗代时间只有十六年，司马氏不可能培养一批与曹魏政权没有瓜葛，完全忠于自己的全新官僚集团。这就提醒了我们，西晋王朝全盘接纳了曹魏政权的支柱力量。
一个稳定的政治受益群体就此诞生，借助于九品中正的选官体制，出现了一大批累世与职官整体保持关系的世家大族。这些家族文化上相互认同，兴趣取向上没有差异，更重要的是，他们有着相同的政治诉求和利益需求。
这样一个集体的存在，基本垄断了通往西晋中央政治核心权利的通道，他们排斥来自吴国和蜀国的士人，以是否能够洛阳咏为身份区别。（具体例子此处暂不举）这样的后果就是使西晋官僚阶层逐渐凝固化和排他化。更重要的是，没有新鲜血液的补入，极易造成官僚集团安于享受，腐败丛生，为使自身及家族权利、利益最大化，排挤甚至陷害他人。（事实上上也确实如此，此处同样不举例子）加上晋惠帝的昏庸，不愿也无力干预与解决朝臣间的内斗与自我消耗。官吏纷纷拉帮结派，相互攻击，国家大政，民生疾苦全都不闻不问，优秀的人力资源和经济资源都浪费在毫无意义的党派纠葛上，后期更是引发了八王之乱，更加加速西晋灭亡的是，一些宗室开始借助胡族力量，帮助自己抢夺政治权利。这样的一个热衷权利相争的官僚阶层，焉得不亡！
当然，报纸西晋灭亡的原因还有很多，我这里仅就一个方面谈谈自己的理解。
1.曹魏胡人内迁政策的重大隐患。《晋书.地理志》并州条载：灵帝末羌胡大扰。定襄、云中、五原、朔方、上郡等五郡并流徙分散。建安十八年省入冀州。二十年，始集塞下荒地，立新兴郡。后汉分上党、立乐平郡。魏黄初元年，复置并州。自陉岭以北尽弃之，至晋因而不改。曹操将内附的南匈奴分为五个部落，即左、右、南、北、中五部，左部帅刘豹统辖，居太原郡故兹氏（今山西临汾）；右部居祁县（今山西祁县）；北部4千余户居新兴县（今山西忻县）；南部居蒲子县（今山西隰县）；中部居大陵县（今山西文水）。自此，匈奴人开始不断向山西腹地渗透，《晋书.匈奴传》载：平阳、西河、太原、新兴、上党乐平诸郡靡不有焉。到后来，太行山和吕梁山附近几乎都有匈奴人的势力。而曹魏放弃陉岭以北，将其拱手让给匈奴人，可能是对桑干河上游的控制力不从心，只能全力保住下游的汉族聚集地。山西作为整个北中国的枢纽地区，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太行山以北即为乌丸聚集地，桑干河上游以北则是鲜卑聚集地，而山西腹地，还掺杂大量羯人，导致汉族势力根本无法控制山西的大部分地区，一旦山西腹地的匈奴人起事，周边少数民族可以说是一呼百应，原本幽并二州作为防御北方少数民族的前线，现在山西无法控制，幽州独木难支，整个中原地区的压力可想而知。2.西晋低级的民族政策内迁的少数民族同汉人混居，大量吸收汉族的经济文化，汉化程度非常深。同时，内迁的少数民族接受中央政府的直接统治，形同编户。而西晋的贵族官僚，又对这些人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而因其衰弊，迁之畿服，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晋书·江统传）激起了这些少数民族的反抗之心。羯人同汉人混居后，主要从事农业和商业，受汉族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羯人大多贫困，多沦为汉族地主的佣工，甚至被晋军掠为奴隶贩卖。氐族羌族与汉族同为地方郡县的编户，受汉族统治阶级压迫沦为奴隶，被肆意贩卖屠杀。自泰始年间起便不断起义，“时关陇，屡为氐、羌所扰。”（晋书·江统传）泰始四年，河西陇西地区连年大旱，受灾民众数十万。秦州地区为河西鲜卑与汉人混居地。西晋政府非但不采取有效的赈灾措施，反派悍将胡烈以高压手段处理此事，胡烈一到任便陈兵于河西鲜卑聚集地，最终激起秃发树机能的叛乱，秃发树机能泰始六年起兵到咸宁五年战败身死，叛乱持续九年，攻陷秦州、凉州，先后斩杀秦州刺史胡烈、凉州刺史牵弘、凉州刺史苏愉、凉州刺史杨欣，纵横西北，是武帝年间规模最大的一次少数民族起义。3.西晋由治转乱所创造的机会晋武帝司马炎在位期间，国家实际上已经暴露出了吏治腐败，民族矛盾激化等一系列尖锐的社会问题，但是总体来讲，武帝年间，西晋仍然处于比较繁荣的治世，太康元年有“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晋书·地理志）武帝死后，爆发了持续十六年的“八王之乱”，政局混乱，给早已心存不满的各少数民族创造了起兵的机会。《资治通鉴·卷八十二》：夏，五月，匈奴郝散反，攻上党，杀长吏。秋，八月，郝散帅众降，冯翊都尉杀之。《资治通鉴·卷八十二》：夏，郝散弟度元与冯翊、北地马兰羌、卢水胡俱反，杀北地太守张损，败冯翊太守欧阳建。《资治通鉴·卷八十二》：秋，八月，解系为郝度元所败，秦雍氐、羌悉后，立氐帅齐万年为帝，围泾阳。《资治通鉴·卷八十二》：冬，十一月，诏以处为建威将军，与振威将军卢播俱隶安西将军夏侯骏，以讨齐万年。《资治通鉴·卷八十二》：春，正月，齐万年屯梁山，有众七万；梁王肜、夏侯骏使周处以五千兵击之。处曰：“军无后继，必败，不徒亡身，为国取耻。”肜、骏不听，逼遣之。癸丑，处与卢播、解系攻万年于六陌。处军士未食，肜促令速进，自旦战至暮，斩获甚众。弦绝矢尽，救兵不至。左右劝处退，处按剑曰：“是吾效节致命之日也！”遂力战而死。《资治通鉴·卷八十二》：张华、陈准以赵王、梁王，相继在关中，皆雍容骄贵，师老无功，乃荐孟观沉毅有文武材用，使讨齐万年。观身当矢石，大战十数，皆破之。《资治通鉴·卷八十三》：春，正月，孟观大破氐众于中亭，获齐万年。齐万年起义被镇压后，江统鉴于此事，作《徙戎论》上奏，不讨论此文观点是否正确，但江统的提议确实是可行性非常高的，但此时忙于内乱的西晋政府，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来处理这样的事情，最终错失了最后的机会。———————————————————————————————————————————三国到两晋十六国，是大时代的碰撞，不会因为几个忠臣良将，所谓的皇道正统，意识形态而改变原有的轨迹。西晋政府对少数民族的轻视，歧视和压迫，最终葬送了自己。可笑的是，直到今天还有些人一边痛斥司马氏的错误，一边干着同样的事，三百年浩劫？难道隋唐盛世，靠的仅仅是南方的汉族政权？
前边几位正经研究历史的 我就不献丑说那些楼上说过的了。。来个新奇的 。。。什么原因？历史必然！苍天怜惜屁民。阀门世族不灭，中华现在也就估计跟印度一样了。天引洪水降世。洗劫高姓权贵。不乱不足以清腐朽。不杀不可能平人怨。司马家带着一群猪狗玩的太过火了。连老天都看不下去。然后继任者们，侯景，周武，蒙元，太祖。一次次的收割着高姓的韭菜才有了今天这幅模样。比较偏激扯淡轻喷。
从商周开始，中原的最大边患就是北方游牧民族。因为农业文明的财富创造能力要远远强于游牧文明。农业文明的种植业、养殖业都明显在生产力上要强于游牧，所以单位面积的土地上，产出能养活更多的人。单位面积的土地产出的财富也高于游牧。北方的游牧民族还因为气候原因，单位面积的土地也不足以养活更多的人，甚至是当前的人口。但是，严酷的生存环境，造就了游牧民族彪悍的民族性格和体魄。农业文明根本难以一对一抵抗游牧文明。所以，游牧民族对中原农耕民族一直虎视眈眈，一有机会就南下掠夺生活资料。因此，商周的边患一直不断。西周末年，犬戎入侵，导致了平王东迁，西周变成了东周。东周春秋时期，春秋五霸中的齐桓公也联手诸侯对抗北方游牧民族。各北方诸侯国纷纷建筑自己的城墙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到了秦灭六国后，开始把北方各国的城墙联接起来，变成了举世闻名的秦长城。到了汉，汉朝的北方边患仍然不断，汉一边抵御边患，一边发展国内经济和国防，在积累了巨量财富后，汉武帝发动对匈奴的战争，直到把匈奴赶跑到现在的东欧附近，才换来长久的边境安宁。到了汉朝、三国、西晋，北方的边患问题又凸显了。由于匈奴被赶走，但其他游牧民族又开始壮大，发展成为主要的五大游牧民族：匈奴、鲜卑、羯、羌、氐。这五个大的游牧民族在西晋发生了政权内乱：八王之乱后，开始对中原发起进攻。西晋的上层阶级被迫南迁到长江以南一带。中原一带就被北方游牧民族占领了，形成了五胡十六国。可见，五胡乱华是历史沿袭下来的原因，不是一时的问题。当时的北方游牧民族得以入侵中原，根源还是内部政局乱了套，给了别人可乘之机。后来的隋唐都是深度胡化了的政权。到了宋，胡人的很多生活习惯已经被汉人接受了，比如胡床、交椅等。再到元朝，又被北方蒙古帝国入侵，而明朝也已经不再像汉朝那样的纯汉文化了，清朝更是延续了外来民族的政权统治的前例。
一、从汉和帝说开去汉和帝时代是汉帝国兴衰的关键时期。在他之前的三百年里，汉帝国虽有内乱，可始终有舵手能够将其驶入航道，帝国始终是兴盛强大的，但自和帝而降，帝国乱象丛生，而究其根源在于政治的败坏。和帝时起，宦官势力抬头，与外戚争权夺利，终于在桓灵时代取得决定胜利，东汉的外戚在才能上远逊西汉，而贪残不法却有过之。皇帝年幼时自然可以任由母后与外戚沆瀣一气任意摆布，但等到皇帝年龄渐长，对外戚的专权感到不耐烦时则需要依靠宦官的力量来排除外戚，于是乎，宦官与外戚便遵循这这个斗争公式撕了开来。就皇帝的立场而言，外戚权大时，可以威胁皇位，王莽便是一例，而宦官，六根不净之人是万没有做皇帝的资格，他们最多也就是贪财，再加上宦官本就是皇帝的家奴，接近皇帝，易于培养感情取得皇帝的信任。而外戚的权位则随着皇帝的更易与母后的死亡而变动，宦官则不大受此影响，于是在外戚与宦官的斗争中，公公们常能获胜。阉竖乱国，党锢之祸、黄巾之乱随之而起，各地军阀开始称兵。而从武帝以后历代迁移到帝国边境的外族，也趁此机会向帝国内部发展，最后在帝国的北部和西部他们渐趋强大，成为不可忽视的一支力量。而在外族中为患最烈的当属羌人与鲜卑人，正是为了抵御他们，汉帝国才不得不在边境屯驻重兵，由是军阀开始产生。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而若干军阀更是利用胡人组成强大的军队，这象征着汉人的尚武精神已日渐消失。二、为虺弗摧，为蛇奈何汉末乌桓的领袖蹋顿与袁氏联合，曹操统一河北后，于建安十二年打破蹋顿于柳城，降服其众，曹操把一部分乌桓人移到内地，施以军事训练，于是乌桓骑兵，名闻远近。然而魏因受吴蜀的牵制，对寄居于边塞的降胡，始终未能尽心管理。因此胡人得以自由发展，生齿日繁，逐渐向四处扩张，挤占汉人的生存空间，汉人四散流亡，于是边郡人口为之大减。整个北边成为胡人的殖民地。其后胡人不断向内地蔓延，最终于西晋末年，爆发不可收拾的大乱。三、八王之乱，五胡乱华轰轰烈烈、可歌可泣的傻逼八王之乱结束了，中国境内的若干胡族，也趁机脱离了晋室的羁縻。北方的胡族，其部落团结坚固，又复骁勇善战，已非疲敝不堪的晋室所能制，到晋怀帝即位，诸王的兵争虽然结束，可胡族的侵迫却接踵而至。终至十年之后，北方人被胡人赶到南方。四、尚武精神的消失三国时的魏蜀，常利用胡人与对方为敌，胡人越强，国人的尚武精神也就越衰。北方的战略要地，大都在胡人的势力范围之内，晋室的首都，处于胡人势力的直接威胁之下，充分暴露出危机。八王是王八蛋，可晋室并非没有能人，山阴令江统著《徙戎论》，建议迁胡族于塞外，并以汉人充实边境，严胡汉大防。可想要把自汉武帝时起三百年来陆续迁往内地的胡人于短期内迁出，又是一件工程浩大的事情，何况晋室忙于内争，暮气沉沉，已是一副行将就木的死样子，所以此事也就搁浅了。眼看着他起高楼，眼看着他酬宾客，眼看着他楼塌了。五、呜呼哀哉，大厦将倾东海王司马越因胡寇日盛，自请讨伐石勒，于是晋室朝廷重臣与名将劲卒全为他罗致而去。永嘉五年，晋怀帝因不满东海王司马越的专权，授意将军苟晞讨伐司马越，司马越一口气没上来，被气死了，太尉王衍奉司马越还葬东海，石勒率军击司马越，只会清谈的王衍怎是石勒的对手，于是晋军将士十余万众，无一得免，王公大臣，也悉数被俘，晋室武力，全部丧失。从此中华大地，群魔乱舞，整个北方逐渐陷入胡人之手，苍生凋谢，庐舍为墟，阵痛之后，胡汉融合，渐成一新的汉族，迎来强大的隋唐，这是后话，与本题无关，有机会再写吧。完。
八王之乱是拉力，生存艰难是推力
很简单，三国时杀人杀得太爽，汉人都自己杀的差不多了
&游牧人的抉择& 作者：凹凸天空
建安十五年（210），著名的铜雀台落成。曹操在铜雀台的附近大量种植了朱桔，但许多年过去，树上从来也没有长出橘子。这是十分奇怪的事情，直到东汉中期，河南省的柑橘类水果还可以大量收获，本不该有水土不宜的问题。
十五年后，曹操的儿子曹丕行幸广陵故城（今淮阴），准备举行盛大的阅兵式。戎卒十余万，旌旗数百里，都已经整装待命，然而扫兴的是，这一年冬天异常寒冷，水道冻结，战船竟然无法进入长江。
这样的大事，曹魏的史官当然会予以记录。而这也是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淮河冰冻的记录。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异常寒冷的时代。年平均气温，大概比西汉要低上2~4℃。对于中原地区的人民来说，这是个糟糕的问题，意味着粮食减产，一些果蔬不再能生长。而对更北方的游牧民族来说，更无疑是灭顶之灾。二 贫困的游牧者
草原能够提供的基本生活生产资料稀少，本不是适合人生活的地方。游牧者被农耕民族排挤、放逐于此，虽然硬是打通了一条谋生之路，但生活状况，总不会太好。
在汉族的农业精华区，只需要一亩土地，就足够一个五口之家生活。换成川西羌族地区那种较贫瘠的山地，要养活同样的人口，就需要6~10亩。而在蒙古的大漠草原呢？
一般认为，一户人家需要300~400只羊才够维持生活，每只羊需要20亩草场，也就是说，这个数字陡然飙升到亩。
所以，草原上能够养活的人口是很少的。贾谊曾经用轻蔑的口吻说，匈奴人的数量，不过相当于“汉之一大县”。
另一方面，游牧生活所需要的劳动力，却并不少。
一个徒步的牧人可以照管150～200只羊，骑马的牧人则可以放牧500只，两个骑马牧人协作，就达到了2000只。
这让人很容易想到，牧人们应该协同放牧以提高劳动生产率。
但游牧者却没有这样做。
这不是他们缺乏协作精神（事实是很多时候协作精神可以看作是游牧人群的优势），而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因为如果把所有的牛羊都集中在一起，那么一次瘟疫或者雪灾，就有可能毁灭所有的生命。所以，还是不要把鸡蛋放到一只篮子里，分散放牧，可以规避风险。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死结：游牧经济能养活的人口少，需要的劳动力多，永远处于紧缺的状态，永远不可能有多少剩余的财富。
三 来如天坠，去若电逝
游牧者确实被赋予了无与伦比的军事能力。
在严酷的环境中，游牧者磨炼出强健的体魄，残忍的性格和对一点点风吹草动异乎寻常的敏感。而平静的农耕生活，日复一日寒来暑往，一切似乎处于不变的循环当中，太容易磨损人战斗的意志和对信息的好奇。
冲向定居文明时，想到那些连绵的粮仓，巍峨的宫殿，娥眉广袖的汉家女子……每个游牧人的心中都充满了对子女金帛的热望，这太容易转化为高昂的斗志。而稍微远离一点边疆，农耕者可能就无法理解战争。现代人捍卫疆土的热情，很大程度是建立在发达的传媒手段的基础之上的。但是不可能想象会有这样的景象：
一个汉代的农民打开电视，看见屏幕上出现遍地的尸体，哭泣的妇孺，燃烧的房屋。一个主持人面对摄像机，一脸悲愤的对你说：半个时辰之前，匈奴骑兵刚刚突袭了我云中郡，造成了多少人口伤亡，多少财产损失……本台特派记者司马迁在现场为您报道……
所以内地居民也许根本感受不到战争的威胁。国家即使完全合理的征发，在他看来也是对自己生活莫名其妙的打扰，——何况即使目标合理，征发过程中也会充满了执行官吏的暴虐和讹诈，所以完全合理的征发古代根本不可能存在。缺乏训练，没有组织，毫无斗志的农民茫然的走上战场，以几十倍、数百倍的人数，却在出现时如天空坠落，离去时如闪电飚逝的游牧者面前毫无还手之力，实在是毫不意外的事情。
从这个意义上说，汉朝对匈奴的胜利即使不说是一个奇迹，也至少足够令人惊叹。
实际上，汉军的战斗力除了来自卫青、霍去病们的天才指挥和高素质的战士（号称正面对抗对胡人可以以一敌五），更重要的因素是背后那架高速运转的行政机器，后来的一份奏章总结道：
发三十万众，具三百日粮，东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后乃备。计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师老械弊，势不可用，此一难也。边既空虚，不能奉军粮，内调郡国，不相及属，此二难也。计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胜；牛又当自赍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卤，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军出未满百日，牛必物故且尽，余粮尚多，人不能负，此三难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风，多赍釜鍑薪炭，重不可胜，食糒饮水，以历四时，师有疾疫之忧，是故前世伐胡，不过百日，非不欲久，势力不能，此四难也。辎重自随，则轻锐者少，不得疾行，虏徐遁逃，势不能及，幸而逢虏，又累辎重，如遇险阻，衔尾相随，虏要遮前后，危殆不测，此五难也。
而这台行政机器居然硬是克服了如此之多的困难，完成了对前线的支持。当然，无可避免的，这也意味着这台机器变成了一只无休止的吞噬社会财富的巨兽。
所以更大的损失来自战场之外，史书中写道：“海内虚耗，户口减半。”
这样的机器，是不可能长期运转的。
而只要草原存在，游牧人的战斗力就不会减弱。
四 起火的世界
东汉，就已经是一个收缩型的政权了。
汉光武帝刘秀和他的功臣们眷恋东方的繁华，放弃了旧都长安，而选择了建都洛阳。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西方的情形：君士坦丁大帝要在东方的拜占庭建设一个新罗马，于是，拜占庭最终就抛弃了罗马城。
即使在西汉，东部地区也比关中更具经济、文化方面的优势。只是因为首都在那里，各地的社会精英才会源源不断的涌向关中。现在既然首都也到了东方，西部就开始有些被遗忘了。那里的汉人越来越少，官方统计，比之西汉末，东汉的关中人口减少了570余万。
而内附的南匈奴，和来自甘青河湟地区的羌人和氐人迅速填补了空缺。
天气正在一年年变得寒冷，当然，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当时人并没有清楚的意识到这一点，只看见游牧人不断离开自己的领地，涌向汉人生活的地方。即使是汉人抛置不要的土地，对这些来自寒苦之地的人们而言，大概也可以称得上“流奶与蜜之地”。
在最艰苦的环境里，由于劳动力紧缺，这些游牧人大多都有追求生育率最大化的婚姻习俗。比如父亲去世，儿子就娶父亲的妾侍；哥哥去世，弟弟就娶嫂子为妻。总之，绝不让任何一个女人的生育能力闲置。本来，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相抵消，所以这也仅是一个保持人口稳定的策略而已。但现在处身于良好的环境之中，死亡率大为下降，于是这些少数民族的人数就呈现出狂飙突进之势。
汉明帝时代，作为大将军窦固讨伐匈奴战略的一部分，投笔从戎的班超开始经营西域。西汉的经验已经证明，西域至关重要。丝绸之路的商贸意义并不是汉朝关注的重点所在，关键在于：歼灭匈奴主力如此的困难，那么更好的选择也许是，利用游牧经济的脆弱性，固守长城一线，让匈奴无法从农耕区获得补给，然后等待它自行崩溃。但是，那个时代的塔里木盆地有相当发达的绿洲农业，如果让匈奴得到西域，长城战略的意义至少要大打折扣。
班超在西域的努力非常成功，许多西域小国视他如父母。但这位天才的将军和战略家很快发现，自己需要克服的最大障碍，不是匈奴的挑战，不是西域小国之间无休止的纠纷，不是进入西域的汉人多半是流氓冒险家不易管治，而恰恰是东汉朝廷。
朝廷里的儒家官僚对西域的动乱云扰感到厌烦，尤其是，维持在那里的统治开销巨大，为了减轻人民的税负，为了让前线的士兵回家和妻儿团聚，他们建议放弃西域。
财政吃紧的一个原因，当然是人口数的减少。官方统计，东汉盛世的人口，比西汉大约少了一千多万。当然，多数学者相信，东汉的实际人口数至少不少于西汉，只是太多人依附于门阀，国家统计不到他们罢了。
对当时社会而言，这大概也未见得就是坏事，各方面的迹象都表明，东汉的社会经济之繁荣，大大超过西汉（当然我们也不能确定这两者间是否有因果关系）。但政府如何筹措传统的边疆政策所需的庞大开销，就成了一个巨大难题。行政官员的创造力倒也不容小觑，很快，一个聪明的法子被想出来了：既然少数民族源源不断的涌入，那就利用他们戍守边疆。
北方和西北，南匈奴是对抗北匈奴的重要力量。聪明的汉人将军，都善于利用羌人的内部矛盾，例如最为人诟病的段熲将军的对羌人的大屠杀，执行者也正是羌人。在东北地区，汉朝利用乌桓来对抗鲜卑，后来又向鲜卑人购买北匈奴的人头。
只要整体上汉朝实力还占据优势，这些少数民族都还乐于用命，屠刀挥向自己的同族兄弟并无顾惜。即使没有汉人，游牧人也本来就这样进行着自相残杀的游戏，现在游戏还有赏金，何乐不为？
看起来，这确实是个收效良好而成本颇为低廉的方案。当然，汉朝的君臣不知道，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罗马帝国正采用着同样的政策。
并且，不论是中国还是罗马，结果也没有什么不同。
东汉末，战乱、瘟疫、饥荒……接踵而至。中国的人口，跌到历史的谷底。到三国归晋之时，官方统计的人口数仅七百六十余万，比起之前的太平之世，“十不存一”竟似乎并非文学描写。实际人口当然不止此数，但类似赤壁之战这样决定历史命运的战争，曹操、孙权、刘备三方的军队数加起来，竟不超过二十万（《三国演义》中“八十三万人马下江南”的故事当然是小说家的夸张），也足可见人口之少了。
内迁的胡人和这些惨剧当然并没全无牵连，但总体而言，他们的损失不大。其结果就是，汉人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大为降低。
阎步克先生比照了多种人口史，修正后得出的境内外人口数的比例是：西汉末33:1，东汉后期17.8:1，西晋就仅剩3.4：1.
国内的主流历史著作，往往将后来的民族仇杀归咎于东汉时代就开始的汉人压迫。学者们罗列的事实大多没有问题，但如此总结，却至少有把问题简单化之嫌。
汉人掌握着先进的生产技术，有丰富的组织管理经验，也更习惯于高强度的劳动，这使得汉人人口虽然减少，但经济方面仍然占据着绝对优势。
经济差距本来就几乎一定会导致矛盾，而民族隔阂，则基本堵死了通过沟通消弭矛盾的可能。当经济优势和政治优势属于同一方的时候，通过建立威权体系，勉强可以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一旦两个优势分属双方，社会的撕裂也就难以避免。
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仍是难以解决的。耶鲁大学法学院的蔡美儿教授在《起火的世界》中指出，在俄罗斯和中东、东南亚、拉美、非洲的许多国家，市场和民主竟是两种难以并存的价值。因为市场往往把经济优势带给一个少数族群，民主则把必然把政治优势赋予一个多数族群，所以既市场又民主，对这些国家往往就是灾难的开始。
3.4：1的比例，看起来汉人还不是一个少数族群。但平土人脆弱，这一点点人口优势，已经完全不足以支撑政治和军事方面的主导地位了。
大分裂的时代终于拉开序幕。
1气候严寒，大批游牧民族南下求生存，事实上发生了民族大迁徙2汉末以来，北方反复发作的瘟疫，当时认为是伤寒，欧洲后来呼为黑死病，实际都是鼠疫。北方很多地区汉人的人口减少。3门阀贵族需要人口，人口就是财富。4自汉北征以来，大批被征服的胡族被引入汉地，一直到曹操都处理了大批匈奴人，安置在汉地。5八王之乱，最后引爆
我又要写费力不讨好的长文了，唉……1.西晋建兴四年，晋愍帝司马业乘羊车，肉袒，衔碧，走出长安内城东门，向汉赵帝国刘曜投降。自此，西晋正式灭亡。据说，俘虏晋怀帝司马炽之后，刘聪曾问他：你们家族之间互相骨肉相残，怎么会那么厉害？司马炽则回答说：天命在汉（汉赵政权），所以臣等要为陛下腾出地方。如果我家能奉武皇大业，家族和睦，陛下还如何能得到天下？在当时的刘聪和司马炽看来，西晋覆灭的原因，正是因为“八王之乱”，因为司马氏的内斗无休，才导致国家疲敝，使得匈奴能够最终得手。而这，也是后世很多人的看法。当然，到了现代，还要加上“因为席卷全球的冰河期，所以北方蛮族势必南下”的原因。但，恕我直言，对五胡乱华仅仅停留在这种认识上，未免太流于表面。八王之乱，是偶然——如果贾南风不弑杀司马遹，司马伦能否篡位还尚未可知，后来的兵戈大起，也不一定会出现；司马颖放跑刘渊，也是偶然——如果刘渊没走，匈奴五部就会失去向心力和主心骨，也就没有后来的汉赵帝国；司马越出走洛阳，带走了西晋帝国最后的主力，也是偶然——他完全可以选择与司马炽共同守卫洛阳，会有什么样的结局，还不好说。于是在有些人——事实上是大部分人——看来，各种偶然，促成了必然。这就是西晋灭亡的原因。可，不好意思，这种说法，我不能苟同。没有八王之乱，只会延后蛮族入侵的时间，但，总会有那么一个节点，他们还是会来，早晚会来。没有刘渊，还有王渊陈渊李渊诸葛渊，总之，胡人根本不会停止自己的脚步。五胡之所以乱华，必定存在一个必然，一个符合人类发展规律的客观事实。那究竟是什么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把目光放到远处。2.中国陷入五胡乱华南北分裂的乱局时，欧洲大陆的东西罗马帝国，也在饱受蛮族侵略的困扰。对这支入侵的蛮族，西方为他们起了一个直到今天想来都让人恐惧的绰号：上帝之鞭。毫无疑问，阿提拉和他的军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武装力量。他入侵过波斯，围攻过君士坦丁堡，让罗马人、波斯人、以及蛮横的日耳曼人都谈之色变。有趣的是，阿提拉，和汉赵帝国的创始者刘渊有着几乎相同的经历：刘渊做过曹魏帝国的人质，而阿提拉，也做过罗马帝国的人质。但是，东西两位匈奴部落的领袖，最终却走向了截然相反的道路：刘渊带领他的匈奴民族迅速汉化，建立的国家，也叫做“汉”，而不是匈奴；阿提拉则毕生都坚持牧民的生活方式，住营帐和木屋，生活简朴，完全没能融入到西欧的生活方式中去。这就很有意思。更有意思的是，罗马帝国的结局也和中华帝国不同。就在阿提拉横扫西欧不久，日耳曼诸部落就攻进了罗马帝国的领土。他们在罗马的土地上建立了无数个国家，比如西哥特王国、汪达尔王国、法兰克王国、英格兰王国，等等等等，其时局之乱，与五胡十六国很有一拼。总之，西罗马帝国就此覆灭，再也没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尽管后来的东罗马帝国一向认为自己是罗马人，但这是一个完全迥异于原罗马的新国家，大家也习惯称呼他们为，拜占庭帝国。而东方的中华帝国，却在汉人皇帝杨坚的带领下统一了全国。中华文明——或者说汉文明，也由此重新建立起来。为什么呢？为什么罗马帝国灭亡了，他们的文明和传统也随之灭亡；而两晋甚至达到了“亡天下”（顾炎武语）的程度，汉文明却还能重现辉煌呢？3.罗马文明，原本就是一个次生文明。这原本是一个肇始于公元前八世纪的部落，在它发展做大之前，早已有过西亚文明、埃及文明、希腊文明，和远处的波斯文明。而这也就意味着，古罗马的发展之路，一直在借鉴其他文明的先进之处。比如竞技场、浮雕、元老院、以及短暂出现过的城邦制，都来源于希腊；而中央集权的帝国和行省制度，却有着波斯帝国曾经的影子。所以，当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日耳曼人根本不用照抄罗马的样子去建设一个新罗马。于是，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就这样被日耳曼人在西罗马的土地上创造了出来。而发源于黄河流域的中华文明，却是东亚地区土生土长的原生文明。南亚次大陆上虽然出现过印度文明，但由于喜马拉雅山的阻隔，至少在佛教传入之前，这支文明还不可能影响中国。因此，对入侵西晋帝国的胡人来说，需要面对的只有两条路：要么继续保持自己的部落生活方式，要么，与汉文化同休戚，把自己变成汉文明的一份子。无疑，胡人选择了后者。4.很显然，魏晋两朝的民族政策是有问题的。比如，直到今天，我们依然按照习惯，将匈奴、鲜卑、羯、氐、羌合称为“五胡”，而这个“胡”字，按东汉《说文解字》的说法，原本是用来形容“牛顄垂”的。也就是说，在当时汉民族的眼中，生活在边陲的这些少数民族，不过是连牲口都不如的人类。因此，汉人一向喜欢压迫胡人，把他们当做奴隶对待。比如陈群之子陈泰出任并州刺史之后，就曾有很多权贵求他帮忙购买一些奴隶。还比如，后来大名鼎鼎的石勒就做过汉人的奴隶，而且从其生平来看，做奴隶，是连名字都没有的。这自然会造成民族矛盾，为帝国的长治久安埋下隐患。陈泰似乎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因此，在并州刺史任上，他对胡人采取了怀柔政策，把他们当做人来看待。不过，仅凭陈泰一人，根本无法扭转长期弥漫朝野的胡汉政策，胡人与汉人，必然要爆发矛盾。所以，在刘渊起兵反晋之前，刘宣曾鼓动他说“晋为无道，奴隶御我”。这不仅仅只是说辞，而是深刻的现实，是胡人对汉人深入骨髓的仇恨。因此，胡汉矛盾，才是五胡乱华的深层次诱因。当这股诱因伴随一个大的历史趋势产生的时候，五胡乱华，也就产生了。这股历史趋势，就是民族大融合。5.事实上我一直很奇怪，为什么人们在谈论五胡乱华，谈论十六国，谈论南北朝的时候，会忽视或弱化民族大融合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似乎很多人都认为，民族融合，只是五胡乱华所产生的结果，但在我看来，正是因为有了这股席卷世界的民族融合，才会出现后来的魏晋南北朝四百多年的坎坷之路。比如，阿提拉死后，他的匈奴帝国随即瓦解。没有了阿提拉的匈奴人很快就从历史上消失了，他们融入了欧洲，据说从蒙古人种变成了雅利安人种。另有说法是，如今的匈牙利，就是这支匈奴人的后裔建立的。至于攻灭了西罗马帝国的日耳曼诸部落，也通过强奸、淫乱、通婚等等做法，消融了罗马的原住民，完成了欧洲的民族融合。还有多年以后的公元五世纪，源自通古斯人、马来人、印支人和汉人等诸多人种的大和国征服了日本诸部，才有了后来的大和民族。而东北亚的高句丽在与曹魏的战争失利之后，不得已南下朝鲜半岛，与百济、新罗争夺领土。当然，李氏朝鲜和朝鲜民族的融合诞生，还要在若干年以后。可以说，在这股民族大融合的历史潮流之下，汉民族几无逃脱的可能。民族融合，从来没有教科书上撰写的那么轻松，那么和谐，它向来伴随着战争、血腥、屠戮和死亡。只不过，如今我们读到这段历史，读到那些数以十万计死去的生灵时，只能心生悲凉，默然无语。这样的民族融合，我们确实不想要。6.所以，中原民族的民族融合必然要发生，而五胡乱华，就是民族大融合的前夜。刘渊起兵反晋的时候，曾说过一句话：大禹出自西戎，周文王出自东夷，这天下，向来是谁德行高谁做皇帝。在当时的他看来，匈奴入主中原，统领天下，并无不可。毕竟周王室就是蛮夷，不也赢得了天下人心，传世八百余年吗？于是，刘渊打着恢复汉王朝的旗帜，自立为汉王，并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公元308年，他正式称帝，并在不久以后，派遣“大汉”军队南下，讨伐西晋。但，对这个匈奴人主导的“汉”，中原根本就不认可。即便你姓刘，即便理论上你是汉王朝的外孙子，即便你受的教育和生活习惯都与汉人无异，可你是胡人，这一点很重要，永远都不可能改变。据说，晋愍帝被俘之后，刘聪外出打猎，曾让他身穿盔甲在前面领路。这显然是一种羞辱，可他没想到的是，沿途的百姓见到这般情景，纷纷忍不住流下了眼泪。那时刘聪的心里，一定五味杂陈。民族认同，身份认同，是一个大问题。胡人决心融入汉文化，可要让汉人接受这胡人，还要等很多年。也许美国人可以通过一场南北战争，让黑人真正融入白人社会，但我们不行。从两晋到隋，我们走了324年，才把这条路走完。7.因此，我认为，如果不能把“五胡乱华”放到大的历史背景下去看，那么，这段历史其实毫无意义。八王之乱造成了晋室衰微，这是内因；气候变冷造成了胡人南下，这是外因。可如果不能抛开这种表面的原因去研究其实质，我们读史又是为了什么呢？两晋南北朝的这三百多年，国家动荡，人心涣散。胡人与汉人有矛盾，士族与皇权有矛盾（东晋），士族又与寒族有矛盾（刘裕既出身寒族），玄学和儒学还有矛盾。这种激荡的历史时期，是中华民族必须要走过的路。但，最终的结局是，胡人消融于汉，士族门阀政治在科举制出现后逐渐没落，玄学则在政治的强力施压下退居二线。华夏文明到底还是在一场惨烈的搏斗之后，站到了胜利者的舞台上。也许，汉人的所谓“血统”，确实从来没有“正统”过，但相比逝去的西罗马帝国，以及希腊、波斯、埃及、巴比伦等帝国，我们的结局，实在要好的多。也许，中华民族确实具有很强大的包容力。8.本文部分引自易中天《南朝，北朝》，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佚名《两晋南北朝十二篇》，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佚名《西罗马帝国的最后时光》
找外面的人来打自己家里人，结果外面人进来之后就不走了，主人全部被赶走了。就是这么一个悲伤的故事
五胡乱华的根本原因有三个，一个是东汉时迁徙大量胡人进入内地，第二是士族制度，这个历史更悠久，东汉就是在高门士族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曹操虽然唯才是举但是也无法动摇士族的根基，毕竟他自己就是在士族的支持下起兵的，而曹丕的气量就更加无法使得其采取措施来限制士族的实力。没有贾后乱政和八王之乱，还会有别的导火索的。三是由于当时面临全球性气候寒冷，草原上很难生存，游牧民族为了活着只有南下入寇中原地区。如果中原地区能够抵挡的话，这些游牧民族就只有详细寻找出路了。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中央政权的力量被严重削弱,地方州郡各自发展自己的军事势力,分裂其实已经形成.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击溃各路皇族势力与割据豪强,以及北伐鲜卑,的确是奸雄大才,但是毕竟他不是不死超人,有生之年不可能将反对势力与其他割据统统消灭!
各位高手说的很到位了，我画蛇添个足。有一点请注意：把东西方的历史串联起来，会发现，“丢人”的不止是汉人，不止是司马家。在地球另一边，另一个文明的种族——罗马人，也遭受着蛮族——日耳曼族——的入侵。相比而言，他们的结局更可怜。这里的“日耳曼”不同于后来我们说的“德意志日耳曼”，而是对当时聚集在罗马帝国四周的野蛮民族的统称。历史是有规律的，可见，当时的主流就是“蛮族入侵”。为啥？从入侵者角度看，客观环境在萎缩（气候变冷等），主观需求在增大（人口增长、文化进步等），两者尖锐的矛盾让这些种族不得不“铤而走险”。从中原民族角度看，1、连年战争+饥荒+瘟疫（建安七子里有五个死于瘟疫，这是多么高的死亡率！），让人口锐减；2、两汉正统王朝毁灭，曹魏短暂的政权（唯才是举）毁灭，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完全士族化的、靠阴谋上位、道德沦丧的司马政权，这一点大大破坏了中原政权的精神寄托和道德底线（这个真的很重要）；3、这个司马政权普遍愚蠢，连年内乱，内部力量消耗殆尽；4、中央弱则地方强，地方大量使用迁入内地的胡人胡将作战。结果，乱了！但同时我也要说，汉民族的文化真是深不可测，这样折腾了近四百年，竟将蛮族一一同化！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汉武之后,羌胡一直被欺压,很多时候,一个部落的人马看到几个汉军,第一反应就是丢下武器,跪在地上等汉军过去,别杀自己.后来三国末期,中原人口大幅度减少,羌胡还是不敢动,知道西晋出了几个名垂千古的脑残,羌胡也只是试探性的打了一下,咦,没还手?在打一下?咦,被打哭了.我靠,喊你原来高高在上,弟兄们,冲!原来高高在上的跌落凡尘后,人人都喜欢上去踩一脚,不然就可能只是五胡侵华,而不是乱华了.举个例子，如果某天某个女明星沦落到站街女，我可以肯定的说，就算她技术为0，而且比其他姿色好的贵十倍，也会有一大堆排队的等着嫖}